——以北宋古文为例
一、书籍刊刻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鉴于文本阅读所蕴含的文学传播本质，我始终认为书籍刊刻与社会好尚、需求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就社会需求当中的文学消费（接受）而言，一方面，刊刻书籍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的喜好与趋向也反过来影响着书籍刊刻的种类和数量。北宋熙宁四年，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一文中说：
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缙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可笑。……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苏轼文集》卷25）
苏轼所论，说明一时间的风尚绝对可以影响当时书籍刊刻和售卖的社会趋向。其他又如北宋穆修刻印韩柳集，起初未被接受，其中可能有原因多种，然而“不合时宜”却是最为主要。因为在北宋初年，科举考试和社会对文学的喜尚，不是韩柳文章，而是以杨亿等馆阁文人所作的“时文”。这类作文讲究对仗工整，用典绵密。台湾政治大学刘祥光引了辛弃疾应科举为例证，也认为当时士子考科举须读“时文”一类的参考书。只是对于“时文”的定义，说法稍有不同。刘祥光更强调了“时文”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概念，其撰文也是为了探究“时文的发展，研究它们对考试及社会的影响”(3)。而苏州大学罗时进则说：“‘时文’真正作为一个十分明确的文体类别概念是在宋初提出的。”(4)我们这里所讲的“时文”，主要也是指穆修时代的社会流行文章。穆修生活在北宋初期，这一时期若论文章流行，主要有两种样式：一则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文体。此种文体继承了五代以来的骈俪，又多有学问典故加其身。另一则是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即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抹倒的所谓“太学体”的诗文。据《长编》（卷185）记载：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牓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
实际上，西昆四六与太学奇僻棘句之文在当时社会实有交叉相融之势。它们相对于此后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古文，在“平易”、“流畅”以及“表情达意”等方面都有缺陷。关于当时社会流行的文章风气，朱弁《曲洧旧闻》记载：
旧说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十字小简，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人所及。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文采也。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专为之者，亦各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而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中，傅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
按朱弁记载，在古文未行之时，北宋社会即便是平常留言的便条短简也多用韵文四六，早年的欧、苏等人亦是如此，这是当时的风尚所致。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8）也说北宋初年是“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的文风。自然，人们当时趋向这样的“时文”，世上所传的是《宋景文公刀笔集》那样虽有奇险，然更讲究“三字韵语”的文章。据载，当时作“时文”者，科举多能中第，情形正如欧公所言“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苏舜钦兄弟与穆修“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5)。所以，穆修卖不出韩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欧阳修年轻时迫于当时社会好尚，科举喜好，也曾写作这样文章。《东轩笔录》（卷12）载：“欧阳文忠公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天圣已后，文章多尚四六，是时随州试《左氏失之诬论》，文忠论之，条列左氏之诬甚悉，其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这次考试内容是归纳《左传》的荒诞记载，欧阳修说了四件事：宋国曾有块石头会说话(6)；鲁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灵降临莘地；鲁庄公十四年，郑国都城有两蛇相斗，城外的蛇咬死了城内的蛇，暗示郑厉公要回国复辟；鲁文公二年，夏父弗忌尊崇鲁僖公，将僖公神主牌位排在其父鲁闵公之前，导致新鬼的等级身份比旧鬼要尊贵、盛大。欧阳修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因为“逸韵”（不合官方韵脚）而落榜。此后，欧阳修也没有将此类文章收入集中，故魏泰在《东轩笔录》（卷12）中也说：“今集中无此论，顷见连庠诵之耳。”据说，等到欧阳修中举后，后悔不已，遂决定改变时文，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古文运动。待到古文运动得到社会承认，韩柳文终于成为范文标准。自然，古文类的印版书籍，社会需求大增，其种类和数量亦大增。故千家注杜诗、韩柳文章传天下，皆有赖此时印本书籍传播。常理上说，应该是社会好尚风气首先影响书籍刊刻。譬如，如果社会需要佛经，那么刻印佛经就成了有利可图、功德无量的事业。如果一个时期，社会仅需要占卜、算卦、历日这类的书籍，那么柳玭见到市面多字书小学之类印本，也就十分正常而勿须惊讶的了。然而，北宋古文运动的开始阶段，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是几个热衷古道的儒生痛感时弊，感到必须改革时文。加之，他们看到了六朝以前古文及韩柳之文的好处，于是，他们希望通过个人不断的呼吁和率先垂范力行，来推广自己的文学复古主张。最后，他们很快看重了印刷术的技术优势，意图通过大量板印古文，传播推广古文观念。这显然是个人文学主张来推动、影响书籍刊刻，以期达到转变社会文学审美好尚之目的。
柳开、穆修等人改革古文的努力失败，除了他们个人创作成就不大、地位不高，没有影响力之外，我们还需看到，当时的社会好尚和文学审美取向不重古文，穆修等人欲强行以个人审美取向扭转社会文学审美好尚，所以不能成功。社会好尚和文学喜好到了欧阳修等人生活的时期，情况有了变化。因为时文流行已有多年，如今时代变了，人也变了。社会普遍对当时的所谓“时文”开始厌倦，迫切需要改变陈旧的文学样式以适应士风的审美转向。欧阳修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记旧本韩文后》）故有学者认为：“‘时文’在当时之所以流行，除了在形式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之外，还在于其后蕴藏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目的，联系着一个万丈仰瞻的理想。……仁宗景佑初年以后，石介等人深以西昆体之穷妍极态为病，认为它有伤圣人之道，大力提倡柳开等人倡导的古文，在文坛上掀起一股反对西昆骄文的浪潮。”(7)其实，这也只是公论，我们要关注的是“时文”对于当时文人在“形式上有审美意义”。对于西昆流行所造成的审美影响，杨亿自己也称其为“雕章丽句，脍炙人口”（《西昆酬唱集序》）。
西昆体之后，太学体以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珍，新弊复作。”（《谢欧阳内翰书》）由于风格改变过巨，并不符合北宋文人风格渐变的审美取向，故其虽为古文，却不为当时名士所喜爱。在痛感“时文碟裂诡异之弊胜”的情况下，欧阳修“思有以救之”(8)。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生逢其时，历史也给了他们“知贡举”的机会，多种因素综合叠加起来，才最终造就了北宋中期古文运动的成功推行。
二、北宋古文理念的确立
谈论北宋古文理念的接受和传播及其最终确立，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才是北宋的古文理念以及这些古文理念的来源？
（一）北宋对前代古文作品（理念）的传播
我们说过，北宋文学是对晚唐五代以来文学的历史继承。至于北宋古文理念的由来，亦是如此。王水照说：“自赵宋立国至欧阳修及第是宋文发展的第一时期。其间又以柳开谢世（1000）界为两段。宋初40年，由于前代散文发展的惯性与当时特定文化环境的结合，孕育了五代派与复古派的相继产生，其后西昆派崛起，古文派抗衡，从而构成了宋文前期多派并峙、相映生辉的局面。”(9)
在宋文诸派当中，五代派是北宋最早的文章派别。五代派以南唐降臣徐铉为核心，其羽翼包括陶谷、张昭、张洎、李昉、李至、宗白、吴淑等北宋早期著名的文臣。五代派诸人文章各有特点，但风格靡丽，喜用骈语是其共同特色。宋初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则是柳开、王禹偁。与五代派相反，宋初复古派主张“以宗经尊韩相号召，倡导文风复古而力涤排偶，反对浮丽，强调文章济世致用，关注现实，主张贵实尚散，传道明心，要求语言自然平易”(10)。复古派在柳开、王禹偁相继去世以后，宋文又有新的发展。
大概在宋真宗祥符、天禧年间，北宋官方又有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为代表西昆派的崛起。西昆派“为文宗法李商隐，贵骈尚丽，讲究辞采声韵，风格富丽精工，宏博典雅，尤以气势为胜”。与此同时，民间也并行存在有以穆修为核心的古文派。穆修的文章基本上“沿溯韩、柳，风格简古自然，明白晓畅，不用涩语奇字”(11)。然而，在新一轮的骈古文较量中，古文派明显仍处劣势。具体事例就是，穆修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校订整理并募资刻印韩、柳文集，亲自在相国寺售卖，而结果并不如意。祝尚书将第二轮骈古文较量中古文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柳开、王禹偁以及孙何等相继去世……宋初古文运动的主力队伍丧失殆尽，又没有产生足以担当领导重任的后起作家，加之柳开等人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的严重失误，于是骈文势力重新高涨，进而统治了文坛，宋初古文运动归于失败。”(12)因此，在北宋建国初期宋文派别的对抗中。尽管它们各自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立场，然而，从总体上看，宋初文章中骈体仍占上风，而用骈体写文章，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晚唐五代以来文学观念及审美风尚的惯性影响。所以，谈到北宋古文理念的由来，自然也就是对唐五代以来前人古文观念的继承。当时情形或许正如朱自清所说的那样：“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13)
既然北宋初期的古文观念是对前代古文观念的历史继承，那么它继承的是前代哪些人（或作品）的古文观念呢？柳开、王禹偁对于北宋古文创作，乃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柳开、王禹偁的古文创作所接受的基本也是韩、柳的古文观念。柳开（948—1001），字仲涂，大名人。据说，柳开从少年时起就崇拜韩愈、柳宗元，并以“肩愈”、“绍元”自命，但是此人在古文创作实践及理念方面贡献不大。王禹偁与柳开相比，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大的成绩，其更为北宋古文复新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出于对晚唐五代以来文风的不满，与柳开一样，王禹偁也主张文章要以韩愈、柳宗元为榜样。他在《再答张扶书》一文中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由此可见，韩、柳二人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此外，从诗歌中亦可看出，王禹偁对自己的要求是，文学远祖六经，近师韩柳，而诗歌则学李杜。《玉壶清话》（卷4）载有太宗皇帝邀王禹偁侍宴琼林一事。其文载曰：
太宗独召至御榻，而诫之曰：“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禹偁泣拜，书绅而谢。
这个故事似乎说明，即便是太宗皇帝也承认王禹偁的文章应与韩愈和柳宗元同列。柳开、王禹偁之后，到了穆修等人为代表的古文派，其所接受的仍然是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观念。穆修在晚年所写的《唐柳先生集后序》中曾高度地评价了韩、柳古文的成就，并明白地讲述了自己研读和整理韩柳文章的经过。(14)
穆修以后，欧阳修接过了古文复兴的大旗，其所秉承的仍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观念。这在欧阳修所著的《书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说明甚详。《神宗旧史·欧阳修传》载：“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继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15)苏轼也评价说：“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序》）对此，程千帆也说：“欧阳修关于复古革新的理论上承王禹偁，下开苏轼。……在尊韩、学韩方面，和王禹偁一样，他推动韩愈的文学成就，而不同于柳开、石介，一味地着重于韩愈的道统。”(16)这也说明了，欧阳修继承王禹偁即是继承了韩、柳，也即是继承了韩、柳的古文观念。因此，总体上看，北宋对于前代古文作品（观念）接受的直接源头还是对于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作品（观念）的接受。因此，钱钟书说：“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17)
前文曾经论述，文学观念是附着于书籍文本而传播的。所以，对于北宋那些有志于古文复兴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尤其借助雕印印刷，从而更广泛更迅速地传播韩、柳书籍文本成了昔日的当务之急。于是，唐代士人那些“关于‘道统’、‘性情’、‘古文’的叙述正好成了宋代士人思考的起点，孙复、石介、穆修、柳开以及欧阳修等人对韩愈及其所谓‘道统’、‘古文’的推重与鼓吹，渐渐把韩愈关于历史与传统的想象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资源，支持着北宋士人对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建”(18)。
前面我们列举了北宋雕印的前代经、史、子、集各部书籍，总体上说这些印本书籍对北宋士子文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若要以古文为例论述，对于北宋古文影响最大的印本书籍，直接莫过于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集子。我认为韩柳文集对于北宋古文家的影响，不仅是创作技巧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由此，我赞成葛兆光所说，北宋士人“把韩愈关于历史与传统的想象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资源，支持着北宋士人对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建”的说法，因为韩愈和柳宗元对于北宋立志古文的人士来说，就如同是两面永远不倒的“旗帜”。我们以韩愈、柳宗元的印本书籍为例，统计出北宋时期韩、柳两人书籍的版印情况如下：
韩、柳北宋印本情况略表
续 表
附注：
①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②同上，第239页。
③同上，第258页。
④同上，第271页。
⑤同上，第273页。
⑥同上，第279页。
⑦同上，第317页。
按：有关韩愈集本印刷流传情况，详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柳宗元集本印刷流行情况，详见《柳宗元集》第四册《校点后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据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说，现存韩愈集本有13种，分属于3个不同系统。其中现存有潮州本《昌黎先生集》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杭州刻本，但它的祖本却是北宋大观年间的潮州刻本。
据刘真伦考证，“宋代曾经流传过的韩集，现在绝大多数已经失传，其中有线索可考者102种”(19)。在两宋时期就有五百家注韩的说法，仅北宋时韩愈的别集注本就为数甚多。而总体上，韩集印本又可分为北宋监本和南宋监本两大系统。此外，早先韩集已知的还有南唐保大本(20)。而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一书又说：“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这里的蜀本与嘉祐六年苏溥所刻的蜀本是否同一版本？刘真伦认为应该是同一版本。
我认为，如按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所云当时之年龄与嘉祐六年对照。欧阳修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而嘉祐六年是1061年。按嘉祐杭本所录162字《书旧本韩文后》所云，欧阳修是十五六岁见到旧蜀本。那么此蜀本当印行于1021至1022年之前。由此，我认为，现今已无法证明欧阳修所见之蜀本与苏溥嘉祐所刻北宋蜀本是同一版本。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版本，那么从时间先后上说，就必须先证明欧阳修所见之蜀本是苏溥蜀本的母本——即苏溥本是按欧阳修所见蜀本同一版刷印的。如果不能证明如此，那就是说在苏溥蜀本之前，还有一个更老的蜀本在社会上流行。而刘真伦对此版本最后的结论性说法，我十分赞同。此结论认为欧阳修所见之版本的刊刻时间，至少得推至北宋初年甚或是五代。(21)
正如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一书中所叙述的那样，韩愈集子在宋代版本众多且流传的情况十分复杂，而其在北宋的印本流传更是难以完全弄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北宋监本韩集以及北宋蜀本、杭本等多版本韩集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韩愈书籍印本在北宋流行的繁盛状况。
而关于北宋古文的另一个榜样柳宗元印本书籍在北宋的出版流行情况，中华书局《柳宗元集校点后记》一文载曰：“刘禹锡编的《河东先生集》，共三十卷，至北宋时已很少流传。据穆修在《河东先生文集后序》中说，他多年来想找一部完整的柳集而未得，直到晚年才见到一个本子，‘联为八九大编，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且‘书字甚朴，不类今迹’。(22)从卷数来看，它已非刘禹锡原编旧本。这个本子，经穆修校定，曾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重刊行，称《河东先生文集》。”由此，可以说明一点，即在穆修之前，柳集由于不受重视，其在社会上流行也无法可考。而穆修之前的本子多有残缺，所以穆修直到晚年才见到一个卷数不少于刘禹锡所编柳集的本子（即比三十卷多），于是他只好将就用这个本子校订并作为后来雕印底本，来推动自己改变时文，恢复古文载道的理想事业。
穆修之后，北宋柳集印本情况又如《柳宗元集校点后记》所云：“穆修校定的《河东先生文集》，用大字刊行，因为它出自穆家，又盛传是刘禹锡旧本，因而所最广。据沈晦说，当时流传的柳集，除了出自穆家的四十五卷本，还有小字三十三卷本、曾丞相家本和晏元献家本三种。沈晦在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校定刊行《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时，以为出自穆修家的四十五卷本就是刘禹锡所编，所以便‘以四十五卷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作外集’。”(23)由此，按照沈晦生活在北宋徽宗时期的事实，我认为穆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宋曾经出现了好几种版本的《河东先生文集》。这说明与穆修时代及其以前相比，北宋中后期社会对于柳宗元书籍的关注程度明显强于北宋前期。遗憾的是，“穆修本、沈晦本，以及北宋刊行的其他诸本，都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他们仅存的序跋及有关史料中略窥其概貌”(24)。而如果沈晦所云“小字三十三卷、曾丞相家本和晏元献家本三种”可确定为印本的话，更加说明北宋中后期柳宗元诗文拥有大量来自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好者，由此当时社会上才会有多种柳宗元印本书籍出版流传的状况。至于韩愈、柳宗元在北宋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或许正是古文运动和相关古文印本书籍共同推动的结果。于是，我们亦可感受到，随着韩、柳印本书籍的大量印刷和传播，以韩、柳为代表的前代古文观念也随同这些书籍广泛传播于北宋广大士子文人当中。至于后人对于前代文人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其情形正如金元浦所说：“有些作品在其诞生之初还没有赢得专门的读者，它们彻底打破了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读者只有在逐渐发展后才能适应作品。而当先前成功作品的读者经验已经过时，失去了可欣赏性时，这就说明新的期待已达到某种更为普遍的水准。也就到这个时候，它才具备了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25)
北宋初年，人们对于韩柳作品的认识接受的过程与此相类似。我认为，当年穆修在相国寺贩卖韩柳集印本之所以不受欢迎，除了与穆修本人迂腐，不知变通，没有经营头脑的原因以外，更与当时的社会审美好尚还没有认可韩、柳文章有关。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曰：“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由此可见，在西昆体盛行的时候，宋人争效之，《西昆集》等这类骈体诗文的书籍自是大受欢迎，而唐代诗人的诗集却是“几废而不行”。故《东轩笔录》（卷3）论及此事时也说：“文章随时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宋史》卷442《穆修本传》说：“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
从前面的“学者稍稍向之”，相比于“天下学者靡然从（西昆体）”，又比较穆修“独以古文称”到他最后穷死的命运。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的社会文学好尚主流并非古文，而是西昆体的骈文。否则，穆修的命运当不至于此。又，《侯鲭录》（卷2）有载：“狄遵度，字符规，枢密直学士棐之子。敏慧夙成。当杨文公昆体盛行，乃独为古文章，慕杜子美、韩退之之句法。”此记载，更佐证了当时古文的“孤独”。
为什么韩柳的散文作品在穆修时代没有得到太多重视，而到了欧阳修之后却成了热门的抢手货呢？这是由于一部作品的艺术特点在其初次遇到的视野中往往不能被立即感知到。因为新作品与其第一个读者之间的距离有时是如此之大，以致需要一个很长的接受过程，在第一视野中不断消化那些没有预料到的、超乎寻常的东西。因而，作品的本质意义就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文学演变”通过更新形式的出现，实现了视野的融合与提高，才使人们得以理解先前曾被误解的过去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上某个曾经默默无闻的作家或一部当初影响甚微的作品在若干年后会被“突然发现”，为读者所欢迎、所喜爱，甚至掀起一股热潮。如同陶渊明作品湮没于唐代，却兴起于宋代一般。由于新的接受视野恢复了原先作品与读者间的现实联系，变化了的审美态度愿意转回去对过去的作品再予欣赏。(26)欧阳修所做的就是将韩柳古文与现实需要发生审美联系。
据《东轩笔录》（卷12）载，欧阳修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而“天圣已后，文章多尚四六”，是时欧阳修“随州试《左氏失之诬论》”，其有警句曰：“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而其所作此类四六文章的“奇警之句，大传于时”状况，再结合欧阳修在《书旧本韩文后》所描述自己少年时第一次接受韩文影响的情形，(27)而《神宗旧史·欧阳修传》又有“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继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的说法，基本上可以看出，宋人对于韩愈古文作品接受与传播的轨迹，比较符合金元浦等人所阐述的文学作品接受及其演变的规律。由于时代变迁，欧阳修等一批新的士大夫文人走上舞台，他们以“新的接受视野恢复了原先作品与读者间的现实联系，变化了的审美态度愿意转回去对过去的作品再予欣赏”。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欧阳修时期，韩柳等人的（抄、印本）书籍得以较为完整地传播到北宋文人手中的必然结果。
随着北宋书籍印刷事业的发展，韩、柳印本书籍相比于北宋建国之初，在社会上有了更为广泛的印刷与传播。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北宋文人士大夫先后接触阅读了这些引发他们心灵审美愉悦的印本书籍和作品，并自觉地接受了其中蕴含着的古文观念或理论认识，这些到后来也成了触发北宋古文变革的思想利器和理论利器。那么，北宋究竟接受了前人怎样的“古文”观念和理论利器呢？由此，什么是“古文”，北宋文人心目中的“古文”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自然成了我们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
当然，关于什么是“古文”，什么是“时文”？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各自差异性的认同。清代康熙三十七年，钱陆灿在《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一文中说：
夫文既号而读之曰古，则必也其理、其意本于经，其格、其局法本于史，即锻字琢句本于古作者，如马、班、范、韩、柳，不同于今之谓古，先儒已言之矣。韩昌黎，古文也；欧文，今文也；反不如唐人四六，犹有古意、古字句。今自专主欧、曾之说兴，近来学者不读书好学，竟以时文家八股语助为古文，而侈然号而读之曰古文，是又不如成、弘、正、嘉先辈程墨，犹有古意、古字句也。(28)
这里，钱陆灿所说的是其族祖钱谦益的古文标准。钱陆灿评价钱谦益“论诗则推茶陵（李东阳），论文则推震川（归有光）”，钱谦益所自为文则是以司马迁、班固为榜样，“拟蔚宗而极于三国、南北史、六朝、唐、宋之作，不名一家，不拘一体”(29)。
按钱谦益的看法，什么是古文？韩愈所写的是古文，而欧阳修的是今文。古文在理和意两方面要以儒家经典为根本。格，何为格？我们常说人格、诗格。文亦有文格，即文章的格调。在格调和局法上要以历代史书为本，字句上要学习和模仿司马迁、班固、范晔、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的语言字句。
钱陆灿认为，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古文，当时人们没有很好地辨别清楚，错误地将欧阳修、曾巩等人今文的八股语当成了古文。并且说欧、曾等人文章反而不如在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时的明代复古派先辈（如归有光等）的文章有古意和古字句。陆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欧、曾等人的文章不符合他说的古文标准——即古文在理和意两方面要以儒家经典为根本，在格调和局法上要以历代史书为根本，字句上要学习和模仿司马迁、班固、范晔、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的语言字句。实际上的情形是否如此呢？如果陆氏的说法基于对当年欧、曾二人文章基本事实的了解，那么我认为钱陆灿评论欧、曾二人文章不是古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二人文章在“理和意”方面没有本于“经”。因为按欧阳修参与了《新唐书》、《新五代史》修撰的史实看，其对于史书是颇为了解，应该说其文章格调局法“本于史”是没有疑问的。而字句学习模仿司马迁等人更是细枝末节，讨论意义不大。
我认为，宽泛地说，所谓“古文”其实是相对于“时文”而言的，就是早于当下时代以前的散体文。尽管罗时进等人认为“时文”作为一种明确的文体类别概念，在北宋有“趋时”和“干时”的双重含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分别指示的有“五代体”、“西昆体”、“太学体”，以及熙宁改革后骈散兼采的经义和政论文，其有一个渐进式的指代进程。(30)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宋人而言，古文必不指北宋时期的文章，而应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更早的秦汉散文。“古文”在北宋成为一个概念，其实代表的是前代的好散文。然而，正如赵宪章曾经谈道：“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古代文论是文艺学经验方法最典型、最完美的历史型态”，而“主体性、浑整性、意会性为其特点。”(31)赵先生此言虽谈论的是文学理论，然而总体上，中国古人对于概念的把握习惯均与此类似。蒙培元说：“就经验综合性特征而言，它和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32)
这就是说，“古文”具体是什么模样？早期的宋人除了“时间久远”的区别外，“古文”的外形如何，内容又应怎样？这些问题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认识，宋人在完善自己对于古文的认识，需要他们付出相当的时间和努力弥补这样的模糊。这样的努力包括树立榜样、模仿前人范本与自我的模拟创作，也包括将自己心目中的“古文”与当时各种面目的“时文”和“假古文”加以区别。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即是付出此种努力的典范。一方面，北宋初期，宋人寻找的古文榜样有韩愈、柳宗元，以及战国、先秦两汉的散文。穆修、欧阳修等人于唐人文章中发现了韩、柳之文，苏洵父子则博取众长，更古地发现了先秦两汉的散文典范。另一方面，北宋的“时文”也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在北宋建国初期，柳开等人反对的“时文”，指的是五代以来风行一时的“骈文”；此后，穆修、石介等人反对的“时文”，则是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的“西昆文体”；到欧阳修出来，所要纠正的“时文”，不仅仅是“西昆体”，同时还有石介等人所倡导的“太学体”。北宋“古文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才逐渐建立和形成。待到苏轼一出，进一步地廓清了欧阳修等人的古文理念。北宋的“古文理念”发展到此时，就成了摒弃“文道”争议，提倡“以意为主”、“风行水上”、“语出天然”、“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散文理念。
既然韩愈、柳宗元的书籍文本所附载着的古文观念，对主张北宋古文变革的文人士大夫有深刻影响，那么，韩、柳二人的古文观念究竟是怎样的？解开这个疑问，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北宋欧阳修等人所接受而确立的古文观念是什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葛兆光曾给唐代的“古文”下过一个定义。他说：“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33)
从葛兆光这个“古文”定义，至少我看到以下几点：
（1）唐代韩愈等人提出的“古文”是针对唐代当时的“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并在唐代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唐代的“古文”从内质和形式等各方面应该有别于北宋的“古文”。因为它们当下所面对的对象不同，即唐宋各自所针对的“时文”是不相同的。唐代韩愈所面对的是魏晋以来的骈体文，而北宋欧阳修等人所面对的则不是骈体那么简单。以西昆派宋文为例，虽然西昆贵骈尚丽，讲究辞采声韵，偏重文学的艺术与审美，追求语言的形态美、色彩美、声韵美，但他们的文章也强调文章的内容与功用，以气势为胜。这也就是说，西昆派所代表的“时文”并非一无是处。而宋代古文革新后来之所以有成就，也与欧阳修等人汲取了西昆派文章的优点和长处有一定关系。
（2）唐代韩愈等人和北宋欧阳修等人所主张古文模仿学习的对象并非完全相同。唐代柳冕曾经慨叹“古人之文不可及矣”（《与徐给事论文书》），其意为古人之文水平是难以达到的。这样说，基本上否定了古人之文可以模仿学习。而韩愈对于古文究竟是什么，也并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是他却为所谓“古文”的学习和模仿列出了一些榜样式的清单。韩愈认为学习古文的具体途径，是“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在《进学解》一文中，他又以其弟子口吻说：“先生（韩愈）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以上两段话叠加起来，可以看出韩愈认为古文学习要上取法于虞、夏之书，学习周朝的诰文、殷商的青铜铭文。除了儒家《五经》外，还可学习《庄子》、屈原骚赋、《史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从这一张开列的榜单看，韩愈完全否定了魏晋以来的文学作品，其古文的取法范围囿于先秦两汉经书、诸子书、史书及某些汉赋，而非魏晋以来骈体文。对于韩愈这样的古文取法，清人阮元曾概括说：“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所不选。”(34)
关于古文的取法，同时代的柳宗元也有类似的看法。柳宗元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表明，学习古文需“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从上述两段记载，我们可列出韩愈、柳宗元两人的古文取法对象如下：
韩、柳古文取法榜样清单
从此表看，唐代韩愈、柳宗元对于古文取法的认识基本上是相似的，只是由于两人的情趣个性有所差异，所以韩愈除了正统的《五经》、史书子书以外，他还更多地看重类似屈原、司马相如和扬雄三人的赋文。因为这三个人的文章以新鲜奇幻务特点取胜，更符合韩愈“惟陈言务去”这类既守道又创新的标准。柳宗元的古文取法除了《离骚》以外，更多是正统的经、史、子之类的书。由此，也造成了柳宗元的文章，尽管“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而在语言形式上，尽管在语言形式的技巧革新和创造上不如韩愈，但柳宗元文章“相对地更重视内在涵意的表现”(35)。
至于韩、柳二人的古文观念究竟如何？郭英德等人所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有“韩愈古文说”一节，他们将韩愈的“古文”说具体概括为三点：
第一是“气盛言宜”说。以《答李翊书》为据，韩愈论述气与言之关系，言“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盛言宜”，究其根本，就是要求作者创作文章之前，其内心要有情志的充盈（气盈），不得不发。韩愈是说，作者在气盛状态下的言说，其所言无不宜。这也即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所说的“不平则鸣”。因为外部环境对人产生了压迫，所以导致人内心不适，往往有“不平之气”欲发出。此种情况，正如内心有真情实感的人，对人叙述自己真实的内心。不管其叙述方式如何，首先要肯定的是叙述者袒露了自己真实的内心。
第二是“陈言务去”说。此一说，韩愈拿出了古文学习模仿的样板，即先秦两汉的书。强调“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在实际创作实践中，韩文却突破了局限，博取众长，扩大了古文师法前人文章的范围，“惟陈言务去”的追求为古文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一说法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气盛”之时所导致的“口不择言”、“慌不择言”或“语无伦次”。这即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向人叙述自己的儿子被狼吃了。因为祥林嫂最初叙述这事时有真情实感，的确也引发了人们的同情。但是因为祥林嫂没什么文化，每次叙述的言语选择上很单调，总是说“我不知道冬天有狼”。这样多次简单重复非但不能引起听众兴趣，继而人们的同情心也就打了折扣。文学语言与别的文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讲究修辞、美感和技巧的。否则，文学感人的目的便无法达到。韩愈此说在文学理论中就是所谓的“新奇化”、“陌生化”问题。因为自动化语言会导致文字所表达的事物不能给读者以生动形象的“质感”。所以，所谓“陈言务去”乃是从形式上解决了语言陈旧老套的问题。若要创作出好的文章，还需作者将自己对于事物的独特感受与书本获得的见识两相结合，寻求发自内心的文学语言陌生化。
第三是“以文为戏”说。郭英德等人认为尽管韩愈以“明道”为名倡导古文，但他所致力研究的是古文的形式与技巧，我以为这是符合实情的。韩文奇特，是因为其处在创作发端辟路时期，前人并无现成道路可遵循。虽则有先秦两汉古文，实际韩愈也知道完全照搬“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并不能为时人所接受。故其古文提出“陈言务去”、“以文为戏”，这些看似与其道统理论相悖的东西，实则包含了其古文革新的要旨——即古文是形式，重要的是其内容和形式技巧的革新。这是一种貌似古文的新文体的革新和创造。
樊宗师在唐代古文作家中独标一格。他为了力去陈言，自创奇径，写了许多艰涩难解的诗文，把古文运动倡导的创新要求推向了极端。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樊文也属“元和体”之一。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评樊宗师一生写有专著75卷，文、赋521篇，诗719首，并赞叹道：“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
对于古文如何革新，真正符合自己标准的“古文”是什么，韩愈并无十分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韩愈在创作了一些我们至今奉为典范的古文作品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新奇怪异的文章。这是因为韩愈的改革主旨就是“陈言务去”，探索开辟出一条适合的道路。既然不知道路为何，多方的尝试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有“怪异”、“恐怖”甚至是“血腥”，也是在进行古文创作探索中的必然结果。
乱象之下，张安祖在《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中，考证韩愈未有言论反对过骈文，且韩文中也有骈文俪句，由是得出了韩愈并不明确地反对骈文的结论。他说：“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把‘古文’简单地理解为与‘骈文’相对的散体文字”。这个说法乍一听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韩愈文章中散文句法之外，确实用了相当的骈文俪句(36)，然而我以为“扬弃”才是文章成功变革的关键，成功的文章不可能是没有继承的文章。韩愈古文的成功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我更愿意将韩文出现的骈散交错使用的情况，视作韩愈所谓“陈言务去”、“（文）无难易，唯其是耳”等原则指导下的创作结果，看作是韩文探索道路上的有益尝试。
与唐代韩、柳古文不同，北宋古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与当时的五代派、西昆派对抗过程中逐渐成形的。因此，无论在古文的内质，还是古文的取法范围，以及古文的外在语言形式等方面，都与唐代古文有所不同。我并不同意祝尚书主张“唐代古文运动是开创、发轫，而北宋古文运动才是结果、完成”(37)的说法，而倾向性地认为，两者是分属不同历史时期，两次不同的古文革新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古文观念通过作品给予宋人的，除了守道崇儒的基本观念之外，更多的是古文创作的取法，文章外在形式和语言的散体、新奇等充满变革性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