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韩愈的记载，当时走访拜谒了梁肃，并得以引见的考生不止他一人。《唐摭言》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梁肃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唐代考生见当世名人或主司时，是有一定规矩的。规矩之一就是“行卷”。按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8）记载说：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程千帆所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对唐代“行卷”作了解释。书中说道：“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字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104)很显然，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等人当年极有可能都曾向梁肃等人“行卷”。梁肃是中唐倡导古文的先驱之一，《旧唐书》载曰：
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由是知名。
在这一“行卷”过程中，韩愈诗歌文章在京城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值得关注的是，梁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从梁肃那里得到的应当是对创作古文的肯定。而郑余庆延誉韩愈，也使韩愈在京城增广了名声。
李肇《国史补》曾说，唐代“进士得第谓之前进士”。意思是指唐代士子中进士后，并不能马上授官，还须要参加吏部的选官考试，选中了才能授职。因此，韩愈中举后，为谋取官职，曾多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然均无结果。又因唐代有“常举外有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事，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的规定，韩愈由此看到了做官的前途。于是，在贞元十一年正月廿七日，韩愈写信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并将自己的文章抄了若干篇，附信寄去以求仕进。信投寄之后，韩愈感到十分焦急，便决定亲自去谒见宰相，但走到光范门时，守门的吏卒却不准他进去。韩愈愤懑的回到寓所，又于三月十六日再写第三封信给宰相，这就是有名的《三上宰相书》。等到四月底，还是没有接到宰相们片言只字的答复。五月，韩愈遂离开长安。
离开了长安，就等于脱离了文学传播的中心。尽管如此，长安的经历并非没有益处。《韩愈评传》中也说：“十年长安求仕，备尝辛苦，仅得一第，并未得到一官半职。然而十年之中，他却交结了许多朋友，包括同榜的朋友和非同榜的朋友。”(105)众人百口，韩愈的文学传播渠道更广了。
离开长安以后，韩愈曾写有一封信给凤翔陇州观察使邢君牙，请求干禄。但邢君牙是行伍出身，不通文墨，并不赏识他。离开凤翔以后，韩愈又先后投奔董晋、张建封等藩镇充当幕府。然而，由于离开了文学传播中心，很明显他的政治主张和文学才能并没有得到朝中权臣的认可。在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张建封命韩愈代表他“朝正”于京师。时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的朋友欧阳詹打算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博士，然又因“会监有狱，不果上”(106)。
贞元十六年十月初，韩愈经历兵乱后再到长安“从调选”（吏部铨选），以期得到官职。结果，又是无所成就。贞元十七年十月，韩愈再到长安“从调选”。直至贞元十八年正月，韩愈才由吏部铨定，从九品下将仕郎身份，任七品上国子监四门馆博士。韩愈刚到职，就连同陆傪向权德舆荐举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登进士第，积极提携后学。
我认为，贞元十八年韩愈进入京师任职，使其文学作品（或文学主张）有了进一步广泛传播的基础。入京后，韩愈利用一切可能机会传播自己文章作品，以宣传自己的政治、文学等各方面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相关事实可罗列如下：
（1）贞元十八年至十九年间(107)，韩愈对当时师道大坏提出批评，为李蟠写下《师说》一文，公开自己对于师道的观点。这一举动在当时影响甚大。《韩愈评传》说道：“《师说》的写作固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陋习，但也在一定范围内有振聋发聩作用。韩愈在长安声名鹊起，加上他乐于向当路者荐举人才，出入韩门的弟子越来越多了。”(108)
（2）贞元十九年四月中旬，韩愈上书京兆尹李实，并附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企图为仕途创造客观条件（《上李尚书书》）。同年七月中旬，韩愈对唐德宗诏停“选举”提出异议。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载曰：“右臣伏见今月十日敕，今年诸色举选宜权停者。道路相传，皆云以岁之旱，陛下怜悯京师之人，虑其乏食，故权停举选以绝来者，所以省费而足食也。”状中，韩愈称自己“虽非朝官，月受俸钱，岁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韩愈的儒生意气在此间显露无遗。尽管据《登科记》载“贞元二十年卒停举”，说明韩愈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然而从此时起，韩愈就在不断给皇帝、权臣的书奏中，充分展现自己作为儒臣的政见和文才。其效果很快就体现出来了，贞元十九年闰十月，受御史中丞李汶的推荐，韩愈终于被擢任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他监察御史官秩虽不高，却拥有较大权力。
（3）贞元十九年十二月，《新唐书·韩愈传》言韩愈又因“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阳山属连州，连州在唐代隶湖南，距长安3 665里，在当时乃荒僻之地。韩愈被贬于荒僻的阳山，过着“幽居默默如藏逃”的生活，但由于他博学工文而名驰海内，所以他到阳山的第一年，刘师命、区册、窦存亮、区弘就相继拜访了他，向他求教为文之法。这一切都与韩愈入仕朝廷，鲠介朝廷，多次上书进言表现自己有莫大关系。因为正是韩愈在朝廷向皇帝和权臣等上疏进言，才使其人、其事、其言得以在中唐朝野上下产生较大影响。试想，朝堂之上进言，如果都是些琐屑小事，满朝文武会有多少人在意呢？唯有上疏讨论骇人听闻之事，方能引起朝中诸多大臣的重视。尽管这样做有触怒皇帝的风险，但是以韩愈崇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处世原则，只有这样做他才有可能获得朝野人士的议论和非同一般的重视。
在我看来，韩愈在朝廷频繁上言，以致因论宫市贬谪阳山令，包括后来因上《谏佛骨表》遭贬潮州。表面上看，对韩愈是件祸事，然从其名声和传播的实际效果来看，却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大大地传播了他的名声和相关文章的知名度。整体而言，从贞元十八年入京师供职，至贞元十九年十二月这段时间，我认为韩愈声名及其文学主张的传播主要依赖两种途径：（1）利用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机会，向生徒传播自己的学说和文学主张。（2）利用其为监察御史的机会，频繁上疏言事，充分表现自己的德行、对政事的看法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以期扩大自己的名声及影响，进而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提升。
关于韩愈当时在京城的名声，《韩愈评传》也载道：“由于韩愈写作古文，倡言古道，慕名负笈求学问道者往往有之，他在汴、徐时，‘昌黎韩愈’在京师已渐有名声。现在他在人烟辐辏，全国人文中心的长安任四门学官，国子监的学生可以随时向他请教，社会上的青年学子向他请教的人亦复不少。”(109)
关于第一种途径，我认为在传播上意义非凡。因为唐代科举牵动全国知识界，如某人掌握了生徒，就等于可以利用国子、太学生徒的口耳笔墨。在每年科举，全国生徒大聚会的时候将自己的或学说或文章观点等传播其间，最终达到影响天下之目的。我们看到早在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张建封命韩愈代表他“朝正”于京师之时，时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的朋友欧阳詹就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博士，然因故未果。由此可见，在其朋友欧阳詹的褒扬下，韩愈在学生辈中的名望已非同一般。贞元十八年正月，韩愈由吏部铨定，任七品上国子监四门馆博士后。刚到职，正值贞元十八年二月的科举考试，当年由权德舆知贡举，陆傪佐之。于是，韩愈即荐举侯喜、尉迟汾、沈杞、李翊等十人于陆傪。是年科考侯云表、尉迟汾、沈杞、李翊登进士第。侯喜以贞元十九年、刘述古以贞元二十一年、李绅以元和元年、张后余、张苰以元和二年，皆相继登科。作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其奖掖后进的举动，在生徒中造成很大的影响。
至于第二种途径，我们看到贞元十九年韩愈“虽非朝官”，却又为朝廷“停贡举”之事上疏极论其不可（《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另外，在贞元十九年，韩愈任四门馆博士时又上有《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对国子、太学只允相应品级王公贵族子弟入学，而将贫寒生徒排斥在外提出异议，建议朝廷加以改革。其状云：
国子监应三馆学士等准《六典》：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右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缘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许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准新补人数量加支给。谨具如前，伏听处分。
韩愈在仕途、学界提携奖掖后进生徒，以及在朝廷积极上疏言事，两种方式的交织进行，实则都为韩愈日后在政界、学界声名鹊起做了预先的铺垫。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韩愈被贬阳山令期间，刘师命、区册等人会相继拜访他，向他求教为文之法。韩愈正是因为当年在京师为学官时对于生徒多有帮助，才导致生徒辈对他尊崇异常。多年以后，李翱在状公行时也说道：“其为国子祭酒也，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生徒多奔走听闻，皆喜曰：‘韩公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110)
这段时间，韩愈的古文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韩愈著名的古文代表作《师说》就写作并传播于这一段时间。《师说》的最后一段载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韩愈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李蟠本人也在贞元十九年考中进士。由此，更加证实了韩愈对于青年后学的奖掖和提携。
对于《师说》的写作时间，季镇淮同意其产生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并认为“这大致是可信的”。此外，季镇淮还进一步说，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早已有名，这个我不敢妄断，但我十分赞同季镇淮所云“他（韩愈）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111)的论断。
韩愈声名和文章的第二次典型传播事例，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去世。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去年九月中风，不能言，常卧病，故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得以执掌实际的政柄。二月二十四日，唐顺宗下诏大赦天下。本来韩愈可以召回朝廷任职，但是在当地刺史提名上报湖南观察使杨凭时，却被杨所抑，致使韩愈回朝任官的希望落空。八月初四，顺宗下诏传位于太子。初五，顺宗再次下诏“改贞元廿一年为永贞元年”。初六，太子李纯下制：贬王伾为开封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于是，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改革陷于失败。随后，韩愈被调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接任新职后，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叙述自己从“应举觅官”直到目前的二十年中，“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奋志读书和从事写作（《上兵部李侍郎书》）。他请求李巽援引，并将自己所撰关于“扶树教道”的旧文和贬阳山后写的诗歌各一卷寄给李巽。李巽当时深为宰相杜佑器重，而这一次韩愈向他求救的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元和元年（806）六月十日，韩愈奉诏暂代国子监博士，再次回到京师从事教育工作。由此，韩愈声名和文章又回到了作为“传播中心”的京师长安。
唐代国子监设博士五人，日常给学生讲授《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唐代国子监是一所正规的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然而由于“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加上时人重进士，应进士者可以不入“馆学”，只要工诗赋，经州县举选就可以应试。因而，“馆学”受到影响而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韩愈担任博士职务，工作十分清闲。元和三年，韩愈在东都洛阳国子馆讲学，工作比长安更清闲。元和四年，朝廷任韩愈为刑部都官员外郎，仍分司东都。新职的官秩虽为从六品上，却有实权。
元和八年春，韩愈作《进学解》，假设学生发问和自己回答，委婉地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同时还提出了自己对于治学和古文学习、创作的见解。此文章一出，由于文章“显示了作者超异的文学才能”，且起始点又在京师，故其传播甚广。(112)于是，当时执政者看到《进学解》后，对韩愈数次被黜，深为同情，又认为他有史才，乃任命他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此后，韩愈的名声与文名相互配合，使其仕途畅顺了许多。《韩愈评传》也说：“自元和六年（811）秋到十三年（818）末，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八载沉浮于宦海，由困顿走向发达，几乎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113)元和十一年，韩愈调任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韩愈被任命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平定淮西叛乱，以功擢升为正四品下刑部侍郎。韩愈这次在京城任职的时间从元和元年六月开始，直至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谏佛骨表》触怒宪宗皇帝被贬逐广东潮州。
这段时间，韩愈在京师的文章传播以《进学解》为代表。《进学解》在当时传播的具体情形，现在已无法准确复原了。但是，从执政宰相因览此文而拔擢韩愈的情形看，估计当时此文定是大受知识界欢迎，且传播甚广。韩愈在被贬潮州后，给宪宗皇帝上表哀谢，也谈道：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潮州刺史谢上表》）
所谓“酷好学问文章”，“为时辈所见推许”，充分证明了韩愈被贬潮州前，在京城所获得的传播声誉。有关于此，从《进学解》这篇文章在后世的传播情状亦可窥见一斑。宋代孙樵在《与王霖书》说：“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马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鞚勒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114)刘昫《旧唐书·韩愈传》也全文引用了《进学解》，其载曰：
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欧阳修等人在修《新唐书·韩愈传》时，于韩愈众多文章中惟独提到了《进学解》一文。其文载曰，韩愈复为国子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补注]李光地曰：“此文与《解嘲》千载称绝。”新、旧唐书均提及《进学解》一文，可见此文章在唐宋时期的影响非同一般。
由上述对于韩愈生平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韩愈名闻天下的时间正与其贞元、元和年间在京城，与他占据了文学“传播高地”的时间暗合。无怪乎范仲淹也说：“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胜。”(115)在书籍抄写时代，假如没有好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很难想象村野鄙夫偶尔写就的一首好诗会在山村旅店中传播千古。从韩愈成名的事例，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传播与接受对于成就韩愈千古文名的重要作用。
（二）宋代古文运动时期书籍作品的传播
与书籍抄写的唐代不同，北宋文章传播由于雕板印刷的存在，可以实现作者与传播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彻底分离。这就是说到了宋代，作者可以是欧阳修、苏轼等人，然推动欧、苏诗文广泛传播的人则可能是欲以此赢利印卖作品，而又与欧阳修等人无多大关系的商人。因为印刷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印本书籍的轻巧且便于运输，所以它们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即这样传播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异地传播。伊尼斯说：“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于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116)
从这段话语中，伊尼斯表露出自己对于口语时代的怀念，对印刷文字时代的不满。而我解读出来的却是，因为印刷技术的产生，使那个拥有它的时代与从前有了更大的不同。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声音所能传播的距离始终是有限的，而印本的出现，却改变了以往我们对声音的完全依赖，而更寄希望于印本跨越时空的传播，给读者眼睛所带来的愉悦。
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刷术的出现，的确使北宋的书籍文本传播与从前有了区别，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作者到作品传播之间，加入了更为复杂的中间环节。其中技术的因素、商业的介入更多地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故宋代印本书籍的典型传播过程可表示如下：
在唐代及唐代以前的书籍抄写时代，书籍传播的典型环节大致分为如下两种：
从上述表示，我们看到与前代相比，很明显印本时代的书籍传播，其技术含量更高，而商业味也更浓。《宣和书谱》（卷5）记载：“吴彩鸾，太和（827—835）中进士文萧妻。……萧拙于为生，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钱囊羞涩，复书之，且所市不过前日之数。由是彩鸾《唐韵》，世多传之。”(117)如此记载，我们看到唐代吴彩鸾抄写《唐韵》售卖的事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商业味。这是因为吴彩鸾只不过是一进士妻子，其抄书售卖仅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唐代敦煌曾经有大量以写经职业为生者，敦煌《妙法莲华经》、《秦妇吟》写卷末尾的题识及打油诗(118)，都证明唐代抄写本的传播主要是针对单个买家或读者，有时甚至是以抄本换取粮食的“物物交换”，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业流通模式。关于这一问题，徐俊也说：
与刻本时代相比，写本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写本时代，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李益“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元稹诗“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每一句出，无胫而走，疾如珠玉”；贾岛“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透过这些表明诗歌受欢迎程度的事例，不难看到，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119)
这也就可以部分证实，为什么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名声通常都与他们的某篇或某几篇，如《师说》、《进学解》、《小石潭记》等文章相联系。此种情形与宋代所出现的专业化印刷售卖书籍的坊间书贾有很大的区别。
宋代书贾印书、卖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牟利，其对于买家的要求是极为重视的，并把这些买家（或读者）对于书籍的关切，贯彻到其选择作品和印刷作品的环节之中。故在书籍传播的整个环节中，主持印刷和售卖的书贾坊主始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因素。
首先，他们需要根据读者和社会的时尚，决定雕印哪些作者的书籍作品，然后由他们出面想办法弄到这些作者的书籍作品。如果这些作品尚属草创，书贾们还有可能根据市场口味及本人对市场的预期来重新校定、调整和编纂书籍作品。当这些工作完成后，书贾要事先投资募人将书籍作品（手稿）雕镌成板，印刷成形。随后的工作，书贾要利用自己的市场经验，运用诸如店铺等销售渠道，将这些印本书籍销售出去，形成最后的赢利，从而完结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的传播过程。至于除了商业买卖以外，譬如赠送、施舍、借阅、抄写等等样式的书籍传播，自然又非书贾所能控制的了。
第二，商业牟利的需要，使北宋印本复制书籍的数量大大多于过去抄写书籍的数量，这在客观上为书籍作品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印本书籍的传播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成本回收的预期，足以使书籍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延伸。于是，我们无论是在史籍中或是在现实留存中，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古代印本得以传播到更边远的境外。因为印本数量巨大，所以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保存下来的书籍又以印本书籍居多。
在北宋对印本书籍传播较有见识的人是苏轼。如前所述，苏轼的诗文集子在北宋就曾在民间广泛印刷传播，甚至售卖到了北方的契丹。与弟弟苏辙一样，苏轼对于当时印本书籍流播境外的情况也颇感忧虑。在元祐四年知守杭州期间，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描述了当时沿海地区印本书籍非法传播售卖的情况。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苏轼呈状曰：
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闻其事，方欲觉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戬……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访闻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官私无一人知觉者。臣谓此风岂可滋长，若驯致其弊，敌国奸细，何所不至。兼今来引致高丽僧人，必是徐戬本谋。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当具案闻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次。(120)
由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印刷术的介入，印本书籍相比于过去的抄本书籍融入了更多的商业利益，在时空传播上也有了更大的便利，以致书籍可以远徙敌国境外，甚至可以大批量地漂洋过海。
印本书籍漂洋过海的典型事例出现在北宋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当中。北宋的印本书籍在日本的传播，早在宋太宗时期就有事例。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后期北宋刊本就开始东传日本。983年，日本僧人奝然赴中国，赠中国久佚的郑玄注《孝经》，宋太宗则以国内新刊《大藏经》相赠。(121)又据日人大庭修所著《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书中所述，“由于日宋之间没有正式的交往，遣唐使废止后的晚期日唐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宋贸易，均属于走私贸易。我们对宋船来航的规模以及货物数量几乎一无所知，但宋船曾带来书籍却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当时的公卿日记中，‘新渡唐本’的记载屡见不鲜”。藤原道长在《御堂关日记》载有宽弘三年（1006），获得宋商曾令文赠送的《五臣注文选》与《白氏文集》二书。又据《宇槐记》，久安六年（1150），藤原赖长曾接受宋商刘文冲所赠的《东坡先生指掌图》、《五代史记》和《唐书》。翌年，即仁平元年，藤原赖长见到了宋书的好处，持沙金30两和自己需要到北宋采购的《要书目录》一并交给刘文冲，委托刘文冲回国代为采购。
另据日本《小右记》记载，长元二年（1029）四月四日，藤原赖通为观赏“新渡书籍”赴大中臣辅亲之宅。之后，辅亲将唐模本《唐音玉篇》和《白氏文集》诸书献给天皇。同样，《御堂关白记》也载，藤原道长在宽弘八年（1011）也献上刊本《文选》与《白氏文集》。长和二年（1013）九月，入宋僧念救回国时将刊本《文集》赠予藤原道长。
尽管北宋朝并不允许书籍无限制地输往外国，尤其是不允许类似《太平御览》这样多达千卷的类书输出，但日本人平清盛在治承三年（1179）还是得到了《太平御览》一千卷中的三百卷。故大庭修也颇感惊异。他说：“令人回味的是，虽然书禁甚严，但却有不少《太平御览》舶载至我国。”(122)这些记载都充分证明，“即使在印刷术兴起的当初，刊本亦以其不同于众多抄本的新颖魅力和珍稀而受到日人的青睐”(123)，同时也证明了只有北宋印本书籍的大量生产，才使隔海相望的倭国有了可以开列书目到中国采购书籍文本的可能。印本书籍在北宋时期传播之广由此可以想见。
当我们在谈论或检讨北宋印本与古文运动互动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古文运动？作为“古文运动”应该具备何种要素？很明显，“古文运动”是我们现代人给予的专有名词。而《现代汉语词典》对“运动”一词的相关解释是：“运动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如五四运动、技术革新运动等等。”从这个解释中，诸位会发现从一开始，我们就忽略了作为“古文运动”所应具有的特质。当我们在谈论北宋初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的古文运动“失败”（或称为“运动的开始”），我们恰恰没有注意到他们没有“成功”，更为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只是这个所谓的“运动”当时还没有成为声势较大“群众性活动”的缘故。而当欧阳修、苏轼等人出现以后，北宋古文运动才最终走向“成功”（或称为“古文运动的高潮和胜利”），就是因为这项文学运动引发了较多人的响应，并积极投身到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创作中来。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根据“运动”的定义，来确定哪些才是“古文运动”所应具备的特质。
我认为，北宋（或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被称为“运动”，是因为这种“运动”具备了作为“文化（文学）运动”所应有的特质，这些特质包括：（1）有古文革新的目的；（2）有相当数量的人群参与其中，至少可以视为“群众性活动”；（3）有相当数量的古文创作成绩呈现。
以这样的定义来检视那场曾经贯穿北宋的所谓“古文运动”，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北宋柳开、穆修等人的古文创作和倡导之所以不能称为“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古文理念和创作成绩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由此也就没有吸引更多的人群投身其中，即没有形成“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古文理念和创作成绩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呢？
关于这个问题，考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解释也会有所差异。如果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虑，我认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柳开、穆修等人古文理念保守、创作能力有限。因为没有号召力、影响力，在当时社会上自然就没有太多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们所认同的古文作品或书籍流行。就柳开等人所推崇的韩愈、柳宗元文集而言，从前面论述及相关印本书籍表格已可看出，韩、柳文集在北宋初期，社会流传甚少。因为当时社会风尚流行骈文和西昆，故穆修试图售卖传播印本韩集的努力，并没有多少成效。柳开在号召古文与当时颓靡文风斗争时，也深感个人力量的渺小。他感慨地说：“且圣人之道泯昧也久矣，孤而复危，岂足胜其杨、墨、释、老众之为害哉？孟轲、韩愈尚不能各排辟其二者，况我之能，能总其二君之力乎？徒只见其不自度量之过也。”(124)
为了壮大队伍，柳开曾尝试“联合志趣相同的前辈或友人，指导奖掖后进及门生”，试图“结成一个有力量的阵线，为共同的目标奋进”(125)。而柳开也的确影响了一些后进、门生走上了古文创作的道路。范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谈道：“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范文正公集》卷6）尽管如此，柳开在古文理念和创作业绩上并没有更多可称道的，由是其文章作品在当时社会上也少有流行。
据《柳开行状》记载，柳开所作《野史》、《补亡》等书，到他死的时候皆已不存在了。而在柳开临死时，其门人张景曾将其平日“得之于心”的言论整理成《默书》一篇（《河东集》卷1）。而此篇默书以“论性命、治乱”为其主旨，但给人感觉却是“驳杂无章，苦涩难晓”。(126)这样的古文理念和创作成绩，连流传都成为问题，何来说服力、影响力？又怎么可能号召天下人呢？无怪宋人韩琦也说：“国初柳公仲涂，一时大儒，以古道兴起之，学者卒不从。”(127)
北宋初期古文运动不能振起，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号召力不够，从事古文创作的队伍没有壮大到一定规模，所以“柳开、王禹偁以及孙何等相继去世，张景据说因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窜四海’（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从此一蹶不振。这样，宋初古文运动的主力队伍丧失殆尽，又没有产生足以担当领导重任的后起作家，加之柳开等人在理论与创作实跋中的严重失误，于是骈文势力重新高涨，进而统治了文坛，宋初古文运动归于失败”(128)。试想，假若没有后来欧阳修的古文流行，仅以北宋初年柳开那样的古文宣传力度和创作业绩，按照“运动”所下的定义，所谓“北宋古文运动”是否存在，都尚有疑问。如是那样，单单是柳开的古文革新活动，或许仅能称之为一次小规模的“北宋初期古文躁动”。
事实上，北宋古文革新之所以能被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很大程度是因为在柳开、穆修等人之后出现了欧阳修的缘故。按照历来对于北宋古文运动的界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宋初古文运动由柳开、王禹偁开始，中途经张咏、田锡、范仲淹、张景、穆修、尹洙等人的承续。自从欧阳修出现后，北宋古文运动走向了胜利，而古文运动又直到北宋后期得以最后完成。按照这样的说法，北宋古文运动实际上从北宋初期一直延续到了北宋末期。其中，以欧阳修、苏轼两人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最具有代表性。
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功绩，一方面在于他形成了较为合适公允的北宋古文创作理念；而另一方面则在于“欧阳修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虽松散而才能却无与伦比的‘欧门弟子’古文集团，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后继乏人的局面，所以古文运动能够在他去世后继续发展，而在杰出的继承者苏轼的主盟下最终完成，宋代散文因而全面繁荣，风格也最终定型”(129)。
承前所述，欧阳修、苏轼两人在北宋不仅形成了适合时代的古文创作理念，而且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典范文章作品，聚拢了一批古文追随者，形成了群众性运动的“厚势”。正是由于欧、苏等人的印本书籍文本在社会上的大量售卖传播，造就了他们在社会有了广泛影响的“文名”。如此，在欧、苏等人声名鹊起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社会对他们所倡导的“古文”有了更多的认同。
书籍版印客观上造成了欧阳修、苏轼的文学名气传扬海内外，在前面论述已列有具体事例，此不赘言。除了北宋人章元弼因读苏轼《眉山集》有雕本，废寝忘食，疏远妻子，最终与其妻陈氏离婚的故事，东坡诗文在当时的传播流行更有甚者。《曲洧旧闻》（卷8）载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无怪曾有一日，欧阳修与其子欧阳棐论文及坡公时，欧阳修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曲洧旧闻》卷8）随着苏轼集子在社会上版印愈多，传播愈广，从北宋中叶延续到南宋，社会上甚至有了“欧如澜，苏如潮”；“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的说法。一时之间，欧阳修、苏轼之文成了秀才们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南宋人陈鹄所撰《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也有记载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如何才能做到“熟看”呢？自然是购买、抄写或借阅此四人书籍文章，以便刻苦攻读了。由此想见，欧、苏古文印本书籍的流行，必然刺激、吸引了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投身到模仿学习创作“古文”的道路上来。一旦从事古文创作的队伍壮大到一定程度，北宋古文革新活动成为一次切切实实的“古文运动”也就名实相符了。
我们前面谈到过，北宋的古文印本书籍传播基本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块。官方出于国家安全和党禁的需要，对于文臣的诗文集子的印刷发行控制颇严。北宋大观年间，故相王珪之子王仲修欲镂其父家集，就必须要皇帝审批，才能板印发行。(130)然而，北宋古文印本书籍的发行在民间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以苏轼古文印本书籍传播为例。在北宋期间，官方对于苏轼诗文集子印刷并不热心。相反，由于当时社会对苏轼的诗文喜好，坊间出于射利的需要，对于苏轼诗文集的印刷、售卖一直都很活跃。在《北宋古文书籍印行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集子就有五、六种之多。曾枣庄也说：“苏轼是北宋最有魅力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拥有大量的读者，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很多人为他编辑、刊刻过各式各样的集子。”(131)苏轼集子即便是在乌台诗案、元祐党祸期间，其在社会民间的印行传播一直都很兴旺发达。
因为按照通常的看法，北宋古文运动从北宋初期柳开发端，一直延续到北宋末期，而苏轼又是北宋中后期古文运动的盟主。所以考察苏轼古文印本书籍的情况，对于充分了解北宋古文印本传播与古文运动的互动关系必将有所帮助。
苏轼作品印本简表
按照苏轼书籍印行的情况，现在可以明确苏集最早刊行的是熙宁末在社会上印板发行的《眉山集》。关于《眉山集》的传播情况，有两条不同的记载。第一条记载是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说熙宁年间曾有其兄印本《眉山集》传播契丹国。第二条记载是李廌《师友谈记》中谈到章元弼曾有雕本《眉山集》之事。曾枣庄根据第二条记载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考证《眉山集》雕印刊行最早在熙宁八年，最晚在元丰二年（1079）。(132)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云：
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曰：“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
按照相关历史记载及《苏辙年谱》，苏辙北使辽国的时间是在元祐四年（1089）。这说明，至少在北宋元祐四年以前，北宋民间已有苏轼印本书籍传入辽国。另外，又据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据《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卷200）记载，张芸叟奉使辽国的时间“皇朝元祐甲戌春”。如果记载属实，那么甲戌指的是农历年，那么这一年指的是元祐九年春（1094）。而按公历计算这一年五月以后改年号称为绍圣元年。那么，张芸叟在辽国见到《大苏小集》时，至少说明苏轼的诗集在元祐九年以前就有了。而与苏辙所见不同的是，这种名为《大苏小集》的书籍却是辽国自己坊间刊刻的。
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因“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京，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涉及苏轼杭、密、徐、湖四州的诗文，其中主要是通判杭州和知密州时的诗文。这些诗文惹出祸端的原因，都是因为当时民间广泛传播苏轼所著的一本名为《钱塘集》的印本书。苏轼的对头们从中发现了可以用作攻击苏轼的证据。据曾枣庄考证，此本名为《钱塘集》的书“编于元丰初，熙宁年间可能还有人印行过”。《乌台诗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札子》也证实说：“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世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世者进呈。”而苏轼在《答陈师仲书》中又说他“从来不曾编次”过自己的诗文（《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非别集，而带总集性质）。很明显，《眉山集》、《钱塘集》都是他人，尤其是民间坊刻自己编次，镂版传播的。
另外，当年御史台的舒亶等人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也曾把苏轼文“印成四册，谨具进呈”（《乌台诗案·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如果这四册要作为苏轼定罪的证据，我更愿意相信御史台舒亶等人当时应是从坊间方便地弄到现成的苏集印本上呈。如若要他们自己印刷，要印成四册，也只有坊间专业人士帮助才能完成。以这样的揣测，可以想见当时坊间具有怎样的印刷制作能力，只要他们（坊间）想印行，无论印何人的书籍都应不成问题。关键的是所印的书籍要能获取相应的利润。
据相关史料记载，苏轼古文印本书籍的印刷及传播时间，一直延续至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四月，就在苏轼死后不久，徽宗即下诏毁苏轼诗文集印版（《续资治通鉴》卷88），但这样的禁令，执行起来效果并不看好。据费衮《梁溪漫志》（卷7）记载：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这里，毁板禁令执行效果不佳的原因，当然是人们对于苏轼诗文喜爱的缘故，然而更重要的是官府对于苏集版印的源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为苏集基本上是坊间印行，利益所在，要想完全杜绝，禁止其发行是十分困难的，王明清《挥麈录》（卷3）有一则记载可以佐证。其载曰：“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李）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寒，止因刊苏内翰、黄学士（庭坚）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那么，为什么北宋坊间如此喜好版印苏轼诗文集呢？当然是因为苏轼诗文在当时就拥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又因为苏轼是自欧阳修后，代表北宋古文创作最高成就的人物，其在北宋社会有很高的知名度。关于这一点，曾枣庄也说：“苏轼诗文被书贾大量刊刻，除反映了北宋印刷业的发达外，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引人的艺术魅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这就是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责，作品虽被严加禁毁，却仍获得广泛流传的原因。”(133)的确，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的文人学子对于苏轼文章有特别的喜好，坊间才把苏轼文章书籍当成版印售卖的首选。因为售买活跃，有利可图，由此才出现了众家争相刻印苏集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