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社会上坊间多家印行，难免要造成社会上印行传播苏集，质量上有参差不齐的现象。是故，苏轼在《与陈传道书》中也无奈地说道：“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以公过取其言，当令录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134)
然而，不管怎么说，苏轼诗文集在北宋期间印版发行的状况，充分证实了苏轼诗文在北宋社会上长期都有一个较为广泛的接受群体。正是这些人出于学问、崇拜、科举等方面的需要，在不断地催促着苏轼印本书籍的长期出版发行。苏轼印本书籍民间广泛售卖传播的情况，恰恰说明苏轼文章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官方的有意推动，而是民间符合社会规律和市场规律的流行。其中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因为社会上对于苏轼诗文有旺盛的需求，所以才导致坊间大量印行苏轼诗文书籍；另一方面，由于苏轼印本书籍在市面上的广泛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苏轼附载于古文作品的古文创作理念在社会上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如此互动反复，加上科举的因素，才导致了从北宋中叶至南宋，在士子文人当中出现了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民谚俗语流传。至此，北宋古文印本书籍的流传与古文运动的互动关系可证矣。
结 语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书籍刊刻对于北宋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它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兴传播媒介对于文学传播方式的不同以往的改变。其次，它在技术上的先进性促使它对于某种文学风尚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和加速的作用。具体到书籍刊刻对于古文运动的影响，即是它通过比以往媒介更快速、更便捷、更廉价的优势，把北宋文学家的优秀古文作品以印本的方式传播社会，广泛地散布了欧阳修、苏轼等人成熟先进的古文理念，从而客观上壮大了北宋从事古文创作的队伍，使北宋古文革新真正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古文运动”。至于书籍刊刻对于北宋诗、词等文学样式的影响只能留待续集讨论了。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应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一定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我们必须去掉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代替它。”(135)在文章即将完毕之时，忽然忆起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这句话，似乎很可表明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构思之初我的确准备用“描述”来完成这本书的。只是这尘世间烦人琐事太多，又有太多的不确定，以至于写到最后艰难的时刻，我唯有把持住一个“必须完成”的信念，而忘却了其他。其中所“忘却”的，或许就包括了当初的“描述”。现在看来，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为自己的文章预设了“前提”和“假设”。这个“预设”就是“北宋的书籍刊刻”一定与“文学”，与北宋的古文运动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直观地说就是“书籍刊刻”对“文学”及“文学运动”有影响。于是，在“描述”这样的“影响”时，我还是用到了一些“假设”和某种现成的“理论”，有时甚至还过多地使用了“解释”。
【注释】
(1)W．Tatarkiewicz．1999．History of Aesthetics．Volume 2．English：Thoemme Press，p．65．
(2)按：该示意图参考艾布拉姆斯和刘若愚的示意图制作。参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9页。
(3)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第113、118页。按：刘祥光认为，“时文”一词究竟起于何时，目前尚难考订。但在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有段记载宋初四川地方教育的情形：“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这段话很明显地把学古文和举业做一比对，换句话说，时文的对立面是古文，而前者是为了准备考试所写的文章。“时”有一时一地的涵义。相对于古文，时文由于是为了一时一地而作，没有特别流传后代的价值。因此坊刻时文印本的价值仅在于帮助考试，一旦士子考取之后，那些印本极可能就被置诸脑后。
(4)罗时进、刘鹏：《唐宋时文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66页。
(5)［宋]欧阳修：《苏氏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文忠集》卷41。按：北宋初王世则举进士时，作有《六合为家赋》，有“搆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之句，宋太宗“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详见［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6)按：另一说，《左传》昭公八年记载，“石有言是晋国”。
(7)罗时进、刘鹏：《唐宋时文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67页。
(8)［元]脱脱：《宋史》卷338《苏轼传》，中华书局2004年版。
(9)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10)同上，第192页。
(11)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第195页。
(12)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03页。
(13)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14)［宋]吕祖谦：《宋文鉴》卷8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部丛刊》本。
(16)按：程千帆注曰：欧阳修对王禹偁十分推崇，在《书王元之画像侧》诗中曾说：“想公丰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详见程千帆：《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17)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按：朱自清先生也说：“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详见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19)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20)按：此本究竟是抄本或印本，今已不详。详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21)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33页。
(22)［宋]童宗说注释、［宋]张敦颐音辩、［宋]潘纬音义：《柳河东集注·附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4及［宋]吕祖谦《宋文鉴》卷85。
(23)［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1、1502页。
(24)《柳宗元集校点后记》，见《柳宗元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2页。
(25)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6)同上，第14页。
(27)《欧阳文忠公集》卷73；又见洪迈《容斋续笔》卷9。
(28)［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
(29)同上。
(30)罗时进、刘鹏：《唐宋时文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66—68页。
(31)赵宪章：《文艺学方法论通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7页。
(32)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页。
(33)转引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34)［清]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集》二集，卷二，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
(3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36)张安祖：《韩愈“古文”含义辨析》，《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37)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引论》，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页。
(38)按：此乃祝尚书断语。详见《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引论》，第8页。按：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其家藏本《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三卷、《顺宗实录》五卷、《附录》三卷，提要云：“希弁所藏合五十一卷，尝以宜春新旧本兼饶本参校之，又以嘉祐壬寅所刊杭本是正之。”引自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第331、332页。
(39)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40)（意）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106页。
(41)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引论》，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页。
(4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43)按：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也有类似记载。
(4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45)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页。
(46)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如此排偶韵文在形式上流行太久，招致一些前卫文人的厌恶。另外，更招致厌恶的是这样文字在内容上没有任何新意。内容本身并非发自作者内心，而是一种程序式内容照搬，是没有血性的机械复制，缺乏内在的生命活力。
(47)［宋]欧阳修：《谢知制诰表》，《欧阳文忠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1，《四部丛刊》本。
(48)［宋]陈振孙：《浮溪集说》，《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6页。
(49)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5页。
(50)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72页。
(51)（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本文的召唤结构》，见雷纳·瓦宁编：《接受美学：理论与实践》，慕尼黑，芬克出版社1970年版，第236页。
(52)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1页。
(53)按：欧阳修《赠无为李道士》诗曰：“惟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详见，欧阳修《文忠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
(54)祝尚书：《北宋古文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65—172页。
(55)按：周勋初认为，苏轼“所理解的‘道’，并不限于儒家的教条”，“苏轼提到的‘道’，一般具有事物的规律的意思”。详见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56)祝尚书：《北宋古文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22页。
(57)祝尚书：《北宋古文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21页。
(58)［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8），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页。按：吴处厚生活欧阳修之后，在仁宗元祐元丰年间。同书（卷8）又记载：“少师赵公概，字叔平，天圣初王尧臣下第三人及第。……治平中，退老睢阳，素与欧阳文忠公友善，时文忠退居东颍，公即自睢阳乘兴拏舟访之，文忠喜公之来，特为展宴，而颍守翰林吕公亦预会。”吴处厚在文中称欧阳修为欧阳文忠公，又述其事为欧公归颍以后之事。
(59)（挪）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60)（英）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61)同上，第16页。
(62)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03页。
(63)［宋]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2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4页。
(64)［宋]孙明复：《寄范天章书一》，《孙明复小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2页。
(66)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载曰：“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而起，而后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详见［宋]苏洵：《嘉祐集》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按：曾枣庄《三苏年谱简编》载：庆历七年丁亥，苏洵下第，南游庐山、虔州。父苏序卒于家，洵匆匆返蜀。孔凡礼《三苏年谱》载：庆历七年丁亥，苏洵游庐山，游虔州天竺寺，观白居易墨迹，与钟棐（子翼）兄弟游。五月十一日，苏洵之父序卒。八月，苏洵闻父噩耗，归蜀。
(68)按：此指庆历五年再举进士不中和庆历六年举茂材异等不中。
(69)曾枣庄：《三苏传》，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年版。
(70)按：欧阳修、曾巩与钟棐（子翼）兄弟都是江西人，且皆有交往。《苏轼文集》卷63《钟子翼哀词·引》载：君讳棐，字子翼，博学笃行，为江南之秀。欧阳永叔、尹师鲁、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没。
(7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5页。
(72)曾枣庄：《三苏传》，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年版。又参见苏轼《天竺寺并序》。
(7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页。
(74)孔凡礼：《三苏年谱》第1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75)［宋]苏轼：《苏轼文集》卷6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6页。
(7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48，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1、1386页。
(77)孔凡礼：《三苏年谱》第1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6页。
(78)北宋古文家印本书籍表
(79)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6页。
(80)按：顾永新认为：“欧阳修编纂史书以《春秋》为圭臬，奉为最高标准。他从《春秋》中抽绎出三条编纂的基本原则，一是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二是文约事详，简而有法；三是不没其实，据事直书。”详见顾永新：《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5期，第25页。
(81)李逸安：《欧阳修全集·前言》，《欧阳修全集》第1册，第17页。
(82)［宋]朱熹：《晦庵集》卷7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2册，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本第260页。
(84)［宋]契嵩：《镡津文集》卷22释惠洪《又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湘山野录》卷下。
(85)［宋]契嵩：《镡津文集》卷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47页。
(88)按：其在滁州贬所，何谈政绩？况其转官频繁，又遇母丧，基本上在任时间有限，难论其政绩。欧公自谓乃是因皇帝不忘直言之臣的缘故。见《欧阳修全集》。
(89)［宋]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栾城集·后集》卷2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0)［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4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宋]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晦庵集》卷7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2)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93)按：不包括皇帝本人的文章。《长编》（卷193）载，嘉祐六年正月癸丑，诏开封府：“自今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诏严令不准雕布御书。
(94)《欧阳文忠公集》卷108。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37；《全宋文》卷686。
(95)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2页。
(96)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97)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186页。
(98)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7页。
(99)［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第187页。
(100)按：阳山是广东西北部的连州，靠近广西贺州、梧州。
(101)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年表》，《韩愈评传》附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2)［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60页。
(103)［唐]韩愈：《祭郑夫人文》，［宋]王伯大编：《别本韩文考异》卷2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4)［唐]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105)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106)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07)［唐]韩愈：《欧阳生哀辞》，［明]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卷74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8)按：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谓：“此文写作不会晚于十九年”，将《师说》列入贞元19年文章。
(109)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110)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11)［唐]韩愈：《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有小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页。
(112)季镇淮：《韩愈〈师说〉的思想和写作背景》，《语文学习》1959年第9期。
(113)按：《韩愈评传》载曰：“这篇文章在士人间广为传诵，《旧唐书》本传云：‘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里的‘执政者’，包括李绛和新入相的武元衡，可能还包括李吉甫。”详见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14)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15)［宋]孙樵：《孙可之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6)［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7)（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Ⅹ页。
(118)［宋]不著撰人：《宣和书谱》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9)详见本书第三编《北宋印本书籍的传播与接受》第一节《传播媒介的历史演进》。
(120)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页。
(12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7、848页。
(122)作者按：本文所引《大正新修大藏经》乃是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授权CBETA输入及公开的电子版书籍。今天的日本在书籍新技术的掌握上领先于中国了，以至于我们要从日本回输我们祖先传给他们的《大藏经》。
(123)按：有关中国印本在日本流播的事例，均来自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一书。
(124)（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125)［宋]柳开：《答陈昭华书》，《河东集》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6)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页。
(127)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40页。
(128)［宋]韩琦：《欧阳修墓志铭》，《安阳集》卷4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9)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03页。
(130)同上，第213、200页。
(131)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下，《宋文纪事》卷31，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2)曾枣庄：《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225页。
(133)曾枣庄：《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
(134)曾枣庄：《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期。
(135)［宋]苏轼：《东坡全集》卷7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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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张端义：《贵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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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纂定：《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陶秋英校，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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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书梅等点校、王云海审订：《宋会要辑稿·崇儒》，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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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钱谦益：《牧斋晚年家乘文》，宣统三年闰六月扶轮社校印发行。
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不著撰人：《锦绣万花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维昭：《带血的挽歌——清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二编 北宋的书籍刊刻
奚椿年：《中国书的源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
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汉]刘珍：《东观汉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