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第21b页。
[38]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8页。
[39] 《宋史》卷三七八《刘珏传》，第11665～11668页。
[40] 《宋史》卷二五《高宗本纪二》，第467页。
[4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壬子”条，中华书局，1988，第519页。
[4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四年正月戊辰”条，第604页。
[4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正月辛丑”条，第894页。
[44] （宋）程俱：《北山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第95页下栏。
[45]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93页。
[46]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第115页。
[47]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7页。
[48]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第281页。
[49]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9页。
[50]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14页。
[51]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第935页下栏。
[52]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7页。
[5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三五，第2264页。
[54]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第936页下栏。
[55] （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第322页下栏～323页上栏。咸淳《毗陵志》卷二五“仙释”晋陵（《宋元方志丛刊》，第3176页下栏）：“陈葆光受业天庆观，梦真武举白璧授之，遂善符篆，治病辄愈，撰《神仙蒙求》三卷。晚住茅峰，主章醮，天灯尝示现云。”《明一统志》卷一○（三秦出版社，1990，第184页上栏）：“陈葆光住天庆观，尝梦玄武神举白璧授之，遂善符篆，治病辄愈，撰《丹神蒙求》三卷。”按：《神仙蒙求》《丹神蒙求》疑与《群仙蒙求》实为一书之异名，卷数不同，或与注释详略有关。
[56]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8页。
[57]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第12a～12b页。
[58]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五，第848页下栏。
[59]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44页。
[60]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第13a页。
[61]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五，第848页下栏。
[62]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40页。
[63]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8页。
[64]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14～3615页。
[65] （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纲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第468页下栏～469页下栏。
[66] （宋）张栻：《南轩集》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701页下栏。
[67] （宋）赵蕃：《淳熙稿》卷一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第242页下栏。
[68]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一下，第8b页。
[69]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第21b页。
[70]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〇，第761页下栏。
[71] （宋）楼钥：《攻媿集》卷九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383页下栏～387页上栏。
[72]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299页。
[73] （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236页下栏。
[74]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四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436页下栏。
[75]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24页。
[76]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〇《经籍考十七》，中华书局，1986，第1618页。
[77]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8页。
[78]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第935页下栏。
[79] （正德）《姑苏志》卷五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952页下栏～953页上栏。
[80]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301页。
[81]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24页。
[82] （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下册第130页。
[83] （弘治）《八闽通志》卷七四，下册第758页。
[84]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106页上栏。
[8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六，《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68页。
[86]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第13a～13b页。
[87]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107页下栏。
[88]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45页。
[89]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302页。
[9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65，第1163页。
[91]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第336页下栏。
[92]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17页。
[93] 《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传》，第12953～12957页。
[94] （宋）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八，《四部丛刊三编》本，第7a页。
[9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〇，《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30页。
[96]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185～4186页。
[97] （宝庆）《四明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第5015页下栏。
[98] （元）胡炳文：《云峰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769页下栏。
[99] （崇祯）《宁海县志》卷九，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据明崇祯五年刊本影印，第643页。
[100] （宋）史铸：《百菊集谱》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5册，第90页下栏。
[101]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9页。
[10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8页。
[103] （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77页下栏。
[104] 《宋史》卷二○五《艺文志四》，第5176页。
[105] （宋）楼钥：《攻媿集》卷九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484页下栏。
[106]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07册下栏。
[107]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22页下栏～623页上栏。
[108] （宋）曾丰：《缘督集》卷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6册，第205页。
[109] （宋）楼钥：《攻媿集》卷七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154页下栏。
[110] （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418页下栏～419页上栏。
[111]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299页。
[112]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11页下栏～612页上栏。
[113]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八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240页下栏。
[114]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58页上栏。
[115]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20页下栏。
[116] 《宋史》卷四三○《张洽传》，第12785～12788页。
[117] （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77页下栏。
[118]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42页。
[119]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06页。
[120]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第537页上栏。
[121]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79页。
[122]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82页上栏。
[123] （宋）杜范：《清献集》卷一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741页。
[124] （宋）徐元杰：《楳埜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752页。
[125]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6册，第282页上栏。
[126] （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4册，第77页下栏。
[127]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第428页。
[128] 《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第5301页。
[129]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24页。
[130] （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61页下栏。
[131] （咸淳）《临安志》卷六一，《宋元方志丛刊》，第3905页下栏。
[13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第432页。
[133] 《宋史》卷二三七《宗室世系表二十三》，第8189页。
[134] （明）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23页。
[135] （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三《止斋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1734页。
[136] 又《千顷堂书目》卷三作“虞俊《达斋告蒙》一卷”（第106页）。“俊”乃“复”之误，“达”乃“远”之误。袁甫《蒙斋集》卷八《虞复除耤田令制》可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429页下栏）。
[137] （宋）徐经孙：《矩山存稿》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31页上栏～32页上栏。
[138]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一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十六年（1588）刻本影印，第329页。
[13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第1736页。
[140] （明）孙能传、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第117页上栏。
[141] （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77页下栏。
[142]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6册，第189页下栏。
[143]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9页。《蒙训》四十四卷，《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作“七十卷”，第12991页。
[144] （明）郭棐：《粤大记》卷二三，黄国声、邓贵忠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第678页。此书，明黄佐《广州人物传》卷一〇，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七〇、吴翌凤《镫窗丛录》卷一等书均以为区适子所作。清乔松年《萝藦亭札记》云：“童子所诵《三字经》，有王相者注之，谓是王伯厚所作。”（《丛书集成续编》第2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375页上栏。）按：有关王应麟（字伯厚）的记载不少，其著作传世亦多，从无人提及著有此书，大概因为其是文献名家，又作过多种启蒙书，故后人附会到他的头上，今不取。
[145] （宋）程颐、程颢：《二程文集》卷一三《上谷郡君家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5册，第734页下栏～736页上栏）：“夫人幼而聪悟过人……好读书，博知古今……颐兄弟幼时，夫人勉之读书，因书线贴，上曰‘我惜勤读书儿’。”
[146] （宋）叶适：《水心集》卷一四《安人张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4册，第268页下栏～269页上栏。
[147]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一（刘卓英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第22页）：“洛中士人张起宗，以训蒙为生，居于会节园侧。”
《宋史》的史源及其相关问题
顾宏义
摘要：《宋史》史源颇为复杂，或源出宋“国史”“实录”“日历”“会要”等官修史籍，或取材自私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以及一些笔记杂史之类，甚至还包括个别元人编纂的史书。为此，本文就《宋史》与宋“国史”之史料渊源关系、《宋史》与其他宋人著述之关系，以及由此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指出颇为后人诟病的《宋史》中存在某些记载讹误，实与其史料来源情况密切相关。
关键词：《宋史》 宋朝官史 笔记杂史 史料来源
《宋史》的史源颇为复杂，有的源出宋朝官修史籍“国史”“实录”“日历”“会要”等，亦有的取材私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以及一些笔记杂史之类，甚至还包括个别元人编纂的史书，因此欲整体厘清《宋史》史源实有相当难度。故本文拟主要就《宋史》与宋“国史”之史料沿承情况，以及由此出现的相关问题如《宋史》与宋元时期其他重要史籍之关系等做一探究。
一 《宋史》多本宋“国史”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史多国史原本》有云：
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祗就宋旧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1]
赵翼云云，大体为后世评说《宋史》者所遵用。此处所云“宋旧本”，即宋朝史臣所修之“国史”。然宋人所称“国史”有宽窄二义：一指官修史书；二指“国史”“实录”之“国史”，亦称“正史”，就体裁而言，乃属纪传体史书。赵翼所称“国史”，据其文义，当指后者。宋朝所修之“国史”，即“正史”，据《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正史类》载，有：
王旦《国史》一百二十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2]
其中王旦《国史》指撰修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三朝国史》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史，由仁宗时吕夷简所进；《两朝国史》为仁宗、英宗两朝之史；《四朝国史》为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之史，撰修于南宋前期。《神宗正史》《哲宗正史》分别为神宗朝、哲宗朝“国史”，其主要内容包含于李焘、洪迈所主持修纂的《四朝国史》中。而据南宋初洪迈所云：“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3]是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南宋初已不传。在南宋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太宗朝的记事中，尝屡次称引《两朝史志》，而据裴汝诚先生考证，此乃指神宗时期编纂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4]
此外，记载南宋史事的“国史”，乃属理宗时为李心传所修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也称《中兴四朝国史》。
至南宋理宗朝以后，因国是日非，救亡不迨，故宋廷未及纂修“国史”，然“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则颇有成稿者。如《宋史·艺文志·编年类》载：
《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又《日历》一百八十册。《度宗时政记》七十八册。《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5]
元人撰修《宋史》之时，是否利用过上述宋末之“实录”“日历”？据现见史料记载，当可做肯定之回答。
宋朝重视修撰本朝史，修史制度完备。其官修之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之“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情况之“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修之“日历”，并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之编年体“实录”，并据“实录”为主要史料来源所编撰之纪传体“国史”，还有详细记录典章制度之“会要”等。当南宋亡国时，藏于史馆之史料大都为元人所接收，并北迁而归于元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载：“时翰林学士李盘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6]虽然元末史臣尝称两宋史料颇有亡失，但基本史料俱在。如元史官苏天爵曾言：“愚尝备员史属，阅近代载籍，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实录、编年、纪志表传盖数万言，其未成书者第宝庆、咸淳之事而已。”[7]又言：“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图谱、别集、小说不知其几。……理、度两朝事最不完，《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8]而尝参与《宋史》编撰的危素于《昭先小录序》中亦云：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陈公照死城守。后六十九年，为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诏修辽、金、宋史。其曾孙显曾以书告史官翰林直学士王公沂师鲁、翰林修撰陈君祖仁子山、经筵检讨危素太朴，请录公死节事。陈君及素复书曰：“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实当纪公事，而慎重不轻信。”于是显曾又亟以书告余君，反复哀痛。余君虽爱其词，然犹难之。后从国史院史库得《德祐日记》，载公授官岁月，与夫复城、城守两转官，城破死节褒赠等事甚悉，始为立传。而显曾未知也，遂走京师，使谒余君以请。今其传既上进矣，显曾退而辑次诸公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后所与书问，题曰《昭先录》，使素序其端。[9]
可知《宋史》史文，于宁宗以前，主要据宋人所撰修之《国史》（以《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为主），而理宗以后，则主要凭依上述之“实录”“日历”“时政记”等。故赵翼以为“大概……宋度宗以前之史”，皆“宋旧史也”[10]的说法似有不确，即度宗以后史事，亦尝依据宋朝官修的《度宗时政记》《德祐事迹日记》等史籍。但因岁月久远，包括此四部《国史》的两宋“国史”等皆已亡佚。
二 《宋史》文字源出宋“国史”举例
《廿二史札记·宋史多国史原本》例举《宋史》之传文据宋“国史”编纂者，如：“《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方技传序》云‘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及《方技传》，今去二志，独存《方技》’。《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指出“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11]然《宋史》此类据宋“国史”编纂之“迹”，在“志”文内亦屡见之。如：
卷四八《天文志序》称“今东都旧史所书”云云，“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而取欧阳修《新唐书》《五代史记》为法，凡征验之说有涉于傅会，咸削而不书，归于传信而已矣”。[12]
卷六一《五行志序》称“旧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麦、醴泉、芝草之属，不绝于书”云云，故“今因先后史氏所纪休咎之征，汇而辑之，作《五行志》”。[13]
卷九八《礼志序》历数宋朝礼制变化大端，后云“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14]又卷一一〇《礼志十三》有云：“旧史以饮食、婚冠、宾射、飨宴、脤膰、庆贺之礼为嘉礼，又以岁时朝会、养老、宣赦、拜表、临轩命官附之，今依《政和礼》分朝会为宾礼，余如其旧云。”[15]
卷一四三《仪卫志序》云：“宋初，因唐、五代之旧，讲究修葺，尤为详备。其殿庭之仪，则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细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会，大庆、册、受贺、受朝，则设大仗；月朔视朝，则设半仗；外国使来，则设角仗；发册授宝，则设细仗。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南渡之后，务为简省。此其大较也。若夫临时增损，用置不同，则有国史、会要、礼书具在。今取所载，撮其凡为《仪卫志》。”[16]
卷一四九《舆服志序》称：“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17]
因宋“国史”皆已亡佚，仅个别之传及残篇零句传于今世，故今日已无从对《宋史》与宋《国史》之内容进行全面比较。以下即以《四朝国史·欧阳修传》[18]与《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为例，通过比较两者文字之沿承关系，以窥一斑。（因篇幅关系，所比对者仅为《欧阳修传》的前半部分。）
续表1
续表2
据上表所载，可知：（1）其第1、3、7、8、9、10、11、12、17、18、20诸条，《宋史》基本沿用《四朝国史》文字。第4、5、15、16诸条，《宋史》乃据《四朝国史》文字加以修订删改。第6、13、14、19诸条，乃《宋史》别据史料撰写；而第2条则据《四朝国史》删改，又别据文字撰写而成。
（2）第12条，《四朝国史》“劝帝延问执政”句，《宋史》无“劝”字，然据上下文义，此“劝”应属元史臣撰修《宋史》时误删，当据《四朝国史》补之。
（3）第18条，《四朝国史》“将为虏有”句，《宋史》作“将为敌有”。检韩琦《欧阳公墓志铭》有云“他日必尽为虏人所有”，[19]可知当作“虏”字，《宋史》作“敌”字，乃出自元史臣所改。
元代史臣在编撰《宋史》时，对宋代史料中有关宋人蔑视、辱骂契丹、女真等北方“夷狄”之所谓违碍文字，如“北虏”“戎丑”“胡虏”“犬羊”之类，颇有加以改纂者。在此例举《宋史·高丽传》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以说明之。北宋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北伐契丹，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欲使高丽出兵马夹击契丹之侧后。此诏书载于《宋史·高丽传》，云：
朕诞膺丕构，奄宅万方，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蠢兹北裔，侵败王略，幽蓟之地，中朝土疆，晋、汉多虞，夤缘盗据。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妖氛。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而接彼边疆，罹于虿毒，舒泄积愤，其在兹乎！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寇。良时不再，王其图之。应俘获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给赐本国将士，用申赏劝。[20]
此诏书亦收录于《宋太宗实录》卷三五、[21]《宋朝事实》卷二〇，[22]以及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三，[23]然文字有详简异同之差别。现将此四书中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诏书之文字有异者列成下表，对勘其间文字，可明白看出元史臣改纂宋史料中违碍文字之手段及用心。
续表
比较上述文字，可见：
（1）《高丽史》所载之诏书似当为原始文字，但亦略有删略。
（2）宋真宗时修《宋太宗实录》，已对原诏书文句有所修饰，以从文雅，如改“侵败王略”为“敢拒皇威”，改“幽蓟之地，中朝土疆”为“幽蓟之地，本被皇风”，改“多故”为“多虞”等。《左传·成公二年》曰：“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杜预注：“略，经略，法度。”故“侵败王略”虽有出典，然不及“敢拒皇威”含天子征伐四夷之义。而改“中朝土疆”为“本被皇风”，除使文辞雅训外，亦为突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之义。至于“多虞”义指多忧患、多灾难，显然其义较“多故”为长。
（3）因修撰《宋太宗实录》之时，宋、辽仍为敌国，故而诏书中辱骂契丹之文字未变，如“戎丑”“胡虏”“犬羊”等词。但由于蒙古人亦以“北戎”入主中原，故于撰修《宋史》时，元代史臣便将此诏书中辱骂同为“北戎”之契丹的有关文字大做删改。如改“戎丑因而盗据”为“夤缘盗据”，改“胡虏”为“犷俗”，改“犬羊”为“边疆”，改“垂亡之虏”为“垂亡之寇”，改“虏获”为“俘获”等。虽《宋史》元至正本中《高丽传》部分已佚，然明成化本之文字同，可知此改字当为元史臣所为。此后清廷大肆改纂、删削前朝人诗文中蔑视、辱骂契丹、女真之文字，实承元人之法。
（4）李攸《宋朝事实》撰于南宋初年，据清馆臣《宋朝事实提要》，本书“第原本久佚，惟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下者尚存梗概，而割裂琐碎，莫由考见其体例”，清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为二十卷。[24]对比《宋朝事实》与《宋太宗实录》《宋史·高丽传》所载太宗此诏书文字，显见其与《宋太宗实录》关系密切，但亦有少许文字出入，故推测《宋朝事实》之有关文字当源出《三朝国史·高丽传》，而非自《太宗实录》抄录。只是清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录《宋朝事实》佚文时，依当时惯例对原文有关文字大加删修，如改“蠢兹北裔”为“蠢兹北方”，改“戎丑”为“契丹”，改“胡虏”为“朔漠”，改“犬羊”为“境壤”，改“垂亡之虏”为“垂亡之敌”，改“虏获”为“掳获”。其中“虏获”即“掳获”，然仍加一提手旁，可见改字力度远过于元人。
三 宋“国史”以外的其他史源
从上述《欧阳修传》的比对中可见《宋史》之文字有多于宋《国史》而别有所据者。此在《宋史》中也颇有记载，如：
卷七〇《律历志三》有云：“大中祥符三年，春官正韩显符上《铜浑仪法要》，其中有二十四气昼夜进退、日出没刻数立成之法，合于宋朝历象，今取其气节之初，载之于左。”[25]
卷七一《律历志四》云：“历晋及隋、唐，律法微隐。宋史止载律吕大数，不获其详。今掇仁宗论律及诸儒言钟律者记于篇，以补续旧学之阙。仁宗著《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述七宗二变及管分阴阳、剖析清浊，归之于本律。次及间声，合古今之乐，参之以六壬遁甲。”[26]
卷一四二《乐志十七》云：“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27]
卷一四五《仪卫志三》注云：“左山商氏家藏宋人《青城》《圜坛》《太庙》三图，其布置行列，极为详备，因附卤簿之后，庶览之者可以考一代之制云。”[28]
卷四八五《外国传序》称“前宋旧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虽偭乡不常，而视金有间，故仍旧史所录存焉”。[29]而卷四八六《夏国传》“论曰”又云：“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捂，则阙疑以俟知者焉。”[30]
除官史外，私家史书亦复不少，著名者如北宋九朝史实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专记两宋之际与金和战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元人修史时，又从江淮民间进行有关宋代史书之采访、搜集，获得不少野史、笔记、文集等。如元刘诜《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中称元“修辽、金、宋三史，诏求天下故史遗文。大朴（危素字）实衔朝命来江西，至庐陵，求礼部（邓光荐）所为书”。[31]据明杨士奇《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称：
右《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宋礼部侍郎兼学士院权直吾郡邓光荐撰。光荐……与丞相同朝，此传多本于丞相所自述，故特详实。而后来作《宋史》，又多本于此云。[32]
此亦成为修撰《宋史》的重要史源。
综上而言，宋“国史”以宋历朝《实录》为主要史料来源。而宋“国史”之传、《实录》附传，大抵皆依据私家所撰之行状、墓志等而成。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有云：
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东都故事·赵普传》，与正史迥然如两人，正史几可废。
但此类“国史”所载与私家记述相互抵牾的出现，大体出于编撰“国史”之传时未取材或不全取材于行状、墓志、家传之类私家文字。下面即以《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33]与朱熹《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34]的部分内容做一对比，以分析此两篇文字间之承袭关系。
续表
由上表比对可见《宋史·范如圭传》与朱熹《范公神道碑》文字之渊源关系。虽然《范公神道碑》文字可能首先为《中兴四朝国史》所取材，然后为《宋史》所沿袭。
此外，《玉海》卷六一《绍兴进至和嘉祐章疏》载：“二十八年（1158）冬，利路提刑范如圭奏汉《胎养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选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进。明年九月甲午，右相陈康伯奏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3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绍兴二十九年“九月甲午，陈康伯除右仆射面谢，因及范如圭所进嘉祐、至和章疏，高宗问：‘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言之不尽，故类聚以进呈。’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宸断坚决乃可。’高宗首肯之。（原注：《康伯附传》。）”至三十年二月，始立皇子，封建王。[36]又吴泳《鹤林集》卷二二《缴进嘉绍本议状》亦云：“绍兴二十八年，范如圭言广嗣、建储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三十六通，囊封以进。或以越职为如圭危之，独陈康伯对上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言之不尽，故类聚以进呈。’圣心感悟，立子之意遂决。”[37]可证所谓范如圭上“至和、嘉祐间名臣章奏”，高宗感悟，“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实属朱熹撰《范公神道碑》时有意移易岁月，而以之为范氏之功，不可据为信史。且“如圭可谓爱君之至”乃宰相陈康伯所言，朱熹为增加分量，改为天子所言，而《宋史》依据朱熹所云，并为突出范如圭为国忘身之忠心，添加“以此获罪，奚憾”一语，且将“爱君”改为“忠”字。
元人修《宋史》时，除利用宋人史籍外，因《辽史》《金史》先成，[38]故其内容亦有参考《辽史》《金史》者。如《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日食》载：
（绍兴）七年二月癸巳朔，日食于室。（原注：是年当金之天会十五年，《金史》不书日食。）……十七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于氐。（原注：是年乃金之皇统七年，《金史》不书日食。）……（庆元）六年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原注：是年乃金承安五年，《金史》不书日食。）……（嘉泰）三年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原注：《金史》不书。）……（嘉定）四年十一月己酉朔，日当食，太史言不见亏分。（原注：《金史》不书。）[39]
但总体而言，《宋史》主要依据宋“国史”而成，故后世由《宋史》大体可窥见宋“国史”之大概。
四 《宋史》与部分宋元史籍之关系
自明代以后，批评《宋史》者甚多，其中不少涉及《宋史》取材问题，以及《宋史》与其他宋元史籍之史料承袭关系。以下即据笔者所见，对《宋史》与现存宋元时期重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实录》《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等史料的承袭关系以及其史料价值等问题做一探究。
1.《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为南宋史学家李焘所撰。因元朝撰修《宋史》时，“直翰林仍兼史职”之袁桷尝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称史馆中史书颇缺，故“具书目以备采择者”，其中“宋世九朝，莫详《长编》，而……今院中《长编》不备”，[40]由此今有学者认为当时元史臣撰修《宋史》时，未曾取材于《长编》。诚然，现存史籍中未见有《宋史》尝取材《长编》之记载。但袁桷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之时，与撰修《宋史》完成尚有时日，故不能由袁桷《事状》所言即认定元末史臣始终未能“搜访”到《长编》。而且袁桷《事状》所列“院中”所缺之书籍，除《长编》外，尚有《东都事略》等多种，而检阅《宋史》，实已引录王称《东都事略》内容。[41]同时，比勘《宋史》与《长编》的相关文字，基本可以认定《宋史》尝取材于《长编》，如：
关于宋初“金匮之盟”，《宋史·宗室传·魏悼王廷美》[42]与《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43]记事显然存在沿承关系。
《长编》于此条记事下注云：“‘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此太宗盛德要语也。今《正史》削去，可不惜哉！今依《实录》具载圣语。”此《正史》即指《三朝国史》，《实录》指《太宗实录》。又《长编》卷二载杜太后崩事，亦记有皇太后与宋太祖约定“金匮之盟”，命赵普起草“誓书”，并于注文中云：
司马光《记闻》称太后欲传位二弟，其意谓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从《正史》及《新录》，而《旧录》盖无是事。……然则太后顾命，独指太宗，《记闻》误也。《正史》《新录》称太宗亦入受顾命，而《记闻》不载，今从《记闻》。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所书，乃释然。若同于床下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竢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盖《正史》《新录》容有润色。按《太宗实录》载普自诉章，其辞略与《记闻》同，当顾命时，太宗实不在旁也。《正史》《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故必以《太宗实录》及《记闻》为正。[44]
《太祖实录》初修于太宗时，再修于真宗初，故前者称《太祖旧录》，后者称《太祖新录》。综合上引文字，可知《长编》所记载的昭宪杜太后临终前顾命之事，是依据《三朝国史》、《太祖新录》及司马光《涑水记闻》之相关文字糅合而成。而《宋史·宗室一》“或谓”以下有关传位之序的内容，却与太宗、真宗父子欲否定廷美有继位之资格的目的不符，定非《太祖新录》《太宗实录》《三朝国史》中内容。由此可证《宋史》此段文字，当取材于《长编》“或曰”以下文字，而其源头乃出自司马光《涑水记闻》。
2.《宋太宗实录》
两宋历朝《实录》，是元史臣据以撰修《宋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两宋《实录》，今仅存《宋太宗实录》残本二十卷。《宋太宗实录》初修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增修于大中祥符末。南宋李焘纂修《长编》宋太宗朝史事时，多次引录《实录》与“别本《实录》”。据燕永成先生考证，《长编》所引录之《太宗实录》乃咸平初修本，“别本《实录》”乃祥符增修本，今所传的《宋太宗实录》残本即是李若水咸平初修本。而据《长编》引文分析，“别本《实录》”的纪事内容“明显多于今存本”即咸平初修本。[45]
对于《宋史》与《宋太宗实录》之关系，有学者以为若两者对某事之记载抵牾，即重《实录》而轻《宋史》，“因为相对而言，《实录》是第一手史料”。[46]此论大体无误，但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宋太宗实录》的再修之原因，主要因其初修本仅用“九月而毕，人难其速”，[47]故所载之事“尚有漏落”。[48]而《长编》在称引《宋太宗实录》时，还多有考证、纠正其纪事内容之误失。如《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十二月“赵普来朝”纪事注文称：“《普附传》云：上亲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因求入朝。按：十事乃普引以谏伐幽州，与籍田不相关。《附传》误矣。盖未尝见普手疏，故妄载于籍田，《正传》亦已改之。”[49]此处《普附传》乃指《宋太宗实录·赵普附传》，《正传》乃指宋仁宗初年所纂修的《三朝国史·赵普传》。今按《宋史·赵普传》，“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正置于雍熙三年春谏“大军出讨幽蓟”之时。[50]即宋“国史”虽主要依据“实录”编修，但仍会根据其他史料纠正、增补《实录》中的错漏，上述引文中即《三朝国史·赵普传》依据赵普“手疏”纠正了《宋太宗实录·赵普附传》的错讹，而《宋史·赵普传》之纪事同于《三朝国史·赵普传》。
又如《宋史·周渭传》云周渭“太平兴国二年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就加监察御史。在岭南凡六年。徙知扬州，进殿中侍御史，改两浙东、西路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迁侍御史”。[51]而《宋太宗实录》卷三一载太平兴国九年八月“甲辰，以监察御史周渭为两浙西南路转运使”。[52]两书所载周渭任职两浙时，一为殿中侍御史，一为监察御史，而殿中侍御史官阶高于监察御史，且无史料记载此时周渭曾经贬官，两者必有一误。是否因是“第一手史料”而取《宋太宗实录》、舍《宋史》？就本例而言，实有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