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美〕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 王瓒：《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胡珠生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415页。
[5]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17页；汤日昭《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二，明万历刻本，第1页。
[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一，第26页；王谠《唐语林》卷三，中华书局，1987，第283页。
[7] 参见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1期。
[8] 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8页。
[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0页。
[10] 参见《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一，第26页。
[11] 参见《乾隆瑞安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1993，第107、109页。
[12] 参见《三国志》卷四七，中华书局，1964，第1148页。
[1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
[1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422页。
[15] 参见《宋会要辑稿》礼二○之六四，北平图书馆，1936；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二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第2106页；《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66页。
[16] 参见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历史地理》1990年第7期。
[17]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9页。
[18]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10页。
[1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2页。
[2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8页。
[21] 参见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三联书店，2011。
[22]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陈傅良《西庙招辞并序》，《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一，周梦江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第2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万历温州府志》卷九，第24页；卷一二，第5页。《弘治八闽通志》卷六七，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4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33册，第943页。
[2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8页。
[2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1页。
[25]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
[2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3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8页。
[27]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3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1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1993，第436页。
[28] 《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
[29]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
[3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崇祯清江县志》卷二，明崇祯刻本，第27页；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第86页；胡行简《清江镇晏公祠庙碑》，《樗隐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页；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五三，正统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1988，第9册第695页；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第318页。
[31]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二一。
[32]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弘治八闽通志》卷六○，第845页；《宋会要辑稿》礼二○，第35页；《宋史全文》卷一四，李之亮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783～784页。
[3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423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108页；卷九，第119～120页。
[34] 季兰坡：《陶尖庙记》，《弘治温州府志》，第579页。
[35]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9页；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六，正统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1988，第5册第248页。
[36]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
[37] 参见《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56页。
[38]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
[3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7页。《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43页；卷八，第168页；卷一三，第357页。
[4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第425页。
[41]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弘治八闽通志》卷六○，第853页。
[42]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弘治八闽通志》卷五八，第826页。
[43]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第509～510页。
[4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八，第168页；卷一九，第509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一一一、礼二一之二九。《宋史》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77，第10325页。
[45] 《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
[4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孙衣言《瓯海轶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1478页。
[47]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第402页；卷二二，第2078～2080页。
[48]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卷一七，第468～470页；卷一九，第532页；卷八，第143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5页。《宋史》卷四五二，第13300页；卷四五三，第13317页。周行己《包端睦忠孝传》，《周行己集》卷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24～225页。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忠义一》，中华书局，1991，第323页。《溪南卢氏宗谱》卷二，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华人族谱数据库https：//familysearch.org/pal：/MM9.3.1/TH-1951-20617-37496-84？cc=1787988&wc=M9H9-T2S：127202959，影像第255页。
[4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41页；卷一一，第267页；卷一六，第417页。《宋史》卷四五三，第13317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六○。
[50]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一二，第10页。
[51]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宋史》卷四二三，第12627页；《光绪永嘉县志》卷二三，第2160～2165页。
[52] 参见林景熙《重建忠烈庙记》，《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第532页。
[5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6、417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五，中华书局，1956，第1569～1570页；郑刚中《忠义堂记》，《北山文集》卷一三，商务印书馆，1935，第172页；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宗庙考》，文海出版社，1979，第7040页。
[5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143页、269页；《宋史》卷四五○，第13254页；王称《东都事略》卷四二，刘晓东等点校，齐鲁书社，2000，第336页；王安石《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勤威冯公神道碑》，《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899页。
[55]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五，第87页；卷六，第106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第440页。《乾隆温州府志》卷九，第112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8页。《嘉靖延平府志·学校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9册，上海古籍书店，1961，第14页。
[5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一九，第554页；卷六，第102页；卷一六，第425页。康豹（Paul R.Katz）《道教与地方信仰——以温元帅信仰为个例》，赵昕毅译，高致华编《探寻民间诸神与信仰文化》，黄山书社，2006，第136～137页。《乾隆温州府志》卷九，第112页。
[57]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六，第107页；卷一九，第587页；卷一九，第559～560页。《乾隆温州府志》卷九，第112页。《万历温州府志》卷三，第28页；《光绪永嘉县志》卷三，第252、253页。孙衣言《瓯海轶闻》，第1478页。《嘉定赤城志》卷三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89，第7521页。
[58]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
[59] 宋濂：《横山仁济庙记》，《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第559～560页。
[6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427页；卷八，第143页。《宋会要辑稿》礼二○，第159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第437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七，第49页。
[61] 参见朱海滨《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史林》2008年第2期，第71～79页。
[62]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
[63] 参见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225页。
[64]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一《九圣奇鬼》，中华书局，1981，第369页。
[65] 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6卷第1、2期合刊，第18页。
[66] 《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
[67] 《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一一一。
札记
唐琐事杂考
梁太济
“河东三凤”漫说
点校本《旧唐书·薛收附兄子元敬传》：“〔元敬〕少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为长离，德音为，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1]点校本《新唐书·薛收附元敬传》同[2]。文中长离、、鹓雏，当皆是总名为凤的不同类别的专名。而据张《朝野佥载》卷三：“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也。”又谓：“为凤凰之佐”[3]。未及长离，鹓雏、虽属“凤之类”，实乃“凤凰之佐”。或者长离才是真正的凤。《后汉书·张衡传》载《思玄赋》：“前长离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李贤注：“长离，即凤也。”[4]
点校本谓薛收“为长离”，在新旧《唐书》各种版本中，仅百衲本与之同，而在此前流传更广的诸多版本中，如汲古阁十七史本（仅有新《唐》），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仅新《唐》获检），新近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众多类书所引，皆不作“为长离”，而作“为长雏”。究竟以何为正呢？点校本于版本异文，以“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为校勘则例，因之也就难以窥见其取舍的根由底细。只是传文既有“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语，表明鹓雏又可作幼雏解，则对于薛元敬的族父薛收，亦未尝不可以普通名词长雏称之。作长雏未必定误也。《汉语大词典》征引二十四史，当据点校本，其词条“长离”释文，所引即点校本。而在词条“鹓雏”下，为了阐明鹓雏第二义，即“凤雏。比喻有才望的年青人”，却又撇开点校本，改而从此前的通行本征引了。可见书作薛收“为长雏”的文本对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既是“三凤”，当然也就为人们所乐道。早在唐代，胡璩即曾将之录入其笔记小涚《谭宾录》中[5]，到了宋初，钱易又在《南部新书》丁卷节录了《谭宾录》的这条记载[6]。只是在三凤彼此之间的族属亲疏关系上，却又多有误解。《谭宾录》和《南部新书》都说：“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徳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似乎薛元敬和薛德音都是薛收的子侄一辈。其实，薛德音与薛收原系同辈，而薛元敬则是他们两人的子侄辈。《隋书·薛道衡传》：“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继族父孺。孺……与道衡偏相友爱，收初生，即与孺为后，养于孺宅。至于成长，殆不识本生。”[7]又载：道衡“从子德音，有隽才，起家为游骑尉”[8]。又载：“道衡兄子迈，官至选部郎。”[9]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薛氏西祖房表，薛元敬恰是迈之子，温周之孙，而温周与道衡乃兄弟行[10]。
三凤的结局，也可略得而言。《旧》传谓薛元敬“少”时与收、德音被人称作河东三凤，其声名斐然当在隋炀帝时。隋唐易代之际群雄逐鹿，三凤遂被不同乃至敌对的政治势力所牢笼。薛德音，据《隋书》薛道衡附传所载，“及越王侗称制东都，王世充之僭号也，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诛”。[11]最早成了牺牲品。薛收、薛元敬则投附于正在创业的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薛收是全心全意的，也深为李世民所倚重，可惜的是，李世民尚未登上帝位，他却在武德七年便已死去，年仅三十三。及至李世民“登极，顾谓房玄龄曰：‘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12]足见两人结托之深。薛元敬却有些半心半意。《新唐书》薛收附传载：“是时，收与房、杜处心腹之寄，更相结附，元敬谨畏，未尝申款曲。如晦叹曰：‘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仅仅“掌文翰号称职”。且以之“卒于官”。[13]
李华《三贤论》论的是哪三贤？
《三贤论》曰：
余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
此三贤，分别姓元，姓刘，姓萧，当不成问题。文章两次以其终官鲁山令之“鲁山”，又两次以其字“紫芝”称元，四次以其字“茂挺”称萧。此二人分别为元德秀、萧颖士，当也不成问题。萧颖士终官扬州府功曹参军。成为问题的是刘姓功曹究系何人？文中只有一处提到他的字，诸书却有异文，《唐文粹》作“挺卿”，《文苑英华》作“柄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遐叔文集》作“挺卿”。《全唐文》亦作“挺卿”，其下校注曰：“《集》本作‘柄卿’，《英华》亦作‘柄卿’，注云《唐书》作‘捷’，一作‘挺’。”“一作”指《唐文粹》。其所据之《集》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复不同。而《唐摭言》提及刘之字的所在，不知为何竟莫名其妙地被“即”字所取代。
《三贤论》的主要部分，《新唐书》的《卓行·元德秀传》《文艺·萧颖士传》《刘子玄附子迅传》，曾分别有所节录。上引《三贤论》之语，《新唐书·元德秀传》作：
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华于是作《三贤论》。[14]
除元、萧二人外，《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是确认《三贤论》中的刘即为刘迅的，且于《新唐书·刘迅传》记载：
迅，字捷卿。历京兆功曹参军。
因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遐叔文集》卷二《三贤论》题下遂加有如下的题注：
元鲁山萧颖士刘迅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彻底解决。因为今本《唐摭言》卷七《知己》门在“李华撰《三贤论》”下亦加有注文，注明三贤为“刘眘虚、萧颖士、元德秀”。此注为《唐摭言》作者王定保所原有，还是后人所妄加，虽不得而知，但却引起了不少人注意，制造了不少混乱。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下：
刘眘虚，字挺卿。其诗超远幽敻，在王、孟、王昌龄、常建、祖咏伯仲之间。考其人，盖深于经术，不但词华也。李华《三贤论》曰：“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述《易》《诗》《书》《春秋》《礼乐》为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尚书刘公每有胜理，必诣与谈，终日忘返。殷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对，未与刘面，常想见其人。高适达夫落落有奇节，皆重刘者也。”按《唐书·儒学》、《文苑》皆不为眘虚立传，而《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亦略之，故详于此。[15]
是认《三贤论》之刘，即诗人刘眘虚。其所据或即《唐摭言》之注。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刘眘虚”条：
殷璠《河岳英灵集》录刘眘虚诗，谓“顷东南高唱者十数人，然声婉然，无出其右，惜其不永天年，陨碎国宝。”眘虚未详何许人，意其为南士也。
李华《三贤论》谓刘眘虚“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在京尝疾，太尉房公临扶风闻之，曰‘挺卿即日若不起，无复有神道。’殷直卿有识尚，恨言理少对，常想见其面。后避地逝于安庆。”（当作康，安康郡即金州也。）此眘虚即刘知幾之子迅，《唐书》附《刘知幾传》，不言其能诗。
或仞为一人，似不然。孟浩然有《九日于龙沙寄刘大眘虚》诗，而新旧《书》叙知幾六子，迅次在五，是行第不同也。王昌龄有《送刘眘虚归取宏词解》诗，而《唐史》不言登宏词科，是出身不同也。一工于诗，一善著书，是趣向不同也。两刘生遂同时，并有才不遇，而一名一号，似同实异，恐难混而一之。[16]
疑即针对上引王士祯之说而发。然亦未怀疑《唐摭言》注文有误，而只是致力于论证学者刘迅与诗人刘眘虚乃是号与名偶同的两人。虽然正确指出了《唐摭言》注作“眘虚”的《三贤论》中的刘姓贤人即两《唐书》中刘子玄之子刘迅，但是除了《唐摭言》此注以外，实再无何种文献曾言及刘迅别名或号眘虚也。《三贤论》中的“挺卿”原是刘迅的字，由于误信了《唐摭言》的注文，后人才将它误加到刘眘虚名下，才出现刘眘虚字挺卿的说法。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又刘大眘虚”条，既引孟浩然、王昌龄两人诗题断定刘大即眘虚，又引高适《别刘大校书》，“疑亦眘虚也”，都无可厚非，是正确的。但接着说的“字挺卿，李华《三贤论》之一人”就值得怀疑了。更使人诧异的，是“又刘三贶”条说的“《三贤论》称贶曰功曹，卒于安康”。[17]今按，《三贤论》中“予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刘避地逝于安康”之刘，皆是指三贤之一的刘迅说的。而岑仲勉既把他断定为刘眘虚，寻又把他断为刘贶，则不仅与两《唐书》不符，而且也自相矛盾。
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在《宋中过陈二》一诗的注中，谓陈二即陈兼，并云：“据独孤及《送陈赞府兼应辟赴京序》（《毘陵集》卷十六）、《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记》（《毘陵集》卷七）、梁肃《独孤公行状》（见四部丛刊本《毘陵集》附录）、李华《三贤论》及《新唐书·陈京传》，陈兼，字不器，颍川人。初授封丘丞，后隐耕于楚县，游于梁宋。与独孤及、贾至、高适、刘眘虚交往甚密。”[18]谓陈兼与刘眘虚交往甚密，细核其所列诸书证，其所据当仅是《三贤论》。盖《论》中在言及“是皆重刘者也”的8人中，“行古人之道”的“颍川陈兼不器”即是其中之一。可见直至1984年，仍然有人误信《唐摭言》之注，认为《三贤论》中的刘姓贤人即刘眘虚。
刘迅之父刘知幾是史学名著《史通》的作者。今人傅振伦为之撰有《刘知幾年谱》。（注，此人名知幾，字子玄，为避玄宗嫌讳，以字行。）《年谱》第三篇《刘知幾之家世》在言及知幾之后时，即已断定《三贤论》中的刘功曹，与《新唐书·刘子玄传》所附之其子刘迅、《国史补》卷上“刘迅著《六说》”条之刘迅为同一人，并将三者合并一处做了综合叙述[19]。据重版《序》，《年谱》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36年“修订再版”，1956年“曾就旧本稍加修改”印行，今引文所据之中华书局1963年版又曾“再次修订”。《年谱》中有关刘迅部分，不知原即如此，还是某次“修订”时所做的修订。如果原即如此，则早在1934年，傅振伦即已未受《三贤论》中三贤之一刘某为刘眘虚说的干扰。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有《刘眘虚传》。傅璇琮为此传作笺，指出：“又李华《三贤论》（《文苑英华》卷七四四）中之刘君，近人研究者亦有谓指眘虚者（如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刘大眘虚条。）按《三贤论》之刘君，乃字挺卿，又谓‘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乃述《诗》《书》《礼》《乐》《春秋》为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考《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刘知幾（字子玄）有子六人，即贶、餗、彙、秩、迅、迥，皆有学术，‘迅，右补阙，撰《六说》五卷’。《新唐书》卷一三二《刘知幾传》记迅字捷卿，‘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可见《三贤论》中之刘君与眘虚了不相涉（此并可参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刘眘虚’条）。”[20]
依据以上的综合考察，李华《三贤论》之三贤，实为元德秀、刘迅、萧颖士，当可无疑矣。
胡旋舞，是在“毯”上舞，还是在“毬”上舞？
新乐府《胡旋女》，原创者李绅之作已佚，元稹、白居易续作今皆存。周相录注元稹此诗，谓“胡旋：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舞蹈，出自中亚之康国，唐时传入中原，以各种旋转动作为主。《新唐书·礼乐志十一》：‘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21]所引《新唐书·礼乐志》，“舞者立毯上”，点校本作“舞者立毬上”。检百衲本、明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浙江书局本，皆不异（唯汲古阁本作异体“球”）。今引文作“立毯上”，是注者另有版本依据，还是仅凭理解而作的所谓“理校”？擅改引文而不加说明，殊不足取。
有关胡旋舞的比较早且比较权威的记载，见唐末段安节《乐府杂录》。其“俳优”门载：“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检《类说》、《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学海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诸本，字皆作“毬”，《说郛》（宛委山堂本）用异体“球”，绝无作“毯”者。《太平御览》卷五六七录此条，作：“舞有骨鹿舞、胡旋，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皆若，夷舞也。”字虽作“毯子”，但不能据此即认为《乐府杂录》原文也是这样。因为在宋人类书或总集一类著作中，不只《太平御览》，其他如陈旸《乐书》、潘自牧《记纂渊海》、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也都曾引录《乐府杂录》此条，字都作“毬子”，不作“毯子”。
《乐书》卷一七三：“《乐府杂录》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上，纵横腾踯，两足不离毬上。其妙若此，皆夷舞也。”
《记纂渊海》卷七八：“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毬上。其妙若此，皆夷舞也。（《乐府杂录》）”
《乐府诗集》卷九七元稹《胡旋女》解题：“……《乐府杂录》曰：胡旋舞，居一小圜毬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毬上。其妙如此。”
可见，以为胡旋舞不在“毬”上，而是在“毯”上舞，从文献校勘上说，是没有依据的。
美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在论及胡旋舞时说道：“在敦煌壁画中，和唐代玉饰雕刻中，以及1971年在河南安阳北齐墓葬中发现的黄釉瓷扁壶上，都有胡旋舞的形象，而且都是在一个小圆毯子上舞蹈，可以用实物证明所谓在毬子上的错误。”[22]文物考古资料可以说明胡旋舞在小毯子上舞蹈，但仍不足以证明文献中的“毬”字即“毯”字形近而误。
其实，在唐朝前后，“毬”字有二音。一音qiu，义为形状似球的物事，字或作鞠，俗作球。二音qu，系“氍”的俗字，而“氍”之义，则“氍毹、毾，皆毡緂之属，盖方言也”。[23]辽僧行均撰《龙龛手鉴》四卷，《四库全书》著录于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提要》谓：是书“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余字。于《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辑。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舍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不专以释典为主”。书中“毛”部，毬：“音求。毛丸，击以为戏也。”又，（毬之异体字），与另六字，谓皆氍之“俗”字，而氍：“其俱反。毛席毯褥之属也。”可见，音qiu之“毬”字，其义实与“毯”区别不大。氍、毬有时连用。《新唐书·西域传下·安国·东安》：“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后八年，献波斯二，拂菻绣氍毬一，郁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氍毬二，绣氍毬一，丐赐袍带、铠仗及可敦袿襡装泽。”[24]引文中提到的各类“氍毬”，当亦即“毛席毯褥之属”的织物。
在大型字典辞书中，徐中舒主编之《汉语大字典》于“毬”字下注有此二音二义。《康熙字典》则于“毬”下列有“花毬”一词，亦毳毛类织物，其释文作：“花毬，毳布也。《外国志》：‘哈烈古大宛地有琐状花毬，织鸟毳成文。’”
月灯阁何所在？
月灯阁这一既可为新及第进士举办打球会宴，又可供散客闲游就餐的公众场所，究竟在长安的什么地方呢？
有一部张永禄主编的《唐代长安词典》，全书共收词目4377条。然而从其中却未能找见“月灯阁”词条[25]。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时月灯阁的地点不详，清人所修《咸宁县志》卷一〇《地理志》，东乡，记有‘韩森社，在城东五里，统四十二村’，村名有长乐坡、月灯阁。由此推测，则月灯阁在唐时或当也在长安的东城。”[26]据清代文献做了可信的推断。
潘孝伟《唐代体育》：“月灯阁位于长安游览胜地曲江池东岸。”[27]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那些荣登金榜的进士等辈，照例要去浐水西岸的著名球场月灯阁，挥球杖上场，一展风采。”[28]
按：早在1983年，林思桐《唐代的月灯阁球会》一文业已指出：“陕西西安大雁塔东、浐河以西的月灯阁村（今属雁塔区等驾坡公社月灯阁大队）是唐代月灯阁遗址。一千多年前的月灯阁，地处长安游览中心曲江池的东岸。”[29]潘、李所说月灯阁方位，未注出处，不过是林文的转述。只是林文亦未给出其所说的文献依据。基层建制容有变动，而月灯阁作为村镇地名，今当仍在。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新进士打球多在城南西禅寺附近的月灯阁。‘莫说城南月灯阁，自诸楼看总难胜。’（王建《早登西禅寺阁》）此地为文士平日游宴常到之处。元稹和白居易等友人曾多次来这里闲游，《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有句曰：‘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30]说月灯阁在西禅寺附近，那西禅寺又在城南何处呢？作者并未做出交代。
按：今本《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载上都“西禅寺：裴孝源云，有孙尚子画”。据日人冈村繁考订，此处自禅定寺至延兴寺诸条（包括本条）皆后人以《贞观公私画史》羼入，非张彦远原文；“西禅寺”，《画史》原本作“隋西禅寺”。冈村繁认为：隋西禅寺“不知与唐的哪个寺院相对应”。[31]即在唐代，长安已无以西禅为名的寺院。正因为如此，尹占华校注王建此诗，即认为：“‘西禅寺’当为‘栖禅寺’之讹，脱‘木’边。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五：‘逍遥栖禅寺在（鄠）县东南三十里，后秦弘始三年置。’”[32]按：鄠县虽是京兆府属县，然“东北至府六十五里”[33]，已是长安远郊。王建既然在鄠县登阁，为何却引六十多里外月灯阁来类比呢？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八《数目故事》“三小川”条：“近京城胜游之处，一曰御宿川，在长安南四十里上林苑……二曰樊川，在长安南二十五里……三曰川，在长安东南三十里，《地理志》：‘川，即浐川也。’有南亭、北亭、龙首渠堰、月登阁、鸣犊镇。”[34]可知月灯阁确在浐川，是近京城三大胜游处之一。只是由于《类编长安志》《四库全书》未收，其点校本又只将目录所列大小条目编为索引，月灯阁的“灯”字又书作“登”，以致无论利用电子检索，还是使用纸本索引，都未能方便地检到罢了。
大中末襄州元宵的“山灯”
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三首并序》：
尚书东苑公镇襄之三年，四维具举，而仍岁谷熟。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时从事及上客从公登城南楼观之。初烁空焮谷，漫若朝炬，忽惊狂烧巻风，扑缘一峰。如尘烘斾色，如波残鲸鬛，如霞驳，如珊瑚露，如丹蛇蚑离，如朱草藂藂，如芝之曲，如莲之擎。布字而疾抵电书，写塔而争同蜃构。亦天下一绝也。成式辞多嗤累，学未该悉，策山灯事，唯记陈后主《宴光璧殿遥咏山灯》诗云：‘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辄成三首，以纪壮观：
风杪影凌乱，露轻光陆离。如霞散仙掌，似烧上峨嵋。道树千花发，扶桑九日移。因山成众像，不复藉蟠螭。
涌出多宝塔，徃来飞锡僧。分明三五月，传照百千灯。驯狖移髙柱，庆云遮半层。夜深寒焰白，犹自缀金绳。
磊落风初定，轻明云乍妨。疏中揺月彩，繁处杂星芒。火树枝柯密，烛龙鳞甲张。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
见宋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七，其下接载温庭皓、韦蟾奉和之作各三首。
“山灯”，元宵节夜扎制成山形的彩灯，至宋，亦称鳌山。襄阳一带有事山灯的传统习俗。《大唐传载》载，早在贞元、元和之际，“于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
诗序极力渲染山灯自开始闪烁以致漫山遍谷直抵峰顶的神速，又连用八个“如”字，比喻灯光色彩和形象的新奇古怪，变化万千。而顷刻之间组写或组画而成的文字和宝塔形状，更是这场灯会的绝妙亮点。诗和两人的奉和，又以各种手法，从各个角度，对山灯做了更具艺术性的描绘。
诗序提到的陈后主《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亦载同书同卷，如下：“照耀浮辉明，飘摇落烬轻。枝多含树影，烟上带玲生。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园中鹤采丽，池上凫飞惊。”两相比较，则襄州这次山灯，显然规模更为宏大，而段成式等对山灯的抒写，显然也远较陈后主来得瑰丽且气魄雄伟。
“尚书东苑公”，徐商也。徐商是带着户部尚书这一检校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的，故被称为“尚书”。新旧《唐书》本传都载他曾被封为“东莞子”，“东苑”乃“东莞”之误。“子”是封爵，而此处之“公”不过是一般尊敬。李隲《徐襄州碑》：“大中十年春，今丞相东海公自蒲移镇于襄，十四年诏征赴阙。”“十四年”，《文苑英华》卷八七○、《全唐文》卷七二四原皆误作“四十年”，《唐方镇年表》卷四引用时已以理校正。其拜相在咸通六年六月庚戌。“东海公”，称郡望也。
既然徐商大中十年春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之三年……百姓请事山灯”，其“事山灯”当是大中十二年（858）的上元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认为，此时成式仍在处州，至大中十三年方闲居汉上，观山灯当在大中十三年。
段成式是以什么身份观山灯的呢？《唐诗纪事》卷五八《温庭皓》：“尚书东苑公镇襄阳，成式、庭皓、蟾皆其从事，上元唱和诗各三篇。”谓其系徐商使府的幕僚。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则辨其“误”。诗序提到：“时从事及上客从公登城南楼观之。”既非“从事”，那就是“上客”了。而居然以“上客”自称，似又不合情理。若确是“从事”，则以卸任刺史而充使府幕职，似也不怎样见有前例。或者段成式并未正式入幕，但却经常在府混事。第三首诗最后两句：“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表明他并未以卸任的前刺史，而只是以“穷愁读书者”自居，同时又表达了请徐商略施援手的愿望。而和诗的两位作者，倒都是使府的正式幕僚，韦蟾为掌书记，温庭皓则只被泛称为从事。
徐商在襄州五年，其幕府物色了不少当日颇有声望的文人，还有一些并未正式入幕的士人围绕在他的周围，彼此经常唱和，其作品且曾结集行世。《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汉上题襟集》三卷：唐段成式、温庭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就山灯所作的唱和，不过是其中颇有声色的一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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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卷七三，中华书局，1975，第2589页。
[2] 《新唐书》卷九八，中华书局，1975，第3893页。
[3] 张：《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1979，第61页。
[4] 《后汉书》卷五九，中华书局，第1935页。
[5]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61，第1233页。
[6] （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第47页。
[7] 《隋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73，1413页。
[8] 《隋书》卷五七，1414页。
[9] 《隋书》卷五七，1414页。
[10] 《新唐书》卷七三下，第3005页。
[11] 《隋书》卷五七，第1414页。
[12] 《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第2589页。
[13] 《新唐书》卷九八，第3893页。
[14] 《新唐书》卷一九四，第5565页。
[15] 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05页。
[16]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第280页。
[17]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第153页。
[18] 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62页。
[19] 傅振伦：《刘知幾年谱》，中华书局，1963，第14～15页。
[20]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第187页。
[21]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738页。
[22]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第167页。
[23] 《说文解文》卷八《新附》。
[24] 《新唐书》卷二二一，第6245页。
[25] 张永禄：《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6]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20页。
[27] 潘孝伟：《唐代体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第19页。
[28]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68页。
[29] 林思桐：《唐代的月灯阁球会》，《体育文化导刊》1983年第2期，第42页。
[30]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2007，第112页。
[31] 〔日〕冈村繁译注《历代名画记译注》，俞慰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93页。
[32] 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第261页。
[3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1983年，第29页。
[34]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三秦出版社，2006，第254页。
历史学如何算起来？
——从北宋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等数字说起
张邦炜
“让历史学算起来！”这一近乎口号式的呼声，近年来颇具感召力。实话实说，呼声尽管响亮，但本人无太多新鲜感。虽然从前并不知道，1922年，梁启超便倡导“历史统计学”[1]，但早在55年前，我就算了起来。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金宝祥先生当即告诫：“古代某些数字是算不清楚的，如粮食平均亩产量之类。”本人自来是个不大听话的学生，依然故我不回头，硬着头皮往下算。而今回顾这桩往事，有些体验和感悟，率尔写在下面，对青年学子或不无可参考之处。
我步入研习宋史之门，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当时众口一词：宋代“积贫积弱”。但我一接触基本史籍，宋代“弱而不贫”之感油然而生。宋人往往炫耀：本朝“生齿增息”“户口繁多”“田野日辟”。诸如此类，举不胜举。然而要证实宋代果真“弱而不贫”，仅仅列举这类略带夸张的片言只语，难以令人信服。即使采用当时通行的举例论证法，说服力也不强。与试举例以说明之相比，数据论证法无疑更科学、更简明、更有力。于是，我患上“数字饥渴”症。
正当痛感举例论证法局限性不小，试图让数据说话，又不知如何入手之时，前辈学者汪篯先生仿佛深知我等之心，当即现身说法，率先垂范。汪先生治学有一大特色：“非常注意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数量关系，经常进行各种统计和计算。”[2]1962年，数月之内，汪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接连发表《隋代户数的增长》《唐代实际耕地面积》等四篇“隋唐史札记”[3]。当年，这四篇札记影响力大、波及面广，被称为在历史学界产生轰动效应，并不为过。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子和学者，跟着汪先生算了起来。只因“文革”赓即爆发，这些统计、计算结果到70年代、80年代之交才陆续公布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