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主题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当即书题之“唐帝国”，下篇主题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则为书题之“清流文化”。两者虽然内容有差异，但作者显然是要努力打通，在论述上其实互有交叉。
上篇讨论“唐帝国”，是围绕宪宗朝政治展开的。其中《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下文简称《西川》）、《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下文简称《宦官》），源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九世纪中国的皇帝及其敌人：唐宪宗及其时代研究》。上篇中的第二篇文章《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下文简称《再论》），虽是对前篇《西川》一文的补充，但对结论而言并未提供太多新意见，而主要是对部分经历了西川事件的“清流”文官的政治生涯做了叙述，也许更像是清流文化的文章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吧。
下篇讨论的是“清流文化”，《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下文简称《清流》）一文是理论框架的构建。后面几篇文章则是分不同时段展开的具体论证，《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下文简称《上官婉儿》）讨论的武后、玄宗时期，正是清流文化的开端时期；《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下文简称《词臣》）讨论跨度较长，从唐前期到晚唐五代。上篇末尾的《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下文简称《冯道》）一文讨论的时段在五代乃至宋初，以其内容和顺序而言，似应放在下篇清流文化的末尾，不知何故却放在了上篇。或许是因为冯道出自幽州，涉及藩镇问题之故？
下篇末尾是《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这是一篇书评，也是一篇讨论石刻新史料的方法论文章。阅读此文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对石刻文献使用的观点和方法。不过此文与清流文化主题无关，似可列入附录之中。而附录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观》一文虽不涉及本书主题，但一样对于阅读本书有重要价值。因为此文可以反映出作者对于西方唐史研究的基本认识，从中亦能看出作者的一些研究思路。当然，《序论》是不能不首先阅读的文字，因为不仅有作者自己总结性的内容，还透露了很多写作、思考的过程。就是在阅读的趣味性上，也是很好的。
二
我们首先将这些论文做一大概介绍，了解作者所欲表达的基本含义。间或做一些感想评价。当然，肯定会存在着一些不解和误读之处了。
《西川》所述的历史事件是唐宪宗初年对西川、浙西两镇叛乱的平定。历史背景是当时盛行的“姑息之政”——从肃宗开始，唐中央对地方藩镇节帅自行更替，大多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刘辟能顺利接替韦皋地位，其“关键原因有二：一是他的举措不仅符合贞元以来藩镇权力交接的政治游戏规则……而同时刘辟本人也并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叛逆；二是这一举动得到了西川内部许多文武僚佐的默许甚至支持”（第77页）。但是与此相反的是，此时宪宗新继位，决心改变德宗以来对藩镇“姑息”态度，宪宗元和新政的核心“就是皇帝对藩镇的绝对权威”。因此，朝廷对刘辟迟迟未予认可（即把留后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于是刘辟采取一般藩镇的常规手段——出兵东川，想以此给中央施加压力。刘辟还是继续了旧的姑息之政时期的思维，对中央的上述改变并不真正明白。“两方势力在认知不对等的情况下走上了无法挽回的冲突。”征讨过程又被细分为两个阶段予以叙述，总之，刘辟因为事出意外，导致在整个博弈过程中节节败退。
《西川》一文是本书中非常突出的一篇，论证清晰细密，新见迭出。特别注意到藩镇一方的态度和“认知”问题，对重新理解西川事件十分有帮助。本文的具体贡献，作者先后在两处做了说明。“第一，对这一事件过程的仔细解读可以颠覆以往史学界对唐代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一些刻板认知（按：这里的刻板认知指的是‘普遍的误解是把藩镇对中央的不服从都视为叛乱’这一点，见第20页）；二是可以重新解释元和时代政治新格局产生和唐宪宗个人权威确立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三是从这一事件出发，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中晚唐的背景下，政治舆论可以对皇权的发挥产生何种影响。”（第59页）在《序论》部分，作者又从研究方法上总结了此文的一些收获，特别是作者强调的“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的根源所在”（第4页）。笔者也觉得，这些方法论的揭示和实践，对“新政治史”来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和推广。
《宦官》一文，是作者关于“制度化皇权”的理论构建的关键文章。
在这一研究中，作者的基本观点可以从这句话体现：“宦官在越发具有外朝官僚的特征的同时，又和外朝官僚有本质的不同。”（第87页）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宦官在宪宗朝已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官僚机构，类似于外朝的“国家大臣”，可称为“内大臣”，这一体系依靠机构而非个别宦官；二是指宦官系统不同于外朝的官僚机构，其关键点在于——制度化宦官是制度化皇帝权威的外在表现，两者是合一的。
先看第一个层面的意思。作者认为，自德宗开始，通过培养良胄（出身较优的宦官，如出身于低级文官、武将家庭等），要重组权力，“建立一种内廷的新秩序”；在宪宗元和时期，这一内廷新秩序得以发展成熟，梁、刘两位宦官就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他们“凭借多年政治贡献和行政服务而登上权力巅峰的宦官官僚”（第9页）。作者认为德宗、宪宗努力要实现的内廷权力框架是：以一二宦官领袖为核心形成一个“内大臣”集团来参与行政。在内，宦官与外廷宰相（后来发展出枢密使）、翰林学士（发展为翰林学院使）互相磨合协作；在外，宦官又代表皇帝完成出使、监军等与控制地方相关行为的任务。
再看第二个层面的含义。作者强调“制度化宦官系统”是皇帝权威的发展，这个观点非常新颖。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以往认识，都将宦官权力膨胀“视作皇权衰退时代政治紊乱的结果。……未能将宦官机构的权力增长及其合法性和中晚唐体制化的皇帝权威对应起来考虑”（第9页）。作者首先区分了皇帝的两个层面：“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所谓“制度化的皇帝权威”，并不是以往学界区分的那种“个人的皇帝和通过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或皇帝）的权威”（第6页），作者定义的制度化皇权乃是指：“这种权威看似直接来自皇帝本人，实则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内廷机构来彰显，而不是任由皇帝的私人意志来左右。”（第8页）
换句话说，这个制度化皇权与制度化内廷宦官权力是一致性的，可以等同起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认为最好的例证是此文的最后部分“代结论：家奴还是国家大臣”。这里，作者拿另外一个宪宗朝的著名宦官吐突承璀，来和梁、刘做对比，认为：梁、刘两人是制度化（国家大臣）的代表，而吐突承璀是非制度化的（家奴）的代表。吐突承璀是更接近李辅国性质的一类人物。作者认为“很难想象内廷的宦官领导阶层会去追随吐突承璀而不是追随梁守谦和刘弘规，也很难想象外廷会更愿意与吐突承璀这样的宦官合作”。可以说，《宦官》一文，虽然是从讨论两个宦官生平入手，但其目标却在于对唐后期皇权的新理解，并以此来阐释作者眼中的唐后期政治演变史。
下篇当然要把《清流》作为重点讨论对象。此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何谓“清流”、清流文化的构成、清流文化的扩散以及对五代的影响。
在作者看来，清流这一概念，核心是草诏的词臣及其家族。作者最开始使用的概念是“文学宦族”，为的是强调这一群体多重而混合的性质。后来改为了“清流”，是因为清流概念“存在于当时的公众话语之中；有清晰的指涉，是一种制度上的身份；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因此，这一概念可以涵盖“一个依托社会想象和政治成功双重力量而构成的精英群体”（第10页）。
使用唐人本有的指称作为学术术语，当然是可取的，比自创概念要更加高明。不过古人对于概念的使用往往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所指内涵经常因人、因时、因场合而相异，所以，如何将原有的内涵和现代学术定义加以区分界定，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清流》一文中，作者对于“浮薄”一词就做过仔细区分，指出开始浮薄一词大量指向科举之士，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指对‘品流’的过分注重”（第223页）。这个分析很精彩，补正了陈寅恪的观点。而对于“清流”一词，虽然其跨度从玄宗直到唐末，甚至直到五代宋初，但作者未能更加精细全面地予以辨析。
作者的论述从“白马之祸”事件开始，李振说过“此辈自谓清流”，非常好地证明“清流”一词“存在于当时的公众话语之中”，而且是一种群体的自我认同。清流群体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作者引用《旧唐书·哀帝纪》敕书中“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将“近代”的时间确定在“武后统治后期到玄宗朝”，以此作为“清流”出现的开端（作者在《上官婉儿》一文中认为，“文”的统治模式始于武后时期，其代表为稍早的上官婉儿和稍后的张说），并转入讨论对清流的界定问题。
作者主要分析了张九龄在两次场合中的争论观点，指出张九龄强调文学这一素质的重要，还强调这一素质需要和特定的资历相结合才能得到体现，也就是进士出身任词科、历仕清要两点，即“文”和“清”这两点。并明确指出：“特定素质（文）与特定职位（清）的相互依托形成一种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标准，实质上取代了原来以郡望或官品等为主的评判标准。”（第223页）显然，作者认为，清流群体取代了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地位，就是因为时代的标准改变了。文和清，显然是作者定义清流的核心特征。
作者引入“文”的概念，并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之举。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华帝国的文治传统（引了陆威仪的研究），强调书写和权威之间有对应关系；而且更是“中古以来特殊的政治权威观念及其表达方式”。这个政治权威表达，就是作者定义的“文”——“文才是传达道德政治的理念和朝廷意志的终极手段。”（第224页）说得简单点，文，就是草诏。
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也是从“文”的角度，将“士”的价值系统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为唐后期由古文倡导者及儒家思想者提出的“文以载道”的观念。从时间分段上和着眼于“文”的角度上，两者都相当相似。不过和《斯文》落脚点放在“古文运动”上不同的是，《清流》一文将重点放在了诏敕的骈体文上。作者对此也曾有过一段说明：清流的“文”，“与这一时期内发生的文学思想意义上的古文写作实践或者儒学复兴并非同一潮流的不同面相”（第241页）。显然，作者将他定义的“文”更多地赋予政治意义，而非文学或思想方面的意义，这是两者的重大区别。
他还指出，至唐后期“强调‘文’是治理天下的终极手段的观念和与之配合而成熟的进士词科等制度愈加为社会所重视，逐渐形成一种强大的主流意识”。因为这种主流意识产生了排他性，这一集团出现了世系化、贵族化的特点。也就此引出了第二个核心观念“清”。
不过作者似乎没有正面来界定“清”的内涵和边界，而是分析了两个现象，一是“孤寒”与“子弟”的现象，一是清流内部对甄别流品的争论。前者大约是想讨论清流群体的别异问题，后者则是分析清流群体如何自我认同的问题。从外、内两方面来观察了清流群体。
第二部分是讨论清流文化的构成，作者勾勒出他理解中的清流文化构架四要素：“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以代朝廷立言为最高目标的文学实践和以翰林学士等词臣为重要身份象征的政治文化精英，即清流成员。这三者构成了一种必须通过大明宫这一神圣政治空间来展现的权威。再加上进士词科及其相关礼仪，就构成了中晚唐清流文化的四大要素。”（第238页）其中“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和“进士词科”两点没有展开讨论，重点放在文和清这两个核心问题上。
关于文，作者再次指出：“武后、玄宗时代开始，越来越依赖既程式化又能通过用典来表达细微个人立场的文辞上。随着这种文辞地位的日益上升，它具有了一种近乎抽象意义上的礼的维系作用，被认为具有调燮阴阳、衡定天下的功能。掌握这种能力的人也以成功传递高度个人化的君主意旨为最高文学目的。”（第243页）在这里，作者试图说明，为什么“文”变得如此重要。我们注意到，作者对“文”的巨大功用的讨论中，引用了宋人文集（“北门之职，非但尚辞藻记问而已，人君心术系焉”）和《文心雕龙》（“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的说法来做总结，但是却没有用唐人自己说法来做总结。那么不免要追问，这种观念是否为唐人所独有？
第三部分，主要讨论的则是唐末五代“世乱”时代清流的命运。作者的结论也是颇具颠覆性，他认为唐末五代时期，“清流文化的力量并未有实质性的减弱，相反，这一价值系统及其所依托的制度、人员以及社会想象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影响甚至奠定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
首先，作者要论证清流文化在晚唐时期的扩散现象。作者认为唐后期清流文化不但拥有霸权地位，而且具有独立性。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流文化从中央扩散到地方，表现之一，“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表现之二，藩镇幕僚撰写表状笺启，其实也是与代朝廷立言的草诏性质一致的工作，而且一样是由清流人士担当；表现之三，节度使府的举荐、公宴和酬唱等形式，传达出来的趣味和长安的主流文化没有差别，可说是清流文化在地方上的再现（第249～252页）。甚至，作者认为，清流文化在唐末还渗透到了河北藩镇之中。
正是由于清流文化的独立性和扩散活动，“在世变中能保持其特殊地位”，各个政权“都认为掌握能书写这种文字的人士对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形象的建立都有关键的意义”。于是，“有刀尺之才的文士被地方政权重用，成为代言人，这类人才反过来成为清流代表的庇护人”（第254页）。
在文章最后，作者要回答一个问题：清流文化何时退出历史舞台。作者认为“清流文化与北宋新政治规范的建立之间恐怕存在着相当深刻的联系”，清流集团牢固地维持到了北宋仁宗朝。“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新群体也许曾与晚唐以来的清流文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已经无须在心理上对之再抱有以往的同情。”（第263页）也就是说欧阳修对冯道的大力批判，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对旧政治文化的批判，标志着清流文化的结束。
《上官婉儿》等三篇文章，则是在具体论证上的展开，不再做复述。
三
接下来我们将尝试分析作者的一些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和研究渊源，便于理解作者观点的来龙去脉，同时也顺便把笔者阅读中不解之处提出来。
上篇讨论唐帝国后期政治问题，虽然只有两篇重要文章，却分别涉及了两大重要问题：藩镇和宦官。其结论也是与一般史学界的认识差异颇大。《西川》一文讨论的问题相对较小，除了方法论方面的较多创新外，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或概念。而《宦官》一文，则引入了“制度化皇权”（包括“制度化宦官系统”）的概念，试图以此为起点重新理解和评价唐后期的政治格局，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这方面的讨论在本书中除了《序论》有所论述外，并没有太多论证。但在多次讲座中，作者有较为全面的阐述，也可以作为参证。）
作者选择这一主题，其问题意识大概是：唐朝安史之乱后为什么能维持百年之久。或者如作者自己所说“唐后期朝廷的生命力之强是个难以用史学界惯常接受的论述框架来解释的现象”。
不过从史实判断的起点开始，作者就走上了与以往史学界不同的路。在作者眼里，唐后期的中央权威是成功的（并非藩镇割据或者地方坐大），皇帝权威也是极高的（也不存在宦官专权的问题），德宗甚至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主独裁”。总之，作者对唐后期的政治评价十分乐观。顺着这一逻辑推导下去，作者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灭亡是一个意外，是一个偶然事件。（参考作者在北大的讲座“唐帝国的瓦解及遗产——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
作者回答的关键词是“制度化的皇权”，作者认为，以往的学者“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第6页）。作者通过引入制度化皇权的概念，重新构建了唐后期政治权力格局的新理解：“在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内（德宗时代），出现了一个以制度化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代表这一政治秩序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总之，作者认为，唐后期是一种内、外廷在皇帝主导下的合作的政治局面。在此，作者认为学者普遍接受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并不对，而且顺势也否认了陈寅恪指出的“内廷阉官主导，外廷士大夫附庸”的观察。
要完成这一构架，关键的节点在于制度化皇权和制度化宦官系统的一致性。这样的话，唐后期宦官的权力膨胀现象，就相当于皇权在强化，而不是对皇权的削弱。简单地说，唐后期的中央权力格局是三角两方关系，皇帝、宦官、朝臣是三角，皇权（宦官）和朝臣是两方。
但是疑问会随之而来，怎么理解唐后期宦官废立皇帝的事实呢？首先，作者认为在文宗之前，帝位均为按照传统来看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在稳定性上可以说超过了前期。
那么，对文宗朝的甘露之变又该怎么解释呢？作者在《序论》中提到了一点解释：“作为皇帝权威的物质性体现的宦官机构，更加具有了政治的正当性，也逐渐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进而与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的皇帝产生冲突。”（第9页），他认为宦官和皇帝产生裂痕是皇帝的原因导致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文宗朝开始的仇士良以后的宦官势力发展如何？文宗朝之后，从梁、刘开始的那套制度化宦官体系，又和皇帝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限于文章内容，这些问题作者没有深入探讨，而是提了一下，认为：仇士良等人并不如梁、刘二人，文宗也不如宪宗，所以“唐代的中央政治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畛域”。以此来看，作者似乎也承认文宗以后的权力格局与德宗、宪宗朝并不相同。那么，德宗、宪宗朝的制度化皇权和制度化宦官系统是否依然存在，是否依然具有一致性呢？
作者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以后将此书发展为两部书，其一是“讨论8～10世纪权力结构的变化”，现在这种种疑问，期待会在未来的著作做出更圆满的阐述。
下篇讲清流文化，其问题意识的产生，作者在《序论》中有生动的叙述。首先是从对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的阅读中，产生了怀疑。孙国栋此文，显然是以唐宋变革论为理论背景的。作者欲对唐后期政治精英重新做出解释，就不得不对唐宋变革论提出挑战。事实上，如果清流文化的概念能得到学界普遍认可，那确实是一个新的宏大框架。
作者认为：清流文化是“从9世纪初到10世纪末，这一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代表性群体从根本上支配了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第240页）。他这里的时间跨越了唐宋，这意味着在政治、文化方面，唐宋两代更具有一致性，而非对立性。清流文化虽然并不是讲社会性质的，但是因为其重要性而居于历史核心，所以会给唐宋变革论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唐宋变革论的一个讨论重点是唐代的社会性质，视唐代为贵族社会（大陆学者一般称为士族社会）。但是以胡如雷、吴宗国等先生为代表的大陆学者，认为隋唐帝国是以皇权和官僚政治为基本模式，与宋并无区别，若论变革，则变革应在周隋之际。若是考虑到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观点，大概更加可以明白大陆学者的认同点在哪里。我们认为，作者新思路的前提应该就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
作者指出，其实清流现象，在此前已被学者关注，不过分散在了三个不同的领域中讨论：唐代科举文化、中古士族研究和唐中后期政治史（第12页）。这一现象，大概是指唐后期出现的高官世袭现象，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化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清流群体是“通过科第、援引、仕宦以及婚姻等途径建立起密切的网络”，具有世袭特征。
对此，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就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在支持唐宋变革理论的学者看来，这其实不值一提，这本来就是士族社会的正常现象。如毛汉光就通过统计论证唐后期的高官多来自士族，科举成了士族垄断入仕的新途径，一如九品中正制的功能。而反对唐宋变革理论的如吴宗国师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揭示出唐后期（贞元、元和以后），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指出高级官僚世袭现象，也就是进士家族贵族化。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变成了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个环节，而与士族无关。可以看到，对于同一历史现象，持士族论的认为是士族垄断科举，而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科举塑造官僚家族，其背后的社会认识观大异其趣。显然作者立论的背景认识是与吴宗国师等学者的观点相近。
但为了形成新的认识框架，避免一些旧的问题，描述同样一个群体，作者就引入“文”这一概念。不过，作者对“文”的作用，显然过分夸大了。在作者的观点中，对文的信仰心态和文词的巨大功用，是导致清流阶层有高超地位、独立价值的根本动力。
唐代社会对文的信仰心态，正如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总说》所指出的：“从南朝到北宋，即五世纪到十一世纪，可说是文学的时代，诗文写作的价值高张，文才被认为是才能的首要表征，知识界中的领导者大多为文学家，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世界文化史上也难有其匹。”毛汉光的《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龚鹏程的《唐代思潮》等有更多阐述。
其次是关于文词的巨大功用，其实要论证的就是“文”如何在皇权中得以体现。作者的证据主要来自两方面：（1）圣旨（或奏折）的表达非常关键；（2）文人之间互相颂扬和自许的话语（词宗、大手笔等）。有关圣旨撰写的论证不多。而关于文人互相颂扬的那些话语，大量引用的是墓志等资料。且不说这些文字本身是比较空洞的，而且就墓志本身来说，往往有夸大之处，不足完全采信。
另外，作者所指的清流家族的制造和延续现象，完全归功于“文”。但如果我们从科举视角看，这主要是一个官僚（科举和铨选）现象，和文学当然也有关，但似乎不是必然性的。
相反的是，作者的“清”的概念，则显得太过缩小了。清浊观念来自门阀士族时代，不过唐代官制也有继承，如《唐六典》中明确记载了清望官、清官。这个清官完全不挑战皇权，而只是升官的快速通道而已。尽管作者从历官去概括“清流”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引入了“文”，就极大地影响到了作者对“清”的界定，他所指的清流，重心几乎都在词臣，比之唐代朝廷规定的清官范围大大缩减。唐廷规定的清官，包括三省、御史台的所有官员，太常寺、国子监、秘书省等文化部门的所有官员，以及除以上官署以外的三品以上所有官员，甚至还有部分武官。可以说，中央官中，大部分都被列入清官范畴。事实上，从张九龄到唐末李振，他们所指的清流，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唐廷规范的“清官”概念，但无疑都远远大于词臣这个概念。
若从学术资源上看，郝若贝将中国精英的主题概括为“经过门阀到职业精英再到地方精英的转型”，包弼德在《斯文》中提到士的价值系统有三个转变，等等，恐怕都会是启发作者的学术资源吧。
如果仅把清流群体的时间局限在唐末之前，那么本书与传统的中古士族等研究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一个视角。所以，作者观点的最大要害之处，在我的理解中，并不仅是把清流概念提出来，而在于：清流并没有在唐末消亡，而是继续到五代乃至宋。这是清流文化理论中颠覆性最大的。其论证过程主要在《清流》的第三章和《冯道》一文。
清流文化在唐末动乱中活下来，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清流的独立性，二是清流从中央扩散到地方这个过程。作者的这个思路和谭凯（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贵族的崩溃》的观点相似。谭凯认为，以首都（长安和洛阳）为代表的国家精英充分利用了科举制维持社会身份与地位，唐代的国家精英（贵族）在黄巢起义中覆亡，而地方精英得以幸存，推动着唐代的国家精英逐渐向两宋的地方精英转变。（书评见王晶《重绘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作者认为清流在五代时期，依然很强大。若果真如此，他就要证明这样一个前提：文臣依然占据五代时期政治的核心地位。这里作者的论证有些让人不太容易接受。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作者基于理论的需求而误读史料的现象。这个例子就是《旧唐书·哀帝纪》所载的敕书，那篇敕书其实是为白马之祸消灭清流找借口的。文中说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来看这段史料，它其实清晰指向的是文官与武官的矛盾，而非所谓文官内部非清流对清流的不满。“蓝衫鱼简”，指的乃是文官，而“拖紫腰金”明显是武官了。邓小南《祖宗之法》第二章“走出五代”中，就明确指出“它（诏书）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第109页）。文武的矛盾，其实从唐后期就明显展开了，在地方官职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唐晚期出现了大量的“吏化军职”，押衙等武职成为吏的名号，唐末时期这种冲突尤其突出。白马之祸其实正是朱温篡唐的前奏，朱温要在官僚格局上事先布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藩镇系统的武官去代替中央的文官。面对裴枢的不知趣，朱温的愤怒显然是武官立场的，而非李振式的。当然，冲突中肯定也存在着被清流排斥的李振之流的矛盾，但这不是要害问题。
作者之所以如此理解史料，是因为从他的研究逻辑出发，不能肯定晚唐五代武人的政治力量是政治主线。他基本没有讨论唐后期五代的武人势力问题，为了强调皇权和清流的成功，对晚唐五代的政治判断过于乐观。实际上，从黄巢起义开始后，北方藩镇几乎所有的文官节帅都被驱逐，武人成为实质的掌权者——这才是地方政治的真相。所以，作者拿唐晚期各地节帅都由文官担任，作为唐王朝权威的稳固的证据，是对唐后期武人势力的轻视和忽视。实际上，作者显然是充分了解唐代武人的力量的，他在提到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的军阀》的时候，就特别赞扬，还说该书对他启发最大。但是作者并没有接着从武人这个角度去深入和展开，而是完全换了文的视角，并不多涉及武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个较大的缺憾。以笔者的观察，唐末五代的政治主流，更应该是武，是武人阶层的自觉。这大概才是日野开三郎开辟的研究视角吧。甚至宦官的权力，与其用制度化皇权的角度理解，不如用武人势力的角度去理解更合适。宦官之所以在晚唐具有很大权力，最重要的原因是掌握了神策军，所以宦官权力的实质是武人势力在中央的代表。唐后期，中央和地方都是由武人势力真正把控，我们自可认为这是一个武人势力的时代。如果来观察五代，枢密使甚至凌驾宰相之上，大量刺史都由武人出任这两点，就足以证明五代的武人势力空前绝后。
另外，在研究五代文人作用的时候，作者描述了五代十国各政权都对“清流文士”趋之若鹜的现象。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中指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使这一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似乎也支持了这一描述。但是正如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中指出的，文翰之才，在战事扰攘之际，是一种实用性的才能（第126页）。“唐末五代特别是后梁、后汉时期，出仕于中央或地方的文士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严酷的。”（第131页）这一判断，显然与作者对冯道以及所有清流文官的地位判断，差别巨大。
四
最后，十分主观地概况一下本书的优缺点。
优点方面，该书体现出作者思路敏锐，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构架宏大，有很大的学术抱负；视野广阔，关注的学术成果也中西并包，引入一些新理论如政治书写（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等，让人十分期待。在史料方面，大量使用新材料，特别是墓志，墓志史料的充分运用正是陆扬本人研究的一大特色。本书中的论文，除了早年写的《西川》，及概论性的《清流》之外，其他诸篇无不和墓志材料密切相关，甚至就是围绕着墓志来写。作者曾经强调新出墓志中大量以宦官为传主，对于唐史研究都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可能是作者十分重视利用墓志来研究唐史的原因吧。就传世文献而言，也运用娴熟。比如大量使用《册府元龟》资料，而不是简单地仅采用两唐书材料，这颇能体现史识。《册府元龟》的史料大量来源于唐代的实录，很多地方比两唐书等更有价值。细节的表达和描述方面做得非常周到细致，经常能体察入微，给人以深刻印象。另外，作者有对文本和立场的警惕、自觉。
作者的很多问题的视角（特别是清流文化概念的构建）是针对唐宋变革论而来的。由于近年来大陆学界中，唐宋变革论依然成为学术热点，甚至还在持续中，作者的反思和冲击显得十分有价值。就笔者自己的思考，唐宋变革论虽然很宏大，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是一个应该总体上被放弃的理论框架。关键问题在于政治，中国历史的理解中，政治永远应该处于核心的地位，而皇权又是居于首位。按唐宋变革论的逻辑，如竺沙雅章就推出了宋太宗是中国第一个独裁皇帝的说法。（见竺沙雅章著《宋朝的太祖与太宗》，方建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宋太宗和唐太宗、武后、玄宗等唐代皇帝比，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反思唐宋变革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捆绑，将所有层面的问题都捆绑在所谓的“社会性质”上，认为一旦社会性质变化了，所有层面都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其实，从政治层面看，唐宋之间，因袭的东西要大于变革。作者在清流文化的叙述中，虽然具体结论还不够圆满，但这个方向是十分可取的。特别有价值的在于，作者希望通过建构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说法。如果没有建立新说予以取代，旧说往往无法退出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枪有其历史地位。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颠覆，该书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方向。比如清流概念，就涵盖了新门、旧门，也就本质上取消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就消解了陈寅恪对牛李党争解说的意义。学界已经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各种补正之说，但都是以陈说为框架，而清流一说则另起炉灶，意义也很大。其实作者哪怕只充分地证实这一点，学术贡献也是让人瞩目了。
还有，本书展现出的新政治史姿态也非常值得期待。虽然作者自己认为清流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但本质上说，清流及清流文化的讨论，应该属于一部新政治史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政治永远是中国古代史的核心问题。比如用政治视角来观察诏敕的写作，观察词臣这一群体，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实践。这不仅是新的史学题目，更是新的史学方法。
缺点方面，首先是作者论证的方式相对单一，比如对清流词臣的叙述，基本从墓志传主生平入手，进行个案分析。但是清流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存在，而非仅仅单个个别的词臣，所以群体性的观察是不可缺的。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作者对大量数据统计的怀疑，所以过于谨慎进行统计性的研究。其次，史料运用上，过分倚重墓志材料，而且对传世文献的警惕没有表现在对墓志史料的使用上。比如墓志中大量夸奖赞美的语句，未见作者提出质疑。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时有理论先行、强解史料的问题，尤其突出表现在《冯道》一文中。作者将冯道作为清流的典型来描述，不但与既有研究有较多冲突，与《旧五代史·冯道传》的阅读体验也有较大反差，所以读起来给人生硬和强凑之感。所以，一方面，作者要对唐宋变革这样的建构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毛病还是会出现——从理论推导出一些史实认识，来颠覆一般性的史实认识。比如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君主独裁最早出现在八世纪末，尤其是德宗等君主在位的时代。”这一观点不由令人想起竺沙雅章对宋太宗的判断，何其相似。还有就是对唐末五代文人地位的过高估计，显然也是由理论的需要而导致的。
当然，理论构架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历史认识总是不断被建构，甚至被颠覆，需要我们去构建理论，来认识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认识对历史史实的构建的界线在哪里？显然，这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吧。
最后想说的是，以上所有的分析论说，只是基于作者还未完全展开的论著而言的，所以这些判断是否符合作者原意，笔者都不敢自信。也因此，我们更加期待阅读作者在该书基础上将要完成的两部新的大著。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9页，59元。）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胡耀飞
唐史研究历来偏重唐前期，对于中后期关注不够，不过这一现象近年来多有改观。就专著而言，先有谭凯（Nicolas Tackett）关于世族衰亡的专著，后有陆扬对于晚唐清流文化的阐发。[1]前者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晚唐的消亡问题，认为黄巢（？～884）之起，特别是对长安的占领和屠杀从肉体上摧毁了这一阶层。后者主要从对唐代中后期世族中潜行的清流文化的揭示，看其政治文化在唐后期五代的赓续问题。总体而言，这两本书的观点是相左的，前者强调黄巢集团的暴力行为对世族消亡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强调世族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无论哪一种对唐代中后期的研究，其实都绕不开两次重大事件，也就是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这两次事件之所以成为唐中后期的时间界限，主要在于对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基于此，学界对两次事件本身的相关研究，历来十分丰富。[2]此外所涉及的问题，则是普遍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及其割据现象。这是讨论唐朝中后期的历史所绕不开的问题，近年来对此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3]而在人们接受了唐代中后期藩镇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来认识整个藩镇时代的兴衰，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对此，五十多年前王赓武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作为对藩镇衰落之势的代表性研究，至今无人超越。[4]而本文所评新近出版的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则可作为研究藩镇启幕目前最全面的成果。
一
《危机与重构》（以下简称“李书”）是一部政治史、军事史著作，是作者李碧妍在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李书除了绪论、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和附录（“李怀让之死”）外，共分四章内容。关于李书大致内容及作者的写作心路，作者已经在一次公开对谈中予以详述。[5]不过出于书评体例，以下还是先就笔者的理解，对李书内容略做介绍。
首先，作者在绪论中就该书整体结构，即作者的研究动机、路径、手段和步骤予以概述，然后梳理和反省中外学界藩镇研究的成果。就成果而言，作者根据两种基本思路整理，即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前者多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后者多为日本学者所关注（第5～14页）。作者本人的计划，则要打通和兼顾这两方面。当然，一般著述绪论多先介绍学术史，再概述全书结构。所以，作者若能换个顺序，在学术史基础上，就该书所要论述的内容进行介绍，应该会更引人入胜。
其次，作者分四章，分别讨论了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大区域之中，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产生的种种动向，特别是各藩镇创设和撤销，藩镇辖区分割与合并，藩镇军力来源多样化，以及藩镇节帅和将领乃至基层军士的各种心态变化。
第一章“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正所谓“渔阳颦鼓动地来”[6]，安史之乱爆发于幽州一地，逐渐波及整个北方。但作者显然并不是专门研究安史之乱，故而将目光首先聚焦于安史之乱战场所在地，特别是闻名遐迩的睢阳保卫战之发生地——河南道。并由睢阳之战的惨烈情况，揭示其背后存在的唐廷与地方军事力量之间的纵横捭阖之势。当然，睢阳之战也只是一个开篇，本章重要内容包含三点：一是通过梳理唐廷先后任命的李光弼（708～764）、王缙（700～781）和裴冕（703～770）三任“河南副元帅”（第43～55页），以及历任河南节度使（第32页），揭示了安禄山叛乱的前车之鉴，导致功高震主的平叛将领在此后的不再受信任，以及逃亡蜀地的唐玄宗（685～762，712～756年在位）和称帝灵武的唐肃宗（711～762，756～762年在位）之间的人事矛盾；二是通过梳理河南节度、永平军这两个最终一步步被切割的藩镇之兴衰，揭示了安史之乱后已经形成割据之势的河朔和淮西藩镇，对河南道藩镇格局的逐渐定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第57～74页）；三是对平卢系藩镇的再次探讨，特别是平卢军被一分为三，是元和（806～820）中兴的一件大事，故而得到历代学者的充分关注，但作者这里更想要强调的是在早期藩镇分合基础上逐渐出现的新型藩镇，经过平卢系将领的不断消亡，而慢慢走上“骄兵”主导政治的道路（第104～111页）。
第二章“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此章着重梳理了安史之乱及其后京西北八镇的形成过程，长安、洛阳两京之间三个据点（河阳、陕、潼关）的兴起，和神策军的兴起及对关中兵力的填充。就朔方军而言，作者认为，前辈学者对朔方军的研究，或“多集中在肃、代、德三朝”（第115页），或即便整体考察京西北八镇，“有关这些藩镇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却消失了”（第116页）。亦即，作者认为早期朔方军和后期的京西北八镇，这两者之间进行转换的“动态过程”（第117页）未能被学者予以揭示。虽然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各位学者文章所要讨论的重心分不开，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决定了所研究的内容之不同。但作者所选取的这一视角，确实能够从她的角度来揭示这样一种因党项、吐蕃的入侵而设置京西北八镇的动态过程。就长安、洛阳之间三个据点而言，这三个据点在安史之乱期间显示出的重要战略位置，日后逐渐发展为河阳、陕虢、同华三个藩镇，成为唐廷与河北割据藩镇之间沟通的一个中间地带。具体而言，河阳为守卫洛阳的前线，陕虢有“藩垣二京”（第205页）的作用，同华则不久即分为两个只领一州的“非完全节镇”（第207页），以保证关中东大门的畅通。就神策军而言，其因为涉及中晚唐禁军的形塑，乃至五代、北宋时期禁军的膨胀，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神策军在关中驻军点的分布，及其反映的唐廷对于防止吐蕃侵犯的考虑。特别是对于神策军驻地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三条并行线的揭示，颇为直观（第211页）。
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河北是燕政权安禄山（703～757，756～757年在位）、史思明（703～761，759～761年在位）的大本营，以及日后典型割据藩镇的所在地，故而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安史之乱时期和乱后初期的河北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由于河北道范围广大，民族成分复杂，每个州境所体现的功能皆有不同，所以作者多次划分河北地区。或以幽州为坐标，分为燕南、燕和燕北三部分，其中燕指幽州和从幽州分出来的蓟州，燕北至妫州、檀州、营州、平州、安东都护府，幽州以南的其他地方总称为燕南（第261页）。或以是否为“边州”为标准，将燕、燕北诸州归为边州地区，将恒州、定州、易州、莫州、瀛州、沧州归入次边州地区，再往南则为河北南部地区（第267页）。这两种不同角度的划分，为作者进一步对安史之乱期间河北地区军政动向进行分析提供了基础。即经过作者的梳理，安禄山军团主要来源于边州地区的蕃人（第271～274页），而普遍设置团结兵的燕南诸州相对而言不受安禄山军团控制（第274～278页），故而造成安史之乱初期河北地区朝叛之间激烈的冲突。之后，作者更进一步梳理了后安禄山时代的河北军政动向，特别是揭示史思明利用礼仪手段努力整合已经散布于河北各地，且具有离心倾向的各路叛军（第286～288页）。不过这种努力并未能够在史朝义（？～763，761～763在位）时期得到持续，最终也因史朝义的失败，以及各地不同将领的向背，河北地区在名义上回到唐廷统治之后，分裂为不同的藩镇。在梳理了河北藩镇成立史的基础上，作者才进一步探讨这些藩镇的后续性格特征之奠定情况。当然，由于对之后河朔藩镇的研究，学界已有许多精湛的分析，故而作者沿袭较多。值得重视的发明则是在渡边孝的基础上，对“安史旧部型藩镇”和“新兴的地域型藩镇”这两类藩镇形态的进一步区分，颇有说服力（第328～335页）。
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安史之乱爆发于北方，主要战场也局限于北方，但不可避免会引起北方人士南下避乱，以及唐廷出于经济的需求想要极力确保南方的安定。因此，无论南北，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李书第四章即讨论了南方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历史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历史面相。首先是永王璘（720？～757）事件，作者从永王璘南下赴镇途中与地方士人的交往入手，讨论了在唐玄宗尚在蜀地，唐肃宗已然即位于灵武之际，各方人士的政治动向。其中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通过对各类诏令颁布时间的质疑，以及所颁布诏令本身之真伪的分析，从而揭示了肃宗通过篡改史料来塑造自己合法性（第393～398页）。永王璘事件，实际上可以视作唐廷不欲将与安史旧部之间的妥协手段（设置藩镇）用在江淮地区。这主要是为了确保财运的畅通，避免藩镇跋扈造成影响财政收入。随后，作者先后讨论了刘展（？～761）之乱、韩滉（723～787）“骋志”（第485页）和李锜（741～807）叛乱三次事件。在笔者看来，作者通过对三次事件始末的揭示，论述了唐廷不欲在南方地区纵容类似北方节度使体制的意愿，即致力于将“节度使体制”转化为“观察使体制”，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至于此章最后一节对松井秀一所谓“平静期”（第523页）的探讨，其核心在于揭示土豪层的兴起及其对唐末五代南方历史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