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叶才老《和李翰蒙求》三卷，淳熙十三年
《宋史》卷二○七：“叶才老《和李翰蒙求》三卷。”[80]《遂初堂书目》：“叶才老《和蒙求》。”[81]
按：叶才老，乾道二年萧国梁榜进士[82]，庆元元年任漳浦县县令，修弦歌堂[83]。淳熙十三年，周必大《赣县叶丞才老》：“某顿首：家兄史君，眼高一世，素谨许可，每书来道足下学问贤德累数十言，虽未识面而求益之心已切，忽辱书况贰以长笺，欣感不可名也。秋暑履况复何如！《次韵蒙求》，精切博洽，非独远过李瀚，如王令亦当敬避下风，转示朝士，无不咨美，今既版行，自应与学者共之。”[84]据此，是书1186年前已刻印问世。书已佚，《永乐大典》卷一〇三一〇、卷二〇八五〇引其文二条，称“叶邦邵《和李翰蒙求》”。邦邵乃才老之字。
22.朱熹《易学启蒙》四卷，淳熙十三年
朱熹《易学启蒙序》：“圣人观象以画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犹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涂，其功可谓盛矣。然其为卦也，自本而干，自干而支，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己，其为蓍也，分合进退，纵横顺逆，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岂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得为也哉？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淳熙丙午（十三年）暮春既望，云台真逸手记。”[85]按：此书一说朱熹指画、蔡元定编。
23.黄日新《通鉴韵语》九卷，淳熙十四年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通鉴韵语》九卷，右黄日新齐贤所著也。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周平园、朱晦翁、洪容斋、谢艮斋、杨诚斋、楼攻愧诸老先生皆为之序。齐贤，临川人。”[86]
按：绍熙元年，周必大《黄日新》：“某启远蒙相过，宠惠长书，极论师友之谊，自非志勤学富，孰能及此。愧某无以称也。附图《通鉴韵语》，积二十余年之力，使千三百余年治乱兴衰聚于一编，自博而约，以便观览……详观足下所次韵语，自云：以《通鉴节要》为主，然后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概为温公纂是书以广帝学，故其事备，其帙繁，退而思与天下后世韦布同之，故举其纲，撮其要。”[87]朱熹《答程可久》：“黄齐贤《韵语》，用心甚苦，诸图尤有工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数语附卷末。”[88]杨万里（1127～1206）《跋黄齐贤通鉴韵语》：“迂叟《通鉴》之书，大万万言不啻也。黄君齐贤终一事为四言，举四言得一事，卷而怀之，《通鉴》在袖间，诵而记之，《通鉴》在舌端矣。此学者之利也。或曰：此书之不忘，《通鉴》可忘乎？曰：不忘此书，然后可以语《通鉴》之不忘，不忘《通鉴》，然后可以语《通鉴》之忘，学者谨之。淳熙丁未（十四年）三月十二日，诚斋野客庐陵杨廷秀书。”[89]
又《会稽续志》卷六记黄日新，绍兴人，元符三年（1100）李釡榜进士。与此时代不合，当非一人。
24.徐伯益《训女蒙求》一卷，淳熙十四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训女蒙求》一卷，宋徐伯益撰。伯益爵里未详，是书仿李瀚《蒙求》之体，类集妇女事迹为四言韵语以括之，皆习见之词，无足采录。”[90]按：徐伯益，龙游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进士。[91]杨万里《诚斋集》卷三一有《跋徐伯益所藏张钦夫书西铭短纸》。此暂系于中进士之年。书已佚，今残本《永乐大典》中尚保存四条。
25.刘清之《训蒙》（《训蒙新书》）、《训蒙外书》，绍熙元年（1190）前
《遂初堂书目》：“刘清之《训蒙》。”[92]《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字子澄，临江人……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93]《困学记闻》卷一八：“子澄著《训蒙新书》《外书》。”[94]
26.程端蒙《性理字训》，绍熙二年前
书今存，收入《新安文献志》卷三三。朱熹《答程正思》：“所示诸书甚善甚善……《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95]朱熹《程君正思墓表》：“番阳程君端蒙正思……以病不起，绍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96]是书曾单独刊行于世。宝庆《四明志》卷二：“《性理字训》三十板。”[97]元胡炳文《跋文公先生墨迹》：“吾友操希元得文公帖，凡一千一百八十七字……此三帖皆与程正思，正思有《性理字训》，文公尝以为小尔雅，于此亦可想见其为人也。希元宝之宝之。”[98]
27.胡融《历代蒙求》，约绍熙二年
崇祯《宁海县志》卷九：“《历代蒙求》，胡融著。”[99]按：胡融，字小瀹，号四朝老农。史铸《百菊集谱》卷五：“淳祐丙午（六年，1246）中夏，愚始饬工为此锓梓，越旬余，又得同志陆景昭特携赤城胡融尝于绍熙辛亥（二年）岁撰图形《菊谱》二卷以示。”[100]此姑系于其撰《菊谱》之时。
28.陈淳《训蒙雅言》《启蒙初诵》，庆元五年
《训蒙雅言》，初名《训童雅言》，与《启蒙初诵》并见于陈淳《北溪大全集》。书今存。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六《启蒙初诵》序：“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又以其未能常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早《启蒙初诵》。”
29.洪迈《次李翰蒙求》三卷，嘉泰二年前
《宋史》卷二○二：“洪迈《次李翰蒙求》三卷。”[101]书已佚。
30.孙应符《幼学须知》五卷，开禧二年前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幼学须知》五卷，余姚孙应符仲潜撰次。此书本书坊所为，以教小学，应符从而增广之。”[102]按：孙应符为孙应时（1154～1206）之仲兄，则其书当作于开禧二年之前。《文渊阁书目》卷三：“《幼学须知》一部一册。”[103]据此，则是书明初尚存于世。今佚。
31.彭龟年《止堂训蒙》二卷，开禧二年前
《宋史》卷二○五：“彭龟年《止堂训蒙》二卷。”[104]楼钥《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著《止堂训蒙》一书，盖终始不变者也。……著《内治圣鉴》二十卷、《训蒙》、经解、奏议、外制并表笺杂著合为若干卷，藏于家塾。”[105]魏了翁《彭忠肃公止堂文集序》：“又得《止堂训蒙》之书，自一本二气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辩也。”[106]魏了翁《止堂训蒙序》：“天所以命于人，人所以受于天，帝王所以立极，圣贤所以相传，画于《易》，书于《书》，咏于三百篇，笔削于《春秋》，节文于三礼，难疑答问于孔、孟之遗编，如风雨霜露，日星山川，精义至教，无隐乎人，而秦、汉以来，世民散，指失言湮。至我国朝，巨人元夫，迭相后先，究极仁义之奥，发挥阴阳之赜，而日用饮食之近，宫庭屋漏之实，反观约取，则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饮食之质，若远而至近，若殊而实一，非若异端小道空言而无实也。朱张氏作师传友习，讲贯加密，然而散在方册，浩乎溟渎。至彭公为《训蒙》之书，诹经考传，韵联辞属，以便于学士之习读，予始得于公之子钦，盖六学之会，百行之畜，其季铉也以校本来，嗜之益笃，玩之益熟。起家守泸，念扶世而善俗，取诸此书，殆不翅是，乃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呜呼！是乃作圣之功，毋徒以训蒙目之也。龙集执徐之岁辰会大火之宿，临卭魏某书于州庠之塾。”[107]据此，知魏了翁在嘉定十一年（1218）知泸州时刻此书。
32.胡谦《庐陵蒙求》，开禧二年
曾丰《胡谦庐陵蒙求序》：“近世有赓李瀚《蒙求》，求工于瀚者多矣，余于交游中得二人焉，临川蔡庄叔、建安叶邦邵也。盖泛然取天下事为之，其工易。胡谦，庐陵人，所为《庐陵蒙求》，特取一郡事尔，其工如之，难哉！虽然，余于谦甫不取其工，取其大，何则？蒙求，小学之书也，于谦甫盖其绪余，而阖郡事迹巨细亡遗，书之九丘之意不外是，骈音俪节圭黍亡差，《春秋》之属辞比事之意不外是，八邑声教之深浅，四民气习之醇疵，读者涵泳为之叹嗟，《诗》之十五国风之意不外是，则有大学之道存焉。天地间惟圣人为能大，惟圣人之书为能大学之道。……谦甫此书有志于大，其心以大其道者也，余恐读者小之，不知其心之证有孔子在，其道之证有《诗》《书》《春秋》在，故取以发挥为之序，以冠其卷首焉。开禧二年六月十日曾幼度序。”[108]
33.陈氏《续蒙求》，嘉定六年前
楼钥《跋陈氏续蒙求》：“徐坚作《初学记》，中山刘子仪爱其言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此书出入史传，援据精确，何止应童蒙之求耶？”[109]
34.吴庭秀《十七史蒙求》，金至宁元年，宋嘉定六年
元好问《十七史蒙求序》：“始予年二十余，住太原学舍，交城吴君庭秀洎其弟庭俊与予结夏课于由义西斋，尝以所撰《蒙求》见示，且言：逄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间用《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谓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书中取之，诸所偶俪必事类相附，其次强韵，亦力为搜讨，自意可以广异闻，子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诺之而未睱也。后三十七年，予过镇阳，见张参议耀卿，耀卿受学于吴君之门者也，问以此书之存亡，乃云：版荡之后，得于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吴君博览强记，九经传注，率首自抄写，且讽诵不去口，史书又其专门之学，文赋华赡，有声场屋，间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时议以此归之。贞祐兵乱，负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淳祐十年，1250）五月晦日，新兴元某叙。”[110]是书作于淳祐十年之三十七年前，则为金至宁元年、宋嘉定六年。
35.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二卷、释音一卷，嘉定十三年，存
按：此书有嘉定十三年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民国20年故宫博物院收入《天禄琳琅丛书》第一辑，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缩印。
36.邵笥《孝弟蒙求》二卷，绍定元年
《宋史》卷二○七：“邵笥《赓韵孝悌蒙求》二卷。”[111]亦作《孝弟蒙求》。魏了翁《邵万州孝弟蒙求序》：“蒙求之书，便于记诵，自迁固书，以讫于本朝史，先儒为之者凡数家矣。金华邵伯方笥又用李氏《蒙求》韵，录古今孝弟事，尝以示予。予作而叹曰：是不惟纂言用韵之工，盖见诸行事之实者也。夫学莫大于求仁，仁则五性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则孝弟又所以为仁之本也。古之教者，居于家则事父兄，坐于塾则亲师友，会于序则读教法，饮于乡则序齿位朝，益莫习日诱月化，无适而非事亲敬长之节，凡以申其义而降之德焉耳，曰申、曰降，又皆因其固有振而新之，非如后之教者，利禄之诱，词华之竞，而本焉之不务也。是书于始学尤为有益，非徒记诵之云。伯方请遂识之，予不敢辞。绍定元年二月初吉。”[112]魏了翁《从义郎胡君墓志铭》：“绍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还，金华胡潜介其妇翁通判靖州邵伯方笥以书来。”[113]由上述记载，知邵笥为金华人，绍定元年时任靖州通判。书应作于是年年初。已佚。
37.牟少真《发蒙中庸大学俗解》，嘉熙元年前
魏了翁《跋牟少真发蒙中庸大学俗解》：“吾儒之书自诸老先生语录外，未有方言俚字为文者，盖弟子之于师唯恐稍失其指，故聪听之，谨书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剿入科举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诿曰：姑以绐取利禄耳，是固可陋。今牟君之为《中庸大学发蒙》，将以信今诒后，而为是俚俗之语，五方之言语不相通，而可强同乎！又若谓世人不可与庄语，姑俯而就之者，然则不浅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牟君归为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当商略者，兹未暇及也。”[114]书已佚。
38.计子真《训蒙正谬》，嘉熙元年前
魏了翁《计子真训蒙正谬序》：“自师友道缺，士忕于卑陋，剿先民之遗言，袭近世之俚说，苟以缀缉词章，哗世攫荣，则曰：学如是可矣。同郡计子真应孙乃能勤学好问，随事订正，不肯浮沈俗耆。岁久纂辑，命其书曰《训蒙正谬》，将以传之子孙。厥子衮臣衣言惟恪，暇日常以示予，且属叙所以作。”[115]据此，知是书为订正流俗认识之误与蒙求书之误而作。书已佚。
39.张洽《左氏蒙求》，嘉熙元年前
《宋史》卷四三○《张洽传》：“张洽……所著书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文集。”[116]书已佚。
40.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嘉熙四年
明《文渊阁书目》卷三：“《名物蒙求》一部一册。”[117]高儒《百川书志》卷三：“《名物蒙求》一卷，宋理宗时状元淳安蛟峰老人方逢辰撰。”[118]《千顷堂书目》卷三：“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119]方逢辰（1221～1291）《名物蒙求序》：“童蒙未识宇宙内事，虽此身不识其所从来，况同胞同与者乎？法当从事物上起。予弱冠时业书馆，苦于初学聪明不开，为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伦之大本，次及其饮食衣服，切己日用处，使之先识其名，次通其义，积习既久，虽木石之愚者，亦豁然为之开明，然后知天地间无不可教之人。伊川程先生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当脱然有贯通处。初学之学，虽与大学之格物不同，然太极之冲漠，无朕者岂在万象森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谓远者大者，亦不离乎此而已矣。丙子后，有朋友拾得此本于兵革煨烬之余者持示予，问所为作之意，遂为道其所以然。”[120]据此，知是书为其弱冠时所作，以二十岁计，约作于嘉熙四年。书已佚。
41.黎自昭《性理蒙求》，约淳祐三年
高斯得《性理蒙求跋》：“《大学》《中庸》《语》《孟》诸书先儒之说甚备，朱子后出，从而折中，平实精深，毫发无遗恨矣，独患学者不能谨守而务为新巧以凿之。黎晋甫作《性理蒙求》，出入朱子之书，无一字不据依，可谓笃信好学者，后生得之，习其文义，涂辙不差，由是以读圣人之书，可无穿凿驳杂之病矣。《易》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有可亨之理，教者以亨道行之，在当其可而已，予谓是书施于十五志学之时为宜，不然则躐等而渎蒙矣。”[121]又《跋黎晋甫黄岩县楼记士人送行诗》：“黎晋甫之宰黄岩也，以廉著称。予时丞郡，深敬爱之。去县久矣，御史陈垓恶其论事，触忤时相，托为邑人黎靡有孑遗之诗以追诬之……晋甫以清献杜公之记，戴、王诸人之诗示余，求一言以刷前耻，因取余所遭者比而言之，庶发观者之笑云。”[122]杜范《黄岩县谯楼记》：“黎君领斯邑，入其治，见其闬闳而心陋之……属乡之士葛元善、阮应龙董其役，鬻材鸠工，无抑取，无靳予，故其具也备，而民不知，其成也速，而民滋悦。经始于淳祐二年（1242）冬十二月，竣事于三年春三月，楼成……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是岁六月既望，具位杜某记。”[123]是书，约撰于黎自昭知黄岩县之时，即淳祐三年。
42.徐子复《圣宋蒙求》六卷，淳祐四年前
徐元杰（1194～1245）《题圣宋蒙求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其书愈多而读之者愈不能遍，于是读史有捷径，曰史类，曰史抄，其便于成童之习则曰《诸史蒙求》，然作此书者多矣，往往皆历代事，未有及于先朝之典故，皆以事杂举未能循其世纪之年月。夫祖宗之玉编瑶帙藏在秘府，世固鲜得而见之，若夫国史之会要、名臣之言行与夫《长编》《系年》之类，皆班班乎可考，盖无往而非可观之训，然窃慨夫藏书之家，未必观无书可藏者不及观，幼而学之者又未容以骤观，至于士习之专意举业者，又不过掇拾事类以便搜阅而已，往往人自编之，不复以传他人，一时纂之不足以告来者。吁！此《圣宋蒙求》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谁？建之南浦徐子复也。观其事类则自建隆而熙宁，年而次之，类而偶之，联而韵之，章必两联，每联必备颠末，其为帙也凡六，盖祖宗全盛时事也。继是而后，未及类而子复逝矣。厥子某善继先志仆仆远来，衔诸袖而出之，请题其左。余不获辞，一再观之，嘉其志而屡叹之。我先朝之人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详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载诸其下，其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如何？学者苟未暇读《长编》，能求此读之犹愈于已，是岂可以蒙求为童习之书而忽之哉！不然泛泛悠悠望洋传记困蒙而吝童习而荒，有书不如无书，虽多亦奚以为！”[124]据此，知是书为其绝笔之作，记北宋建隆至熙宁之事。
43.黎献《事类蒙求》，约淳祐七年
《万姓统谱》卷一四：“黎献字子文，东莞人。性警敏，笃学问，弱冠授徒，一依紫阳白鹿规以为教，取经史子集与埤雅小说之言，摘其的对奇语为《事类蒙求》，对偶切要，人称拙翁先生。”[125]《广东通志》卷四四：“田知白，番禺人。制行高洁，广帅方大琮建濂泉书院，既落成，请李昴英首席，昴英曰：郡中无如田知白者。大琮躬诣之，以病辞，再往叩之，则遁矣。知白年逾八十，犹能灯下细书，贫而好酒，自号醉乡遗老。时东莞黎献隐居教授，亦以学行闻。”[126]按：方大琮知广州在淳祐二年至七年。此暂系于淳祐七年。
44.徐子光《补注蒙求》八卷，淳祐九年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补注蒙求》八卷，徐子光撰。以李翰《蒙求》句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人他事。”[127]《宋史》卷二〇七：“徐子光《补注蒙求》四卷，又《补注蒙求》八卷。”[128]《遂初堂书目》：“徐子光《注蒙求》。”[129]日本藏本题为《徐状元补注蒙求》，有子光自序，称：“时己酉仲冬之月辛卯吉日徐子光序。”[130]己酉即淳祐九年，十一月辛卯为是月二十四日。余嘉锡疑为淳祐元年状元徐俨夫字公望，但其名字并不相同，此疑非是。今按：宋代状元尚有释褐状元，这是通过三舍法考试得上舍第一名者，如陆唐老集注的《资治通鉴》就称为《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因为他是淳熙十六年（1189）释褐状元。[131]徐子光可能是理宗时期的释褐状元。
45.赵彦絟《赵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宗室蒙求》三卷，淳祐十年前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赵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宗室蒙求》三卷，赵彦絟撰。”[132]按：赵彦絟为公颙之子[133]。此必作于淳祐十年《直斋书录解题》成书以前。
46.虞复《远斋告蒙》，约宝祐三年
明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远斋告蒙》。”[134]《宋元学案》卷五三《知州虞远斋先生复传》：“虞复，字从道，义乌人也。学于倪起万，以进士为杨村酒官，上四十八规，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开督府，以御札尽收列郡利权，先生以上表进爱养根本之说，忤旨，除都官郎……退居东岩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荐于朝，改尚书郎官，轮对举大学正心诚意为纲领，分好乐念懥为节目，援汉文帝止造露台以为戒，上嘉纳之。知瑞州，以疾辞。著有《成已集》《告蒙集》《告忠集》《远斋集》，共八十卷。”[135]按：董槐为相在宝祐三年八月至四年七月。书当为其“退居东岩十五年”期间所作，事在宝祐三年前。此暂系于宝祐三年。[136]
47.黄惟寅《注朱文公训蒙诗》，约开庆元年
徐经孙《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右，《训蒙绝句》五卷，晦庵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注则沇江黄君季清之所述也。谨按先生自序，谓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然自今观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扫步趋之末、帝王传心之妙、圣贤讲学之方，体用兼该，显微无间，其目虽不出于《四书》之间，而先生之性与天道可得而闻者，具于此矣。其曰《训蒙》，乃先生谦抑，不敢自谓尽道之辞云耳。季清研精是编有年矣，一日心会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学，或取诸章句、集注，或取诸文集、语录，又参以周、程、横渠、五峰、南轩、勉斋、西山诸书。如纲以黄钟而四声迭和，原于岷山而百川会同。其例则先训诂，后文义，一如先生注书之体，自非潜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其释《命诗》云：‘新者如源，来无穷也；旧者如流，往不返也。’其释《戒谨恐惧诗》云：‘寇未至则高其垣墉，欲未动则敬以直内。’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与季清交四十年，中间辱授馆者非一载，见其读书专静，反复沉潜，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进，有非不肖所能及。其后数岁一见，每见必进于昔。今于所注书益信。虽然，先生之诗，章句云乎哉！皆其得于心，见于躬行日用之际，俛焉孳孳，有不容以自已。绝句凡九十八首，始于天而以事天终焉。其辞有曰：‘存养上还天所付，终身履薄以临深。’余与季清今老矣，尚皆懋敬哉！季清名惟寅，氏伯新，实从加斋学，师友渊源有自云。”[137]按：黄惟寅，开庆元年己未周震炎榜进士[138]。今暂系于中进士之年。
48.罗黄裳《发蒙宏纲》三卷，咸淳间
《发蒙宏纲》三卷，罗黄裳编。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列入存目，书已佚。《四库提要》卷一九一：“《发蒙宏纲》三卷，宋罗黄裳编。黄裳，池州人，咸淳中曾为番禺守。明内阁书目曰《发蒙宏纲》，宋咸淳间罗黄裳撰五言诗十二篇，又择古文凡有关于蒙养者三十篇以训蒙。今考所录皆乡塾习诵之文，无所鉴别，亦无所发明，殊无一长之可取，不知何以流传于后也。”[139]明《内阁藏书目录》卷八：“《发蒙宏纲》二册。全。”[140]
49.舒津《续蒙求》，南宋末
《文渊阁书目》卷三：“宋舒律（当作津）《蒙求》一部一册。”[141]《万姓统谱》卷八：“舒津字通叟，奉化人。读书积学，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进士，迁太学博士、知平江，莅事勤敏，雅志澹如，尝博采传记，著《续蒙求》《尚书解》《春秋集注》《十七史纲目》。”[142]
50.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小学绀珠》十卷、《小学讽咏》四卷、《补注急就篇》六卷、《姓氏急就篇》三卷，南宋末
《宋史》卷二○二：“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又《小学绀珠》十卷、《小学讽咏》四卷、《补注急就篇》六卷。”[143]《姓氏急就篇》二卷，存，《四库全书》本。
51.区适子《三字经》，南宋末
明郭棐《粤大记》卷二三：“区适子，字正叔，登洲人。父（璵）仕宋为德庆参军，廉介有声。适子幼俊爽能文辞，经史皆通大旨。及长，重厚寡言笑，以博学洽闻称，学者多从之游。所居乡名鮀洲，而适子自号登洲，乡人因以其号名其乡曰登洲云。适子抱道不仕，或问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与达鲁花赤俯仰耶？’元法，南人不得长治郡县，皆蒙古、色目人制之，谓之达鲁花赤，故云。刘与子序适子文曰：‘君，德人也，予以文士目之，浅矣！扶胥之南、越台之下，宁复有斯人哉！’故老传，今《三字经》，适子所撰也，童蒙多诵之。”[144]
三 研究
对唐宋蒙学书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唐宋蒙学书变化的轨迹；（2）由其变化观察唐、宋接受启蒙教育人群的状况；（3）由此引发对唐宋重大历史问题的新看法。
1.唐宋蒙学书变化轨迹
以上考证，得蒙学书87种。其中，唐8种，五代1种，宋78种。宋为唐之九倍多。
更细分，初唐、盛唐0种，中唐1种，晚唐7种，五代1种，北宋15种，南宋63种。
由此可以看到蒙学书编写的发展趋势，唐前期是零，中唐才开始出现新的蒙学书，晚唐有所发展，北宋比唐增多近一倍，南宋又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是北宋的四倍多。
从质量而言，蒙书编写在不断提高。中唐李翰的《蒙求》，以四言诗的形式传授汉字，同时传播古代历史知识（从先秦到刘宋）。晚唐，所述历史知识延伸到本朝（唐）。并开始出现专用于道德教化的蒙学书，如冯伉《谕蒙》，就是以改变“百姓多猾”的状况而作，“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到北宋，历史知识进一步延伸到宋朝，出现专讲宋朝名臣故事的书如范镇的《本朝蒙求》。传授的知识面有所扩大，出现专用于传播佛教知识的《释氏蒙求》，传授地名知识的《州名急就篇》。至南宋，变化尤大，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蒙学书，如传授易学的《易学启蒙》，讲授《论语》《大学》《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的《论语训蒙口义》《发蒙中庸大学俗解》《左氏纲领》《左氏蒙求》《少仪外传》，专讲理学的《性理字训》《性理蒙求》，讲究孝道的《孝弟蒙求》，讲授医学知识的《本草蒙求》《历代名医蒙求》，有切合实用的《名物蒙求》，有传播道教知识的《群仙蒙求》，有趣味性的《小说蒙求》，有专讲本地历史文化知识的《庐陵蒙求》，有专门纠正日常生活中错误认识的《训蒙正谬》，有包罗万象的《事类蒙求》（取经史子集与埤雅小说之言而成），有专对妇女的《训女蒙求》。
参与编写蒙学书的作者，在唐代多是不知名的人士。到北宋，就有名家加入，如欧阳修、范镇。南宋名家尤多，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程俱、胡寅、胡宏、史浩、刘清之、洪迈、彭龟年、方逢辰、王应麟等。有大批知识精英参加，所编写的蒙学书水平自然越来越高。
为什么初唐与盛唐没有编写蒙学书呢？因为当时朝廷和统治集团根本不重视广大群众的启蒙教育。他们眼睛里只有门阀贵族，在中央办的三大教育机构中，国子监只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都被排斥在外，更不必说庶民了。
2.唐宋接受启蒙教育人群的状况
由唐至宋，蒙学书数量在不断增加，质量在不断提高，意味着唐宋时期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在不断增加。更具体说，初、盛唐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甚少，中、晚唐有所增加，北宋比唐多，南宋增幅最大。
宋代出现专对妇女的《训女蒙求》，意义重大。妇女们相夫教子，一旦掌握了知识，对下一代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接受启蒙教育，意味着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在成倍地扩大，新生代会加速成长。宋代大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成长就与其母侯氏的启蒙教育大有关系。[145]淳熙八年礼部考试第一名俞烈（？～1213），年幼时，其母张夫人亲自“教诵《蒙求》《孝经》”[146]。
蒙学书的增加，意味着蒙学教育在逐渐普及，北宋出现以教启蒙书为生的教书先生，就是一个标志。马永卿《嬾真子》卷五：“洛中士人张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为生，居于会节园侧。”[147]
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意味着文盲在减少，国民整体素质在提高。换言之，文盲数自唐至宋在不断减少，唐的国民素质显然不如宋代高。
3.对唐宋重大历史问题的新看法
以上梳理了蒙学书及启蒙教育状况，它影响到唐宋国民素质的变化。这一认识对理解唐宋重大历史问题有何作用？我想至少有两点新的认识。
其一，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自古至今，人们一直传为美谈，其实，在它的辉煌背后，存在着苍白的一面。从初唐、盛唐对编写启蒙书的冷漠而言，它是不关心广大庶民的教育的，不仅如此，它在较高层次的教育上也存在严重缺陷，除上举中央办学的问题外，州学也因没有固定经费而时办时停。私办的书院，到晚唐才出现。这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而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它必然制约着以后的发展。今人对贞观、开元之治的评价应一分为二，而不该一味歌颂。
其二，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全面衰退，昔日辉煌，不再重现。为什么？以往，人们多把这一切全都归咎于安史之乱。合理吗？这里，不妨将安史之乱与金宋战争比较一下。从延续的时间上看，安史之乱七年多，宋朝受到金兵的侵扰从宣和末到绍兴和议，经历了十七八年磨难，时间比唐长一倍多。从地域上看，前者主要在今河北、河南、陕西三省。后者，席卷黄河流域、江淮地区，波及两浙、江西等地。从王朝疆域看，唐的版图缩小了，但还比北宋稍大，而南宋疆域只相当于北宋的五分之三。南宋与金的边疆线比宋辽长得多，防守的压力极大，军费的开支倍增，但南宋都顶住了，工商业仍然繁荣，海外贸易更加发达，文化继续高度发展。《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数量远比唐多，而南宋又比北宋多，它与北宋同登华夏文化的最高峰。南宋中兴了，唐后期却无力回天，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个国家要复兴，靠的是人，复兴能力的大小又取决于人的素质，素质越高，复兴越快，现代史不乏其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自然资源、正确的政策、政治体制等等，但国民素质是个最基本的条件。
我想，解释唐代后期未能复兴而南宋得以中兴的原因，与宋比唐更关注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唐代的国民素质不如宋代有密切关系。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也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On the Chronological Dating and Study of the Primer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 Yumin
Abstract：This paper collects many primers compiled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and studies their titles，volumes，authorship，and dates. In terms of dates，one title is from the mid-Tang era，seven from late Tang era，one from Five Dynasties，fifteen from the Northern Song，and sixty three from the Southern Song. Apparently，the titles in the Song dynasty are much more than those in the Tang. It mean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were educated with these primers from the Tang to Southern Song.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Song，it seem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literacy increased dramatically. Based on this position，it should be interesting for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Zhenguan and Kaiyuan reign periods are often praised through the ages. However，there was no single primer compiled in early and high Tang eras，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ducation for grassroots was not concerned by the ruling class. This weakness certainly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nationals in the Tang and limi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the politics，military，economy，and culture became decaying. In the past，scholars suggest the reason for decay was the rebellion. Actually it is not. Given that in the Song dynasty，there were constant war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Jurchen，but in the Southern Song，the economy was prosperous，and the culture was flourishing. in terms of culture，the Song was the peak. The reason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emphasis on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Primers，revisiting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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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四部丛刊三编》本，第20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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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74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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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297页。
[27]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427页。
[28]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58页。
[29]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〇，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第759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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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6页。
[33]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第17页。
[34] （宋）葛胜仲：《丹阳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489页下栏～490页上栏。
[35] （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11册，齐鲁书社，1996，据温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第54页下栏。
[36] （宋）王庭珪：《庐溪文集》卷四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322页下栏～323页下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