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骑兵营。骑兵营的结构为十二人一队，三队一旗，三旗一局，四局一司，两司一部，三部为一营，全营上下官兵约为三千人。骑兵营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十二人的小队。三部里的左右二部兵员配置相同：队长一人，持腰刀、弓箭，分左右二伍；鸟铳手两名为伍长，配备鸟铳和双手长刀；快枪手两名，各持快枪一杆；镗钯手两名，配备镗钯和火箭；刀棍手两名，配备刀棍和弓箭；火兵一名，负责该队后勤。中部每司第一局各队队长一名，配弓矢、腰刀；鸟铳手八名，配鸟铳和双手长刀；镗钯手三名，配镗钯、火箭。第二、第三局队长一名，配弓矢、腰刀；弓骑兵四名，除弓箭外各配腰刀一柄；钩镰枪手四名，各钩镰枪一杆、弓箭一副；镗钯手两名，各持镗钯、火箭。
由骑兵队的配置可以看出，戚继光的骑兵营并不是以马战为主的骑兵。全营十八局，特别专为骑战的，仅有中部四局，仅占全营总兵力的22％，其他各局武器配置多为步战所用，特别是其骑兵营携带六百四十八副拒马枪。在训练中左右部为下马步战，以拒马枪环绕营地，镗钯手在前，刀棍手在后，次为快枪手，后为鸟铳手，马匹为火兵看管。这个骑兵营与其说是骑兵，更像是骑马步兵，以马匹机动，战以步战为主。而且该骑兵营中没有配置长枪，最长的兵器仅为镗钯。全营士兵除火兵外，全部配置了远程武器，火器手之外的人均配弓箭。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骑兵营是远程打击火力。无独有偶，同时代的欧洲也组建了类似戚继光骑兵营性质的骑马步兵——龙骑兵。
◎上为偏厢车、下为轻车
◎骑兵队图 ◎步兵队图
骑兵营全营上下拥有虎蹲炮60门、火绳枪540支、快枪360杆、火箭12920支、弓箭1152副，其中虎蹲炮弹药1800发，每次发射直径约两寸石弹一发，霰弹30发（重一两）或100发（三钱以下）；火绳枪和快枪弹药均为每门300发，合计弹丸数量27万发；弓箭每副箭矢30支，合计34560支。全营轻型远程武器可射击数量超过了30万次，虎蹲炮为55800发备弹，总可射击弹丸（箭矢、铅弹、石弹）数量上近乎50万发。虽说在弹丸重量上不如车营，然而在射击次数上是车营的两倍多。
步兵编制在《练兵实纪》中有两种，一种为冷兵铳手混编一队，一种为冷兵铳手分列两部。混编法极为简略，兵员数量编制均未曾明说，且与《练兵实纪》中有相当矛盾之处。如以混编为准，则蓟镇新军全无长枪，不符合戚继光本人言论以及史料中浙兵蓟镇军械记录。其混编模式解说为步兵或步军，而且无实际兵员数量和编制，且列在骑兵之后旗号诸如骑兵车兵之说，因此该混编步兵并非如马营或车营这样的独立作战序列，更类似于临时加强补充的编组。此混编序列如单独用于野战，无长枪、拒马、火炮，都难以抵御蒙古骑兵。即便山地作战，该序列火力也极为贫弱，与车营、马营火力配置大相径庭。
所以我们研究戚继光的步兵营，主要依据《练兵实纪》里的步营解，也就是冷兵铳手分列两部。这个步兵营结构与骑兵营相同，同为十二人一队，分杀手队（冷兵器）和铳手队。杀手队队长一名，配旗枪一杆、腰刀一把、弓箭一副；藤牌手两名，各配藤牌一面、腰刀一把；狼筅手两名，配狼筅两柄；长枪手两名，各有长枪一杆、弓箭一幅；镗钯手两名，各镗钯一杆、火箭三十支；大棒手两名，各大棒一根、弓箭一副；火兵一名。铳手队队长一名，配旗枪一杆、腰刀一柄、弓箭一副；鸟铳手十名，各持火绳枪一杆、双手长刀一把；火兵一名。
这个步兵营在远程武器上也十分突出，全营拥有火绳枪1080杆，火器手占全营兵员数量50％，这个比例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豪华。全营有弓箭648副、火箭6480支、鸟铳弹丸216000个、箭矢19440支，远程武器可发射次数依旧超过了24万次。鉴于步兵营未曾配备火炮，相对骑兵营和车营属于轻装部队。不过步兵营更适合树大林深的山地作战，而这类地形不利于骑兵冲击，因此该营不配火炮也是可以接受的。
总体而言，在16世纪，戚继光的车步骑营制火力堪称豪华。然而以古代的技术条件来说，人力有其极限，在携带了大量的火药、铅弹等沉重的作战物资后，粮食携带量就难以保证了。如步营士兵双手长刀一把二斤八两，鸟铳一门五六斤，火药六斤，铅弹六斤，仅武器负重便已达20.5斤，约12千克，再算上盔甲等物，已经很难随身携带更多的粮草。而临时驻地征调耗费时间长，容易耽误战机，于是戚继光又特意创立了辎重营以运送军粮。这个辎重营其实是将随身粮草单独分列一营，以车营护卫，以便于跟随军队作战。辎重营随车有160门佛朗机铳、640支火绳枪，全营仍有相当强的火力，可轻易击退小股蒙古骑兵。如遇到大队围攻，其高达16000发的佛朗机炮弹和192000发的枪弹，也可以支撑相当长的时间。辎重营甚至可以作为依托，在车营未能及时到达的时候，配合机动性较强的骑兵营和步兵营进行反击作战。
《孙子兵法》曾经说过：用兵无一成不变的形势，在用兵作战之时能够因时、因地制宜，从而取得胜利的，才能称得上用兵如神。戚继光之所以称为名将，就是因为他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敌人制定出不同的战法。在江南剿倭之时，戚继光以主动进攻为胜；在蓟镇任职之时，戚继光又以守为功，这与他深谙用兵之道有关。然而，戚继光又以恐泄其巧、其精妙之处不言而闻名，在兵书中相当多的重要细节上一笔带过，导致学其兵法者多得其形而未得其实，更导致戚家军乃至浙兵自他之后日渐没落，在明末最终败亡，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后金巴牙喇
文/暗夜惠玉
提起满洲八旗军，往往会有两个标志性形象。一个是在近代列强入侵时，腐化堕落的八旗子弟，遛鸟逗狗样样精通唯独不会打仗；另一种则是在明末清初横行东亚大陆，创造出“小民族征服大帝国”奇迹的悍勇军团。本章将通过八旗中最为精锐的巴牙喇来讲述八旗初生到辉煌的那段历史。
白山黑水的起源
满洲人起源自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出自爱新觉罗氏族、建立八旗的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可以追溯到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或者称为猛哥帖木尔），后被清朝追封为肇祖，谥号为“原皇帝”。
猛哥帖木儿出生于元末明初。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元朝遗留在辽东的残余部队彼此征伐，更北部的野人女真也时不时过来打秋风。猛哥帖木儿此时展现了他的魄力，毅然带领部众去朝鲜半岛避难，效仿其他的女真部族向当时的高丽国王称臣纳贡。他被封为“吾都里万户”，带领部众在图们江下游斡木河（今朝鲜会宁一带）耕牧度日，隶属于当时的都指挥使李成桂手下。后来李成桂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猛哥帖木儿仍为万户与其他女真首领一起“常佩弓剑入卫，从征伐”。但是朝鲜人对作为外来者的女真人依旧是不信任的，据《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记载，四年（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三月七日，“吾道里童猛哥帖木儿等三人来朝”，二十一日“童猛哥帖木儿辞还， 留其弟及养子与妻弟侍卫”。
◎早期女真人形象
当时的明帝国则刚刚经历完靖难之役，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不过刚刚登基的新君明成祖朱棣，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王，这使得整个明帝国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对周边民族的争取也要积极得多。
永乐元年，朱棣遣使朝鲜，谕告要招抚“女真吾都里”等“使遣贡”。次年二月，他又派遣使臣王可仁前往朝鲜境内的女真地区，谕劝女真人归顺。
后来，朱棣知道了猛哥帖木儿的事迹，觉得他聪明干练有归明之心，于是专门在永乐三年又给朝鲜方面下了指令：“皇帝敕谕朝鲜国王，东开原等处地面万户猛哥帖木儿能恭敬朕命，归心朝廷，今遣千户王教化等赍敕劳之，道经王之国中，可遣一使与之同行，故敕。”
由于明帝国物产更丰富，有着女真人急需的各种物资，所以在朱棣的热情招揽下，猛哥帖木儿毅然率部返回故土。他们就是后来明代建州左卫的直系先祖。当时的建州部依然奉行着原始的哈拉穆昆制度。满族姓氏形成于氏族社会，最初是表示血缘关系的称谓，即血缘团体的称号。这种血缘团体被称为哈拉（hala），即姓氏，最初一个哈拉就是一个穆昆（mukun），即家族。其中穆昆一般认为是源自于金代的谋克，康熙年间的《满汉类书》将其对应为“族”。同一氏族之间有着血亲复仇的义务。此后，随着人口的繁衍，同一哈拉就出现了隶于原来哈拉的数个穆昆，而一个穆昆只能属于一个哈拉。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哈拉穆昆也在不断演变，原来的同一个哈拉穆昆内就派生出了两个以上的哈拉。所以，新的哈拉不断增多，就形成了众多的哈拉（姓氏）。
斗转星移，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建州卫已经和叶赫并列，成了明帝国东北最重要的女真部族之一。同时在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中，“哈拉”这一古老的体系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为了管理日益强大的部族，也为了适应女真内部原始氏族体系瓦解后对新时代的需要，努尔哈赤决定整编牛录（后改为佐领）。
牛录是满语niru的音译，意思是射箭用的“大披箭”。额真是满语ejen的对音，意思是“主”。按照《满洲实录·卷三》记载，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
不过这是以族寨为基础的临时武装，打仗或者打猎时推举一位牛录额真来负责，在兵猎结束后就自行解散。这种模式固然极大地降低了用兵的成本，但毫无疑问也降低了女真部族之间的凝聚力，使“小山头”林立。这对于一个铁腕统治者来说绝对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努尔哈赤此后对牛录制度进行过诸多改革。
◎明成祖朱棣
一开始，努尔哈赤的牛录设置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归顺部落整编成牛录，交给原本的酋长或者他的子侄统领。这种情况占多数，比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三十二》记载：“常舒，镶白旗人，世居沾河地方，国初同其弟杨舒来归，编佐领（牛录），使统之。”另一种就是把分散的女真人集中起来，编制成一个牛录，交给有功的或者有才干的人指挥。比如《满洲实录·卷二》记载，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攻打翁鄂洛城时，被鄂尔果尼和洛科各射一箭，身负重创。城破后努尔哈赤却认为两人勇敢善战，不但对二人赦而不杀，而且还“赐以牛录之爵，属三百人，厚养之”。
◎清太祖努尔哈赤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对牛录制进行了全新的制度化，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管属。《建州纪程图记》中提到，努尔哈赤对牛录内的一般成员（即诸申）则要求：“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此外，参考《满文老档》，努尔哈赤还“设四旗以统之，以纯色为辨，曰黄旗、曰红旗、曰白旗、曰蓝旗”，这也是后世八旗最早的模板。
以往由于归顺部落人数存在差距，以及努尔哈赤早期兵力不足的关系，各个牛录之间差距是很大的。这在军事行动中很不方便而且后遗症很大。经过万历二十九年的这次改革，牛录可以作为一个正式的作战单位编制登上战场。同时，牛录额真成了一个正式的官名而不再是由部众推举的，就此脱离了过去部族时代的习俗，并避免了一些酋长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另外，牛录中的一般人员则被束缚了行动自由，强化了纪律组织，过去散漫开放的部落民体制随之消失，因此日本学者旗田巍然认为，牛录制度的出现为女真部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加了凝聚力，也为之后八旗制度的创立打下了基石。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随着努尔哈赤的实力不断膨胀扩大，其治下的人口也越来越多。被他征服归化的女真人已经遍布今天的东北，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比如可木以南地区靠近汉地，农业技术相对成熟；黑龙江诸卫也经常和汉人发生贸易往来；弗提卫更因为地处松花江下游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必经之路，所以在永乐年间便是边境地区的贸易枢纽；努尔哈赤曾于天命元年征讨的萨哈连部（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交汇处），则已经可以拥有一至两年的战备粮食了；而撒鲁温以北地区明显就要落后多了，当地女真人“劲弓长矢，射山为生”；库页岛上的女真部落则“持木弓，矢尺余。涂毒于镞，中必死。器械坚利”，“虽知耕种，而专以渔猎为生”。(1)
除习俗习惯差异很大之外，女真各部族之间仇怨也比较多。在努尔哈赤刚刚起兵的时候，曾经四周“皆为仇敌”。康熙时期，在统计满洲部落之时，将各个部落划分为“来投”（baimeijihe）与“征服”（dailame dahabuha）两类，当初彼此之间的矛盾和仇怨可见一斑。因此，如何将如此众多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甚至彼此仇恨的女真族群整合到一起，成为当时新兴的建州政权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努尔哈赤的做法是进一步改革军事体制。他首先就在原本的黄、白、蓝、红四色旗的基础上，增加了镶红、镶蓝、镶白、镶黄这四色。所谓“镶”就是将原本纯色正旗的周围镶上别种颜色，黄白蓝镶上红色，红的镶上白边。至此，八旗就正式诞生了。
每个固山（旗）分别设牛录额真、甲喇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以及固山额真（五甲喇为一固山）。每个固山有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固山的副职。另外，牛录额真下设代子（骁骑校）二人，每个牛录分为四个塔坦（满语“村落”的意思），每个塔坦由章京一名统率，设拨什库（村领催，八旗牛录额真下掌管登记档册和发饷的基层军官）四名。此后到了天聪八年（1634年），除了固山额真外，其他官员名称全部改为章京。顺治十七年，清廷定固山额真汉名为都统，梅勒章京为副都统，牛录章京为佐领。
在这个基础上，努尔哈赤又开始了八旗的农业化进程，牛录也作为一个农业单位肩负起它的历史使命。《满文老档》记载：“每牛录各出十丁四牛，垦殖荒地，设立谷仓，以备凶歉。”
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一切都成型的基础下，本文的主角——巴牙喇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满文老档》提到，努尔哈赤规定：“每牛录出行甲百人，分编为白巴牙喇（白甲兵）、红巴牙喇（红甲兵）、黑营三队。”
这里还要特别介绍一下对巴牙喇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满洲八著姓。八著姓最早是努尔哈赤的“古出”（满语“朋友”之意）。总体上，古出组织是氏族社会末期成员分化的结果。之前，随着女真各部落的古老血缘系统和分配制度的瓦解，私人制度得到了大发展。和所有的原始社会崩解一样，一些女真氏族成员难免受到强力人物的盘剥，再加上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等因素，这些人变得一无所有。丧失一切的他们没有了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祈求特权阶层的庇护，通过为后者打仗以获得战利品从而维持生计。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他周围大量的依附之人便属于古出。他们同自己的主公一起居住，主公外出征战时成为扈从。当主公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有敌对部落前来攻打，又或是部落内部同室操戈，古出成员必须坚定地站在自己主公一边，为主公遮风挡雨，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作为报答，主公会把战争中得到的牲畜、奴隶、金银财宝等等给予自己的古出，同时也会给有能力的古出加官晋爵。这么做，主公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声望，一方面可以打压自己的竞争对手。
◎八旗军甲胄
总之，古出就是氏族社会末期，依附部落首领而完全脱离生产的政治军事力量存在。八著姓中的钮钴禄氏额亦都便是此中典型。自幼贫寒、双亲皆亡的额亦都寄居在自己的姑妈家，在认识了努尔哈赤后很快便为之折服，成了努尔哈赤的古出。额亦都在平定女真各部的战斗中冲锋陷阵，平时也履行自己古出的义务，“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2)。努尔哈赤对额亦都的忠诚勇敢也是赞赏有加，比如在攻陷巴尔达城之后，他下令将全城人口都赏赐给额亦都，后来还将自己的女儿和族妹都嫁给他，甚至任命他为一等大臣。使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成为后金时代权倾朝野的五大臣之一，直接奠定了钮钴禄氏族八著姓的地位。
努尔哈赤就是以这批对他最死忠也是他最信任的“古出”作为骨干，组建了巴牙喇。据统计，清初八著姓人物在巴牙喇中任职的一共有一百八十五人，分别担任统领、参将和军校等职务，其中统领五人、参将七人、军校一百七十三人。巴牙喇自此注定了有清一代身为禁卫军的辉煌。
然而当时女真的皇权并未确立，也保留了很浓郁的部落民主氛围，甚至留存着名为“两头政长”的制度，即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一同治理建州女真。当时有个叫申忠一的朝鲜人从赫图阿拉回国后，在报告中指出努尔哈赤有诸将一百五十余名，舒尔哈齐则有四十余名。这表明舒尔哈齐也有一批“古出”效忠于他。舒尔哈齐更是公开对朝鲜方面说：“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两兄弟之间的不睦闹到了连明帝国方面都一清二楚的地步。最后，舒尔哈齐被自己的兄长幽闭而死，他的儿子们也被悉数屠戮。
努尔哈赤虽然废除了两头政长制度，但是女真依旧不是他的一言堂，只不过对明帝国的侵掠暂时掩盖了八旗内部的矛盾。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七大恨，随后设计攻陷了抚顺。明军游击李永芳请降，努尔哈赤便将孙女许配给他。之后八旗在抚顺大肆掳掠杀戮一番归去，“入抚顺也，杀一大将堕三城损偏裨将以下八十余员。屠军民几至二万”(3)。
◎八旗军甲胄与武备
抚顺城陷落后，明军派出追击的部队反而被后金设伏杀得大败，总兵官张承萌以下五十余军官战死。之后在五月间，努尔哈赤掀起攻占狂潮，先后拿下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座堡垒。七月，努尔哈赤又攻打清河，该地副总兵邹储贤战死，周边的白家堡备御周守廉、三岔儿堡备御左辅则望风而遁，八旗在大肆掳掠一番后便撤走了。
明帝国对努尔哈赤一系列的行为极为惊骇，“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4)。对此，明帝国的对应措施是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调兵遣将，集合包括了仆从国朝鲜在内的精锐，以大军压境的方式，试图消灭后金八旗政权，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新生的八旗迎来了第一次严峻的挑战。
博弈中的淬火发展
萨尔浒之战，明军相对于后金，可以说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均处于劣势。
首先，天时。当时明帝国的官僚体制已经进入末期，最大的弊端赏罚不公已经渗透入体制的方方面面，比如江西道御史薛贞曾说：“赏罚不明故人不效死。”而后金政权刚刚诞生，虽然有其野蛮落后的一面，但其高效和赏罚分明却远超明帝国。
其次，地利。出战明军步卒居多，机动性也相对较差，同时不熟悉地理，无法与作为土著的满洲人相比，而且后金前期的攻略，也使其具备了良好的战略态势。清河在四山之中，所处位置极为偏僻，东方是宽奠，南方是叆阳，西方是辽阳，北方是沈阳。一旦清河落入后金之手，那么攻破宽奠、叆阳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最后，人和。一方面明军求战之心不强，“杨镐中言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同时，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兵力不足）导致明军又不得不让一部分逃兵戴罪立功，使得明军死战之心更弱。另一方面，明军“勇者独进，怯者独退”的情况很严重。比如朝鲜文献《紫岩集·卷五·杂著·栅中日录》中就记载：“所经部落，尽为焚烧。略得斩馘，颇有贪功疾驱之意。”再比如，贪功冒进的杜松就遭遇了八旗三万骑兵的伏击(5)。更为严重的是，杜松的冒进导致明军对骑兵的最强利器——车营落在了后面，并被浑河阻挡无法参战(6)。待到战时不利之时，叶赫援军和李如柏的部队都选择了主动撤退。相比之下，八旗军作为一只新部队正是锐意进取之时，在令行禁止方面做得非常好，其军士剽悍骁勇，部队建制严明，战斗力标准相对统一，正如徐光启所言“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
◎后金军破杜松
可以说，明军主力在准备完全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前往辽东与八旗会战，而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因明帝国上下只求速胜的心理，被搁置在一边。
不过，“天时地利人和”也需要落实到具体士兵的血战当中。当时八旗军队也着实拥有强悍的战斗力，“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善射者，自后冲击”。其中巴牙喇更起到督战队和生力军的作用，“精兵（巴牙喇）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直接结果便是“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 。
比如杜松军居高防守之时，八旗“仰攻，勇猛直前，冲杀敌阵，刀劈箭射，少时尽歼之”。朝鲜方面则记载，朝鲜军队设置拒木拦截后金的骑兵冲击，“俄而虏大至，先犯左营，应和环设拒木于阵前，分队放炮，虏骑阻不能突”。不过八旗很快想到了应对方法，骑兵跟随战马之后用兵刃驱赶战马，然后等前方战马把拒马的木桩都给拔出了，再用骑兵强行冲击，朝鲜火铳手试图补上缺口，但后金骑兵非常悍勇，前排倒下了，后排再跟上，朝鲜军队挡不住而败退了。
甚至，连运气都站在了后金八旗一方。在激战中，本来明朝联军通过火器上的绝对优势已经击退了后金，“抽发精锐，直犯其前，公以炮手，一时放丸，贼兵退却，如是者三”。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俄而大风忽起，烟尘四赛。炮矢不得发，贼乃并力冲突，我军立尽”。
不过要指出的是，虽然以巴牙喇为核心力量的后金八旗军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但也暴露出它缺乏优良骑兵和火器的短板。建州卫拥有优秀的重装步兵，但骑兵却是叶赫部最强。叶赫首领就曾说过：“我畏奴步，奴畏我骑。”但萨尔浒之战中，拥有优良骑兵的叶赫部和李如柏部尚未交战便撤退了，使得后金方面原本的短板——骑兵反而具有了优势。
至于火器的缺乏则更为严重。面对具有防御工事的明军时，这个弱点尤为突出，后金往往只能以相当原始的办法强攻，“兵临城下，城内兵士，立城站板射之。英明汗之军士，先以重甲外披绵甲，盔外戴大厚棉帽者，在前执盾而进，立于山城之下。继之以所选擐轻短甲善射之军上，随往放箭”。接近城墙后，“我军执盾登山，城内军士等放箭、掷巨石、滚粗木及向盾投火以战。我军并未因此而止，仍执盾前进，置盾于城下”，然后开始土木工程，“用斧掘其以明国之砖石所筑之城垣”。面对明军或朝鲜人的火器部队，后金八旗往往也只能凭借人数上的优势，以及善射的技能，依托盾车和重甲，用弓箭强行压制，这必然要付出相当的损失。
◎后金军所用长弓大箭
八旗的这些短板，其实后金与明帝国都发现了。但是当时的明帝国正受困于萨尔浒之败后的兵力不足与士兵素质低下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普通明军士兵月收入能有两到三两白银，但明帝国由于经济崩溃，欠饷不发已经是常态。更加糟糕的是，辽东明军过分仰仗家丁，于是克扣普通士兵的军饷来供养家丁。这导致一般明军士兵收入低下，连吃饱饭都困难还被官吏欺压，参考《筹辽硕画》，“营堡军士月止四钱或两钱五分，每岁，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仓旧储米豆……浥烂如粪，近收者又被官吏掺和沙土糠秕等物”。其结果自然是除家丁之外，普通明军士兵毫无战斗力，辽东经略熊廷弼检视辽东明军射击水平的时候，发现“三十人射打，通计仅中一铅”，不由得哀叹辽军虽“九万有奇”，但“堪战者不过八千”。而这堪战的八九千人，要分散于辽东的一百二十多个城堡，并要应对数万之众的后金八旗。
因此，当时明帝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填补萨尔浒之败后的辽东军事空虚，结果只能坐视后金方面解决八旗军战力上的短板。
努尔哈赤解决战力短板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征服有骑兵优势的叶赫部。明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努尔哈赤亲自领兵攻打叶赫，战斗非常激烈。但是和攻打明朝城池时大肆劫掠屠杀不同，努尔哈赤对叶赫部做到近乎秋毫无犯。金台石（叶赫首领）和自己的外甥皇太极（其生母属叶赫部）谈判破裂，试图自焚未果，最后被努尔哈赤下令处决。但努尔哈赤却饶恕了金台石的儿子德尔格勒，甚至让德尔格勒和皇太极一起吃饭以示宽容。
◎清代《紫光阁功臣像》中使用弓箭的八旗军官形象
就这样，努尔哈赤拿下了海西女真中最后的叶赫部。自此，努尔哈赤不光拥有了强有力的骑兵部队，更完成了女真统一大业。“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辽东地区自宋元之后，再一次崛起一个可以和中原王朝对抗的少数民族政权。
还要提到的是，叶赫部地理位置很重要，其在哈达之北、乌拉之西、辉发之南，明帝国要靠叶赫部保卫开原甚至整个辽东，隔绝建州和西虏（蒙古）的联系。后金拿下叶赫之后，也就获得了联通蒙古之路。
在天启年间以前，蒙古分为漠西卫拉特、漠北喀尔喀和漠南蒙古三大部分。与明朝近邻的漠南蒙古，在西北有游牧于黄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部；在正北有定居在山西偏关边外的归化城土默特部；东北则有蓟辽边外的喀喇沁、察哈尔、内喀尔喀和嫩江流域的科尔沁等部。当时漠南蒙古处于割据状态，察哈尔部大汗仅在名义上是各部的宗主。漠南各部与明朝以及后金相距的远近、关系的亲疏虽异，但大体上对明朝主要是掠边挟赏，对后金主要是敌视抵抗。其中与明朝和后金都较为邻近的蒙古部落有喀喇沁、察哈尔、内喀尔喀。
此后，随着后金的崛起，明帝国开始联合蒙古人牵制后金。天启二年四月底，明帝国与喀喇沁结盟；七月，与敖汉等部结盟；八月，与察哈尔林丹汗结盟。八月十三日，王在晋让山海道阎鸣泰、关外道袁崇焕同抚夷官李增等出关，与林丹汗的使臣贵英哈举行就盟仪式，“闻刀歃血，立有盟词”。盟词曰：“愿助兵灭奴，并力恢复天朝疆土。若奴酋兵到，憨（林丹汗）兵不到，断革旧赏；倘奴酋通赂，背盟阴合，罹显罚，盖指天为证矣。”
努尔哈赤对此非常愤恨：“明国、朝鲜，语言虽异，然发饰、衣饰皆同，此二国算为一国也！蒙古与我两国，其语言亦各异，然衣饰风习尽同一国也！齐赛（蒙古首领）竟与风俗殊异之明国盟誓，欲屠戮我等相同之国人，献骨于明，以取明国金银。”
其实后金也一直注意拉拢蒙古势力。不过李成梁时代的明帝国积威犹在，虽然后金在血缘文化上和蒙古人要亲近得多，但是以林丹汗为主的蒙古各部依旧更愿意支持明帝国而非后金。于是，后金开始了对蒙古各部的武力征服。天命六年四月，后金要犯宁远等处，内喀尔喀巴林部发兵助明。于是后金八路并进，征巴林部。这是后金进攻蒙古之始。十月，后金又征扎鲁特和巴林部。同年，后金对喀喇沁也有劫掠。《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十二》载后金“劫黄毛达子哈儿慎为之用”。后金不仅展开军事攻势，还凭借其军事优势进一步笼络林丹汗的近族敖汉和奈曼部，使其背明附己。天命七年六月，“都令、色令（均为敖汉部首领）与黄把都儿（奈曼部首领）近复自折入于奴”。
◎清代《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卷》中八旗骑兵形象
后金对蒙古人的拉拢首先是军事上的。“蒙古披甲无马之人，给以可乘之马”，“将赐给蒙古人每牛录之二十副甲，裁取长甲之边缘及盔后尾，盔耳叶，甲遮窝。若无制作之人，则由穿甲人之妻做之”，“来归之蒙古人，优者服良甲，劣者服次甲乃犹如我军，盔尾甲背缀字为记”，“修理汉人之甲，以给蒙古人等”。由此看出，一开始努尔哈赤就是将蒙古人作为主要战斗力使用，其待遇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过了满洲人。其次，后金对来投奔的蒙古人在生活上也很照顾，“类似耕奴之人，其妻子父母不予分离，编为五百户，每户十口者，给牛一头、驴一头”，“蒙古之七千六百八十八人因盐给不足，取熬盐场之盐，先后共给一万斤”。
对于蒙古上层的王公们，后金则采取联姻和分赏双管齐下的策略。按努尔哈赤的话说，“那仰慕来的诸贝勒，无论犯什么罪，与我们八贝勒同等看待。即使是犯了死罪，也不处死送回故地。来这里的诸贝勒在这里结亲站住脚，娶我们的女儿们，不要怕我们的女儿”。除了通婚外，努尔哈赤平时赏赐给这些蒙古王公的奴仆、鞍具、布匹，金银器皿更是应有尽有。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林丹汗的败亡，后金政权下的蒙古人战斗力迅速成型。据天命年间的统计，当时已经有七十六个牛录的蒙古人。天聪年间，因为蒙古军增多，将其分为左右两营（后改为左右两翼），武纳格与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检视喀喇沁蒙古壮丁，共计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并将其分为十一旗。
总之，蒙古人的加入让八旗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骑兵体系。如马文升所记述，“盖海西、建州马步能战，朵颜三卫止长于骑射也”。也就是说除了建州和海西的重装步骑外，后金八旗也有了一只优秀的骑射部队。
在努力掌握优秀骑兵资源的同时，后金政权也在为其军队谋取火器武备。
比如在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一日，努尔哈赤规定，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枝；剩余的九十名甲兵中四十名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其中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其中二十人携盾车二辆。
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起兵八年后，火器在八旗军中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但是要想装备更多火器则需要更多的财力与物力。于是拥有众多火器但战斗力相对薄弱的朝鲜就成为后金的目标。
公平地说，朝鲜在东亚地区虽然算不上强国，但该国的火器相当发达。比如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就为明军提供过一万名火枪手。“天朝有征讨之举，征兵于我国。王军门（总督王可守）约四万兵，杨经略（镐）以为朝鲜兵马之尠少，俺所曾悉，遂减其数，只征铳手一万名”。不过朝鲜军队在萨尔浒之战的表现并不算好，“贼使策马突入，马疾飞如，伏兵四起，直断我军，我军不得放一炮发一矢，瞬息之倾，躏死者几二百人，申诚立、池如海、李元吉等皆死，而胡兵死者只二人”。因此，后金方面自然将朝鲜视作一块肥肉。
◎使用火器的古代朝鲜军队
前面说过，建州卫先祖曾经归顺过李氏朝鲜，所以后金一开始也对朝鲜进行过拉拢和恐吓，但后金也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武力征服朝鲜的准备。努尔哈赤就为了这样的战略布局而将都城迁到了沈阳：“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两三日可至；东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等到后金天聪年间，随着袁崇焕为代表的明军全线转入守势转而加固宁锦防线，后金方面开始腾出手全力攻击朝鲜。同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到来，后金的农业遭到重大打击，比如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
于是在此背景下，1627年，也就是后金爆发大饥荒的同一年，“丁卯虏乱”爆发了！天聪元年正月十三日，大贝勒阿敏，以及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拖以朝鲜降将姜弘立、韩润为向导，对朝鲜发动了进攻。
面对军事体系日趋完善的后金八旗，朝鲜方面大惊失色。“时让曰：虏若动兵，则必不下三四万，我国安得猝办三万兵以应之？设使兵数相当，皆步而不晓坐作，虏以鞑骑蹂之，虽使韩信白起为将，不可敌也。”
于是，三月初三，后金迫使朝鲜方面焚书盟誓签订《江都之约》；十八日，阿敏又逼迫朝鲜王弟李觉签订《平壤之约》。四月初八，后金军挟持李觉撤军。
值得一提的是，阿敏在《江都条约》与《平壤之约》签订中间，以“吾等并未与盟”为借口，纵容自己手下的八旗兵大掠三日，“财物人畜，悉行驱载”。
而对八旗军来说，此战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一批朝鲜火铳手，“朝鲜之兵，虽无马上之能，然不违法度，长于步战鸟枪，以攻取城池大为有用”，极大地弥补了后金与明帝国的火器差距。
入关前的考验
经过对蒙古和朝鲜的征服，八旗军队拥有了愈加完善的军备体系，其唯一欠缺的就是重型火炮部队了。这也使得八旗军面对明军“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时，于宁锦防线之下数次碰壁。
于是皇太极以满人勋贵佟养性为指挥官，以汉人为兵丁组建炮兵营，并赏赐颇丰，“一等炮手赏银八十两，二等炮手赏银五十两”。要知道在明军的锋兵一月收入也不过二两银子。同时，八旗军大力仿制明军引进的西式火炮——红夷大炮，最终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仿制成八旗第一门红夷大炮。至此，八旗军的武备系统正式完备起来，重装步兵、骑兵、轻骑兵、轻重火器一应俱全。
就在同时，崇祯四年（天聪五年）正月，孙承宗东出巡关，准备重新整备关外防务。他经过崇祯批准，准备先修起大凌河城（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以连接松山、杏山、锦州等城。于是明总兵祖大寿、何可刚等率领十余名副将正式前往动工重建。
◎明清时代红夷大炮文物
皇太极知道后认为，“坐视汉人开疆拓土、修建城廓、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同时他认为明帝国的“精锐皆在此城，他处无所有”。于是七月二十日，皇太极率领完成武备系统完整化的八旗部队从沈阳出发，八月一日，蒙古部落领兵来会驻扎在旧辽河，摆酒宴接风。
八旗自此兵分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阿济格、岳拖率兵两万经过义州，驻扎在锦州和大凌河之间；一路由皇太极亲自率领走白土杨，趋广宁大道。两支后金军约定八月六日会于大凌河城。
当时由于七月中旬才开始重建工作，加上辽东巡抚丘禾嘉擅自做主同时修复右屯城，分散了人力物力，结果大凌河城仅仅修复了一半便仓促应战。城中原有官兵一万六千零二人，后派出买战马和守宁远的人一共是二千二百，所以此时城中战兵共有一万三千八百零二人，夫役、商贾一万多人。
六日夜，八旗两路兵马会合于大凌河城下。此时的八旗军虽然已经拥有完整武备系统，但皇太极对于攻城依旧信心不足，“汗谕诸贝勒、大臣曰：我若攻城则士卒受伤，不若环城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即战之。外援若至，我即迎击”。于是八旗开始了围城，商讨的结果是城池的四面都挖掘壕沟。壕沟的周长足足有三十里，城池与壕沟之间相距三里。壕深一丈，广一丈，壕沟外再砌墙，高度也有一丈，墙上有垛口。于墙内五丈外再掘壕，广五尺，深七尺五寸，上面覆盖黎秸，再覆一层泥土，在周围扎帐篷组成军营。营地外再挖一条壕沟，深五尺，宽五尺。防守已经固若金汤，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也进不来。同时，后金军以部分蒙古部队作为后备队，掘壕时，没有让科尔沁、阿鲁尔部的人参与，这两支蒙古骑兵被安排利用其本身机动性封锁明军的交通线。
期间，城中明军发觉了皇太极想困死大凌河城的意图，曾试图破坏八旗军的土木作业，“汗出阅掘壕，坐城南山岗。见近百骑兵出城，追我樵采人而来”。于是皇太极命令巴牙喇（此时已改名为护军）前往阻击，活捉明都司王延祚。之后为了保护作业部队，皇太极下令，“每牛录遣护军一名”。
皇太极还命令佟养性率领八旗汉军将火炮布置在通往锦州的道路上，以阻击明军来援。面对八旗如此严密的防守，明军也惊叹：“逆奴围凌，连挖四壕，湾曲难行，器备全全，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
八月十六日，锦州派兵二千来援。二十六日，明将丘禾嘉、吴襄、宋伟合兵六千开往大凌河。他们在长山（大凌河城东南）与八旗接触，败回。九月十六日，皇太极决定亲自出击锦州，断绝其对大凌河的支援，“卯时，出营向锦州进发”。皇太极先下令一部后金军佯攻，以诱敌出击，自己则埋伏在小凌河岸边，“命在阿济格台吉军中之图鲁什、劳萨率兵百人往诱锦州兵。时明兵七千出城逐我军，至小凌河岸汗埋伏处”。
◎《乾隆大阅图》中所展现的八旗军阵
见到明军中计，皇太极亲自带领巴牙喇冲锋，“时汗擐甲毕，未及系盔。甫系盔，仅以护军两百人，遂击败之”。然后八旗乘机进军，“追杀至锦州城，逼明兵堕入壕内”。在这场战斗中，巴牙喇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忠诚与勇悍，“是役也，额尔克楚虎尔(7)于与敌交锋处坠马，其马逸入敌阵。时其部下有护军扎富塔者，见贝勒坠马，遂以其马乘之”。
此战之后，皇太极设计引诱祖大寿出战，“上率营内厮卒执旗帜向锦州驰骋扬尘，伪为锦州援兵至”。自己则率领巴牙喇（护军）埋伏起来，“上率护军伏于山内城中，见之祖大寿等遂率兵出城至西南”。祖大寿中伏后，匆忙退回城内，皇太极下令将抓到的俘虏全部屠杀，“上命斩之。自是大寿等闭城不敢复出”。
被团团围困的大凌河城内一片愁云惨淡之象，城中粮草将尽，“城中谷穗半堆，以汉斛计至，约有百石”。更重要的是，明军骑兵的战马已经消耗一空，“原马七千，倒毙殆尽，尚余二百，堪乘者止七十匹”。城中军民“夫役死者半，其存者不过以马肉为食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明军还是“有食弓弦尚且固守者”，期待着朝廷的援兵。
九月二十四日，明军援兵终于到来。监军张春会同吴襄、宋伟等战将百余员率领八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列车营与八旗对峙。
二十七日，明军拔营向大凌河城推进，在距离城池十五里的长山与八旗交战。皇太极准备在明军战车到位前冲垮对手，“汗虑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于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不过这次明军非常精锐，“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枪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霰”。后金军连攻之下才突入明军阵营，“左翼兵因避炮矢，未从汎地冲入，亦踵右翼兵而进”。然而这支被皇太极评价为最后的精锐明军，在被八旗“破营”之后依然死战，“其余少半之敌，复聚列阵”。
于是皇太极下令“佟养性部屯于敌营东，发大炮火箭毁其营”。被逼无奈的明军只能火攻，“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炽，将逼我阵”。但是运气又站在了后金军一边，“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军反被火燎”。战至此时，其实战局基本已定，但是明军依旧苦苦坚持。最后皇太极投入包括巴牙喇在内的全军精锐，“亲临阵，发矢斩杀。刚收兵，即命列行营兵车盾于前，护军、蒙古兵及厮卒列于后。于是，营兵推战车近敌，纵马兵发矢冲击”，最终击败了苦战力竭的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