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驱逐匈奴到阴山以北和贺兰山以西地区。秦军夺取河南地后，稍事巩固和休整，接着于第二年发起新的攻势，战略目标是把匈奴全部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此时，匈奴的头曼单于已经在集中兵力，试图夺回河南地。不料秦军很快发起第二阶段攻势，头曼被迫应战，双方遂于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展开激战。秦军由于具有数量、质量、多兵种协同作战和统一组织指挥的优势，连战皆捷，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
公元前214年，大秦北征军已踏破贺兰山缺！
如此迅猛地击败以“天之骄子”自称、凭借着大骑兵集团雄霸河朔威加大漠的匈奴人，秦帝国必然要拥有一支精良的骑兵部队。因此以秦帝国最精锐部队为模版的兵马俑里，却无独立骑兵部队，显然是不可能的。
◎秦甲士复原图（杨翌绘）
另外，考虑到四号坑的形制与二号坑车骑步混编小阵颇为相似，并且面积是其四倍，因此四号坑最为可能的布局就是一支骑兵部队，是配合一号坑方阵作战的另一支奇兵。这也符合《孙膑兵法》中“以一侵敌，以二收”的理论。
总体看来，一号坑的步兵方阵如同铁砧，二号坑和四号坑的两支奇兵为铁锤，任何陷入其中的敌人都将被粉碎。当年长平之战，白起就是以主力步兵方阵，抵挡住了赵军的猛攻；以两万五千名车骑步混编的奇兵，包抄到赵军后方，断其归路；以五千骑兵机动部队突入赵军营垒，袭扰其后方，断其粮道。最终，四十万赵军陷入了锤砧之间，成就了秦帝国的累累战功。
因此，当咸阳卫戍军抵挡住了周文的张楚大军时，获得喘息之机的秦帝国一方面征发骊山刑徒，一方面将咸阳卫戍军分散到其中去担任骨干，由章邯统率东进出关与周文决战。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作战的详细经过，却记载了他们辉煌的胜利：“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馀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8)。
三战灭周文，两战解荥阳围，两战扫清陈地的外围，两战败陈胜，使之被手下叛徒所杀！短短数月之内，大战九次，每战皆捷！一个气势磅礴、声威满天下的张楚帝国被基本消灭。咸阳卫戍军让山东六国旧民再次见识到了曾令他们闻风丧胆的虎狼秦军！
此后，“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9)这种一往无前的决死攻击精神，依稀是长平之战、灭楚、灭燕中凶悍秦军的再现。不过就在帝国禁卫军即将挽救帝国于危亡之时的关键时刻，如虎如狼的咸阳卫戍军遇到了他们宿命中的敌人——西楚霸王项羽和他亲手组建的楚国精锐——八千子弟兵！司马迁对这支军队的评语为“楚兵冠诸侯”。等待着吞噬血肉的虎狼同样遇到了“猛如虎，贪如狼”的饕餮巨兽。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巨鹿之战爆发。史载，“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大破之”(10)。
◎章邯击败张楚军，陈胜被刺
当时作壁上观的诸侯军见此残酷杀场无不人人丧胆。等到秦军已破，项羽召见诸侯众将，他们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秦军素耐苦战，他们虽然数次败北，却总是死战不降。他们苦苦支持着，希望能得到帝国的支援。然而此时历史却发出了最沉重的叹息，赵高、胡亥猜忌弄权于内，章邯要市谋上于外。咸阳卫戍军，这支帝国军队最后的精华，最终没有等来帝国的支援。他们或战陨于之后的激战，或被项羽坑杀于新安城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荣耀和军功，殉于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
而随着咸阳卫戍军的消逝，刘邦率军乘虚进逼洛阳。其后数月，项羽的大军入关灭秦，屠咸阳，焚宫室。秦帝国的辉煌与威势，以及横扫六国的气魄，就这样消亡于屠杀和大火之中。
……
但我们从历史的缝隙中却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楚汉战争时，刘邦手下的骑士多自称“故秦民”、“故秦骑士”或秦“里中子也”。这说明，秦帝国咸阳卫戍军的血脉很可能就这样流入了大汉帝国的军队之中。不过，那是属于另一个强悍帝国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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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出自《左传·僖公十九年》。
(2) 关于牧野之战的双方兵力多有争议，此处选取的是最通常的记载。
(3) 见《孟子·尽心章句下》。
(4) 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5) 虎臣为虎贲之统帅，原文出自《诗经·大雅·荡之什·常武》。
(6) 见《逸周书·克殷解》。
(7) 见《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五·兵考七》。
(8) 见《史记·陈涉世家》。
(9)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0) 见《史记·项羽本纪》。
汉羽林骑兵
文/矢锋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九月初十，长安城外，未央宫北，秋风肃杀。
巨大的军阵覆盖在平原上，一色的绛甲将大地染得血红。没有人说话。数万将士如同沉默的雕像，将时间凝固在这强汉之红当中。二十年来，这些将士曾经跟随高祖刘邦——那位已经踏入传说的帝王——南征北讨。项羽、臧荼、陈豨、英布、卢绾……这些曾经威名赫赫的传奇，都已经覆灭在他们的刀锋之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西汉王朝的普遍征兵制下，军阵中的将士换了一茬又一茬，流传下来的是作为王朝禁军、皇帝近卫的无上荣耀。他们，就是西汉禁卫军的主力——北军。
但如今，钢铁般的军阵之中却是暗流涌动。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吕氏一族长期窃取朝廷大权，胡作非为。八年前，年仅二十四岁的汉惠帝郁郁而终，吕后一手遮天，废立幼帝，迫害刘姓诸王与大臣。七月三十日，吕后病死，吕禄、吕产等人密谋政变，欲尽杀刘氏诸王，夺取汉家天下。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发兵讨吕。吕产令颍阴侯灌婴率军迎击，但刘邦禁卫军出身的灌婴不愿为吕氏一族卖命，不仅不进军，反而联络各诸侯王准备一同讨吕。局势危如累卵。刘氏与吕氏之间的决战即将爆发，每一个持剑者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这个阅兵台上曾矗立过那些为这个王朝开天辟地的名将：张良、韩信、彭越、樊哙……数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太尉周勃是这曾经灿烂的星河中仅存的孤星。周勃和刘邦一样是沛县人，他身材高大，自幼习武，弓马娴熟，孔武有力。刘邦起兵时，他作为材官（步兵）随军起义。司马迁记述说，作为一个军事家，周勃没有韩信那样的天纵之资。他文化不高，才能平庸，但是作为军人，他质朴、刚强、忠诚，任何时候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任务。历经反秦、楚汉、削平异姓诸王之战，周勃战功等身，从一个普通武士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太尉这个国家武装力量总指挥官的位置上。
◎周勃像，程十发作品
在周勃之后，军正走上阅兵台。军正就是军法官，军中法律的执行者。军正不受将军管辖，即使主将违纪，军正也有权责罚。军正高声宣布：军印已验，从即日起，周勃以太尉亲统北军。
周勃上前两步，直面这强汉之红的森严军阵，下达他即将传诵千古的命令：“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说完，周勃一把扯下自己的袖子，将肌肉饱满、布满战伤的左臂举过头顶。军阵中传来一阵阵织物撕裂之声，数万北军将士一同袒露出左臂，将自己的抉择高高举起。西汉王朝的命运，在此刻由军人们决定。
在中国军事史中，汉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汉代的皇权与军事力量紧密结合，使得古典军国主义在西汉时期走向了顶峰。那些围绕在皇帝周围的禁卫军人：南军、北军、诸郎、期门、羽林，不仅承担着宿卫京畿的重任，还是国家常备军的精锐与核心，更是皇帝本人的左膀右臂，成为皇帝统治帝国、与门阀世族斗争的重要工具。他们，就是汉帝国古典军国主义的具现。
郎中骑兵
作为马上天子，建立汉王朝的刘邦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军事家。司马迁基于私怨而刻意放大的彭城之败，不应成为评价刘邦军事能力的唯一标准。但是，彭城之战也成了西汉禁卫军组建的诱因。在彭城之战中，项羽率领他的三万精骑，以强大的冲击力，将刘邦整合五路诸侯而成的数十万乌合之众打得一败涂地。司马迁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彭城之战，汉军不仅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诸侯联盟被打得分崩离析。败退到荥阳的汉军立足未稳，楚军已经紧紧追击而来。危急时刻，刘邦痛感楚军骑兵难以招架，必须建立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才能与之对抗。于是，刘邦下令集中军中所有擅骑将士，组建骑兵。将士们公推曾经在秦军中当骑兵的李必、骆甲为校尉。李必、骆甲因为自己是秦人，怕不受信任，又报请刘邦指派年少勇猛、长期跟随刘邦作战的灌婴做中大夫，统领这支骑兵。这样，西汉精锐骑兵，也是第一支西汉禁卫军——郎中(1)就建立起来了。骁勇的灌婴几乎不及练兵，就统率着这支新生的部队踏上战场，在京索之战中与楚军骑兵正面交手。这一战，灌婴一血彭城惨败之耻，率领郎中骑兵大破楚军，成功遏制住了楚军战略进攻的势头，将楚汉争霸重新导入战略相持。
郎中骑兵也由此得到刘邦的特别信任，成为刘邦最为重视的亲卫队。在激烈的楚汉争霸中，郎中骑兵屡立战功。在井陉之战中，郎中骑兵拔旗易帜，大败赵军；灭齐之战，郎中骑兵齐破田横，擒齐王广；后又深入楚地，纵横扫荡项羽的大后方。在楚汉最终的大决战垓下之围中，正是郎中骑兵对项羽紧紧追击。根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在乌江之畔截取项羽遗体而获得封侯的五名武士——王翳、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都是郎中骑。这也说明在乌江之畔与项羽进行最后的惨烈搏杀，并最终迫使楚霸王乌江自刎的部队，正是郎中骑兵。
除了因斩首项羽而获得封侯的五人外，郎中骑兵因战功获得封侯的人还有很多。如魏其侯周定、宣曲侯丁义、乐成侯丁礼、阳河侯卞欣、汾阳侯靳强等等，均出自这支战功卓著的部队。作为郎中骑兵的首任指挥官，灌婴在楚汉战争及汉初平叛战争中立下很多功劳，成为最受刘邦信任的将领。汉高祖六年，跟随刘邦逮捕楚王韩信的就是灌婴。之后，为了表彰灌婴的功绩，刘邦“剖符为信”，封灌婴为颍阴侯。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灌婴旗帜鲜明地站在刘氏一边，成为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砝码。汉文帝即位后，灌婴被封为太尉，继续担任汉王朝忠实的守卫者。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灌婴死于丞相任上，谥号懿侯。
◎狮子山汉墓骑兵俑，狮子山汉墓是西汉早期分封在徐州的第三代楚王刘戊的陵墓。其墓葬中的骑兵俑反映了西汉早期骑兵的风貌 ◎杨家湾兵马俑。杨家湾汉墓位于陕西咸阳，共出土骑兵俑580多件，人物俑近2000件
汉王朝建立后，战功彪炳的郎中骑兵作为刘邦的亲卫队，被改组为皇帝的宫廷禁军，称为“郎卫”、“郎官”或“诸郎”。郎官由郎中令主管，下辖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三署，每署又分车、户、骑三将，总兵力一千余人，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等衔级。郎官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宫廷，在刘邦出行时担任他的车骑侍卫，在上阵作战时担任刘邦身边的亲卫队。同时，他们也是刘邦的参谋和助手，随时听从刘邦的差遣。很多郎官因此获得皇帝的信任，踏入仕途。历史学家认为，郎官是战国时期“门客”制度的一种发展。大批奇才异能之士，正是通过郎官这一特殊途径在皇帝身边效力。例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田蚡等人，都是郎官出身。毫无疑问，成为郎官是王朝上下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在汉初，只有功臣之后方可能得到这样的荣耀。文帝时，采取赀选（捐官）的方式征召郎官。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花了数百万钱在汉景帝那里买了个“武骑常侍”的郎官。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又开始招收地方上有才德的年轻人为郎官，称为“举孝廉”。这成为汉朝官僚的重要来源。
为了巩固统治，除了郎官以外，刘邦还需要一支既能守卫京师，又能随时跟随左右作战的野战部队。因此，在汉初绝大部分军队复员的情况下，刘邦保留了两支强大的中央军戍屯于长安南北。戍守在未央宫以南的称为南军，在未央宫以北的称为北军。南军总兵力大约为两万人，是主要负责宫门外的宿卫防御的警卫部队，由卫尉主管。北军的兵力是长安所有禁卫军中最多的，总兵力达四万至七万人。北军是真正的野战部队，平日由中尉主管，负责长安城内的治安，作战时则由刘邦亲自统率，作为中央军的核心与骨干力量，上阵杀敌。
这样，郎中令、卫尉和中尉分别统领郎官、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宫廷内、宫廷外和长安城的防卫。这三支武装力量互相制衡又分工协作，职责明确，互不隶属，各自对刘邦本人负责，共同保卫长安和宫廷。
这三支部队当中，除郎官外，南军与北军的兵源都来自一个叫“良家子”的特殊阶层。所谓“良家子”，就是“良家”的子弟。“良家”首先要是医、巫、商贾、百工之外的人。《汉书·食货志》载：“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看来在汉代，工匠、医、巫及商贾被列为一类人。在以农业为重的社会中，他们都被视为末业。
除了要从事农业以外，良家还要求品行端正，有教养，没有家族犯罪史，更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一般认为，良家的经济基础为中民以上。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2)，可见当时“中民”的财产大约是十金，一金为一万钱。根据《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等出土的西汉竹简上的记载，汉初一名成年奴隶价值一万至两万钱，马每匹约六千钱，牛每头二千至三千钱(3)。这样基本可以认为，良家子应以中小地主为主，至少为富裕自耕农出身。
正是由于南、北军士兵出身社会主流家庭，具有较为稳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才有着安定团结的政治追求。在诸吕之乱中，北军将士在关键时刻团结在太尉周勃身边，剪除诸吕，维护了汉王朝的统一。汉武帝时期，太子刘据造反，北军再一次投了反对票，直接导致了刘据的失败。终西汉一世，北军一直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最为重要的砝码之一。
南、北军虽然都主要由良家子组成，但来源并不相同。北军兵源选自长安附近的京畿三辅地区，可以说都是长安本地人，而南军则来自全国各郡国。根据西汉兵制，良家子们将在二十三岁时应征入伍。他们的服役期为两年，第一年在本郡的郡国兵中服役，称为材官或骑士（骑兵）。第二年，他们将前往长安，在南、北军中服役，称为卫士。因此，南、北军的士卒都是已经至少服役一年的有经验的士兵。加之政治、经济待遇优厚，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使得南、北军明显强于各地方上的郡国兵，成为西汉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在巩固西汉的战争中，禁卫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平叛战争中，刘邦每每在郎官的拱卫下，亲率北军作为军队的中坚，并征发数十万郡国兵协同作战。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首举叛旗。结果，刘邦亲率大军，仅仅两个月就剿灭了臧荼军，臧荼本人逃往匈奴。在后来的诛灭韩王信(4)、陈豨、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战斗中，刘邦无不亲率禁军，连战连捷。经过五次大规模战争，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除了势力弱小、封地偏远的长沙王吴臣外，其他均被刘邦剿灭。
匈奴的挑战
在剿灭异姓王的战斗中，白登之围无疑是刘邦最为危险的时刻，同时也是对禁卫军最大的考验。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匈奴的军事压力下叛国投降。第二年，震怒的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讨伐韩王信。韩王信被汉军击败后投奔匈奴。匈奴王冒顿令左右贤王以万骑南下，抢占广武到晋阳之间的有利地形，企图阻止汉军北进。汉军杀至晋阳，在铜鞮、晋阳、广武、离石、楼烦等战斗中连战连捷，大破韩王信与匈奴联军，追亡逐北。鉴于正面作战无法取胜，冒顿率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其时隆冬已至，天降大雪，刘邦急于结束战事，轻敌冒进，仅率少数禁卫骑兵追击冒顿到达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不幸陷入冒顿大军重围之中。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说，刘邦率领十万骑兵，在白登山上被冒顿四十万大军围困。但后人考察古战场后发现，白登山平台的总面积仅有一万平方米(5)左右，根本不可能摆下十万大军。因此，这一仗的实际规模要远远小于《史记》中的记载。当时刘邦手下可能仅有万余禁卫骑兵，他们在登上白登山时，遭遇大雪封山，又被冒顿率军断绝归路。由于大雪封路，汉军后续部队无法前来解围，刘邦和他的禁卫军在优势敌军与恶劣天气的双重夹击下陷入绝境。《汉书》记载，天气极寒，汉军士卒“堕指者十之二三”，有很多人连指头都冻掉了。七天七夜，汉军粮尽援绝，陷入绝境。《史记》载，最终谋士陈平设计，找人画了一张美女图，送给冒顿的阏氏(6)，说刘邦将把此美女献给冒顿。害怕失宠的阏氏于是大吹枕头风，鼓动冒顿网开一面，放刘邦逃跑。
现代历史学家对这个近乎演义小说一般的说法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冒顿素以心狠手辣著称。他刺杀头曼单于时，曾经以响箭射向阏氏，以训练手下的绝对服从。为了向东胡示弱以骄敌，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喜欢的阏氏送给东胡。说他会因为枕头风而改变军国大事的决策，很难令人信服。
◎汉代铁戟，汉代戟矛头部分加长，枝有所缩小，增强了刺杀能力，更加适应骑兵作战要求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冒顿兵围白登山七日，但面对万余汉军却迟迟不敢攻山，可能另有隐情。晁错认为，匈奴有“长技三”，汉军有“长技五”(7)。匈奴的长处是战马能够上山下涧，士卒擅长骑射，吃苦耐劳；汉军的长处是骑兵和车兵的冲击能力强，有严格的队列纪律，擅长肉搏战、下马列阵作战，步弓手和弩手的射程远、精度高。咸阳杨家沟汉墓出土的汉兵马俑表明，禁卫军骑兵坚铠长戟，是执锐冲坚的重骑兵。在正面作战中，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驱散匈奴骑射手。在铜鞮、晋阳、广武、离石、楼烦等地的一系列作战中，汉军连战连捷，打得匈奴连连败退。加之韩王信的叛军迟迟不来汇合，即使匈奴占尽优势，但冒顿对于正面进攻仍迟迟下不了决心。
最终，被围七日之后，利用一个大雾天，禁卫军们架起上了双矢的强弩，突围而走。冒顿并没有追击。此时，汉军主力也已赶到平城，与禁卫军汇合。刘邦终于脱险了。
从战略上看，白登之战展现出汉初国力与军力上的局限。刘邦动员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不可谓兵力不强；汉军士卒冒着严寒大雪，连战连捷，也可谓三军用命；但是匈奴骑兵利用其强大的机动性，不与汉军正面交战，而是用游击战消耗、迟滞汉军，这样，汉军的庞大兵力与劲弩坚甲均无法发挥作用，而庞大兵力带来的巨大消耗反而成为汉军最大的弱点。从高祖到景帝的数十年间，尽管一直在执行和亲政策，但匈奴仍然多次入寇，杀掠汉朝人民。文帝、景帝多次组织军力驱逐匈奴，但匈奴始终避免与汉军主力交战，使汉军耗费巨大的出征只能做到驱逐匈奴，无法对匈奴造成实质性的打击。历史事实证明，战国时代全民皆兵式的庞大军队，已经不再适应全新的时代与全新的战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代正唱起《大风歌》，时代正需要新的英雄。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年仅十六岁的刘彻继位。景帝留下的帝国，表面上富裕而兴盛，但水面之下却暗流涌动。经过汉初七十年推行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已经被压缩到极致。农业税仅为3.3％，商业税也只有3％—6％(8)，郡国甚至民间都有自行铸币的权力。较轻的田租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增强了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经济实力，加速了小农的破产。低商业税的政策导致商人收入丰厚，进一步加强了富裕阶层的经济实力。铸币权的泛滥则进一步损伤了中央集权，造成诸侯贵族普遍强大而中央相对弱小。所以纵观整个文景之治，诸侯王叛乱时有发生。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所发动的七国之乱，叛军总兵力竟达五十万之巨。如果不是刘濞本人指挥技能拙劣，连续犯下不可饶恕的战略错误，这次七国之乱很可能对汉帝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更令有识之士忧虑的是匈奴的不断南犯。高祖至景帝时期，汉王朝一直在执行对匈奴和亲与互市的政策。但是，无论是和亲还是互市，都无法满足匈奴贵族越发贪婪的胃口。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率军入侵上郡，劫掠大量人口牲畜而去。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大军攻向北地郡，一度深入到皇帝避暑的甘泉宫附近，又一次掳掠大量人口而归。景帝中原六年，匈奴突袭雁门郡的汉朝马苑，掠走大量良马，汉军两千人战死……匈奴右贤王跨过黄河河套地区，其进攻出发阵地距离长安仅有七百里地，严重威胁长安的安全。
◎铜弩机，汉代弩机在秦弩机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结构更加精巧
在此背景下，汉武帝决定废弃黄老之学，采用董仲舒的儒家之学，任用田蚡等青年儒生，强化中央集权，展开了一轮轮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汉武帝削弱诸侯贵族，打击豪强势力，增加中央收入，强化中央权力，汉王朝的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网罗人才，对抗匈奴与旧贵族势力，军事改革尤其是对禁卫军的改革是汉武帝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即位的第三年，他决定在郎卫内部增设一个叫作“期门”的禁卫组织，拉开了军事改革的序幕。
“期门”的意思是殿门，也就是随时等候在殿门外，听候皇帝的调遣。期门主官称为“仆射”。汉武帝喜欢微服出访，身着便衣巡视长安郊县。他在微服出访时自称“平阳侯”，只带少数随从，骑马出行。期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汉武帝微服出行时担任他的便衣侍卫——至少在刚刚建立时是如此规定的。
最早的期门卫士是在郎卫内部选拔的，但汉武帝很快就把期门作为一块特殊的试验田经营起来。他开始在关东、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两河等六郡良家子中，选拔新的期门卫士。这六个郡都距离长安不远，而且历来以出优秀骑兵著称，即所谓“六郡骑士”。汉武帝希望亲自训练期门，培育出一支精锐骑兵。
汉武帝如此行事自有其道理。西汉军事制度继承自战国时期的普遍征兵制，每个适龄青年都要在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两年，之后转入预备役。在诸侯王国之间以步兵为主的战争中，这样的兵役制度无疑能够提供庞大的补充兵力。但是，这样的军队却不适应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兵力强大、行动迟缓的步兵集团尽管无坚不摧，但是却无法在北方的广袤原野上抓住行动快捷、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在人口稀少、粮食全靠长途运输的北方草原作战时，庞大兵力所带来的巨大粮食消耗，则成为比敌军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审视汉王朝前七十年与匈奴交战的历史，汉武帝认为，汉军必须建立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不仅能像传统的汉族骑兵那样执锐冲坚，而且能够像匈奴人一样长途奔袭，大漠猎逐。而期门，就将是这支新型骑兵的孵化场与军事学校。
◎新疆鄯善苏贝希墓出土的马鞍，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年代最早的马鞍
和只需要学习队列、射弩和刺杀等一般性军事技能的义务兵不同，这种新型骑兵不仅需要精通骑射与格斗，还要学会野外生存、照顾马匹、辨向导航、长途追踪等等高级军事技能和指挥技能。因此，期门没有南、北军中严格限定的服役期限。他们长期服役，反复打磨自己的军事技能，成为远超普通士兵的职业战士。为了训练期门骑兵，武帝经常率领他们在野兽出没的山林里骑马射猎，甚至亲自示范与熊等猛兽搏斗。
据说，有一次，武帝率领期门骑兵到长安周边打猎。他们晓伏夜行，在田野之间追逐野猪、狐狸，踩坏了很多庄稼。受害的农民不干了，告到县令那里。县令大怒，说哪儿来的“平阳侯”？八成是哪个京城恶少招摇撞骗来了。于是县令点起手下，把武帝一行人围住不放。骑士们好说歹说，最后不得不拿出皇帝的御物表明身份，县令才把他们放走。
从此以后，武帝也觉得老是这样出去打猎实有扰民的问题。于是，他下令修建上林苑，专门作为期门军骑马射猎与军事训练用地。随着上林苑的建立，期门军的训练走上正轨，很快扩充到一千五百人左右。
羽林孤儿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在期门之外、光禄勋（原郎中令）属下，新建一支武装力量——建章营骑。建章宫是武帝在长安城外、邻接长安城墙的西侧修建的一座大型离宫，武帝中年以后长期流连于此。建章营骑建立的初衷，就是负责该离宫的警卫。
不久，建章营骑改名羽林军。羽林原本是二十八宿之一，属于北方玄武，在中国的古星象学说中代表军队。羽林军总兵力约两千五百人，羽林军的士卒叫“羽林郎”，首领叫作“羽林令”，副职叫作“羽林丞”。他们全都是汉匈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子弟，因此又号“羽林孤儿”。他们从小在军营中长大，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长大后编入羽林军。他们和期门一样，没有服役时间限制。和主要在微服出巡中护卫皇帝的期门不同，羽林军是武帝正式出巡时的正规仪仗队。他们身着华丽的盔甲，手举用牦牛尾装饰起来的大旗，骑马行进在皇帝车驾之前，为皇帝开路。羽林孤儿是西汉王朝厚待烈士子弟的标志，羽林也由此成为一种延续军事传统与家族荣誉的象征，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和认可。《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军和期门军一样，既是武帝的禁卫，又是特殊的军官学校。
汉匈战争中，禁卫军被大量派上战场。在汉高祖刘邦之后，除了北军之外，由于皇帝不再亲临战场，南军和郎卫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参与战争，但汉武帝扩充禁卫军的目的，就是增强禁军的战斗力，提升与匈奴作战的能力。经过武帝亲自培训和考察，在期门、羽林当中有大量青年军官进入北军等作战部队服役，率领汉军踏入与匈奴决战的战场。即位的第七年，武帝任命原属禁卫军系统的李广为骁骑将军，程不识为车骑将军，令二人率军屯集于北部边寨，开启了用兵北边的序幕。
此后几十年中，汉武帝发动了三次对匈奴的远征和数次较小规模的出征。在这些远征中，期门军和北军都随军出征，并且作为精锐与中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武帝时期远征汉军的组成方式是从期门中抽调军官，从北军中抽调精锐士兵，组成远征军的核心，然后征发陇西、北地等边郡士卒，组成一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军队，交由皇帝亲自任命的将军率领，踏上与匈奴之间的殊死战场。
◎西汉高桥鞍，汉代高桥鞍的出现表明汉代骑兵越来越倾向于冲击格斗
“将军”这种全新的指挥体系也在汉武帝时期得以成型。在武帝之前，汉军的总指挥是太尉（大司马），是代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三公”之一。除了朝廷有自己的太尉之外，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太尉，作为自身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汉武帝时期，临时任命的杂号将军成为军事体系中新的宠儿。汉武帝常常把“将军”的称号破格授予一些年轻军官，并授予其率领大军的权力。为了指挥作战，将军将会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指挥、参谋团队，称为“幕府”。“幕府”主要由期门和郎卫中与将军本人交好的年轻人组成。这样，整个“幕府”就成为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团队，为全军注入了昂扬的活力。
因此，这一时期的汉军和文帝、景帝乃至武帝早期持重慎战的汉军相比，在作战风格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彪悍轻捷的精锐骑兵取代坚韧厚重的集团步兵，成为军队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在此后的汉匈战争中，汉帝国以少数精锐骑兵通过长距离隐蔽机动直接打击匈奴指挥机关的作战方式，在汉匈战争中连战连捷，立下不世的战功。
在汉匈战争时期，这种斩首战术可以说正好切中匈奴在军事组织上的最大弱点。匈奴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强大的兵力资源，来自匈奴作为奴隶制游牧部落联盟王国所建立的全民皆兵式的民兵制度。匈奴由大量小部落联盟而成，在秦末汉初，这些小部落的首领已经逐渐转化为贵族首领。单于作为全匈奴的国王，自领一支规模最大的部落，可以出动几万兵力，其下有左右贤王至当户的贵族首领，“凡二十四长”，各有几千到一万兵力。作为游牧民族，匈奴每一个男子从小就会骑马射箭，在部落中接受军事训练，并接受贵族的领导，因此随时可以上阵作战，使得总人口只有约两百万人的匈奴可以出动数十万大军。但是，由于游牧民族低下的生产力，绝大部分匈奴士兵的军事装备只有他们的生活用具——粗劣的刀具、弓箭与普通的蒙古马。这让绝大部分匈奴士兵只能作为骑射手参战，即“控弦之士”。但是，大规模骑兵会战的结局通常是由重骑兵决定的。身披坚甲、集群冲锋的重骑兵能够轻而易举地打散敌方骑射手，然后再由己方骑射手将对方逐一围杀、歼灭。
◎西汉钢剑，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剑，最长一把长达146厘米，显示出高超的铸剑技术
◎西汉钢甲，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铁甲（复制品），金相鉴定表明该甲甲片为渗碳钢制品
因此，除了“控弦之士”以外，匈奴贵族们都建立有自己的亲卫队伍，即“侍卫之士”。和“控弦之士”不同，“侍卫之士”拥有相对精良的盔甲，骑着来自西域的优良骑乘马，使用金属箭头的弓箭和刀矛等武器。在匈奴的军事体系中，“侍卫之士”起着关键作用。正是匈奴贵族的亲卫队相对于其他牧民的军事优势，使得牧民不得不依附于匈奴贵族生存。在作战中，匈奴的贵族亲卫队首先保证了其指挥机构的安全，其次他们还是匈奴军队战术行动的中坚力量，是匈奴军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汉帝国之所以能够一反过去汉军面对匈奴如同公牛难以对付恶狼一般的困境，正是因为抓住了匈奴“侍卫之士”这一关键点。由于匈奴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不发达，匈奴贵族的“侍卫之士”数量上相对于汉军禁卫军来说不仅没有优势，反而是劣势。一旦“侍卫之士”被击溃，匈奴指挥机构将受到直接威胁，只能狼狈逃跑。失去了指挥与监督，庞大的匈奴军队也必然变成一盘散沙，四散溃逃。同时，经过长期训练，汉军禁卫军的军事素质完全不比匈奴“侍卫之士”来得差。此外，除了期门骑士的锐气与锋芒之外，汉军精锐骑兵的军事装备的进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景时期，中国在金属冶炼技术方面取得巨大突破。随着炼钢技术的成熟，到汉武帝时期，中国已经从秦汉之交的铜铁武器并用时代进化到钢铁武器时代。通过对考古出土的西汉盔甲残片进行金相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西汉铁甲主要为渗碳钢和炒钢制品，也有铸铁脱碳钢产品，甚至发现过冷锻甲叶(9)。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使得汉军精锐骑兵手持炒钢环首刀，身上穿着同样钢制的玄甲，连弓箭的箭镞都是钢制的。相对于仍然停留在铜铁复合时代的匈奴骑兵，汉军在武器装备上已经有了跨代的优势。
但是再充分的物质条件，再精良的兵源，也需要优秀的将领率领才能发挥效能。结果，一次浪漫的邂逅让两位汉帝国最杰出的骑兵统帅登上了历史舞台。
马踏匈奴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前往霸上祭祀先祖。回来的路上，武帝顺道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回宫时，武帝的车队里多了一位秀发如瀑的歌女。她叫卫子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得到独立谥号的皇后。
一年后，卫子夫怀孕了。而未央宫中的一场风暴却因此爆发。时任皇后陈阿娇(10)是武帝青梅竹马的初恋，其母不仅是武帝的姑姑，而且对武帝有拥立之功。因此，即使在嫁给武帝多年、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之后仍然没有子嗣的阿娇依旧独享武帝的宠爱。卫子夫的怀孕使得皇后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而她反击的矛头，则瞄准了卫子夫年仅十三岁(11)的弟弟——卫青。为了保护卫青，武帝宣布将卫青招入宫中，加入刚刚成立的期门军。由此开始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段传奇故事。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卫青首开记录，长驱直入，攻破匈奴大会诸侯、祭祀先祖的圣地龙城。
元光六年，匈奴南下入侵上谷郡，汉武帝起四路大军，各带一万骑兵迎击。由于战场多在汉匈双方互市的关市附近，因此史称关市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在期门军中经过十年训练的卫青作为车骑将军率军出征。由于兵力分散，准备不足，四路汉军中两路战败，一路无功而返，只有卫青果敢冷静，长驱直入，突袭河南地区，一举击溃了白羊王与楼烦王的武装力量，歼敌数千，缴获牛羊百余万，收复河南地，兵锋直至匈奴王庭，攻占并摧毁了匈奴圣地龙城，获得汉匈战争中第一场战略性胜利。汉武帝大喜过望，立即封卫青为关内侯。
龙城被毁令匈奴军臣单于大为震怒。第二年（公元前128年），军臣单于发兵六万骑，兵分三路攻打辽西、渔阳、雁门，并且一改往日避免与汉军主力作战的传统，主动发起主力会战。汲取了关市之战兵力分散致败的教训，汉武帝令卫青率三万骑兵出雁门，集中力量打击匈奴右路部队。卫青成功击败匈奴军，“斩首虏数千”，挫败了匈奴的攻势。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不甘心失败的匈奴集中兵力，再次入侵上谷、渔阳。这一次，汉武帝决定敌进我进，令材官将军韩安国率领步兵部队在东面坚守壁垒不出，而卫青、李息率领骑兵，利用秦长城的掩护，沿着黄河西岸隐蔽推进，突然袭击了河套、河南地区。驻守此地的匈奴白羊、楼烦二王措手不及，被打得一败涂地，仅带着少数亲兵逃跑。汉军歼敌数千，虏获牛羊百万，占领了河套到陇西的广阔地区。
◎湖北荆门包山墓地（战国到西汉）出土的马铠复原图
◎汉突骑马上长戟攻击复原图（杨翌绘）
元朔二年汉帝国闪击河南之战虽然投入兵力不多，但却大大改变了汉匈之间的战略形势。匈奴不仅丧失了一片最为肥美的草场，而且丧失了直接威胁长安的能力。汉军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兵锋直指匈奴统治核心——漠南地区。攻占陇西，不仅使汉军拥有了一片上好的马场，还构筑起通向河西走廊、打开丝绸之路的出发阵地。
元朔三年，军臣单于在愤怒与忧郁中去世，其弟伊稚斜杀太子于丹，自立为单于。伊稚斜登基后，连年发动大军，对汉朝进攻。汉匈战争的高潮来临。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匈双方决定性的战略会战——漠南之战爆发。卫青率领的十万汉军出定襄，向北长途跋涉数百里，在漠南地区与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展开决战。卫青沉着冷静的指挥让汉军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最终大败匈奴，斩首近两万。伊稚斜单于从此远遁漠北。
在这次战役中，卫青的外甥，年仅十七岁，同样出身期门军的霍去病大放异彩。他仅率八百骑兵，长驱直入数百里，不仅歼敌数千，而且俘虏了大量匈奴贵族，甚至还有单于本人爷爷一辈的王(12)，战果勇冠全军。胜利归来，武帝立刻加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在收到张骞所带回的西域信息之后，武帝以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一万骑兵，对河西走廊进行威力侦察，试探打通河西走廊的可能性。结果，胆大妄为的霍去病在匈奴境内隐蔽行军千里，突然袭击了统治河西地区的匈奴浑邪、休屠二王，把二王打得一败涂地，不仅歼敌近万，而且俘虏了浑邪王子、相国等大量贵族，连休屠王祭天的金人都搬回来了。尽管恶劣的敌后环境和匈奴援军的狙击使得汉军“师率减什七”(13)，但这次军事冒险的胜利证明了打通河西走廊完全可行。当年夏天，霍去病刚刚回师，武帝即令公孙敖、霍去病分别从南北两路率军夹击河西。霍去病率领以期门为核心的精锐骑兵，翻越贺兰山，穿过巴丹吉林沙漠，沿弱水通过小月氏地区，远征两千余里，绕到匈奴军背后。在公孙敖因迷路未能会合的情况下，霍去病毅然率军单独发动进攻。尚未从春季的打击中恢复元气的浑邪、休屠二王再一次一败涂地，三万多匈奴人战死，两个部落两千五百人就地投降，一百多名王公贵族被俘。霍去病回军小月氏时，武帝送上美酒犒赏。浪漫的霍去病将美酒倾入泉水，令军士共饮。小月氏从此得名“酒泉”。当年秋天，浑邪王杀死休屠王，率众向汉朝投降。汉朝由此彻底控制了河西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在十余万步兵的配合下，远赴大漠以北，寻歼匈奴主力。这就是漠北之战。该战中，卫青率军与单于主力交战，以车骑协同战术彻底击败伊稚斜单于，歼敌两万，攻占了匈奴积蓄粮草的窴颜山赵信城，伊稚斜单于仅以身免。同时，霍去病大破此前一直未受重大打击的匈奴左贤王部，歼敌七万余人，俘虏近百名贵族，一直追杀到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封山祭天而归。
卫青与霍去病的胜利是西汉对匈奴军事胜利的巅峰，也代表着西汉古典军国主义的顶峰。数千年来，“卫霍”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闪光的篇章，更是“强汉”的代名词，代表着中国军人建功立业的顶峰。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三岁。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守护西汉王朝二十多年的卫青也因病去世。历史学家们认为卫青死时不超过五十岁。西汉王朝的两位守护者均英年早逝，让王朝的国运笼罩上不祥的色彩。
卫子夫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为武帝生下太子刘据，随即成为皇后。尽管她一生克己奉公，不嫉不争，兢兢业业帮助武帝打理后宫，但命运并没有放过她。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14)中，卫子夫的姐姐、女儿相继被构陷、杀害。最终，以仁慈恭谨著称的太子刘据也被陷害，被迫起兵造反，欲以生命为代价，诛杀武帝身边的一众奸邪。征和二年（公元前92年）秋，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卫子夫在未央宫内以三尺白绫明志。第二年，汉武帝查出太子造反真相，痛悔不已。他再也没有迎娶过皇后。多年以后，刘据的孙子刘询即位，这就是汉宣帝。卫子夫被重新安葬，并加谥号“思后”。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后，都有了独立的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