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霍去病铜像，两千一百年前，霍去病率领一万汉军经过这里，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到达河西走廊
良家子的绝唱
如前面所说，漫长的汉匈战争中，郎卫、期门、羽林贡献了大量优秀将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李蔡、李陵、程不识、路博德等，这些英雄群像，成为禁卫军们命运的缩影，更是西汉王朝军国体制的缩影。
期门军和北军也因为在汉匈战争中闪耀的表现，使得汉武帝充满了骄傲。精锐骑兵在战争中展现出巨大威力，也使得武帝开始酝酿进一步扩充骑兵力量。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叛乱(15)，汉武帝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动员二十万大军，发动了对南越的远征。在送走路博德后，考虑到禁卫军精锐出征南越，长安空虚，武帝决定新建七支部队，分别由校尉领兵，他们分别是：
胡骑校尉——由通晓匈奴及西域事务的汉族军官担任，所部全部由招募的西域及匈奴士兵组成，驻扎在池阳，故其又称池阳校尉；
长水校尉——和胡骑校尉一样，所部由招募的西域及匈奴士兵组成，驻扎在长水、宣曲；
越骑校尉——由通晓山越事务的汉族军官担任，所部全部由招募的南方山越族士兵组成；
步兵校尉——掌管上林苑内屯兵；
射声校尉——统领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的射术极高的骑射手；
屯骑校尉——所部为精锐汉族骑兵；
虎贲校尉——所部为精锐车兵。
这七校尉各领军七百人。此外，汉武帝还改组北军，将原来统管北军的中尉改称“执金吾”，令其专管长安城的治安，剥夺了其对北军的控制。原中尉属官，主管北军营垒的中磊升为中磊校尉，掌管北军营垒。中磊校尉与新建的七校尉合称“北军八校尉”，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几支新建的野战禁卫军不再是基于普遍征兵制的义务兵部队，而是以军事素养被招募而来的雇佣兵，其中有三支部队还是外族雇佣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成建制的雇佣兵部队。他们的出现，意味着汉王朝的军事制度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良家子的时代即将步入黄昏。
李广及其家族的命运成为良家子黄昏时代的最好例证。李广出自陇西武将世家，是秦国大将李信的后人。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中，李广以“良家子”身份从军，展示出过人的武艺。战后，李广作为郎官加入禁卫军，成为一名骑常侍。七国之乱期间，李广随军出征，显示出过人的作战才华。于是景帝调用李广为边郡太守，分别在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等地与匈奴作战。
武帝即位时，李广已经在与匈奴之间的小规模摩擦战中赢得显赫的声名。如前面所说，武帝后来将边郡将领中声名最盛的李广和程不识重新调回禁军，李广任未央校尉，程不识任长乐卫尉。对于汉武帝来说，这既是加强禁军建设的举动，也是对这两位将军的考察。
《史记》载，李广和程不识两人的治军方式截然相反。李广的队伍纪律散漫，平时看上去如同乌合之众，行军途中遇水草而息，大家随便倒卧，将军幕府里也不设文书管理文案。但是，李广武艺高强，与士卒同甘共苦，每战必身先士卒，所以士兵们都乐意在李广麾下服役，作战时无一不效死奋战。程不识的队伍则军纪严格，部队行伍和军垒条例清楚，幕府里的文案表格也十分严谨。有人问程不识两种带兵方式孰优孰劣，程不识十分谦逊地说没有优劣之分，但李将军带兵简单，难免受到敌军的偷袭。
◎李广射虎，史殿生作品
在元光六年的关市之战中，李广部一万人被匈奴集中主力围歼，全军覆没。李广重伤被俘，但他趁敌不备，忍着伤痛夺取了一匹好马逃了回来。公平地说，李广的失利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关市之战汉军四路平分兵力，彼此又不能救应，如同张开五指打人，被敌人各个击破也是情理之中。卫青借匈奴围攻李广之机攻破龙城，反倒有侥幸的成分。汉武帝大概也清楚这一点，因此虽然在诏书中严厉指责李广带兵不严，但也同意李广交钱赎罪，不再追究丧师之责。
不久，汉武帝再次启用李广为北平太守，后来又调入禁军担任郎中令。元朔六年的漠南之战中，李广率领禁卫军加入卫青的大军。但是命运再一次与李广开了玩笑，漠南之战中很多将领建功封侯，李广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取得足够的敌军首级而未获封侯。元狩二年，为了掩护霍去病攻打河西，武帝令李广、张骞出右北平，进攻匈奴左贤王部。途中李广再一次交上厄运，张骞率领的主力部队竟然在行军途中迷失了方向，与李广率领的四千骑兵失去联系。此时，左贤王率领的四万大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李广。李广令三子李敢率数十精骑杀进匈奴阵中，三进三出，杀得匈奴兵一片大乱。于是汉军士气大振，排成圆阵御敌。四万匈奴大军攻打了一整天，竟然完全奈何不得这支小小的部队。战至深夜，汉军将士们个个疲惫不堪，而已经六十多岁的李广却像没事人一样气定神闲。到第二天，张骞率领的主力终于赶到，匈奴撤围而走。此战李广部虽然杀匈奴三千多人，但是自身也受到惨重损失，“是时广军几没”(16)。
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出征漠北。考虑到李广年纪已经很大了，汉武帝本来没有安排李广随军出征，但在李广的一再要求下，武帝最终任命李广为前将军，加入卫青大军。卫青将先锋之位交予公孙敖，令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从东路迂回。闷闷不乐的李广与赵食其率军上路，却不慎在沙漠中迷失方向，未能按期与卫青会和。卫青击败单于后回军南返，在半道上遇上李广与赵食其，责问其为何迷失道路，准备上书向皇帝汇报。年逾花甲的郎中令李广，被迫到幕府称述过失。在这里，绝望的李广引刀自刎，结束了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李广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李当户、李椒和李敢，都自少年时就加入禁卫军。李当户和李椒英年早逝，李敢就是在右北平一战中在匈奴军中三进三出的勇士。漠北之战中，李敢随霍去病出征，立下战功，获封关内侯。因李广自杀，武帝令李敢代父担任郎中令。
听闻李广因卫青而死，悲愤难当的李敢与卫青发生冲突，打伤了卫青。卫青没有声张这件事，但是年少气盛的霍去病却大发雷霆，借狩猎之机以弓箭射杀李敢。武帝没有追究霍去病的责任，而是赶紧将他调往边疆，并掩盖李敢的死因称其在狩猎中不慎被鹿抵死。一年后，霍去病因病去世。
李广长子李当户去世时，留下一名遗腹子，这就是李陵。李陵的性格和祖父李广很像，最终的结局也同样悲剧。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让李陵负责后勤。李陵急于立功，自带五千步兵，向皇帝允诺以少胜多，出居延一千里与李广利共击匈奴。结果，李陵的五千步兵与三万匈奴骑兵相遇。与二十年前右北平之战中的李广一样，李陵率领汉军死战，三万匈奴骑兵竟然被杀得大败。单于大惊，急忙调集八万大军增援。李陵且战且走，逐步退向汉朝边境。匈奴紧紧追击，但每次进攻都被李陵杀败。尽管李陵坚持的时间比李广长得多，却没有等到李广利的救援。最终，矢尽粮绝的李陵部全军覆没，仅四百人逃回，李陵本人被俘。
之后，投降匈奴并为其练兵的原汉军校尉李绪被误传为李陵，这条消息令武帝大为震怒，下令对李家执行族诛。但是，以司马迁为首的一批士人却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以数千步兵御敌数万，转战千里，杀敌无数，虽败犹荣，他虽不死，必是想寻机立功以报国。司马迁的辩护激怒了武帝，被武帝付之腐刑。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司马迁的辩护，不仅仅是因为司马迁本人与李陵交好，更代表着西汉王朝政治斗争的风向。卫青、霍去病之后，武帝逐渐开始宠信外戚，疏远李广、李陵这些“良家子”出身的禁卫军。贰师将军李广利，既没有卫青的公正无私，也没有霍去病的英勇无畏，仅仅因为其妹李夫人得宠，就得以青云直上，每每率军出征。他每战必败，丧师无数，却从未被问罪。李陵、路博德等“良家子”出身、没有外戚贵族背景的禁卫军将领，即使战功无数也难得重用，稍有过失，就获罪受罚。司马迁为李陵鸣冤，既是替友人不平，更代表了整个“良家子”阶层不甘的呐喊。
汉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还有一个尾声。汉武帝在查出巫蛊之祸的起因后，对诬陷太子的江充一党予以灭族的惩罚。但这一行动却导致了一场著名的刺杀。侍中仆射马何罗曾是江充党徒，惧怕被武帝查出，于是铤而走险，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谋刺武帝。幸得武帝身边的一个匈奴侍卫金日磾(17)十分警惕，发现了马何罗的阴谋，并勇敢地与之搏斗，这才使武帝化险为夷。从那以后，禁卫军们被赶出了内廷，宦官取代禁卫军成为帝王最亲近的人。
◎司马迁像，王西京作品。司马迁在记述汉朝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个人情绪，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尖锐的政治斗争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病逝。死前，武帝指派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以为人小心做事周到著称的霍光为顾命大臣，总领禁卫军系统。汉武帝不会想到，尽管霍光确实极力尽心地辅佐刘家天下，但他仍然开启了外戚控制禁卫军乃至整个朝政的先河。从此以后，外戚专权成为西汉王朝的常态，直到王氏外戚的王莽彻底篡夺了政权。
到东汉王朝建立时，王朝的禁卫军已经与汉武帝时代完全不同。西汉禁卫军主要由“良家子”构成，而东汉禁卫军则完全成了外戚、勋贵们的游乐场。无论光禄勋、卫尉，还是执金吾、北军中侯、城门校尉，所有的禁卫军官全部由外戚控制，士兵则由募兵充任。虎贲(18)、羽林逐渐变成父死子继的世兵，实战机能完全退化，成为纯粹的仪仗。郎官变成官僚预备队，成为外戚贵族们安插门生控制朝政的手段。良家子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外戚与贵族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古典军国主义的时代远去了，贵族地主的时代宣告来临。
良家子的时代结束了，但羽林的故事却远未结束。羽林军制度成为很多后世君王效仿的榜样，其中诸如唐初的左右羽林军、首领北衙禁军，也是高宗、则天等朝的重要军事力量，直至明朝仍有羽林卫。羽林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死的浪漫”——持续时间最长、最为知名的军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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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郎中，原意为战国时期的宫廷侍卫。因此郎中骑兵也就是禁卫骑兵的意思。
(2) 见《史记·孝文本纪》。
(3) 见《汉代物价新探》，丁邦友。
(4) 韩襄王庶孙，名信，为了与韩信相区别，一般称为韩王信。
(5) 见《“白登之围”兵员数目考》，曾宪法。
(6) 阏氏并非人名，而是一种称号，类似于“王后”或“贵妃”。
(7) 见《言兵事书》，晁错。
(8) 见《汉代税史论纲》，洪钢。
(9) 呼和浩特二十家子铁甲和满城汉墓铁甲为渗碳钢，广州南越王墓铁甲和吉林老河深铁甲为炒钢，徐州狮子山汉墓铁甲为铸铁脱碳钢。
(10) 陈阿娇即为成语“金屋藏娇”的主人公，此典故见于志怪小说《汉武故事》。
(11) 卫青的生年在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学者们根据间接史料推算公元前139年时他在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
(12)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指的就是当时在位的伊稚斜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的同辈兄弟。
(13) 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4)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大案。由于身体不适，武帝怀疑自己受到巫蛊诅咒，奸臣江充趁机诬陷太子刘据，最终刘据被迫发动政变，杀江充。但由于政变没能得到北军支持，最终被武帝镇压。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双双自杀，长安城血流成河。第二年，武帝查出真相，痛悔不已，建思子宫纪念皇后与爱子。
(15) 由秦军南征大军建立的南越国，在汉朝建立后宣布臣服于汉朝。汉武帝时期，南越国内部分为亲汉派和拒汉派。拒汉派在丞相吕嘉的领导下发动叛乱，杀南越王及汉使，武帝遂发兵平叛。
(16) 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17) 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王子。元狩二年，休屠王意图与浑邪王投降汉朝，后又反悔，被浑邪王所杀。金日磾降汉后沦为官奴，被送到黄门署饲养马匹。后升马监、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赐姓金，深受宠爱。
(18) 虎贲原为周代禁卫军中的精锐，王莽时期，将期门军改称虎贲。东汉建立后，延续了王莽时期的做法。
东晋北府军
文/陈峰韬
公元383年的初冬，已经扫平了北方的前秦天王苻坚站在寿阳城的城楼上，向城外八公山远远望去。江淮之间的气候不同于寒冷的北国，这个时节山上的草木依然葱茏，冷风吹来，草木随风摆动，从远处眺望，竟然分不清到底是人还是树。苻坚再一看城下淝水对岸的晋军，这支衣甲鲜明的部队严阵以待，发出逼人寒气。苻坚想起出征前，慕容垂、姚苌等人曾说东晋军兵少力弱，此时他下意识地对身边的弟弟苻融说：“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
之后，对岸的晋军提出一个要求，为了速战，请在淝水北岸的秦军稍稍后退，腾出一片空地好让双方开战。苻坚鬼使神差地同意了这个请求，命令苻融亲自指挥大军后退，等待晋军过河决战。然而他显然低估了对面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和把握战场时机的超一流功力。秦军大阵缓缓后撤，由于数万人的大阵前后通讯较慢，后队见到前队后退，不知到底是败了还是要调换阵型，开始出现一些混乱。对面的晋军抓住时机，不等全部过河，立即发起攻击，瞬间冲乱秦军大阵。庞大的秦军军团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战场局面急转直下，几乎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激战半天，秦军仍然无法挽回局面，被晋军杀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无奈之下，苻坚仓皇逃出寿阳，志在必得的伐晋之战，就此以失败收场。
断送苻坚灭晋美梦的这支军队，正是称雄东晋南朝百余年的超级军团——北府军。
北府军是组建于东晋初年、以北方流民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因为其基地所在地京口历来是征北、镇北、北中郎将府所在地，简称北府，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为北府军。
◎淝水之战，刘凌沧作品
◎京口今貌
这支带有军阀性质的地方军队几经演变，从最初的私人武装变化成最后的中央军主力。这支传奇的军队以其超强的战斗力，对支撑摇摇欲坠的南渡政权，维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族共治局面，以及开启南朝二百七十多年历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该军也以淝水之战、二次北伐的辉煌战绩光耀史册，是名副其实的强军。
乱世流民军——郗鉴第一次开创北府军
总体来说，北府军大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划分的标准，一则以时间为线，一则以统军的大将为区别。
公元322年，随着八王之乱的扩大化，西晋被蜂拥而入的五胡灭亡，大量汉人跟着晋室南迁。山东一带的大族郗鉴率领族人和私人武装南逃，在逃亡的过程中不断招募青州、徐州一带的流民入伍，他的私人武装渐渐扩大，变为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郗鉴的初衷和大多数南渡的汉人一样，只不过是为了躲避战乱，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创建的一支私人武装最后竟然演化为左右东晋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东晋南渡后，开国之君晋元帝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全靠琅琊王敦、王导兄弟的武装帮助其立国。因此后来东晋的形势，在政治上表现为大族共治，“王与马，共天下”是其典型形态。田余庆先生将之总结概括为门阀政治，因其概括到位阐发精微，遂被治史者奉为圭臬。晋元帝司马睿的政治班底是其受封琅琊王时的势力，渡江后得到琅琊王氏的大力支持。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相继控制东晋政局，在皇室与大族对抗妥协的斗争中，各士族之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斗争。同时，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江南土著士族被北来的皇室和大族压制，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抗。这些政治矛盾一直在不断酝酿积累，有时爆发为士族内部的战争，有时转化为对外战争。
就在北府军刚刚具备雏形时，东晋内部便爆发了内乱——王敦叛乱。晋元帝刚立国时，王敦、王导兄弟一内一外夹辅朝政，王敦控制了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王导则在朝中主政。王敦为人嚣张，晋元帝不甘为其所制，遂在建康外围征发和部署军队，命令亲信周顗、戴若思分别掌握两支部队。王敦对这种赤裸裸的挑战行为不能容忍，于公元322年自荆州举兵东下，攻陷都城建康，晋元帝无可奈何，于当年底忧愤而死。王敦虽然在军事上完全压制了皇室和其他士族，可以凭借武力篡晋自立，但是当时南渡士族为维护自身利益，都不希望王氏一家独大。王导也明白王氏还没有具备禅代的条件，他在叛军进攻建康时，亲率王氏一族子弟在皇宫外请罪。王敦看到这样的局面，深恐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只得返回荆州，继续遥控朝局。这是王敦第一次叛乱。
◎晋元帝画像
当时郗鉴已将其部曲迁移至合肥，并在实质上获得东晋政府的承认，因而专心在合肥编练军队。得益于东晋初年军队和行政体制的崩坏，郗鉴实际上成为合肥的军政一把手，统管当地的军事、人事、财政大权，这为北府军扩充力量带来极大便利。当时晋军力量体系主要分为中军、外军、州郡兵和私兵部曲。中军的职责主要是保卫皇帝和中央，其驻扎地在皇城内部和京城外围，其主管将军是中军将军。外军的主要职责是弹压地方，对外征战，主要接受都督的管辖。都督制始于曹魏，西晋沿袭这一制度，晋武帝出于防范外军都督拥兵作乱的考虑，曾一度将属于军队系统的都督和属于行政系统的刺史分开，实行都督管军，刺史管行政。这一制度，同时也与州郡兵的罢废有关。西晋建立后，国内没有大的战事，中央统治力、威慑力很强，晋武帝决定罢州郡兵，但实际上州郡武装力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有争论说，晋武帝罢州郡兵实质是剥夺刺史管军制度，因而出现了短暂的都督与刺史分治军政的局面。但到了晋惠帝时期，随着宗室诸王对各王国控制的加强，诸侯王与中央分庭抗礼，都督的权力逐渐加大，很多地方出现都督兼管军政的局面。这种趋势，推动西晋走向内乱，同时也规范形成了贯彻东晋历史一百多年的军事体制。
在东晋时代，作为中央政权基本实力的皇帝宿卫军和京师主力部队早已衰弱不堪，取而代之的是由各大州士族所掌握的外军，在实力配置上也变为外军强而中军弱。所以当王敦叛乱时，缺少中央宿卫军的晋元帝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至于北府军这种由士族建立的地方军队，则带有州郡兵和私兵部曲的双重属性。郗鉴此人对晋室怀有忠义之心，他对王敦叛乱之举痛心疾首，但苦于自身实力太弱，没办法南下帮助建康讨平叛乱，于是加强北府军的建设，开始更大规模地招募北来流民。这更促成了东晋兵制由世兵制和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晋代的兵役制度，起初继承三国的世兵制，即从军者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兄亡弟补。到了后来，世兵军户地位逐渐卑微化，很多世兵实际上成为贵族和大将的奴仆，世兵户逃亡现象愈演愈烈，兵员难以补充，这种征兵制度难以为继。晋军于是不得不用征兵来补充，征兵制是一种面向全体成年男丁的兵役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能否施行取决于国家的控制力。东晋时户口隐匿和人民流亡现象严重，在籍的民丁数量很少，而且在征战频繁的条件下，临时征集的民丁训练时间少，作战能力很弱，所以征兵制度此时也不是主流。诸般形势演化，使得募兵制成为北府军征兵的主要方式。募兵制即面向广大成年民丁，设置较高的入伍条件，募集想从军而体质又较强的兵员。郗鉴最初在山东组建本家部曲，包括其后在合肥招募流民为兵，其主要来源是从山东、河北、河南、两淮逃亡而来的汉人流民。郗鉴开出较高的应募条件，同时又保证这些流民的生命安全，为他们提供可以生活的环境，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可正当北府军实力逐步壮大时，东晋再次爆发了内战——第二次王敦叛乱。
晋元帝死后，其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晋明帝对父亲被王敦气死一事耿耿于怀，图谋消灭王敦。他惩于晋元帝手中无兵因而失败的教训，希望引入一支强军来对抗王敦。于是便想借助郗鉴的军事力量，他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
王敦对晋明帝的意图洞若观火，再次举兵东下进攻建康，顺便还上书中央，迫使朝廷召郗鉴到建康任职，从而使北府军将帅分离，阻止其渡江参战。郗鉴自己的部曲都远在合肥，无法引军入援，但他知道流民部队战斗力较其他部队为强，于是建议召苏峻、刘遐等流民帅带兵入援。
◎王敦之乱地图
当时形势依然严峻，无论是北府军，还是苏峻等人的流民军，都没有实战经验，谁也不知道他们能否挡住王敦大军。不料天赐其便，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敦不久病死。王导身在建康，不敢回荆州领军，荆州军由此群龙无首。苏峻、刘遐趁势发起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王敦经营多年的荆州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二次王敦叛乱以中央胜利告终。
这场仗打完，晋明帝深感手中无兵的痛苦，于是任命郗鉴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任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郗鉴在合肥的部曲遂得以迁至京口。晋明帝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以北府军为皇室外援，防范再次发生王敦式的叛乱。然而晋明帝对流民部队的猜忌并不因郗鉴的忠诚而稍有减少，郗鉴的北府军一直不能过江入驻建康。这也是晋元帝父子对流民军的一贯态度。以祖逖之忠，凭收复河南之功，尚且不见容于晋元帝，何况他人？事实上这种态度也不无道理，晋室没有强大的中军，这使得皇帝不可能对任何一支外军放心。而这种担心，在北府军刚刚到达京口后，就变成了事实——流民帅苏峻叛乱了！
在平定王敦之乱后，苏峻因功被任命为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即历阳郡守。王敦死后，王氏领军人物王导虽然没有被杀，但地位大不如前。政治新星颍川庾亮以帝舅身份（庾亮妹妹系晋明帝之妃，晋成帝之母）执政。庾亮对这支与建康近在咫尺的流民军很不放心，想削去苏峻的兵权，苏峻立刻联合祖约（祖逖之弟）起兵反叛。庾亮发各州州兵勤王平叛，但出于防范其他流民军借平叛再度控制中央的考虑，他严令北府军不得渡江参战。郗鉴只能隔岸观火，眼见苏峻、祖约攻陷建康而不敢南下入援。后来庾亮联合温峤、陶侃合力打败苏峻，庾亮则引咎自责，不再居朝执政，请求出镇豫州，王导又执掌了中央权柄。
郗鉴和北府军没有参与战争，反而趁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通过不断训练逐步提高战斗力。军队训练内容，除演习列队阵法外，还要进行实战演习，其历时从七八天到十天不等。同时，因为地近建康，北府军的后勤军械供应也较在合肥时期有了进一步改善。
北府军所需的物资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兵器和车船等装备，二是粮秣。中央力量较强时，这些物资本应由中央政府统一供应。然而东晋时代迥异于前代，中央政府力量衰弱已极，所控制范围不出三吴，因此制造兵器、装备的“作部”，主要由各州当政的士族控制。当时军器被制造完毕后，除极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多数存入地方州郡的武库，一旦战争爆发便自行取用。粮秣供应也是如此，北府军所需粮食、被服多为青州、徐州、兖州（以上皆为东晋侨置州）本地所产。当然京口地近京师，中央政府有时也供应一部分，但大多数情况下，东晋政府是无力顾及外军的。例如南渡之初，袓逖请求北伐，晋元帝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口头同意祖逖北伐，但一不给兵，二不给粮。祖逖慨然应允，自筹钱粮，自募兵士，居然也组建起一支数万人的北伐军，打下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土地。北府军此时的情形，与祖逖是别无二致的。
◎东晋武士俑
纵观从王敦到苏峻的三次叛乱，郗鉴及北府军实质上是置身事外的。东晋立国之初，各大士族分别握有强兵，互相征战，都是朝不保夕。而这三次叛乱，客观上将东晋各派兵力进一步削平，各派互相制衡的态势越发明显。北府军在这一过程中却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反而在郗鉴的苦心经营下，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小部队，慢慢成长壮大为能够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
◎祖逖中流击水北伐地图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庾亮出镇豫州，对居中执政的王导很是不满，欲谋举兵入京废掉王导。荆州刺史陶侃，平定苏峻之乱后实力膨胀，也想东下入京废王导。但二者的军事实力已远不如当年的王敦，而北府军多年养精蓄锐，已不能再视若无睹了。陶侃、庾亮在决策之前均向郗鉴咨询废王导之事，一则试图与之联合，二则探明北府军的政治态度。郗鉴为维护大族共治的局面，坚决反对再度举兵反抗中央。陶、庾忌惮北府军的实力，虽蠢蠢欲动而终不敢举兵。北府军不发一兵而屈人之兵，足见其潜力之深、影响之大。
公元339年，北府军的开山人物郗鉴病逝，军权由其子郗愔接掌。此后遂成为惯例，掌握京口兵权的不是郗氏子弟就是故将。东晋中央为了保持局面的稳定，对徐兖青三州特别是京口的人事并不多做干预，而是刻意保持郗氏势力在京口的存在，以使中央始终能够借助这支忠于中央的军队威慑各士族。
但这一形势随着桓温的崛起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源头是士族力量的消长。庾亮兄弟去世后，其势力也渐渐衰落，曾是庾氏门下将领的谯国桓温势力逐渐壮大。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全盘继承了庾氏在荆州的力量，但因为其宗族子弟没有人在朝中任显职，虽然实力强劲，却没有达到王敦当年军政皆专的局面。桓温为提升其威望，先后两次率荆州之众北伐。第一次在公元354年，北伐前秦，桓温率晋军一度打破长安城，因为粮运不继和诸路协同出现问题而退兵；第二次在公元356年，桓温北伐姚襄（割据河南山西一带的羌族势力），并成功收复旧都洛阳。其声望渐渐超越诸士族，与中央的矛盾也越发显现，但桓温忌惮北府军这一存在，不敢贸然举兵威胁建康。
◎桓温第二次北伐路线图
北府军虽未参与东晋历次内战，但徐州流民历来骁勇好斗，其所组成的流民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悍。桓温就曾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因而解决京口的异己力量，扫清控制中央的绊脚石，成了桓温念兹在兹的心结。
公元369年，桓温发动第三次北伐。这次北伐的真正重心其实仍在于解决桓温和中央的矛盾，一方面，桓温企图再次通过北伐提高威望，为篡夺帝位积累资本；另一方面，借这次机会彻底解决北府兵的问题。大军出发前，桓温邀请徐州都督郗愔一同襄赞北伐事宜。此前，庾氏忌惮北府势力时，也曾要求北府兵向北移驻，以便更直接地与北方作战，但郗鉴始终不同意北移。此次，桓温的意图与庾氏相同，然而郗愔政治野心不大，不欲与桓温相争。最终在桓温的裹挟和儿子郗超的怂恿之下，郗愔让出了京口的兵权，北府军被分解编入桓温军中。京口的镇守权也落入桓温手中。至此，这一阶段的北府兵告一段落。
应运而生——谢玄重建北府军
北府军的第二个阶段大致处于公元377年至公元402年。此时陈郡谢氏的旗帜人物谢安开始进入东晋中枢决策层，标志着谢氏成为新一代当轴士族。
同时，北中国渐渐被前秦统一，前秦天王苻坚伐晋意图非常明显，东晋国防压力越来越重。重新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东晋的当务之急，新的北府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但要论其缘由，还要从桓温第三次北伐说起。
桓温第三次北伐的对象是前燕，此次北伐声势虽然浩大，但由于东晋内部的掣肘，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桓温攻入前燕境内，出现了严重的持重守成心态，黄河水道方面和后勤补给线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关键时刻，前燕起用了鲜卑族的传奇名将慕容垂与桓温对抗。桓温一再失策，屡战失利后，大军自枋头（今河南浚县）南撤，慕容垂率骑兵尾追七百里，在襄邑大败晋军，桓温一败涂地。
桓温撤军回到姑孰，于公元371年废海西公立简文帝。两年后，简文帝死，皇帝临崩前，桓温希望简文帝遗命能禅位于自己，但限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皇位最终没有被桓温篡夺。孝武帝即位后，风烛残年的桓温仍然没有放弃篡位的打算，他在重病中仍在时不时地暗示皇帝授予他九锡。授予权臣九锡历来是禅位的前奏，居中辅政的王坦之、谢安运用门阀政治的约束力，极力拖延，抵制这一图谋。桓温此时已经掌握建康周围所有中央军，再加上他荆州大本营的军事力量，单论实力而言，他已经远远超越当年的王敦。王谢两家这么抵制，实在是在刀尖上走路，一个不小心，就会殒身毙命。所幸，桓温在等待九锡的期望中病死，王谢两家得以转危为安。
经历了这样一场虽然并不残酷却异常惊心动魄的斗争，已经走在时代潮头的陈郡谢氏感到，不掌握一支军事力量，而任由方镇大族手握强兵任意凌割，终有一天会再次出现王敦、桓温逼宫的局面。陈郡谢氏必须掌握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这样才能确保当前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前秦兵力逐渐进逼至淮河沿线。曾经是抗敌主要力量的桓氏军队，因为北伐失败和桓温去世，已经全面缩回荆州，两淮防线几近真空。再不建军，国将亡矣。
◎《东山报捷图》，傅抱石作品。佩冠而思者即为谢安
◎枋头之战示意图
双重需求之下，公元376年，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出任兖州刺史，重掌江北的军权。徐兖青三州都在江北，是建康的门户，徐兖青三州的军事历来由一人通盘掌握。谢玄到任后，借鉴郗鉴当年组建北府军的经验，大规模招募北方逃亡来的流民，彭城人刘牢之、东海人何谦、琅邪人诸葛侃、乐安人高衡、东平人刘轨、西河人田洛及晋陵人孙无终等后来名重一时的猛将，都在这时应募入伍。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命他率领精锐部队为前锋，与南侵的前秦军队接战。刘牢之等人率领的部队作战勇猛，与前秦作战胜多败少，号称“北府兵”，这也是北府兵这个专门称号首次出现。
由于得到东晋中央的大力支持，这支全新的北府军的编制和装备比郗鉴时代更加规范和有力了。晋军的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其规模大小视军种而定。一般来说，中央军一军兵力较多，地方王国和郡国兵一军兵力较少。中央军一军兵力，最大记载有两千五百人，例如《太平御览·职官部》云，积弩、积射二将军营“各二千五百人”；最少的只有一千人，如《晋书·职官志》云：“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晋武帝分封诸王，为宗室王们规定了一军的兵力。当时宗室封国的大国置上、中、下三军，上下军各一千五百人，中军两千人；次国置上下二军，各两千五百人；小国仅置上军一军，兵两千人。军之下有幢、队、什、伍等编制，一军有若干幢，一幢大致有十队，一队有十什，一什两伍，一伍五人。各个级别的长官分别是幢主、队主、什长、伍长。如宋武帝刘裕时代的白直队主丁旿，也就是“勿跋扈，付丁旿”的那位刘裕的亲兵队长。
两晋时军队主用兵器，通行说法是步骑五兵，即枪、刀、剑、弓矢和盾牌。这与汉末三国大体相同，但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比如由于冶铁技术和士兵防护能力的发展，晋军的枪（也被称作矟）更考虑穿甲能力。
当时的刀比较流行的还是环首刀。该种刀的刀身窄而直，刀尖下斜，刀柄一般是在铁芯外包裹木把，缠绕丝绳。这种刀属于短刀的范畴，既适合劈砍，也可用来击刺，使用非常灵活，是一种非常适合步兵的兵器。同时也有长柄大刀，如《宋书·武帝本纪》载，刘裕在镇压孙恩叛军作战时，“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所谓长刀，即柄特长而刀身宽的刀，这种刀不是主流，只有少数军官或勇力非凡的人使用。
剑，由于剑身细窄，实战中用以劈砍，其强度不如刀，因而不再大范围装配到部队，只是作为将领防身使用或名士装饰用品。
远射武器主要是弩。东晋时期的弩机与汉代的制式弩机相比没有多大演化。之所以没有太大改进，不是时人创新程度不够，而是汉弩机已达到冷兵器时代单兵弩机的技术巅峰。李约瑟博士赞誉汉代的弩机：“中国人很早就使弩臻于高度的完善，他们用青铜制作的弩机，在任何古代文明中，都可以立于冶金和机械实践的最高成就之林。”两晋军队用弩很普遍，例如《晋书·舆服志》中记载，中朝大驾卤薄，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其五张神弩置一将；陇西羌人发生叛乱后，将军马隆请募勇士从军，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应募士兵能够以腰力拉开三十六钧（1钧等于30斤，晋代1斤大约220克）的弩，或以臂力拉开四钧。
当时单兵用弩主要用于战阵中的防御，特别是立营以后的固定防御，或是步兵阵中的防御。这与北府军以步为主的编制特点是相伴相生的。但北府军时代弩的使用处于一个转折期。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惯于马上骑射，远射武器主要是弓，弓完全靠人力发射，相较依靠弩机发射的单兵弩，弓力量较小，稳定性和精确度也差，然而弓使用灵活，机动性强，单位时间射击数量多。在与少数民族对抗中，弓的便利性也渐渐得到北府军的重视，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这也使得单兵弩的使用渐渐弱化，仅仅到了南北朝后期，主流远射武器便成为轻便的弓了。
◎古弩结构图（杨翌绘）
◎明光铠持盾武士俑
大型弩具方面，北府军还装备了万钧神弩等大型弩。这类弩多是安装在战车或固定机架上，弩力可达到1500斤，弩弓长度可达5米，需要多人合力、依靠绞机才能张弦。大型弩所用弩矢也相当惊人，其尺寸两晋南北朝没有确切的数字记录，但唐时车弩弩矢可供参考。该车弩所用最大的弩矢，矢长90厘米，镞长21厘米，矢身周长15厘米。其所用小矢的最大射程可达1000米！可以想见，东晋时即使弩矢还没有这么夸张，其威力也相当惊人。例如，《宋书·本纪第一》记载刘裕北伐南燕后与卢循义军在石头城对垒，“（卢循）遣十余舰来拔石头栅。公（刘裕）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不复攻栅”。可见其威力足以击毁木质的楼船。
铠甲方面，晋军仍然沿用三国时期的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等甲具。两当铠形制最为简单，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在肩上用革带前后扣联而构成，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前胸和后背。明光铠形制较为复杂，一种说法，该甲在前后心都安装了一大片明亮的金属片，能够像镜子一样反射日光，俗称“护心镜”；另一说法，该甲其实是铁制扎甲，因在阳光下甲片耀眼而得名。总之这种铠甲防护力较好，除了胸甲和背甲，还有护颈的盆领，更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和保护大腿的膝裙。这种铠甲在南北朝后期东西魏争霸时仍在使用，而且能够配属到低级军官身上，可知在北府军时代，这种铠甲当有广泛使用。此外，还曾出现过一种据说诸葛亮所制的筒袖铠和铁帽，但是这种装具在刘宋时期已经沦为仪仗之用。这类能够抵御25石弩的超级硬甲，必然十分笨重，即使北府兵曾经装备过，估计也不会大规模推广。
除了人穿铠甲，战马同样装备有马铠。三国时代，曹植就曾经自述有“马铠一领”。马铠有的简陋，比如只配有防护马头、马胸的；有的完备，由一系列的面帘（护马头）、鸡颈（护颈）、当胸（护胸）、马身甲（护躯干）、搭后（护臀）和竖在马臀上的“寄生”（遮挡来自后面的流矢）组成。战马装上完备的马铠，马上的骑士再穿上明光铠之类的重甲，配备弓矢和马矟，这便是名震一时的“甲骑具装”。这种重型骑兵在北方少数民族军队中较为常见，战场防护能力强，冲击步兵战阵的能力也比较强，宛如一座小型的移动堡垒，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名副其实的骑兵之王。东晋虽然地处南方缺少战马，骑兵部队较少，但由于北方政权重装骑兵的兴盛，以北府军为代表的东晋军队也逐渐装备马铠。比如，东晋霍承嗣墓中便出现了甲骑具装的壁画。
◎甲骑具装俑
其他装备方面，马镫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划时代的装具。西晋之前骑兵没有马镫，只有一种类似马镫的帮助上马的器具，这种器具也具有双马镫的一些基本形态，可以供人上马时蹬踏助力，但不能用于骑行过程中的踩踏。成熟的双马镫，最早的考古证据见于南京象山东晋墓（约公元322年）出土的陶马俑。双马镫供骑兵前进时使用，使得骑士能够借助腿力保持身体稳定，即使高速冲锋时也不必再手抓缰绳，同时还可以在马镫上站立，使骑士得以发挥全身力量进行格斗。这件装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骑兵的作战效能。
北府军除了步骑之外，还有强大的水军，这与大型楼船的出现密不可分。西晋时水军便已有发展，西晋灭吴前，王濬在蜀地大造楼船，木屑顺流而下，直到下游还能看到。东晋南渡后，造船和使船的技术更加完善。孙恩、卢循叛乱时，晋军为了对抗叛军的大型楼船，在刘裕一力推动下，北府军也大规模建造能容纳多达两千人的大型楼船。这种大型船只多在内河航运，一则体积巨大，防护能力强；二则运输能力强，不论运送兵力还是输送后勤补给物资，效率都是陆地交通的数倍。
东晋时期还出现了车船。车船使用了轮桨，轮桨与旧式直桨相比有很多优点。一是动力连续，直桨划水，在桨出水时没有动力，而轮桨可以连续产生动力；二是协作容易，直桨船要增加动力，必须尽量多地配置人力，但是直桨越多，多人同时划桨，很难做到步调一致，造成人力浪费，而轮桨连续转动，不存在协同和人力浪费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动力输出效率。北府军北伐后秦时，王镇恶所率先锋部队沿渭河进军，“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1)不知王镇恶部所乘蒙冲仍用老式直桨还是轮桨，但从其舰外不见有人的特点来看，或许就是车船。
凭借着种种便利条件，北府兵被再次组建起来。由于北府军掌握在对中央极度忠诚的陈郡谢氏手中，中央的威权得以再次树立起来。外镇士族势力最大的桓氏，由于其领军人物桓冲野心不如兄长桓温，同时又有顾全大局的心胸，在前秦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能够搁置矛盾一致对外，这使得东晋内部诸股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协调。
就在这一形势下，前秦与东晋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淝水大捷——击破前秦的虚火
要跻身强军之列，辉煌的战绩是硬标准。与历史上其他强军相比，北府军的战绩自然也非常过硬。谢氏北府军诞生之初，东晋的军事形势是相当严峻的。此前，后赵石勒攻逼山东、淮北和河南，四川又被成汉所占，东晋的防线退至淮南、江北。其间虽有祖逖、庾亮、桓温等北伐，但面临北方新兴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强大攻势，北伐的成果都没有最终巩固下来。东晋的国防压力始终严峻异常，特别是前秦统一北方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然而越是在这种时刻，越能显出北府军这支传奇军队的巨大威力和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