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南朝士人“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上演了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只有少数人还能记得北定中原的大业。曾经是中原王朝生存根基的北方大地，完全变成了游牧民族的演兵场。北地百年战乱过后，数不清的旧势力被消灭，又有无数新的势力登台。直到出身鲜卑族的北魏王朝统一中原，推行均田、三长制才给北方人民带来了短暂的安宁。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同时也带来了军制和兵种的全新变化。其中最为著名和最具标志性的莫过于前面章节提到过的人马都配备铠甲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历史记载中也多次出现北魏王朝在一次战役中出动上万“铁马”的字样。比如北朝末年具有转折性与决定意义的沙苑大战中，东魏方面“丧甲士八万”(1)。除了庞大的数量，甲骑具装还是最具战斗力、主宰战场的精锐部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南朝少有的军略天才刘裕北伐南燕时，南燕朝廷上下都认为东晋兵势强盛当坚壁清野，逼其锋锐，待机而动。然而后来成为南燕末代皇帝的慕容超则主张：“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2)主动将敌军引到最能发挥骑兵优势的平原战场，以甲骑为核心，用多次冲击的模式来击败其步阵，直观地说明了在正面对战中，南燕国铁马（甲骑具装）对东晋的步卒具有绝对优势。
在北魏阻击后秦的柴壁之战中，拓跋珪“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3)。北魏太武帝时期，秦州大族杨难当起兵反魏，围攻上邽城，北魏镇将元意头率领千余名骑兵“直冲难当军，众皆披靡”(4)。
◎北齐墓室壁画中的轻骑兵形象
北魏攻打后燕的战役中，后燕一方“出步卒六千余”攻击拓跋氏的屯田。拓跋珪“诏将军长孙肥等轻骑挑之，帝以虎队五千横截其后，斩首五千，生虏七百人，宥而遣之”(5)。其中，北魏的“虎队”甲骑具装直接以“横截”的战术，将敌军一分为二，使其失去照应而败。
北魏末年，柔然入寇，入侵凉州，北魏将军费穆“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使羸步之众为外营以诱之。贼骑觇见，谓为信弱，俄而竞至。穆伏兵奔击，大破之。斩其帅郁厥乌尔、俟斤十代等”(6)。
《北齐书》记载：“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其中军所当者，亦一时瓦解”，“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7)
《隋书·卷三十九》记载，北周末年，宇文亮叛乱，“以轻兵袭孝宽。孝宽窘迫，未得整阵，为亮所薄。景山率铁骑三百出击，破之，斩亮传首。”
可见甲骑具装即是当时战场上最主要的突击力量，往往起着“战场消防队”或“一锤定音”的作用。比如，魏晋南北朝经常使用的骑兵战术中，甲骑具装不光可以从正面直接冲击敌阵；还可以以其机动能力突击敌阵背后，或从敌阵的结合部突进，一举摧毁敌军的指挥系统与建制关系，让敌军丧失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
另外，《宋书·卷九十七》记载，南朝刘宋军队在讨伐“沔北诸蛮”时，“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可见甲骑不但可以实施冲击任务，也可以凭借其绝佳的防御力，建立稳固战线，用其他战术灵活击败敌人。但是必须注意：此战中敌方缺乏冲击力量，也是实行该战术的前提。东西魏的邙山河桥大战中，由于双方都拥有大量骑兵，缺乏优质步兵，导致了双方的战线多次被对方所冲破，高欢和宇文泰二人也因此数次遇险。
◎西魏壁画中的甲骑具装
既然甲骑具装在战场上如此重要，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莫不把甲骑具装作为己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中诸如石赵黑槊龙骧军、凉州大马、慕容鲜卑铁甲连环马、赫连勃勃胡夏铁骑、北魏虎纹具装骑兵，都是一时名震天下的精锐铁骑，不过纵观魏晋南北朝这三百余年间，甲骑具装战斗力最为强悍者，莫过北齐的“百保鲜卑”甲士了。
南北朝时期，北魏为了应对草原新崛起的游牧势力——柔然（史书中又称茹茹、蠕蠕），在其边疆地区设置了六个军镇。而后六镇军士因为自身境遇每况愈下，认为是朝廷待遇不公正，愤而起兵作乱，史称六镇之乱。大乱中有俩堪称宿命的对手脱颖而出：高欢、宇文泰。他们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曾经作为北魏帝国最强大武力的六镇军，也被二者瓜分。
两国在历经数场死伤逾十万的大战之后，趋于稳定。占据富庶之地的东魏，朝堂之上的斗争却愈发激烈起来：高欢病逝，侯景作乱，高澄遇刺，东魏帝禅位，最后高欢之子高洋正式建立北齐王朝。北齐文宣皇帝高洋对军事颇为看重，亲自选拔军士，组建一支名为“百保鲜卑”的精锐部队。“又以三方鼎跱，诸夷未宾，修缮甲兵，简练士卒，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之不多，屡犯艰危，常致克捷。”(8)
说来颇为有趣，关于“百保鲜卑”一词最为明确的史料记载，并没有出现在《北齐书》中，而出现在了《隋书·食货志》中：“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
◎北朝甲骑具装攻击步兵复原图（根据敦煌壁画创作，杨翌绘）
两段记载中都特别强调了“百保”一词，以凸显这支部队的强横战斗力——独一人可当百人。早在高欢当权时期，高欢本人就特别组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卫队，其选拔标准是以一人之力可搏杀熊虎，可以说这支精锐卫队正是百保鲜卑甲士的雏形。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名词“六坊”。六坊原本是北魏王朝的中央军，主要驻守在洛阳一带，而后为高欢所控制。同时，高欢也将其所收降的六镇军事力量与原有六坊军士一起重新整编，而后继续以“六坊”为名，驻镇晋阳、邺城。
六坊军士基本是鲜卑族武士，也是东魏在建立之初一直所仰仗的主要军事力量。在战场上，百保鲜卑经常以少击多，并获得大胜：“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9)以千余人对抗数万敌人，并且大破之，由此可见这支重装骑兵部队确实不愧“百保”的称号。
铁甲、马铠、长槊、环刀
那么，这种强有力的兵种到底从何而来呢？结合史料与出土文物，现代比较公认的情况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那种人马均披挂铠甲的重装骑兵，较早的源头是前面章节提到过的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侍卫之士”，而最早的源头则是来自纵马中西亚的斯基泰人王朝、帕提亚帝国（今伊朗），以及之后的波斯萨珊。比如在斯基泰人的墓葬中发现了最早的重甲骑兵形象。一些学者认为，盛行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是沿丝绸之路，从帕提亚帝国传来的。当然，还有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重甲骑兵是我国军事技术自行发展的结果。
比如就重装骑兵标志性的马铠进行探究，从提高战马防护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甲马”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中原战场尚为兵车所统治的时期，诸侯国的甲士们不但身穿“三属之甲”，同时也给战马披挂上了厚重的皮革护甲。这一点，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已被发掘的诸多春秋战国时期楚、曾等国的贵族墓葬中，得到了考古证实。比如湖北省荆门市包山楚墓中，就出土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战马护甲。另外，从出土的三国到西晋期间的兵马陶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当胸”（实物可能为铁质）已经被大量装备（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东汉时期，我国已经给骑兵装备马当胸了）。西汉时期建立的“北军八校尉”中的越骑校尉部(10)，也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装备了马铠的重装骑兵。三国时期，曹魏最为精锐的“虎豹骑”，更被认为是一支成建制的重装甲骑部队。
◎越骑校尉部骑兵 ◎画像砖上的南朝甲骑形象
其实，纵观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可以发现存在着两个重甲骑兵盛行于古战场的高潮。第一个是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唐统一后，不着马铠的突击骑兵逐渐替代了具装重骑在战场上的核心地位。第二个高潮则是宋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转化为新式的农牧帝国后，重甲骑兵再度成为战场的主宰，辽国的鹰军、西夏的铁鹞子、金国的铁浮屠都曾在战场上与宋朝军队死战。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重甲骑兵发展的高峰，都是游牧民族势力冲破长城线之后，在中原地区逐步建立起封建国家的时期。
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当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封建国家后，会将自身的军事优势与在中原新获得的生产技术进行结合。表现在军事科技上就是骑兵的“护甲化、重装化”，以便在骑兵部队对中原王朝的步兵坚阵发起冲锋的路上，保护其精锐免遭弓弩箭矢的迟阻杀伤；同时，也使之在近战肉搏中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实际上，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也保有相当数量的甲骑具装部队（这一点在南朝画像砖中有着大量的反映），不过其为北朝甲骑的光辉所掩盖。因此稳妥地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崛起的甲骑具装是由北方草原传播而来的西亚军事技术与中原军事传统相融合的产物。
这种军事技术的融合，根源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过渡期。已知确认的最早最完备的实用硬质马镫实物(11)，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再加上高桥马鞍在东汉已经得到广泛运用，这两者结合并一同发展，使得骑兵与战马的结合更加密切，使得“人马合一”的时代到来了。完备的马具让骑兵的机动能力与打击力日益增强。
当骑兵的打击力与机动力增强之后，如何增强骑兵防御力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同样出自辽宁北票市的考古发掘成果。1995年至1998年所发掘的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三燕文化墓地中，出土了一批随葬的铁甲实物。经过我国知名考古学家、甲胄复原专家白荣金先生的修复，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时期甲骑具装所装备的全套铠甲的真容。不但马上的骑士装备了钢铁盔甲，战马也拥有防护完备的马铠。终于，在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成为战场上的统治者。
可以说南北朝甲骑具装的武器装备与防护，要超过数百年后的欧洲中世纪骑士。要知道，一直到13世纪中前期，欧洲中世纪骑士仅由一套俗称“铁毛衣”（这一俗称十分传神地描述了当时锁甲的型制）的锁子甲来提供防护。同时，当时欧洲骑士的战马是没有防护装备的。当装备着重型札甲、人马俱装的蒙古人(12)从东方袭来之后，钣金甲片才作为加强锁子甲防御力的附件开始在欧洲被大量运用。另外，十字军东征也带来了新的风俗：骑士们在穿着铠甲的同时，也会穿上一件布料制作的罩衣，在使铠甲穿着更为舒适(13)并在增强一定防御力的同时，也提供装饰与敌我识别的功能，最后发展为战马的防护装备。
13世纪末，西欧骑士首先使用护腕、护胫增强对前臂、小腿的保护，接着护肘、护膝、护肩、大腿甲叶开始应用，当时，腿甲和臂甲往往是半开的。之后，一种通过覆盖在表面的织物将几块甲片进行连接的胸甲（coat of plates）出现了。这种铠甲一般被称为铁甲衣，其形制类似于蒙元和明清时期东方（比如中国、李氏朝鲜以及一些东南亚地区）军队大量装备的布面甲。
14世纪之后，在铁甲衣的基础上，欧洲人发展出了防御力更为完善、被俗称为山贼甲的板链甲（Brigandine）。最后随着金属加工技术的发展，在15世纪初期，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板甲”才正式登场。
那么，甲骑具装的铠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首先来说说马铠。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古代在很早的时候就考虑到为战马提供防护。在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武士墓葬（以楚国居多，主要原因在于南方的气候与土壤环境利于一些文物的保存）中，就出土了多套武士盔甲与战马护甲。
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中出土过彩绘马甲残片，其中贴金彩绘马胄保存得比较完整。同样的马甲与贴金马胄，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上文曾说过，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还出土了一套保存十分完好的东周时期马甲，并被复原。整套护甲由三部分组成：马胄、马颈甲、左右马身甲。与后世比较完备的具装马铠相对比，这一时期的马铠虽然可以为战马提供相对完善的保护，但是其缺点是很明显的——没有马当胸且侧面身甲为整体式。在高速跑动中，这种老式的马铠会妨碍战马的动作，甚至会因为剧烈运动而暴露出需要防护的部位。
到了汉末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曾说：“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后汉书》中也有明确的对马当胸的记载，这里用马铠一词，显然是指包括当胸在内的完备战马护具。）比较袁绍的骑兵总兵力而言，三百比一万，此时甲骑的比例还是偏小。另外要说，汉代“铠”字特指铁制甲，而且特用量词“具”，也可以说明此时的马铠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战马具装铁甲了。
◎铁甲衣
◎板链甲的外观 ◎板链甲的内部结构
辽宁北票市喇嘛洞十六国时期鲜卑墓地中出土了现存已知年代最早，同时也最完备的一整套铁质战马具装铠甲与重骑兵盔甲。
甲骑武士墓中所出土的马具装由六个部分组成：马胄、鸡颈、当胸、马身甲、搭后、寄生。这一点与后世文献中对马铠构成的描述基本一致，可以说我国的甲骑具装形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经基本定型。当然，后世的马铠也经历过改进，比如优化甲片造型与编缀方式，提高马铠组件的防御能力。本套马铠的铁甲片均是细长的柳叶甲片，而出土的可考宋金时代马铠，则使用了更多的长方形铁甲片。改进各组件形状，更能贴合战马体型，方便战马运动，减轻战马负担。
至于骑兵的盔甲，由裲裆铠甲衣、左右披膊、左右腿裙、盆领和铁盔组成，全部使用铁质札甲片缀合（串联材料为皮绳或麻绳）而成。并且理论上，铁甲之下应该附有可以提高防箭能力的皮革制衬里。
不过，现场出土时，所有铁质铠甲组件散乱堆积在一处可以推断这套马具装与骑兵盔甲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物品，在被分解后，被放置于木箱中埋入墓中作为陪葬。其中骑兵盔甲与同期发掘墓葬中（已发掘的墓葬中有三座出土了比较完备的铁质盔甲）所出土的铁甲相比，虽然甲衣形制都属于裲裆铠，但甲骑武士墓中的铁甲在制作上更为精良。虽然所有铁质甲片厚度基本在1—2毫米之间，但从具体形制上看，甲骑武士的铁甲全是由小札甲片编缀，仅身甲部分就耗费甲片846片。而其他两座墓葬中的铁甲使用了大札甲片与部分长条甲片相结合。显然单从甲片的制作工艺上来看，甲骑武士的铁甲更耗费工时，而且活动性与防御力也最好，同时盔甲组件更为完备。可以明确地推断几座墓葬中墓主人之间身份高低。据此也可以看出，北朝甲骑在战场上绝对不是单独出现的，每名甲骑都会配属几名普通骑兵护卫（甲骑与苍头），这一点也与后来西欧的骑士扈从十分接近。还有一点十分有趣，三座墓葬中，只有甲骑武士墓中出土了铁盔，而另外两个武士墓中出土的铠甲仅有身甲，缺少腿裙、披膊与头盔，不能确认是并未陪葬还是原本铁甲主人生前没有装备。
◎东周时代马甲 ◎魏晋南北朝时期铁质马胄
那么北齐百保鲜卑甲士的盔甲是什么样子的呢？考古工作者在北朝邺城朱明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北朝时期铁质盔甲遗存。由于这里曾经是北周灭齐战争的重要古战场，而且这批铠甲残片出土的具体位置是在当年的护城河内，基本可以断定是战死士兵所穿戴的盔甲，由于掉入护城河中未能被回收（在古代，铠甲是十分宝贵的物资，战后胜利者都会组织回收被遗弃的武器装备，尤其是铁质盔甲）。与古墓中出土的盔甲不同，该遗址所出土铁质铠甲都比较残破且锈蚀严重。除了部分头盔保存得比较完整之外，基本没有发现保存完整的铠甲组件。
该遗址出土了两种铁质头盔，其中一种是用皮绳串联长条甲片组成的透顶式软壳胄体，另一种是由五块胄片铆合为一个硬式的胄体。第一种铁盔是汉代一种铁盔（西汉齐王墓中就出土过一件比较早期的该型铁盔）的直系后代，在北朝步兵陶俑上十分多见。第二种铁盔显然是冶金技术进步的产物。一般来说，古代铁匠难以制造出整块铁质钣金。铁质甲片也是先冶炼出铁条，然后按一定长度截断，再锻打成片，而后钻孔成品。与喇嘛洞三燕墓葬出土的铁盔相比，这种头盔防御力更强、重量更轻、佩戴也更加舒适。这一种铁盔在出土的北齐骑兵陶俑中有大量反映，因此第二种铁盔正是百保鲜卑甲士当年佩戴过的头盔。很可惜，在该遗址中未能发现成套的铠甲。
◎魏十六国时期甲骑具装武士头盔 ◎现代复原的十六国时期甲骑武士铠甲
◎邺城遗址出土铁兜鍪结构复原图，左侧为Ⅱ型，右侧为Ⅰ型
既然防护良好的甲骑具装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精锐部队的核心，那么如何击破敌方甲骑具装的铠甲，就成为甲骑具装所配备武器的首要要求。
因此，拥有良好破甲能力的马槊（“槊”有时也被写作“矟”），就成为甲骑具装骑兵手中最重要的兵器。马槊这种武器，在《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水浒传》等我国古典小说中多次出现。比如当阳长坂桥夺槊三条的赵子龙、横槊赋诗的曹操、使用金钉枣阳槊的好汉单雄信，又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年轻还是将领时，曾豪言，他亲自执弓，尉迟敬德持槊，天下无可当者。
不过在近几年的网络上，槊逐渐被神话。尤其在某些小说中，骑兵长槊由于柄杆使用“积竹柲”导致其成为一件昂贵到夸张的兵器。事实上，“积竹柲”的制作工艺并不那么昂贵，实际工期也没有多漫长。其中，包裹竹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长柄被敌方砍断，用织物包裹上漆是为了防止其受潮损坏，并增强整体结构强度。
在西汉长安武库遗址以及我国其他地区所出土的汉代钢铁长矛中，就发现了大量的该种长柄。实际生产中，该种长柄完全可以使用类似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每一个步骤有专人负责，大批量地一批接着一批地制造，可以有效地提高产量，降低平均成本，而且还能保证随时向军队提供充足的武器。总而言之，在现代人看来会觉得很昂贵的“积竹柲”，在古代其实是一件优质但很理所当然的消耗品，其成本甚至要低于优质的纯木质柲。
真正使得长槊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钢铁制造的槊锋。锻造一件钢质槊锋需要消耗较多的优质钢铁材料，当时生产条件下，优质钢材很多时候甚至比金银还要珍贵。同时，锻造长而锋利的槊锋更需要经验最为丰富、技术最为熟练的优秀铁匠(14)从工艺流程上看，积竹柲完全可以被拆分成多道简单工序，由许多水平一般的工匠(15)。们合作大批量制作；而一个钢铁槊锋必须由一个优秀的铁匠从头到尾不间断地完成全部工序才能造好。两者的生产效率与成品率高下立判。
◎南北朝槊锋与明清时代枪头对比，可见槊锋长度极大
◎出土钢铁槊内残存的积竹柄痕迹，可以清晰地看到木柄周围包裹着竹篾
◎在我国南方出土的汉代钢铁长铍。可见其插入式链接方式，另外用一个金属套筒增加牢固程度，并提供一定装饰效果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槊是汉代钢铁长矛进化的产物，并非由铍这种长柄兵器发展而来。尽管扁平的槊锋看上去是继承了铍的造型，但是铍的插入连接方式与槊的套接完全不同，实际上汉代也有钢铁长铍存在。
◎出图实物中汉代钢铁长矛发展过程
两汉之际，使用长兵器的突击骑兵首次出现于中原，当时骑兵的主要兵器还是环首刀与长戟。随着技术的发展，钢铁铠甲逐渐普及装备，戟作为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兵器，面对新的战场已力不从心。骑兵平端长兵冲击时，戟的小枝失去其意义。钩、啄、推、叉的杀伤方式对于冲锋中的骑兵没有太多意义：既不方便出招，也容易因钩挂造成兵器的遗失。同时由于钢铁锻造中，其小枝与套筒的锻造工艺麻烦，导致了成本上升。刺杀类的长柄兵器更适合骑兵的作战方式，也利于击破日益坚固的铠甲。因此枪矛类刺杀兵器在汉代的发展十分迅速，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的长铩、钢铁长矛和钢铁长铍。
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看到汉代钢铁矛头演化的过程。
第一个发展趋势：矛锋由八面（截面为八边形）逐渐转变为六面、四面，这一点是与材料性能和锻造工艺紧密相连的。早期铁矛头简单地沿用了青铜长矛造型，由于青铜材料性能的限制，不得不采用八边形或六边形截面的造型来提高结构强度，同时其造型也比较圆润。改用钢铁材料后，由于锻造工艺的大量运用，矛头锋部分的造型变得扁平。同时由于材料性能的提升，矛头不再需要复杂的多面体截面结构与相对很大的厚度来提高强度。并且锻造多个平面的工艺过于繁杂、费时费力，逐渐被简化为四面结构。
第二个发展趋势：金属矛头的长度越来越长，从早期的铁质矛头长度不过20厘米左右，发展到后期全长已经超过半米。一些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槊锋，其全长甚至达到了84厘米！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观来看，尺寸较长的金属矛头可以防止因木柄被敌方刀剑砍断而失效（这一时期刀的发展十分迅速）。锻造一个较长的锋比锻造一个长的套筒工艺难度低很多。同时也要看到，这样长的锋可以用来挥砍，还可以利用其重量砸击。同时，造型细长的槊锋对坚固铁铠的穿透能力也十分强悍。与之对比，明清时期的金属枪头普遍偏短，为解决对重甲目标穿刺力不足的问题，出现了一种锋刃细长的“透甲锥”枪头来专门对付重甲。
◎清代透甲锥枪头
可以看出，制造一柄南北朝甲骑具装的长槊，其槊锋就必须用优质的钢铁来锻造——材料性能必须兼顾强度（保证其在突刺过程中不会弯曲变形）、韧性（保证细长的槊锋不会折断）与硬度（破坚甲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优质钢铁兵器在古代自然价值不菲，更何况马槊还会被当作标枪来投掷使用。南朝猛将萧摩诃成名之战，就是掷槊杀死了一名敌将而获大胜。
题外话：其实欧洲中世纪骑士的骑枪在很多时候也会被当成标枪来投掷的。比如我们在反映黑斯廷斯战役的巴约挂毯中可以看到，诺曼骑士常用的战术就包括奔马掷矛。在其他一些欧洲骑士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战术。比如波兰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维支所著《十字军骑士》中就有大量相关描写，可见奔马掷矛这一骑兵战术在东西方都是通用的。
除了马槊之外，甲骑具装的另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著名的环首刀了。环首刀堪称汉代兵器的代表作，一直被沿用到唐代。刀的出现与骑兵在战场上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早期骑兵缺乏合适马具，在使用兵器刺击时，很可能被反作用力推下战马。因此，利用马速劈砍一直以来都是骑兵最有效的杀伤手段。据出土实物证明，环首刀出现的早期也曾出现过用青铜制造的，但青铜铸造的长刀不适于劈砍，故很有可能是陪葬用的明器，或者专门的礼器。
与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大片刀”(16)不同，环首刀显得非常细长。就大多数出土实物来看，出土环首刀最大全长可达1.2米，刀条的宽幅都在3厘米以下！那么，如此细长的刀在战斗中难道不容易折断吗？答案是否定的，多数人只看到了环首刀的细长造型，而忽略了环首刀刀刃的厚度。环首刀刀刃最大厚度普遍在8—10毫米之间，作为对比，14世纪欧洲骑士佩剑平均剑刃厚度则为4毫米左右。
在对任何刀剑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割裂使用技法而单独去看型制。可以说，使用技法是软件系统，刀剑型制是硬件基础，两者必须相互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杀伤力。环首刀的细长造型隐藏了背后的原理，我们需要从其型制上找到更多信息。
环首刀最大的特色就是长度大、刀条宽幅小，刀背脊厚度大。这些特点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另外一样兵器——色雷斯逆刃大刀（rhomphaia），色雷斯民族(17)的成名兵刃。在西方，它的大名如雷贯耳；在它的面前，罗马士兵胆战心惊。曾有记载，在几次重要的会战中，剽悍的色雷斯战士奋力挥砍，一刀将罗马士兵的盾牌(18)和手臂一同卸掉。当年逆刃大刀曾经迫使罗马人不得不在盾牌内侧再钉一圈铁条，以避免被色雷斯战士砍得缺胳膊少腿。而这个“成就”，就连一向以蛮勇著称的日耳曼野人都没达成过。
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环首刀与逆刃大刀的设计思路十分近似。虽然刀条宽幅狭窄、体态细长，但刃体厚实得夸张，实际重量也较后世的战刀大，其横截面如同斧头一般敦实，在面对有防护的目标时，其劈砍能力远远强于长剑。汉朝人称赞环首刀：“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不过，早期环首刀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刀条刃部前后厚度几乎一致，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环首刀重心过于靠前，使用不便。当然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国内曾有一位环首刀收藏者，对其收藏的一把全长约1.2米的环首刀进行了研磨。根据其研磨笔记我们可知：刀体全长120厘米，刃长约90厘米，握柄长度约为30厘米（典型的双手刀剑类型），刀脊最厚处在9毫米上下，然后向刀尖慢慢过渡到5毫米左右，刃部最宽处大概2.8厘米。刃体厚度的变化有效控制了刀整体的重心位置，使得如此沉重的环首刀（比后世的宋代手刀、戚家刀、雁翎刀都要沉重）手感并不“蠢”。
另一个问题是，越长的刀剑，其重心位置越是不可避免地靠前。然而重心太过靠前，就会造成刀剑手感变差，不利于精确快速地出招。一般而言，控制刀剑重心的最简单手段，就是在握柄末端增加一个配重球。但是这样做有两个缺陷：首先，配重球在使用的时候时常会和手腕相互干涉，把剑直直伸向前的时候格外如此；其次，这使得整剑的质量分布更靠近两端而不是中心，这造成了转动惯性大幅增加，刀剑的反应速度因此下降。出于同样原因，18世纪之后的欧洲刀剑不再使用配重球。
◎色雷斯逆刃大刀
而历史更加悠久的环首刀，则使用了一个比较隐蔽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使用较大的根部厚度，向前段逐渐收窄，刀尖变得薄而锋利。实际上环首刀是靠刀条自身的质量分布来控制重心的。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重心靠后，旋转惯性变小，刀会更趁手——当然，这样做也有缺点：这样的刀身不能做得太大太长，尤其是对单手刀剑而言。不过对于环首刀而言这不是大问题，环首刀是单双手都可以使用的。
环首刀那9毫米（很多现存样本的刀背更厚）的刀背，采用了这样的逻辑，造就了环首刀优良的劈砍手感。环首刀十分适合正反手上撩的进攻招式，这也正是骑兵对步兵最有利的杀伤招式，配合其较大的长度，可以说环首刀非常适合骑兵使用。而环首刀的这个厚度变化影响了东亚后世的各种长刀剑。另外，环首刀的开刃角度大约25度，这个开刃角度在刀具里面算是比较锋利的(19)。随着冶金与锻造技术的发展，环首刀的劈砍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安时期的著名才子，堪称文武双全的曹植在其赋中，也盛赞环首刀：“陆斩犀象，水断龙舟。”这也是生产技术的发展促进军事水平提高最鲜明的例子。
俗话说“刺死砍伤”，戳刺的杀伤力要远胜于劈砍，尤其是面对穿着铁甲的目标。具备恐怖劈砍力的罗姆菲亚逆刃大刀，同样是一种戳刺能力很强的武器，尤其是其中相对较直的版本，直刺的威力毫不逊色于一把短矛。环首刀，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并且认真思考也不难察觉，30毫米的宽度和8—10毫米的厚度，以及窄而厚的刀身、笔直的外形，显然也是利于戳刺的形制。
当然，也有人认为环首刀缺乏明显的护手（或者说刀格），这种形制的刀装不利于猛烈的戳刺，理由是手可能滑到刀刃上去。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没有护手的水果刀用来戳刺也是很方便的。刀镡的出现更多是出于防护持刀手和装饰上的考虑。
更何况相对水果刀，军用刀剑的握柄更粗更长，同时还有缠绳，更适合使用者的双手稳定抓握。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环首刀的刀尖除了常见的几何形状外，也不乏流线型的弧形刃刀尖存在，而这种形状的尖端显然也是为了优化戳刺而特意为之。
另外，国内著名刀剑收藏家皇甫江，曾经对其所收藏的汉代环首刀实物进行过研磨研究与韧性测试。得出结论，由于东汉时期百炼钢技术(20)的应用，刀的钢材质量十分优秀，所含杂质成分较少；同时刀体韧性优良，在弯曲到30度时依然保持良好韧性！此外，环首刀也运用了局部淬火的工艺，刀身截面各处硬度不同，更利于劈砍与突刺。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出土的部分环首刀是带有一定反曲的（与后世的刀身向后弯曲相反），这也是环首刀采用了局部淬火工艺的明证：为了保证淬火后的成品线条笔直，锻造时专门为淬火而产生的变形留有余量。
中国的冶炼技术在进入南北朝时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相对富庶的北齐。据《北史·卷八十九》记载，侍奉过北齐神武皇帝高欢的道士綦母怀文，发展出了全新的制钢技术——灌钢法，又称宿铁法：“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这种方法是将生熟铁条交替夹杂，以泥封闭放入炉中加热，利用生铁熔点较低的特性，将生铁液熔渗到熟铁中，然后再加以锻打，即可得到品质精纯的钢材。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控制钢中含碳量的多少，可以得到不同性能的钢材：制作刀刃的高碳钢、制作刀背的低碳钢。与之相对比，虽然炒铁法也可以在冶炼过程中控制铁的含碳量，但十分依靠工匠的经验，操作困难，成品率低。另外綦母怀文造刀时引入了夹钢工艺包钢：“以柔铁为刀脊”，很好地解决了在只有碳素钢材的情况下，单一材料性能不能同时满足长刀在硬度与韧性之间的矛盾要求。同时，他还在刀剑锻造工艺中使用了双介质淬火剂，即刀剑“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使得北齐武士可以装备上“斩甲过三十札”的神兵利刃。说来有一点颇为有趣，魏晋北朝时期，有几位名人很喜欢用环首刀的刀环来打人。其中就包括了北齐皇帝高洋，其酒醉后的一大消遣就是用刀环殴打他的大臣、弄臣以及奴仆。
◎汉代环首刀
◎南北朝时期环首刀
◎环首刀刀尖型制
◎出土的汉代青铜质环首刀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环首刀的演进
高洋统治时期，北齐政府曾铸造发行质量很好的“常平五铢”钱。一般在动荡的时期，各种滥铸私铸的劣质铜钱甚至是质量更差的铁钱泛滥（魏晋南北朝时期尤甚），民众多以物易物；只有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相对发达、国家控制力稳定的时期，官府才会铸造发行优质金属铸币。常平五铢钱正是这一时期北齐强大国力的体现：政府不但拥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也控制了大量精通金属加工手艺的优秀工匠。更何况从三国时期开始，邺城就以发达的手工业著称。
总之，在统治者的重视与优秀工匠的辛劳的共同作用下，可以说每一位北齐的“百保鲜卑”甲士，都披挂着整个北朝时期最坚固的铠甲，手持锋利无比的环首刀与长槊，宛如神话故事中的神兵天将。“百保鲜卑”骑兵不但拥有最优良的铠甲与武器，还能骑乘最好的战马。北齐官府一直保有一些面积不小的专用军马场。《北齐书·卷十七》记载，名将斛律光曾经抵制佞臣穆提婆侵占马场：“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难，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
来自坞堡和部族的职业武士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甲骑具装和欧洲中世纪骑士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点——武装两者的花费都是十分巨大的，不仅要置办整套武器铠甲，还需饲养战马与乘马至少各一匹。这样的花费基本等同于一座坞堡（城堡）治下领地数年的产出。
换一个角度来看，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具装重甲骑兵与欧洲的中世纪骑士，有着近似的经济基础。
在南方，经济制度以地主庄园经济为主要表现，这一点与欧洲骑士生存的条件可以说完全相同。要阐述清楚这一点就需要回溯到两汉时期了。众所周知，西汉的强盛建立在国家拥有大量自耕农的基础之上。汉武帝时期的频繁征伐导致国力消耗过度，大批的自耕农破产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势力(21)。尽管西汉自建国起就大力打击豪强，采取严刑峻法，甚至不惜重用酷吏，动辄采取“夷三族”(22)的措施。然而豪强如同春天的野草一般，烈火烧之不尽，风吹又生。终于，新莽之末改朝换代时的大血战中，豪强势力摆脱了被政府打击的命运，一跃成为实质上的国家统治者，在东汉之际发展为门阀士族。
东汉政府军初期可以说是一支豪强地主联军，其成分复杂致使东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其势力来维系统治。在军事上，东汉郡县政府的贫弱导致其无法组建并供养法理上的地方军。同时，大量的土地、财富与劳动力被豪强门阀掌握，官府控制下的户口流失，也使得东汉政府丧失了实行西汉时期广泛征兵制的基础。地方权力的相对真空，导致豪强门阀逐渐加强了自身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事实上，汉末三国战乱从一开始就是各门阀、军阀、豪强势力之间的混战。
后汉三国时期，曹魏帝国的创始人曹操，一生致力于对世家门阀势力的压制。他期望国家政权能够恢复到西汉时期的样子，中央在整个社会占据绝对权威的地位。然而世家大族一直进行着反扑，最终夺权篡位建立晋朝的河内司马家族，就是当时世家门阀中的佼佼者。曹操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的命运，正反映出士族的反击：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捷径，转化为了士族大家把持人才选拔的工具。
西晋短暂的统治在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战火中崩塌，司马睿在南迁士族的支持下，联合南方士族，建立了东晋。如前面章节所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的意义是，政权是皇家与其他士族门阀共同建立的。司马主祭，士族主政——司马氏皇族作为大义上国家权威的象征，门阀士族则共同组建了维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的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情况类似于一种民主制度的萌芽。只不过这民主只限于门阀士族之间，和平民百姓们毫无关系。最终这些虚幻的民主，在流民帅孙恩领导的大暴乱中破碎。数百座坞堡被攻克，江南士族一蹶不振，淝水之战中的英雄谢琰也战败被杀。刘裕那个出身于流民的北府军小兵，借平乱平步青云，后又借平灭恒玄的机会逐步掌握军政大权，最后成了南朝宋的开国皇帝。
士族统治的根据在于庄园经济的繁荣，而这种地主庄园经济与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体制几乎如出一辙。士族的坞堡(23)就是贵族领地中的城堡：平时，士族成员居住在坞堡之内管理庄园，佃农辛勤劳作供养士族的悠闲生活。遭遇战乱，士族家族成员与依附于士族的荫户佃民依靠坞堡自保。坞堡既是士族们的居所，又是士族统治地方的根基。
◎汉墓中出土的明器陶坞堡模型
虽然在表面上，国家政权是由政府建立的官僚体系维持运作，但实际上，官僚都是出身于各世家大户的贵族子弟，政权为士族暗中掌控。九品中正制也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士族垄断了知识的传承，把持了任命官职与人才选拔的途径，占据着政府职位，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
举一个直观的例子，书圣王羲之出身琅琊王家，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这也就是王羲之被世人称为王右军的原因）。可见士族子弟不但充任封疆大吏，在朝中为官，还身兼军职掌握了国家武力，整个封建国家政府为士族充斥。
士族控制着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掌握了国家的军权。作为当时战斗力最为强悍的甲骑具装，自然不会被士族放过，也只有士族才能以财力武装起一名甲骑具装武士。能够充任甲骑的必然也是世家旁支子弟以及最为忠诚的家仆（即“客”），只有他们能够在饮食上摄入足够的营养，形成精壮的体格。为了保护这些世家子弟，家族也会花费巨大财力为之装备优质盔甲。虽然我国古代一直以来对盔甲管制颇为严格，不许私人持有，但对于世家而言，保存几套盔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军队的装备由国家提供，但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士族手中，士族子弟自然是充当军官的第一人选，为军队配发装备时，自然也会对士族子弟倾斜。
◎皇城相府。整座城池依山而建，分内外两城，建立起了一套在冷兵器时代堪称最为完整的防御体系。内部的高墙大院，也将城市内部划分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这样的设计不但有利于巷战防御，还能防止火灾的蔓延。照片最中心的河山楼也是最后防御的核心，当城池被攻破之时，这里就是守卫者最后的依仗。每个楼层都有窗口可向外投射火力，楼层之间也便于梯次防守。河山楼共有七层，其中地下一层十分隐蔽，能够储存大量粮食，并挖有水井，据说水井之下还隐藏有一条逃生地道
◎南朝甲骑
北方的情况与中世纪欧洲更为接近：原来的“蛮族”(24)进入了文明核心区，迅速吸收了文明地区先进的技术。在战场上取得了对“文明国家”的胜利后，在政治上则出于自身的惯性，没有直接采用国家官僚体系制度，而继续沿用了自身的“贵族政治”体系。“蛮族”刚从部落社会的时代走出来——酋长和勇士们用武力建构了政治的权威、垄断了资源的分配。这也就是贵族的起源，没有那么高贵，也没有什么神圣性，更没有美丽的童话故事，有的只是冰冷的武力。
北朝的贵族政治体系，在其官职架构上已经透露出了底细——领民酋长、第一领民酋长这样的官职屡屡出现于史册。相对于南朝由士族门阀建立的统治体系，北朝的统治根基是各个游牧部落的联合体，与未南迁的汉族门阀之间时而对立，时而合作。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经常如流星般崛起一个国家，而后也如同流星一般陨落：羯族的石赵、慕容鲜卑的燕国、短暂统一北方的前秦……这些国家崩溃时总是那么迅速，只需要一次失败。比如淝水之战中，前秦损失掉了苻坚家族最为核心的兵力，无力压服被征服民族；而其他氐族贵族早已不满苻坚，自然会坐视前秦的崩溃。与前秦一样，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仅仅依靠一个强大的部族以实力笼络同民族的小部族建立国家，征服其他的民族。
直到北魏王朝建立后，北方势力中才真正地建立了一套完整军政体系，以稳固统治，消除本族内部的部落关系，凝聚力量。同时，北魏也联合了未南迁的汉族坞堡势力，保证了根据地的稳固。北魏政府实质是拓跋鲜卑贵族与其他民族贵族的联合，其中鲜卑贵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北魏军队初期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军队以拓跋部鲜卑人为主体，吸收其他部族。平时军队分部别居，由各部落酋长率领，战时则被动员一同在拓跋氏的旗帜下作战，比如尔朱荣曾经就任第一领民酋长的职务。战争中，部族自然要为最勇敢的战士提供最好的装备，胡汉贵族们有经济优势，自然其家族拥有最多的战士。这些人也就是甲骑具装的天然兵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