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统治扩大到中原以后，军队分为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兵亦称台军，主要担任宫廷及京城的宿卫，也是对外作战的主力，有羽林、虎贲、宗子、庶子、望士等名号，以领军将军为最高长官，下有幢将、羽林中郎将等。镇戍兵是为保卫边防而设置的，初时仅设置在北部边境（比如最后覆灭了北魏的六镇兵），后来扩展到南部边境。镇相当于州，设镇都大将、都副将、大将、将等军官；戍相当于郡，设戍主领兵，一般由郡守兼任。从行政上看，镇戍体制是一套与州郡民政体制相对应的军管体制。各镇、戍大小不一，兵额不等，多则数万，少则千人。在镇、戍之间，有的还设防一级组织。州郡兵，置都尉统领，是诸州所辖的、维持地方治安的部队，有时也奉皇帝调遣出征或充作镇戍兵。
北魏后期出现兵户，它包括：充当中兵羽林、虎贲的鲜卑族人，镇戍边防的鲜卑族人，中原强宗子弟，迁配为兵的罪人及其家属（比如高欢的先祖“坐法徙居怀朔镇”），叛逃被追回后迁至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一部分被征服的南齐地民户。兵户丁男终身为兵，世代相袭，社会地位低于民户，生活艰难，“役同厮养”。同时，汉族民户也要定期轮番服役，最初主要充当诸戍的戍卒和诸防的防人，后来也常并入中兵。
北魏军队中，部族兵的给养由各部自行掠取。中期以后，中兵、镇戍兵靠朝廷向州郡征收军粮，统一供给，同时实行屯田积谷。编制上，北魏军队最大的编制是军，设军主一人，下辖兵力千人左右；每军下设两到三幢，每幢数百人；幢下为队，每队百人上下。高欢就在迎娶娄昭君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自队主转为函使”(25)，可见最基层的步兵军官队主和函使级别相差不大，而且都要自备马匹。这一点在《木兰辞》中也有反映，更反映出了北朝军队保留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事习惯。读过《战场决胜者：冷兵器时代》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书中关于古代军队编制情况的内容。可以看到，北朝军队的编制方式并没有偏离古代的一般规律，还可以看出另一个情况，北魏在建立稳固统治后，军队中步兵所占比例较大。
结合上文所提到三燕墓葬中的情况，我们已知每名甲骑武士会被配属数名“苍头”骑兵作为辅助，而这些苍头骑兵则同时还可以充当步兵队主的角色。那么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一名甲骑具装武士可以直接统领数名骑兵，还能间接地统领为数可观的步兵。在战场上，甲骑武士不但是最精锐的战士，更是最重要的中低层军官。如同西方的骑士，甲骑武士是整个军队最核心所在。史册只记住了甲骑的数量，而忽略了尘土飞扬下默默无闻的步兵们，实际上这也是封建时代战场上的惯例。北齐军制直接沿袭北魏，军队同样没有固定军饷，战争结束后皇帝给予赏赐，平时也需要自主经营产业。总之，北魏的府户兵与后来的府兵制，看似继承了西汉的全民征兵制，但在根本上还是部落社会的部族兵制。这一点主要继承自北魏的“府户制”，其特点是兵农分离，鲜卑人当兵打仗，汉民从事农业为朝廷提供税赋。高欢进一步继承了这种思想——“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26)当然，这种简单的说辞无法掩盖这种制度所带来的民族压迫和矛盾。在北朝当兵，尤其是当骑兵，需要自备马匹，这点我们在隋唐的府兵制中也可以看到；士兵需要自备一定的装备，这也都是游牧民族部族兵制的遗留。在旧部族中，战士需要自备武器，盔甲也是家传的，只有部分消耗品可能会由部族组织一起生产、储存与配发。
据《北齐书·卷十七》记载，名将斛律光在宜阳之战得胜归来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军未至邺，敕令便放兵散。光以为军人多有勋功，未得慰劳，若即便散，恩泽不施，乃密通表请使宣旨，军仍且进。”显然，北齐军制也保留了相当多的游牧民族部族兵制的遗存。战争结束，皇帝颁发赏赐之后，军队就会被解散，甚至战斗还没结束时也会如此。例如唐初统一战争中，消灭王世充的战役中，唐将寻相因嫌战事艰难而私自退兵。他对自己统领的府兵说：“我是你等衣食父母，你们都要听我的命令。这仗打完了，我们就回家去。”可见此时的国家对府兵的控制还必须依托开府将军。这也是古代贵族社会的通例——“我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这可能是造就甲骑具装强大战斗力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所带来的弊病吧。
◎北齐甲骑陶俑
邙山上的铁猛兽
那么，“百保鲜卑”到底有着怎样的战绩，堪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中的佼佼者呢？这一切要从北齐与“百保鲜卑”的建立者高洋说起。
高洋，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最为复杂的一个皇帝。虽然他在执政后期暴虐无度，极尽奢侈，最终饮酒过多而暴毙，但高洋年幼时大智若愚，与西方亚历山大大帝留下了同样的“乱者斩”的典故。在其兄高澄被杀事件中，其行为令人怀疑他才是幕后的真凶。他作为北齐开国之君，在位初期励精图治，怀有圣主气范，积极发展军备，四方征伐，让北齐成为后三国中最为强盛的国家。
◎深受北朝甲骑影响的高句丽甲骑盔甲
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正月，高洋亲自率兵讨伐代郡库莫奚获胜。
天保四年，高洋亲自带兵讨伐契丹。大战中，齐国甲骑以强悍的战斗力击败了剽悍的契丹，尤其是高洋本人身先士卒，与军士同甘共苦取得了大胜。
天保五年，柔然人进犯肆州，高洋再次亲征。柔然人听闻齐国大军来援，战斗失利后仓皇而逃。这一次高洋还是亲自带着自己的千余百保鲜卑甲骑卫队突击在前。路途中，高洋和百保卫队遭遇了柔然别部数万大军(27)的围逼。高洋神色自若，指挥若定，齐国甲士奋勇战斗击溃了包围的敌军。这也是我们文章前面提到的那个著名战例。
总之，天保元年到天保六年这几年间，高洋亲自带领着自己一手组建的精锐百保卫队北征柔然、奚、契丹等北方游牧势力，在草原与大漠之中播散了自己的威严，也显示出了甲骑具装在面对游牧民族骑兵时的强大战斗力。
至于真正体现“百保鲜卑”战斗力的，莫过于发生在北齐河清三年的第三次邙山之战。这次大战可以说是北朝末期战役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力对决。从北周完成军队动员、十月出征洛阳开始算起直到十二月战役结束，期间历经五十余天。交战范围从长城重镇的晋阳到黄河以南的豫州，可以说战场跨度涵盖了整个齐周两国边境线。同时，因为突厥方面的异动，北齐也在北部边境线上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
◎骑兵裲裆铁甲复原图
自从武帝宇文邕即位以来，北周就对北齐、南陈两国保持着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为覆灭最主要的对手，北周朝廷制定了“三道伐齐”之略。在战略层面上，公元564年，北周的重大军事行动实际进行了一年时间：从年初杨忠与突厥联手在武川破口，到主力袭略至北齐核心地区——晋阳，同时还在晋南方向上出兵牵制；再到当年十月，北周方面动员全国所有可用兵力三道齐出，直至邙山会战。就战略策划与兵力调配而言，北周方面的计划真的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之前两次会战中周军总是被兵力并不占优的齐军击败。其中将领兵法运用娴熟固然重要，但齐军重甲骑兵超群的战斗力才是会战胜利的关键。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然而号令严明、灵活机动的战术让甲骑的战斗力发挥到了最大。在突袭周军营地时，甚至以弱势总兵力形成了局部的“以多打少”。
虽然《北齐书·卷十七》中记载：“是年冬，周武帝遣其柱国大司马尉迟迥、齐国公宇文宪，柱国庸国公可叱雄等，众称十万，寇洛阳”，但我们还是要来简单地估计一下北周一方实际在洛阳地区投入的总兵力。
首先，我们已知《周书·卷十一》中对周军总兵力部署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于是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十月，帝于庙庭授护斧钺。出军至潼关，乃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十万为前锋，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师檦出轵关。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迥攻围洛阳。柱国齐公宪、郑国公达奚武等营于邙山。”可知，北周方面倾举国之兵力，共出大军二十万。其次，结合司马裔的传记我们可知，杨檦出轵关的部队只是周国驻守晋南方面的地方军（即史书中提到的“散隶”），兵力仅有一万人（“诏檦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年初晋阳会战时，达奚武也仅仅是率兵三万在晋州方向与斛律光对峙，其兵力构成包括了达奚武麾下府兵及司马裔等下属的地方军。在本次战役中，达奚武的府兵被配属于洛阳战区，所以轵关方向的兵力只会远远小于三万。然后是率领山南兵的权景宣部，估计其兵力也不超过五万。
周中路主力出潼关。按照战役任务划分，洛阳盆地内的周军可以分作两个重兵集团：尉迟迥直属洛阳围城集团，达奚武、宇文宪、王雄诸部为邙山阻援集团。我们可以推断：第一，尉迟迥直属兵力按照《周书》的说法是“十万”；第二，达奚武、宇文宪、王雄并不受尉迟迥直接指挥，那么周军的兵力就要超过十万，三人麾下府兵在五万左右（参照晋阳战役达奚武直属府兵该有两万）；第三，周军最高统帅宇文护坐镇弘农，维持关中出潼关到洛阳之间的交通线，并保留一定直属兵力。
根据上述推测，潼关至洛阳一线的周军兵力在十五万以上，按照出征距离，为保障大军出征，同时参照隋唐府兵制对单个军府兵力的规定，战兵与辅兵比例应该在1:2左右，那么精锐战兵则有五万。当然辅兵也是正规军人，虽不如战兵精锐，但也具有可观的战斗力，尤其是凭借营寨坚守时。但是周军却在北齐骑兵的突击下全部垮了！究其原因，《周书·卷十一》上的总结是：“护本令堑断河阳之路，遏其救兵，然后同攻洛阳，使其内外隔绝。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连日阴雾，齐骑直前，围洛之军，一时溃散。”
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周军会“不做设备”，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地理上来思考。在观察地图时，我们总是站在“上帝视角”来审视战役的经过，但是很多线索必须以和当年两军将领相同的视角来观察才能看到。
以站在黄河岸边从北向南看邙山的状态看地图，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齐军的突袭让周军如此意外了。按照常理，以浮桥渡黄河进入洛阳，只能走河阳道过大和谷才行——其他位置上基本都是绝壁，难以通行大军。周军只需要驻扎邙山，封锁几条路口就完全可以保证阻援的成功。当然周军也可以积极一些，将邙山与黄河之间的小块冲积平原作为预设战场。历史上，周军的行动曾经更加积极，直接进攻北齐扼守的河梁南城（修筑于黄河浮桥南端的小堡垒，是控制黄河浮桥必须占据的要点），意图直接将齐国援兵堵截在黄河以北。可惜此战，北周失利以致保守避战，丧失了对齐军渡河的预警。
按照周军的预想：如果齐军主力轻率渡河，走河阳道往洛阳推进，会直接暴露出齐军原本兵少的弱点。河阳道南靠邙山北依大河，只有中间一点空间可供部队进攻。这样势必会打成添油战术，落入周军的圈套，在这个战场上正是周军步阵发挥威力的好地方。即使北齐甲骑们能够突破周军在河阳道的阻截，也会因为损耗过大，失去解救洛阳的能力。
然而自从东西魏前两次邙山大战以后，来自关中的军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入过洛阳盆地。齐军将领却对邙山地形了如指掌，知道一条可以登上邙坂的秘密通道。于是齐军利用连天大雾的天时，偷偷登上了邙坂。此举让齐军占据了会战的主动权，齐军列阵于邙坂之上，则可引邙山周军步军上山作战，待其力弱则可破之；若周军不上邙坂，北齐方面则可以偏师牵制，主力骑兵利用这个缝隙直冲到洛阳城下去；若周军后退，则可以甲骑逐之。
此次，也是北齐三杰（即北齐后期三大名将：段韶、斛律光、高长恭）第一次联手出场。邙坂之上，齐军大阵分为左中右三阵。根据之前谋划，段韶的左军负责初战打通邙坂、大和谷至洛阳一线的进攻路线，为齐军战术机动作战争取空间，扫清进攻路径中的障碍。斛律光右军则要不停地袭扰驻守邙山各处的周军各营，保证齐军侧翼安全。此战段韶虽为统帅，然其从晋阳兼程而来，麾下兵力只有一千精骑（并州甲骑）。而斛律光自晋州率精锐来援，但因属地防御需要留足守备力量，不能调集过多兵力，主要率领的也是骑兵。中军高长恭率邺城大军，步兵甲骑俱备，甚至还带来了著名的“百保鲜卑”甲士，兵力最为雄厚，可担当主攻任务，负责击败周军围城集团。
◎公元563年北周突厥联军入侵北齐
会战过程中，在初战冲破周军防御后，兰陵王又两次突击才冲破周军封锁，直达金墉城下。通过会战的过程也可以看出，单纯的骑兵冲击还是难以有效击破严整的步兵军阵。兰陵王在金墉城下被围时，北齐骑兵更有可能是下马步战的。下城的弩手用强弩射击使得周军步阵受到严重干扰，北齐骑兵才能重新上马发起冲击，最终击败周军步兵。
当然在兰陵王以五百骑入阵之时，他从邺城率领来的大军也在外围配合作战。尤其是北齐步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了稳定的战线，防止本阵发生此前河桥之战中出现的乱局——骑兵难以建立稳固战线，为对方反击冲破各队间隙所分割。同时也正是由于邺城步军的奋战，兰陵王方能纵马入阵。
总体来看，此战中齐军骑兵很好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在诱敌和进攻中机动作战，瓦解了周军步兵的阵形，还击败了周军骑兵的反击。周军由于过度相信自身的兵力优势，反倒被各个击破。
然而，甲骑具装在此战中还是暴露出了自己的缺点。兰陵王发动了两次突击才冲破北周步兵军阵，这一点与高洋在肆州会战中，齐国甲骑冲击游牧骑兵时摧枯拉朽的情况完全不同，可见甲骑冲击绝对不是可以一招吃遍天下的撒手锏。战场上甲骑并非万能的，防御作战中骑士需要下马步战，这实际上是对甲骑的极大浪费。不同兵种拥有不同的优势，战役中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打击敌人的劣势，才能取得胜利。
当然本战中的齐国甲骑，也打碎了很多关于重甲骑兵的谣言：机动力差，速度慢，只能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发挥作用。
首先，从晋阳来援的段韶部精锐铁骑说明了甲骑的战略机动能力并不差，一人多马的配置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后世的辽代甲骑与欧洲骑士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骑士拥有战马一匹、乘马数匹，行军时骑乘马，临战才换乘战马，当然其成本也很高昂。战役机动性上，甲骑依然不弱，登上邙坂以及接下来从邙坂冲击一路冲至洛阳城下都需要克服地形上的崎岖（同样的地形让周军步阵解体，可见地形崎岖）。从初战的诱敌，到会战中扫荡洛阳周营，齐国甲骑是依靠高强度机动作战以实现局部的兵力优势，完成战略上的以少胜多。
齐国甲骑在北地与奚、契丹等族的对战中，完全没有出现“被草原轻骑兵用弓箭放风筝战术所轻松击败”。相反，甲骑有利的冲击直接将组织松散的草原骑兵击溃，如同高压水龙冲刷的泥土墙壁，在洪流的穿刺下崩溃。在邙山会战中也可以看到，甲骑对地形的适应能力并不比步兵逊色太多。邙坂初战，具装骑兵用更灵活的战术击溃了周军步阵（当然，由于地形与天时的因素，周军步阵在运动中逐渐破碎）。可见重甲骑兵绝非用途单一的玩具，而是适应能力强、战斗力十足的精锐部队。
◎公元564年北周三路大军东征北齐
几次战役中，北齐百保鲜卑甲骑都以少抵多而取得大胜，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因此才会说，百保鲜卑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中的佼佼者。
不过与西方封建社会缺乏武器管理制度不同，我国封建律令国家对一些武器装备有着严格的管制。比如唐代法律规定陌刀、长槊、盔甲、弩这几种装备不允许私人持有，凭借对这几种武器尤其是对铠甲的管制，政府军队对其他武装势力有着绝对的装备优势。北齐也同样不允许私人大量持有弩与铠甲，这点可以通过斛律光被冤杀一案看出。《北齐书·卷十七》曾记载：“家藏弩甲，奴僮千数，每遣使丰乐、武都处，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可见私藏一定数量的弩、甲无论在什么时期，都可以被视作谋反的证据，尤其是权贵。
◎北齐甲骑陶俑
结合《木兰辞》与唐代府兵制，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对武器装备的管制逐渐增强。这一点也正反映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由贵族社会转为律令国家，军队日益国家化，军事物资管理日益严格，文武官体系分流。这似乎也预示着建立在贵族社会基础上的甲骑具装时代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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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万是阵亡、被俘以及逃亡总数。这里“甲士”一词的意义，与先秦时期的兵车“虎贲甲士”有所不同，更多是指骑兵。八万的数字里既包括了甲骑具装，也包含人着铁甲、战马未装备马铠的重骑兵。按照北朝军队通常的编制情况来看，其中比例大概为1∶3，即东魏方面损失了两万左右的甲骑具装。
(2) 见《晋书·载记第二十八》。
(3) 见《魏书·列传第八十三》。
(4) 见《魏书·列传第三十九》。
(5) 见《魏书·帝纪第二》。
(6) 见《魏书·列传第三十二》。
(7) 依次见《北齐书》卷十六、卷十一、卷四。
(8) 见《北齐书·卷四》。
(9) 见《北齐书·卷四》。
(10) 史学界关于越骑校尉部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由投降汉王朝的北方游牧民族人员所组成的胡骑校尉部骑兵，越骑校尉部则是由三越地区的降兵所组成的骑兵部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越地区向来不以骑兵闻名，越骑校尉部应该是遴选“才力超越”者所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相对于屯骑、胡骑、长水三部骑兵，越骑校尉部应该是披挂马铠的重装骑兵。
(11) 虽然在很多出土的西晋兵马陶俑上马镫已经出现，但主要是用于上马的单边马镫。真正的双边马镫实用器，则出土于辽宁北票的北燕冯素弗墓中。这副马镫，通高23厘米、宽16.8厘米，镫环以三棱体的桑木条揉成，形状近似圆角三角形，木条两端向上合成镫柄，分裆处再填以三角形木楔。这样的设计，让马镫在踏脚承重时不致变形。镫环和柄的外表都包钉了鎏金铜片，镫环内侧则加钉了一层薄铁片，其上还涂有黑漆。据《晋书》记载，冯素弗死于公元415年。以此推断，这对马镫距今已近1600年，比发现于欧洲的年代最早的马镫还要早300年以上。
(12) 一提到蒙古骑兵，相信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出“骑射无双”这个有些不文不白的词语。事实上蒙古人战斗力的核心是其重骑兵，而非大部分人认为的骑射。西征时期，蒙古重骑兵的装备防护性远强于同时期的欧洲骑士，当然蒙古人远胜于其他草原政权的强悍战斗力，根源来自其彻底军事化的社会组织以及具有士官培养性质的怯薛军。
(13) 在夏季灼热的阳光暴晒下，或在冬季的严寒中，裸露在外的金属铠甲会成为一件令穿戴者苦不堪言的刑具，罩衣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
(14) 由于当今中国钢铁工业的发达，现代人很难理解金属对于古代社会的宝贵性，做个最直观的比较：哪怕是现代的一个小型钢铁厂，其年产量也远高于南北朝时期全中国的钢铁年产量。
(15) 在古代，铁匠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匠，其培养难度远胜于木匠等其他工匠。由于其特殊性，很多时候铁匠往往受到官府严格的人身控制。
(16) 历史上，大片刀是清末民初才大量出现的民造刀具，直系祖先是清代衙役装备的牛尾刀——造型看上去威风十足，实则杀伤力贫弱。与现代警用手枪理念相同：非致死性的警用武器。
(17) 西方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所属民族。
(18) 这也与罗马军团盾牌的设计缺陷有关。为了获得较大面积，不得不削弱一定的防御力，威慑力远比杀伤力更重要。
(19) 现代战斗匕首和生存刀一般只开40度的刀锋，菜刀一般开15度的刀锋。
(20) 即折叠锻打，可以调控钢材中的含碳量，并将杂质排出。
(21) 西汉王朝自建立之初就严厉打压豪强势力，其中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汉武帝诛杀灌夫、窦婴。《史记》中对灌夫的描述是“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可见灌夫家族在地方势力之强横。灌夫家族所在的颍川郡，正处于汉朝统治核心的中原腹地，而非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豪强是先秦时期贵族的遗存。秦末混战中，旧时代的大贵族们已然消逝，许多小贵族们虽然丧失了贵族的称号，却躲过了浩劫。同时，很多在楚汉战争中立下战功的汉军军官们，因战功获得土地成为地主。秦的统治太过短暂，对贵族势力的打击力度不够，而上千年的贵族统治传统，让民众在耳濡目染中，只要获得一定经济实力，就会去追求贵族时代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力。这些新旧小贵族们，也就是所谓的“豪强”，没有贵族之名，而有贵族之实。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的经济力量，与汉朝政府的官僚机构争夺控制地方的政治权力，必然会被政府所打击。
(22) 汉代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涵盖了一个人的所有血亲，比后世的诛九族还要酷烈。
(23) 我国传统民居中的“客家土楼”，堪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坞堡的现代活化石。当然，作为坞堡的直系后代，现存于山西省内的那些始建于明末的宗族城堡，例如晋城市阳城县内著名的“皇城相府”，其面积更大，防御设计更加完备。明末乱世中，这些城堡甚至在李自成数万大军的围攻之下仍屹立不倒，远胜那些孙恩之乱中被攻破的前辈。
(24) 相对罗马，日耳曼、高卢算是“蛮族”。
(25) 见《北史·卷六》。
(26)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
(27) 以草原民族的习惯，各部是分别行动，缺乏统一指挥。柔然主力虽然退却，但一个别部的大部族还滞留于战区。
唐玄甲骑兵
文/龙语者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与汉朝军事的发展风格相似，拥有多达七十万六千匹军马的骑兵帮助唐朝开创了中原王朝骑兵最繁盛的时代。唐朝骑兵无论是规模、铠甲、披甲率，以及战马的饲养、引进与杂交都与当时世界上军事最先进的帝国——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同列。骑兵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备开拓、探索与包容精神的王朝，同时，骑兵也在不断的对外作战中担任当之无愧的主力，迎来中华帝国的盛世。这些既精锐又庞大的骑兵队伍，其基础来源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与李世民的精心建设。他们在初唐时代组建的那些骑兵部队中，最具盛名的莫过于李世民麾下那一千名铠甲与战袍均为漆黑色的精锐骑兵——玄甲军。率领这支精骑的军官们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奇武士——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尉迟恭）。关于这支骑兵虽然记载不多，但其战果辉煌惊人，经典战役便是虎牢关之战。
虎牢关前的胜利者
公元7世纪20年代，拜占庭帝国与尚未完成统一的唐帝国，这两个仅存的文明古国继承者正为生存而不断征战。拜占庭帝国一系列的军事内乱与政变刚刚被平息，宣告了晚期罗马帝国最后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结果立刻就要面对来自北方阿瓦尔人与东方波斯萨珊的入侵。特别是强大的萨珊帝国，趁宿敌拜占庭人内乱之机，其以贵族超重装骑兵为首的强大军队在小亚细亚连战连捷，兵锋甚至进抵博斯普鲁斯海峡。
与此同时，在东方，唐帝国经过同数个隋末军阀的艰难血战，已经在山西、陕西一带站稳脚跟。现在唐统一中国北方的道路上有两大障碍：一是盘踞河北、建立大夏国、拥兵十数万的窦建德，二是占据河南洛阳、拥有隋朝遗留精锐军队的王世充。其中王世充通过击败瓦岗军首领李密，收取了瓦岗军的部属并建国立号为郑。
唐军决定倾注全力向中原进军。为了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唐廷不惜与北方的突厥人暂时和好，以此终于获得了向河南洛阳进击的最好时机。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时代。公元621年，曾临危登基、一举整顿内乱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希拉克略为同时应对阿瓦尔人与波斯萨珊帝国入侵，正计划在第二年进入亚美尼亚地区。未来的整整一年，他都将在这个新建的军区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并用整个夏季来训练新锐骑兵，以对抗来自东方的波斯萨珊帝国的凶猛入侵。
东方的唐帝国，也正计划以这支装备精良、身经百战的精锐军队统一中国。名将李靖率领一支军队进攻盘踞湖北的萧铣。唐皇帝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仿佛与拜占庭的希拉克略交相呼应一般，也是当时唐军最富经验与威望的统帅，或许还是整个远东最充满英雄气概的军事指挥官。他于公元620年8月率领五万大军，从山西向洛阳进击，执行摧毁河南王世充势力的作战计划。
王世充派遣各部总计三万人以防备唐的进攻。当唐军先锋将领罗士信率领先头部队包围了慈涧时，王世充则亲自带领三万兵马救援慈涧。期间李世民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前去侦察王世充军情，突然遭遇王世充的军队，双方人数相差悬殊，地形又很险峻，但李世民依靠个人的勇武和唐军的作战素质，反而在遭遇战中击败了王世充的先头部队，并抓获了郑军一员将领。次日，李世民率领的五万步骑主力到达慈涧。王世充则撤除在慈涧的防守，返回洛阳，进行收缩防御。
◎唐军骑兵（中间三人为马匹不披甲的重骑兵）
李世民立即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向南占据伊阙龙门，派将军刘德威自太行向东包围郑河内郡，派上谷公王君廓从洛口切断郑军的粮草运输线，派怀州总管黄君汉从河阴进攻回洛城。唐军主力则驻扎在洛阳北面的北邙，连营进逼洛阳。
唐军的进展速度非常快，至9月，已经连续击败郑军的防御，切断了郑军的补给线，并且在洛阳附近建立了环形的围城工事。同时，李世民派遣他的将领向四周州县攻击，以极快的速度攻克了周边地区的大量堡垒与州县，洛阳周边地区相继宣布归顺唐军。秦王李世民相机行事，命归附的各州县的官吏仍用王世充所任命的官员，不作变动，安抚人心。
不过，王世充毕竟掌握着一支隋朝留下来的精锐军队，自然不会在补给被切断的情况下坐以待毙，当李世民带五百骑兵巡视战区地形时，王世充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到达。战斗中，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用长槊直刺李世民，但唐皇子麾下最负盛名的勇士——尉迟敬德展现了他恐怖的力量和作战技巧，驱马冲锋用长矛刺单雄信于马下。秦王与尉迟敬德的五百骑兵竟然在王世充军阵中来回冲杀，如入无人之境（王世充的军队可能并未全部到达）。当唐朝将领屈突通率领后续支援部队赶到后，唐军又再次击溃了郑军，生擒了郑军的将军陈智略，杀死了一千多名郑军士兵，并俘虏了六千名装备长矛与盾牌的步兵。
◎唐太宗李世民（当时是秦王）
至公元620年底，由于战局不利，已经有大量的郑军将领率领士兵转而投奔到了唐军这边。王世充必须将剩余兵力集结做决死挣扎。公元621年，郑军从洛阳向唐军发起反击。唐军将领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带兵巡行营地，遇到王世充亲率军队攻击，唐军遭遇了失利。
但此时，李世民亲自率领唐军最精锐的骑兵“玄甲军”——军服与盔甲均为漆黑色的一千名精锐骑兵前来增援，与前来迎击的郑军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骑兵战。最终，玄甲军大败王世充的骑兵，并俘获王世充的骑兵将领葛彦璋，俘虏歼灭了六千多人，王世充溃逃回洛阳城内。
这是玄甲军在史籍上的第一次亮相。《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八》这样记述这支强悍的军队：“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至于玄甲军到底是轻骑兵还是重骑兵，或是重骑兵中的“突骑兵”，还是半具装重骑兵，还是全具装的超重装骑兵，后面会有专门的分析。
公元621年3月，李世民将军营转移到青城宫。唐军还未修好壁垒，王世充就率二万军队冲出洛阳方诸门，发动突围，试图凭借旧马坊的墙垣沟堑，靠近水抵御唐军。当时唐军诸将有些惊慌。李世民让精锐骑兵（很可能玄甲军也在其中）在北邙山列阵，自己则带领轻骑兵，登上北魏宣武帝陵观察郑军的动向。他说：“王世充已处境窘迫，倾巢而出想侥幸打一战，今日打败他，以后他便再也不敢出战了！”
◎虎牢关之战
于是李世民命令唐将屈突通率领五千步兵过谷水进击王世充，并告诫屈突通道：“军队一交锋立即放烟为信。”待到起烟，李世民带领骑兵向南冲击，身先士卒，与屈突通汇合兵力奋力战斗。战斗中，李世民想了解王世充军阵兵力分布情况，率几十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一直冲到敌阵背后，不可阻挡，杀伤很多敌人。不久因长堤所限，李世民和众骑兵走散，唯有将军丘行恭跟随着李世民。几名王世充的骑兵追上来，李世民的坐骑中箭倒毙。丘行恭调转马头向回骑，射击追赶的郑兵，并且箭无虚发，使得追兵不敢向前。之后丘行恭下马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在马前步行，手执长刀跳跃大吼，连杀数人，最终冲出王世充军阵，回到唐军大部队。王世充也率领部下进行殊死战斗，军队几次三番被打散后又集合起来。鏖战从上午直至中午，王世充的军队才退军。李世民则挥军追击，直到城下，这次又俘虏歼灭了郑军七千人。
在这次反击突围被击破之后，王世充已无法发动大规模的突围战。此后李世民的唐军一直包围着洛阳城，但作为长期“东都”，洛阳的城防非常坚固，城内郑军的防御武器也非常精良。其中郑军拥有射程达到两百步的投石机，以及射程达到五百步、八张弓合在一起的巨型床弩，这些武器都给唐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李世民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十几天未能攻克。城中先后十几次有人想打开城门接应唐军，均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被郑军发现杀死。因此在城外野战唐军总是击溃郑军，但唐军却无法攻克洛阳城。
这样，本来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唐军将士都疲惫不堪，想回关中。总管刘弘基等人请求班师回朝，李世民则说：“如今大举而来，应当一劳永逸。洛阳以东各州已望风归服，唯有洛阳一座孤城，其势已不能持久，成功在即，怎么能放弃而回朝呢？”于是下令全军：“洛阳不破，决不回军，再有胆敢提起班师的一律斩首！”众人这才不敢再提班师一事。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听说后，也下密敕让李世民还军，但在李世民和一部分朝臣的坚持下，最终李渊还是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让他继续坚持攻击。
李世民的军事威望与力排众议的决心让疲惫的唐军继续保持围攻——这无疑是正确的。洛阳城内部补给恶化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冬季，所有的食物价格飞涨。到了公元621年3月，百姓把草根树叶都吃光了，就一起澄取浮泥，放入米屑做成饼吃。吃了这种饼后很多人生了病，身体肿胀、脚跟发软，城中到处都是饿死的士兵和百姓，这让郑军的士气降至冰点。
◎窦建德的前期扩张
但军事突围并不是王世充最后的希望。其实在与唐军进行了几次外围遭遇战后，王世充就知道，自己的军队无论是数量还是作战素质都要逊色于唐军。因此在公元620年底，他就向河北的窦建德发出了求救信号。窦建德则决定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前往洛阳，援助王世充。
公元620年底，河北的窦建德已经击败了一支由孟海公率领的武装力量，并尽收其部属。援助王世充的夏军人数非常庞大，拥有十万至十二万人的兵力。他们接连攻陷了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为这支大军提供补给的大量船只和车辆，向西溯黄河而上。窦建德亲自领兵，并打着三十万人的旗号，企图在气势上压垮对方。
窦建德此次兴兵毕竟声势浩大，导致李世民的将领们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将领，诸如屈突通等，认为要避开窦建德的兵锋；郭孝恪与记事薛收都认为应该分兵迎敌，而主帅李世民也是这个意见。“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1)
秦王同时也拒绝了屈突通请求解除对洛阳的包围圈、以全部兵力迎击窦建德的提议。李世民将军队分成两部分，以屈突通等协助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他自己则率领三千五百名最精锐的骑兵向东部开赴虎牢关，扼守住这一重要关口，阻挡住窦建德大军的进击。这三千五百名骑兵中的一千名就是精锐中的精锐——玄甲军。
虎牢关在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境内，它作为洛阳东边的门户和重要关隘，因西周穆王在此牢虎而得名。虎牢关南连嵩岳，北濒黄河，两岸是悬崖和陡壁，山岭交错，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英国著名战史研究家格拉夫口中，这是一个“中国版的温泉关”。虎牢关在洛阳以东96公里处，三千五百名骑兵中的快速骑兵在李世民的亲自督促下很快赶到了关口。接着，后续骑兵也纷纷赶到。窦建德的大军若想从东向西通过黄河，必须在大军无法展开的情况下与李世民的精骑交战。
◎虎牢关遗址
公元621年3月，李世民率领其中五百名骑兵，视察窦建德的营地。秦王本人就是射术非常出众的勇士，而拥有恐怖力量和战技的尉迟敬德就护卫在他的身边。不久他们和窦建德的散兵发生了遭遇战，李世民持弓杀死了夏军的一员将领和几名士兵，尉迟敬德也用马槊杀死了十几名敌军。二人率军将夏军引入包围圈内，唐军一齐冲出，杀死了数百名敌军，并俘虏了夏军两名骁将。对此李世民豪气冲天，对身边的尉迟敬德发出了“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这样的豪言壮语。
窦建德被关卡后面的唐军挡住无法展开，于是扎营在16公里之外的平原地带。夏军的多次进攻都被关卡的城墙挡住而无法取得进展，李世民则派遣王君廓率领一千多骑兵抢夺了窦建德的运粮队。就此，夏军士兵们士气渐渐低落，人心思归。窦建德身边的谋士凌敬则提出了一个意见，希望窦建德改变攻击方向，出动全部兵力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派重兵守卫，主力则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占据汾州、晋州，奔赴蒲津。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进入无人之境，取胜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二是开拓了领土好招收兵马，国势更加强盛；三是关中的唐朝廷受到震骇，郑国洛阳之围自然会解除。
窦建德准备按照凌敬的建议行事，但是王世充连续不断地派人来告急。王世充之前派到夏军里的使节王琬、长孙安世也日夜哭泣，请求窦建德援救洛阳。他们又暗地里用金玉收买窦建德手下的将领，阻挠凌敬的计划。于是诸将都说：“凌敬是个书生，哪里懂得打仗的事，他的话怎么能听呢？”最终窦建德向凌敬道歉说：“现在大家士气很高，这是上天在帮助我，趁此机会决战，必定能大胜，不能照您的建议办了。”凌敬再三争辩，窦建德不高兴，命人把他架了出去。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对他说：“祭酒凌敬的话不能不遵从。现在大王趁唐国空虚，从滏口连营渐进夺取山北并、代、汾、晋等地，又借助突厥的军队向西抄掠关中，唐军必然回师自救，还用担心郑国的东都之围不解吗？如果在此地停顿不前，磨灭了士气，消耗了财力，要想成功，就没有日期了！”窦建德说：“这不是女人能懂的！我来救郑，郑如今处境很危急，就要亡国，我弃他而去，是畏惧敌人而背信弃义，不能这么做。”
◎现代剪纸艺术中唐初猛将尉迟敬德的形象
对于这一段，国内历史学家普遍判断这个“背信弃义”很有说辞之嫌。而以庞大兵力直接击败李世民，趁机入主富饶的洛阳，顺便把王世充这个早已被唐军打得衰弱不堪的势力也一起吞并，可能才是窦建德的真实目的。因此他自然不愿意听从妻子和谋士凌敬的建议去“抄掠关中”。这样一旦唐军回防，他也只能退兵，付出十万军队远征的庞大开支却不能实现占据洛阳的野心，他当然不愿意。
英国战史学者格拉夫对此的补充也很有意思。他认为，窦建德另一个不愿意转移攻击方向的原因是他也做不到。因为他军队的成分和唐军不同，这支庞大的军队是由大量被吞并的各个割据武装所暂时凑集起来的。特别是孟海公的军队，更加不被信任。如果在士兵们士气转为低落的状态下改变攻击方向，很可能造成军队在行军中哗变或分裂，因此凌敬的策略也并不一定是真正切实可行的。对窦建德来说，他也不愿意冒这个险，只有继续依仗人多势众攻击虎牢关。
有一件事情窦建德虽然判断错误，但也是符合逻辑的：夏军每天都在应付十几万大军的后勤开支，而拖延将造成洛阳城弹尽粮绝投降唐军，这样对唐军有利。所以他认为李世民率领的这支“小军队”在虎牢关阻击是为了拖延，直至他被迫退兵，而速战则对自己有利。
但这位大夏皇帝没有注意另一件事：唐军也不想拖延！唐王朝通过称臣和纳贡暂时性获得了雄踞草原的突厥汗王的支持，但谁也说不准这个条约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背弃。现在唐军同时在征伐洛阳和四川，已经几乎是倾巢出动。如果一旦情况失去控制，留守在关中的少量唐军既无法抵抗北方突厥骑兵的侵袭，也无法面对窦建德的“抄掠关中”。确实，李世民也判断窦建德会继续攻击虎牢关，但窦建德还是有可能听取谋士和妻子的意见，转而冒险攻击关中。但积极主动是李世民的人生信条，他并不想让未来被动地由命运来操纵。哪怕是一点儿可能。窦建德显然轻视了李世民个性中的主动性和唐军这支“小军队”的真正实力，李世民决定给予对方错误的信息，让命运的方向完全操控在自己手中。
5月底，李世民向北渡过黄河，从南面逼近广武，侦察敌情。他有意留下一千多匹马，在黄河边放牧以引诱窦建德，而他则于当晚返回武牢。
5月28日，李世民期待的时刻到了。窦建德果然倾巢而出，从板渚出牛口列成战阵，北靠黄河，西临汜水，南连鹊山。十几万大军确实声势浩大，连绵十几公里，擂鼓前进，喊杀声震天。
这种场面十分骇人，让唐军诸将都十分惊慌。李世民带几名骑兵登上高丘观察敌阵，并对将领们说：“敌人从山东起兵，还没有碰见过强大的对手，如今身涉险境却很喧嚣，是没有纪律，逼近城池排列战阵，有轻视我们的意思。我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自然就会衰竭，列阵时间一长士卒饥饿，势必就会自动撤退，我们再追上去攻击，必然会取胜。我和各位相约，一过正午，肯定能打败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