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起事之初，不费朝廷一分钱粮，擒斩敌酋，献俘建功，这个时候，官员对他的感情应该还是不错的，赞誉纷纷，首相叶向高都替他说话。
但随着东江建镇，为了维持这支敌后抗金力量，接济投奔东江的辽东难民，毛文龙不断请求增加军饷，他也就被越来越多的官员厌恶。
再加袁崇焕等人的嫉妒仇视，后金拼命的离间挑拨，多种因素凑在一起，对毛文龙的攻讦之声，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幸亏当时天启皇帝英明睿智，随着了解信息的增多，对毛文龙的支持不但没有因为攻击诽谤而减弱，反而在逐渐加大，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同意毛文龙东江军饷百万的要求。
但可惜，还未来得及落实，天启就不幸病死。朝廷内的那些官员，就如打了鸡血一样，乘着新旧皇帝交接班，崇祯刚刚登基，对一些情况还不是太熟悉的当口，又纷纷上奏弹劾毛文龙。一时之间真可谓谤书盈箧。直至崇祯二年，袁崇焕矫旨杀害毛文龙为止。
我们先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攻击列举一下。
崇祯元年二月，工科右给事潘士闻弹劾毛文龙说，岛兵只有两万，却虚报十五万，贿赂私通核定军饷的太监，谄媚巴结魏忠贤，假冒功劳，糜费军饷，贪财好色，滥杀降人等等。
据东江塘报，这时应该还有原登莱巡抚武之望上疏攻击毛文龙贪污甚至叛逆之类。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又有时任山东总兵的杨国栋弹劾毛文龙十大罪：
第一条大罪是，专制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数，毫无恢复，反而有铁山失陷之败。
第二条大罪是，后金数次过河屡犯宁锦，毫无牵制。
第三条大罪是，在朝鲜采参挖金，扰害朝鲜，导致朝鲜生有二心。
第四条大罪是，铁山失陷，朝鲜半入敌手，伤残属国，损兵折将。
第五条大罪是，难民来投奔，冒充兵数，要么饿死在沟壑，要么被金兵杀死，还掩败为功。
第六条大罪是，皮岛孤悬海中，不是用兵之地。去年和内臣太监串通合谋，请求军饷百万，把百姓膏血都拿来填苦海。
第七条大罪是，零星收降，捏报献俘，还假造后金的书信，欺骗朝廷。
第八条大罪是私自贸易，用粮食布匹，交换敌方的人参貂皮。
第九条大罪还是通敌接济，做生意，怨声载道死亡相继。
第十条是，辽民总数不满三万，而造册说有十五万人，侵克钱粮无数。
还有对移镇之类的提议，置若罔闻，对皇帝要求回话，也绝无应答。还有借口遭遇海上风浪，在登州上岸，许多船只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等，都是重大罪行。
当然罗织毛文龙罪状最有名，并最终用作杀害毛文龙借口的，就是袁崇焕的手笔。
袁崇焕给毛文龙定的所谓十二当斩之罪，相关历史读物都会提到，而且其实大部分和杨国栋弹劾的十大罪雷同。但这里为了完整性起见，也还是介绍如下：
第一条是，按照祖制，武将在外，必须受文臣监督辖制，而毛文龙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的管辖核实，专横恣意。
第二条是，毛文龙开镇以来，没有一件事没有一句话核实的，捕捉零星金人，杀投降者，杀难民，冒充功劳。
第三条是，毛文龙刚愎撒泼，没有人臣的礼节。而且最近根据登莱官员报告，他还说过“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话，大逆不道。
第四条是，文龙当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没有分毫发给士兵，每月只有散米三斗五升，所以是侵盗边海钱粮。
第五条是，皮岛自己开马市，私通外夷。
第六条是，毛文龙让数千部下官兵改姓毛，而且自行给授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札书不下千人。
第七条是，从宁远回来，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人，取银九百两，没收货物，夺取其船只，还把人关起来，恬不为怪，带头做盗贼。
第八条是，收部将的女儿为妾，民间妇女有姿色的，都设法收纳。身为不法，官丁效尤，好色诲淫。
第九条是，人命关天，毛文龙拘束禁锢难民，不让一个人渡海移居到山东等地方去，每天只发给米一升，命令到金占区挖掘人参，惨遭后金屠杀无数，怕死不去的人，就听凭其饿死在岛中，皮岛白骨如山。
第十条是，奏疏请求内臣出镇，派人到京城活动，拜魏忠贤为父，位置魏忠贤冕旒像在岛中，交结近侍。
第十一条是，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数，毛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
第十二条是，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观望养寇。
这里所据为明清史料内阁大库残留档案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二十一日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毛文龙死后，是非难定，即便一些肯定毛文龙功绩的人，也对他有不满之辞，如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毛文龙“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这个评论被很多资料汇集性的史书如《崇祯实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所抄袭。
纵观毛文龙所受攻击，横加之罪名可谓多矣，如袁崇焕死党程本直说的“客亦闻乎年来中国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献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加在毛文龙身上的罪名总共有如下几个方面：
糜饷问题，冒功问题，贪财好色的问题，谄媚魏忠贤问题，专制一方的问题，野心问题，通敌问题，浮夸骄恣问题。
下面我们不妨逐一来分析驳斥。
一、说毛文龙糜饷是天大的冤枉
关于糜饷，可以分成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毛文龙实际领到的军饷是否过多，第二毛文龙是否虚报兵数以谋求骗取更多的军饷。
1.兵减饷增，袁崇焕该当何罪
攻击毛文龙的说法是“专制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数”，那实际如何呢？崇祯初年任工部主事的徐尔一在一份奏疏中说：
东江实际收到的军饷，从天启二年（1622年）到天启七年，一共就是银子一百零五万两，米豆等粮食共九十多万石，还在纷纷责怪毛文龙虚冒军饷。然而关宁一镇，五六年来，每年用银三百万两，米豆一百三十万石，再加上内帑不时给发，为什么还成天担忧缺少军饷而导致士兵哗变鼓噪呢？
也就是毛文龙六年收到的军饷总数，甚至还不到关宁一年军饷的一半，如果这是“糜费钱粮无算”，那孙承宗和袁崇焕负责的关宁明军那估计就要找个地缝钻下去了。
毛文龙在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曾经把东江收到的军饷粮食，逐年开列，这里不妨列举如下：
天启二年收到饷银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二两，米豆八万三千石。
天启三年（1623年）收到饷银七万，米豆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
天启四年（1624年）收到饷银十一万二百八十六两，杂粮十九万五千二百六十四石。
天启五年（1625年）收到饷银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两，杂粮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
天启六年（1626年），饷银二十万七千一百二十两，杂粮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石。
天启七年，饷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一两，杂粮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
把天启二年至天启七年每年收到的饷银和粮食数字加起来，合计六年收到饷银总数为一百零五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两，粮食为九十三万四千五百七十八石，和徐尔一在奏疏中所说的数字完全吻合。平均下来，每年收到的饷银不到十八万两，粮食不到十六万石。
以上数字经得起所有来源的史料对照查证，《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李朝实录》甚至后金的《满文老档》都有记载明方给毛文龙东江部队军饷极少，导致其依赖朝鲜供给，因此指责朝鲜说“毛文龙系明将，其明帝且不给钱粮，尔国却给田耕种，供给钱粮豢养之”，“至毛文龙信，其明帝亦置之不理，不供其饷，尔为何供其粮也”？
有些人曾经提出毕自严在崇祯年间的《度支奏议》中的《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额数疏》，说里面提到天启七年东江饷银是八十万，那只能说明他们根本连《度支奏议》中的完整原文都未看过，辗转抄袭就拿来糊弄别人了。
实际《度支奏议》奏疏原文说的是天启七年六月，天启皇帝下令把东江军饷增加到百万，然后户部设法从不同渠道加派来筹措凑满这百万军饷，其本身就掺杂大量水分，所以毕自严抱怨说“昔日所派之数原虚，今日所省之数愈少矣”。更不必说这筹措的军饷在崇祯元年也没有真正实发给东江。
为了便于大家自己对照，我在附录里把《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额数疏》的相关原文，和毛文龙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的塘报关于天启七年军饷领取情况都摘录出来，一比对，事实就一清二楚了。
而关于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明朝发给毛文龙饷银每年十几万两，下面的部分还会提到，这里就不摘录了。
东江部队收到的军饷连袁崇焕的关宁明军十分之一都不到，而在军事上对后金的打击、牵制作用却是关宁方面望尘莫及的。就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昧着良心说毛文龙靡费军饷无数。
也就难怪毛文龙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愤慨地说道：如果用有数字可查的军饷，故意夸大其辞来激起陛下的雷霆之怒，一定要冤枉我，给我扣上冒滥军饷的罪名，我也决不求生避死，只是两目不瞑于九泉而已。
而袁崇焕不顾事实，偏偏还是要给毛文龙扣上侵盗钱粮的罪名：“文龙自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盗边海钱粮。”
先不论这所谓“每岁饷银数十万”已经是在扯谎。就说他指责毛文龙饷银“无分毫给兵”吧，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情况是，毛文龙就算把朝廷发的所有饷银都拿去买粮食，还无法让岛上军民吃饱肚皮，毛文龙自己在奏疏里就说得很清楚：“如年来本折四十万，南兵辽兵，均藉其食。”
更不必说还有大量其他杂项支出以及物资器械的购置：奖赏军功，安抚夷民，买修船只，粮食种子的本钱，马匹需要的草料，皮张、火器、盔甲、弓箭之类，都在这本色粮食和折色饷银合计的四十万内。而对比之下，其他各边镇给发额定的军饷之外还另外有行粮月粮、马匹草料。
毛文龙拿什么银子去直接发给士兵？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毛文龙死后，口口声声说毛文龙“侵盗钱粮”，并对岛上军队一裁再裁的袁崇焕，反而给崇祯上奏说原来的钱粮不够用。
先是说岛上粮食不够，“督师辽东袁崇焕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请令登莱道府速运接济从之”。
然后又上疏说要比毛文龙时期增加饷银；“银则加于旧额十八万五千余两，而草折料豆在外也”。
显而易见，袁崇焕在事前给毛文龙定的罪状，和事后给崇祯皇帝的上疏里必然有一处是在撒谎！
如果说他在把东江军队裁减到两万八千之后，饷银却比旧额增加十八万五千余两是实际需要，那扣在毛文龙头上侵盗钱粮的屎盆子当然不攻自破！毛文龙不但没有侵盗钱粮，相反在国家军饷不足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自己想办法填补了不少亏空！
如果说毛文龙侵盗钱粮是真的，那就只能认为袁崇焕自己侵盗钱粮成倍以上了。
良知还没有丧尽的人就自己做一下这个选择题吧！
毛文龙军饷是多是少，最后可用明朝官员自己提供的史实做一个对照。《崇祯长编》里有这样一条记载。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的时候，陕西道御史余应桂弹劾登州巡抚孙元化，说他每年耗费金钱八十多万，是过去毛文龙的军饷数倍！结果两年下来，收复四州援助大凌是谈不上的，就连岛上士兵两次变乱，也都充耳无闻。而且登兵号称二万多人，调动奔赴关宁的人，也只有二千五百而已，光是这些篓子破绽，罪已滔天。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精通西学，在行政、军事方面的能力不去说他，但其个人品德是没话说的，绝对不会拿着国家的钱胡乱糟蹋。可就是这样一位官员，一年到手的饷银八十万，是毛文龙的数倍（明官员的原话，而实际按每年平均数算的话，也确实如此），结果表现出来的成绩实在糟糕，不要说岛兵两变，最后是登莱本身都因缺饷发生了兵变，连登州城都沦陷，整个山东都被叛兵凌虐了一年有余。
毛文龙用少得可怜的军饷至少还苦撑了八年多，而孙元化呢，两年都撑不下来！对比之下，只能说那些硬昧着良心污蔑毛文龙东江军饷过多，给毛文龙扣上糜饷帽子的人，是基本事实都不顾的。
2.兵数，朝鲜人的证词
夸大虚报兵数，也是扣在毛文龙头上一条很重要的罪名。
潘士闻说“岛兵不过二万虚称十五万”，杨国栋说“难民来归冐充兵数”，“岛中辽民总凑应点不满三万，欲冒皇赏，册开十五万”。
这两位还是太客气了，毛文龙自己在塘报奏疏里曾经提到过的兵数最多的时候，其实远不止十五万，而是数十万，或更具体一点是二十余万。
如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里说“每年以二十余万之众，而叨二十万之饷，蒿目劳心，千疮百孔”。
还有崇祯二年五月十三日的奏疏里说“故兵每称二十余万，岂职虚报多数而冒粮饷乎”。
所谓的十五万或十六万，是早期东江开镇之初的数量。如《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说“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合亦有劲兵十四五万。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余俱发屯种。”
而到后期，尤其是天启四年之后，随着逃往东江的辽民数量越来愈多，相应选出的军兵数量也就水涨船高，达到二十余万是没有问题的。
在天启后期到崇祯初期，凡是毛文龙提及军队数量十五六万的时候，前面都是加修饰语的，并不是指东江军队的全部数量，而仅仅是指挑选出来的精壮兵丁。
如崇祯元年五月初七日的具奏里说“该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余”。
还有如崇祯元年四月毛文龙在东江塘报中说“辽人归者，每以千百计。臣挑选精壮官兵十五万四千余名报部”。
这十五六万或为王梦尹、姜曰广二人至东江核查后削减的数字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里说，一开始，毛文龙报称兵二十多万，给事中王梦尹、编修姜曰广上岛视察，报十六万。
毛文龙在自己的奏疏里也有提到情况与此相符，其大意是说谁知道朝廷议论纷纷，今天说我报的数字太多，明天说我贪求无厌，以致先帝被这些议论迷惑，派遣科臣王梦尹、词臣姜曰广，到岛上点阅核查，因为朝廷财政困难，就减报到一十多万。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熹宗实录》里记载的天启六年王梦尹、姜曰广二人至东江考察后回来上呈的报告里，内容似与上面两则记载矛盾。
从熹宗实录记载来看，王梦尹、姜曰广二人的意思分明是东江地区兵民总计不过十余万，而他们觉得这其中能用来作为兵士的是两三万而已。
这显然与《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和毛文龙塘报里的记载有很大出入。
那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首先当时东江聚集的兵民总数究竟是多少？王梦尹、姜曰广两人说只有十余万，这显然是严重低估了。这种低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们两人毕竟只是出使朝鲜顺带视察东江，受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对情况的了解是有限的，也不可能一个岛一个岛、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详细统计过来。
另一个是他们作为朝廷派遣的官员，考虑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尽可能减轻朝廷负担。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得他们宁可按照最小数字来估计。
按照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投金后的尚可喜在奏疏里称东江接济过金占区逃亡辽民百万，朝鲜《李朝实录》里君臣的对话也提到东江接应辽民百万，《满文老档》虽没有具体的数字，但仅从其记录的辽民逃亡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巨大，也可以窥见数量之多。综合多方面的史料证据，则王、姜二人所说的当时东江兵民十余万是过少的，至少也当在几十万以上。
另一点，王、姜二人说“目前堪用者二三万”，实际也是从朝廷愿意提供的军饷器械所能支撑的数量而言，而毛文龙说数十万兵，则是从东江军队带有全民皆兵的特殊性而言。
那为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和毛文龙奏疏都把王、姜二人报的辽民数量说成兵数十余万呢？在一些人眼里，这当然就是毛文龙信口开河，胡乱虚报，篡改大臣意见，其用意不过是为了骗取更多的军饷；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作者偏袒毛文龙，当然就帮忙一同说谎了。
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不妨来看两条记载。
一则来自朝鲜的《李朝实录》在天启六年十月丙午记载的一段朝鲜君臣之间的对话：“上又曰‘毛之军兵几何？而人心亦如何云’。晚曰‘人口数十万云，而设有投虏之举，愿从者不多，冰合之后，则逃散必多’。”
这段对话里所谓“人口数十万云”是对“毛之军兵几何”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此看来，一些朝鲜官员如张晚估算的毛文龙光是军兵数量就达到了数十万之多，那也就是至少二十万。
还有一个人的证词就更可玩味了，那就是反毛急先锋袁崇焕提供的。在崇祯二年二月，袁崇焕上疏说：东江兵二万八千，这是登莱道按察使王廷试说的数字。数十万，这是东江总兵毛文龙说的数字。我屡次派人察看，没有数十万，但也未必只有两万八千。现在只算应该用多少兵，和能够养多少兵，又怎么能把辽人全都当成兵来养呢，在二万八千之外的人，在关外随便安插，让他们自己屯种就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都是厌恶毛文龙的，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故意夸大毛文龙军队人数的问题。
按照朝鲜官员张晚的说法，毛文龙东江军兵有数十万，按袁崇焕的说法，没有数十万，但也肯定不止两万八千。
这里袁崇焕的说法是格外值得琢磨的，他是厌恶毛文龙，并且拼命在皇帝面前诋毁毛文龙的人。他派人几次考察过东江部队人数，这点应是没有问题的。他身边的一些亲信如徐敷奏等人，在天启六年就亲自到过东江，利用东江条件太苦，军饷又低，煽动了李矿、郑继魁等一大批人跑到宁远去，这些人本身就可以给他提供相关信息。所以对东江部队士兵人数究竟多少，他心里应该是有点数的。
如果东江的军队人数是在十万以下，那按照他的心态，估计早就把虚报兵数作为毛文龙的罪状，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里，猛烈抨击了。
但现在呢？他的言辞却显得相当含糊和暧昧，不是数十万，也不是二万八千，究竟是多少，他却不说。是不愿意说呢，还是没有能力说？答案多半是毛文龙的东江军队士兵人数至少也在十几万以上，所以袁崇焕才刻意回避具体的数字。
看到这里，有些人会说了，如果毛文龙真的有十五六万人甚至二十万的兵力，那他完全可以对后金正面进攻了，又何必再打游击战？
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及要解答前面姜曰广等报告说民数而毛文龙说是兵数的疑惑，就先要了解一下基本的背景。
毛文龙的东江部队，和其他明军不一样，不是朝廷现成指派给他，大部分是他自己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的剃头辽民里挑选、训练出来的，再加上各种军用物资如盔甲器械的奇缺，导致兵民难分。这也是东江军队数量究竟多少，不同的人争论不已，不同地方的记载显得矛盾混乱的原因。
但是综合《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以及《满文老档》、《李朝实录》，还有《崇祯长编》里袁崇焕的奏疏等等记载，我们仍旧可以大致弄清事实真相。
首先毛文龙赖以起家的部队，只有两百人，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在袭取镇江，前往朝鲜期间，大批后金统治区内的剃头汉人来归附，这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记载，说毛文龙“所率兵士不满数百，其余皆剃头归附之人”。
天启二年，明朝政府决定支援毛文龙，并开镇东江，建立以皮岛为中心的抗金根据地，这个时候毛文龙大概就已经收拢聚集了十万多辽民，“老幼男妇归者十万”。
在这之后，无论是从《满文老档》还是《李朝实录》，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大量金占区内的辽民投奔毛文龙的记载（具体可看本书第一章的内容），其规模当在百万左右，扣除那些通过东江转往山东等内地，以及病死战死的人数，则常年在东江的辽民总数也有几十万。
那么这些辽民是否被毛文龙选拔组织成军队呢？回答是肯定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努尔哈赤给毛文龙的书信，明确说从后金那里逃亡出去的辽人，被毛文龙收容后，“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
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东江的“从军”显然和在关宁，在内地那些穿着正规军装，拿着足额军饷，器械充足，训练严格的从军是完全不同的。
对东江军队的数量问题，关键是要区分清楚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所有愿意接受毛文龙节制调遣的人数，也就是包括到后金去做间谍刺探情报的人，可以充当疑兵吸引后金注意力的人，可以壮大声势呐喊助威的人，也当然包括半兵半民，种田、打鱼、挖参乃至经商，自力更生解决部分后勤供给，需要时也可被毛文龙调用参与军事行动的人。这些人是东江军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计在内，全部东江军队人数应该在二十万以上。
第二个概念是那些经过挑选，身体还算结实，受过毛文龙的组织训练，只要吃饱肚皮，提供军械盔甲，就完全可以充当正面对敌厮杀力量的人员数量，这部分人就是毛文龙报部的“十六万”。
第三个概念是毛文龙东江部队能够分派到军服，盔甲，器械，火药等等作战物资的人数，这部分的人数完全视后勤供应而定，在不断变动。如果明朝能提供更多的物资，那这部分人数就相应会多，如果明朝提供的物资少，这部分人数就会少。比如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记载的是当时“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
区分清楚这三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对不同记载之间的混乱矛盾，以及为何毛文龙虽称有军队二十万，但还是只能打游击战，无法对金正面攻击的疑问茅塞顿开了。
在姜曰广、王梦尹二人看来，东江大部分辽人都是瘦得皮包骨头，疲累不堪，不足以充当士兵的人。但在毛文龙那里，这些都是历经九死一生，精明机智，不怕吃苦，善于忍饥耐寒，熟悉辽东地形，风土人情的精锐。只要朝廷肯发足够的军饷，让他们吃饱肚皮，肯发足够的器械，装备齐全，完全就可以成为一支让后金胆寒的军队。
实际上，东江军队这种复杂情形，明朝的皇帝天启和崇祯倒是比他们那些迂腐的臣下更清楚。崇祯皇帝就明确说过：“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
这应该是极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崇祯皇帝都能清楚的事情，袁崇焕会不知道么？其实在上引的关于毛文龙军队数量究竟有多少的奏疏里，袁崇焕提到的“今只计应用兵若干，与能养兵若干，亦安能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这句话，本身就是暴露了真相。
也就是他很清楚，毛文龙在东江实际上是“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基本上除去妇孺老弱之外，群岛上已经是全民皆兵，把所有能够投入军事作战的人都动员起来的。否则袁崇焕这句话就是无的放矢了。
朝鲜的张晚，是朝鲜国王派到边境去查看后金和毛文龙情况的官员。他曾经亲自去毛文龙的东江视察过，当时对东江部队器械的简陋，人员的疲劣印象深刻，大加丑诋，但对东江接近于全民皆兵的性质，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在回答国王“毛之军兵几何？”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回答说“人口数十万云”。
袁崇焕的意图无非就是根据朝廷愿意提供的兵饷数量来规定东江军队人数，而不是根据东江军队人数来提供军饷。
这基本上已经足以让毛文龙的军队数量究竟多少这个问题真相大白了。
类似袁崇焕这样不是根据实际的作战人数来提供军饷，而是根据愿意发的军饷，来规定人数的做法，其实在之前明朝派遣的核查东江军队人数的官员那里毫不算新鲜了。
王梦尹和姜曰广二人的核查是第一次，这两人是清正廉洁的，为了给朝廷省钱，把东江总人口缩减到十五六万，而能当兵的限制在三万。
而到了崇祯元年，黄中色和王廷试两人先后核查，一个人把兵数定为六万，另一位则直接削到两万，理由都不外是“极论粮饷艰难，劝臣汰兵”。
由此可见，并不是毛文龙骗取军饷而虚报兵数，真实情形恰恰是许多官员为了节省军饷，而拼命虚报削减东江军队的兵数。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一下，袁崇焕在杀害毛文龙之后，曾经在一封奏疏里说东江“合老幼止四万七千，然人也，而非兵”。
当时东江因为袁崇焕封锁海路，禁止通商，切断经济来源已是半年有余，确实已经饿死和逃亡流散大半，还有许多被送到山东去了，人数急剧下降是事实。但是像袁崇焕说的那样，“合老幼止四万七千”，则是在公然撒谎了。
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有一段孙承宗的话，正好揭穿这个谎言：崇祯三年（163O年）二月，兵部尚书梁廷栋提议把东江军队调到宁锦一带，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说东江军队目的是牵制，但驻扎的不是地方，如果移驻到要害，足以起到牵制的作用，而且其兵民十多万，兵调走了，那百姓不能独自留在那里，用船渡，恐怕急切之间也不够。
也就是即便人数急剧下降之后，当时各岛上兵民合计还有十多万，而不是袁崇焕所说的四万多。
3.从《史记》王翦的故事说起
看了上面这些内容，就会有人说了，那毛文龙为什么非要维持二十万左右的队伍，明知道政府的财政困难，那就干脆自己从一开始就只维持两三万人左右的队伍，其他人都送到山东内地不就行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史记》中的《王翦列传》。里面说到秦始皇要灭楚国。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回答只需二十万；再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认为王翦是怯弱，于是就派李信去。结果李信率领的秦军大败而归，秦始皇这才后悔，向王翦道歉，让他率领六十万军队最后攻灭楚国。
从这个历史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敌手实力摆在那里的时候，要实现特定军事目标，军队数量必须达到某个底线，这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无论军队战斗力多强，统帅水平多高，谋略多出众，如果数量达不到，那还是不行！一个合格的军队统帅，对双方实力对比，达到胜利需要满足的条件，必须心中有数，而不能寄希望于奇迹和侥幸。
这条军事原则，放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同样合适。当时的情况，明朝与后金的战斗，问题不在于战斗力差别如何，恰恰在于军队数量本身太少。
战胜后金的诀窍，不在于修城，而在有足够的经过训练的，敢于作战，充满斗志的军队，规模至少要在二十万以上。
但这二十万的军队从哪里来？从别的地区调来，成本高昂，劳民伤财不说，他们对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的不适应也不说，除开少部分精锐的川兵和浙兵，光是士气和斗志都差很大一截，这怎么能打仗？
类似袁崇焕等人召集的没有在后金统治下呆过就直接逃出来的辽人辽将，他们怯敌心理更大，要守城可以，一到野战，往往也是未战先怯，最后还是要掉链子。
而那些亲身经历过后金残暴统治，已经家破人亡，拼尽万死从后金统治区里逃亡到毛文龙东江地区的剃头辽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本身是从鬼门关上过来的，他们已经知道后金统治残暴到什么程度，他们宁愿冒着被杀死，半路上饿死，冻死的危险，也要逃出来。他们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用木棍用毒药也要和金兵干。金兵看见这帮疯子心里就发怵。
这样的一些人，把他们组织成军队与后金作战，本身就已经是有拼死一斗的决心，其效力远比其他军队要大得多，事半功倍。
更不必说这些人，对辽东的地形熟悉，对气候适应，对后金的情况了解，知己知彼，他们也惯于吃苦，忍饥耐寒的能力都不是其他人能比的。
陆云龙曾经在《辽海丹忠录》中慨叹：“尝闻东江辽兵最耐苦，持炒一升，可支十许日，昼伏夜行，卧草餐霜，能出不意杀人擒人，皆一班可用之士。今其士固在也，谁其用之？谁其用之？”
可以说从后金逃亡到毛文龙管辖的东江群岛的辽民去向，在明朝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是决定整个明金战争成败的枢纽所在，能否把这些辽民转变成有战斗力的军队，是能否消灭后金的关键。
如果任由这些人流散，衣食无着，反而可能成为内乱的由头；如果散在关外，仍旧可能被后金掠去为其所用。只有设法收拢住这些人，聚集住这些人，整合为军队，才是收复辽东之第一要着。
正如毛文龙所说：招集训练辽兵，既可以免除安家的费用，又可以节省因为远距离调动导致的时间拖延，再加上熟悉敌方的情况，我方得到一人，敌方就损失一人。有些人担心辽民藏奸，不许他们渡海。不知辽人将官或者多有通敌的，但辽民真的是心怀报国，何奸之有？
毛文龙正是以自己出类拔萃的战略眼光，洞察到了问题的要害，所以才拼尽全力来收拢住逃亡过来的辽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要设法维持住数十万人的规模，这就是毛文龙的苦心所在。
他在奏疏里曾经吐露自己的一片赤诚：我身处东江危险之地，和敌人相邻，来投奔的辽东人民，每年都至少以万计，全都想奋臂报父兄妻子被金人杀害欺辱的大仇，希望能拿回被金人抢去的土地田宅。我也忘迹于将官和士兵的区分，全心全力，希望上能报答国家的恩德，下能对得起老百姓的期望。所以每每报称二十多万的兵数，难道是我要虚报多数来冒领粮饷，来贪污金钱吗？不过是希望收复辽土而大声疾呼，盼着朝廷能给予足够的支援。如果军饷器械都充足，就可以趁机扫平金人巢穴了！再没有别的心肠，再没有别的打算！这一片赤诚之心可以交给朝廷查证，可以质之鬼神，对之天地。
真是字字带血，语语含泪。
但朝廷的官员，还有袁崇焕这些人的逻辑和毛文龙是完全不同的。
朝廷官员想的是如何让军队数量能迁就眼前的财政状况，如何能更加省钱，避免增税，避免让南方老百姓承受更多负担。
袁崇焕想的是，反正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去修城，宁可裁减军队，省下钱来也要修城，绝对不能让任何其他事情打扰、妨碍他的修城计划。
而毛文龙看到的是，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用军队数量的优势去战胜消灭后金，那所谓的省钱，恰恰是让所有的军队耗费都成为无用功，所有的钱都是白白浪费，一年一年地拖下去，最后耗费的军饷物资，只会十倍、百倍的大。至于靠裁兵节省经费来修城，那更是饮鸩止渴，等于无形中助长、默许怯敌心理。
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如索性也不要军队了，反正最后一样失败，这样省的钱还多一点。他在天启三年的一封奏疏里说早消灭敌人一天，就早省一天的费用。本来应该花费的，反而吝啬不给，不能趁机荡平，让金贼迁延岁月，勾结其他敌对势力，那危害就无法估计了！哪一个省钱，哪一个耗费巨大？而且发足军饷，也不过是百万，迟平一年，就要多耗费四百万。如果朝廷真的要节省，那三年以来，发给我的数万银米，也终究不能完结平奴大事，对社稷国家来说，终究是白白浪费，为什么不撤回东江兵马，让我归田休息，连这数万银米也干脆都节省算了。
后来在崇祯二年，毛文龙又再次苦口婆心地上疏说：朝廷为恢复辽东做的打算，难道就只考虑眼前缺乏军饷所以要如何省钱？难道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样的兵马？什么样的器械？敌人跳梁十多年，都是久经战阵锻炼的精锐之敌。让饿着肚子的二万八千士兵，要战胜如此强敌，天下人听到了，难道不笑话我对敌方情况缺乏估计到如此地步？如果我确实能用二万八千人可以战胜强敌，那也不必拖延到今天了！俗话说：“成大事者，不惜小费。不一劳者，不永逸。”现在我九年以来陆续耗费的粮饷，也有一百万多了。如果八年前就能答应我的请求，给足军饷，那不是远胜于现在吗？
可惜的是朝廷官员至死不悟，崇祯皇帝千方百计设法打破官员的禁止，设法增加赋税，加强军力，仍旧阻力重重，最后只能以死壮烈殉国。
二、功劳是吹出来的？
所谓冒功，就是功劳都是假的，是吹嘘出来的。
这又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杀良冒功，这自然包括杀降冒功，杀难民冒功，总之就是不敢和后金打仗，只能用投降的或平民的人头欺骗朝廷，博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欺骗了，而是属于最恶劣的罪行了。
一个是掩败为功，那就是把失败说得轻描淡写，甚至反而说成是胜利。
再一个就是牵制虚套，也即明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却硬说自己是牵制敌军。
下面我们也来逐一分析一下。
1.杀良冒功？听多方证言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看看袁崇焕的前辈孙承宗是怎么说的，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的《明熹宗实录》第2294页有孙承宗的一个奏疏，前面引用过其中孙承宗证实毛文龙派间谍到后金活动情况的内容。
而在这份奏疏的前半段，还有孙承宗的一段话，是说天启四年正月初十日接到毛文龙的报告，呈解屡次斩获的金兵首级和俘虏。孙承宗让当时任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核检验了三次，验明的首级有三百七十一颗，都是真正的后金女真兵的头颅！当阵生擒的虏贼四人，除了二名已经死掉的不外解，解运的两人也都是真正的金虏。
孙承宗为此赏赐报功人员陈汝明等银两，并命令将士聚集在衙门外，三炮三爵，用彩亭送各员役到住所。当时在宁远，恰好来领赏的蒙古林丹汗等部落的人都在，孙特意让各官押解这些首级、俘虏经过各部落，然后抵达宁远。
孙承宗表示这样做不但能鼓舞激励边人，也可以让世人知道天下还有能杀贼的人，后金叛贼自有可以被消灭的一天。取得的效果也不错，一时人心，都颇为感动云云。
也就是说毛文龙送解的后金士兵首级，当年是孙承宗派袁崇焕过去，亲自严格查验过的，查验的结果“俱是真正壮夷”。而到了五年之后，袁崇焕居然颠倒黑白，宣称毛文龙杀良冒功，那这样看来，岂非当年他自己就是杀良冒功的帮凶了？
这或许只能解释为，杀毛文龙之时，袁崇焕确实为了与后金谈和，达成秘密协议，明知毛文龙是后金恨之入骨的劲敌，却还要不惜一切手段，罗织罪名，将其除掉，以取媚于后金。
有些人为抹黑毛文龙，干脆一口否认孙承宗奏疏内容的真实性，他们的意思就是孙承宗也在造假，在谎报军情，欺骗朝廷！为了糟蹋毛文龙，不惜把孙承宗和袁崇焕一起拉到欺君谎报的泥潭里去，这心理确实够偏执的了！
对于毛文龙杀敌献俘献首级，是真是假，我们不妨再听听在朝鲜和东江地区巡访视察过的两位明朝官员是怎么说的吧。
天启六年的时候，明朝派遣了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兵科给事中王梦尹出使朝鲜，兼视察东江毛文龙部队。天启六年九月，这两个人视察回来，给朝廷提交了报告。前面在虚报兵数问题上已经提到过他们的报告了，他们非但不存在偏袒毛文龙的问题，反而刻意压低了东江的人数兵数。
他们的报告主要内容有八条，其中兵部批复四条，户部批复三条，还有一条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兵部批复的四条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辽民”、“辽兵”两条外，还有“辽官”和“俘解”。
关于俘解，两人是这样说的：明方的军民，从旅顺到铁山的沿海和金人相邻，耕种、放牧、侦探，到处都可以相遇。或者是对方，或者是我方，以多擒少，以壮擒弱，这都是经常发生的情况。特别是今年五月（指天启六年五月）之战，毛文龙亲自督率军队袭击金占区。虽然被金兵杀伤，损失了许多将领和士兵，我军也略有擒获。
以前朝廷因为毛文龙解送俘虏次数太过频繁，所以奉有明旨：不是真正要紧的头目、首脑，不必押解俘虏到京。但我们两人觉得堂堂大将，率领自己部下的士卒，斩获敌方的首级和俘虏，这功劳也是值得表彰纪念的。今后除了零星小丑听任文龙自行处置正法外，那些俘获的真正军官头目，似乎也不妨献俘押送到京，以壮国威。
说的很清楚，“以多擒少，以壮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这本身是和东江所处的特殊地理形势有关，也和毛文龙采取的积极袭扰的战略有关。
有些只知道龟缩守城的人，自己无能，不敢和后金野战，就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也就难免疑神疑鬼，看见有擒斩献功就当成是假的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姜曰广、王梦尹受了毛文龙的贿赂才来说毛文龙好话的呢？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位文官实际上本身就是打压东江力量的文官集团里的成员，所以根本不存在故意造假来粉饰毛文龙的问题。这里他们的记录不过是保持了一点起码的客观公正而已。但对那些丑化毛文龙到了歇斯底里、走火入魔程度的人来说，任何一点对毛文龙功绩的正面评价，他们都会断定是评价者受了毛文龙的贿赂，以此彪悍逻辑，自然无往而不胜。
为了打消他们的多疑心理，这里还是有必要说说这两位官员是什么样的人。朝鲜《李朝实录》中对这两个人的品格有详细的记载，这两个人清廉简朴，得到朝鲜老百姓的一片颂扬，所过之处，当地老百姓都成为他们的粉丝，甚至想要立碑来歌颂。
在姜曰广、王梦尹两人临别时，朝鲜方面甚至有这样的记载：都城老百姓拦着道路称颂诏使的清德，百姓数量几乎到一万五六千左右。父老五六十人叩头拜谢说“近古以来，不曾见如此之行，老爷恩德，无以为谢”云云。而两位天朝使者，下轿举手称谢良久才离去。
姜、王二人之清廉刚正，连朝鲜人都感佩不已，显然他们是不会受毛文龙贿赂的，更不存在故意夸大美化的问题，比起那些道听途说，他们的话比那些胡乱想象的人妄自揣测而来的断言要可信得多。
如果有些人觉得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不妨再从后金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倘若毛文龙是杀良冒功，是在皮岛吃饭不干事，那最高兴的大概就是后金了。那他们不但不会竭力设法除掉或招降毛文龙，还应该感谢他才对。第一可以做个活生生的反面广告，告诉辽东难民，你们看投奔明朝的下场就是被杀掉；第二可以白白浪费明朝的粮食，消耗其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