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启皇帝的头脑却非常清醒，不但没有因为袁崇焕大吹牛皮，溜须拍马而高兴，相反训斥了他一顿：这奏本内说，奴子如果不投降，就一定会被你抓住，诸位大臣谁不乐意听到。但以我的看法，金人未必投降，投降是不能相信的；交战也未必能获胜，胜利不要轻易放在嘴上谈论。
在天启七年四月，《明熹宗实录》中又有这样的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请求给魏忠贤建生祠的，不是毛文龙，明明是袁崇焕自己啊！
如果说袁崇焕是迫于形势，不得不随波逐流，这大家不是不可以理解。而他令人费解的地方，恰恰就是把自己做过的事情，硬要栽赃到根本没有做过，骨头远比他硬得多的毛文龙头上。
五、毛文龙的野心
1.皇帝不急太监急
袁崇焕把毛文龙专制一方，当作可以杀头的大罪列举在第一条。他的意思是按所谓祖制，武将一定要受文官节制，如何如何。
不要说，毛文龙还算不上专制一方，即便是专制一方，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罪！
有些人一提到明末的历史，就说因为是君主专制，所以皇帝对官员将领如何猜忌云云。而实际上，明朝晚期的几个皇帝，万历不猜忌，天启不猜忌，崇祯更不猜忌。
真正动不动就对将领猜忌不已的恰恰是类似袁崇焕这类刚愎自用的文官。任何一个武官将领，能力稍微强一些，权力稍微大一些，他们就眼里喷火，疑神疑鬼，把对方当成比公开的叛乱分子还要可恶的对象来排挤乃至陷害。
真要算明朝的祖制，朱元璋和朱棣的时候，遇到出征平乱，武将本就是独挡一面的，并不比文官矮一头。专征于外必请文臣监之是后来才有的事情。
当军情紧急之时，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官却握有掣肘、牵制武官的大权，恰恰坏事。此种弊端，作为袁崇焕师长辈的孙承宗，都有清醒看法，按《督师纪略》的记载，孙承宗曾经特地为此上疏陈述文官来指挥武官的弊端，并建议应当加重武官的权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文吏的干扰。
孙承宗给出的办法是只要不再多设立文官，那武官的地位自然就能得到提升。加重武官的权力，对文官也是好事，不必出了事情就把罪责全压在文官头上。
毛文龙在东江能独挡一面，恰恰是符合孙承宗“重武吏之权”，“但得无多设文官，则武吏不轻”的说法，无形中扭转了原来以文统武的弊端。
在孙承宗看来是好事，而在袁崇焕看来，居然就成了毛文龙的罪状，其心胸之狭隘，见识之鄙陋，比之孙承宗都远不如。
至于袁说毛文龙“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也是欲加之罪！确实东江的军事财政，不受某个经略、巡抚管辖，但始终在明中央朝廷的核查、监督之下。
《明熹宗实录》也好，《李朝实录》也好，毛文龙的东江塘报记录也好，我们可以看到毛文龙在东江的九年里，光是前来查核的文官就来了好几拨，而毛文龙自己把经过钱粮，都一笔笔详细开列，完全经得起最严苛的核对。做到这个地步，袁崇焕还要横加罪名，仅仅是因为毛文龙在名义上不受某个特定的文官控制。
天启皇帝不猜忌毛文龙，崇祯皇帝不猜忌毛文龙，却偏偏袁崇焕要猜忌！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
或许有些人会说了，毛文龙可能确实没有投降后金，但不能排除他狼子野心，想割据一方，独自称霸。
其实本来这种推测，会适用于大部分专制一方的将领。但可惜的是，偏偏这顶帽子是扣不到毛文龙头上的！
论起来，毛文龙确实具备所有想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条件。他如果要放开手脚，打朝鲜，打登莱，控制沿海一带，招商贸易，彻底放纵士兵抢劫，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军费是问题不大的，至少可以做一个郑芝龙式的人物。
再不济一点，只要他不去对后金做任何牵制、骚扰，放任后金绕道蓟镇进关，或者放任后金对锦州、宁远长期围困，那在明朝政府自顾不暇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乱中取利。
最糟糕的结果，也还有投靠后金这一条退路，待遇绝对会在李永芳等人之上，李永芳不过是后金抓住的一个俘虏而已，尚且被重用，努尔哈赤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如果是毛文龙带兵投降后金的话，那地位远在李永芳之上是起码的，至少可以捞一个王当当（实际上原本身为他手下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奔后金，皇太极都欣喜若狂，后来都封了王）。左算右算，这都是包赚不赔的买卖！
但是毛文龙这么做了没有？没有！
相反，他始终在尽心竭力地向明朝政府提醒后金的可能动向（一直到崇祯二年，在他自己处境已经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还在提醒），他始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拼尽全力血战，牵掣后金的力量。
对比之下，袁崇焕对朝廷指令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叫其出兵牵制，却派人去装装样子。还要把野心跋扈的帽子扣到毛文龙头上，实在是让人慨叹世上无是非可言！
2.孙承宗的教诲
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还是要说一下的，袁崇焕说毛文龙给部下改姓毛，所以如何大逆不道云云。
要理解毛文龙给部分官兵改姓，首先要结合东江军队所处的极端艰苦、险恶的环境来考虑。前面说过，毛文龙在开辟东江根据地之初，真正依靠的只有两百多人的明军，后来明朝又支援了几千人的南方水军。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从后金统治区逃亡出来的剃头辽民，朝鲜人称之为假鞑。这些人跟着毛文龙也不是在享福，甚至连军饷都发不足，随时会饿死、会战死、会冻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依赖关系呢？以前辽东明军多次失利，都是内奸作怪，如何能防止这种情形再次发生呢？
动以大义，晓以良心，当然是一方面。自己身体力行，与士兵同甘共苦，作为榜样来号召当然也是一方面。
但要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处境甚至绝境下，管理这样一个人数极为庞大的群体，光靠大义，光靠道德感召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这时候就有必要用一些更容易入手，更符合下层百姓心理的手段来收拢、凝聚人心。
而毛文龙给一些官兵改姓，就是这种手段之一。
在上下级关系之外，多了一种亲人之间的依赖感，有难同当，荣辱与共，再以这些人为核心，层层组织，凝聚住几十万人的军民，以达到同心协力的效果。其手段自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却不失为一种简单却行之有效的方法。
《督师纪略》里孙承宗就有一段话，大意是文官不通达时势，喜欢用自己的小聪明，小见解，沾沾自喜，凌驾在将吏之上，结果使得武将手脚被束缚，无法施展。大凡武将用来驾驭、领导士兵，让他们肯出死力的办法，讲出来或许被人笑话，但办法确实能切近人心。
毛文龙给一些部下改姓，建立宗亲关系，就是属于这种“将吏所以御士卒，而得其死力者，讲说或足为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的手段。
而袁崇焕对此横加指责，活现了孙承宗所说的“文吏不达时势，好用小见解，沾沾将吏之上”的狭隘。
六、通敌？皇太极是傻蛋？
毛文龙通敌之说，袁崇焕没有明确提出。但后世袁崇焕的拥趸，为了论证袁杀毛乃是英明、伟大、光荣、正确之举，对此不遗余力加以证明。他们拿来当成证据，以为奇货可居的就是收录在《满文老档》里的所谓毛文龙与后金私通的书信。
这些人大概是既不看毛文龙给崇祯皇帝的塘报、奏疏，也根本不看收录在其他地方，载有皇太极回信的档案文件。
实际上这些书信往来及其用意目的，毛文龙都是明确报告给明朝皇帝的。如果这叫私通，那袁崇焕前后收容金人使者近半年，而丝毫不报告给皇帝的行为就不知道算什么了！
崇祯元年三月十一日后金派遣使者马秀才等人到皮岛要谈和，毛文龙在三月十三日的塘报里就报告给崇祯，并提醒政府，当心后金西犯攻关。
在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中，毛文龙说得更清楚，他和后金书信往来，纯粹是为了耍弄对方，把对方爪牙、奴才骗来，能杀一个是一个，绝对合算的无本买卖。当时皇太极手下有一个叫大海的爪牙头目，通晓文义，皇太极当成心腹。毛文龙希望最好是能把这个人骗来除掉，所以在马秀才等人第一次来后，又放他们回去。但皇太极没有上当，第二次仍旧是派马秀才等五人来。
毛文龙也就索性不绕圈子了，把这五人抓了起来，那个叫马秀才的汉奸，民愤极大，当场就被岛上人民杀死，剩下四个后金头目解送到北京。
同时毛文龙提醒朝廷，金人到我这里来求和，肯定是想向西进攻肆虐，所以西边关口一定要注意好防守。
而毛文龙另一边又对后金回信说是马秀才等人误上船，请皇太极不要误会云云。这当然完全是把对方当小孩骗了，其实说穿了就是对皇太极的欺侮、戏弄，有趣的是现在居然还有傻瓜相信误上船的说法是真的。
据他们说毛文龙是真心要和后金勾结的，但不巧的是后金使者在皮岛上误登了户部派来的船只，所以毛文龙就没有办法勾结下去了！
这是把后金派来的使者当白痴了，也是把毛文龙和皇太极都当白痴。
皮岛是毛文龙的地盘！如果毛文龙连自己的地盘都控制不了，连后金派来的使者上哪条船都管不了？那他还混什么？
有些人一边往毛文龙头上扣海外天子的帽子，什么专制跋扈，横行一方云云，说得真是手舞足蹈，唾沫横飞；另一边却相信毛文龙在自己的地盘连后金派来的使者都保护不了，这个使者又神经搭错，自己主动跑到户部的船只上去，然后被送到京城领死。
这些人究竟是被仇恨毛文龙的情绪冲昏了头脑呢？还是真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线？
实际上毛文龙捕杀后金使者的行为，起到了非常好的震慑作用。以至在毛文龙死后，金人对此还心有余悸。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岛上内讧变乱不断，后金乘机来招降时还提到此事。
罗振玉编《史料丛刊初编》收录的《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有这样的记录，崇祯三年岛上作乱的刘氏兄弟和皇太极联络，希望能派个金人到岛上去。皇太极回信说，本来呢，确实应该派一个金人到岛上去负责和你们联络的，但是因为以前毛文龙对后金派来的使者，不是杀掉就是送到北京，所以我们这边的金人都不敢再到皮岛上来了云云。
对这封谕贴涉及的事件，后面还会有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回到正题。在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毛文龙给崇祯的奏疏里，也把后金多次有书信来，而他也多次回信加以哄骗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据远哨拨夜带回来乡胡四等口称：系敌孤山名下跟役，在营内听得敌说屡次有书差人送与毛都督请和，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及差人送礼讲起，又不依。反将我人解送赴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等兄弟七人收回岛去。”
对自己回信给后金，戏弄欺骗对方的事情，毫无隐瞒！
袁崇焕收留后金使者，在近一年内秘而不宣，丝毫不向政府报告，对照毛文龙，后金使者一来就上报，后来又把后金使者抓的抓，杀的杀，前后多次向政府报告经过情形以及自己的想法安排。两相对比，究竟谁才是在通敌？谁才是忠诚不二？
还有一个被许多人拿来大做文章，说是毛文龙通敌叛国证据的，就是《满文老档》所载毛文龙给皇太极一封信中的一句话：“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亦不归尔管辖。”
而实际上呢，这本身就是毛文龙对皇太极的戏弄之辞，也即后金所说的“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的情况。如果毛文龙要真心勾结后金，那会建议后金去打山海关吗？山海关是明军重点防守地区，那不是让后金去找死吗？
从毛文龙的奏疏来看，他在天启年间就知道明朝的薄弱地区在蓟镇，最担心的就是后金绕道进攻喜峰口一带，为此不厌其烦，反复提醒政府注意这一地区的防守。现在他给皇太极的信，反而去让他打山海关，用意如何，不言自明！
对这一点，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里就记载了皇太极在天聪二年也就是崇祯元年十月给毛文龙的回信，里面恼羞成怒的说：“或攻山海、山东，各处攻取，我肯令尔知道？”“你用虚言诱骗差人几名，有何好处？”
皇太极的意思，我去攻山海关，让你毛文龙先知道，这不等于让明朝提前设伏，后金军队自寻死路吗？你当我皇太极是傻瓜吗？到现在你毛文龙的所有行动都是在帮明朝来打我，却口头上说让我去攻山海关，你真把我当蠢驴来戏弄啊！
有些人把毛文龙对皇太极的愚弄、戏耍之辞全都当成真的，然后唾沫横飞以此认定毛文龙是真心要勾结后金，真心建议后金去打山海关。
当时处在和毛文龙敌对第一线的皇太极根据自己掌握的消息、情报，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毛文龙始终在戏弄欺骗他们，实际行动处处都是在和他们敌对，不存在任何让毛文龙投降他们的可能！
而他们这些人根据从毛文龙写给皇太极的信中断章取义截取的一句话，就信口雌黄断定，他们比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皇太极更了解情况，断定毛文龙就是私通、勾结后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究竟谁才是傻蛋？是皇太极呢？还是这些人呢？
七、最客气的罪名：浮夸骄恣
相对于上面的种种吓人罪名，说毛文龙浮夸骄恣，已经是很温柔客气了。自从夏允彝的《幸存录》这么说之后，其他还算中立客观的史书就对此纷纷抄袭沿用。然而，在当时的人以为客观，在现在我们能看到更充分史料的情况下，却未必还是客观了。
首先来说浮夸。
浮夸可以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现有战功的虚报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对未来的许诺，比如夸下海口，说只要军饷充足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后金等等。
1.能证实的功劳很大
这似乎和上面的冒功重复了，但其实不一样，冒功是说功劳有还是无，而浮夸涉及的是功劳是小还是大的问题。
这也可以分解成两点。
第一点是毛文龙对自己总体上所起的作用，有没有虚报夸大？
第二点就是具体的数字，比如接应辽东难民多少，杀敌多少，擒获俘虏多少，策反敌人多少，有没有虚报夸大？
就第一点来说，本书开头几章，就长篇累牍地提到《满文老档》的记载，结合当时形势的分析论证来看，不存在任何虚报、夸大的地方。毛文龙自己甚至还显得过于谦虚了一些，他对后金不是纤芥之疾，甚至也不是芒刺在背，而是威胁到其生死存亡的心腹大患。
至于第二点，目前可以通过第二方、第三方来验证的数字，主要是毛文龙从后金占领区策反接应的辽东难民数量。后金的《满文老档》以及内阁大库残留档案，还有朝鲜的《李朝实录》可以验证，此数量确实达到百万规模，这方面毛文龙是没有虚报夸大的。
剩下的就是毛文龙与后金作战每次具体的杀敌数字，但这一点要完全验证，比较困难。作为后金这方面的记录来说，金人素以野战无敌为荣，攻城受损，并不以为耻，也不讳言。而唯独在野战中屡次败于毛文龙，损兵折将，则视为羞耻，讳言其事。
而清后来的统治者又为掩盖努尔哈赤、皇太极曾经有过的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无能，并且保持和他们在各种官修史书英明神武形象的一致，刻意删除、修改相关档案记录。
所以我们只能在《满文老档》中找到大量蛛丝马迹的旁证，却无法获得最直接的记录来和毛文龙的东江塘报做对照验证。
而朝鲜这方面，君臣昏庸，畏敌如虎，侦探不明，他们只能知道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却无法探明每次作战，后金具体损失多少，加之其本身厌恶、仇视毛文龙的立场倾向，也不愿意记载毛文龙具体的战功，所以也无法从《李朝实录》中获得最直接的杀敌数字记载。
历史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我们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来下结论，而不能用自己的胡乱猜疑和想象给历史人物来定罪。
就目前掌握的事实来说，毛文龙在总体上给后金的打击、牵制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这点《满文老档》自己的记载就足以证明，至于具体每次战斗杀敌情况，在缺乏足够论据之前，不能妄下断言说毛文龙在虚报。
2.灭后金不是夸海口
对于许多明朝官员来说，后金似乎是战斗力强悍到根本不可战胜的对手，任何在短时间内能够消灭后金的说法都让他们觉得难以置信。包括向崇祯皇帝夸海口说五年灭虏的袁崇焕，他自己都承认五年不过是随口应付，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靠修城守城慢慢拖死后金。
在这种情况下，毛文龙说过的一些话就显得很刺眼了。
比如他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十日的奏疏里说如果朝廷早点能相信他，粮饷器械能和关宁一样凑手，那奴夷早就被消灭了，辽东早就收复了。奈何朝廷文官对他始终半信半疑，猜忌、毁谤不断。
在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塘报里，毛文龙又说九年以来，他呕尽心血，每每把后金的情形，以及进兵的关键，一口担当，屡次上疏请求，恢复辽地。如果能有人和他同心协力，早就成功了。可是大臣们自己不了解地利、敌情，还偏执无比，舆论掣肘，耽误到如今。
毛文龙说只要给他充足的军饷、器械，“奴早灭，辽早复矣”，在一些人眼里，自是吹牛无疑。
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过《满文老档》，以及深入分析明金战争的态势，以及几次交战胜败的原因，就可以知道毛文龙不但没有吹牛，而且是在极其透彻了解局势情况下的断言。
大部分人是被以前明军的失败蒙住了眼睛，吓破了胆子，以至看不到真相了。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明军最初的失败比如萨尔浒战役，主要原因不是战斗力不如金兵，而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轻敌，再加军队数量本身就偏少，行动计划又没有保密性，才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
天启初年的几次失败如袁应泰之败，王化贞之败，则基本上都是内奸作乱献城，导致全线溃败。
论真正的战斗力，后金军队远没有各方人士吹嘘的那样厉害，受过精良训练的明军，只要敢于作战，即便在占据数量劣势的情况下，也能给后金造成相当大的伤亡。天启初年的浑河之战就是证明。
许多不动脑筋的明方官员、将领只是看到以前与后金作战的一连串失败，就心惊胆战，将失败简单归结为后金军队战斗能力太强了，而很少真正具体分析失败的原因。
官员、将领是如此，普通士兵当然就更如此了，这导致明军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怯战心理，一听要和后金打野战，就心里发怵，就觉得要失败。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再去打仗，本来可以相持下去的战斗，都会因为临阵怯懦而全线崩溃甚至未战先逃。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是怯战，就越是打不过，越是打不过，就越觉得后金强大无比，更加怯战。再加上明军的数量大部分时候都处于劣势，于是战胜乃至消灭后金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也就无怪乎许多人认为要对付后金，唯一的办法就是修城守城，避免野战，慢慢地拖。
官员们会觉得只有投入到修城守城中的银子才是有价值的，如果是把银子和大量物资投入到供给更多数量的军队上，他们就会觉得心痛，觉得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打仗，那还不是白白给消灭了。
修城用的银子毫不吝啬，拼命投入。而另一方面对养兵需要的军饷，却吝惜至极，甚至不是设法增加军队数量，反而拼命裁军。
而最后的结果是，关外修筑的城池捆住了明军的手脚，让明军的力量为保住几个孤城陷入彻底的被动，被金兵牵着鼻子走。到最后这些城池成了消耗明朝人力、物力的一个无底洞，一次次的围城打援，结果是野战也失败，城也守不住。
大部分人都被假象迷惑住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而恰恰是毛文龙眼光犀利，一针见血，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也看破了后金外强中干的本质。
明军当时只要解决了三个问题，彻底消灭后金不是五年十年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三年四年的问题，而是一两年之内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哪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情报问题；第二个是数量问题；第三个是士气问题。
就情报问题来说，就是一定要弄清后金的作战特点，行军动向，兵力分布，一句话，后金在干什么，都要心中有数。当然也包括对地理、地形的熟悉，对后金内部矛盾的洞察和利用。
就数量问题来说，也就是一定要保证对金作战的士兵达到足够的数量，而且是不掺任何水分。全局对阵金兵的军队数量至少要在二十万以上，局部的数量也应该在十万以上。而且这个军队不是用来守城的，而是用来野战的。
士气问题，就是士兵碰到后金军队有誓死血战的勇气，不能一打就逃就溃退。
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后金基本上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剩下被宰割的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满文老档》的记载可以看出，后金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到了油尽灯枯，濒临崩溃的局面。说是全民皆兵，实际上，还是要有人为他们种粮食，要有人服劳役为他们修城，为他们制造各种器械，这些大部分是强迫汉人去干的。
但由于其统治的残酷性，导致汉人纷纷逃亡，其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挣扎。用屠刀威胁，最大程度去压榨汉人的劳动，可以维持一时，但后果就是加剧辽人的仇恨和反抗心理。不仅是其统治区内的百姓极端惨苦，就是其军队的士兵本身也是处在一种神经绷紧、极度高压的状态，唯恐冷不丁就有汉人给他们下毒，冷不丁就被打闷棍，晚上睡觉都不能安心，常年过的是提心吊胆、苦不堪言的生活。
后金的统治完全建立在暴力威慑，屠刀压迫之下，而其对军队的驾驭，也完全依赖在军事行动取胜后分赃的诱惑。一旦它在军事上出现颓势，对它的统治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不仅平民的反抗会进一步激烈化，就是军队本身在短时间内都会分崩离析。连守都是不可能守住的。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明军和后金作战，只要情报掌握充分，对其动向虚实了如指掌，派一支对地形非常熟悉，十万以上的军队主动进攻，这个战略主动权就会掌握在明军手中。
如此，明军既不会重演当初在两眼抹黑的萨尔浒战役中被各个击破的悲剧，也不可能如后来每次去救援被围困的孤城被后金牵着鼻子走，最后被全歼，而是倒过来，让后金被明军牵着鼻子，在指定的战场作战。
这十万人设伏奇袭也可，正面对战也可，足以拖住后金主力。而从实际战斗来看，毛文龙由于能洞察后金虚实，熟悉地形，往往只用两万人的部队，就能深入敌境，声东击西，设伏歼敌，来去自如。如果他有十万器械精良的军队，那作用就远远不是牵制了。
这时只要再有另一支十万左右的军队，直接作战，或到后金力量空虚之地，策反汉人将领，策动平民起义也可，则后金的统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即便其在某些据点负隅顽抗，只要切断金兵后勤供应，基本上两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明方只要情报问题、军队数量问题、士气问题解决得好，后金就是秋后蚂蚱。
而这三个问题，毛文龙恰恰已经解决了两个半了。
情报问题，他是彻底解决了，光从前面部分对《满文老档》的摘引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派一两个间谍，或者几十个间谍，而是派出成百上千的间谍到后金统治区去，搞得后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更不用说他还设法策反了许多在后金担任将领职务的汉人为他提供消息。
士气问题，他也解决了。在他那里的士兵，本身就是拼死从后金魔爪下逃出来的辽民。他们的作战勇气和决心，前面就分析过了。实际上，毛文龙率领这些人在军饷极度缺少的条件下，都和后金进行了无数次拼死血战，还基本都是野战，这在关宁方面的明军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这不是说谁的训练更好，谁的单兵素质更强，而是说其他方面的明军就算训练再精良，但如果一打就发怵，就觉得要败了，还是先逃吧，那士兵个人的格斗能力再强都没有用。
而东江的军队本身就是亡命之徒，而且他们清楚知道金兵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怪物，同样脆弱的很，只要以多击少，金兵同样会害怕，会恐惧，甚至连木棍都会畏惧，这种对敌人弱点的了解，是其他明军不具备的。
剩下就是数量问题，而数量问题，毛文龙其实也解决了一半，也就是他本身就从逃到东江的辽民中选拔、聚拢了二十多万的人，加以训练组织，所缺的就是给这二十万人提供足够的兵器、盔甲，还有能让这二十万人都完全吃饱肚子的粮饷。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文龙反复陈述，只要朝廷肯向他提供足够多的军饷，要消灭后金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他在天启三年十月十五日奏疏中说现在的人一提到平奴，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不了解奴贼的情形，心生疑惑所致。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现在就是了解金方的情况，知道镇江可以攻克，率领二百多人去就拿了下来；知道辽民可以鼓动，就把他们招集、收纳起来而不怀疑；知道朝鲜的地方可以利用，就不避猜嫌留在那里；知道一年多没有应援也可以支撑，就安稳地驻扎下来设法牵制；知道金人可以用计取胜，所以多次设疑获胜；又知道明年一定可以扫平奴夷，所以恳请朝廷能发给足够的军饷。最近获得的几次大捷，本来可以把占领的险要长久占据守卫，来拖垮敌人的军队，但因为粮食不够，只能撤回来，所以粮饷的关系非常大。
在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具奏中，毛文龙又说：我涉历辽左三十多年，山川情形，地利险易，全都熟悉。扼奇制胜，都心中有数。所以逡巡到现在而不敢长驱直入，就是因为粮饷不够，士兵都满脸菜色，马匹、盔甲、器械全都没有。驱使赤手空拳、饿着肚子的众人去和强虏作战，这实在是办不到。
别人都认为他是吹嘘浮夸，而在毛文龙不过是对局势深入洞察之后的大实话。
当时的后金，在表面的强大包裹下，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油尽灯枯，苦苦撑持的局面。明朝只要咬紧牙关，拿出狠劲，下大血本，供养一支能吃苦、不怕死、打硬仗、又知己知彼、人数二十万左右的军队，击穿这看似金玉的薄壳，后金在一两年内就必死无疑。
但可惜的就是由于明朝财政大权把握在那些始终把减赋，减轻百姓负担作为己任的官员手里，也由于他们被后金表面的强大迷惑，舍不得拿出能支撑这一战略设想的军饷来，并把毛文龙的大实话当成是漫天要价的吹牛，讥笑讽刺，不屑一顾，甚至厌恶反感，从而把军饷的重头都放在了关宁方面修城上去，最后还上演了杀毛文龙、东江力量内讧瓦解的悲剧。后金解除了后顾之忧，马上攻进关内，靠抢掠来的物资缓解内部矛盾，最终明朝自己反被拖垮。
3.对上级得谄媚才行？
毛文龙一片忠心，难免直言无忌，显得刺眼，这就是所谓骄恣的由来。
他的一些言论，在许多人看来也真算得上桀骜不驯，骄横恣睢。作为一个武官，本来见到文官就应该点头哈腰，阿谀奉承。而毛文龙呢，却偏偏不，甚至对于皇帝，他也直抒胸臆，略无顾忌。
在天启七年和崇祯元年，他接连对皇帝发出“不平者五事”和三个“知之否”的质问，语气之凌厉，情绪之愤激，溢于纸上。
“不平者五事”的奏疏是天启七年七月发出，结果八月份天启皇帝死了，崇祯皇帝九月收到。
第一个不平：我招抚辽民，每天都成千上万，挑选精壮的入伍，老弱的屯田种地，千辛万苦组织起来一支军队，和强敌相抗。现在朝廷却不肯发足够的军饷，让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空拳赤脚，随时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作战，和内地那些逍遥自在，靡费军饷的人相比，究竟谁在吃苦，谁在享乐？
第二个不平：宁远每个月每个士兵的军饷是一两五钱，军官家丁的军饷二两四钱，再加上食用的米每月每人五斗，还有皇帝不时垂恩赏赐。而海外的军官，七年以来总计拿不到半年的俸禄，数百万的士兵百姓，都靠从天津、登莱运来的二十万石米供应，这当中还包括因为海上风浪损失掉的粮食。山东二十万两的银子，在送到东江之前，又有被侵占克扣的。海外七年总计拿到的军饷，可以抵得上宁远两三个月的粮饷吗？
第三个不平：旅顺、石城岛一带，是天津的门户，是敌我必争之地，设立将领严防还唯恐不及。而袁崇焕派来的都司徐敷奏用宁远可以领更多的军饷来煽惑鼓动旅顺参将李鑛、石城岛游击高万重等人烧粮夺船逃走，跑到宁远那边去。不依法严办，反而恢复这些人的官职，纪法何在？
第四个不平：我孤忠自许，一片赤诚之心，可以坦然面对君父，可以质之于鬼神，可就这样，还有人攻击我，说我是当今的安禄山、史思明。我想天下丧了良心的人固然多，但或许也有天良发现的时候，没有像这样良知丧失毁灭殆尽的人。虽然我可以承受这样的污蔑，但死的时候岂能瞑目？
第五个不平：今年春天金兵进攻铁山而到云从，我因为死守死战立功，结果又有人说我是退居云从，和金兵没有丝毫作战。自己血战搏杀，九死一生的经历，竟然埋没在雌黄之口！
而在崇祯元年，他对崇祯皇帝接连用了三个“知之否”加以质问，态度则更显激烈。
我孤处在海外危地，稍有行动就要受到（粮饷不足）掣肘，功劳没有建立多少，（因为讨要军饷）招来的怨恨就已经无数，皇上你知道这一点吗？
朝廷内和地方上的官员，对兵法奇正，地理山川的形势，许多人都没有深切了解，所以各持己见，争论不已，终究不能给金人致命一击。而我在辽东呆了几十年，对形势有最透彻的了解，无奈相隔遥远，难以用笔代舌，把道理说痛快，皇上知道这一点吗？
朝鲜刚被金人侵掠，不能再指望它来解决军需，现在接济东江，就应该在夏、秋两季，每次供应足够的军饷，便于转运，这当中的增损、调节，可以灵活处理，皇上知道这点吗？
毛文龙敢于如此质问皇帝，正因为他赤胆忠心，坦荡无私，对国事忧心如焚，对朝廷官员以及关宁方面将领颟顸、无能，还一意猜忌、掣肘愤怒至极。看到国家危难，东江惨苦，而许多人麻木不仁，日以同室操戈为事，痛激于中，悲达于外，形诸于笔墨，才有这样不畏嫌疑，不避猜忌的秉实直书。正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崇祯皇帝气量宏大，不但不因此责怪，反而一再安慰毛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
但对那些心胸狭窄的官员如袁崇焕来说，毛文龙的奏疏无异是打在他们脸上的一记耳光，他们对毛文龙自然更加恨之入骨了。
另外在歧视武官将领的文官看来，对皇帝进行质问，乃是他们的专利，而现在毛文龙居然敢越俎代庖，那不是骄恣又是什么呢？
八、人可恶了，啥罪名都扣
明代的官员们一直以来最希望实现的事情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也就是又要军队能打仗，又要军队不消耗军饷。
毛文龙最初仅用二百人就攻袭镇江的作为让他们看见长久以来的理想似乎变为现实了，当然是很高兴的。
但是很快毛文龙就让他们失望了，而且越来越失望。毛文龙为了组建二十万人的军队，不但开始索要军饷，而且似乎在狮子大开口。
对于那些一直以为民请命自居，把压低军饷减小人民负担当成是自己神圣、伟大天职的明朝官员来说，这时候毛文龙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就逐渐褪色，甚至越来越显得可恶了。
而一旦一个人显得“可恶”了，那他的一切作为，一切言论都会被罩上一层阴暗的色彩，关于这人的各种信息传闻，坏的会被保留，好的则被自动过滤。毛文龙很自然地就从奇袭敌酋的孤胆英雄，变成许多人心目中好色贪财、胡作非为的跋扈军阀，成天索饷骗钱在皮岛上吃喝玩乐的土皇帝。这是朝中的许多官员对毛文龙态度的演变原因。
而关宁方面的官员和将领对毛文龙的猜忌仇恨，原因就更复杂了。
首先有一点就直接促成了他们对毛文龙的厌恶、仇恨，那就是毛文龙的战功。毛文龙从天启初年到崇祯初年，几乎每年都要向朝廷报上战功，比如砍下多少后金士兵的首级，擒获多少后金的俘虏。
对这些战功，关宁方面的官员、将领，本能的态度就是不相信。在他们看来，我们有朝廷给的这么多军饷，在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其他物质供应都要相对充足，训练相对精良的情况下，都不敢和后金打野战，都只能守城，能守住城池就是大捷了。而你东江居然说连年和后金野战，还屡有斩获，这不是故意羞辱我们吗？
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毛文龙在吹牛，那些头颅肯定是毛文龙杀良冒功！
这样的念头，对关宁方面的人来说，几乎就是一种下意识的，连脑子都不需要过的条件反射。光是这个念头本身就足以让他们对毛文龙厌恶入骨了。
前面提到在天启六年八月的时候，袁崇焕有一份奏疏是承认毛文龙功绩的：“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掣之功，此为最烈。”
但不要认为袁崇焕这里是承认了毛文龙的巨大作用，在袁崇焕看来：
第一，毛文龙只有每次都像这样硬拼才能算牵制，也就是把毛文龙其他时候用更巧妙的战术对后金的杀伤都看成是假冒；
第二，在他看来，毛文龙硬拼血战损失巨大说明东江的战斗力不行，更衬托了他自己的英明神武。
所以他在赞扬毛文龙牵制之功后紧接着就说“况损于我，而偿于西虏与毛帅，奴气又复振，能一刻忘臣哉？”。
也就是后金在我这里受到损失（他把觉华岛的明军惨重损失当作不存在了！），但在蒙古人和毛文龙那里，打了胜仗，找回了场子，士气又振作起来，能有一刻忘记我吗？
毛文龙的血战又成为了他吹嘘自己的借口了！袁崇焕的心态是，我这么厉害，面对后金军队都只敢守城。你毛文龙居然敢于和后金打野战，不仅打野战，而且还能屡次奏捷，那就肯定是假的。只有你受到惨重损失的时候，我才承认你是真的。
另外毛文龙的奏疏里屡次向皇帝提醒应该注意后金绕道的可能，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种可能性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关宁方面这批人提出的部署最大的威胁。这又是对他们的一个刺激，加深了他们对毛文龙的敌视、憎恨。
还有毛文龙要求增加给东江的军饷，这事实上就形成了和关宁方面获得军饷的一种竞争关系了，这也是要招来忌恨的。
登莱等地的官员、将领也存在相近的问题，这同样让他们对毛文龙厌恶、仇恨。
当朝廷的官员，关宁、登莱等地的官员对毛文龙的丑化、攻击合流在一起，攻讦不断，谤书盈箧，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五六年不断。如果一个人看了这么多攻击、丑化毛文龙的材料，那他对毛文龙还会有什么公正的印象？
明朝的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算得上是极为睿智了，他们在这一片对毛文龙的攻讦声中，自己汇集各种信息分析判断，不为谗言所动，坚持对毛文龙的信任，确实难能可贵。
但是能像天启和崇祯这样具备清醒头脑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听风就是雨，看见一点只鳞片爪的信息，就自以为得之矣。于是，即便在当时，毛文龙就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变成了小丑恶棍了。毕竟中国的成语“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不是白来的！
有些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人仅仅因为别人对他的不满、厌恶就被丑化、歪曲成一个和他本来面目截然相反的人？
那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作为毛文龙所受诽谤的参照，这就是熊廷弼。
熊廷弼算来条件比毛文龙优越得多：他本身就是文官，进士及第，而且乡试是解元，就算在文官内部，都是极为荣耀体面的出身，不存在毛文龙作为武官被文官歧视的问题。而且他在辽东对后金的正面战场任职，所作所为，容易被朝廷知道，不像毛文龙孤悬海岛，深入敌后，纵然拼死杀敌，屡次建功，也被朝廷内的人半信半疑，当成捏造、吹嘘。
可即便如此，因为他实心任事，整顿局面，索兵索饷，就招致朝廷内官员厌恶，再加上脾气不好，人缘坏，三来二去，短短一年内就被黑得不成样子。
《明史•熊廷弼传》里摘录了一些攻击熊廷弼的奏疏内容：“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总之几乎就是把熊廷弼描绘成光吃饭不干事，空耗军饷的无能之徒了。
熊廷弼同样是赤胆忠心，同样是才能出类拔萃，卓越超群，他的方方面面条件都比毛文龙优越了这么多，可就是这样，他还是被攻击，被丑化。如果一个人只看到那些抹黑的奏疏，他又会如何评价熊廷弼呢？应该说只能得到完全失真的评价。
熊廷弼尚且如此，那毛文龙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也正因为熊廷弼比毛文龙有诸多优越条件，在他死后，赞扬的声音很快又成为了主流，入清之后，因为熊廷弼死于明朝官方的判决，维持熊廷弼的正面形象也有利于丑化明朝。所以我们现在能一开始就以公正的角度看待他，而不被那些当年丑化他的言辞所欺骗蛊惑。
而毛文龙，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了。
他被袁崇焕杀害之后，很快就是己巳之变，他的作用是立竿见影被明人体会到的。在明人那里，至少对于他的评价是毁誉参半：有根据事实热情歌颂、赞扬的，也有依旧执拗于偏见，加以贬低、丑化的；有全盘肯定的，也有承认功绩，但否定其人品的，同样有全盘否定的。
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所谓真理愈辩愈明，毛文龙的真实形象，假以时日，自然就能水落石出。
但到了清朝中叶之后，袁崇焕成为乾隆钦定吹捧的对象（讽刺的是乾隆此人在自己写的影响范围较小的一些文字里倒是说了真心话，他对袁崇焕评价并不高），以达到丑化崇祯的目的，而作为袁崇焕对立面的毛文龙就无可挽回地被定格成了小丑、恶棍，受人唾弃鄙视，所以当年攻击丑化毛文龙的明人奏疏言论都被当成事实来对待。
这样，今人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袁崇焕是无辜被杀的英雄，毛文龙则是死有余辜的军阀，对两个人的评价，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有公正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