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长枪毙司令能不受惩？
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问题上，有些评论已经是不能用偏见来形容了！
比如金庸的《袁崇焕评传》里说“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地侵犯了君权”。
还有一些文章里说“袁崇焕在他对毛文龙先斩后奏时就已为他的惨死埋下了伏笔。因为这是侵犯皇权。你把皇帝当老几了”？“偏偏崇祯帝猜忌心极强，专权欲极盛”，“而杀袁的动因，乃是为维护专制皇权”。
这类评论唯一的价值，大概就是展示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条件反射式的思维格式。
杀毛文龙是触犯君权，所以引发崇祯的猜忌、不满和恐惧，所以导致崇祯最后要杀袁崇焕，你还可以听到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么？
莫非在废除皇帝的今天，在君权荡然无存的今天，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里，国防部长就是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军区司令直接枪毙的？枪毙之后，还应该逍遥法外，如果受到法律制裁，就是专制皇权？
而实际上在明代，要杀掉一个军区司令，不经过审判，不经过官员的会审，核实罪行，这是皇帝都不可能做到的。这不是挑战皇权的问题，而是挑战整个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
有些现代人，口口声声把民主、自由挂在嘴边，唾沫横飞地批判所谓明朝的君主专制，而实则，他们骨子里信奉的恰恰是不折不扣的专制者和暴君的逻辑。
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比如袁崇焕这样的人，随便给人定罪，随便杀人都是理所当然，不但不是罪行，还是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吹嘘、赞美的英雄壮举。就算勉强承认确实是杀错了，但也是轻描淡写，似乎杀了就杀了，也没啥大不了。
只要是他们厌恶的人，被私刑滥杀，那也是死了活该，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未经核实的罪名当成事实扣在其头上，没有任何审判就直接处死，死了之后，在当事人无法自我辩护的情况下，再搞缺席审判。一条人命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草芥。
当他们喜欢的人，在法律程序下，经过八个月的审判，罪状确凿，再被处死，就成了所谓皇帝“猜忌心极强，专权欲极盛”导致“专制悲剧”，就是“令人扼腕叹息”了。
就这类人，还煞有介事、居高临下地来批判明代的君权？随便找明朝的皇帝出来，十个里倒有八个比这些所谓的现代人，思想更开通和民主，更懂得什么是依法治国。
袁崇焕杀毛文龙不是什么侵犯君权，而是侵犯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现代国家的容忍底线！如果是现代社会，在战争状态下，出现类似袁崇焕这样的人，造成如此严重恶劣的后果，他被送上军事法庭，也足够枪毙两三次了！
有些人把自己阴暗的心理塞到崇祯皇帝的肚子里去，口口声声说崇祯皇帝多疑，猜忌，唯恐别人威胁自己的皇权。
真是可以让人仰天大笑，事实证明，多疑的不是崇祯，猜忌的也不是崇祯，唯恐别人威胁自己的更不是崇祯，而恰恰是那个被他们粉饰涂抹得光鲜亮丽的袁崇焕！
就以对毛文龙的态度而言，无论天启和崇祯都不猜忌，都能信任，而正是袁崇焕这些人在病态的多疑、疯狂的猜忌下，必欲杀之后快。天启皇帝就不必多说，对毛文龙嘉奖备至，史不绝书。到了崇祯皇帝那里，尽管攻击、诽谤毛文龙的奏疏不断，但他对毛文龙总体态度还是信任的。不妨把他几次对毛文龙的批示列举一下。
在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二的心迹不言自明了。我正殷切期盼，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
你的辛苦我都知道，你的忠诚我也理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退休呢？还希望能更加奋发努力，来让我宽慰。
在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
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经陆续发送解运，况且海天寥阔，怎么能送一次就够了。但应当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至于兵额多少，月饷多少，总兵应该把数字都开报上来。
在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毛文龙本就是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别人的诽谤议论，何足置辩。
在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崇祯又表示对他的理解：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情，文龙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予深切期望。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
纵观以上这些记录，尽管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对一些情况还不是完全了解，崇祯皇帝并没有给予毛文龙最大程度的支持，但他总体的态度，还是信任毛文龙，理解毛文龙，希望毛文龙能够克服困难，尽力把东江维持下去，期望他能建立更大的功勋。他对毛文龙因为受谤太多激愤之下主动提出的辞职，都是好言安慰，一口回绝的。
就这样，皇帝对手握军权的毛文龙，能够宽容、理解、信任，寄予殷切希望，但袁崇焕这样的人，却视毛文龙为眼中钉，肉中刺，成天疑神疑鬼，直至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他。可见，真正心胸狭隘，多疑猜忌的不是明朝的皇帝，而恰恰是被人吹捧的袁崇焕。
而程本直的《漩声记》中说要除掉毛文龙的不是一个人，他们想除掉毛文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光是弹劾他的奏疏就数以百计了。因此是左右官员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之所以不杀，不是不应该杀，而是没有能力杀。所以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举国称快，皇上也高兴，杀毛后表示许可的圣谕就是彰明昭著的证据。
确实，自从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对其诽谤、攻击者不断，然而这就是可以杀毛文龙的理由么？就是所谓“国人皆曰可杀”么？
若按照这种逻辑，当万历末期、天启初年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的时候，就已经被攻讦不断，那是不是当时熊廷弼就可以不受审判，直接处死了？
若按照这种逻辑，在万历初年担任首辅的张居正因为夺情被众多文官攻击得狗血喷头之时，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把张居正杀了，还大义凛然摆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架势？
更不必说当时的情形，攻击毛文龙者固然极多，但为毛文龙辩护，热烈赞扬其作用的也大有人在。前有亲自视察过皮岛的姜曰广、王梦尹这两位以廉洁忠贞著称的官员对毛文龙的高度评价，后有徐尔一的千言奏疏，力辩泼于毛文龙身上脏水之无稽，力荐毛文龙为扶危定倾之英雄。还有如多次担任兵部尚书的王在晋，丰城侯李承祚等人，都是推许毛文龙的。甚至就是作为袁崇焕前辈的孙承宗都是承认甚至赞扬毛文龙之功绩的。这就是程本直所谓的“国人皆曰可杀”？程本直把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用即成事实要挟逼迫，皇帝迫于无奈不得不追加的认可，当成杀毛文龙合法性的证据，只能说是把天下人都当成是可以愚弄的傻瓜了。
二、杀了毛文龙，后金笑开花
1.东江将士，谁其用之？
毛文龙活着时，后金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踏入关内一步，就是对宁远、锦州之攻击，都只能是浅尝辄止，而无法长期围困。毛文龙一死，仅仅三个月后，后金就迅速出动，绕道进关，攻到北京城下。而以后清军对大凌河城的围困，对锦州的围困，再不像以前那样打个两天或一个月不到就回去，而是成年累月，直至守城官兵粮食耗尽投降为止。这铁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
从短期也就是崇祯二年（1629年）这段时间看，袁崇焕杀毛文龙当下就导致岛上兵民人心散乱，原先对后金的间谍侦探自然完全停止，对后金的牵掣、袭击更谈不上。
从长期看，原先毛文龙聚集的可以组织成军队的几十万力量散失殆尽，只剩下几万军队，和百姓总计不过十几万，分布在众多岛上，力量已经极度削弱，再无法形成毛文龙时期的那种巨大牵掣作用。
而更恶劣的是，袁崇焕的举措，使得毛文龙费劲心血挑选、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才干出众的辽东将领，或陷于内讧屠杀，或陆续倒向后金，导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胜负天平开始完全倒向后金一方。
袁崇焕在杀害毛文龙后先是把东江军队一分为四，让毛文龙族子毛承禄管一支，他自己的亲信徐敷奏管一支，刘兴祚管一支，陈继盛管一支。（《崇祯长编》中毛承禄作毛承祚，似误。）
他的用意无非就是让东江的力量分化瓦解，互相挟制，这样才能让他多疑、猜忌的心放下来，他自己在奏疏里就声称，如果再填补一个总兵来接替毛文龙的位置，那说不定就会有第二个毛文龙。
他所谓的“文龙之后，宁无文龙树敌酿忧”，联系这个时候他正收留后金使者，双方联络处于火热的状态，似乎确实是怕毛文龙袭击后金破他的好事，所以才下杀手，为了避免再出一个毛文龙“树敌酿忧”，才坚持不在东江设帅。
后续的奏疏里，更明确，袁不设总兵的意图就是要让东江军队无法统一号令，陷于互相争夺利益，互相牵掣猜忌的处境中。
他的奏疏大意是辽东原本就一个军区，现在河东增加一个军区，但胜任总兵的人，难以找到。况且对武官来说，总兵的职位已经是极品了，一得之后就等于喂饱了的老鹰。不如空出这个位置，作为激励武将的悬赏。现在就把东江军队分为两支，谁有功劳谁就能得到总兵之职。
事态的发展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东江此后内斗不休，叛乱不止，几无宁日。崇祯三年（163O年）五月，在刘兴祚和后金作战英勇战死后，刘氏兄弟在岛内就开始作乱，杀死副总兵陈继盛。
刘兴治杀死陈继盛前后，皇太极就与之联系上了，前面已经提到过《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记录的皇太极给占据岛上的刘氏兄弟的书信内容。
后面还附有刘兴治等来书：“大金国汗，汤武尧舜之君，实有所以收拾人心者也，臣等有先见，戮职官陈继盛等率众归服。”
这就是怀着要投降后金的心思了，先不论刘兴治等人降金之心是真是假，其当时杀掠各岛，已为叛乱无疑。据《崇祯长编》记载：“刘兴治既杀陈继盛等，因与其兄弟放船至长山岛，纵兵杀掠。”
明朝局势本就险恶，此时更雪上加霜。以至当时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有“建州之外又生一建州矣”的感叹。
之后，明方勉强把刘兴治招抚、安定下来，但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三月，岛上众将又开始互相仇杀。据登莱总兵黄龙的报告，刘氏兄弟在岛上杀戮沈世魁一家人，只有沈世魁一人逃脱，甚至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最后是沈世魁杀死刘兴治，岛上乱局才算平定。
到了崇祯四年十一月，黄龙被任命为皮岛总兵，镇守东江。
就在同一个月，原属东江部队的孔有德在支援辽东途中叛乱；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耿仲明在登莱城内叛；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等人从海上逃奔后金，黄龙战死。
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的叛乱，对明朝造成的打击之巨大，是无法形容的。不但导致山东地区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陷于兵荒马乱，残破不堪，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之大难以估量。更是让当时明军在登莱地区聚集训练的最先进的火器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反归后金所有。
在孔有德等人逃奔金国后，崇祯六年（1633年）九月沈世魁任东江总兵，六年十二月，东江石城都司尚可喜投降后金。
此后东江皮岛又在沈世魁的率领下，勉强坚持了三年半的时间。而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在原东江部队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带领下，金兵彻底攻陷皮岛。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中说：以前毛文龙守云从岛的时候，建州兵屡次攻打不下来，文龙既然被杀死，刘兴治又因为愤激作乱，人心更加摇动。到了这个时候，建州兵，用辽将作为前驱，熟谙水战，习惯地利，所向立下，而陈洪范观望不协力，沈世魁孤军覆没。
可以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明金战争之间一个最根本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明方无论打了多少败仗，都是处于战略上主动有利的位置，而后金是日暮途穷的困兽。毛文龙一死，态势则完全颠倒过来。
这不仅是后金可以摆脱东江后顾之忧，长驱绕道，直入关内抢掠，更是导致决定胜负天平的辽人将官士兵的向背趋势彻底扭转。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我提到过孙承宗的一句话：“夫贼抚辽以为用，与贼杀辽人以驱之为我用，斯天下安危之大机也”。
也应该记得毛文龙说的话：“夫招练辽兵，既免安家行粮，又省日月之稽迟，兼习敌情，而我得一人，敌即失一人，策之得也。”
以前是毛文龙抚辽人以为明用，尚可喜、耿仲明就是代表。而现在是袁崇焕杀毛文龙而驱辽人为贼用。
在毛文龙时期，无论条件多艰苦，可总体上还是辽人将士，心向汉营，不断设法起义来归，更不必说上百万的百姓由毛文龙接应逃出金人魔爪。
而到了毛文龙一死，情形就完全颠倒过来了，成了毛文龙苦心收集选拔训练出来的那些极为精明能干、出类拔萃的辽人将士，纷纷叛乱投降后金。天下安危之大机已经完全倒向了不利于明朝的一面。而袁崇焕杀害毛文龙是造成这一恶果最根本、最决定性的因素。
实际上，在袁崇焕杀毛文龙之时，岛上将士已经因为极度悲愤，有了叛乱之心。据毛奇龄所写的《毛总戎墓志铭》记述，毛文龙被杀当天，东江将士悲愤痛哭，要追杀袁崇焕为毛文龙报仇，被毛文龙的儿子（是过继的族子非亲子）毛承禄阻止。
这条记载可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以及“文龙之诛，岛中危惧，几于生变”的记载对照。
而从崇祯三年十二月黄道周的一份奏疏来看，刘兴治的叛乱都可能是以毛文龙无辜被杀为借口。
当时原任首辅钱龙锡（袁崇焕的后台，杀害毛文龙的同谋）被下狱，黄道周为钱龙锡求情，写了一份奏疏，说是如今街谈巷议都认为杀钱龙锡是给毛文龙报仇。舆论既然是这样，边将（指皮岛官兵）必定因此更加骄横，代表政府的内阁大臣就会显得矮一头了。
杀阁臣给毛文龙报仇是可以的，但因此让刘兴治叛乱行为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借口（为毛文龙被杀出气）就糟糕了。如今东江正在作乱，歌颂毛文龙就会助长刘兴治的气焰，是绝对不行的。
从黄道周奏疏可以判断，当时刘兴治作乱，其煽动岛兵的借口多半还是毛文龙无辜被害，所以黄道周才说：“杀一阁臣为毛文龙报仇犹可，为刘兴治树帜则不可。”
当然从这个奏疏看，黄道周之类人也是极度昏聩的，他们的做法恰恰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当时能够迅速为毛文龙平反，或许还能挽回不少人心，结果由于他们对此坚决抵制的态度，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黄道周上奏疏之前的崇祯三年五月，毛文龙的族子毛承禄就为父伸冤，备述毛文龙以往预警后金绕道，接应辽民，牵制后金之大功，言辞哀切，泣血抆泪。但结果是“揭上，朝臣不之省”。
这导致东江将士的悲愤情绪没有得到足够抚慰，反而不断郁积。
据《崇祯长编》里的记载，毛承禄在崇祯四年末五年初孔有德、耿仲明的叛乱中，也从广鹿岛入登莱跟随孔、耿二人一起反叛。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那显然就是因为父冤不得伸，愤懑不平所致。
但又据《东江遗事》所记，毛承禄并未和孔有德等人一起反叛，事情真相是毛承禄被孙元化派去劝说孔有德等人重新归明，孔有德让他同流合污，他都拒绝了，只是回来后，因为谗言陷害而被杀。他本身一直是忠贞不改。
若此，则两下对照，长编中记载毛承禄与孔有德合流之事应该是谗言未得澄清的结果。以情理来判断，按照毛承禄在东江的身份和影响力，如果是他参与了叛乱，那在叛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必然在孔有德等人之上，叛军应该是拥戴他作为领袖，而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默无声息，仅作为一个协从参与者被提到。
但无论如何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叛乱的根本原因就是毛文龙被冤杀造成的愤懑心理以及对继续留在明军内前途的悲观、失望，这是没有疑问的。
《东江遗事》中的《耿靖南传》说“仲明顾有德叹曰：‘大将军（即毛文龙）要合义旅，跋涉荒陬，出万死以复疆宇，而卒以冤死。我与尔直若几上肉耳，可郁郁久居此乎？’有德然之，遂率兵归本朝”。
《孔定南传》中说：“及文龙为袁崇焕所杀，调往山东孙元化麾下……兵饷不以时至，众军皆哗，有德叹曰‘大将军功名卓卓，犹且不免，我辈死固晚矣，时事如此，尚可为耶！’”
总之他们的意思就是，毛文龙这样舍生忘死，白手起家，立下功劳无数的大将年尚且落得个无辜被杀的下场，那我们继续在明朝这边干下去，还有什么指望？还是投靠后金算了。
正如前面引用过的陆云龙的慨叹：“尝闻东江辽兵最耐苦，持炒一升，可支十许日，昼伏夜行，卧草餐霜，能出不意杀人擒人，皆一班可用之士。今其士固在也，谁其用之？谁其用之？！”
看了这些事实，不免让人慨叹袁崇焕究竟何以非杀毛文龙不可？为逞一己之欲，袁崇焕贻误国事如此。
2.大家放手同室操戈吧！
前面都是论证毛文龙无罪而被袁崇焕冤杀，退一步说，无论毛文龙有没有罪，该不该杀，都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而并非是他袁崇焕一个人来决定。这点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势必造成各个地方官员，各个边镇将帅，自行其是，在重大决策上擅自主张。结果是客观上形成割据分裂局面，上下一盘散沙，力量无法协调统一，甚至互相内讧窝里斗，后果不堪设想！
由中央来决定一些重大问题，表面上可能暂时带来效率的损失，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甚至是决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命运前途的问题。
宋朝、明朝好不容易解决了唐朝军阀割据，地方分裂的局面，明朝更在宋朝的基础上完善体制，严密化了制度。而袁崇焕却利用皇帝对他的信任，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制度，这样的行为恶劣程度是无以言表的。
一旦这个头一开，这个先例一开，既然袁崇焕可以这么做，那么以后类似级别，类似地位的官员、将领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事实上，后来南明政权确实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如果大家都来这么一套，看某个官员、某个将领不顺眼了，就自己罗织罪名，把他杀了，那么这个政府还怎么维持下去？
袁崇焕手中是有尚方宝剑，但毛文龙手中也有尚方宝剑，如果袁崇焕认为自己有权力杀毛文龙，但毛文龙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认为自己可以杀袁崇焕？而且尚方宝剑是派什么用的？尚方宝剑的作用是当军情紧急，需要马上处理，如果上报朝廷，上报皇帝，延误军机，这个时候才需用尚方宝剑。而不是在明明有充分的时间奏报朝廷的情况下，为了避开管理，而自己去滥杀一个看不顺眼的高级官员将领！然后再去逼着政府去认可这个既成事实！
袁崇焕对自己行为的恶劣程度，并非不知道，《袁崇焕资料集录》里收录的《今史》里有一份他的奏疏，里面说到即便最后自己真的能消灭后金，这个功绩也不足以抵消杀毛文龙的罪行，他愿意到时候“赎死而不受赏”。
这番话虽然是惺惺作态，伪善至极，但却足以表明其擅杀毛文龙行为的恶劣程度，连他自己都是清楚的。
不要说毛文龙无罪有功，无辜被害，即便毛文龙真是有罪过，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袁崇焕所杀，就足够定袁崇焕的死罪了。
不要说他因为渎职让后金从所未有地攻到北京城下，就是他实现了五年平辽的许诺，按律他都该死。
过去明朝的文官之间也内斗，但无论内斗激烈到什么样的程度，最后矛盾解决还是依靠中央朝廷的法令，杀谁贬谁都是通过政府来决定的。
可是袁崇焕倒好，自说自话就把一个于国家有功，镇守要害位置的将帅给杀掉了。他让那些不隶属于他的将领怎么想？让那些原本在毛文龙手下镇守皮岛的将领们怎么想？让底下的士兵怎么想？
如果明朝内部官员和将领之间相处，都要这么提心吊胆，都要随时提防以免一不小心就被自己同僚或上司给杀掉，那还怎么抵御外敌，还怎么齐心协力？
以后南明好几次功败垂成，实际上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在互相内讧。本来集中在中央层面的争斗直接向地方上，向军队扩散，造成各地方，各支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夺势力，争夺地盘，甚至自相残杀！大部分的力量都消耗在内斗中，反而让清朝渔翁得利。可以说袁崇焕开的这个极为恶劣的头，难辞其咎。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外敌上，反倒一上任就急着杀自己人毛文龙，此举是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做法。
明朝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文集》的《万时辂传》中就以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反面例子，其中提到某四川人王朝先原为毛文龙部下。毛文龙被杀后，回到关内，后为黄斌卿前军将军。当时某官（似为兵部侍郎头衔）奉命视师，袭杀总兵丁慧生。王朝先大怒，想要起兵攻杀该官报仇，被万时辂劝止，他替王朝先作了一份谴责书信，是这么说的：“毛帅屹然长城，虽以鲁莽无知识如朝先，亦窃喜疆场之有人，不意毛帅突被戮，万功灰烬，万事瓦解。在昔应侯杀白起，赵高杀蒙恬，张浚杀曲端，秦桧杀岳飞，皆落上将之头于飞矢之日。”
不过这封书信送过去后，被此官先下手为强，袭杀了王朝先，万时辂也不知下落。
我们常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袁崇焕的做法则是反其道行之，把本来就是自己一边的力量也要打击瓦解，推向对立面！后来效仿者层出不穷，其恶劣影响绵延不绝。
三、漂亮话是给自己用的
有一点是很古怪的，程本直、袁崇焕这些人一边把杀毛文龙看成理所当然，另一边却还抬出一套又一套天花乱坠的道理，要皇帝支持边臣。
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然而他似乎没有想过，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他说的这些话也完全可以使用在毛文龙身上！
毛文龙孤处东江，收容大量辽东剃头难民，无日不处于危地、险地。他要设法聚集人心，要派间谍到后金并同时防范后金的奸细，要在饷银不足的情况下，用一切手段来筹措粮饷，要应对来自各方的攻击，正是典型的“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的局面。
毛文龙为了维持东江的明军，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是发给的军饷少得可怜，对后金百般牵掣袭扰，还被朝廷官员说成是糜饷冒功。在这种极危难、极困苦又不受理解的情况下，毛难免因为激愤，言辞有所不敬。在与后金生死相搏的绝地险境下，生存为第一要务，行动举措又不可能严格按照内地优哉游哉的条件规行矩步，因此难免招来诟病。
这种情形，也正是适用袁崇焕所说的“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
毛文龙为养活东江军民，就必须向政府不断陈述困苦，索要更多的军饷，招来廷臣的怨恨；在军饷不足的情况下，又难免寻求朝鲜支援，也因此招致朝鲜怨恨；和后金作战，也必定招来其仇恨，致其散布流言，施展诡计，设法离间、破坏毛文龙与明政府、与朝鲜的关系。
这也正是袁崇焕所说的“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这些话似乎完完全全就是对毛文龙说的！
袁崇焕从一进京就认为毛文龙该杀，不知道他所认为的那些毛文龙当杀的罪状究竟是哪里来的？是他自己亲眼目睹的么？显然不可能！也不过是他道听途说，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已。仅仅凭借这些道听途说的流言，他就认定毛文龙当杀，可谓昏聩已极！
道理，袁崇焕是全知道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启和崇祯皇帝，他们无需多说，自己的行为就能实践这些道理。反而是袁崇焕，成天把这些道理挂在嘴边，但在他看来，这些道理仅仅是用来维护他自己，用来让别人无条件信任他用的！一旦需要他实践这些道理，来对待别人的时候，他就如同得了健忘症一样，完全沉浸在残杀同僚的亢奋、快感中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袁崇焕刚愎自用，自我中心的人格。
而程本直在《漩声记》里的一段话就更有意思了，大意是做事情的人如何如何艰难，杀了做事情的人是容易的，但要找到一个接替做事情的人，就很难办了云云。这些话本身是程本直用来给袁崇焕喊冤的。
但把这段话同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行径对照一下，真是极度讽刺！
毛文龙当然就是一个“任事之人”，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就是其“偾事”，也就是败坏辽事。那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杀之亦必其后之者果足以胜其所杀之者而后可也”，找到接替的人足以能胜过毛文龙呢？
他似乎不但没有考虑，相反还唯恐后来接替的人和毛文龙一样能干，所以不设总兵，千方百计分化、削弱、瓦解东江的力量。他自己承认“今用兵时，应添设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也就是根本没有准备好胜任的接替者，他也不打算去找胜任者。
他杀毛文龙就是为满足自己的快感，根本不考虑后果会如何。程本直说：“如不问其后之何若也，而但绝之以快一朝也，将杀者不可再生也，而人实其难得也。行见任事者一人不如一人也，偾事者一日甚于一日也。诛之不可胜诛，不诛何以服诛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也？”
这道理说得多么好啊！杀毛文龙，袁崇焕是可以快意于一朝了，他就不管以后国家死活如何了！到了事实证明杀毛文龙错误的时候，再要找一个像毛文龙一样的人能找得出来吗？
袁崇焕这样的人，正是“偾事者一日甚于一日也，诛之不可胜诛”，但这个时候，不杀袁崇焕，对得起死去的毛文龙吗？借用程本直自己的话，“不诛何以服诛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也”？
程本直还说“爱封疆者，自当爱及封疆之人也。是故严刑峻罚加于他焉者，犹可言也；严刑峻罚加于封疆之人焉，不可言也”。
又说得多好啊，毛文龙自己就是一个封疆之人，袁崇焕同为封疆之人，何以就不能爱及毛文龙呢？何以非要杀之后快呢？
这甚至都不是严刑峻法！严刑峻法至少是有法可依，有刑可按，袁崇焕杀毛文龙完全是抛开了任何法律，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杀，其对毛文龙何以要如此仇恨呢？
大家可以看看，袁崇焕和他的粉丝，这道理说得真是太完美了，简直无懈可击，但问题就是在他们看来，这道理都是让别人、让皇帝来遵守服从的，让别人来对他们宽容、信任的，而他们自己却是完全可以超脱于这些道理之上的，完全不必付出任何信任宽容，要杀谁就杀谁，觉得谁可恶，就祭出“国人皆曰可杀”的法宝。
究竟说他们是卑鄙呢，还是说他们愚昧好？
在袁崇焕和他的后世的拥趸看来，整个世界都应该是围绕着他们转的，凡是和他同一派的，就是忠臣，就是正人君子，凡是和他们不同流的，那就是奸人，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对象。
所有冠冕堂皇的道理都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而不适合用于其他人。别人对他们宽容信任，是理所当然的，如若不然就是专制，残暴；而他们完全不必去宽容信任别人，把人随便杀了，都是“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阎崇年语）。
这种自我中心的双重标准在袁崇焕和崇祯皇帝的关系里也表现得很突出。
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的时候，是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信任。几乎到了要什么就给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
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要信任就给信任。公道地说一句，崇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然而在袁崇焕方面呢？
他是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皇帝！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应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把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地告诉崇祯吧，如果说得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
然而袁崇焕不，他似乎认为信任只是单方面的，只要皇帝信任他就可以了，他用不着去信任皇帝。他大概知道，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毛文龙的，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的朋友之间，信任也从来不可能是单方面的，都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的，纵然建立起来，也根本无法维持下去。
再看看袁崇焕言辞恳切地要崇祯对他如何如何信任的话，完全就是个笑话！愚弄人也不是这样的，你自己不信任崇祯，又让崇祯怎么来信任你？
而到了后世袁崇焕的拥趸那里，双重标准又一次展现了威力，黑白又被完全颠倒了。在他们嘴巴里，崇祯皇帝就应该无条件信任袁崇焕，否则就是昏君、暴君，就是心胸狭隘，而袁崇焕对皇帝则就是可以欺骗，可以隐瞒，可以戏弄，可以先斩后奏，用既成事实来要挟。
就比如张三信任李四，把自己的钱，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李四，结果李四隐瞒着张三，用这个钱去买股票赔光了，隐瞒着张三把儿子卖给人口贩子了。张三报警，把李四抓起来受惩罚。结果到头来反说张三是心胸狭隘，多疑猜忌，这个世界的黑白就是可以这么颠倒的！
四、对袁崇焕贴切的评价
网络上曾经有人讥笑崇祯皇帝是“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忠奸不分，自毁长城，勤俭爱国，忧国忧民，见识浅薄，疑心过重，自以为是，愚蠢之至”。
这些形容词用来评价崇祯皇帝不太符合事实，但如果用来评价袁崇焕，却是可以一字不改的贴切无比。袁崇焕正是一个“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忠奸不分，自毁长城，勤俭爱国，忧国忧民，见识浅薄，疑心过重，自以为是，愚蠢之至”的人。
黄道周虽然昏庸、迂腐，但《崇祯长编》里记载的他奏疏里的一句话还是不错，就作为这一节内容的结尾吧：“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以五年不动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