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苦力到历史学家的传奇
李光涛先生的《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影响可谓大矣，许多人对毛文龙的印象都是拜其所赐，因此绕过他是绝对不行的。这里不妨先对李光涛做一个简单介绍。关于李光涛先生的生平，可以看1995年的《江淮文史》里张爱斌所写的《历史学家李光涛轶事》一文。这里不妨简单概括叙述一下。
说来他也是一个奇人。1897年生于安徽安庆，五岁丧父，十岁丧母，和弟弟相依为命。卖了六年烧饼油条以糊口，其间靠自学认了一些字。后来管过账，解聘后，又去当码头苦力。因为得罪把头，被暴打一顿，不得不逃到九华山上，削发为僧。
因祸得福的是，主持和尚嗜好明清史，见李光涛记忆力出众，就让他专研之。两年多后，把他推荐到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很赏识他，让他整理当时从皇宫大内流出的明清内阁大库残留档案，扫去灰尘、铺平、分类、捆扎、上架等等，一开始还和其他人一起做，后来就由他一人负责管理。
陈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等人把明清档案整理的结果陆续编成《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己、庚、辛、壬、癸等编。李光涛从乙编开始，均参与撰写补例及编辑工作。因为有直接整理档案之便利，陆续撰成诸多明清史论文。
二、丑化毛文龙才是真
1.后金记录是不了解情况
张爱斌说“李光涛利用明清档案，并参据朝鲜实录，以三方面的原始材料，互相比勘，所以研究成果极为丰硕”。
《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就是其成果之一了，但细观其文，主要倚赖的材料却并非是明清档案，反倒朝鲜方面的记载占据了大头，估计比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李光涛对朝鲜方面的材料倚赖和盲信的程度，可以从他对一则史料的评论中窥见一斑。
在李光涛写的《＆lt;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三辑＆gt;述介》中有一则内容是介绍他在民国五十八年也就是1969年夏天，从清朝档案的烂纸堆里清理出一则天聪二年也即崇祯元年（1628年）一个汉奸官员祝世胤给皇太极上的奏本，奏本里提议用反间计，让宁远方面的袁崇焕猜疑毛文龙，除掉毛文龙，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其实从《满文老档》的记载，我们已经知道后金上上下下一直把毛文龙当作对其威胁最大的头号劲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则档案材料，更进一步能确证这一点。并且提供了毛文龙被朝鲜方面倾陷，被袁崇焕杀害原因的新线索。
后金作为明朝的敌人，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他们的档案材料，本身已经是说明毛文龙作用的铁证了！但是我们的李光涛先生却并不这么看，在他眼里，凡是肯定毛文龙作用的材料都是不对他胃口的。
他的评论是“毛文龙之酿乱海外，即在金国的汉人亦不知其底细，唯朝鲜知之甚审”，也即对不利于其观点的后金档案记录，否定其价值，就算了事。
这样的态度难以令人信服，和毛文龙正面对敌的就是后金，若后金不知道毛文龙对其威胁是大是小，那还有谁知道？
而且把毛文龙当作大敌要除掉的不仅是所谓金国的汉人，《满文老档》中记录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言论比比皆是。李光涛一概视而不见，反视朝鲜贬低、丑化毛文龙的记载为奇货，偏见作祟一至于此。
2.“唯朝鲜知之甚审”
那所谓的“唯朝鲜知之甚审”，其实如何呢？
应该说李光涛先生如果能穿越时空，事先和朝鲜人统一一下口径的话就好了。现在呢，不得不遗憾地说，朝鲜君臣不争气，不太给他面子。
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的时候，朝鲜国王哭丧着脸发表了一通议论，大意是我国在侦探金贼的情报方面无能也就罢了（我国不能探贼情），可气的是金贼的间谍深入到京城，都没有人缉查，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金贼都要把我们国家的人都当成是饭桶了！
天启二年九月，大概是因为毛文龙派人袭击后金地盘，努尔哈赤送书信谴责朝鲜，国王又吓得发抖，赶紧派了一个叫文希贤的使者回信，大喊冤枉：毛文龙率领手下军队，去袭击镇江、汤站等地，朝鲜沿边各镇都不知道，咱们腹地的君臣怎么能知道呢？你金国可不能错怪好人啊。
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旧的国王李珲已经被赶下台了，新的国王李倧刚上任不久。
一个叫申景镇的官员苦着脸说：“我国和大敌对峙也很长时间了，可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形，实在是令人担心。”
国王李倧心有戚戚焉：“对垒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他们兵力的多少，也不知道他们驻扎的地方，就这样也能打仗吗？”
天启三年的闰十月辛亥，有一位朝鲜老兄，完成了一次足以让他成为所有偷渡者偶像的表演。
此人原本是当时已经投降后金的朝鲜将领姜弘立、金景瑞手下的一个士兵。也不知道是真的思乡心切逃回来呢，还是被后金派过来，总而言之，他悄无声息地从后金那边溜达到朝鲜境内，而且一直跑到了京城。还到姜弘立家里去串门，这才被人发现。
朝鲜的一些京城大员自是极为恼怒，心中都在大骂边境官员是干什么吃的，就让人这么穿过边境，一直跑到京城，存心是要大变活人来吓唬俺们么？这人鬼鬼祟祟的，不是奸细才怪！
一个叫李廷龟的官员痛心疾首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现在我国侦探敌情上是完全无能，和金贼对垒，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变故，还是这副德行，像话吗？”
要说朝鲜这帮大爷呢，可能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呢，他们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还得毛文龙来通知他们。
在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的时候，毛文龙对朝鲜边官说：
“你们韩姓的人（指韩润）投降奴夷，把你们国家的情况都告诉给了金人头目，金人正在造很多攻城器具，看样子在今年冬天就会来侵掠了。”
朝鲜国王接到报告后，和官员一起讨论，其中的礼曹判书金尚容的意见是：“毛将善为侦探，而既云有东抢之计，不可诿为孟浪。”
要知道这帮朝鲜大爷一向是看不太起毛文龙的，但现在却说了实话：“毛将善为侦探。”和上面所引李廷龟说的“我国不能侦探”对照一下，也是颇为有趣的。
过了一年，也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的时候，毛文龙方面又一次提醒朝鲜要注意边防。毛文龙手下的徐孤臣告诉朝鲜边官，努尔哈赤死后，第四子皇太极（《李朝实录》里记为“黑还勃烈”）继位，“吩咐先抢东江，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
这次的情报应该说是极为准确的，皇太极在天启七年（1627年）初，正是先发兵征讨毛文龙和朝鲜，然后再去攻打宁远、锦州等地。
在十二月的时候，毛文龙又送秘密揭帖，提醒朝鲜国王，你们有一两个边境官员，暗地和后金勾结，要放金兵过来，你还不知道么？
朝鲜君臣对此的反应是，这个可恶的毛文龙，又在污蔑我朝鲜忠良了，实在太坏了。
那毛文龙是不是在污蔑呢？我们还是把不同史料的记载对照一下。
《满文老档》记载金兵在天启六年正月初八起行，十三日到明军哨兵驻扎警戒的地带，乘夜攻击，六个哨所无一得脱。在十四日晚上，偷袭义州城，用一百人就登上了城池。
对照毛文龙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的塘报：“不意丽人向恨辽民扰害，暗为奴贼奸细，引贼俱换丽帽丽服，将沿途拨夜尽行截杀。”
真相大白，金兵之所以能把毛文龙派驻边境侦查的哨兵（拨夜）一网打尽，导致“六哨无一脱者”，如果没有熟悉地形以及知道明军哨兵具体位置的朝鲜边官和后金勾结作为向导，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样也正因为边臣内应，导致义州城几如儿戏一样被后金一百人就攻取而下。后金为了彰显自己神武，不把朝鲜边官与其勾结的内情写明。但其记述经过，和毛文龙塘报一对照，大致情形，也八九不离十了。
在此之前，如果朝鲜君臣能稍微把毛文龙的警告当回事情，提前预防，严阵以待，那后金想要如此轻松攻下义州，以及同时分兵进攻铁山，大概不会如此容易。
后金大军又在这之后，在朝鲜人的向导带领下，去攻打毛文龙驻守的云从岛，因为毛文龙战守有方，吃了不小的亏。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金兵攻打不下云从，十九日退回宜川，质问朝鲜人：“你说活拿毛都督不难，今我马多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为何死活哄我来，你定是奸细。”于是开刀屠杀。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朝鲜人之所以说“活拿毛都督不难”，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毛文龙就是一个成天靠蒙骗朝廷来升官发财的无能之辈，手下的士兵都是疲劣不堪，器械简陋，比他们朝鲜的军队都远不如。
所以他们是真心诚意地认为不难的，倒并非是有意蒙骗后金。
而和毛文龙打过仗的后金官兵，吃了苦头，当然就恼怒朝鲜人谎报军情，认为是在故意欺骗他们，其实这反倒是冤枉朝鲜人了，实在是朝鲜大爷们的昏聩不明，再加自以为是，超出了后金的想象程度。
结果是毛文龙因为守御得力，损失不大，“奴虽犯抢一番，杀伤不满千人”，而勾结后金做向导来害毛文龙的朝鲜方面，反而损失惨重，“惟丽官丽人自己作孽，受祸亦不为小”。
朝鲜君臣的昏庸，在《李朝实录》记载的天启七年五月刘海（也即刘兴祚）送来的一份密揭中暴露得更清楚了。毛文龙当初给朝鲜群臣发出的提醒，朝鲜人以为是故意和他们过不去，诬陷边臣，而实际上毛文龙的提醒，是来自当时身在后金心在汉的刘兴祚的情报。
《李朝实录》中的这段记载如下，刘海送来密信：“金兵没来之前，我为贵国着想，曾经发密贴，两次和毛帅联络，以通知贵国。又在正月发一密贴给宁远的袁崇焕都堂，让他送信给贵国，或防守，或连和，这片心事，也不知道究竟通知了你们没有？我之所以如此照顾贵国，实际上要尽忠于大明。”
从这份密揭来看，刘兴祚在后金发兵之前，曾经两次把情报设法传递给毛文龙，让毛文龙转达给朝鲜，并且还给宁远的袁崇焕也送过一份密贴，让其转达朝鲜。
毛文龙应该说不负所托，根据《李朝实录》，他在天启六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曾经三次提醒朝鲜要注意后金进犯以及边臣和后金勾结的情况。
但朝鲜都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全不当一回事，反而因此对毛文龙衔恨不已。
而刘兴祚通过袁崇焕方面转达给朝鲜的情报，则似乎成了肉包子打狗，毫无踪迹，在《李朝实录》中找不到半点记载了。
从以上的这些事实来看，可知朝鲜方面对后金情况固然不能了解，即便对自己这方面的情况也稀里糊涂，本身是否做好防御都要依赖于毛文龙的情报，更不必说去了解毛文龙和后金作战之情况了。
到崇祯二年（1629年）毛文龙死后，金兵十月进攻入关，朝鲜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三年（163O年）的正月还摸不着头脑，不敢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昏聩一至于斯。
李光涛所谓的“唯朝鲜知之甚审”，实在近于笑话！
3.朝鲜材料有时也摔地上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朝鲜方面的记载，李光涛也远不是那样尊重。其所引朝鲜的材料到处都充满了断章取义，歪曲解释，甚至直接粗暴否定。
挠敌之事毫无所闻？
比如李光涛宣称毛文龙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到天启二年十一月留朝鲜的这段时间内，与后金作战之事“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唯一例外的宣川林畔之战，那也是金兵找毛文龙算账，而不是毛文龙主动出击去牵制后金。至于毛文龙屡次报告擒杀金兵，自然是假的，因为朝鲜国王说过“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可以充当反证。
应该说李光涛先生的说谎功力，确实已经修炼到了炉火纯青，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地步。
先不说《满文老档》里后金给朝鲜的文书里就明确提到：“毛文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
光是朝鲜《李朝实录》中提到的这段时间里毛文龙对后金打击的记载就是一大串，居然都被李先生无视了。被他拿来当成论据的“朝鲜国王所云（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根本就是在断章取义！
朝鲜国王这话应该是对当时在朝鲜的明朝官员、充当监军的梁之恒说的，本身就是假话。
就在说这话的同一个月内，《李朝实录》里就有许多记载能把谎言撕碎。
如四月己巳，朝鲜国王因为接到报告，获知剃头辽人（“假鞑”）从金占区逃亡出来的人很多，毛文龙也留在鸭绿江靠近金人的地方，不断袭击挑衅金人，所以让朝鲜官员赶快设法让毛文龙躲藏、退避到宣州、铁山一带，明方的侦察兵还有汉人也都设法让他们全部撤走云云。
而紧接着第二天，又有这样的记录，朝鲜国王李珲对他派到毛文龙那边去的官员（接伴使）授意，毛文龙没有监军（指梁之恒）的命令，就招募剃头辽人，轻举妄动，挑衅惹怒金人，甚至派汉人到满浦等地部署军事行动，肯定有难以预料的事变，赶快以死周旋，一定要劝阻毛文龙和金人作战的行动。在鸭绿江边各处的明军侦察兵，还有汉人也都全部撤走云云。
下面还记录有毛文龙拿获朝鲜和后金勾结书信，让朝鲜国王惊恐万分的事情：先是说佟养性领金兵出来把截江口，让监军命令在鸭绿江的明方将领和汉人快撤走。还有接到报告明军有七只船只，必然是稽查我国派去后金联络的使者，又有书信被汉人夺走。近来伴随毛文龙的朝鲜官员，不善周旋，边境上情形更加危急。一定要想办法让明军不要再渡江去挑衅金人了，以前派去的明军也都快点撤回来，拼死也要做到这点。
朝鲜国王之所以要对明方官员说假话“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用意无非是设法让明朝方面觉得毛文龙没有什么用了，赶快把他从朝鲜境内撤回了事。
光是同一个月内，《李朝实录》中就已经有大量直接揭穿这假话的记载了。而在其他时间里，此类记载也不少。就以天启二年八月为例。
辛未，备边司报告说：“文希贤还没有来得及到达目的地，毛将又斩杀了真鞑，贼人一定很愤怒，危机就要临近了。”
这里说的文希贤是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所谓“毛将又斩真鞑”当然就是指毛文龙袭击后金，斩杀后金军兵的事情了。
还是八月。丁巳，备边司报告说：“毛文龙不顾自己兵力弱小，面对实力强大的后金军队，坚持作战，屡次给后金打击，导致后金迁怒我国不是一次两次了。”
光是这些《李朝实录》上的记载，就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结果都被李先生视而不见，反而言辞凿凿地说“此外，则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如此论史，真可以令人齿冷寒心。
如果李光涛当真是没有看到这些记载，也还尚有可谅之处，问题是所有这些记载，他都看到了，甚至例如“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都是被引用到文章里的。但似乎他是看到归看到，引用归引用，但完全不妨碍他抛开这些事实给毛文龙扣上不和后金作战的罪名。
诬陷朝鲜国王背明投金？
为了给毛文龙身上泼脏水，李光涛对朝鲜史料之歪曲，甚至粗暴否定，远不止于此。
比如他说毛文龙因为怨恨朝鲜国王李珲，所以污蔑李珲和后金勾结，背叛明朝，也就是毛文龙在污蔑光海君李珲。而实际上呢，这个李珲私通、勾结后金，是《李朝实录》中自己都承认的事实！
天启元年九月朝鲜国王李珲派郑忠信通使后金，一开始想隐瞒不让毛文龙知道，后来看难以掩盖，又借口到后金去侦探。
《李朝实录》自己就有一段评论，大意是和邻居建立友好关系，那是指可以打交道的邻居而言。难道对待有父母大仇的人，还能用对一般邻居的态度去与之交往？国王李珲既然派了郑忠信去出使金国，又不想让毛文龙知道，这何异于掩耳盗铃？
《李朝实录》天启二年四月又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国王软禁母后，杀害骨肉，秘密和金贼联络，甚至派遣了使者去。自己知道多行不义，害怕消息泄露给天朝知道。有华人到京城的，就必定严令兵士看住，如临大敌一样。
到了天启三年春三月甲辰，在以“王大妃下教书宣谕中外”名义颁布的文件中，朝鲜方面把光海君李珲勾结后金谋害明朝的事实就说得更为详尽清楚了，这份文件的内容如下：
我国服事天朝有二百多年了，大义上说是君臣之间的关系，恩德上就如父子一样。万历壬辰（抗日援朝），天朝对我国的再造之恩，万世都不可忘记。先王任职四十年，用最大的诚意，事奉天朝，平生从来没有背朝西边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不畏惧天命，暗地怀有二心，和金贼勾结讲和，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役，密令出师助明的朝鲜将帅，看形势再决定帮哪一边，最后让整支军队都投降金虏，丑名流播四海。大明的人来到本国，羁縻看管，简直和关在监狱里一样。皇上的敕书屡次颁发，（李珲）还是毫无出兵的意图。使得我三韩礼仪之邦，不免和禽兽夷狄同流合污，令人痛心疾首，这样的罪恶又怎么说得完呢？
明明“前王李珲‘私通逆奴’”是朝鲜方面自己的结论，却说成是毛文龙的“污奏”。一边在宣扬朝鲜自己的记载如何可信，一边却对其记载本身任意歪曲割裂，不合于自己心意就直接无视、否认。李光涛先生因为厌恶毛文龙而混淆是非，到了如此地步。
在军饷问题上，朝鲜记录又成了“不甚求详也”
再比如说关于毛文龙的军饷，我们在前面部分，已经引用明方的记载以及毛文龙塘报对照，清楚知道“平均下来，毛文龙每年收到的军饷二十万两银子都不到，粮食也只有十五万石多一点，合起来甚至远远小于关宁军饷的十分之一”。
而李光涛为了给毛文龙泼脏水，又凭自己想当然，说：“又考东江粮饷，仅就饷银一项而言，前后平均计算，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九年共费当在数百万以上，岁饷之外，又有赏银无算。”
他这里强调所谓的“仅就饷银一项”，我们不知道他这笔账是如何算出来，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合理的推测是他把明朝方面官员奏疏里曾经提到的给毛文龙饷银最大的纸面数字都当成实发的军饷。而实际上毛文龙收到的饷银，最多的年份都达不到四十万两，至于所谓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云云只能说是天方夜谭。
李先生又说：“按文龙自入崇祯朝，因廷臣群以冒饷为言，多有上本者，于是有汰兵覆饷之举，精兵数十万，定二万八千，岁饷百万，减为三十五万有奇，岁运米则十六万八千石。”
这更是把从来没有落实过的所谓百万岁饷当成实际的军饷来说事，而所谓的三十五万有奇饷银，同样是没有落实的纸面数字。
朝鲜方面从明朝打听到的记录证实毛文龙的军饷每年平均不过十余万，李光涛自己引用的内容就提到朝鲜派去的使者姜善余等人亲眼看到明朝官员就东江军饷的议论：“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
这本身是说毛文龙冒饷，但数字至少还算真实，毛文龙每年领到的饷银平均来算确实不过十几万而已。
而李光涛对此又是如何评论的呢？这回他不说“惟朝鲜知之甚审”了，而是说“又按，朝鲜实录言己中朝之事，往往只述大概，不甚求详，如记事内有军二万六千，及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考前文所记，则不无出入，此皆不甚求详也”。
也即只要朝鲜方面的记录不符合他丑诋毛文龙的夸张程度，马上就可以从“知之甚审”变成了“不甚求详”了。
4.最高原则是丑化毛文龙
所以李先生并非对朝鲜记录情有独钟，他看重朝鲜的记载，也仅仅是因为朝鲜方面对毛文龙丑化、贬低的调子相对来说更符合他的胃口。如若稍有不合，仍旧粗暴歪曲之，割裂之，直至否定之。
对朝鲜记录尚且如此，对其他材料，自然更不会客气。比如前面提到的，他自己亲手发现的，从烂纸堆里捡出来的后金最原始的档案文件———祝世胤的奏本，里面提到后金希望通过使用反间计除掉毛文龙，此项事实因不符合他丑化毛文龙的调子就被毫无理由地否定了。
此外如上面提到的努尔哈赤向朝鲜索要毛文龙的书信，因为里面提到毛文龙部队“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的事实，不合于李光涛心意，也被他粗暴否决了：“记事内所送之书，见[满洲老档]，即太祖谕朝鲜擒献毛文龙书。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
看来真相如何，只能是由李先生来钦定，否则再珍贵、再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如原始大内档案，如《满文老档》，都可以被他否定掉，都可以来一句“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
而且李先生很滑头，你看他的用词“似失本来真相”，就是似乎失去“本来真相”。别人倘若指责他，要他拿出理由来，估计他就会回答，我说的是“似失”，又不是“一定失”，你管得着吗？
对史料无视、否定也就罢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直接对史料原文进行篡改、歪曲。
比如在谈及毛文龙派遣人员到后金统治区以掘参和贸易为掩护去充当间谍，后金因此不断捕杀所谓毛文龙奸细的时候，李光涛说：“遭金人屠杀者，有掘参之难民，有持货之难民，于是乎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所以努尔哈赤尝致书于毛文龙曰‘由朕归尔之人，尔皆容留，并不养育，各处遭劫，尔之所杀者非理也’。努尔哈赤且为此‘杀者非理’之言，则毛文龙之仇杀难民，当比努尔哈赤为更惨。”
对前辈学者本来应当尊敬，但看到这段话，却实在难以置信。历史学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可以把史料篡改到这种地步。
努尔哈赤的话其实前面已经反复提到过，真正的原话是“尔收容后，不加豢养”后紧接着一句就是“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
努尔哈赤的意思，我之所以要杀那些人，是因为你收留难民，让他们从军，结果反而来和我作战，因此我在各处杀人，那些人是因为你的原因而被杀的。
到了李光涛那里，“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这句努尔哈赤的话，完全被吞吃掉了，代之以“各处遭劫”，给人的印象就是从后金逃出来，逃到毛文龙那里的辽东难民，到处被毛文龙打劫杀害。这是连基本意思都不通了。
李光涛先生若是存在一定的标准，存在一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职业操守，那即使单方面倚赖朝鲜方面的材料，依旧可以得出一些相对客观的结论。
但遗憾的是在他那里，唯一原则就是看某个材料是否能用来达到丑化毛文龙的目的？
如果能，那无论多荒诞不经，都可以引用来作为论据；如果不能，随便什么材料，他都会做手脚，或者割裂文意、断章取义，或者直接粗暴否认。
三、触目惊心的自相矛盾
许多时候李光涛先生似乎陷入了为丑化而丑化的怪圈之中，基本的逻辑一致性可以抛在一边，明显的自相矛盾可以浑若无事。明明是截然对立的论断，他都可以一本正经地长篇大论展开阐述。似乎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如何对立、矛盾，只要是个屎盆子，扣在毛文龙头上，就能让他心里畅快了。这种心理，也是挺让人费解的。
这里不妨列举几个他文章中显著的矛盾。
1.无关痛痒毛文龙
李光涛一方面是断然否认毛文龙对后金有任何打击、牵制作用，在他的笔下，毛文龙就是成天安坐岛中，奢糜享乐，空耗钱粮，对后金毫无影响，一个一文不值的废物而已。其文章用了整整一节的内容来论证毛文龙之无用，标题就是“牵制虚套”。
诸如“冒功冒饷，益肆欺罔”，“安坐岛中，独享富贵”，“岛兵既如此无用，于是牵奴之着，终归虚套”，“牵制之说，全付空谈，无数金钱，总归浪费”之类的语句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
他甚至引用朝鲜昏君聩臣的对话，说毛文龙之所以不投降后金是因为毛文龙的军队太没用了，就算是要投降给后金，后金都不怎么放在心上，都不会给毛文龙什么好待遇。
其论说之荒唐，从我们前面之论述中，已暴露无遗了。当然，如果他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把这种荒唐观点贯彻到底，也算是一回事情。但尤其可怪的是，一方面他坚持毛文龙对后金毫无牵制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却又在长篇累牍地论述毛文龙如何嫁祸连累朝鲜，如何使得后金迁怒于朝鲜，把这也算作是毛文龙的一大罪恶。
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论证，后金之所以要去打朝鲜，全是因为毛文龙的缘故，朝鲜是受了毛文龙连累。
在其文章的“生衅朝鲜”一节中，引用大量材料，说“此朝鲜为毛文龙受兵也”，“文龙逗留朝鲜境内，朝鲜深以被祸为忧”，“（后金与朝鲜）然又一番结怨，则因毛文龙之故”，“日后朝鲜丁卯之祸，即因庇护毛文龙而起，不可不查也”。
在后面朝鲜“丁卯之祸”（即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一事）一节中就更是不厌其烦引用后金方面的书信证明朝鲜是如何受毛文龙之连累。
一则曰“此次兴师，则以金汗深撼朝鲜容护毛文龙，于兹已七年，文龙之牵制，虽曰无关金人之成败，然其于朝鲜，则又‘以邻为壑’，是故往往遗祸于东国”。
二则曰“至于金人所送各城之书，其主要原因，大概不外以窝藏毛文龙为问罪理由”。
三则曰“书（指后金给朝鲜的国书）中之言，极为透彻，如曰：‘两国仇隙，皆因毛贼所致’，此可证明朝鲜丁卯之祸，实由文龙而起”。
四则曰“关于此类来书（指后金给朝鲜的系列书信），其时期无论前后，而所争执者，大抵皆为毛文龙”。
这样矛盾就来了，按李光涛所说后金统治者头脑纯粹是有点不太正常了，既然毛文龙无关成败，连后金的毫毛都伤不到，对明朝倒是害处多多，他们还要为消灭一个毛文龙兴师动众，这不是吃饱了自虐么？又何来朝鲜因为收留毛文龙而触怒后金之说？
如果他保持逻辑的一致，说毛文龙对后金没什么影响，后金打朝鲜纯粹是用毛文龙做借口，这就算不符合事实，但好歹勉强能自圆其说，可是他却偏偏不。他似乎唯一的意图就是给毛文龙搜罗更多的罪状。而完全不顾这些罪状彼此之间是否自相矛盾。
毛文龙对后金毫无打击，是一条罪状；说毛文龙连累朝鲜，又是一条罪状。既然是罪状，就死活不管，扣到毛文龙头上再说。论史能论到这种毫无逻辑的地步，也算是一种奇观了。
当然，要说李光涛先生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逻辑的矛盾，也是冤枉他了，他也含糊其辞做了一番解释，但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就越加显得离奇！这解释是什么呢？用白话转述一下就是：天启七年，朝鲜丁卯之祸，后金自称是为了毛文龙而来的。至于为毛文龙而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担心东江军队足以牵制后金，实在是因为金人了解毛文龙的确不是明朝的忠臣，有许多胡作非为的事情。毛文龙的胡作非为，看“交通金人”章节，就可以详细知道。毛文龙胡为的具体情形，他给金国的书信，既说“则大事成矣”，又说“我不分疆土，亦不属而管辖”，似乎也是学金人自立为王。胡为到如此地步，自然对明朝不利，但究竟来说，对于在当时的金国，也是同样不利的！于是金人才在天启七年起兵，东向朝鲜索要毛文龙。
这段话的意思曲里拐弯，很不好理解。前面的意思似乎是在说后金乃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因为了解到毛文龙不是明朝的忠臣，胡作非为，所以要来替天行道，除掉毛文龙。
而后面似乎又是在说毛文龙是明朝和金国共同的祸患，金国害怕毛文龙未来可能自立为王对其造成威胁，所以要出兵扫除。
李先生曲说怪论，离奇荒诞的程度实在是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之外。按他本来的说法，毛文龙为天下第一无能之人，每天都安坐岛上贪财好色，在明朝提供大量军饷（李光涛的说法）和朝鲜供给物资的情况下，还不能对后金造成分毫损伤。
而按他这里的说法，毛文龙又成了天下第一牛人，光是在将来自立为王，同时与明朝和后金为敌的这种可能性，就让后金恐惧战栗，以至未雨绸缪，为防止未来可能的损害，先要出兵扫除现在对明朝有损无益，对后金有益无害的毛文龙。
一个人因为对几百年前历史上的古人的仇恨，能让自己的思维离奇到如此程度，也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
而实际上，他所谓毛文龙自立为王，正是后金求之不得的，在努尔哈赤给毛文龙写的书信里，甚至就是劝毛文龙自立去打朝鲜，以此相诱。我们只能说李先生自相矛盾，百般弥缝支吾，难以支撑！
2.米多价廉饿死人
毛文龙在奏疏中希望为东江争取和广宁明军同等待遇的军饷时，曾经说东江群岛都在海上，风涛险恶，运送物资艰难，各种物品价格都昂贵，定每名士兵军饷“银七钱，米一斛”的标准是太低了。
李光涛为了反驳毛文龙，又不惜引用极为荒诞不经的史料，说崇祯元年的时候，皮岛上“米八石，值银一两。登州则米八斗需银三钱。以此观之，则岛中之富足可知矣。关于百物腾贵之言，又不可信”。
也就是岛上十分富足，米价仅仅是登州的三分之一，所以毛文龙所谓岛上物价腾贵的说法又是撒谎了。
李光涛这种说法是转引自日本人稻叶君山写的《清朝全史》，其文如下：“崇祯元年时，朝鲜使者访毛文龙，其记事有曰：‘岛中居民近万余户，市肆之间，物货充实，仓廪储积亦丰足。秋冬之间，米八石值银一两。臣所馆之守卒，月给米一斗，又有银两，逢佳节，外给青布二匹，棉花二斤，及帽靴。都督毛文龙，一日进食五六回，其三回食五六十品；有宠妾八九人，皆饰珠翠；侍女甚多，皆游手饱暖，崇奢如此’。”
这段内容，按分类来说，就是典型的无根史料！
观其内容，荒唐无稽至于极点，把一个皮岛简直说得和人间天堂一样，可以和江南苏、杭比肩了。这估计是某个朝鲜妄人未去皮岛，凭借自己想象胡编乱造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是直接被金人收买后，用作反间计写出来的东西，设法进一步煽动朝鲜人对毛文龙的仇恨。
这和所有其他史料，包括《李朝实录》，包括袁崇焕到东江杀毛文龙的奏疏都截然相反。
这样的材料，居然被李光涛视为奇货，深信不疑地作为论据！
当然，如果他真的相信这类岛上富足无比的荒唐之言，能坚持到底，也算一回事。可是不然，李光涛一面把这种荒唐记载引为论据，来证明毛文龙在岛上如何安享富贵，明朝给毛文龙发军饷完全多余。
可与此同时，他又把完全相反的记载也引来作为论据。
如“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旌羸流离，种称颠连，偏臆无诉，以致降夷生变，强卒喧哗，奴孽浸凌，各岛告变”。
如“椵岛兵民，骈就饿死，其状之惨，可于下面记载见之……‘今年登州粮饷运到数少，许多人命将骈就饿死，至于相食，恳乞发粮，以赈垂死’”。
如“毛兵饥死，僵尸相枕”。
如“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等等。
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记载，都被他引来作为论据，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丑化毛文龙！
前者所谓岛上富足的荒唐记载是为了说明毛文龙如何贪得无厌，你看岛上这么物货充实，安居乐业的景象，居然还要求增发军饷？
后者关于岛上饥饿号哭，僵尸相枕的惨状则是为了说明毛文龙腐败无能，私吞军饷，残害辽民。
李光涛还是这样，只要能往毛文龙头上扣屎盆子，无论引用的记载多矛盾，多相反都可以被他拿来利用。
他对如此明显的矛盾，又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解释。在引用了那段所谓朝鲜使者记载皮岛如何富足的文字后，李光涛说：“守馆之卒，厚给如此，据前文陈继盛之言，或即为冒姓毛人之类，其他军士，则僵尸相枕。”
他干脆说岛上所有人都是冒姓毛人好了！那段记录，明显说的不是个别士兵如何待遇优厚，而是整个岛上都货物充足，甚至粮食价格只有登州等地的三分之一。
而且所谓守馆之卒，守的是什么重要人物？连朝鲜的正经使者都算不上，《李朝实录》中毫无相关记录的角色，居然要派一个待遇优厚的所谓亲信毛人去守馆？
这守馆之卒如果有的话，那也只能是岛上地位最低下的军士了。要成为僵尸，也只能是这类非战斗力量的类似门房一样的守馆之卒先成为僵尸。否则在其他军士都要饿死，“僵尸相枕”的情况下，一个看门的，还能享受如此待遇，他怕是早就被生吞活剥了。李先生之逻辑就是荒唐到如此地步！
3.不战是罪，战也是罪
如果毛文龙不和后金作战，成天安坐岛上，悠闲度日，那当然就是其罪恶无能的表现了。这也是李光涛竭力试图在文章中灌输给读者的印象。
但是到了某些地方，他实在没有办法掩盖毛文龙抗金的事实，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文龙派兵与后金作战，派间谍去刺探、扰乱后金统治区的材料的时候，他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放心，他依旧会把这证明成是毛文龙的罪恶！
在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的时候，毛文龙得到情报在朝鲜咸镜一带边境地区有后金力量在活动，于是派游击王辅、时可达领五千兵马前去剿杀。当时朝鲜害怕得要死，认为去剿杀一两个部落，又不能真的消灭后金，只能开衅惹怒金人而已。唯恐这次打击导致后金迁怒于自己，想要阻止，但又知道毛文龙的决心不能动摇。君臣聚集在一起商量，对毛文龙恨得咬牙切齿。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就干脆授意边境官员在毛文龙军队要求向导的时候，用假言谎骗，虚言恫吓，总之是要阻止。
事实上在他们之前的对话里，判尹金盖国就说与其得罪后金，导致后金报复而让咸镜地区不保，还不如冒着不好的名声去阻止毛文龙。
而李光涛呢，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舍去，断章取义地截取了朝鲜君臣的几个对话片段，尤其是那段预先准备如何欺骗毛文龙军队以设法阻止进兵的对话。然后他评论说毛文龙去打后金等于是把辽民驱入虎口，毛文龙不过是利用他们来给自己立功而已：“又况五千之兵，辽民居多，兵非素炼，驱之以入虎口，必无幸免。文龙则利用之，以为自己立功之计，胜则虚张捷报，败则掩之不闻。”
如果不作战，那是安坐岛上，是毛文龙无能有罪的表现；如果作战了，那就是毛文龙把辽兵驱入虎口，以为自己立功之计。
总之左右都不是人！李光涛先生的逻辑，大概干脆都投降了，才是最保全辽民的好办法。还有一件事情就更说明问题了，在“交通金国”一章中，李光涛引用了这样一则材料，是天聪二年十一月厢边红旗备御祝世胤的奏本。
其大意是毛文龙派来的奸细很多，这些奸细有些是用卖货物的方式做身份掩护，祝世胤自陈捕杀奸细如何卖力，担心毛文龙因此用反间计来除掉他，所以上书表示自己的忠心：“但臣执法审查奸细，唯恐走脱奸细，与毛文龙说知，恨臣，来投反间，臣担当不起，统望皇上贝勒鉴，查臣为主寸心，与臣做主，臣益得竭力图报矣。”
本来这则材料又是充分证明了毛文龙和后金斗智斗勇，对后金统治影响之巨大。但是李光涛又是如何评论的呢？
大家应该记得前面我引用过的那段李光涛篡改努尔哈赤言论的话。没错！那段话就是针对祝世胤捕杀毛文龙奸细的奏疏而发的，这里不妨再展示一下：“以上两奏本内奸细，即袁崇焕所云避难之辽民，如曰‘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夷地掘参，遭夷屠杀无算。’据此，则遭金人屠杀者，有掘参之难民，有持货之难民，于是乎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
也就是毛文龙派人到后金去侦探敌情，在李光涛眼里，又是毛文龙的罪恶。说是逃难之辽民，因为毛文龙的缘故，都要被杀光了。
那要保全辽民怎么办，不能当兵，不能打战，也不能派人去侦探，只有投降一条路了！否则就是“驱之以入虎口，必无幸免”，“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
就这样不与后金作战是罪，与后金作战同样是罪，而且滑稽的是这两个完全矛盾的罪行，被李光涛同时扣在了毛文龙头上。
4.私通与捕杀金人的恶行
李光涛为了给毛文龙扣上私通后金的罪名，也可谓不遗余力，极尽捕风捉影之能事。努尔哈赤、李永芳等人试图招降毛文龙的书信被他看成是毛文龙不忠的证据。
李朝实录中记载的朝鲜君臣听信倪汝听谗言，胡乱猜疑的内容也被他拿来当成是毛文龙背明的事实。
后来皇太极和毛文龙的书信往来自然更是被他大做文章。
本来一看便知是后金方面行的反间计，当时的明朝官员不上当，皇帝不上当，偏偏李光涛先生如获至宝，当成是污蔑毛文龙的理由。
事实是毛文龙始终忠于明朝，这一点是任凭李光涛唾沫横飞，肆意歪曲都无法改变的真相。所谓私通这顶帽子，对于把后金使者来往经过始终上报朝廷的毛文龙，纯属血口喷人，倒是扣在袁崇焕头上更恰当。
但这无法难倒李光涛，他依靠自己的凭空杜撰，胡乱揣测，一逞毒舌，硬要用莫须有的东西来栽赃。
一则说毛文龙投降后金之所以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后金不能满足其贪得无厌的要求。（看来，明朝倒是能满足了？！）
二则说因为有朝鲜的存在，迫使毛文龙不敢叛乱。（实则朝鲜君臣昏聩无能，连毛文龙打击后金，他们都要吓得发抖。就凭他们能让毛文龙不敢，真是笑话。更何况天启七年后朝鲜自己就和后金勾结了。）
三则说金人是担心毛文龙反复无常，不容易驾驭，而且辽东这一个角落，都还不太平，所以不相信毛文龙的话。（实则对后金来说，只要毛文龙有一线投降的可能，他们都会争取，看看后来他们怎么拼命招降孔有德、祖大寿等人的就知道了。毛文龙是根本不存在任何投降可能，他们才没办法。）
总之，李先生的意思就是毛文龙是要勾结投降后金，但是后金还看不太上毛文龙，不肯满足毛文龙的要求，所以他最后没有投降。
论史能够抛开史料，完全凭借自己的臆测，给历史人物任意泼脏水，这样的手段，李先生真可以说是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真不知道他前世今生究竟积累了多少对于毛文龙的仇恨，才能如此？
而尤其出奇的是，他一面竭力往毛文龙头上扣勾结后金的屎盆子，另一方面他对毛文龙把后金使者往来报告朝廷以及捕杀后金使者等光明磊落的行为，同样要百般丑诋，大加辱骂。
比如他有一段话，大意是后金派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人到毛文龙的皮岛上求和，毛文龙之所以要报告给朝廷，是因为想把和谈的事情弄假成真。“试探明帝之意，如试探成功，则彼之所谓‘大富巨贵’，亦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