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他的意思，毛文龙如果不报告朝廷，那就是私通后金，如果报告了朝廷，那就成了“试探明帝之意”，觊觎“大富巨贵”。
无论事实如何，在他笔下，毛文龙脸上都注定只能被涂抹上罪犯、小丑的油彩。
而实际上他所谓的毛文龙“颇欲弄假成真”，又是置史料不顾的臆说，毛文龙早在天启七年的时候，给皇帝的奏疏里就明确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在崇祯初年向朝廷报告后金使者来往的情况时，更是不断提醒“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骋于西”。对他来说从来就不存在试探的问题，倒是袁崇焕的表现更符合李光涛的说法。
而对于毛文龙把后金使者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人抓的抓，杀的杀，李光涛之评论就更加离奇了：“此因毛文龙上欺朝廷，试探未能成功，故又以无辜金人，送之于死地，其与人不信又如此。”
毛文龙若善待金之使者，在李光涛嘴中自然是通敌，现在毛文龙捕杀使者，李光涛又大骂毛文龙把无辜金人，送入死地，为人不信？
他把后金之爪牙称无辜，那谁是有辜？兵不厌诈，本是常识，和后金讲信用的袁崇焕不过是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已，毛文龙睿智之举居然也能成为李光涛笔下的罪状。
而李光涛对毛文龙捕杀后金派往朝鲜的使者，更是当作毛文龙的罪行大加声讨。天启七年后，朝鲜勾结后金已成事实。毛文龙为破坏其往来关系，不断设伏捕杀后金使者，这本来正是其矢志不渝，忠于大明的表现。
而李光涛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为屈媚后金的朝鲜百般辩护，对毛文龙截杀后金使者的行为却说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即如通问往来之胡差，彼亦遣人伏路要杀”。
他所谓的坏事有余，无非就是坏了朝鲜与后金勾搭的好事而已！请看以下朝鲜的记载。
如崇祯元年八月的记录：汉人一百多骑兵，拿着弓箭，暗地朝龙川义州方向去。又在林畔站的西边五里多，有十三个汉人，带着三眼铳，在路边埋伏窥望，肯定是要拦阻金人使者。
八月二十四日又有记录说：金人使者回去，将要抵达林畔的时候，百多个汉人，潜伏在草间，突然出现在路上，都佩戴弓剑，好像有对阵战斗的架势，绑住我国给金人使者做先导的军官数人，在后面的一行员役，都吓得仓皇惊散，这实在是出乎意料……鞑子二十多人，来到鸭绿江岸边，诘问我方为什么不送还使者，义州官员不得不以实相告，日后的祸患，难以估量。
崇祯元年九月的记载则说朴兰英、郑文翼等朝鲜往后金的使者一行，在八月二十七日，到沈阳，询问金人国内的事情，打听到有毛文龙属下的人诈降，离间朝鲜和后金关系说“朝鲜与毛同心，图伐金国，金国知之乎”？
以上材料恰恰足以证明毛文龙为破坏后金与朝鲜关系，不遗余力，对明朝之忠贞始终不改，所谓私通后金之说，不攻自破。
而李光涛颠倒黑白，于袁崇焕和朝鲜则百般曲谅，认为与后金之勾结，理所应当，称袁崇焕与后金谈和，及朝鲜在天启七年和后金签订城下之盟，是所谓的“吾人细想当日历史，兵战之用谲，恐无以非之”。对毛文龙，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污之为私通后金！
而尤其可怪者，李先生一边污蔑毛文龙私通后金，另一边却责怪毛文龙与后金作对，从而贻祸朝鲜，说“故与朝鲜为难”，为“丧心之事”，“谋陷朝鲜”，“行间于金人之阴谋”，能左右互搏到如此境地，把老顽童周伯通请来，恐怕都要自叹不如，甘拜下风！
5.否定数字转眼成论据
以上所举四个矛盾，不过是其荦荦大者，实则李光涛先生文章内的矛盾触目皆是，几乎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
比如前面他断定丰城侯李承祚说的“铁山民，共集七八十万”是假的，是在与毛文龙狼狈为奸，咬牙切齿咒骂“此虚张铁山辽民七八十万，不外恐吓朝廷停止移镇之意”，认定提出这种说法的人都是无耻的逐利之徒，视朝鲜为奇货，打着毛文龙的借口，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私欲。
而一转眼，为了贬损毛文龙，他居然又把自己刚刚否定过的材料，当成是真的：“铁山的辽民，据李承祚所云‘共集七八十万’，这七八十万的人，原本是为了求生而来，现在都因为毛文龙这一逃，全部遭到屠戮。就是辽沈的陷落，广宁的丢失，合并计算，也没有如此惨重的损失。”
也就是同一件材料，他判断真假，全视丑诋毛文龙的需要而定。为了贬损毛文龙，需要它是假的时候就是假的；需要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
实则，东江前后接济辽民近百万，本无疑义。但这些辽民大部分都以群岛为中转，逐渐转移到明朝内地。朝鲜铁山等处，虽有军民驻守，但在天启五年之后，毛文龙已经把军民逐渐转移到云从岛一带。前面说过天启五年十二月的时候，武之望就已经奏报毛文龙把兵民商贾都迁移到云从岛上去了，“铁山之地空矣”。
天启七年后金进攻之时，不仅毛文龙主力并不在铁山，就是辽民为数也不多，损失并不大。
李承祚七八十万之说固然夸张，但此夸张也无损于毛文龙接济辽民之大功。而李光涛前后矛盾，先以为假而咒骂之；后又以为真而说“辽沈之陷，广宁之失，合而计之，亦无如此之惨也”，其议论荒诞离奇一至于此。
再如天启元年十二月，朝鲜做向导，后金军队突袭宣川林畔，毛文龙在猝不及防下，损失惨重。李光涛为丑化毛文龙，把《李朝实录》中两则互相矛盾的记载都当作事实引用。
引用的第一则记载说：后金用一万多的骑兵，渡过鸭绿江，到宣川林畔去抓毛文龙，毛文龙仅以身脱。
第二则记载引用所谓备边司的报告说，后金仅用了数百骑兵到宣川冲杀，毛文龙军队被吓得毫无抵抗，束手被杀。
仅从文字上，这两者记载的矛盾就一目了然，第一则说“一万多的骑兵”，第二则变成了仅“数百骑兵”。
再去查对《李朝实录》的原文，就发现李光涛不仅对互相矛盾的记载不加辨析，甚至连原文都是被他篡改过了。
从次序上，他放在后面的第二则记载，恰恰《李朝实录》中是放在前面的。第一则记载是作为李朝实录编写者对整个事情经过的回顾来叙述的，放在第二则记载的后面。
这本身就表示，实录的编写者是在指出这个备边司报告并不真实，所以在引用其报告后，就紧接着指出事实真相是什么。被李光涛次序一颠倒，这种意味就荡然无存了。
从文字上说，第一则记载的原文是：“贼诇知之，怵我索文龙，且以万余骑，冰渡鸭绿江。”也就是后金知道毛文龙在朝鲜后，吓唬、威胁朝鲜交出毛文龙，并派了一万多骑兵，渡过鸭绿江。此句被李光涛改成了“贼怵我，索文龙”，变成了后金害怕朝鲜，意思都不通。
实际按照《李朝实录》，朝鲜方面承认，当时就是朝鲜的官员和后金勾结，导致万余骑兵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袭宣川和林畔的毛文龙部队。而报告中撒谎说“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的备边司本身就是与后金勾结的国王李珲和边吏郑遵的党羽。
在《李朝实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毛文龙给朝鲜国王李珲的书信里说“边吏和金人勾结，肯定不是你的意思吧”。
此处毛文龙并未指明是郑遵，结果李珲自动联系到郑遵，在他给备边司的传谕中说：“此必毛将构陷郑遵。”显是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招。
而到李珲被废之后，朝鲜方面就直接承认确实是郑遵等人给后金做向导突袭毛文龙了：“郑遵、郑造兄弟两都是光海君的宠臣，有给金贼做向导突袭林畔，还图谋废掉母后的罪行。”
李光涛不顾记载本身的矛盾，把朝鲜方面承认是虚假的报告当成事实引用，其用意仍旧不过是为竭力丑化毛文龙而已。
此外如一面说毛文龙无足轻重，所以后金对招降毛文龙也不放在心上，另一面却说甲申明朝灭亡，这都是毛文龙原先部下众人协力的功劳，毛文龙死后流毒还如此之大。
此类矛盾数不胜数，我亦无此心力不厌繁琐，再一一详尽指出了。
其最为荒唐可笑的是把金人对毛文龙的仇恨、敌视态度，也拿来做贬低毛文龙之根据。他说清朝天聪元年（1627年）的实录，对袁崇焕都是说袁都堂、袁老大人，对赵率教也叫赵总兵，而对毛文龙就称呼为“毛贼”，或直接叫名字“毛文龙”。
总之是毛文龙太差劲了，连金人都看不起他云云。
又说袁崇焕要讲和的时候，皇太极态度积极，配合还来不及，而到毛文龙要私通勾结他们的时候，就又不相信毛的话，甚至斩杀使者，拒不收纳。所以也是毛文龙一文不值的证据云云。
李光涛说的这些东西，恰恰可以看出金人对袁崇焕等人感情还不错，而对毛文龙则是痛恨入骨。
这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袁崇焕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间，后金自然颇有好感。而到了毛文龙这里就反过来，被毛文龙玩弄于股掌之间，自然就更为痛恨。
李光涛说的这些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实按照李先生的这种逻辑，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文件里，对共产党的称呼一律是共匪（李光涛甚至在自己的文章里都称呼共产党为共匪），对毛泽东的称呼也是毛贼居多。如此看来，也必定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国民党毫无威胁，一文不值，所以国民党看不起，才一口一个共匪、毛贼。
李光涛先生的搞笑本领确实不一般！
四、李光涛先生的仇毛情结
大陆明史学者王春瑜在李光涛参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残留档案而成的《明清史料》（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OO8年版）影印本序言中说：“研究历史必须从搜集第一手原始史料入手，这是治史者的常识。”在《中国稀见史料》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OO7年版）前言中，又说：“秉持‘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从第一手史料入手，排比考证，钩沉抉微，探索前人未探索过或探索有误的领域及问题，苦下功夫，积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功夫，终于出现奇观，诞生重要学术成果……（下面是列举了如陈垣、谭其骧等老一辈史学家的例子）”
王春瑜先生的这些意见自然是金玉良言、真知灼见，是值得每一个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人所记取的。但我以为，还有一些常识的重要性是丝毫不亚于掌握第一手史料的。
那就是要加强史德教育：必须尊重史料原文，不断章取义，不任意篡改；在对史料的解读上，不能随心所欲，自相矛盾，不能先抱着一副恶狠狠批判封建腐朽统治者或者东方专制者丑恶面目的嘴脸去搜罗材料，去想方设法给古人扣帽子、打棍子；对史料的取舍，必须根据逻辑一致的原则，加以分析考辨，认可或否定必须说出足够的理由，而不能因为自己的立场，任意采纳或否定！
李光涛先生掌握的材料可谓多矣，甚至他人所赖以得见之第一手史料，也是其亲手整理而出，终身从事于此，论条件之优越，非他人能比。
而其所撰有关毛文龙之文章，材料堆砌固是极多，但是对各种材料，彼此之间关系，基本没有理解消化。截然相反的材料，可混为一谈，置自相矛盾于不顾，甚至到了极荒唐之程度。其间还充斥着对异见者（包括明代为毛文龙说话者）的谩骂。
李光涛曾于《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序言中说“研究历史，当以求真为目的”，然观其所撰论毛文龙之文，何尝有半分求真之意？不过一逞私臆，丑诋毛文龙为事而已。
因罗振玉表彰毛文龙之抗金功绩不可泯，李光涛引用傅斯年的话骂曰“老贼固见大库史料者，可知老贼心中本无伦类”。
罗振玉乃溥仪伪满洲国之汉奸，其人固不足论。然臧否人物，当就事论事，不以人废言。其对毛文龙之评论，摒弃陈见腐说，唯以事实为据，颇多可采，又焉能以其汉奸之身份而一并排斥之？由此观之，则李光涛、傅斯年骂人之语，反成自骂。
李光涛又曾针对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河南巡按宁承勋揭贴这一条史料发表评论说：“揭内骂贼而死的忠臣（当指明方忠臣）凡二十一员，此一文件可以纠正共匪书刊中谬误之用。比如一九五四年共匪印行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一书，写了许多歪曲的意见。”
此条评论内，以历史学术之文章而夹杂谩骂性质的“共匪”政治词汇，足见李光涛之情绪化，令人瞠目。但其提出的依据史料本身而纠正谬误的意见，也是可以让人称道的。
但何以李光涛先生不知自省其在毛文龙问题上践踏史料，任意歪曲真相，颠倒黑白之行径呢？李光涛对毛文龙的这一腔怨毒究竟从何而来？委实令人费解！
难道是因为对袁崇焕热爱到痴迷境地，所以非要把袁的对立面毛文龙，彻底搞臭，才算满意？又或者是因为李先生是民国的忠实臣民，当时的国民党恨毛入骨。李先生就把对和他同时代的毛的仇恨转移到历史上的毛头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