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中说李光涛对朝鲜的材料进行歪曲乃至篡改，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朝鲜方面的记载本身确实充斥着对毛文龙的丑化和诋毁，这才投合了他的胃口，让他愿意大量引用。
那这些丑化性质的记载究竟是怎么回事，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个分析。
一、尊明还反感抵抗后金？
按理说，朝鲜是站在明朝这一边的，不单是表面上，而且从内心感情来说，他们也倾向于明朝。只要看一下《李朝实录》，凡是提及明朝中国，必曰天朝，必曰父母之邦，虔诚忠顺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凡是提及后金的，必曰“贼”，曰“虏”，曰“奴”，曰“夷狄”，厌恶鄙视之意不加掩盖。
但感情是一回事，实际的眼前利益又是一回事！
打一个比方，如果街上有一伙地痞欺负人，许多旁观者从感情上当然会厌恶这些地痞、流氓，同情受害者，但如果要他们自己挺身而出，站出来阻止，他们就多半要害怕惹祸上身了，宁愿旁观也绝不出头。
朝鲜也是这样，从感情上他们对明朝是一边倒的，但从实际利益决策上，他们采取的政策就是首鼠两端，骑墙观望，最好就是哪边都不得罪，不要惹祸上门。而毛文龙的存在，在朝鲜人看来，恰恰就是连累了他们，贻祸于他们。所以他们自然就要对毛文龙痛恨不已了。这一点，《李朝实录》中的记载比比皆是。
1.国王李珲的坐卧不安
毛文龙袭取镇江，为保存力量进入朝鲜之初，朝鲜官员看见毛文龙身边的正牌明兵不过几百人，其他都是逃亡出来的剃头汉人，就胆战心惊，唯恐被连累。
国王李珲更是说“毛将之来住也，启我国不测之祸”。
到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份，君臣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李珲传谕称：毛都司实在太轻率了，带领的军兵这么孤单，处事这么草率，等冬天结冰后，金兵打来，我国肯定会遭殃。
朝鲜官员回答称：确实如大王所说，我国要受连累，而且听说后金出一千两银子收购毛都司的头颅，而他身边成百上千都是已经归顺后金剃过头现在又投奔来的反复无常的辽人。如果被害，天朝说不定就要归罪朝鲜。而毛都司不死，又会导致金人迁怒朝鲜。还是赶快劝他离开朝鲜回广宁吧，在朝鲜可以免被连累受祸，对毛都司自己来说也可以更安全。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吓唬毛文龙离开，说毛大人啊，你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剃头后的辽人，随时都可以加害于你，而且后金的铁骑又厉害，要过境搜索抓捕你，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
总之，为了安全考虑，还是尽快回到广宁去吧。
朝鲜人甚至还举出了一个叫邓复禹的人和后金勾结要加害毛文龙的证据，竭力劝说，要毛文龙还是到更为安全的地方去。
但让朝鲜人不解的是，毛文龙不但没有被威胁吓倒，反而表示：“你们说剃头的辽人不可靠，难道我会不知道吗？就是辽阳这些城池的失陷，都是辽人将官叛变投敌的结果。但我既然以身许国，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要想消灭后金，就必须要依靠这些已经剃头的辽人。如果成功了，那是天下苍生的幸运，如果不能成功，那就是天下的不幸。如果我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只想保全自己的性命，那还留滞在这里，还和这些剃头的辽人共事干什么？他们当中也成天有人倡言要把我绑送给后金，我只是装作不知道不说出来而已。”
朝鲜君臣对于毛文龙的坚决态度，无计可施，既不想公开得罪明朝，但又怕后金迁怒于自己。于是到了天启元年十二月，后金派人向朝鲜索要毛文龙的时候，干脆说我自己不敢捉拿明朝的将领，但可以暗暗派人领你们的军队去捉。
结果是后金万余铁骑突袭宣川林畔毫无防备的毛文龙军民，导致“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
而此役，按李光涛说，《李朝实录》只记载汉人男女被杀，而丝毫不提及朝鲜方面之受害者，“则是金人平日所云，‘兵之去来，不敢害一草一木’又最可信”。
实则以金兵之嗜杀，对朝鲜人如此留情，只能是为了回报边官带领向导之功。朝鲜人为避祸计，对后金逐杀汉人采取勾结、放纵态度。
当时国王李珲示意臣下如果后金直接攻打朝鲜城池，那是要抵抗的；但如果是只针对汉人，那朝鲜人只需要严兵坚守，旁观就可以了。
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朝鲜君臣对毛文龙在其境内抗金的怨恨就更大了。李珲甚至将毛文龙称为“祸本”，对毛文龙袭击后金的担心、指责不绝于书。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外，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天启二年五月的记录，朝鲜国王传谕说，看近来大小汉人官员、汉人将领所做的事情，全没有长远考虑，就是一味贪功轻动，惹怒挑衅金人，以为能事。对此，我日夜忧虑。
本来是东江明军冒死与后金作战，牵掣其力量，袭扰其后方，置生死于度外，而在朝鲜国王看来却成了“贪功轻动”，让其忧心忡忡。
2.仁祖时期的口蜜腹剑
如果说李珲背明投金，朝鲜自己之史书都挞伐抨击，称其为“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
那到了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李珲被赶下台去，仁祖大王李倧上台后，情形又如何呢？
还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慷慨表态与明军协力合作，实则畏金如虎，每每以毛文龙率明军袭击后金连累自己为忧，甚至有些方面比李珲在位时更糟糕。李珲主政的时候，虽然畏惧金兵，密谋勾结，但他还至少明白告诉毛文龙和明方使者，我有许多顾虑，不能合作。这样明朝方面至少还心里有点数。
而到了李倧时期，当面对谈，书信交流，必定是甜言蜜语，信誓旦旦。虔诚忠顺之意，让人感动无比。甚至朝鲜君臣自己内部发言也总是一副慷慨激昂，信誓旦旦要不忘明朝恩德的姿态。
而一到需要实际行动时，君臣私下商量，则狭隘鄙陋，小肚鸡肠，足以令人寒心齿冷。其前后反差之巨大，让人有口蜜腹剑之感。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时期的朝鲜君臣，漂亮话始终挂满嘴边，但要动真格了，则抱怨、诋毁不已，和前王李珲并无区别。
就如李倧在刚上台（天启三年三月）会见毛文龙使者时表示要和明方同心协力一起剿灭逆虏。唯一担心的就是老百姓一直都在水深火热中，兵寡粮少。
四月辛酉朝鲜君臣又有这样的对话。
李倧在光明殿引见都元帅张晚，皱着眉头问：“如果金兵犯境，那用什么来抵御呢？”
张晚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外面听说圣上要亲征的宣言，士气百倍，士兵以气为主。我军士气既然高昂，那金兵就算来犯，又何难抵御。古人一饭之德，都尚且要报答，更何况天朝对我国有存亡续绝的恩情，怎么可以忘记呢？应当和天将协力讨伐，怎能退缩不战？”
李倧也被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感染了，当然顺带也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万历壬辰大明抗倭援朝赈济我国的恩义，确实不能忘记。就算没有这个恩情，既然已经定了君臣之分，我朝鲜作为臣下怎么能坐视不救呢？但就是怕我国徒步的士兵，不能抵挡后金铁骑的冲击。”
四月丁卯李倧接见明朝使者时又反复强调，他一定会和天朝一条心，剿灭金贼。又说他为天朝怎么敢有一毫懈弛，至于出师的日期，明方说了算，总之是和明军同心协力。
这些时候，朝鲜君臣简直说得动听无比，虽然也强调自己国家如何困难云云，但总的态度就是只要明朝方面需要，朝鲜就一定会鼎力协助。
但是实际上如何呢？不到两三个月，也不需要他出兵协助，仅仅是听到毛文龙自己带兵到后金境内血战厮杀，朝鲜君臣就换了一张面孔。
七月乙未，都元帅张晚紧急禀报称：接到义州报告，毛将已经渡江，派骑兵出没在凤凰城、汤站之间，天天放炮，大张声势。又听说易承惠等人，已经从上游渡江，毛军的单薄虚弱，我是亲眼看到的。这次出兵，毛文龙一定会声称是会合朝鲜的军队，乘虚来进攻辽地。金国的虎狼之怒一定迁移到我国头上，必然会分兵侵略我国以断绝其后顾之忧。
然后下面就是一大堆的叫苦连天，朝鲜这方面粮食如何不够，“器械未及修造，将领未得其人”等等，总之就是抱怨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使后金迁怒于己方，而他们则根本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云云。对毛文龙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最可笑的是前面还信誓旦旦要和明军协力剿金，后面毛文龙不要朝鲜一兵一卒，而只是自己率领疲惫之军攻打后金，借用朝鲜声势，朝鲜君臣就已经忌恨不已。
实则这所谓借用朝鲜声势还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看毛文龙天启三年八月初六日塘报，设伏奇袭，调动后金力量疲于奔命，乘虚歼敌，并未借用任何朝鲜名义。
毛文龙单弱之军，尚且忠勇奋发，敢于出击，而朝鲜孱弱至不发一兵，连借用其声势都咂舌恐惧，对毛文龙切齿痛恨。两相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此后毛文龙出兵袭击后金，而朝方恐惧、怨恨的记载还有许多，可以说年年不断，这里为节省篇幅，不一一列出。
天启五年（1625年）朝方的一则记载，和天启二年五月朝鲜君臣抱怨毛文龙军队贪功颇为类似。其大意还是指责毛文龙的军队、将士贪利乐功，潜入到金占区靠近边境的地方，出没侦探，策反招纳金人治下的剃头辽人，在这样的挑衅下，金人非常恼怒愤恨。边境官员很忧虑毛文龙这样挑衅金国，导致金人迁怒朝鲜，但却没有办法禁止。
所谓贪利乐功，自是忌恨、诋毁之词，实则当时毛文龙部队每年军饷极其匮乏，能吃饱肚皮就已经相当不易，甚至按照朝方记载仅仅天启五年就出现饿死无数，僵尸相枕的事情。在正常的军饷都根本发不出来的情况下，有何利可贪？就算有功，又能有什么赏赐？
朝鲜人说的“毛营将士，贪利乐功”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尽管条件极其困苦，处境极其艰难，但是毛文龙率领下的明军将士，仍旧在最大限度地对后金进行打击、袭扰、牵掣。他们这么做不是像朝鲜方面用小人之心度量的那样“贪利乐功”，而是时刻要冒着性命危险，浴血奋战。
正因为毛文龙的行动本身就对后金造成重大打击，所以才会有“挑怒于胡中”的效果。
3.“乌合之卒”带来的尴尬
朝鲜君臣每每提到毛文龙，就极尽贬损、诋毁之能事，比如说毛文龙军队是“皆乌合之卒”，说毛文龙“无功爵益高”，“虚张瞒之计”，“每上伪功”，“虚张捷报”等等。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引，他们自己的记录里就大量提到毛文龙率兵袭击后金的事实，而君臣还为此怨恨不已，唯恐后金之迁怒。
究竟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
这就要说一下，在朝鲜人看来，什么才算真正的功了！
如果能一举消灭后金，所谓的有“剿胡之势”，足以“举大事”，这在他们眼中算是真正的功，也是最乐意看见的。或者虽不能一下子消灭后金，但可以和其主力正面对抗，得一地，守一地，得一城，守一城，那在朝鲜人看来，也确实是在作战，是在立功。
但是像毛文龙军队这样神出鬼没，避实击虚，乘后金力量分散的时候，频繁袭击对方空虚之处，当后金主力集结起来攻打的时候，避其锋芒，以及诸如策反敌方人员，接应辽民起义逃亡等等，在朝鲜人看来，是不能算功的，而是在无事生非，是在生衅冒功，是在嫁祸他朝鲜。他们一听说毛文龙打后金，就战战兢兢，害怕无比，就在担心后金迁怒自己，引火烧身。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朝鲜君臣的这种态度。实际这在前面分析李光涛文章的时候提到过，这里可以更详细说一下。
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山东淮安有一个姓朱的商人，在辽东经商时被金兵抓住，发配在会宁越过边境三日路程的地方居住。天启三年七月的时候，此人逃到毛文龙处，说那里被掳掠居住的部落很多，还有汉人四十名，可以前往剿杀，解救众人。
毛文龙也觉得这是一个侵扰、打击敌方的好机会，前后几次派人前去侦探，并令游击王辅、时可达领五千兵马，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的时候进军去袭击。在出发之前，先派人送给朝鲜五千两银子，让他们在咸镜各站准备军粮，以便接济，如果银子不足，待事后再补。
但是朝鲜怕得要死，唯恐毛文龙的这次打击导致后金迁怒于自己，想要阻止，但又知道毛文龙的决心不能动摇。君臣聚集在一起商量，对毛文龙真是恨得咬牙切齿，有的说是毛文龙贪功，有的说是毛文龙故意做给明朝官员看，装装样子。
当然如果毛文龙真只是装样子，他们高兴还来不及。但他们知道毛文龙是动真格要打的，这才让其恐惧战栗，担心后金被打疼了就迁怒自己，忧心忡忡。
朝鲜国王说：“毛都督的意思不是要深入奴穴，而只是进剿靠近边境的部落罢了。都督没有功劳而爵禄倒是越来越高，无非是故意以此来张扬欺瞒朝廷。”
在他看来，进剿越边部落是不算功的，是毛文龙虚张声势，瞒骗冒功。
他所谓的“深入奴穴”，其用意无非就是说你毛文龙如果能直捣后金老巢，把其消灭，那当然我也愿意看见。要不然你干脆就直接被后金包饺子，被彻底消灭，不再连累我朝鲜了拉倒。
但偏偏毛文龙只是在边境地带消灭后金的有生力量，这就让这帮朝鲜君臣难受了。朝鲜君臣下面的对话很有意思。
判尹金盖国说：“与其惹怒金国，最后丧失咸镜，还不如冒着不好听的名声去阻止毛文龙。”
刑曹判书李时发说：“这件事情不能公开阻止，应该用北边没有储粮，南方运粮难办作为借口。”
国王李倧说：“就不能把利害关系说清楚，来劝止毛文龙吗？”
也就是这一伙人聚在一起商量的事情就是如何要阻止毛文龙攻击后金，商量到最后也没有商量出个结果来。可笑的是他们一边在毛文龙头上扣了虚张声势、瞒骗冒功的罪名，一边却战战兢兢，唯恐所谓开衅，得罪后金。
到了毛文龙军队已经出发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动着如何才能阻止的脑筋。
户曹判书沈悦忧心忡忡地向国王报告：“毛都督的军队已经到达咸兴了，像这样疾驰而往，肯定是要急速剿杀越境的金人部落。不但粮饷难办，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在金虏的地盘里惹事，把金人惹火就麻烦了，赶快派能干的翻译去劝止，怎么样？”
国王说：“毛军已经去了，恐怕很难再阻止了。”
沈悦愁眉苦脸道：“最担心的就是两点，一是毛兵深入，肯定会吃败仗。另外一点就算是打了胜仗，占到了便宜，金人也会迁怒我国。”
打输了，他们要担心，打赢了呢，他们更要担心。总之，只有毛文龙不打，才是好同志。
再看看郑经世的补充：“金人部落肯定会知道明军来剿杀的消息，他们只要提前逃走，那毛文龙肯定会怀疑我国先给金人通风报信，这也很让人忧虑。”
这就是自供朝鲜边境上的人还和后金私通，可能把毛文龙出兵的情报先泄漏给金人以便其逃走，他们害怕毛文龙发现这一点！
最后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让边境官员在毛文龙军队要求向导的时候，假言谎骗。
朝鲜君臣一方面畏敌如虎，一听说要和后金打仗了，就吓得两股战栗发抖，魂不附体，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给自己找一些优越感。
在他们眼中，毛文龙军队是乌合之众，而以这样的乌合之众，还敢于频繁出击，袭击后金，这是他们难以想象和无法理解的。
天启三年六月，也就是毛文龙率军“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前的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朝鲜人柳公亮向国王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从兵力来看，似乎没有剿胡的实力。张晚去巡视的时候，毛文龙军队结阵接受检阅，士兵都很疲劣，就算能对后金袭扰，占到点小便宜，恐怕难以完成彻底消灭金虏的大事。”
国王问：“军兵的器械，和我国相比如何？”
柳回答说：“兵器就是在杖头上插个铁件，不如我国的兵器精利，毛都督就是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己也知道打不过金贼，万无出战之理，不过是仰仗凭借我国的势力，为山海关殿后而已。”
论军容仪表，毛文龙的部队无法和那些吃饱喝足，衣着光鲜亮丽，成天训练队列步伐的军队相比，所以在朝鲜人眼中自然是疲劣；论武器装备，也极其简陋，不过是“杖头插铁”，甚至还远不如朝鲜军队。
朝鲜人断定“万无出战之理”，但是让他们难堪的是，话音未落，一个月不到，毛文龙就率军出击。
可以说毛文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对后金的打击，本身就是一腔赤诚热血所致。但也正因为此，反而加剧了朝鲜人对他的忌恨。
朝鲜官员、将领一直在说朝鲜的条件太差了，人力、物力都不够，所以不能和后金交战。而现在被他们嘲讽成“单弱之军”，“乌合之卒”，兵器“不比我国之精利”的毛文龙军队却频繁出击，而他们反而在说什么“器械未及修造，将领未得其人”的话。毛文龙的行动不啻是给了这些成天只知满嘴高调，其实无能之至的朝鲜将领、官员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朝鲜国王和大臣看来，毛文龙这位老兄简直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明明武器简陋，势单力薄，龟缩岛上还唯恐不及，却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他们畏如虎狼的后金，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因为不可理喻，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臆测的一些阴暗心理硬塞到毛文龙的腔子里去，比如毛文龙都是在做戏，做给别人看的，比如毛文龙是在为自己捞取富贵等等。
而实际上呢，如果毛文龙真的是在做戏，真的是安坐岛中，享受富贵，他们反而不会这么讨厌、痛恨他。而正因为毛文龙是动真格的，所以他们才会成天忧虑“开衅”、“挑怒”于后金，恐惧不已，从恐惧变成怨恨，在言语中对毛文龙百般丑化。
4.贻祸还是保全？
朝鲜君臣的逻辑，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觉得你毛文龙对后金的那些打击又不能真的消灭后金，那你去打了干什么？你这样平白无故地惹怒后金，又有什么好处，到最后还不是我们朝鲜倒霉？
那他们的这种忧虑对不对呢？
是不是毛文龙对后金的袭击真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见小利而动”，“贪功轻动”，无济于大局而徒生事端，贻祸朝鲜呢？
从表面上看，站在朝鲜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立场来看的话，这种忧虑似乎不无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文龙诚然为明朝之功臣，朝鲜之罪人。朝鲜人这样厌恶毛文龙也并非无理。
但回答是断然否定的！
毛文龙的作为不但是为明朝效忠尽了最大努力，而且对朝鲜的好处也极为巨大，只不过由于朝鲜君臣在形势判断上的鼠目寸光，浅见短识，导致他们无法认清这一点。
有一个问题是很突出的，为什么从天启元年一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后金（清）始终没有试图去吞并朝鲜，甚至在两次进兵攻占朝鲜之后，仅仅是要求结盟，就退了回去，没有就此把朝鲜灭掉呢？如果说在顺治时期入关以后，清对朝鲜已经是不屑于占领了，那在这之前呢？
这个中原因，恰恰是和毛文龙从天启到崇祯的八年时间里的活动有莫大关系。
我们在以前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毛文龙在东江的活动，对后金不断的袭击，对后金汉人将领的策反，对辽民起义逃亡的接应，其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后金的统治，让其疲于奔命，难以为继。
看上去是零敲碎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和对辽民反抗的接应结合起来，就导致后金无法把军队放在外面太久，这在努尔哈赤自己的通告中就说得很清楚。
这给后金统治者造成的印象就是，我对已有的地盘的统治都是非常吃力，难以消化，军队的力量许多时候都必须镇守在各地，否则人民的反抗、逃亡几乎一波接一波。为了集中力量，甚至已经占领的地盘、重镇比如广宁都不得不放弃。
在这样的情形下，后金对于朝鲜的考虑是什么？如果占领了朝鲜，那究竟留多少的军队来镇守？
留的军队少了，考虑到辽东的经验，会镇不住，甚至可能会被各个击破，被全歼，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留的军队多了，那辽东本土怎么办？
留多留少都不行！如果是后金把自己大本营搬到朝鲜去，那问题同样存在，甚至更糟糕。
那利用朝鲜投降的力量，也就是朝奸来统治呢？就如后来清朝入关以后，利用大批明朝投降的军队去镇守各地，镇压反抗。
问题就出在，当时后金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对毛文龙的活动造成的效果印象太深了，他们的感觉就是我用了吃奶的劲，辽东这块地盘上的人力、物力资源都无法完全消化。辽东如此，那朝鲜也会是如此，别的地区应该也是如此。
所以在皇太极时期，不但是对朝鲜没有吞并，就是攻入了关内，对北京城也没有真正下力攻打。如果说一开始，明方力量还大，确实可能攻不下来，那到崇祯十五年到十六年（1642—1643年）清军入关抢掠的时候，明方其实已经无力了，要是直接攻打北京，完全是能打下来的。
但皇太极却没有这么做，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他对毛文龙时期的辽东人民反抗此起彼伏，汉人将领被毛文龙纷纷策反的情形印象太深了。尽管后来毛文龙是死了，但总归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是让他没有信心去控制明朝本土这么大的地域。
朝鲜的君臣认为毛文龙的活动是连累了他们，而实则恰恰相反，是毛文龙的活动导致后金在对辽东本土都无法消化的情况下，更不敢去吞并朝鲜。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文龙是朝鲜当时最大的恩人都不为过！
二、朝鲜也穷，还索粮！
前面说过明朝方面发给毛文龙的军饷是严重不足的，根据汪汝淳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所说，在天启三年左右，东江军民数量已经达到五六十万左右。就算这个数字是夸大的，以历年东江人口平均三十万计算，光是需要的粮食每年也至少应该在六十万石以上。而明朝方面所发军饷每年平均折色十余万两银子，本色十余万石粮食，可以说离满足东江军民填饱肚子的需要都差很远，更不必说其他物资比如衣服、军械、火药等等的供给了！
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给皇帝的报告中说：八年以来，一共收到本色粮食一百二十万八千多石，折色的饷银一百四十万一千三百多两。军民都是靠吃粥勉强维持性命，一切米、豆、布帛之类的物资，都不得不向四方商贩转借，等军饷到了再偿还，军饷却又没有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毛文龙殚精竭虑，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筹措粮饷，弥补空缺。他在给朝鲜的书信里说：招募军队消灭虏贼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筹集到充足的粮饷来养活众人，我焦心劳思，想尽一切办法，现在权宜之计只能是立市通商，挣钱接济军民。
通商是一个办法，靠贩卖人参、貂皮赚一些钱来贴补军饷，此外还有在岛上开田屯种，向各处商人借等办法，但这些还是不够。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文龙就不得不依靠朝鲜来解决一部分的粮食供应，可问题是朝鲜自己确实也很困难，当时又天灾连绵，丰收的时候少，饥荒的时候多。毛文龙这种情况下还要向朝鲜索要，结果必然就是导致朝鲜官民极大的怨恨和厌恶。
这样毛文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要忠于明朝，保留东江这一支战略意义重大的力量，在明方军饷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向朝鲜索要，而结果就是让他自己被朝鲜人怨恨、厌恶；而如果他要讨朝鲜君臣的欢心，那怎么办？似乎只有解散队伍，任由朝鲜彻底倒向后金这一条道路了。
毛文龙不可能选择后者，只有选择前者。于是毛文龙注定成为朝鲜君臣乃至百姓心目中的一个恶人。
更糟糕的是由于朝鲜方面供给的粮食实际上也还是不可能满足需要，为了免于饿死，就必然有许多士兵和百姓到朝鲜去抢劫；再加上从后金统治区源源不断逃亡出来的辽民，为了生存也要在朝鲜抢劫。这样的记载，在《李朝实录》中很多。
军队、士兵抢劫、扰害民间的情况如天启四年六月庚寅，毛文龙属下时可达和王辅等将领带兵从北道回铁山，到永兴的时候，因为缺少粮草，就有一些士兵抢劫朝鲜人。
还有如天启五年十二月丁亥，毛文龙派韩福等人拿着令牌向朝鲜方面催促运送粮食的时候说“今年登州运来的粮饷数量少，岛上许多人都要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形，恳切乞求朝鲜方面能发送一些粮食，以赈济垂死之人”。又说“属下二十名将官各领着三千人，散布在宣川、郭山、定州、嘉山等地民间，向朝鲜老百姓讨要食物，我们看见这种情形，也感觉气闷”。
从后金统治区逃出来的辽民在朝鲜抢劫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天启四年三月甲戌的记载说从后金地盘逃出来的辽民散入朝鲜地方，掠夺居民财产。清川以北的地方，尤其深受其害，不得安宁。隔了七天之后的记载又说归顺的剃头辽民，万千成群，抢掠老百姓，甚至田地里已经埋下去作为种子的谷粒，都被挖出来吃掉，百姓流离失所，各处望去一片萧条景象。还有报告称，辽人每天都成批渡江过来，有的五十多人一批，有的一百多人一批，成群结对，遍布野外，春天耕种刚发芽的小麦，都被采光。道路上遇到饿死的尸体，都争相屠割来吃掉。
天启五年六月的记载则说，从辽东陷没以后，毛文龙在朝鲜境内，招集辽人。所以辽人来投奔归附者无数，遍布西土，扰害村闾。而毛督府接待辽民的办法，都依靠我朝鲜。几年里面，主人和客人都处境艰难。
到了同年十二月，又有边境官员报告说越境过来的剃头汉人数量极多，饥寒交迫，有冻死的、饿死的，有许多人扰害、抢劫朝鲜百姓，甚至有杀人越货的。
刚逃出的辽民，还未受约束，他们的行为不能完全怪毛文龙，但由于是毛文龙派兵策动接应逃亡人员，所以这些账最后也都被朝鲜人算在他的头上。
在朝鲜人看来，毛文龙几乎成了万恶之源。一旦一个人成了可恶的代表，那所有的脏水就都会毫不犹豫地泼在他头上。
《李朝实录》天启五年正月的记载说，当时毛都督以收复辽东为名义，召集辽左饥饿的人民，安置人员遍及清川以北的地方，而天朝赏赐的银两，都占据为私用，安坐岛中，独自享用富贵，军民都心怀怨愤。到这个时候，都督送亲笔书信给尹毅立说：“手下军兵四千多人，全到衙门，击鼓索粮，如果再过数天，一定都会饿死，到时只能分散遣派到你们朝鲜各地，任意讨要食物了。”
尹毅立报告上来，于是命令平安道监司李尚吉、管饷使南以雄等人催运粮船。
在朝鲜人的头脑里，似乎明朝给毛文龙的军饷、银两很多，本来完全够用了，因为被毛文龙占为私用，独享富贵，所以才导致军队、士兵饿死，不得不向朝鲜索要！
这当然是荒唐到极点的污蔑，核查各方史料，明朝给毛文龙的那点军饷，再翻一倍，都还不够，毛文龙是拼命从别的地方去贴补亏空。朝鲜造此谎言，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他们对毛文龙的厌恶之情。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在士兵都要饿死的情况下，毛文龙还把军饷占为私用、独享富贵，那就不是什么手下军兵聚集在一起“击鼓索粮”的问题，而是这些士兵直接就把毛文龙碎尸万段的问题了。
但朝鲜人如此污蔑诋毁，也并非不可以理解。既然在他们眼中，毛文龙就是一个他们带来无穷祸患，无穷麻烦，可厌至极的人物。对他们来说，这样一个恶人，能有什么好品德，往他身上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
毛文龙对这种局面，不是不知道，对朝鲜人提供的粮食支援，他是非常感激的，在给皇帝的奏疏里是说尽好话（而朝鲜君臣还以为毛文龙说他们坏话），说朝鲜人如何救济自己，帮助自己。希望朝廷能增加军饷，减轻朝鲜的负担。
即便到了天启七年，朝鲜边臣再次勾结后金来害他的时候，他还在给明朝皇帝的奏疏中说：我一向因为朝廷接济不及，不得不从朝鲜取得补给。现在朝鲜官员和金兵勾结来害我，我没有面目再向朝鲜人开口索要粮饷了。
为了补偿朝鲜人的损失，减少对朝鲜的扰害，毛文龙其实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了许多办法。
比如朝鲜方面提供给他的粮食，他也不是白拿的，许多情况下都是尽量拿银子来买，或用贸易得来的货物补偿，甚至所发货物的价值高出粮食的价值之上。
比如《李朝实录》记载，天启二年十一月辛酉，平安监司报告称，毛将送银子一万两来换米，地方上无法筹集足够粮食，请朝廷想办法处理。
天启四年三月癸未，备边司报告说毛将和许中书要巡视边境，而随带的许多军兵，粮饷要靠我国供应，提供价值一万多银子的货物来交换。毛将所请求的粮饷，实在难以一一应付。
这种用银子和货物换米的记载，在《李朝实录》中比比皆是，为了省力，这里就不再一一摘录了。而朝方则每每以朝鲜商业不发达，银子用处不是太大，抱怨不已。
关于用货物换米，《李朝实录》记载了朝鲜君臣对此的态度：
毛督府率领的辽民，粮食供应依赖于我方，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所食用的公私米粮不知道有几十万石，因为用货物交换作为借口，就宣称没有一粒粮食是白白侵占、掠夺的。
他提供给我们的货物，对我们国家又没有什么用，而一国民夫的一半都在为辽民服务。今年或许还能支撑，到明年肯定难以为继了。这以后督府如果要再发货物给我方，就干脆对他说“我国连年歉收，前日所发的丝缎，我国尚没有完全偿还其价值，对此非常不安。小邦和老爷本来就义同一家，何必一定要接受同等价值的货物再来援助粮食，计较多少呢”？
总之宁可使我国提供的粮食价值多于毛文龙所发给的货物，也不要让他给的货物价值多于本国输粮的数字，弄得好像我国是负债一样，还每每被责怪。
也就是毛文龙给朝鲜的货物太多了，甚至让朝鲜有负债的感觉。虽说朝方以“所发之货，非关于我国之用”抱怨，但至少说明毛文龙并不是白拿朝鲜的粮食，而是尽最大努力给朝方补偿，不能完全符合朝鲜的需求，实在是限于条件不得已之故。
至于士兵和辽民对朝鲜百姓抢劫的问题，毛文龙和手下将领也是竭力设法约束、制止的，但当士兵和辽民都在饿死的边缘挣扎时，这种约束也没有办法起到太大作用。
《李朝实录》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天启二年五月，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珲接见毛文龙派来的差官时说：“每天都听说避乱的辽民扰害农民，掠夺牛马，使百姓不能耕作。”
差官回答称毛文龙也担心有扰害之患，所以下令凡是侵掠朝鲜农民的，都处以割耳、重棍的刑罚，一定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可见当时毛文龙就已经严令禁止士兵扰害朝鲜百姓了。
天启三年三月乙未的时候，朝鲜官员朴弘道在报告里称许多市民控告明方将领（唐将）在朝鲜发买货物，抢了朝鲜本地商人的生意，只有毛文龙虽然脾气急躁，但久住在我国，并没有派人发卖货物的事情。把此事通报给毛文龙，让他下令禁止，一定会乐意听从，而明方的使者、差人也会有所顾忌。
这里所说的唐将显然不是毛文龙部下，因为朝鲜官员明确说“惟彼毛将虽极轻躁，久住我国，曾无送差发卖之事”，则所指唐将或当系登莱明军渡海而来者。
毛文龙在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中就提到“西来兵将，扬帆至鲜，鬼混一番，或杀顺民，拐带子女”。
到了天启五年则明确说去年提到的西来兵将是指登莱沈有容方面的军队。
这也说明在天启三年到四年初的时候，毛文龙军队的纪律还是不错的，甚至来买卖货物之类都尚能尊重朝方的要求。
但随着投奔东江毛文龙处的辽民越来越多，而明朝发给的兵饷严重不足，兵民都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尽管毛文龙一再发禁牌，禁止军民扰害朝鲜百姓，但这样的命令也很难被执行了，甚至派去阻止的官兵本身都要被抢劫士兵攻击。
如天启四年十一月的时候，毛文龙手下的张游击领兵驻扎在朝鲜朔州，结果许多士兵散处民间抢掠（这也实在是因为军饷不足、饥寒交迫所致），张游击派人去阻止没有用，就亲自率兵追击这些扰害朝鲜人的士兵。按《李朝实录》记载，张游击一直追到獐项岭，而千总黄金库旗下的军兵二千五十多名，用枪刺伤游击派送的差人，逃到八岭一带，不知所往。
天启七年四月朝鲜官员金启宗报告称汉人杀掠现象越来越厉害，他们百般思量，对此也没有好办法。前天毛文龙特地送来禁止抢掠的令牌，但靠朝鲜人去用令牌禁止也没什么用。正好有二十多个菜色满面的汉人饥民到他这里，他就对这些汉人说：“毛督府的禁令不是不严，但如果没有汉人的差人去禁止，那些抢掠的辽人肯定不会听从。你们带着这个禁牌前往熙、云一带禁止各种扰害行为，我就会给你们粮食。”
这些汉人饥民同意后，他选择其中样子稍微体面点，看上去像差官的五个人，又派了一百多个朝鲜兵，护送到清川以北，用禁牌的意思开陈利害，阻止辽民抢掠杀戮的行为。
朝鲜官员自己都承认“督府禁令非不至严”，但是当时的情况，对辽民来说，不抢劫，几乎就是只能活活饿死，所谓的“汉人杀掠日甚”，也是迫于生存不得已的结果。连来朝鲜官府求助的汉人，都是“菜色满面”。
要解决东江军民对朝鲜扰害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明朝方面发足军饷，充分接济，凭那点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军饷，是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的。
毛文龙苦心竭力维持住东江力量，在明朝军饷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撑住这一块地盘，不让这些军民散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到了把个人毁誉得失、生死存亡都抛在脑后的地步。可是朝鲜方面当然不会设身处地为毛文龙想一下，他们看到的只是毛文龙在东江，给他们带来了祸患和麻烦，于是对他厌恶至极。
三、一切为了维护形象
1.君臣的浑噩表现
从上面所说的两点来看，似乎朝鲜君臣对毛文龙的厌恶、诋毁也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也还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朝鲜君臣能明大义，知时势，勤于侦探，知己知彼的话，纵然对毛文龙有偏见有反感，但对他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可以有一个清醒、公正的认识的，问题就出在朝鲜君臣本身的昏庸、浑噩之上。
就以对后金的态度而言，他们似乎始终认为只要不去挑衅，不去惹怒后金，那后金就不会来侵占朝鲜，始终不明白后金之所以不来吞并朝鲜，真正顾忌的是什么！
一方面满嘴的大义高调，另一方面文恬武嬉，得过且过，把自己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后金的善心上。
有人会说，以后金军力之强，明朝这样的大国尚且难以对付，朝鲜小国又何足怪？却不知道，小国自有小国的优势。地盘少，信息传递处理效率也更快。人事关系、地方关系相对简单，注意力更集中，人力、物力资源调动起来更容易。
以朝鲜之疆域，百姓吃苦耐劳，境内山地繁多，丛林茂密，兵器、军械也不算差，各地又有城池。只要坚定决心，对付后金，纵使不能战也至少应该能守。毕竟当时后金重心在和明交战，不敢主力耽搁朝鲜太久，只要能守御两个月以上，就完全可以无惧于后金。
这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设想，后来的南明政权瓦解时，江阴凭借一城之力都能守八十天。关键只是在于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决心！
天启二年出使东国的梁之恒曾经这样评论朝鲜：“贵国军兵不是不精壮，但士气却不振作；士兵人数不是不多，而军心不奋发。先不说三江天堑可以限制金虏骑兵，就是山势险要也可以遏制奴虏的战马，火器也足以洞穿奴虏的盔甲，弓箭射程也够远，步兵也能轻装快速行军，如果能够人心奋发，士气振作，足够称得上雄兵大国了，又何必畏惧奴虏？”
但无奈，朝鲜君臣昏庸，战固不能战，连守都成奢望。甚至在后金还没有攻进来的天启三年，君臣讨论到后金进攻的可能性时，就已经毫无信心了，有一个官员郑经世就有这么一句话：“圣意虽欲守都城，见诸臣所为，顿无守城之策。”
而到了后金真打过来的天启七年，后金正月十四攻打边境的义州城，二十六日就打到了平壤城下。朝鲜君臣在此期间，乱成一团，毫无像样应对，其官员甚至于有为推脱责任自承为僵尸的。
朝鲜国王李倧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弃其所居京城，携其妻子，遁往江华岛”，然后就是派人与后金谈和，其前后经过，如同儿戏一般。
二月初八日，后金派刘兴祚乘船到海岛上去见李倧，结果李倧就如木偶，以至刘兴祚发怒说：“你在干什么？怎么像土庙里的泥塑雕像一样？如果还是人，就应该动一下！”
李倧脸上现出羞惭之色，难以回答，良久才说：“因我母丧未终故耳。”
刘兴祚再指责朝鲜，李倧就全推托到手下大臣身上，“朝鲜王无言以对，但曰：‘我不知，是我属下大臣所言’”。
其昏聩怯弱情状，真是栩栩如生，如在目前。
朝鲜如此一触即溃，真是无可用之兵，无可用之将，人民毫无抵抗意愿么？恰恰相反，就在三月朝鲜国王和后金签订盟约之后，还有军队在坚持袭击后金！
《满文老档》中就记载，当时朝鲜在外的官员，还不知道他们的国王已经议和了，两次截杀往来的后金使者五六人，平壤地方上，还有步兵和骑兵五千人，来围杀库尔禅。
可以说，如果朝鲜君臣不那么昏庸，稍微有点血性，抵抗决心稍微坚定一点，完全用不着签订城下之盟。
当时后金之所以已经深入朝鲜腹地，不但不吞并朝鲜，反而对朝鲜国王颇为客气，也不要求他彻底投降，恰恰就是其东征主力和毛文龙苦战并未讨得便宜。害怕要求过苛，导致朝鲜上下坚决抵抗，那就会让其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无奈朝鲜君臣，不知己又不知彼，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只知道害怕、屈服，蒙混苟安。后金一撤，就依然一副太平景象。身在金营心在汉的刘兴祚后来送来了一份密揭批评他们：“昨来一路见贵国人民散而复聚，与处太平无异，毫无卧薪尝胆之意，真所谓燕雀处堂之故事也。”
2.幽默侦探和评价扭曲
朝鲜君臣既然如此昏暗不明，他们对毛文龙的评论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常常是一厢情愿胡乱臆测，用自己的阴暗心理来度量，当被事实戳穿之后，就用新的臆断来达到贬损毛文龙的目的。
你要说这帮大爷在故意撒谎，那也谈不上，因为他们的侦探能力确实非常低下，所以只能用真伪不明的消息再加上自己的胡乱臆断来判断情况。
最典型的莫如天启六年四月到五月，毛文龙率大军深入后金腹地血战前后，朝鲜君臣的表现。
在毛文龙大兵刚刚出动时，义州府尹李莞要刺探毛军的行动，结果想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办法，他派遣了一个所谓“伶俐小译”带着猪和酒，以犒劳军队的名义要渡过鸭绿江去探视。结果被毛文龙设在江上看防的士兵拦住了，只得悻悻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