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文龙的评价无非三种：
第一种，一个混混，侥幸占据皮岛，横行不法，早晚投降后金，袁崇焕把他杀了是为国除害。
第二种，有一定能力，对后金有牵制，但私心重，野心大。利用好可以成为明朝帮手；利用不好，可能倒向后金。袁崇焕擅自杀了他确实不对，因此伏诛也是袁罪有应得。但是不能因此不切实际抬高毛文龙，他最多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郑芝龙。
第三种评价，毛文龙是一个赤胆忠心，舍生忘死，为国事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不幸被冤杀的英雄，杀毛文龙的袁崇焕虽万死也不足以赎其罪！
这三种评价，哪一种更接近真相？
我曾经认为这最后一种是最荒唐的，但看了足够多的资料后，却发现这看似最荒唐的评价反倒是最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一、引用原始资料的另类小说《辽海丹忠录》
记述毛文龙生平经历的史料，大致上有如下几种：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辽海丹忠录》，《毛总戎墓志铭》，《毛太保公传》，《明季北略》，《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等等。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是毛文龙自己写的，《辽海丹忠录》是崇祯时期陆云龙撰写的，《毛总戎墓志铭》、《毛太保公传》、《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的毛文龙列传等都是入清以后的人编写，《明季北略》关于毛文龙生平的描述据说主要来自于明人写的《镇海春秋》。
这里有必要对《辽海丹忠录》特别说一下，这本书一方面对毛文龙热烈歌颂，另一方面批着一层章回体小说的外衣。因此被许多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但如果你真的看过关于毛文龙的大量史料，并认真看过《辽海丹忠录》这本书，你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比起大部分自命为史书的著作，对历史事件的忠实程度更高，写作态度也更为严肃，议论也更为客观。
《辽海丹忠录》的特点是其记述的事件，都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甚至直接原文摘录许多明朝官员、将领的奏疏、塘报，凡是《明实录》和后来的《崇祯长编》里有的奏疏，都经得起对照。尤其可贵的是它还保存了许多被实录、长编省略不载的档案，不得不说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其原始资料所占比例之高，远远大于其他以史书自命的著作。大部分情况下，一个章节就是围绕着一份奏疏、塘报中的内容来展开的。
而且作者议论平实，态度严谨，基本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比如对袁崇焕的评价，虽然作者立场是赞扬毛文龙，但却并没有因此刻意去丑化袁崇焕，也没有采纳袁崇焕与后金勾结杀毛一说（主要是作者毕竟无法见到《满文老档》中袁崇焕和后金的书信往来，更不必说分析其中的蹊跷、暧昧了），相反承认袁崇焕的功绩，指出他的错误，但也有宽谅之辞。
如果《辽海丹忠录》是小说的话，那估计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都是比小说还小说了。毕竟许多史书里所谓的列传，往往是不提供任何出处，说什么就是什么，并且同样掺杂了大量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这和《辽海丹忠录》一切叙事和议论都建立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相比，反而要差一个档次。
有些人拿一些章节里提到的温元帅显灵、海神显灵帮助毛文龙捉拿内奸以及脱困的例子，以此嘲笑、贬低这本书的史料价值。这是不能成立的，此类记载本身来自于毛文龙自己写给皇帝的奏疏，而且这些不过是在古代很常见的鼓舞人心的手段。
如果因此否定其价值，那正史里描绘帝皇降生时的神异景象，神仙托梦，“红光满室”岂非更荒诞不经了？
甚至《辽海丹忠录》的作者陆云龙自己就明确指出了“温帅之事，有无未可知。但形诸奏章，或亦田单拜小卒为神师之意，军中不厌诞也”。
也即温元帅显灵之类的事情，作者并不认为一定是真的。但他指出毛文龙之所以要把这宣传为事实，并且记录在奏章里，呈报给政府，用政府的权威来宣扬、认可这些神迹，实际上是类似古代“田单拜小卒为神师”，就是一种鼓舞、团结军心的策略。
作为现代人来说，我们当然可以不屑一顾，但是古代大量的下层人民和士兵，是相当迷信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事，陈胜、吴广用鱼肚子里塞字、狐狸叫人声煽动人心之类手段，史不绝书。就是一直到近代太平天国起义，领导者仍旧大量使用装神弄鬼的手段。
毛文龙在敌后开辟根据地，招徕、聚集大批辽东难民，本身就势处孤危，时刻在危险中搏击，如何聚拢人心，就成了最迫切的问题，稍有差池就可能是类似以前明军在辽东一样的情况，人心涣散，内奸作祟，导致全盘崩溃。
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可以用来鼓舞人心、笼络士兵的手段，被毛文龙拿来应用都是无可非议的。
而陆云龙不过是在《辽海丹忠录》里如实记述，并且指出这是“军中不厌诞”，这是许多所谓正经史书都没有做到的，恰恰反映了他对事实的高度忠实性。
我前面就引用过孙承宗的话：“文吏不达时势，好用小见解，沾沾将吏之上，能令将吏羁弄而不得展。凡将吏所以御士卒，而得其死力者，讲说或足为笑，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统武，自是弊法。”
毛的部分属下改姓是这个道理，毛文龙宣称温元帅、天妃娘娘显灵之类，也同样是属于这种情况。
某些人以此来嘲笑毛文龙。嘲笑《辽海丹忠录》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迂腐无知。
二、从杭州子弟到边疆军人
毛文龙的祖籍是山西大平，万历四年（157O年）出生于浙江钱塘（就是现在杭州境内），祖父是盐商。九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和母亲投靠舅舅。他的舅舅沈光祚是万历乙末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做过兵部主事，后来又担任过山东的官员以及顺天府尹。
毛文龙青少年时代在浙江度过，读过一段时间书，但厌倦科举，对兵法、军事更感兴趣。在三十岁的时候主动到辽东参军，据他自己在给崇祯的上奏中说，他的伯父毛得春“实授海州卫百户世袭”，伯父没有儿子，所谓“推昭及穆”，他就继承了这个职位。
明代晚期卫所制度已经废弛不堪，世袭之类不过流于空文，愿意继承那就继承，不愿意继承的话，也没人来管你。以此来看，毛文龙投身军旅，而且是到艰苦的东北，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
因为沈光祚的不断推荐，再加上毛文龙表现出色，他先是在李成梁手下“补内丁千总”，后考武举名列前茅，又升辽阳千总，升守备，天启初年，因制火药得力，又加游击衔。到王化贞主管辽事时，为练兵游击。不久王化贞派遣毛文龙带领一百九十多人，深入敌后。
接下来就是《明史》中关于毛文龙的记载了：“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受到明政府嘉奖，任总兵，镇守皮岛，形成对后金的牵制局面。
但是张岱的《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中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毛文龙“少无赖，有口才”，靠给人看相算命在杭州谋生。然后张岱也不写原因，说毛文龙从杭州跑到了京城，也没有什么好运气（“碌碌无所遇”），又“走边塞，潦倒行伍者二十余年”。
张岱的记叙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没有提到毛文龙的舅父是中进士的沈光祚，第二也没有解释毛文龙到北方参军的原因。似乎就是描绘了一副毛文龙在杭州落魄潦倒，混不下去了，又到北京去，还是混不下去，于是再到边塞当兵但依旧是潦倒二十年。
但张的说法经不住考辨。记叙毛文龙舅父为沈光祚的史料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出现，而且不止一个。崇祯时期，各相关人员都还在人世，类似这类记叙既无虚构的必要，也无虚构的可能。
在《两朝从信录》里有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旌苦节疏，它直接引用了毛文龙关于自己身世的奏疏，其中明确提到毛文龙母舅是当时的顺天府尹沈光祚。
王在晋在评论里也说道：“看得毛文龙之母沈氏，青年守节，臣宦浙多年，业闻其概。”
所以毛文龙的身世背景，并非道听途说而来，而是有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官方档案文件作为根据。
而且毛文龙舅父为沈光祚还有旁证，那就是毛奇龄本身就认识沈家后人，他对毛文龙身世的记载并非是辗转抄袭自其他书籍。根据罗振玉给毛奇龄《毛总戎墓志铭》写的后记，毛奇龄写过一篇名为“志圆尼师抄化斋粮序”的文章，其中提到“志圆俗姓沈氏，予尝为家太保题墓门之碑，疏所自出，叹其舅氏京兆公为明熹宗朝名臣，当时称杭州甲族以沈为最”。
反观张岱在明亡后写的《毛文龙列传》中却完全不提毛文龙的家族关系，却又不对其他记载做出反驳澄清，显然其记述既无档案材料做支撑，甚至同时期的相关史书都未必过目，纯粹是道听途说，再加以自己胡乱臆测而来。
其所谓毛文龙在杭州混不下去，在北京也混不下去，然后才到边塞当兵，总之是一个穷困潦倒，到处碰壁混不下去的人，显得更为虚假。
要知道当时南方经济富裕、繁荣远胜北方，如果毛文龙是个木讷、迟钝、不善交际的人，所说倒还有可能，可偏偏张岱承认毛文龙“有口才”！
这样一个机灵人，偏偏离开遍地都是财富，遍地都是机会，生活舒适得多的南方，反而要跑到贫瘠、穷困得多的北方去。以至最后要到条件极端艰苦随时都要冒着掉脑袋风险的边塞去当兵！这是根本难以自圆其说的。
张岱原系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虽明亡后痛改前非，颇见气节，但其见识议论，终究隘滞、迂腐，对史事之考据也粗陋不经。
以上所论由其所撰之《毛文龙列传》就可见一斑。纵观全文，他完全没有看过《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等原始资料，许多记叙、议论都是停留在转引其他记载或者道听途说以及想当然的层面上。从这点看，其史料价值比号称小说的《辽海丹忠录》还远不如。
甚至文末以听说毛在皮岛急切搜寻邸报为理由，得出结论说毛文龙因距后金太远，靠编造消息蒙骗朝廷，为怕与邸报矛盾所以才要搜寻邸报。其议论之荒诞一至于此！也不想想文件往来时间，如果要靠获取邸报再来编造，那黄花菜都凉了！本来是毛文龙勤于国事，知己知彼的表现，居然能被他如此曲解！
以上是对毛文龙身世背景的一点澄清辨析。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关于毛文龙的文化水平。
在大部分人印象中，毛文龙应该是个不通文墨的军阀武人。但看一下《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写的奏疏，可以说他的文化修养相当高，描物叙事、抒情议论，引经据典，都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说比现在大部分的中文系教授高得多也不夸张。
或有人认为是代写，但从这些奏本、塘报内容来看，其文生气勃勃，感情充沛，完全不是那种代写公文所具有的死板套路。有许多议论感慨，甚至直接对皇帝的质问，是只有毛文龙本人才可能发出的。
《表忠录》中说毛文龙“为文敏而明白”，有时候幕僚替他起草奏疏，涉及高官的地方往往粉饰、支离以免得罪，毛文龙看了不满意，说大丈夫以死报国，何必怕这些人，就自己动手改成直抒胸臆的文字。
从其他一些史料来看，毛文龙也确实完全具备亲自写塘报、奏疏的素质、条件。毛奇岭写的《毛总戎墓志铭》中说毛文龙小时候受过一般儒生的教育，只不过后来厌弃为应试的读书，才放弃科举。
《辽海丹忠录》中说他“年少也有志功名，博习百家，只是运蹇，这两句文字，屡试有司，不得进取。一日喟然叹道：‘丈夫当取功名如拾芥，怎年纪三十，困于名场！’便抛却书卷，习骑射，也百发百中，又系书生，心极灵巧，理极透彻，所以武经将略，一览无遗，便有志边防”。
考虑到明代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普及、发达程度，这些记述是完全可信的。
张岱在《夜航船》序中曾经提到南方一些地区，“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到了二十岁读书无成，才从事其他行业。按他的说法，连从事手工业的工匠，都能烂熟《性理》、《纲鉴》，随便问到什么事情，人名、官爵、年号、地方都能如数家珍，很少有错误，“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
虽然他记叙的只是部分地区的情况，但也可以想见明代南方地区文化教育普及、发达的程度。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毛文龙虽然没有走科举仕途，但依旧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是不成问题的。
在朝鲜人李肯翊编集的《燃藜室记述》中还收录了毛文龙作的一首诗：
孤臣白发映寒旋，一上秋风海上城。
霜拂铁衣银浪动，电开金匣玉龙惊。
三更月冷将军幕，万灶烟沉壮士营。
塞曲数声人尽泪，萧萧边马皆悲鸣。
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厌恶之情，前文已经备述，《燃藜室记述》提到毛文龙处也是极尽丑诋、贬损之能事，当然不会移花接木，把别人诗作放到毛文龙名下给他贴金，所以这首诗为毛文龙所作当无疑问。
我们虽不懂诗，但一读之下，其意境之苍凉豪迈，扑面而来。没有足够高的文化修养，是写不出这样的诗作的。
三、奇特的选择
从毛文龙的身世经历，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出生成长于浙江杭州，也就是江南最繁华的地区，又有官员背景的亲戚，但却偏偏请缨从军，到最艰苦的东北边疆，从低级军官开始做起。
明代中晚期的江南苏杭一带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其奢糜的程度即便在现在的人看来也是叹为观止的。王锜在成化年间所见苏州之繁华就已经让人目不暇接。
其中提到的景象“闾阎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让现在的人想见明代苏、杭等地的繁华盛况，都心驰神往。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描绘的崇祯年间西湖香市的盛况也让人眼花缭乱：“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欱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几乎都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生活舒适、奢糜的程度比之现在的大都市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一般情理，大部分人总是希望能从贫穷艰苦的地方到富裕、繁荣的地方生活，就如现在而言，外地学生到北京、上海之类大城市读书，总希望毕业后能留在这些大城市里，除非没有办法，才回到相对艰苦、落后的小城市或边远地区。现代是如此，在古代也必然是如此。
但毛文龙，却和大部分人反其道而行。别人是巴不得在杭州之类繁华之地生活，而他却主动从杭州到辽东等边疆苦寒之地去当下级军官。
是他在杭州或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呆不下去么？显然不成立！
他本身有官员的亲戚做靠山，论关系、论门路已经和一般平民不同。论头脑的机灵聪明，更是远胜庸常之人，否则也不会有后来在辽东的表现。像他这样的人又不缺乏闯荡、冒险的精神，口才又好。以这样的素质，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无论做什么，就算随便经商，都不愁发达。
但毛文龙偏偏没有选择留在南方，这用通常的追逐利益的逻辑是解释不通的，用所谓野心、权力欲更解释不通。
明代武官的地位相当低下，要靠做军官出人头地，这个概率比中彩票还要低，更不必说还是提着脑袋的营生。要真想靠投机、冒险来搏一下，选择在南方做海盗，都比北上辽东去做低级军官把握大得多。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志趣！也就是为国效力的志向，以及从事军事的兴趣，才决定了毛文龙的选择。舍此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能自圆其说的解释。
四、赤胆忠心毛文龙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到人间，被宙斯锁在高山上，派大鹰来啄食他的内脏，这是广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鲁迅说在非洲某部落，同样有一个从天上窃火的神话，但对这个窃火者的处罚却不是公开地锁在高山之巅了，而是“秘密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的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角色，嗡嗡的叫，拼命的吸吮，一面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毛文龙的境遇就类似于此！
作为《满文老档》里提及名字次数最多，最让后金统治者头疼的明方将领，到了清朝修的《明史》里，却连一个独立的传都没有，仅仅是附在《袁崇焕传》里提一下。
他生前死后，被扣上一连串的罪名，说他“糜饷冒功，牵制虚套”，说他“贪财好色，浮夸骄恣”，说他“侵盗军粮，残害岛民，劫掠商人”，说他“拜魏忠贤为父”，直至说他“通敌叛国”。
在毛文龙身上，我们能生动地见识到诸如“三人成虎”，“积毁销骨”，“众口铄金”这些成语真切到什么程度，可以看到黑白颠倒到什么程度，是非可以混淆到什么程度。
毛文龙生前备尝艰辛，苦心竭力为国效忠，死后还要遭受铺天盖地的污蔑，精神上凌迟毁灭的酷刑。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在无数人须眉开动、唇齿奋扬、唾沫横飞中，毛文龙终于成了只配受到鄙夷、唾弃的“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对于横加在毛文龙头上的污蔑、诋毁，前文已经做了尽情驳斥。现在该是还毛文龙真豪杰、伟丈夫的本来面目之时了！
也许大部分人无法做到宁愿自己肝脑涂地，死于非命，甚至饱受误解谩骂，却依旧不改其志，忠诚不二地为国效力，但这样的人却是真实存在的。而毛文龙就是这样的人！
张居正说过一句话：“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毛文龙却是个反例！
他生长于富贵之乡，却奔赴苦寒之地。在一溃千里，人皆逃亡之时，他反逆流而上，以二百人之孤军，袭镇江，擒敌酋。为人之所不能为，不敢为！
别人都要躲到安全的地方去，而他却主动要跑到险地，死地去。蹈大海，涉风波，开辟东江抗金基地。
别人对剃头辽民，厌惧之，怀疑之，他却收容、整编成军队。
别人对后金畏之如虎，只敢修城守城，他却年年主动袭扰，让金兵疲于应付。
别人或者裁兵以取媚文官，或者除了依赖朝廷军饷外一筹莫展，而他能招徕商贾，解决部分军费问题。
别人只能成天担心后金的奸细，而对后金的行动完全两眼抹黑，侦探敌情只能靠送喇嘛、送公开的使者过去，而他能让后金成天恐惧害怕毛文龙奸细，能对后金行动了如指掌。
别人眼睛只盯着自己这块地盘，而他除了操心东江，还在不断反复提醒朝廷要注意蓟镇防线，甚至帮他们出主意、动脑筋！
没有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没有为国效忠的慷慨气节，没有襟怀坦荡的大智大勇，那就不可能有毛文龙的作为！
东江初期，朝鲜人的记载说毛文龙“所率兵士不满数百，其余皆剃头归附之人”。
毛文龙所率的这支队伍，从一开始的时候，连军队都算不上，他却要老虎头上拔毛，去打后金。正规明军都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做，难怪朝鲜要吓得觳觫发抖，哀叹“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
换了任何一个稍有私心，稍微把自己性命当一回事情的人，在这种处境之下，早就吓得尿裤子了！
袁崇焕所谓的“以辽人守辽土”不过是依靠那些还没有被后金统治，没有剃过头的辽人而已。而毛文龙则是真正依靠敌占区逃亡出来剃过头的辽人，在有些人看来这或许不算什么，在当时，这实际上等于把半条性命送进阎王殿里了。
已经剃头的辽人能信任吗？后金数次攻城略地，几乎都是靠辽人将官内应献城，接替熊廷弼的袁应泰就是死在这上面，王化贞也是败在这上面。
傻瓜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毛文龙会不知道？
当时朝鲜人就反复提醒他，剃头辽民，反复无常，收容他们，太危险了，而且已经有情报说一个叫邓复禹的要谋害他了，毛文龙是怎么说的？
“俺既以身许国，死生存亡，付之于天。事成则天下之幸也；不成，则天下之不幸也。辽民之不信，俺亦已知。俺若为身谋，只欲保身，则岂能留滞至今，与此辈同事？此辈亦日倡绑送之言？俺亦不言，一点丹心有如皎日。”
一句“俺若为身谋，只欲保身，则岂能留滞至今”把毛文龙膏斧锧而不悔，为国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侠骨如铁的品格尽显无疑！
确实，换了一个保命第一的人，在这样的处境下，估计成天就在担心害怕这些剃头辽民什么时候绑了自己送给后金，别的事情都不必做了，还是赶紧逃回明朝本土去算了。
是的，辽民反复，不可信，毛文龙知道。但明知道危险，他还是去这么做，只因为唯有这样，才是消灭后金的捷径。成功了，是天下的幸运；不成功，就是天下的不幸。而自己的生死毁誉，毛文龙早就不考虑了！
到了皮岛开镇之后，安顿几十万人的生活，选拔训练军队，组织对后金的侦探策反，派兵前去袭击，设法通商，挟制、监督朝鲜等等，按现在的话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工作等，毛文龙全都挑在身上，千头万绪，极尽艰辛。
东江群岛不是什么天堂、福地，而是气候严寒、风波险恶、物资奇缺的地方，军民始终处于极惨、极苦之境地，没有顽强的毅力，坚定的决心，不要说八年，就是一年都不可能坚持下去。在毛文龙被害之后，岛上接连出现内讧，将领相互残杀乃至叛变、投敌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岛上物质的缺乏，粮饷的缺乏，毛文龙给朝廷的奏疏屡屡提到。岛上诸如牛皮、油、麻、钉、铁筋、鳔、箭杆、翎毛、盔甲、器械、三眼枪、大炮、黑矾、硝磺等等物资都要靠内地供应。朝廷给发的粮饷又常常拖延不至，也只能向商人去借。将士擒斩有功，要犒赏，如果按照边镇惯例，又至少要几十万的金钱，毛文龙给朝廷省下无数银两，却还被冤枉说是冒滥。而解送到皮岛的军火器械，大部分都是在仓库了放了很长时间，生锈不中用的，还有一试用就爆炸的，需要用两三件合并改造成一件的等等。
然而在有些人看来，毛文龙在东江是做海外天子，是在享福。我们应该客气地问一下他们，福是这么享的吗？让他们去享享毛文龙的福如何？
毛文龙管理的东江军民，人数常年在几十万左右，现在一个公司、企业经理，在太平世界里，衣食无忧，管个几百人就要焦头烂额了。
而毛文龙在强敌窥伺，饥寒交迫，毁谤纷至的环境下，要管理几十万人，而且这几十万人还不是普通人，是历经鬼门关，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亡命之徒！
不仅是简单的管理维持，还要不断训练、组织队伍，要派遣间谍去敌占区侦探，要不时出兵和后金血战，要随时策应收容后金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要不断把敌方情况、朝方情况、岛上军民情况、作战建议方略写成塘报、奏疏呈报给朝廷，要对各种信息，军饷数字，地理形势，属下将士功绩、过错都了如指掌。
别的不说，光是源源不断派遣间谍去刺探情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孙子兵法》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派人潜入到后金去刺探情报，去离间后金将领、官员，这本身就是把人送到敌方的嘴巴里去。
那首先所派的人要有赴死的决心，还要求你能信任他，你要有知人之明，你要能让对方心甘情愿为你所驱使。否则你不信任他，你敢派他到后金地盘去吗？你没有知人之明，所派的人，结果反成了为敌人去送情报。你如果不能让对方为你赴死，那让他去执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任务，不是等于让他去叛变么？
更何况，到后金去当间谍，还要加一条，就是要剃头，这对把头发视为荣辱相关，视为身体发肤不可轻易毁损的明方和朝鲜人员来说，就相当于在身体上打下耻辱的烙印，谁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还要蒙受耻辱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袁崇焕在派遣间谍去后金刺探情报上，是完全的无能，他最主要的刺探对方情报的方式就是派遣喇嘛，派遣使者过去，然后让后金给他看想让他看到的东西，还得意洋洋，不以为耻地认为这是自己刺探情报的高招。
朝鲜人探听后金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同样是派使者过去，然后了解到一些后金愿意给他们了解的东西，就欢喜地回来给国王报告，还认为收获不小。
而毛文龙和他们相比，真如巨人和侏儒之比。毛文龙派遣到后金的间谍不是一个两个，甚至不是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个，从后金的《满文老档》以及内阁大库残留档案后金方的记载来看，简直遍地都是毛文龙的奸细，以至让后金的统治者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心惊胆战，疑神疑鬼的地步。
毛文龙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并非是他有什么高官厚禄，黄金白银来赏赐给那些前往后金刺探情报的义士，而只能是他能用自己的忠肝义胆去带动别人，用自己的鞠躬尽瘁感染别人，用自己的磊落心胸让别人甘愿性命相托，他能和千万惨苦至极的剃头辽人肝胆相照，同甘共苦，所以能让他们不惮生死，前仆后继去后金统治区刺探情报，传送策反书信。
而策划组织人员到敌占区刺探情报，还仅仅是毛文龙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则毛文龙坐镇东江时，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有些人还以为毛文龙在皮岛上享乐，只能说这些人是毫无心肝可言。
毛文龙率领的东江军队处境之恶劣，已经不能用困难、艰苦这些词来形容，说成是炼狱，是绝境都难以形容一二。无论是朝鲜的《李朝实录》，后金的《满文老档》，都随处可见毛兵饿死，僵尸相枕，白骨遍地，甚至吃死人等惨不忍睹的记载。
毛文龙在自己的塘报里也对东江的处境描绘过，天启七年（1927年）的时候说：“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的时候又说：“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止，臣亦何苦恋此绝岛，而招人污蔑之毁也。”
换了任何其他人来领导这样一支队伍，早就彻底崩溃了，完蛋了。对比一下被重点照顾的宁远明军，在崇祯初年，粮饷是充足的，也就是肚子能够吃饱，但仅仅是饷银拖欠，结果就发生了兵变，逼得辽东巡抚毕自肃上吊自杀。
而毛文龙呢，在如地狱一样恐怖的条件下，还是千方百计设法维持了下去。袁崇焕和朝鲜人污蔑毛文龙，说什么他侵盗军饷，军民怨恨。如果按照常理来说，岛上军民确实有一万个理由来怨恨毛文龙，你作为军队主帅，让我们处在饿死边缘，能不怨恨吗？
可实际上又如何？岛上大部分人非但不怨恨毛文龙，反而真心实意地追随他，拥戴他。当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之后，岛上军民是一个什么反应呢？是不是祸害被除，苦难得脱，重见天日，欢喜雀跃，喜笑颜开呢？
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道，崇祯二年六月癸未，金时让驰启曰“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
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流泪了，朝鲜人是厌恶毛文龙的，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这个事实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一两个人哭，按他们的心态，甚至提都不会提一下，更不可能记进实录，可见当时岛上的景象是军民哭成一片。
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啊，要知道他们在毛文龙的率领下，不像在袁崇焕那里可以领到充足的军饷，可以衣食无忧，他们过的是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吃草根，吃树皮都是家常便饭，饿着肚皮还要不断出去打仗的苦日子。
这里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毛文龙让这些辽东军民感动的不是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利益，而正是他精忠报国的人格，他的侠肝义胆。
毛文龙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曾经说过：“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
“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这就是“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的原因。
“大义”和“良心”在许多人那里是贬值了的字眼，是一文不值的东西，是毫无用处的空头支票，而在毛文龙那里，却成了真真实实，让无数辽民死心塌地追随他、在近于绝境的条件下去杀敌的动力。毛文龙不能给这些辽东军民金钱，不能给他们荣华富贵，甚至连让他们吃饱肚子都做不到，能给他们的只有“大义”和“良心”。
而他之所以能用大义和良心来感召这些将卒、士兵，恰恰是他自己以身作则，和士兵同甘共苦的结果。
为了维持东江这一支力量，他宵衣旰食，焦心劳思，苦心矻力，像讨饭一样地为了军饷到处索要，朝鲜厌恶他，明朝那些一听要军饷就头疼的官员也厌恶他。再加上后金仇恨他，关宁的明方将领、官员忌恨他。
难道毛文龙不知道自己这么苦心操持，是在蒙嫌树怨，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吗？
不，他知道得很清楚！
他在自己被袁崇焕杀害前的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有一份奏疏，内容大意是：诸位大臣官员成天想的就是要如何除掉我，就是不考虑如何收复江山。为发泄私愤，不惜同室操戈，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屡次上疏直言，不是不知道得罪在朝官员，只会让自己更快丢掉性命。但我一心想的是国家边防比自己这条性命更重要，所以不得不频频上疏呼吁。昨天看到王廷试的书信，得知粮饷又没有着落，难道十多万的生灵，就因为我一个人就全部断送掉吗？我又怎么能忍心坐视？
毛文龙的这些话，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寒气和悲凉。
屡次上疏，得罪袁崇焕等人，无异是在加速自己走向死亡的命运，毛文龙心里对这点是很清楚的。
《表忠录》中记载他在被袁崇焕杀害前曾经写给回杭州的妻子一封书信诀别，其中说“外有强敌而内有公卿，必死不久”。
既然知道这一点，那他为什么非要呆在东江呢，为什么还要去袁崇焕那里送死呢？
其原因无非就是“岂舍十余万生灵，因职一人而并毙之”？无非就是他念念不忘要恢复辽地，无非是他清楚地知道一旦东江这支力量溃散，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非是他还抱着一丝侥幸，认为袁崇焕尚不至于卑劣到自相残杀的地步。
天启七年的时候，他说：我只知道精忠报国，绝不肯偷生自免。又恐关门指日动胡笳之咽，而登、津、淮、扬等地不久后就成饮马之窟矣。请求速发粮饷，救济孤单，社稷幸甚！
在崇祯元年五月的奏疏中，他说：辽人向来没有定性，奴夷一旦用计谋来引诱，臣解衣推食，费尽心力招抚来的众人，难道忍心让他们兽奔鸟散吗？等到了溃散的时候，料想那些言官必定又要把这当成是一条罪状加在我的头上了！
在崇祯二年四月的塘报中，他又说“职之死战死守，必尽厥职，唯恐东江破，属国□（叛），而逆虏长驱，封疆岂忍言哉”。
这都是沥血抆泪之语，然而在当时的一些明朝官员，尤其是袁崇焕之类昏聩已极的人看来，毛文龙无非是在危言耸听，夸大自己的作用。
不幸的是，毛文龙被害后，他说的这些话，一一言中。在他死后仅仅四个月不到，“关门动胡笳之咽”就成为了事实，而后来登、津、淮、扬成饮马之窟也终于一语成谶。至于“东江破，属国□（叛），而逆虏长驱”，当然就更是他死后的现实了。
而毛文龙花费无数心血招抚来的辽东士兵、将领，在他死后不到几年时间里，叛乱的叛乱，逃亡的逃亡，内讧的内讧，类似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这些原东江将领叛变被金国封王，更成了一些论者嘴里毛文龙的罪状了。
毛文龙这一片苦心，在当时除了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以及类似徐尔一等少数官员能够理解之外，其他人都当成儿戏了。
我们不知道当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之时，究竟是什么感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一定心寒如冰。
袁崇焕加于他头上的那些罪名，没有一个不是他在奏疏里详尽驳斥过的。袁崇焕所谓的十二大罪基本上就是杨国栋奏疏里十大罪的翻版，而对杨国栋的污蔑，毛文龙已经是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了。
《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
朱溶说：“余行海内自少壮至老，感毛将军文龙事，作传一篇，轶事状一；其犹未尽者，书于左方，又赋诗一篇，统名曰《表忠录》。或曰子作《忠义录》，述明末诸公，卒不及将军，而别为一书曰表忠，何谓？曰：将军之心，本与诸君子同，然今世人言及诸君子皆知敬慕之，将军之忠精，鉴之者惟独皇天耳！不可不表而出之也，故越表忠也。”
陆云龙说的“以忠遭疑，以忠得忌”，朱溶说的“将军之忠精，鉴之者惟独皇天耳！”，其中包含了几多愤懑，几多不平？
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
在崇祯二年的时候又说：“一命危于朝露，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今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
毛文龙自己是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毁誉置之度外。可是对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却实在心有未甘！
难道毛文龙的耿耿丹忠，只能落得一个晦昧不见白于后世的下场？难道英雄被践踏、诋毁，烈士被唾弃、侮辱，小人被歌颂、赞扬，屠夫被尊崇、膜拜，就是注定的宿命？
或许可以告慰毛文龙在天之灵一二的是，在明朝的时候，虽然议论纷纷，但是非黑白大致已定。前有徐尔一为毛文龙申辩疏一千二百言痛驳攻击毛文龙的谰言，后有陆云龙《辽海丹忠录》依据第一手史料，详尽述评毛文龙忠烈事迹。即便到了清初，则计六奇之《明季北略》，谈迁之《国榷》，虽辗转引用他书，并依旧对毛文龙有诸多误解，但亦可见当时之人心舆论所向。至如毛奇龄之《毛总戎墓志铭》，朱溶之《表忠录》更于原始史料之基础上，采访毛文龙之亲属，“求访长老及难死者子孙与故吏退卒”，此时诸人虽不能见《满文老档》，但也足以澄清事实真相，表彰毛文龙之侠肝义胆，忠烈慷慨。
但是到了清修《明史》完毕，再到乾隆把袁崇焕树立为供人膜拜之偶像后，事情发生了彻底的转折。
作为袁崇焕对立面的毛文龙被一批一批的御用文人和奴才前仆后继地加以丑化。原先在明朝就已经被澄清、被驳斥的一些问题，又被当成罪名扣在毛文龙头上。到现在，成了是非全颠倒，黑白更混淆，出现了以鸱枭笑凤凰，执蝘蜒嘲龟龙的荒诞局面。
罪有应得、误国害民的袁崇焕被吹捧成了英雄，成了抹黑崇祯皇帝的工具！而毛文龙则被践踏、侮辱、丑化得不成样子。朱溶当年为澄清真相，还毛文龙清白的《表忠录》都成了难以一见的奇货了。
此种情形真可以令英灵诉天，怨气结地！
当年陆云龙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公论日久自明，故有一时沉埋，后来渐雪；一时快意，日后反误国误身。虽曰报复循环，天理必然，还也见人谋不臧，害人自害，把自己的失着，越显得他人的有功，使人见他的起手，不见他收场。正如陈眉公说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英雄不见结局，令人想他，慕他，悼他，惜他。”却不知道如果起他于地下，看看现在的舆论，又会做何感想？
结 语 毛文龙的悲剧和明朝灭亡的原因
过去读明末历史的时候，总是会想如果能有岳飞、戚继光这样的人来，就会如何如何。可是随着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就逐渐明白，就算岳飞、戚继光真的到明末，他们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第二个毛文龙、第三个毛文龙，更大的可能是连毛文龙都不如。
我们读到历史上岳家军、戚家军的事迹的时候，总是感佩于其军纪如何严明，战斗力如何强悍，可是往往忘记了这一切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他们至少要有足够的军饷，让士兵不至于被饿死，有足够精良的器械让士兵来与敌人厮杀。
可是这样的条件，在毛文龙那里，却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军饷不足，让军队维持生存不发生变乱都成了极其困难的事情。
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艰苦的绝境下，毛文龙居然还能殚精竭虑，用各种办法来维持住东江的力量，并且对后金起到了重大牵制作用，这不仅需要军事上的天才，同样需要经济和人事管理上的天才。
但是常年索要军饷让他成了众多文官厌恶的对象，不断向朝鲜索要粮食供给让他成了朝鲜官民的眼中钉，用通商等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部分军饷又招来袁崇焕等人的猜忌心理。这最终把他推上了死亡之路。
明末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一个字：钱！
如果明朝政府有钱，那毛文龙或许真的是无关紧要的，有他可以，没他可以，甚至无论怎么打都是赢。
杨镐可以赢，如果不是朝廷众多官员为省钱不断催促，导致仓促出兵，那努尔哈赤不过是瓮中之鳖。或者有足够的军饷，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征剿，每路都保证足够的压倒性数量优势，那努尔哈赤再蹦跶，照样是死路一条。
袁应泰和王化贞可以赢，辽东明军之所以不断有内奸叛乱，投敌献城，其根源就在于长年军饷不足，官兵待遇低下，生活苦不堪言。有足够的军饷，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守城也好，进攻也好都不是问题，努尔哈赤仍旧是死路一条。
甚至连袁崇焕这样毫无军事头脑，只知道修城守城的人也可以赢。就用最笨的办法，一个城一个城地修过去，每个城都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和粮食，长城防线也有足够的军饷支撑重兵把守。那后金也确实就是笼中困兽，只能慢慢被困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