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孙承宗和熊廷弼当然就更可以赢了。
但问题是明朝政府没钱，动不动就发不出军饷，朝廷中的文官成天喊的就是要裁兵、裁兵。财政支出经常就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割肉补疮，拆东墙补西墙。
这时候毛文龙的存在就提供了一种在军饷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用最省钱的办法战胜后金的可能性。确实东江军队处于极端艰苦的条件之下，确实毛文龙自己也不断上疏叫苦连天，但只要有毛文龙在，他以自己的品格和才能，仍旧能把东江维持下去。
明朝政府方面确实是苦，而后金这方面其实更苦，辽民反抗几无休日，要以区区一个辽东，灾害连年不断之时，常年维持十万有战斗力的军队，谈何容易。即便在充满遮掩和粉饰的《满文老档》里，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时候，都有后金统治区饥寒交加，为了免于饿死，人吃人的记录。
《满文老档》说当时后金统治区内一斗粮食要八两银子，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银两虽多，但没地方进行贸易，物价腾贵。一匹良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壮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缎，值银一百五十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甚至到了国中大乱的地步。
其实早在天启五年（1625年）的时候，后金方面因为毛文龙的存在就已经感觉难以支撑了。在努尔哈赤给毛文龙写招降信的同时，他还让手下的汉人给毛文龙写了一封信，备极哀楚乞求之辞：
如今金国汗想要放弃辽东回到其本土。但我们怎么能丢下生身之地和父祖的骸骨而背井离乡呢？所以我等众官员商量，写信给老爷，乞求一条生路。老爷如果看在我等是不得已而投降金人的份上，就可怜可怜我们，给我们寄来作为凭证的亲笔书信或者札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夺取一个城池，如果不能，就跑到山上去。乞求老爷务必把书信训示，快点让来人带回，时间久了恐怕就要被发觉。
这封信的动机当然是出于诈伪，但欲行诈伪，也必须先设法用真实情况来取信于人，否则其伪无从售矣。则这封信里描绘的后金窘迫情状，甚至打算放弃辽东回到老巢本土的打算，应该是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形的。
从崇祯元年（1628年）算起，再撑个两三年，后金不能攻到关内抢劫，也只有彻底崩溃一条道路。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袁崇焕站了出来，帮后金大忙，把毛文龙杀了。袁崇焕在崇祯皇帝面前说，他可以五年复辽，他自己事后说这是一时失言，别人也认为他是夸海口。实际上，按当时的局势，如果他不能五年复辽，那他十年、一百年也都复不了。
包括袁崇焕在内的大部分明朝官员都是浑浑噩噩，对后金当时已经接近于油尽灯枯的形势没有半点概念。
只有毛文龙心里很清楚，后金从天启二年（1622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抢劫了，天启七年在朝鲜抢劫了点东西也只能支撑一时，如果再无法攻入关内，它已经是穷途末路。袁崇焕就算什么都不做，直接放弃宁远、锦州，把所有的粮食、人员都撤入关内，守住蓟镇和山海关，那后金在三年之内也必亡无疑。或者单纯地守好宁远，在有毛文龙牵掣的情况下，后金也还是死路一条。
这个时候毛文龙死了，后金可以放心地绕道攻关了，于是一切就彻底被改变。
毛文龙的死，直接原因固然是袁崇焕的刚愎、昏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钱字。因为钱的问题，毛文龙在舆论中，已经被丑化得极度不堪（就如万历皇帝因为钱被官员丑化得极度不堪），正因为此，袁崇焕奸计才有得以一逞的可能，否则再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杀毛文龙。
但是明末中国真的缺钱么？
政府是真的缺钱，但民间并不缺钱。别的不说，我们光说涉及辽东明金战争的史事好了，我们可以频繁地看见一个现象，那就是军队发不出军饷的时候，往往就向商人借钱。
崇祯元年宁远缺饷兵变，官员不得已之下就向商人借了三万两银子。
《崇祯长编》对此的记录是辽东宁远军队哗变，乱兵抓住辽东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自肃。当时宁远军队缺饷四个月，毕自肃向户部请求发饷。户部没有发，骄悍的兵卒因此大哗。拿着兵器来威逼，把毕自肃和总兵官朱梅、推官苏涵淳、州同知张世荣都绑了起来，放在谯楼上，捶击殴打。
毕自肃被打得很厉害，满脸流血。兵备道郭广新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毕自肃身上，为其求情。官员们拼命搜寻了两万两银子，还是不能满足士兵的要求，于是就向商人借银子，一共凑足了五万两才释放了众官员，毕自肃上疏请罪，然后跑到中左所，在八月丙申这一天上吊自杀而死。
至于毛文龙那边，向商人借钱更是家常便饭，我们不妨把东江塘报里提到的向商人借钱支付军饷的地方，列举一下。
天启元年（1621年）的一则奏疏里说广宁出发跟随毛文龙从征的家丁还有训练召集的义兵，戍防了半年，粮饷不够。卑职捐资二百余两，另外向商人赊借银子、布匹以及各种物资价值二（万） [1] 多两。
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十五日奏报说三年以来，朝廷仅仅发给银子十一万两，运米二十万石，够养官兵吗？够养马匹吗？朝鲜也在饥荒中，向商人借的钱还欠着，实在没有地方去挪借了。
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则奏报称边报紧急，粮饷又不来，只得厚着脸皮向商人赊借米麦。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三日报告说各岛兵丁，正月早已断粮，所幸还能向商人赊借粮食，寻挑野菜来度日。毛文龙哀叹说，他历年来欠下商人的债，虽然百计支撑，陆续偿还，但还是没有还清。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的奏疏里则算了一笔账：八年以来，一共收到本色粮饷一百二十万八千多石，折色的饷银一百四十万一千三百余两，名实不相符。每天兵民都是靠喝粥来苟全性命，一切米、豆、布帛等物资，不得不向四方的商贩转借，等军饷到了再偿还，但岁饷竟然毫无音信。
而根据毛文龙在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给皇帝的一份东江历年军饷的财务报告所说，仅仅天启时期的六年当中，向商人借过的粮食货物就总计高达二百多万两银子的价值，还有二十九万一千七百多两的银子没有还清。
而毛文龙自己本身就是在皮岛上通过经商赚钱来贴补军饷的。明代的商人远比政府有钱，到了后来灭亡之后，江阴守城八十日，还是徽商程壁出钱提供守城经费。更不必说海商出身的郑芝龙、郑成功“富可超国”了。
一般盐商、海商有钱是不必说了，就是做小食品买卖的，资产都可达千万以上。万历年间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记录说当时北京如卖酱的、卖肉、卖酒的这些做餐饮、食品生意的商人都有上千万的资产，名号也和古代的相同（指史记、汉书中记载的秦汉时期的大资本家）。他由此慨叹说可见古今风俗相差也不远。
明代的商人有钱，明朝的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重商抑农，对商业提供种种优惠轻税乃至免税政策，赋税的大头都压在农业之上，这导致商人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国家的实力。而到了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后，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这一点在《谷山笔尘》中也有一段议论，大意是唐代的陆贽批评两税法的弊端是只根据资产、土地的多少来收税，而不根据人丁来收税。但那些便于携带转移和藏匿的资产，即便价值贵重，也很难被国家统计进去；反倒是堆放在场地粮仓里的财产，虽然不值多少钱，但别人却认为是富裕；还有些资产是要依靠流通才能变现的，利润如何还要看市场行情，而两税法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统一来收税，导致那些财富形式容易转移且流动性极强的商人，可以逃税，还摆脱了徭役的负担，而那些从事农业、定居的人却负担极重。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国家动员能力越来越差，财政越来越紧张。
于慎行借此慨叹说现在实行的一条鞭法，弊端就类似于两税法。两税法好歹还根据资产来收税，而一条鞭法则连资产都不考虑了，就根据土地多少来收税。使得农民困苦，而商人宽裕。
于慎行对一条鞭法的性质、后果的议论还是相当正确的。
明代社会现实本来就是商人的负担太轻，农民的负担相对更重，国家财政过度依赖于农业。工商业过度繁荣，农业的相对萎缩是明代晚期最严重、最致命的问题，而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而明代的官员作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又常常无所不用其极地为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奔走呼号。最有名的就是万历时期。万历征收矿税，文官群体就鬼哭狼嚎，在奏疏里描绘出种种可怕情形，简直把万历时期描绘得暗无天日，山崩地裂。而实则在摆脱了当时的利益纷争导致的恶意丑化、攻击，哗众取宠的描黑污蔑之后，在众多人后来的回忆里，万历时期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代。
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义》开头就有一段话：“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皥，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絮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即便到了辽事大起的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日子还相当舒服。广东的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回忆说他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戊午八月二十六日卯时，父母都是二十三岁。当时一片升平景象，四方的百姓都幸福，又家住在海边，是鱼米之乡。一斗米不到二十钱，一斤鱼才一二钱，槟榔十颗只要两文钱，一斤肉、一只鸭子只要六七文钱，一斗盐三文钱，百般平易。就是穷人也能幸运地借此平安生活，徭役和赋税的负担都很轻。一年两熟，种地的人肚皮都吃得饱饱的，读书人喜好词章，工商人士、三教九流都舒适自在，这是何等的快乐啊。
南方人是这样描绘的，那北方人又如何呢？在某些人看来，明代南方富裕，南方的情况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北方生活肯定是穷困得多了。实际上，这也是错误的看法。
山东诸城人丁耀亢于万历二十八年（16OO年）出生，死于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明亡后写过一些诗回忆万历时期的情形，《丁耀亢全集》里有一首《古井臼歌》是这样写的：
道旁废墟存古井，石上绳痕吊水影。犹有石臼无人舂，倾侧墙隅如覆鼎。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江山鼎革成新故，物化民移不知处。空村古鬼起寒磷，荒原野火烧枯树。
井中白骨成青苔，舂碓之人安在哉？此物曾经太平日，如何过之心不哀？
其中这句“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就是描绘万历时期，一片安居乐业景象的。还有一首《长安秋月夜》也是回忆万历时期盛世景象的：
长安秋月夜犹明，六街九陌吹角声。角声断处歌钟起，禁城远树寒烟生。
烟连树绕接夜色，宫阙参差分南北。北廓黄云绕建章，南郊白气连沙碛。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辕门大袖酣歌舞，海内文人耻言武。马政屯田久废弛，禁兵糜粟空充伍。
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
这些基本是大白话，很容易理解，不必再多解释了。此外他还有如《精轩有神宗题额》等诗也是抒发对神宗万历皇帝的怀念之情的，此处就不一一摘录了。
而同样在北方的河南，甚至一直到崇祯初期，都还是百姓富足、安乐的太平盛世景象。
郑廉的《豫变纪略》里记载说崇祯改元的时候，河南这个地方太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乡村田间一片宁谧景象，没有鸡鸣犬吠的惊扰。粮食丰收，一亩收获数钟，只要输送税银三分。
那时候当官的人，崇尚廉洁，尚不知道收受贿赂。吏员还没有过村落来索要饭食的。到岁末，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
在家居住的士大夫，都建造楼台、园囿、池沼作为娱乐。近水的地方则修建河亭、游舫，蓄养歌伎，演奏丝竹乐器。花晨月夕，酣不绝。风流吟啸，如同晋人一样。其间如果有朴实憨厚，不跟着时髦一起享乐放达的人，大家就群起嘲笑他太土老冒了。
根据以上提到的各种史料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末形成了这样奇特的景象，在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景象；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地区，百姓生活富足安康，熙熙攘攘盛世景象；驻扎边境的军队、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裹体，饥寒交迫，极惨极苦；而在无灾地区，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即便是地位低下的普通平民，都生活奢侈享乐，穿最时髦的衣服，用最时兴的器具，喝酒听戏，快活无比。
关于明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奢糜享乐风气，在明人笔记的记载中比比皆是。
老百姓的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而大部分明朝官员又是平民的利益代表，尤其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在明朝的官员看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皇帝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支撑国家运行的赋税能低就低，稍微高一点就违背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原则，只有开支压低到最小限度的国家才是符合他们理想的国家。对官员们来说，如何保证国家不从人民那里收取更多的财富，如何保证财富尽可能留在地方，留在民间，是他们最大的职责。谁在这方面做得越出色，谁就更受人尊敬、仰视。
于慎行说了一个故事，万历十八年（159O年），时任户部尚书的宋纁改任吏部尚书，石星接任户部尚书一职。新官上任，自然要大干一场。于是石星非常卖力地要清查各种弊端，增加国库收入。有一天，他和宋纁在等待上朝的时候坐在一起，很高兴地说：“最近又有一件快事，我查出某个省份有闲置的银子若干，可以供国家使用，怎么以前没有人料理呢？”
宋纁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朝廷的钱粮宁可放在地方上不用，也不要都清查出来收到中央。如果让皇上知道各个地方闲置的资金数量，或许就要生出奢侈之心。还是放在那里，最后还不是一样给国家用的。”
石星听了这个回答，就默不作声了。
还有一件事是国家仓库里粮食烂掉了许多，有人提议明年部分漕粮可以改折成银子交上来，避免浪费。结果这个宋纁对此的回答是没必要，理由是将来粮食不够了，再改回来麻烦。
然后于慎行大赞这个宋纁如何深谋远虑，如何老成练达，有古大臣之风云云。
也就是明明可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而官员却宁愿将其留于无用之地，而此种做法，还被人颂为美谈。
如果看看黄仁宇的晚明财政史，还有许多更为荒唐的事情，如官员收税，可以让商人自己定税额，愿意交多少就写多少。有的官员在某税关，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其他时间自由放行。而这些人当时还都是被作为道德标兵、官员楷模来颂扬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明代官员普遍信奉的是这样的原则：“宁缓公家之需，而不忍夺民之有。宁稽在己之政，而不忍伤民之心。”（王廷相语）
明代不仅商业税之轻近于儿戏，就是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农业税，逃税都屡见不鲜，而官员们则把纵容逃税，当成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标志，当成是品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作风。这不是明末如此，而是明朝中期就已经蔓延成风。
《王廷相文集》里就有王廷相对当时情况的感叹：“呜呼，四川储粮的制度，废弛已经很久了。老百姓把拖欠赋税作为家常便饭，而官员则以姑息放纵作为仁德的表现。”“川民拖欠赋税的风气习惯由来已久，最厉害的莫过于泸州、毫顺、铜梁这些地方，如果算一年应该缴纳的正额赋税，不下十多万石，但国家能实际收到的，只有百分之二三十而已。”
四川是如此，在王廷相自己的家乡（河南仪封，在现在的河南兰考县），甚至都不是百姓偷税、逃税，而是大量的耕地，国家根本就不收税：“我家乡的田地，不收取赋税的，大概占了百分之四五十，永乐以来，都奉有明旨，永远不征收赋税。这是先王浩荡的恩德，有意要把利益都让给老百姓吗？”
而许多不动脑筋，只看一些官样文章就自以为了解历史的人，说明末赋税少是因为王室占田，而实则按黄仁宇考证，明朝的王室只能从地方上获取代表田地的一笔数量极少（多的不过是几万两，这还比不上明代中小商人的收入）的银子，根本无权直接占有大片田地。明末财富最多的人也是大商人，大资产阶级，而不是拥有大批田地的地主。
正因为作为人民、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明朝官员始终想方设法压低赋税，纵容逃税，明朝的财富因此都在民间流通。所以即便明朝中晚期的皇帝才能再出众，官员再精干，但却始终逃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命运。
明代中晚期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以前的那些朝代，皇帝、政府和官员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的钱是哪里来的，当然也无法想象以前那些朝代动辄使用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这军费是怎么来的？
于慎行就对此大发感慨：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国力已经衰败的情况下，郭子仪回京，皇帝光是摆酒席接风，耗费的钱就相当于明代的十万两银子。唐穆宗时期的两个地方军阀，光是一次性地犒赏将士就各自花费了一百万两。宋代的时候，遇到庆祝活动，就要大赏六军，费用浩烦。这些在明代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还有汉武帝、唐高宗征伐外敌，发兵动不动就是几十万。而在明代万历时期，碰到边境有变乱，派一个大将带几千人去，还要为军费发愁。万历抗日援朝，征调天下的兵力不过四万，怎么古代和现在的物力相差悬殊大到如此地步呢？
问题根本不在于“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要论经济发达、富裕的程度，明代中晚期远远超过了汉、唐、宋。问题在于以前的朝代，即便是所谓大施仁政，轻赋薄税，那也是对民间财富进行敲骨剥髓式的压榨，所以大量财富能够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集中在皇帝手里。
而在明代中晚期，财富都集中在民间，所以国家稍微遇到点自然灾害，遇到外敌入侵，财政就捉襟见肘。
明代的官员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苛政猛于虎，得民心者得天下，又加上他们本身的经济地位出身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所以成天给皇帝鼓动灌输的就是赋税不能再重了，再重了人民就要造反了。
难得有温体仁和杨嗣昌这样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把赋税加上去，就被千夫所指，骂成是奸臣，是禽兽。而最后东林党和复社在幕后操纵，让周延儒上台推行他们的减税政策，直接让明朝政府自杀而死。
可以说东林党和复社是明朝灭亡的第一罪人，张溥、刘宗周、黄道周这类东林、复社的知识分子领袖对明朝灭亡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明朝百姓造反、士兵造反，原因不是赋税太重，恰恰是赋税太轻，导致国家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无力救济灾民，于是灾民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在抵御外侵时，无力发出军饷，军队、士兵只能靠抢劫、叛乱来活命。
在史料当中，关于明军缺饷的记载比比皆是，而且都是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袁崇焕就在崇祯二年的一份奏疏里说九边各处兵饷无一不缺，士兵没有一天能吃饱肚子的。这在我们前边的章节里已经提到过了。
就在这一年的己巳之变里，都有忠心耿耿从外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因为缺饷，士兵为免于饿死，不得不抢掠民间，结果带兵的官员、将领被下狱定罪。军队溃散回去，成为乱兵、叛兵。
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明朝档案里，还有这么一则记载：“兵部为台兵缺饷乏食万难，杀子充饥死守事，职方清吏司案呈……”也就是有的地方负责守卫的明军因为缺饷、缺食，甚至有杀了自己儿子来充饥，来死守城池，为国杀敌的。
就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就要打过来的时候，担任防守重任的大同总兵姜瓖还在泣血上疏呈报军队缺饷五个月之久的窘迫情状：“兵素称雄，无奈缺饷五月，值此三冬，岁已云暮，枵腹难堪。”“兵皆徒步，前已具疏，至今无济。”
明朝其实是被自己的士兵推翻的！李自成军队的核心骨干是明朝发不起军饷而叛乱的边军，清军进关后攻城掠地的主力也依旧是原先明朝那些因为领不到军饷还备受百姓、官员辱骂、歧视的军队。
明朝的官员不明白，当国家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遇到外来侵略，这个时候就应该转入紧急状态，国家经济也应该进入战时运行轨道，而不能再按照和平时期那一套，死守着法律来。
在文官看来，军队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国家服务是应该的。既然是国家机器，所以就应该用最大的警惕心来对待，防止其力量超过必要的限度，而对人民利益造成损害。
所以他们成天都是用多疑的态度，用防贼的眼光来看待武官和皇帝。
一到军官索饷的时候，就认为军饷都是被军官贪污了，是在冒领，索要军饷都是来骗钱的。
一到皇帝要求调拨军饷的时候，就认为皇帝内库里有的是钱，只不过皇帝是守财奴，吝啬不肯拿出来用。
明朝的皇帝反正是被文官的口水喷惯了，受点污蔑也就算了。可对军队的官兵来说，文官政府不肯给足够的物质待遇，也就罢了，反正饿死是死，战死也是死，左右都是一死。可问题是在精神上都是饱受屈辱，动不动就被怀疑是贪污军饷，军饷没有，为了生存去抢一点东西，就被骂得狗血喷头，这事情确实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明末有一些文人参加了军队抗击李自成等叛军，这个时候他们自己才领略到当明朝的士兵究竟苦到了什么一种程度。
张永祺在《偶然遂记》中记述他和士兵们好几天都吃不上饭，甚至想要有一勺水来润口都不可得，草料也都空了，军营中的马都饿得长声嘶叫。他哀叹说：呜呼，身在事外的时候，痛恨兵丁骚扰。等自己加入行伍，才切身了解到其中的艰难苦楚，真是可以让人痛哭浩叹。
崇祯皇帝在殉国之前说“文官皆可杀”，并不是一时气话，而是伤心悟道之言，如果他在一上台时就明白这一点，也就不会是后来的结局了。只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后金为什么能以区区辽东对抗明朝举国之力，并不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多大本事，而仅仅是因为在后金，一切经济活动都无条件服从于军事需要，他们使用的就是最残暴、最野蛮、最落后、最原始的手段，但却是有效的手段。能把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都调用起来，让军队至少能吃饱肚子，能有足够的装备。
明朝政府当时如果能暂时抛开一切顾虑，以军队为依靠力量，一切都无条件服从军事需要，用这种方法调集全国力量，去打后金，后金只能化为齑粉，连渣都剩不下。
崇祯皇帝上任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除掉魏忠贤，而是发动一场针对文官系统的政变，以军队为依靠力量，用军队暴力去无条件征集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财富。
再用这些社会财富笼络住军队，让他这个皇帝成为军队利益集团的代表，建立起铁腕军事专制，然后用征调来的财富赈济灾区，抵御外侵。明朝完全是可能渡过这一场难关的。
等到渡过这场难关之后，再重新设法建立起文官政治，延续明末社会进步的势头，也为时不晚。
但无奈，明朝中晚期，政治制度已经过于超前了，政治决策过度受民间眼前利益的影响。
万历皇帝是明代晚期头脑最清醒的人物，他收了一点矿税，加了一点商业税，结果官员、文人就一片哭爹喊娘之声。到了崇祯时期，迫于形势，不得不加重农业税，那些清流官员就也是如丧考妣，到明亡之后，还在把责任归咎到赋税太重头上。而实则即便是赋税最沉重的崇祯时期和清初相比，也是不成比例的。
清初的叶梦珠在《阅世编》里曾经对比过明清赋税的情况，他说：“我家乡的赋税，是天下最重的。苏州一府缴纳的赋税，要比浙江全省的赋税都多；松江府的地方，只有苏州府的十分之三，而赋额却是苏州的一半，也就是江南的赋税，没有比苏州和松江更重的，而松江尤其是重中之重。”
“我曾经和故老谈论过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事情，都说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幸福，当官的不会因为征收不到足够赋税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被催逼缴税的侵扰。而现在（指叶梦珠生活的清朝———引者注）的税粮，虽然比明朝时候要加重，但也有限。关键是官员都竭力催逼征收，稍有拖欠，各种惩罚接踵而至，民脂民膏全部被勒索一空，拖欠的赋税都被记在账上，累积得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当年（明代）对官员征税的考察非常宽松，所以郡县催促百姓缴税也很和缓，时间长了就更加好商量，拖欠的税粮全都蠲免，虽然有重税之名，但没有重税之实。”
“就算是崇祯的时候，因为频频打仗，军饷缺乏，户部屡屡告急，朝廷特地派遣官员，清查各地拖欠的赋税，执法算是变严了。正粮之外，还有炼饷，有加派，赋税的征收也算得上繁重了。然而本年的税银，一定要等到来年二月份开征，如果在本年秋、冬就征收，就称为预征银，因为朝廷向老百姓征税，是在粮食都收获之后，先征收本色粮食以供漕运，然后再征收折色的银子以供给军饷，留白银到第二年春天再开始征收，也是用一缓二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明朝结束，官员只要能完成百分之八十的税收任务就算合格，而民间只要能缴纳百分之八十的赋税，就可以称得上表现良好了，能缴纳百分之六七十的也就算得上不错了。”
“何况几百年的太平生活累积下，规定的制度也都非常详尽完备，存留在地方上的赋税既然多了，那输送到中央的数额就相应地少了……（省略号处是详尽列举地方上各类可以节省的花费）所以往往征收到百分之六七十的税额，运送到中央的钱粮就能达到定额的百分之八十了。而存留在地方上的那部分税额，可以根据情况缓急，再慢慢征收。所以官员不会因为没有履行职责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竭泽之忧。”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呢，叶梦珠是这样描绘的：
“额定的赋税，往往都是直接被拨用作军饷，而军饷不能少一分一厘，所以征粮也就不能有丝毫亏缺。凡是征收赋税的官员，都只有征收到百分之百的数额才算合格。稍微少一丁半点，就要受严厉惩罚。对地方官员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征粮，其他一切安抚百姓之类的，都根本谈不上。”
“在奏销案（奏销案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对江南拖欠赋税的绅民的大范围镇压，清初和哭庙案、科场案等并列为三大案之一）之后，官员乘着江南士民刚受到严厉打击，十年并征，人们风声鹤唳，心惊肉跳之下，唯恐缴税落在后面，靠变卖家产来应付官吏催逼，就这样还不够。押吏如同虎狼一样，即便原本尊贵的读书人此时也和俘虏、囚犯没有区别。”
“当时只有向营兵借高利贷一条道路（可能是清兵因为各处抢劫杀人，所以反而有钱），每个月利息加二加三，稍微迟一天，就利滚利，而借来的银子，用来应付衙门使用，就要费去过半。等一个月之后，营兵来追索，百亩的田产，连带家中的日用器皿，房屋，人口全都籍没，还不足以清还，被捆绑起来用鞭子拷打。尽管明知有这些危害，但急忙之中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有许多人干脆抛弃田地而逃跑，赋税造成的悲惨情形，在当时可谓达到了顶峰。”
松江上海地区因为富裕，情形还算好的，广东地区，在清朝统治下的情形就更为可怕。
按陈舜的记录，清朝知县到任后，名义上的钱粮和万历四十八年（162O年）差不多，比崇祯年间稍轻。但实际上有种种花样繁多的盘剥、勒索，以供给清兵和清朝官吏享乐。富人家产罄尽，穷人卖妻卖子，流亡逃窜，其惨无比。
还有一则记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在康熙三年（1664年），清朝知县高鸿飞用杖刑打死时年七十六岁的乡官陈彝典，前后在监狱里一共打死了六百人，原因就是地方上没有交纳税粮。
以上对比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实际上清朝军队疯狂抢劫民间财产更是肆无忌惮。所过之地，往往掠为白地。而这种抢劫不是军队自发的行为，而是清统治者有意鼓励和纵容的，是官方指定的政策。
康熙二年（1663年），清朝实行的沿海迁界，陈舜记载的广东吴川当地的情况是“巡海华、鄂二大人到吴，不入城”，进行第二次迁界，两次合计迁移五百八十六个村庄，“男妇数万口，哭声载道”。不但强迫当地数万沿海居民抛弃房屋，田地，而且清兵肆意抢劫。
两个满洲大员自己也疯狂搜刮民财，光是为了搬运他们搜刮来的东西，就累死无数民工。
清朝统治者对百姓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却稳固住了自己的统治。而明朝的君臣处处把百姓疾苦放在第一位，却最终遭受亡国厄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平寇志》里记载的李自成军队里刘宗敏对牛金星等人说的一句话：“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
刘宗敏的意思是如果不让军队抢劫，民心是有了，但军队没有军饷就要叛乱，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反之如果让军队抢劫，或许会丧失民心，激发民变，但民变至少还有军队可以镇压。
明朝政府当然不可能像后金，像李自成、张献忠一样去放纵军队抢劫，但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确保军饷供应是必须无条件放在第一位的，而通过加大对私人经济的管制力度，加大商业税收、农业税收征收力度，完全可以做到对一百万有战斗力军队的军饷供应。
百姓苦是苦一点，但这个苦是必须吃的，如果这点心肠硬不下来，那战国时代的百姓，秦末的百姓，汉末的百姓，三国魏、蜀、吴的百姓，隋末的百姓就不必活了。就是西方到现代，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交战双方的经济都要转入战时轨道，居民都要按照配给制来领取生活用品，甚至无条件征用民间物品（对照明代的崇祯，他筹集军饷要靠募捐）。
明朝官员成天担心赋税再加重，连南方富庶地区都要起来造反，他们不知道如果南方百姓多交点税那点辛苦程度就要造反，那所有的明军造反一百次都绰绰有余了。
古语云：小仁，大仁之贼也。在明末应该体现得非常生动。
在国家危难之时，不采取严厉手段，就可能让文明大倒退。需要吃苦就必须吃苦，否则最后遭受的厄运，付出的代价，死亡的人数就是百倍千倍于此。明末的教训就是最深刻的教训。
就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家、西方民主思想的象征人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都有这样一段话：“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时制宜，所以在某些的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因此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坚硬化到竟至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生效的权力的地步。”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至法律的尊严竟成了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
而可惜的是，崇祯当政时毕竟是一个天真的满怀纯洁理想和高尚抱负的十七岁青年，他相信法律，相信制度，相信那些被称为正人君子的知识分子，他倾尽信任，最后却得来的是国事每况愈下。
他毕竟是个聪明人，及时任用了杨嗣昌、温体仁，国家还是可以支撑下去的，继续杨嗣昌的政策，再熬个二十年（清朝入关后推行的是比杨嗣昌疯狂十倍的掠夺政策，足足苦熬了四十年还多！），也能顶过难关。但这两个人又被群狼一样的正人君子，身为人民代表的文官疯狂咬噬、围攻，说政策是错误的，否则为什么形势没有立即好转。等到温体仁被排挤下去了，杨嗣昌死了，东林、复社扶持的周延儒上台了，加税的政策终止了，政府彻底没钱了。明朝等于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勒紧了催命索，国家只能彻底崩溃。
毛文龙的悲剧不过是明末悲剧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任何事情无论再美好、再动人，如果超前发展，过度发展，也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明朝的政治平民化是好事，思想活跃是好事，官员成为人民利益代言人是好事。但当好事不能根据形势而调整，也就变成坏事。该后退的时候不后退，该迂回的时候不迂回，直线前进就可能坠入深渊。
说到这里，有些信服于上面分析的人，大概又会悲愤填膺地大叫明朝官员太蠢了！明朝不亡没有天理！
但应该质问一下，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有资格来指责明朝官员的昏聩糊涂么？真的有资格来指责明朝舆论的黑白颠倒么？
答案是没有资格！
看看现在主流的舆论，主流对历史的评价，在事情已经过去近四百年的时候，在大量当时人无法看见的历史资料，前因后果都已经清晰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大部分所谓的历史学家，精英知识分子，其议论之陈腐，观点之混乱，还远在明人之上，意识形态的偏见还能让他们迷糊成这个样子！
那又有什么资格去嘲笑明朝的人？
本书的正文部分就到这里结束吧！
【注释】
[1] 原文“二”后缺字为□，但以情理推断，当为“万”。
附录一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以及对丑化明代皇帝现象的分析
一、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
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我们灌输的印象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
但看《明熹宗实录》，发现不是这样，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我这样说，自然又成了许多人嗤之以鼻的翻案，是哗众取宠。说句实话，对这样的反应是只能报以苦笑的。说到翻案，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或者抓住某些小道消息，不经之谈，就大做文章。
可是在明史领域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许多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东西，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乃至胡编乱造的结果。考察其史料的源头，都是些私人笔记里道听途说，辗转传闻，或者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的臆测。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值他在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就以清修《明史》说好了，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不像现在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孙承宗课讲得好，固然是一方面。但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得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看看下面的记载：“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而已，换现在也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当然《明史》的记载毕竟是只鳞片爪的，要想对天启有更全面的了解，还是要看《明熹宗实录》。这里聊且摘录几则内容说一下。
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的时候，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给天启皇帝上疏说：“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但今之尝朝，既是套数具文，无关于政事。而日讲开陈，时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义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