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承认天启很勤奋，经常上朝，也经常听讲。接下来他又担心皇帝退处深宫，会荒废时间。但看见天启批阅奏疏的时候，会经常传谕，说明天启即便在宫内都是非常留神关心国事政务：“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传谕内容过于琐细，要一一回复，对大臣来说也过于繁琐了，感觉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
对此叶向高提出批评，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进。另外还提醒皇帝，在平时休闲的时候也要注意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
天启皇帝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复是：“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
也就是皇帝在宫里，每天都在批阅文件，都在阅读经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时事，并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感谢叶向高能够提出批评建议。
二、在军事问题上，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袁崇焕和孙承宗要高明
而看天启皇帝对许多问题的批示和处理，也可以看出他的见识、能力，有时候还在他的那些臣下甚至老师之上。
我们在正文里提过，在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的时候，袁崇焕曾经上奏疏，宣称依靠在关外修城屯田，就能够让后金投降。还对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那时候我们主要重点是放在袁崇焕给魏忠贤拍马屁的行径上，所以没有详细引用天启皇帝的批复。而这里不妨把天启皇帝对袁崇焕这份奏疏的批复详细摘录如下：“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的大话以及给魏忠贤拍马的言辞没有丝毫顺应，相反针对他的大话吹牛，接连发出了六个排比质问。
这一连串极为具体的质问，把袁崇焕的牛皮戳得体无完肤。而且最后更是明确告诫袁说：“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要他还是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再说，少来这些大言不惭的把戏。
这份批复只能是出自于天启皇帝自己的手笔，那些阁臣谁敢在一份对魏忠贤谄谀献媚，歌功颂德，报告形势大好的奏疏的批复中，对魏忠贤只字不提，反而大泼冷水？而魏忠贤对一份边臣大帅、领兵官员给自己拍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会趁热打铁，笼络唯恐不及，又怎么会如此不解风情地浇冷水，言辞训斥？
只有天启皇帝自己，才会给出这样的批复！而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天启也不过才二十一岁而已，嘴巴上的毛都还没有长齐。而他的思维周密程度，头脑清醒冷静却已经远在中年人的袁崇焕之上了。
还有我们正文里也提到过的一件事情更说明问题。天启四年（1624年）的时候，毛文龙的一份塘报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镇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
《明熹宗宝训》卷四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恰好就是天启皇帝对毛文龙塘报的反应，显示出他对毛文龙情报的高度重视：“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而当时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很麻木迟钝：“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
两相对照之下，显然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起他的老师孙承宗来还要高明一些。从天启二年（1622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进半步，反而不断退缩，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启皇帝运气好。
三、天启皇帝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
至于从天启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天启皇帝面临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天启确实也头疼得很。
天启二年二月的时候，《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鸣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当时辽东刚刚溃败，全辽丧失，而那些言官们还在不停地争吵，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实在是不堪其扰，只能训斥他们别再吵了，现在国事都危急到如此关头，你们还要这样争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过了两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那些官员还是成天说空话，喷口水，扣帽子，乱吵架。天启皇帝只能再次训斥：“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征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也就是我上任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操劳国事，而你们这些官员在干什么？叫你们不要再互相攻击、争吵了，你们还要争吵？再这样下去，我绝不姑息了。
可实际上，我们看熹宗实录，后面这类官员争吵的记载还是依然如旧，常常是长篇累牍的奏疏，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我给你扣帽子，你给我打棍子。就像网络论坛上，你骂我粪青，我骂你精蝇一样。天启皇帝忙着劝架当和事佬都来不及。但对相关官员的责罚仍旧是非常轻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几个月俸禄了事。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这样吵一下，也无伤大雅，反而是政治宽容、民主的表现。看看现在中国台湾地区，还有日本的议会里，都经常有议员在那里吵架对骂，甚至互相厮打的新闻出现。
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也狠不下心来辣手整治。
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
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吃饱了没事情干，本来那个时候魏忠贤还并不算太嚣张，而杨涟等人却已如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地罗织罪行，非要灭之而后快。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原先他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去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像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社稷安危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四、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
就本身的为人来说，天启可以说在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
他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几乎非常有感情。
对自己的老师好，这是《明史•孙承宗传》里就说得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离讲筵”，“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天启五年（1625年），熹宗同意孙承宗辞职，其实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师的考虑。毕竟边事凶险，而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刚刚吃了败仗，朝廷内官员纷纷弹劾，万一再有个闪失，按照明朝的国法，就算天启想要袒护自己的老师都是不行的。所以索性同意孙承宗辞职，赐予各种头衔、荣耀，荣归故里，也算是对自己老师的一片报答之情了。
至于天启皇帝对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这条记载：“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这里王体乾说“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其中的“凡事聩聩”不能理解成天启昏聩无能，而是说天启在许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闹去。但对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检和自己的妻子张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体乾是告诉魏忠贤，就算用谋反这样的事情也是搬不动信王和张皇后的，一旦天启皇帝生气追查谁在诬陷自己的弟弟，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种记载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当然是天启皇帝对自己亲人感情深厚，不为谗言所动的态度。第二从天启皇帝和张皇后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所谓熹宗不读书说法的荒谬。第三从王体乾说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可以看出天启皇帝绝对不是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无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是非常卓越的，尽管魏忠贤大权在握，但是只要天启一发威，即便仅仅是可能性，仍旧足以让魏忠贤等人感到害怕。
最后对仆人好，对奶妈好。天启对魏忠贤的态度，对客氏的态度是众所皆知的了，也就无需我多说了。
天启皇帝对所有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迎合自己癖好，拍自己马屁，所以他才喜欢他们云云。至少从他对自己老师孙承宗，以及对自己弟弟朱由检的态度来看，确实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
甚至一开始他对朝廷官员的态度也是很好，这些官员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指责，他也都是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回应。后来可能是实在痛心于国事在这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争吵中愈趋愈坏，也不满于东林党动辄盛气凌人，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的，所以才放纵了魏忠贤施加辣手打压东林党人。
关于天启皇帝，如果要全面论述，也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说的，但限于本人的精力，这里就暂且说到这里。
五、南明弘光皇帝被丑化的情况
当然明末被丑化的不仅是天启皇帝一个人，后来的崇祯皇帝以及南明的弘光皇帝也没有幸免。
崇祯处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来严格执行的，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结果被诬蔑成了滥杀大臣。至于崇祯内帑空空如洗，结果却被造谣说有七千万两白银在内帑里舍不得用，说崇祯是守财奴云云，更是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厉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这种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些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这是明末的史料记载弘光昏庸无能，麻木不仁，放纵酒色，甚至奸淫童女，致死多人，还大量捕捉蛤蟆制作春药。
所以弘光是“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痴如刘禅，淫过隋炀”，“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而实际上朱由菘是这样的人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历史当事人李清的《南渡录》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根据黄俶成写的点校说明对李清和他的《南渡录》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清，弘光时官至大理寺左丞。他写有多种反映明末历史的著作，除了《南渡录》之外，最著名的还有《三垣笔记》。
《南渡录》点校说明中说“清修四库，首禁李清之书”，“李清治学谨严，持论平允，史家甚重其书，惜不易得睹”。“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记述多为亲睹亲闻，较他书为详，且无明季门户之见，是南明史籍中较重要的一种史料。”
“民国初年，俶成（应当就是指点校者黄俶成———引者注）母亲在李详（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师，尝闻这部拼着身家性命保存下来的著作失而复得。1938年，中央大学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县葛小严家得阅李清《南渡录》原稿，并有李详之跋，惊喜不已，叹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后原稿在土改中毁失）。”
《南渡录》一共有十二种抄本，黄俶成点校本就在多种抄本基础上参校而成。
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奸淫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春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阳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娈童季女”，也就是奸淫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得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才真相大白，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奸淫童女的事情，弘光皇帝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皇帝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呢？李清的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的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
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历史学者似乎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奸杀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算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
六、明朝皇帝被丑化的原因分析
关于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但奇怪的是，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地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显然如果刊刻杨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扬了朱明大臣之长。于是《杨文弱集》被奏缴并列入禁毁书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编定的《杨文弱先生集》也便没有了付梓的机会。”
岂止是《杨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历史真相，洗清那些泼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词的书籍比如李清的《南渡录》，钱谦益的著作、诗集都在清代属于禁毁之列。
看看乾隆皇帝提到李清时的咬牙切齿：“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章宪典。今其身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诞不经的毁谤、污蔑明代君臣的记载倒是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我们先不说丑化明代历史的记载中有相当大部分都是虚假、经不住考证的，就说光以这种手法来对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极度卑劣的行径。倘若用这种手法来对待当今中国的历史又会如何呢？
如果有一个人把这二十年来，每年报纸上、杂志上记载的那些社会上丑陋、肮脏、凶残的事件报道都收集起来，编成一部书，再把那些反政府势力编造的荒诞不经的谣言也都当成真实编进去，这样一本书，我可以担保其长度足以可以和整个《明实录》相提并论，达到几万页的厚度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三百年以后的人或者历史学家看了这样一本书，然后得出结论说当今这个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丑陋、最肮脏的时代。有人质问他，他可以振振有词地回答，我凭借的是当时人的记载啊，都是第一手史料啊，如何如何。
但显然这样的看法是严重违背历史真实，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而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历史学家就是用这样一种手法来对待明代历史的。而且许多明清史从业人员甚至还不如我上面假设的这种情况，许多人依据的材料连第一手史料都算不上，大量都是当时人或隔了一些年代的人道听途说再加自己胡乱揣测想象而来的无根史料。
附录二 袁崇焕大炮守城策略和中国火器发展的认识误区
一、大炮守城策略的错误和明朝时期中外火器发展的不同需要
袁崇焕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宁远之战尝到甜头后，他对此更是乐而不疲。其战略之错误，正文中已经分析透彻，这里单说纯技术的问题，就守城本身而言，用红夷大炮真的是有必要么？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守城成功的战例数不胜数，明朝开国时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守洪都城三个月。如果面对努尔哈赤以冷兵器为主的军队一定要用红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话，那只能说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守宁远才两天）。
明朝把当时威力最大的红衣大炮用于和后金作战，许多人津津乐道，说是如何明智的举措。但事实多半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红衣大炮对攻城的作用远远大于守城。对守城来说，在对方没有重型火炮的情况下，只要布置得当，不用大炮也完全是能够守住的。而对攻城来说，一旦有了威力惊人的大炮，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城池，现在却能攻克了。
这一点金人也很清楚，《天聪朝臣工奏议》里记载了天聪七年（1633年）祝世昌给皇太极的一份奏疏，其中提到：“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鸟枪、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二将军、三将军、发炮之类，用之城上防守极好。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
明末有江阴民众守城八十日，最后清军还是依靠大炮的威力才攻入城内，若非如此，江阴守的绝不仅仅是八十日。
更扩而大之地说，没有大炮，整个南方清军都未必能打下来。清军下南方，第一道重要关口扬州城之所以被轻易攻破，固然和史可法的无能、昏聩有关，但和红夷大炮的使用也密不可分。李清的《南渡录》中说：“扬州城颇坚，督辅可法在焉。北兵从西北隅以大炮击破，遂入城。死者甚众，肇基当破处抗敌，力杀数人，无继者，遂见杀。”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火器是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发展。明代中国和欧洲不一样，战争环境不一样，面临的对手也不一样。
明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文明程度远比自己落后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作战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战和守城，而不是攻城和海战。而且在对方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情况下，自己不使用某种火器，对方也根本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个火器。
而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垒，攻打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不同国家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导致明朝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这样能抵消北方骑兵和弓箭的优势。而西方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国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火器发展的重点主要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从14世纪8O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
虽然其后文又重弹中国军事变革是巩固封建统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滥调，但就技术上而论，中国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中国在火器研发上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整个社会对此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外《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说：“（到了明代）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设计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进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了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高潮。”
明朝时期，中西方的火器面临不同的战争环境，它们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各擅胜场。
本来历史的轨道就应该是，在双方火器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后，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渐合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最后殊途同归。
但合流的同时，也需要理性、审慎的选择，否则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说在嘉靖时期，对佛郎机的引入、仿制，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结果。那么在明末，对红夷大炮的引入和改进、研制，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了。
明人在技术上开放自由的心态虽然令人称赞，但在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在并不是最贴合自己需要的火器上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忽略了本土火器传统优势的发挥，此举只能是帮敌人的忙，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了。
二、明代中国火器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有必要对明代火器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对火器发展的最大刺激就是战争，明代开国之后到嘉靖以前，除了少数时间，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使得火器发展相对缓慢。
而在欧洲，从14世纪到17世纪，战争没有间断过，宗教战争，玫瑰战争，英法百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英国、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等等，最能刺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且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同等级文明形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破坏小而对军事技术发展的刺激大。
这种军事技术的进步并不是建立在社会本身发展程度比明朝先进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明朝领先的基础上。所以只要一和明朝接触，明朝就能立刻吸收、引进其技术，并独立研制开发，直至反超。
明代不像清朝一样保守自大、封闭僵化，始终抱着开放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战争对武器发展的刺激小，并不意味着明代的君臣就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心理和前瞻意识。
当时中国和西方殖民强盗多有小规模交锋，中国屡屡击败对手，但没有因此对之不屑一顾、麻痹大意。这才有了嘉靖时期汪鋐缴获葡萄牙人使用的佛郎机，上疏建议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装备部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英国人主动把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当成礼物送来，结果仅仅被其当成自己的个人玩物，封锁在深宫之内。
有些人因为明代积极引进西方火器，就说看呀，明代的科技发展也停滞落后，否则为什么要引进呢？
这些人其实和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心态如出一辙，以狭隘、封闭、自大为荣，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最好，一旦要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事物，那就是落后的标志，就是一种耻辱、不光彩的行径。幸好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君臣没有这种愚昧、狭隘的心态。
还有些人则是嗤之以鼻地说，明代引进西方火器有什么了不起，清末不是照样有洋务运动？
可惜这些人忘了，清末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被洋人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被洋人骑在头上拉屎撒尿、任意欺凌，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后才进行的。明代引进西方技术则是在国势强盛，自己打败对方之后，还要去主动积极地学习引进。区别就在这里！
随着明朝中晚期战争开始频繁化，战争对火器的发展刺激也随之加大，火器发展已经明显呈现出有自己特色的一条道路，也是更适合自己需要的一条道路，和西方相比只能说各有所长，而不能说谁更先进。但不幸的是这条道路却被过于盲目的追求类似西洋大炮威力的潮流打断了。
下面对明代中晚期中国火器发展的介绍，主要是根据王兆春著的《中国火器史》（其中水雷部分，引用了其他一些杂志上的文章介绍）简略缩写而成。
1.炸弹类火器世界领先
地雷
采用机械自动发火装置的真正意义上的地雷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早期的原始地雷或可追溯到宋代中国），并且地雷的种类和发达程度领先西方不少。
毛文龙在对后金作战中，就非常强调地雷的巨大作用。他的塘报中屡屡可见用地雷对后金军队造成重大杀伤的记载，而且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也反复建议一定要重视地雷的应用。
《中国火器史》介绍，地雷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著名官员曾铣发明的（有些地方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在明代初期1413年焦玉的《火龙经》里有机械发火装置的地雷，但实则《火龙经》当系嘉靖以后的明人之伪作，假托明初而成）：“地雷是埋在地下爆炸的火器，创制于嘉靖年间。据《兵略篡闻》记载：‘曾铣在边，又制地雷。穴地丈许，间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沙，令于地平，伏于地下，可以经月。系其发机于地面，过者蹴机，则火坠药发，石飞坠杀人’。”
地雷被曾铣发明后，迅速被其他人不断改进，延伸出许多新品种。“据《筹海图编•经略三》记载，丹阳的邵守德用生铁铸成一种地雷，内装火药一斗多，并用檀木砧砧至雷底，砧内空心，安火线一根，通出壳外。地雷制成后，选择敌必经的要路，‘掘地成坑，连连数十，将地雷埋在坑内，用小竹筒引出火线，土掩如旧。’雷中安有发火装置，敌军经过时将其踩爆，群雷震地而起，火炮冲天，雷壳破片如飞蝗四出飞击，人马纷纷毙命。”
到了万历时期，明代地雷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武备志》卷一百三十就记载了十多种”，有踏发式地雷，有拉发式地雷，有点发式地雷，还有绊发式地雷。
踏发式地雷的代表是“炸炮”：“雷壳用生铁铸造，大小如碗，壳面留有一指大小的装药孔，以便向雷内装填火药，用木杵将火药杵实，并在火药中插入一个小竹筒，从筒内向外通出一根火线。使用时选定敌必经之路，将几个炸炮的火线相互串联，并接在钢轮发火的‘火槽’内，再从钢轮发火装置内通出一根长线，经过一根竹筒通到地面，扣在地物上。尔后挖坑将地雷和钢轮发火机埋好，用土掩盖。敌人若踩跘长线，牵动钢轮发火装置，即发火爆炸。与炸炮构造和引爆方式相同的地雷还有自犯炮。”
拉发式地雷的代表是“伏地冲天雷”：“伏地冲天雷是一种采用埋藏火种方法引爆的地雷。火种装于一个盆内，放于雷上，火线总连于盆上，靠近火种。其盘连于枪刀杆上，尔后用土覆平，不露痕迹，枪刀杆露在地面上引诱敌人。当敌军前来摇拔枪刀时，火种倒在火线上，引爆地雷，声如霹雳，给敌军以重大杀伤。”
点发式地雷的代表是“无敌地雷炮”：“无敌地雷跑的雷壳用生铁铸造，形如圆球，有大有小，大者可装火药1斗，小者3—5升。装填火药后，用坚木将雷口塞住，同时由雷中引出3根火线，从竹杆中通出。作战前，先将雷体埋设于敌必经之通路，竹杆口露向自己一方，待敌进入雷区时，即令士兵点着火线，将地雷引爆。”
绊发式地雷的代表是“万弹地雷炮”：“万弹地雷炮的雷壳如坛，内装火药，口用土填紧。留有一个小孔，从中通出火线。使用前，将雷体埋设于敌军必经之路，同时埋设钢轮发火机一个，与坛口引出的火线相连，上用泥土和鹅卵石盖平，地面上安设一根同钢轮发火机相连的绊索。当敌军人马触动绊索时，牵动钢轮发火机，引爆地雷，杀伤敌军人马。”
西方使用地雷应该相当晚，真正意义上自动击发的地雷可能要晚于明代两百年左右。在王兆春著的《世界火器史》中，对西方早期地雷的记载几乎找不到，只有如下寥寥几行字：“欧洲国家使用地雷的年代较晚，俄军在19O4—19O5年的日俄战争中，于旅顺防御战中使用了跳雷和可操纵的应用地雷。”
另外还有一处说到：“欧洲在16世纪以前，火器的制造以枪炮为重点，爆炸性火器地雷、水雷，以及火箭等火器则没有多少建树。”
一些文章说到欧洲在15世纪要塞防御战里用到过地雷，或是类似宋朝时期中国那种原始意义上的地雷。
水雷
水雷也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比西方人提前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李崇洲在《中国明代的水雷———世界水雷的鼻祖》一文中对此有论述：“一般认为，水雷是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由美国人发明的，1956年1O月，苏联的《军事知识》在‘漂雷’（水雷的一种）的发明和使用问题上，曾把1769年（土俄战争时期）俄军以‘漂雷’炸毁了土耳其通向杜那依的浮桥，说成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漂雷’作战。但实际上远在我国明代嘉靖年间，便有了有关水雷的记载。明代名将唐顺之（15O7—156O年）在其《武编》一书中，有一则文字扼要介绍了水雷的构造和性能：‘水底雷’以‘大将军’为之。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埋伏于各港口。遭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揖破而贼无所逃矣。”
水底雷实际上是最早的用机械击发的锚雷，属于击穿性水雷。《中国火器史》中说“水底雷实际上是一支密封于木箱中，借助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的火铳”。
世界上最早的漂雷同样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锦泉在《水雷小史》中说：“到了明万历十八年（159O年），我国又发明了一种‘水底龙王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以香作引信的定时爆漂锚雷。又过了十年，有个叫王鸣鹤的人，利用碰线引信原理制成‘水底鸣雷’。到明天启元年（1621年），又把‘水底龙王炮’和‘水底鸣雷’改进成碰线引信的触发漂雷。这就是当今有的国家还在使用的触发式水雷的前身。它是在水雷上安装一根或几根绳索，任其横浮于水面，当敌船在航行中碰上这些绳子就会自动击火引信，引起水雷爆炸、击毁敌船。”
水底龙王炮这种世界上最早的漂雷，用复杂的精心设计的慢燃烧信香为定时引信。“熟铁为壳，定时爆炸”，“设计了巧妙的通气管道，考虑了河水的流速，是明代中期火器研制者聪明才智的结晶”。
明代还有一种击穿性水雷，叫做“既济雷”：“雷体长1.5尺，直径4寸，内装发射火药二斤和两斤重的铅弹一枚”，“一般击穿一船需用8个水雷，使用时把他们平均钉在敌船底上，钉雷时一并将药信点着，引燃发射火药，射出大铅弹，直接击穿敌船船底，使之沉毁”。
定时炸弹、手榴弹、烟雾弹、毒气弹、燃烧弹
嘉靖时期的曾铣不仅发明了地雷还发明了定时炸弹，其在明代的称谓是“慢炮”：“慢炮是嘉靖中期曾铣在镇守陕西三边时创造的一种定时炸弹。据《兵略篡闻》记载：‘曾铣在边，置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辰才发，外以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传玩者墙拥，须臾药发，死伤甚众。’”
手榴弹在当时的名称是“击贼神机石榴炮”：“（击贼神机石榴炮）是用生铁铸造的炸弹，其形似石榴，如碗大小，其作用类似现代的手榴弹，弹壳上留有一孔，以便向壳内装填致毒性火药和发烟剂。”“使用时或抛至敌阵爆炸；或放置路旁，敌军人马踩踏后，炮内火种受震起火，引起爆炸；或使敌中毒后封喉，瞎眼。”
显然“击贼神机石榴炮”不仅有手榴弹的作用，也有现代的毒气弹、烟雾弹的作用。还有一种兼有毒气弹和燃烧弹作用的炸弹，明代叫做“万人敌”：“万人敌先用干泥制成空心球壳，壳面开有一个小孔，以便灌入致毒与燃烧性火药，并通火线在外，尔后将其装入木框或木桶中，以防其碎。作战时，守城士兵点燃火线，将其掷向城下爆炸，毒杀和焚烧敌军攻城士兵。”
自动发火装置的发明
明代中期的爆炸性火器，已经有三种类型的自动发火装置：“其一是采用燃烧有时限的香火，定时点燃火器中的火药，引起爆炸；其二是在爆炸性火器中预藏火种，待敌人触动火种，使其落入火药中点火引爆；其三是钢轮发火装置，其基本原理是用钢片敲击或急剧摩擦火石取火，引爆地雷。使用这种发火装置的地雷有炸炮、石炸炮、自犯炮、万弹地雷炮等。”
钢轮发火装置在嘉靖后期已经创制，但最准确记载有制作年代的是戚国祚等编纂的《戚少保年谱》：“该书卷十二记载，万历八年（158O年）四月，戚继光在组织人员研究修筑石门寨城时，制造了自犯钢轮发火装置。其布设和引爆方法是：在长城沿线的通路上挖掘深坑，将地雷埋在坑中，并在雷旁放置一个木匣，将地雷的药信通入匣中，匣底放有火药与一个钢轮发火装置，轮旁安有火石。从匣中经过竹筒通出一根引信，线的一段控制钢轮转动，另一段由守雷士兵控制，或横过通路拴在地物上，当敌军人马经过通路踩绊引线时（或由守雷士兵拉动），使钢轮转动，摩击火石，点着匣底火药，引燃地雷引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