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5+O.6883O662+4+3.5+1.6+1.4598+1+5+5+O.5+5.441O535=33.18916O12万两，毛文龙这里的塘报是何人解送、何笔饷银都开列得清清楚楚，毫无作假可能。这里的数字可和下面所引塘报中的记录对照。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为谨遵明旨回话销算历年粮饷事，九月内接户部札付：
……本年（指天启七年）收过京登饷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一两有余，半买商米，半偿商价，津登杂粮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石有余，分给南北官兵一十一万余员名。
《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二《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额饷额数疏》：
饷额增损之数，人人知之，而饷中虚实之故则惟臣部独知之。案查天启七年六月，以内监胡良辅请增东江粮饷，臣部覆准本折百万之数，除山东之加派等项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并漕粮十万石外，再补本色二十七万，此二十七万之价只坐以复征青登莱海运免银一十一万七千六十一两，又复征邹滕妖乱银二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两，共银一十四万五千七百四十八两，夫一十四万有奇之银，岂能运二十七万之本色，不过还其本色二十七万之名，权凑足百万之数，塞其无厌之求耳。且山东加派等银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又非确确专为东江用者也，登兵月饷二十万亦在其中。缘内监将登营之兵四千余员名，随带出海，故原疏云东江兵等营兵饷成为一体，而登兵月饷俱在本折百万之内矣，且山东杂项等银又非确确如部额者也，据该省申文，又有虚悬无抵银四万有奇矣，督师所议计口而授之食，此外有天津运价之四万七千五百两焉，有浙直营兵辽官南官之四万三千余两焉，昨岁皇赏之十万与沙号船水手工食之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两钱，皆取足于中，昔日所派之数原虚，今日所省之数愈少矣，臣固不敢过为裁剪，以掣督师应援之肘，亦不能不为裁剪，以示朝廷撙节之意。
《度支奏议》的记载是如果要给东江军饷百万，要从何处加派，哪些来源凑，根本不是指实际发给东江的军饷，有些人显然是原文不看，辗转抄袭，似乎列举一个《度支奏议》就脸上体面有光，所以我帮他们把原文找了出来。
天启皇帝一死后，这所谓百万军饷当然就泡汤了，更何况光是纸面上的数字都是充满水分，打的算盘是六十三万两饷银加上三十七万石粮食，六十三万饷银扣掉登兵饷银二十万，就只有四十三万，四十三万还要扣掉虚悬无抵银四万有奇，天津运价四万七千五百两显然也是到不了东江官兵手中的，皇赏之十万与沙号船水手工食之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两，皇赏不是经常性的，也扣掉，水手工食费用也扣掉，那就只剩下二十多万了。
附录五 夏允彝对孙承宗评价的断句问题
夏允彝《幸存录》对孙承宗评价的完整原文是：“承宗练而才凡。军中利弊每发言洞中能令诸帅心服，且部曲器用亦精娴，诸帅咸服之。但谓其不能无欲，其所推毂大帅马世龙，貌甚伟而无将略也。承宗以为韩白复出，人亦讶之。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归居里中，城陷，合家被难，伤哉。”
有些人认为，这里的断句应该是：“承宗练而才，凡军中利弊每发言洞中能令诸帅心服。”并且有一些点校版的《幸存录》就是如此断句的。
但我认为这种断句法是没有完整理解全段话意思的结果。古人作文讲究起转承合，即便是在短短一段对人物评价的文章上也不会例外，作为开头第一句话，应该是统摄全段，至少首尾呼应，而不能顾头不顾尾。
所以这里如何断句，最关键的还是要理解整段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最大焦点其实集中在“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这一句话究竟是指谁的问题上。
如果这句话是指孙承宗，那夏允彝对孙承宗的评价，先扬后贬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对孙承宗的能力有部分肯定，但确实有保留。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断句成为“承宗练而才”就显得相当奇怪，“练”本身就有能干的意思了，再重复一下“而才”，那是什么意思？“才”本身就是极为笼统并不能进一步具体说明能干类型的评价。就等于说他能干而且能干，这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评论者对被评论的对象的能力才华，极为推崇，而且是毫无保留的推崇，所以才不惜这样重复地强调。
但在这里的情况是如此么？显然不是。
有些人提出“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是指马世龙而非孙承宗，这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一可以从语法，也就是句子主语指代的是谁的角度来分析；二可以从内容本身的意思来进行分析。
从语法的角度是一清二楚了，前一句的主语是孙承宗，后两句都是省略主语，最后一句的事迹描写毫无争议仍旧是讲孙承宗，所以这就不必多说了。
关键现在要从内容来分析，又可以分解成两个方面，就是“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这两点究竟是谁更符合？
1.明人对“镇关门”一词用法的辨析
先说“两镇关门”，究竟谁更符合两镇关门，有人提出的说法是，如果两镇关门是指孙承宗，那就是给孙降职，所以只能是指总兵。这显然是对史料记载毫无了解造成的误会。
我们直接从《明熹宗实录》中找依据，实录提到“镇关门”的说法，一共只有三处，没有一处是总兵级别的。第一次是《明熹宗实录》卷十八天启二年正月的时候署兵部事侍郎王在晋疏言：“况山海地窄，枢臣、督臣、经臣并驻于此，事柄参差，必致掣肘。臣计枢臣视师者也，本关及各边隘口一应调度皆其责任。其经督二臣或一臣专镇关门，一臣分管各隘，分拨责成，各关口庶无他失。”
这经督二臣，在实录中经臣是指经略，督是总督，都是在总兵之上的文官统帅。
第二次是天启七年（1627年），“兵部尚书王之臣覆镇守辽东太监纪用及巡抚辽东袁崇焕疏言……奴报紧急，着满桂移驻前屯，孙祖寿移驻山海，黑云龙移驻一片石，阎鸣泰移镇关门，其分布兵马，关内四万，关外八万，俱如内镇臣议”。
阎鸣泰当时的职务是蓟辽总督，仍旧是总兵之上的文官统帅。
第三次还是天启七年，“镇守山海太监刘应坤题恭报出关应援事，得旨览奏宁锦之间奴报紧急，朕与厂臣深切轸念，该镇坐镇关门”。
此处的镇守山海太监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派出去等于钦差一样的角色，地位重要，仍旧不是总兵。
所以所谓的镇关门是指给孙承宗降职的说法在《明熹宗实录》的史料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有人举出的一些例子，比如“明史满桂传中有‘命桂挂印移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镇关门的指的是总兵满桂，乾隆御批纲鉴中则有‘以前屯总兵赵率教代麟，镇关门’，镇关门的指的是总兵赵率教”，它们又是怎么回事情呢？
事实上，这两个例子列举出来的全是清人的材料，所谓《明史》本身是清廷组织编写的，代表的只能是在清人那里的用法。
而实际上就是《明史》当中，就有直接与所谓孙承宗镇关门就是降职相矛盾的用法。《明史•孙承宗传》有这么一句话：“帝优诏报之，命承宗移镇关门。”
按一些人的说法，这就是《明史》编修者在给孙承宗降职了！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了。
2.对“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的分析
对这一点的分析，就更容易了。关于孙承宗，他第一次镇关门，最后退休的情况是这样的：“而言官论世龙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语详《世龙传》。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请。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也就是马世龙兵败柳河，结果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由此连累到了孙承宗。孙承宗因此请求辞职，但他的辞职是相当体面的：“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而从《明史》编修者表达的意思来看，显然是说孙承宗被马世龙兵败柳河连累，是很无辜的，甚至暗示孙承宗是因为得罪了魏忠贤，所以才被允许辞职的等等。认为孙承宗自己其实是无事的，主要是马世龙连累了他，再加上他得罪魏忠贤。
孙承宗第二次镇关门，《明史》中更是把责任归到吴襄等人头上了：“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宋伟往救。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并不认为是孙承宗自己率兵和清军作战而失败，还为他再次被允许辞职抱不平。
而且孙承宗毕竟没有像先后己任督师、经略如杨镐、熊廷弼、袁崇焕那样落得个直接因为重大失败被抓、被处死的下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夏允彝才说孙承宗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意思就是他并没有真正受到类似杨镐、熊廷弼等人直接在后金攻击下承担主要责任的重大考验。
那我们再看马世龙。马世龙当时兵败柳河，闹得沸反盈天，甚至直接连累皇帝老师孙承宗。他是柳河兵败的最直接责任人，当时皇帝圣旨直接下谕训斥：“上以马世龙轻进丧师，罪莫可逭，喻安性同事封疆何得诿于不知。姑著策励供职悉心防御候勘明处分后。”
后来是叫马世龙戴罪立功，但事情闹得那么大。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这个马世龙都是不可能和“俱无事，然幸不与东夷值耳”扯上半点关系的。
3.进一步对“而”与“凡”的分析
鉴于有些人认为“练而才凡”是不可接受的，那就再说一下。
首先，如我们不断章取义地理解夏允彝的话，则夏允彝对孙承宗的才能肯定是有保留的，甚至可以说是先扬后抑。断句成了“练而才”，就变成了纯粹的重复强调，毫无保留地肯定，这和全段评论的意思是不符合的。
在这样一个短语结构下，“而”作为一个连接词，排除那些明显不可能适合这里的用法，一共有四种可能：
其一，表示并列关系，如白而嫩，黑质而白章之类；
其二，表示递进关系，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其三，表示承接关系，如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
其四，表示转折关系，如勇而疏，大而无当之类。
我们注意到在并列关系、递进关系、承接关系中，连接的两个词或短语，都是要表达出明确具体的不同含义的，或者并列的不同含义，或者是更进一步更具体的举动或含义，或者是时间上的顺序关系。
而在“练而才”这种说法里，显然是讲不通了，因为练，理解为干练，能干，还相对具体，但“才”的话，就是相当宽泛笼统甚至可以说模糊了，文才是才，口才是才，甚至卖艺的都可以说有才。它用在这里丝毫不能表达出更多、更明确的意思来。
那用最大的善意来理解，此处只能是纯粹地重复，纯粹地强调，但这显然又和全段话先扬后抑的语境不符合。
如果是“练而才凡”，顺理成章地转折，而且全段话前后呼应，首尾照顾，这对于精通八股文的夏允彝等来说，是很自然的写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评论孙承宗的段落下，就有夏允彝评价另外两位武将杜松、刘铤的话，其中提到杜松时说“杜勇而疏”，这当然是对“而”转折用法的一个现成例子了。
再看凡是否可以这么用呢？
凡的释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平常、普通：平凡（平常，不稀奇）；凡材（普通材料）；凡常（普通，一般）；凡费（平常的费用）；凡等（普通人）；凡浅（平凡浅陋）等。
平庸：凡固（平庸鄙陋）；凡品（平庸的人）；凡曹（平庸之辈）；凡恶（平庸低劣）；凡短（才能平庸，见识短浅）等。
这样断句意思完全通。
当然，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但却是在充分的分析之后才如此判断的。
附录六 对后金军队人数的考证
我们先来看各种史料记载。
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也就是萨尔浒之战的一年之前，后金攻打抚顺时动用的兵力在《满文老档》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就是十万。
“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十万兵征明……”
是不是这个数字写错了呢，回答是不可能。下面在攻取抚顺东州、玛哈丹等地之后，还有记载前后呼应。
“二十日，分遣六万兵携俘虏前行……汗亲率兵四万，移营前进，至边界附近驻营。”
也就是六万人带着俘虏回去了，而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四万人到边境驻营。（清朝的《武皇帝实录》和《满文老档》对应的这段内容是“遂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复临大明边安营”。）
那有没有可能十万这个数字夸大了呢？
回答同样是不可能，《满文老档》的记录当时是给后金统治者自己看的，汉人要看也看不懂，不存在为了虚张声势故意夸大兵力的可能。而作为事后历史记录的话，那更只有缩小己方兵力，来彰显以少胜多之神武形象，绝没有夸大的道理。
我们再来看明方关于后金兵力的记录。
在一年之后，杨镐在萨尔浒之战后的报告中说：“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
而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任辽东经略后写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中说：“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鸟喇、恶古里、亏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近十万。”
杨镐根据对阵官兵的报告，说后金兵力在十万左右。熊廷弼则是根据自己的估算，结论也是近十万。
《满文老档》一年前就已经记载后金光是出征抚顺兵力就已经有十万，那次后金光俘获就有三十多万人畜，这其中就算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被编练成军队，到萨尔浒之战的时候，也就不止十万了，所以熊廷弼的估算还是低估了的。
另外有一个在萨尔浒之战中被俘一年之久的朝鲜人，他写了一本《建州闻见录》，其中提到的后金兵力，通共三百六十牛录，每牛录三百人，多寡不一，按一牛录三百人计算，其军队人数在十万开外。
另一处则说“长甲军八万余骑，步卒六万余名；今则长甲军十万余骑，短甲军亦不下其数云”，则是兵力至少也在十四万以上。
纵观当时各种记载，后金自己的，明方的，朝鲜的，关于后金兵力的记载，一般都是在十万左右。就如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守宁远时，就声称后金十三万人来攻打宁远。
但是在现代有许多人却宣称，后金从万历末年，一直到崇祯初年，兵力最多不可能超过六万，至于能抽调出征、动用的兵力就更少了。
就如著名的网络作者capo1234，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一文中，大致上就是这一个观点。按他的说法，后金在设立八旗之初，最多也只有四万丁（十六至六十岁可以服兵役的男子），而这四万丁还不可能是兵力本身，实际打仗的时候是三丁抽一，最多不过二丁抽一，算一下最多只有两万人可以用来出征。
后金在初期是二百个牛录，到了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是二百三十一个牛录，崇祯二年（1619年）是二百五十个牛录左右（capo1234根据前后数字猜测的）。
按照一牛录两百人的编制，后金八旗在崇祯二年也总共只有五万壮丁，然后按照“每牛录6O披甲人，共有作战士兵1万5千人”，而出征的时候，不能全部调用，只能调三分之一，于是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动用的实际兵力就只有五千人，把不打仗的后勤民工算上是一万六千人，再算上从征的蒙军八千以及后勤之类，capo1234估计的后金在崇祯二年出征军力不超过两万五千（实际能打仗的只有一万多人）。
如果capo1234的这种推算成立，崇祯二年，后金能动用的兵力尚且如此之少，那在万历末，天启年间就更不必说了。
应该说capo1234是我极为尊敬和佩服的一位作者，甚至关于毛文龙和袁崇焕问题，本身我都是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深受启发才开始涉足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他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
他论证的漏洞就出在，数字的推算完全建立在对牛录数字的一些假定上，而完全把各种史料中关于后金兵力的直接记载抛在一边，不管不顾。
但问题恰恰在于后金的牛录制度本身就是前后混乱，各种记载互相矛盾的，用这些数字作为推算基础，结果势必把大量想当然的东西当成论证前提，当成事实本身。
就如capo1234的这段话：“现在的问题，就是考察一下满洲八旗的制度和人数。按通常的说法，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将四旗扩展为八旗时，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一固山就是一旗，共有八旗（见于基本史料如《满洲实录》，《八旗通志》等）。这样计算的话，每旗共有25个牛录，也就是五五制。每牛录3OO人，则每旗75OO人，八旗共6万人。当然，这个数字略微有些疑问。因为《八旗通志》接下去就写道：‘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有4OO牛录。如果按五五制，那么八旗应该只有25×8=2OO个牛录，《通志》记载牛录的数量一下子就多了一倍。但史料有时候互相矛盾，比如《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年）闰二月做过一次统计，八旗加起来共有231个牛录，与《八旗通志》不符。我们暂时不理会争论，以《老档》为准，毕竟后者更符合五五制的描述，大约接近于真实情况。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便持这一观点。”
这里capo1234采信所谓八旗之初有二百牛录的理由，就是二百牛录更符合五五制，也即：一共设立八旗，每一旗有五个甲喇，每个甲喇有五个牛录，每个牛录有三百人。五五二十五，二十五乘八就是二百，所以八旗总共就有二百牛录，按照每牛录三百人计算就是六万人。而按capo1234后面的说法，当时的每个牛录还不满员，所以应该平均每个牛录两百人，只能有四万，当然这个平均两百也是他猜测的数字。
但实际上所谓的八旗五五制，大概只有八旗的“八”这个数字才是对的，其他的和实际基本不沾边。就按照capo1234自己承认的《满文老档》天命六年记载的八旗二百三十一牛录来说，我们可以直接引用《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上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一文的内容：“各旗所辖的牛录数目悬殊，最多为六十一牛录，最少的为十五牛录，每旗平均为三十牛录。”
如果认为五五制的描述成立，那能直接用来证明后金初期八旗有二百牛录左右但各期牛录相差悬殊的《老档》记载本身就可以否定了。
如果承认五五制的描述跟实际相差甚远，那否定《八旗通志》记载的4OO牛录的理由，显然就不能成立。
再有就算按照2OO多牛录来计算，是否每牛录真的只有3OO人或2OO人呢？
这里的论证也是掺杂了太多想当然的因素，capo1234举了一些牛录不满员的记载，但实际上同样有许多牛录超员一倍以上的记载。
在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写的《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一文中说：“还有，一个牛录三百这一数字是一个准则，但在‘召集的部众’的条件下会有所不同。现据《八旗氏族通谱》举例说明，马察地方的佟氏之中，有十札鲁忽赤（检察官）之一的巴笃礼札鲁忽赤，他率领五百户来归，从属于正白旗，编成牛录。同族的雅西塔，率领满洲二百余人、汉人二百三十余人来归，亦编为一牛录。这一牛录共四百三十余人，并且半数以上是汉人。又绥芬地方那木都鲁的明安图巴颜，率领满洲一千余来归，变成二牛录，一牛录有五百人。再有，额宜湖地方的富察氏阿尔都山，招抚三百余人，编成一牛录，这是标准的数目。然而，纳殷地方的富察氏孟古慎，以子弟及同里壮丁五百名来归，亦编成一牛录。从这些例子来看，可知是以三百到五百个壮丁编为一牛录。《建州闻见录》说‘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这个说法大概是合乎实际的。”
也就是有五百户编成一个牛录的（按照capo1234说的每户出两到三个丁，那这一牛录就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了），有四百三十人编成一个牛录的，有五百人编成一个牛录的，当然也有三百人编成一个牛录的。
先不说capo1234列举的那些五十多人一牛录的记载是否可信（按朝鲜人《建州闻见录》的说法，当时一牛录三百人以上应该才是普遍情况），就算姑且认为是真的，又怎么能想当然就得出平均是两百人一牛录？
再回到后金初期有多少牛录的问题上来，《八旗通志初集》没有记载建旗时的牛录总数，真正明确提出八旗初设时有四百牛录的是乾隆时期修订的《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
那么《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的四百牛录说是否是胡编乱造呢？我们就以《钦定八旗通志》来说，实际上它是在乾隆时期整理和掌握了更多八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纂的。
《满族研究》2OO5年第3期上赵德贵所写的《两部＆lt;八旗通志＆gt;比较研究》说：“《八旗通志•初集》虽然在保存资料方面有所贡献，难能可贵，但其征引之资料往往勘核欠佳，讹误不当者时有发现。《钦定》本则不然，在成书过程中，不仅对各类史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且对旧志资料一一核检，并将其正误得失记于案语、注文或序言之中。以‘谨案’考镜史事源流《钦定》本之案语分两类：一为文中加案；二为一事开篇，提行另起加案。前者多用以注释清语人名、官名与地名；后者多为史事方面的补缺拾遗，攻讹纠谬。今据《旗分志》案语举例如下。
（一）补记各佐领之根源、来地、编立年代，以及分编、合并、裁汰等事项。《旗分志》二十七《镶红旗汉军佐领》，第一参领第二佐领条下，‘谨案旗册：此佐领系天聪五年编立’。《旗分志》二十九《镶蓝旗汉军佐领》，第五参领第六佐领条下，‘谨案：此佐领原由内务府拨出，因所属人等俱系另记档案之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将此佐领裁汰’。
（二）补记各佐领、管领、分管之初任、承袭、兼管、改旗、拨旗、抬旗情况……”
《黑龙江民族丛刊》2OO7年第5期上刘爱君《＆lt;钦定八旗通志＆gt;述略》中说：“《钦定八旗通志》则是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的背景下，以《八旗通志初集》为基础，由纪昀等人奉敕撰修，集中了四库馆和翰林院等多位学者，并在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历时二十多年才修撰成功，因此该书主修班底的学术条件和实力要超过《初集》本的编修人员。这也是《钦定八旗通志》无论在体例、内容、资料等方面都优于《八旗通志初集》的原因。”
也就是《钦定八旗通志》本身是比《八旗通志》在资料收集更完备，掌握材料更准确，核定更严格的基础上进行修纂的。
从这一点来看《八旗通志初集》没有提出国初四百牛录的说法，而到了乾隆中后期修撰的《大清会典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却明确了这一说法，显然不是疏忽或者臆造的结果。
那么具体到八旗牛录的问题上，在乾隆中后期，究竟比起雍正时期开始修的《八旗通志初集》来，掌握哪些更多的材料呢？
从陈佳华、刘世哲翻译的细谷良夫《＆lt;八旗通志•旗分志＆gt;的编纂及其背景》一文中可以得知详细地记载了牛录分类、牛录来源等情况的旗册是在《八旗通志初集》的《旗分志》编纂之后才完成的。另外作为雍正时期修纂的《旗分志》基础的佐领家谱册虽然已经开始逐渐向国家档案转变，但“尚未进行充分整理”，从而导致“关于牛录本身情况记载不详备”。到乾隆时期这些原始资料才真正得到充分整理。
由此可以断定，乾隆中后期《大清会典则例》以及《钦定八旗通志》之所以要把以前老档以及实录中关于后金初期二百多牛录说法修改为四百牛录，正是在大量新整理完备的档案材料如《旗册》、《佐领家谱册》的基础上进行的。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蒙八旗、汉八旗成立的时间相当晚，但许多证据表明，在蒙八旗、汉八旗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以蒙人为主，或汉人为主的牛录，这些牛录在蒙八旗和汉八旗成立之后，再从原来的满洲八旗里分离出去，在《旗分志》里也是放在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计算的，但追溯起源的设立时间，是完全可以追溯到蒙八旗、汉八旗成立时的。
所以尽管这些牛录成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蒙古和汉军的名号和区分，但《钦定八旗通志》在提到他们的时候，仍旧有可能按照他们后来的划分而叫成是蒙古牛录，和汉军牛录。如果不动脑筋，因为这种叫法，而认为《钦定八旗通志》的记载是胡乱编造的，显然是没有考察事情本末原委，想当然的判断。
后金八旗牛录数目本身就在其官修史书中前后记载矛盾，混乱不堪。就算我们不完全采信《钦定八旗通志》中的后金初期就有四百牛录的说法，那客观的态度也是对这个问题存疑，留待有更多原始资料挖掘出来才能解决。
实际上后金一开始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文化水平低下，各种记载矛盾混乱，或者残缺不全，是必然的事情。用一系列规则的制度假定作为前提，假设后金记录是完整的，确切的，并且实际操作中完全按照纸面规定来执行，然后只要像做小学数学应用题一样，用几个简单的乘法就推导出后金兵力多少。这是高估了后金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了。
即便我们再退一步说，就按照后金初期二百牛录的说法，那也是不能得出后金兵力只有四万或六万的结论的。实际上根据《满族研究》2OO7年第1期上滕绍箴的《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一文论述，许多人当作论证前提的后金兵民全都被安置在八旗系统下管理，只要根据八旗牛录数目就能计算出其人口、兵力多少，这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八旗系统之外，还另有一个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汉官管理系统：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
另一部分是所谓诸申官管理系统，也就是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的系统。
“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
此外还有所谓随旗问题，用滕绍箴的话说“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他区分了四种情况：“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他举孔有德等人的例子，说明汉兵随旗但不入旗。
“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佑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
还有如李永芳。“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
滕绍箴论述甚详，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再详尽摘录。
后金统治下汉人的数目远多于女真人的数目，这些汉人除了一部分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八旗系统。汉人兵员数目合计起来，就算不多于女真兵，也至少是相差不多。如果只按照八旗牛录数字来推算后金兵力，显然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和事实相差甚远。
总之，用牛录数字来推断后金兵力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一连串充满疑问的假定，是不科学的做法。
相对而言，根据当时各种史料记载后金兵力的直接数字互相参照，是更为合理的做法。如果只有一处记载后金兵力十万以上，这可以认为是夸大，但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记载都是如此，那其为虚假的概率只能是无限接近于零了。
附录七 对史料的一些必要说明
一、不同史料之间价值高低的辨析
在大部分现代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的笔下，明末天启到崇祯初期，明朝方面抗击后金的舞台上的主角大概不外乎如下三位：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相形之下，毛文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他的唯一价值就是作为袁崇焕的附属物而存在。
膜拜袁崇焕的人拼命丑化毛文龙，以此来说明袁崇焕全方位的英明伟大，衬托崇祯皇帝的昏聩无能。
而对袁崇焕有所质疑的人，则“公正”而谨慎地施舍给毛文龙一点肯定，以此说明袁崇焕也是犯过错误（还不是“罪行”）的，他最后被处死，有点咎由自取。
就这样，对毛文龙的评价完全从属于对袁崇焕的评价，毛文龙似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独立存在的生命，沦为了袁崇焕的一个影子。
当然这种从属，也不是赤裸裸的，也需要一些史料来点缀。什么史料呢？丑化毛文龙的人，引用明朝当时的文官攻击毛文龙的奏疏，当然还引用朝鲜《李朝实录》大量攻击、丑化性质的记载（最著名的如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先生的《毛文龙酿乱江东始末》）；而肯定毛文龙的人，则引用明朝文官中赞扬毛文龙的奏疏以及民间的一些史书评价。
双方成了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基本上是你引你的材料，我引我的材料，都认为自己引用的材料才是真实客观的，别人的材料是虚假的。
要解决这种状况，就必须对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和彼此关系先做一个分析！
我们现在赖以了解毛文龙的第一手史料究竟有多少呢？不外乎如下四个来源：
第一是明朝方面的材料，也就是参与辽事的官员的回忆记述、官员的奏疏、皇帝的批示，这方面主要有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周文郁的《边事小纪》，明政府编的《明熹宗实录》。清人整理的《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因为保留了许多官员奏疏和皇帝批示也勉强可算。
第二是毛文龙自己写的奏疏、塘报，以及当时对毛文龙抗金活动有过深入了解的人写的介绍，这主要就是《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以及收录在其他史书内的毛文龙的奏疏言论。
第三是后金方面记录当时情况以及来往文件档案的《满文老档》，还包括整理内阁大库残留档案而成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丁诸编，以及《天聪朝臣工奏议》之类。
第四是朝鲜方面的《李朝实录》，涉及毛文龙在东江活动时期的主要有《光海君日记》和《仁祖大王实录》。
这四方面的史料在判断毛文龙功罪中，哪一个作用最大？
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当然是以《满文老档》为代表的后金档案记录和以《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为代表的毛文龙自己的记述最为重要，这其中又尤以后金档案文献为最关键，最核心。
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立的两方当事人就是毛文龙和后金，通过毛文龙的奏疏，我们可以最直接地知道毛文龙有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在他自己看来产生过什么样的效果；而通过后金档案我们可以最直接地知道，毛文龙的活动对后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无足轻重还是生死攸关？
毛文龙方面的材料会存在自我吹嘘的嫌疑，而后金的记载却不存在故意去夸大毛文龙功劳的可能，相反为了遮丑，为了掩盖曾经的疮疤，会故意删除贬低毛文龙的功绩。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加以对照，可以得到相对来说最接近于真相的认识。
无论如何作为直接当事人，他们的记载最具备接近事实真相的客观条件。按照史料类别区分，在具体涉及毛文龙的问题上，后金档案和毛文龙的奏疏、塘报是第一手史料，而《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史料中记载的其他人员的奏疏、评论涉及毛文龙事迹的，有相当部分已经属于道听途说、互相转引甚至妄加揣测的第二手史料了。
可以说，以后金档案的记载为核心，以毛文龙方面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记载为参照，再以此为基础对《督师纪略》、《明实录》、《李朝实录》等等的记载进行辨析，则足以彻底澄清围绕在毛文龙这一历史人物身上的谜团。所谓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抓住主要矛盾，直击根本要害，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以往的论者之所以纷争不休，恰恰是没有辨析不同史料的价值高低，一锅煮，想引用什么就引用什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倾向、需要就行，也不判断这些材料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结果一团乱麻。
当然对于《满文老档》这类资料，以往的关于毛文龙的讨论中，也有许多人引用过，但主要就是围绕着后金方面和毛文龙的几封通信，以此来试图论证毛文龙勾结后金、投敌之类。而对大量关于毛文龙活动的其他记载似乎完全视而不见。这或许只能解释为，讨论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翻阅目录，只看和通信有关的部分，其他部分根本就连看都没去看，或者仅仅是阅读了相关资料集录中摘引的《满文老档》中的信件部分。而且就是对这些信件，也不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毛文龙给皇帝的奏疏中的说明进行对照。这样的讨论自然只能是用一厢情愿的臆断来代替历史实际。这样来利用《满文老档》只能是白白糟蹋了史料的价值。
二、史料利用的反方向原则
在利用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些地方，我们会指出某个史书的记载不可信，而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又会把同样一本史书中的内容引用来作为根据。那其中取舍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林国华教授在《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反方向原则”，他说“有很多史料的作者和写作态度上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使史料的真实性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是主观倾向性很强的史料，其中也往往包含一些真实性较高的内容。对这类史料，可以根据作者的倾向性，从反方向挑出其中真实可信的部分”。
根据这个原则，本身倾向是标榜某一人物如何英明神武的史料，那其中提到其失败狼狈的记载，当然接近真实的概率更高；而对于吹嘘其正面形象的记载，则需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经过和其他史料的对照分析，才能决定是否采信。
反之，立场是厌恶某一人物的集团所记载的史料中能说明这一人物功绩和优点的材料，真实的概率是很高的，而对其贬低、丑化的记载，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如何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对与毛文龙相关史料的分析中去呢，不妨以《满文老档》为例。
《满文老档》虽说是第一手史料，其实也是要打一些折扣的，在利用之前，需要做一些说明。记载后金时期史事的这一批原始档案在乾隆六年（1741年）经过修复整理装裱（经过装裱整理的老档原本在后来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在中国台湾影印出版时称“旧满洲档”，后来的抄本称为“满文老档”，以示区别），这一批档案原本四十册，在清亡以后在内阁大库被发现，被称为“老满文原档”，后被运至台湾，影印出版时称为“旧满洲档”。
而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对《老满文原档》重新抄写编排，形成了一批抄本，其中在沈阳的抄本，清亡以后被日本人发现，命名为“满文老档”。
按照我们对乾隆时期疯狂销毁书籍，篡改历史书籍的了解，凡是经过他治下整理的东西，都势必要对其完整性和忠实性打上一个问号。乾隆四十年的抄本就不必说了，就是乾隆六年的原档经过裱糊整理，也同样不能排除被动过手脚的可能性。
早在民国时期，明清历史学大师孟森就考证过，《满文老档》中，也确实有一些史料是经过后金和清廷统治者加工的。如后金对明宣战的所谓七大恨，孟森根据留存至今的天聪四年（163O年）木刻揭榜之七大恨，对照《满文老档》的记载，指出《满文老档》中的七大恨记载都是经过后来统治者篡改的，而并非是当时原文（见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而到了现代，随着对《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对比研究的深入，《满文老档》甚至《旧满洲档》本身都经过清统治者大量删改乃至篡改成为不争的事实。
1991年第4期《清史研究》上，刘厚生在《从旧满洲档看满文老档中的伪和误》一文中说：“无怪乎台湾学者们对《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提出异议，指出：‘原档与老档中许多重大的史事，由于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删改。此举殆最不可恕……因为乾隆朝重抄老档时，所有被其重抄的纪录，多为清太祖最光荣的一面，而被其删弃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恶劣的一面。’”
甚至是被视为原始资料的《旧满洲档》本身同样也是经过大量删改涂抹的：“《旧满洲档》中之史料被勾圈涂抹之处，有整段整句被删削，有数行或整页被圈掉，笔者大致作个统计，被勾圈涂乙的页数约计9O8页之多，几乎占《旧满洲档》总页数5378页的1/5，一部原始史料遭到如此严重的涂改删削，令人惊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