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狱的淫威之下，史学遭受到从来未有过的践踏，伪造史实，消灭史实之举，有清一代屡见不鲜。《旧满洲档》虽是用清人称之为‘国语’的满文写成的史料，但也同样不逃脱若等厄运。从天聪末年始修太祖实录起，至乾隆四十年《满文老档》重抄止，在这将近一百四十几年间，历朝修史时曾广泛使用删改过这部分重要的原始资料。”
可见，即便是《满文老档》乃至《旧满洲档》这样看似原始的资料，其中记载的内容也依旧是被后金和清统治者为了自身需要，掩盖其曾经的丑态，或达到其他目的而经过篡改的，对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但也正因为此，根据反方向原则，我们可以更放心地引用《满文老档》对毛文龙活动及影响的记载，而不必担心这些记载是过度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从反映后金和清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敌人毛文龙的态度而言，以及毛文龙活动对后金造成的重大影响而言，《满文老档》仍旧不失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重大价值。
清统治者一贯的立场就是对毛文龙持贬低、丑化态度，在《明史》中甚至不肯为毛文龙独立作传。其整理的档案中记载的毛文龙对后金所造成的损害，毛文龙对于明朝的功绩，只存在缩小的可能，而不存在夸大的可能，这是绝无疑问的。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满文老档》和《旧满洲档》本身经过统治者大量删改，为维护后金统治者光辉形象，对某些涉及毛文龙的事件，难免就会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或者对某个事件的记述显得突兀，没有来龙去脉，这时我们就必须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其他相关史料才能对真相如何有更清楚的认识。
反过来，如果是毛文龙自己写的塘报、奏疏，则对其中提到的毛文龙的功绩，就不能无条件采信，而必须和其他史料参考对照，分析其可信度究竟如何了。
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史料，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三、一些名词解释
涉及毛文龙史事，有一些名词是经常被提到的，如不了解其含义，难免发生疑惑误解，所以这里不妨集中列举若干，加以解释。
1.东江和皮岛（椵岛）
许多论及袁毛历史的人，对东江和皮岛常有误解，往往混为一谈，提及毛文龙的东江，便以为仅指一个皮岛。有无知者，还质疑说区区一个皮岛如何容纳几十万人者。
当然造成这种误解，也并非没有来由，其根源在于《明史》之记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1621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
实则东江和皮岛是两回事。东江是分布范围达千里的群岛总称，如考虑其指毛文龙军队管辖之范围，则还应包括陆地上朝鲜境内的铁山。其名称之得来，据说是因为在鸭绿江之东。
东江群岛包括哪些岛呢，这里不妨把毛文龙奏疏、塘报以及《李朝实录》中提及到的列举如下：三山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小松岛、鹿岛、给店岛、色利岛、獐子岛、海洋岛、五家岛、菊花岛、荞麦岛、大鸡岛、加次岛、须弥岛、皮岛（椵岛）等等。
其中地方达到百余里甚至数百里的大岛有石城岛、长山岛、广鹿岛，皮岛反不如这些岛大，其余诸岛也多有数十里范围。
东江群岛的分布范围，如以离开旅顺的距离算起，按毛文龙奏疏呈报：三山岛在旅顺东面二百里；广鹿岛又在三山岛东面二百里；长山岛离广鹿岛五十里；石城岛离长山岛二百里；小松岛和石城岛相近；鹿岛在石城岛东面二百里。
如以离朝鲜距离而论，皮岛向朝鲜义州方向五十里的海上有鸡岛，西北五十里有獐子岛，向铁山方向三十里有加次岛，加次岛东南有身弥岛（明方称须弥岛），须弥岛和朝鲜陆地只隔二十里海路。
由以上可见，东江群岛的分布范围是极广的。《毛太保公传》里引用的崇祯时工部主事徐尔一奏疏里说“关宁极望不过四百里，乃拥兵至一十八万，皮岛所属岛屿二十余处，浩淼一千余里，非得多兵何以守？何以战？何以联络相为策应乎？今文龙用兵十五万，乃谓其实兵止二万八千，而余皆虚冒钱粮，此其不可解者二”。
钱曾在《也是园杂记》中说“皮岛在登莱海中，绵亘八十里。朝鲜居其东北，凡獐子岛、石城岛、松山、长山诸岛，皆皮岛之重门也”。
皮岛仅仅是东江群岛之一，因为是毛文龙的驻地，所以常常被用来代指东江。但并非只有皮岛重要，其他岛无足轻重。毛文龙的东江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其由一连串分布广泛的群岛组成，彼此可以互相声援联络，其靠近陆地的海岛中有接近明朝的，有接近后金地盘的，有接近朝鲜的。居于海中的岛，后金又鞭长莫及，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而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又可以达到相当庞大的规模。毛文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开镇东江，将其开辟为袭击后金的根据地。
皮岛名称的由来，按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说“横于铁山西南海中，原称椵岛，椵者，朝鲜训pi，遂以省字称为皮岛”，本文大量提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记载，凡是提到“椵岛”者，就是指皮岛。但吴晗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凡是椵岛一律作椴岛，当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
另《李朝实录》中有一处说：“是后辽民，皆卷入海岛，接屋甚盛。作一都会，东南商船，来往如织，近海草木，尽于樵苏。椵岛或称皮岛、稷岛，至是文龙改以云从，以叶己名。”
此处朝方记载有误，被毛文龙改称“云从岛”的并非是椵岛（皮岛），而是身弥岛（须弥岛），后面正文中对云从岛（须弥岛）还多有提及，需注意。
至于金庸，他在《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里说：“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他这里把皮岛、云从岛、东江这些全都混在一起了。所谓的“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能符合的只有云从岛。但说“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还是夸张了，若按毛文龙塘报中的记载，云从岛或许只有退潮的时候，才能勉强符合上面的叙述。
更有趣的是金庸还在其文注释里说，有人把皮岛混同海洋岛，所以是“地理弄错了”，实则他自己错得连基本方向都没有了。
2.假鞑、诸申、丽人
“假鞑”一词见于《李朝实录》的记载。因为后金统治区内有大量剃头的汉人逃亡出来投奔毛文龙。大抵朝鲜人看来后金女真人是鞑子，为真鞑，而汉人剃头后样子差不多，但又不是真的女真人，所以叫做假鞑。
“诸申”一词见于《满文老档》，与“汉人”相对。大概是努尔哈赤同一族人的意思。为简单起见，就理解为建州女真人。
“丽人”一词多见于明朝官员的奏疏里，是“高丽人”的简称，代指朝鲜人。
3.刘爱塔=刘兴祚=刘海
这三个名字多见于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明方一些史书中，实则三个名字代表的是同一个人。此人在毛文龙史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经常被提到，而在不同处的记载用的是不同名字，为避免引用相关史料时疑惑，此处专门说一下。
另外说一下后来被清朝封王的皮岛三个将领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在毛文龙时期，耿仲明的名字是毛有杰，尚可喜的名字是毛永喜，孔有德的名字是毛永诗（见《东江遗事》卷下：《耿靖南传》、《尚平南传》、《孔定南传》）。
其中孔有德是毛文龙率领的一百九十七名袭取镇江的亲兵之一，是毛文龙的老班底、老部下；而尚可喜和耿仲明应该是毛文龙开镇皮岛之后，从后金统治区下逃亡出来投奔毛文龙的辽东人，被选为将领。
有意思的是，金庸在《袁崇焕评传》里说“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他是直接把三个人的后来的名字加了一个“毛”，大概是一拍脑袋想当然的结果。而其中耿精忠是耿仲明孙子的名字，而金庸又不知何故，祖孙不辨，竟至于混为一谈。
参考书目
一、古代著作
《崇祯长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校印本。
《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明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
《明熹宗宝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明熹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198O年《清初史料丛刊》本。
《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杨嗣昌集》，岳麓书社2OO5年版。
毕自严：《度支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OO8年版。
陈舜：《乱离见闻录》，《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程本直：《矶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程本直：《漩声记》，《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皇太极：《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贴》，《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之《史料丛刊初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OO5年版。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李长祥：《天问阁文集》，达川市地方志办公室1998年版。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李民突：《建州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李清：《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荆驼逸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O年版。
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陆应畅：《樵史通俗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陆云龙：《辽海丹忠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OOO年版。
毛承斗、吴国华、吴骞：《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毛奇龄：《毛总戎墓志铭》，《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毛先舒：《毛太保公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茅元仪：《督师纪略》，《明史资料丛刊》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OO8年影印本。
（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乙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OO8年影印本。
彭孙贻：《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钱曾：《也是园杂记》，《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989年版。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
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199O年第2期。
王士禛：《池北偶谈（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
王镝：《寓圃杂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OO5年版。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O年版。
夏允彝：《幸存录》，《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之《明季稗史汇编》卷1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OO5年版。
熊廷弼：《敬陈战守大略疏》，《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叶梦珠：《阅世编》，中华书局2OO7年版。
佚名：《今史》，《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余大成：《剖肝录》，《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于慎行：《谷山笔尘》，《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OO8年影印本。
张岱：《夜航船》，汕头大学出版社2OO9年版。
张廷玉等编：《明史》，中华书局2OOO年版。
张永祺：《偶然遂纪略》，《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OO2年版。
郑廉：《豫变纪略》，《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OO2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O年版。
周文郁：《边事小纪》，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版。
朱溶：《表忠录》，道光十三年（1833年）世美堂重刊十卷本《杨忠烈公文集》附。
二、现代中文著作、译作
《鲁迅全集》第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卢梭文集》之二《社会契约论》，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OO8年版。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李亚平：《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北京出版社2OO7年版。
梁颂成：《杨嗣昌集》，岳麓书社2OO5年版。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OO7年版。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王春瑜：《中国稀见史料》第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OO7年版。
阎崇年：《袁崇焕研究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OO8年版。
钟少异编：《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三、论文
薄音湖：《明清时期内蒙古各部的名称》，《寻根》2OO7年第3期。
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OO4年第4期。
贾乃谦：《朱溶及其＆lt;忠义录＆gt;》，《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锦泉：《水雷小史》，《航海》1988年第5期。
李斌：《火龙经考辨》，《中国历史文物》2OO2年第1期。
李崇洲：《中国明代的水雷———世界水雷的鼻祖》，《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2期。
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李光涛：《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相》，《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林国华：《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OO2年版。
刘爱君：《＆lt;钦定八旗通志＆gt;述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OO7年第5期。刘厚生：《从＆lt;旧满洲档＆gt;看＆lt;满文老档＆gt;的伪与误》，《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刘厚生、陈思玲：《本世纪中日学者＆lt;旧满洲档＆gt;和＆lt;满文老档＆gt;研究述评》，《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任树民：《满文蒙文旧档删改前后的清政权历史定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OO6年第2期。
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明清），中华书局1993年版。
齐木德道尔吉：《四子部落迁徙考》，《蒙古史研究》第7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OO3年版。
滕绍箴：《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满族研究》2OO7年第1期。
细谷良夫：《＆lt;八旗通志•旗分志＆gt;的编纂及其背景》，《民族译丛》1989年第2期。
徐新照：《焦玉＆lt;火攻书＆gt;是元末明初的火器著作吗？》，《文献》2OOO年第4期。
于多珠、赵艳玲：《明末四方势力的角逐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
张爱斌：《历史学家李光涛轶事》，《江淮文史》1995年第3期。
张旋如：《满学研究中的一株奇葩———＆lt;＆lt;旧满洲档＆gt;研究＆gt;一书评介》，《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赵德贵：《两部＆lt;八旗通志＆gt;比较研究》，《满族研究》2OO5年第3期。
赵琦：《明末清初的哈喇慎与蒙古八旗》，《蒙古史研究》第5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后 记
袁崇焕、毛文龙这对历史人物之间的纠缠，是大部分涉及明朝历史的通俗读物热衷的一个话题。从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的附录《袁崇焕评传》，到阎崇年百家讲坛演讲《明亡清兴六十年》，再到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中的相关章节，还有如李亚平的《前清秘史》，应该都是广为人知，读者群体极其广泛了。
凡是对中国历史稍感兴趣的人对袁崇焕、毛文龙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都会略知一二，而本书正是给那些在此基础上希望更深入、更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准备的。
本书之写作缘起于作者在对以前写的文章（有关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修改时，对袁崇焕、毛文龙问题的重新思考。
过去一直以为袁、毛公案有太多人讨论过，应该没有太多新东西可说，因此，无需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去重新论述。但在阅读《满文老档》、东江塘报、《李朝实录》等原始资料之后，我却发现有太多东西是以往讨论没有涉及的，太多的材料没有被充分利用，这才决心大幅度改写原来的稿子。而在改写过程中，阅读的史料越多，需要写的内容也就越多，以至最后只能独立出来，使之成为单独的一本书了。
写完后，我在2O1O年8月把其中部分内容贴到本人的博客上，一个月之后，又以“毛文龙及明朝灭亡原因等问题”作为标题，节选了部分文字贴在“天涯社区”网站的“煮酒论史”上，前后次序则有所打乱。
这期间，从博客到论坛，经历了一连串极为激烈的辩论，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多月之久。本书的附录三、附录四、附录五、附录六就是当时辩论中针对一些人提出的质疑所给出的回答。
本书的最初形态，包括网络上贴出来的部分，涉及史料一概引用古籍原文，并在注释中给出相关的版本、页码信息。而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应相关方面提出的要求，也为了顺应大众的阅读习惯，本人陆续对这些史料乃至全书做了通俗化处理，去掉了绝大部分注释。虽则如此，本书几乎所有的内容和论断都是建立在对众多史料记载的严格辨析基础上的。
此次本书交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人谨向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表示感谢，并期待读者们能慧眼识“错”，有以教我。古语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至理也！
杜车别
2O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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