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启二年后的怪事
回顾一下明朝与后金的战争过程，稍微细心一点，就能注意到一个让人大惑不解的问题！
后金从公开叛乱开始，对明朝的进攻一直保持相当活跃的势头。万历四十六年（1571年）侵占抚顺，万历四十七年（1572年）侵占开原、铁岭，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攻破沈阳。一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攻占广宁，明朝方面在辽东全线崩溃，退入山海关内。进攻的步伐几乎一年都没有停止过。
按常理，此时后金方面积极的选择，就是全面进占明朝退出后在山海关外留下的堡垒据点，并以此作为基础，向明长城沿线一带发动进攻，甚至乘明朝新败之余，守御无人，军心溃散，直接进攻山海关。
如果觉得连续进攻，太过疲惫，那还可以有一个相对保守一点的选择。就是把广宁作为一个重要据点，辐射势力，控制全辽，消化这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再伺机对明朝发动进攻。
但这个时候，后金方面不仅停住了进攻甚至反而开始回退收缩了。努尔哈赤似乎换了性子，变成了另一个人。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明朝方面从天启二年正月惨败之后，可以用大把的时间悠闲争论熊廷弼和王化贞谁罪更大，可以用大把的时间争论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防线，修筑城堡。一直到天启二年九月初三日，孙承宗才算正式到山海关任职，整顿兵马。
如果说在天启二年，后金没有趁机填补从广宁到山海关一线明朝留下的空白，相反任由蒙古人游荡占据。这还可以理解为是需要时间休整，要先腾出手来镇压新占地盘上辽民的反抗（如十三山杨三、毕麻子等人），需要集结更多的力量来做下一步的准备。
但是过了整整一年后，出现了更为奇怪的事情，后金居然主动放弃了本来已经占领的重镇广宁，把城焚毁，撤出了这一地区。
《满文老档》天命八年（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二十四日有如下记载，努尔哈赤送书给广宁，下令说“先查城内坚固的地方，摧毁掉，再烧光全部的房屋，前一天焚烧而没有烧光的屋子，过一天再烧，直到烧光为止。把城门上的铁件剥离下来或者烧掉，粮食运完后，全部人员都退回来”。
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真正决定在宁远修城是在天启三年五月，从时间上看，就是紧接在后金放弃广宁之后。以此来看修筑宁远城本身就是拜后金撤离广宁之赐，否则以宁远和广宁之距离，在敌方兵力可以较快抵达的范围内修城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修城本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当时祖大寿认为朝廷肯定不会守宁远，修城的时候，有些打马虎眼。孙承宗看到这位老兄如此不善于领会上级指示，只得亲自上阵，兼职了一把建筑设计师的角色，动手制定了关外建造城池的式样，要求必须严格按照他给的数字规格来。然后让参将高见、贺谦和祖大寿分别负责修筑，让茅元仪在旁边做参谋，约定到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的时候全部完工。
（有趣的是，《明史•袁崇焕列传》中修宁远城的记载完全抄自茅元仪的《督师纪略》，但把“定关外建城式”的人也就是孙承宗给换成了袁崇焕。）
即便从九月开始正式修建算起，修到明年春三月，也至少是整整半年，把前期准备算上，那就是将近一年了。而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等人居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修城，后金方面毫无动静，所谓的“是时奴警不闻”，完全没有派兵来攻打阻止，对照以前后金频繁的进攻，这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
到宁远城修好了，仍然是一片太平景象，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依旧在那里笃定无比，从容无比地分派布置。《明史》对此的说法是：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的夏天，孙承宗和袁崇焕商量，派遣将领分别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造城郭居住。于是从此宁远都是内地了，开疆复土二百里。
而张岱《石匮书•孙承宗列传》的说法更夸张，说“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
这给人的感觉是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的整整四年时间里，后金都在睡大觉。这实在不由让人奇怪，这些年后金干嘛去了？
二、后金抱头痛哭的神话
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孙承宗太能干了，所以让后金整整四年的时间里都窝在家里不敢动手，一直到老孙头离任了，努尔哈赤才来发动攻击。
抱有这种看法的包括金庸、阎崇年、李亚平，一直到当年明月（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
当然这种看法不是凭空而来，在明代当时就有人这么看。
比如孙承宗的门生，也是他头号粉丝的茅元仪就唾沫横飞地说：高阳公（也即孙承宗）在明军溃败之后，驱逐东西两边的夷虏，整顿边境地带的国土四百多里。把军队驻扎在右屯，游骑出入三岔。把努尔哈赤吓得屁滚尿流，一个晚上要惊醒过来九次，从辽阳迁徙到沈阳，又在老寨外营建巢窟，差不多就要吓破胆子，逃遁隐匿了。
孙承宗的二号粉丝周文郁也说：先前，努尔哈赤用数万的兵力守广宁，二万守右屯。到了这个时候知道我方兵势扩张，于是从广宁、右屯撤退，把余粮都烧掉而溜走了。
总之后金是怕了孙承宗，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不但不敢来，还一退再退，甚至要放弃辽东，逃回老窟去了。
茅元仪甚至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一副后金在孙承宗的威势逼迫下，聚在一起痛哭的景象：孙公渐渐往东推进，努尔哈赤害怕，于是向北搬到沈阳，仅用五百人守代子城，自己在沈阳甕城修筑宫室，屡不完成，又害怕受到袭击，就把珍宝财富都渐渐搬到老寨里去，又在抚宁关塞之外，营造城池，逐渐想开溜了。又屡次受到惊吓，众人每每聚集在一起哭泣。
但实际上孙承宗到任后，根本连和后金像样的仗都没有打过。要勉强说打过，也是败仗，他一手提拔的马世龙主动出击，渡柳河，结果四百人被歼，“骑八百尽失之”。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说后金怕了孙承宗不敢来，不但不敢来，还一退再退，自欺欺人到如此地步，茅元仪和周文郁也可谓昏聩已极。
而且孙承宗派人修宁远城，是到了天启四年三月才修好，至于“右屯及大、小凌河”就更晚。在后金放弃广宁前，明军只能在距离山海关三十里左右的中前所出没。
城都修好了的情况下后金不敢来犯还勉强说得通，那在天启二年下半年，整个天启三年，还有天启四年，后金在干什么呢？
更不必说即便明方真修好了城也不存在的后金怕的问题！
同样是这个孙承宗，在崇祯四年（1631年），修好了右屯和大凌河，并派遣祖大寿据守。结果后金来进攻，围城打援，孙承宗组织的明朝援军大败，“至十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孙承宗也被追究责任而离职。
可见茅元仪、周文郁所谓的后金因为怕了孙承宗所以四年时间都不来，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明末义士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孙承宗为人干练而才能普通，“两镇关门俱无事，然幸不与东敌值耳”，也就是孙承宗镇守的时候，只不过是比较幸运，所以才不像他的前任和后任一样死于追究丧师失地的责任，这应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三、靠女人守卫的后金据点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对辽东正面战场的进攻步伐一下就放缓了，甚至出现一退再退的局面？这原因究竟是什么？所谓“辟地四百里”，“奴四年不敢内犯”的功劳究竟是谁的？真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功劳吗？
回答很简单！这里面起最大作用的不是孙承宗等人，恰恰是毛文龙。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道理，在后金与明方的交战中，如果光靠建州女真的那点人也就是努尔哈赤所谓的“诸申”，那是绝对不行的。不必说攻城克地、扩大势力范围，就是守住原有的地盘，维持生存都成问题。
努尔哈赤在侵占了辽东大块地盘之后，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权，维持自己的军队，就必须要依靠汉人。否则是死路一条。
而毛文龙起到的作用正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后金统治的基础。
从我们在上文中引用的大量《满文老档》记录可知，在天启二年以后，毛文龙一方面派遣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区发动人民起义反抗，策反敌方人员；另一方面直接出兵袭击，让努尔哈赤频频调兵遣将，分派驻守抵御。
天启二年以后的辽东局势，在明朝大部分将领和朝中大臣看来，或许是一派风平浪静，而在后金自己看来，却是惊涛骇浪，在镇压各地人民反抗以及应对毛文龙的袭击中，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大部分时间里，不要说无暇西顾，甚至守住原有地盘都已经倍觉吃力。
一方面是统治境内的汉人不断起来反抗，不断和毛文龙的军队联络内应。如果不加理会，那这些地区显然无法维持统治。另一方面是由于毛文龙的策反，使得努尔哈赤对手下汉人军队都失去了信任。
而后金真正亲信的女真人兵力是有限的，可能五万都不到。这里分配多了，那里就要出问题。平均分散在各地，又容易被各个击破。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只能是不断收缩兵力，放弃一些地盘。不仅已经无力再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就是已经吃下去的地方，都无法消化，要吐出来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在天启三年三月的时候，努尔哈赤要决定放弃广宁，兵力回撤。这就是为了避免因为力量分散而全盘瓦解。
在从广宁撤回之前，从《满文老档》中可以看见努尔哈赤屡次三番色厉内荏地训斥部下“尔等勿存明国长久，我存一时等无趣之念”。
后金“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努尔哈赤甚至怀疑自己身边都不安全，就在下令毁广宁城撤回兵力的同一天（即天启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他还在恫吓手下汉奸说“尔等若念养育之恩，为何未将毛文龙所差之奸细查出一人？为何不查叛逃暴乱者”？还哀叹说“我势强之地，能管束者多，我危难之地，能管束者少矣”。
有些地盘，甚至沦落到了要依靠女人来守卫的地步。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满文老档》有这样的记载，说是毛文龙的三百士兵在深夜，偷偷地摸到耀州南边的顺兑牛录住所南墙下，正要翻墙而过的时候，被村子里的三个妇女看见，把车辕靠在墙上，由青佳奴的老婆带着他丈夫的刀先行登上，另外两个妇人也相继登上，一同砍杀驱赶，吓得这三百兵魂飞魄散，从墙上跳下，“皆逃之”。
然后是努尔哈赤召见这三个妇女，大加赏赐。最后《老档》作者感叹说：系着裙子的妇女都能执刀驱敌，这是老天保佑英明汗，假手妇人的力量击败敌人云云。
当然这里的记载如果完全属实的话，那这三位妇女想必是从未来穿越过去的女版机械战警，或至少是佩上全套高科技装备的女特种兵，装备有红外线夜视仪、智能头盔之类的玩意儿，由此而能瞬间看见敌人，并清点人数，以一敌百，上演了一出三个女人赶走三百人的大戏。
回到现实。我们说这则记载完全是编造的，大概也不至于，否则无中生有去奖励三个女人这种闲扯淡的事情，估计努尔哈赤也还不会去干。
事情真相大概也就是毛文龙派了几个侦察兵暗暗潜伏过来，被这几个女人发现了而已。
但无论如何，后金要浓墨重彩地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欣喜若狂地对三个女人大加奖励，还涕泪横流地感激上天，所谓“系裙之妇能执刀驱敌，乃天佑英明汗”。这也就可见后金的人手缺少到什么程度了！
据《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记载，因为有毛文龙的存在，不时扬帆海上，东江诸岛威胁建州的后方，逼近宽甸、镇江等地，所以努尔哈赤只能次第抽回各地力量，以确保老寨的安全。当时努尔哈赤的亲兵实际上不满四五万，而收编的剃头汉人士兵逃的逃、死的死，一年之间，已经十去其三，又被毛文龙招回五六万。所以努老头疑心越来越重，杀戮的人也越来越多。编兵胆战心惊都想着逃亡。复州事件后，努老头又不得不把金州、复州等处的兵马以及李永芳等人，撤回老寨，广宁也被拆成白地。
这些描述和《老档》对照是完全不夸张的。袁崇焕赖以自豪的修宁远城、守宁远城这个机会其实本身都是毛文龙给他提供的。这些地方正是后金在毛文龙的威胁下，不得不收缩力量让出来的。可悲的是袁、茅等人还浑浑噩噩、稀里糊涂，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最后居然干出了同室操戈、杀害毛文龙的蠢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后金统治本身就不得人心，即便没有毛文龙的存在，辽东地区的人民也会不断反抗逃亡；那些原本是汉人的将领官员也会心向明朝，伺机反正。
这种看法是很天真的，屠刀淫威之下，平民奋起反抗，而且长年累月地反抗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没有人联络策划的情况下，一旦堡垒城池被攻破，即便大部分人民对后金统治充满愤怒，但在其屠刀下，也只能是逆来顺受，因为觉得即便自己反抗了，也只能白白死掉，毫无意义。索性破罐破摔，当顺民，为其提供人力、物力资源，还或许能升官发财。
这在明亡后，清朝在短时间内就席卷中国，并充分利用自己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去镇压各地反抗中可见一斑。
但在有联络、有策划、有接应的情况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天启年间后金人民的奋起反抗，能达到如此激烈、如此持久顽强的程度，让后金统治者焦头烂额，对已经占领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无法消化利用，反而成为其沉重负担，这其中毛文龙的策划、联络、煽动起了最为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会觉得自己的反抗，是对后金的整体打击的一部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算因此牺牲了也不是白白浪费。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后金统治者动用最残酷的镇压手段，但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反抗依旧是野火燎原一样，无法禁止。
当然仅仅口头上的联络和煽动只是一个因素，光有这个还是不够的。毛文龙对辽东人民的实际接济作用是另一个因素。东江力量的存在，给反抗者提供了一个逃亡获生的希望，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李朝实录》记载以及投金后尚可喜给皇太极的奏疏里提到的东江皮岛曾经接应过上百万辽东人民的逃亡，可想而知这种接应作用之大。
毕竟大部分人还是怕死的。可以勇敢，可以冒生命危险，但必须要有一线生机，如果是百分之百的死亡，那多数人还是会望而却步的。
发动辽东人民反抗后金统治对于胜负全局有决定性意义，孙承宗也是知道的。他在奏疏中说后金招抚辽人以供他们利用，还是杀戮驱赶辽人为我们所用，这是决定天下安危的关键所在。
不过他说这话却是成为拒绝毛文龙提出的要他配合东江军队一起对后金发动进攻的理由之一，按他的话说就是我深入敌方，敌方杀配合我方的良民，那以后老百姓就会抗拒我方了。如果我不去，后金杀老百姓，那就是不因为我而被杀的，他们就会更加痛恨后金。
这种逻辑自然是可笑的！道理他知道是“天下安危之大机”，而在如何运用这道理上，则就完全变得没有头脑。
按茅元仪的说法，孙承宗、沈有容也曾经派遣过奸细到后金去刺探情报，也曾经策反后金人员，但实际上多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吹嘘之辞。这只要看看毛文龙死后的表现就知道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客观的。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看后金方面自己的记载《满文老档》，后金对于吹嘘自己或许有兴趣，要他去故意夸大敌方某个人员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是没有这个兴趣的。
天启年间，《满文老档》中频繁提到的只有毛文龙，而对孙承宗之类连半个字都没有提到。这种情况下，对茅元仪拼命贬低毛文龙、抬高孙承宗作用的说法，我们当然不能采信。
所以，所谓后金渐渐想讨回老窟，又屡次受到惊吓，众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哭泣云云或许是事实，但这不是后金害怕孙承宗，而只能是害怕毛文龙。毕竟，在毛文龙发动下，后金焦头烂额，连在自己地盘上驻扎都要如履薄冰，严加防范，害怕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攻击他们的汉人，那能不哭吗？
四、真正的对手
1.后金战斗力的牛皮
后金在和明朝的交战中，屡屡获胜，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提到这个问题，许多武力崇拜者，一定会眉飞色舞，抢着举手回答“后金铁骑天下无敌，自然能以寡敌众，无往不胜”。
这些同学的兴奋之情可以理解，但事实真相或许会让他们大跌眼镜！
在都是精锐军队相遇的情况下，后金的战斗力并不比明军强，明军才是以少打多，寡不敌众。
按民国的明清历史专家李光涛的说法，明人不能打仗的都是些根本连像样的训练都谈不上的士兵，真碰上训练还算行的明军，金兵（后来的清军）照样打不过要吓得开溜，或者硬扛上了，以多打少，还“死伤相当”。
细究起来，也确实那么回事。
后金一开始的那些胜仗，都谈不上双方拼战斗力，硬碰硬。
一大半是靠收买奸细做内应，还有就是间谍获得情报，知道明军动向，以多打少。《明史纪事本末》中说“建州最工间谍，所在内应”。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攻占抚顺，完全是仗着明朝没把它当回事，靠骗，让一些人装成部落的平民进抚顺贸易，大军跟在后面进城，算把抚顺骗了下来。
最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说成是明朝出动大军，所谓的“明以倾国之兵”泰山压顶。真是乖乖不得了。
实际上呢，说出真相来，恐怕许多人会觉得大煞风景。
李光涛的评价是：“此次援辽之师，仅仅凑合了七万有零之兵，又杂以许多募兵和尫羸不堪的在内，以征建州十万之众。”“明朝各路之师，多只二万零，少则不满万。”
明军总数才七万，本身就已经是数量不占优势了，再分成三路，出兵的时间地点，又预先被努尔哈赤知道，如此情况下，不打败仗就是咄咄怪事了，努尔哈赤若再不胜就该找块豆腐撞死了。
之后沈阳、辽阳的陷落都是有奸细投靠后金，内应献城。王化贞时期的广宁，更是孙得功阵前投敌，导致明军大乱而败。
真正狭路相逢，明军敢于打硬仗的时候，后金并不占便宜，甚至在以多打少、兵力占据数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都是相当吃力。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天启元年袁应泰溃败丢失沈阳，明军在浑河与后金的一场遭遇战。
李光涛在《清入关前之真相》与《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二文中提及此役，非常推崇朝鲜人的记载。
按朝鲜使者在后金打听到的情况，当时，金人用十万的兵力围攻六七千的明军，打得还狼狈不堪，死伤数量和明军差不多。以至后来每次提到这次战役，都要胆战心惊。
明方的《明熹宗实录》和清人编写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对这次战役都有更详细、更确切的记载。
综合各方记载，大致经过是：沈阳被攻，川浙总兵陈策率军去救，行军到了浑河桥南边的时候，接到沈阳失守的消息。
陈总兵一看情形不对，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撤回去凭城防守吧。可他手下一帮将领却不干，一个个血性十足，纷纷表示要和金兵干一场。
尤其是副将周敦吉等人，意见是在辽东也快两年，总是碰见金兵就躲，那算啥回事？不行，坚决要打，死也死得轰轰烈烈。
陈总兵应该说还是挺尊重下属意见的，既然大家热情都如此高涨，那就打吧。
于是，从四川调来的石砫土司副总兵秦邦屏和周敦吉等将领，首先引兵渡过浑河，在北岸扎营。浙兵三千，在总兵陈策的带领下，在桥南扎营。
秦邦屏等人还没有把营扎完，金兵就从四面围攻上来。将卒拼死奋战，杀死两三千人。
金兵也怕死，看见这硬骨头不好啃，心里都发毛，将领带头和士兵往后退。在后边压阵的努尔哈赤看情形不对，气得火冒三丈，严令不许后退。
就这样金兵被打退了再冲上，打退了再冲上，反复搏杀了三次，还是攻不下来。
汉奸李永芳已经急红了眼，亲自给沈阳等地被俘的中国炮手松绑，然后每人赏赐一千两银子，发炮来攻川兵。炮弹所至之处，“无不立碎者”。
再加上久战之下的明军饥饿疲惫交加，而后金的生力军源源不断，明军这才逐渐支撑不住。周敦吉、秦邦屏、吴文杰、雷安民等人都战死。其他将领奔回桥南，进入浙兵安扎的营寨里，金兵围困数重。
当时副将朱万良、姜弼拥兵在距离浑河数里的地方，观望不前。等到金兵围住了浙兵的时候，朱，姜二人才领军向前，刚一接战，就溃败不支。
金兵于是全力攻打浙营，一开始，浙兵用火器，金兵死伤累累。等火药用光后，再短兵接战。又作战良久，终于寡不敌众，总兵陈策先战死，童仲揆想要骑马突围，被副将戚金拦住问：“公何往？”
于是童仲揆下马对部属说“我二人今天就死在这里，死得其所”，和众将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都壮烈牺牲，只有周世禄突围生还。
把《实录》及《补遗》的记载和李光涛引用的朝鲜记载对照，可以发现明方此役兵力当在一万左右，而朝鲜记录，只说川兵六七千，未计入浙兵三千。另外朝方记载把血战功劳全归于“姜总兵”，而实则按《明熹宗实录》，此役总兵乃是陈策，真正之功臣是秦邦屏、周敦吉、戚金等人。所谓姜总兵者其实不过是副将姜弼，而且姜弼恰恰是拖延观望、贻误战机之罪人。
李光涛在《清入关前之真相》与《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二文中提及《实录》对此役（他称为黑山之战）的记载，均称太过简略，反以朝鲜道听途说之记载为详细可观，不知何意？莫非是未细看《实录》原文所致？而且似乎连《补遗》也未曾过目，所以谬误不小。
金人的《满文老档》对这场浑河血战也有提及，但夸大了明方之兵力，把一万多的军队说成两万，并且对己方伤亡之惨重一笔带过。但也不得不羞答答地承认明军战斗力之强，金兵颇为狼狈的事实：“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拿。”
当然努尔哈赤和后金及清朝的其他统治者都是虚荣心旺盛，死要面子的人，再加上金人素以野战为荣，夸耀于世，故对攻城伤亡不讳言。而一到野战，则为维护英勇神武之形象，掩盖自己丑态，档案记录中往往粉饰遮盖，此是其常用伎俩。
所以在“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拿”之后，就直接说“击败其兵”，具体战斗的过程全都隐去，大约也是觉得自己以多打少，还死伤累累，实在不是太光彩的事情。
《明熹宗实录》的编写者对此役评论说：自从努尔哈赤发难以来，我兵都是望风先逃，没听说过有能正面血战挫其锋芒的。唯独这一战用一万多人，抵挡虏兵数万，杀敌数千人，力屈而死。至今还是凛凛有生气。当时这一战幸存的士兵有到辽阳的，把斩获的金兵首级献给按臣张铨。张铨命令照例给予赏赐，士兵在阶前痛哭，不愿意领赏，只愿意为主将报仇。
纵观各方记载，此役明军以寡击众，以一万人对阵后金军队近十万，结果杀伤相当。虽然最后全部壮烈战死，但战斗力之强悍，还在后金之上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结合朝鲜人记载的“虏至今胆寒”，则明军精锐部队战斗力之强悍是能让后金胆战心惊的。明朝吃亏的地方，不是战力不如对手，而是军队数量太少，寡不敌众。
后来金兵绕道入关大肆杀掠，都有记载表明其远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强横无敌，甚至一听明军来就上下牙齿打战。李光涛在《清入关前之真相》一文中引用某些史料称入关金兵“每惊传官军至，则呼诸酣睡尽起，齿上下击如啄木，面惨淡无人色，而实无一官军也”。
2.打蛇打七寸
后金攻城克地屡屡获胜，早期的主要伎俩有：
一是靠奸细内应，如天启三年顺天巡抚上的奏疏中就说“奴酋屡陷辽地，非善于用兵，而巧于内应”。
二是靠间谍刺探情报，明军每次的行军动向、方略谋划，后金几乎都能提前摸清，然后做出针对性的布置。
三是靠兵力人数上的优势，明军与后金正面交锋的实际有训练有组织的兵力，一直小于十万，在大部分的战役里，都是明军以少打多。
四是利用明军的怯战心理，这主要是天启元年之后的事情了。
但在和毛文龙对敌的时候，后金除了兵力（有精良器械装备）人数的优势依旧保持，其他伎俩完全失效。
前两个法宝不但失灵，而且反过来是毛文龙用这些法宝对付他们。
以前是后金每攻一地，就有奸细做内应，献城献地，而和毛文龙对阵则倒了过来，毛文龙每次袭击后金地盘，都有辽民甚至后金将领官员做内应。
以前是后金方对明军动向了如指掌，而明方对后金两眼抹黑。而在和毛文龙对阵时就成了毛文龙知道后金的动向，而后金却对毛文龙的行动摸不着头脑。
再说到明军的怯战心理，在正面战场上的官员也好，将领也好，士兵也好，在和后金军队对阵的时候，普遍的心态就是过去连杜松、刘铤（杜、刘为萨尔浒之战中的明方将领）、秦邦屏这样的牛人，这样的超级悍将，率领的队伍都打不过后金，那我们就更不行了，一听说要和后金打就心里发怵。结果造成了只敢守城，不敢野战，一到野战，往往临阵而逃。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而在毛文龙率领的东江部队那里，却又是另一番情形。东江军队本身大部分都是从辽东反抗后金逃亡的难民里挑选出来的。
从《满文老档》可以知道，为了逃出后金魔爪，许多人在没有任何兵器的情况下就直接操着农具、木棍和后金兵丁干上了。以致努尔哈赤恼羞成怒，咬牙切齿把汉人收藏木棍当成一大罪行来声讨。
所以毛文龙率领的这支军队，尽管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但不仅没有怯战心理，反而敢于打野战，敢于深入后金境内，去袭击后金，给敌方造成重大损失。
所谓打蛇打七寸，如果后金政权是条毒蛇的话，毛文龙就恰好是掐住了它的七寸，点中了它的命门。
当然后金还有一个兵力上的优势，本来毛文龙也是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就是从辽东的难民中招募挑选士兵，其人数初期就达十几万，据汪汝淳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说“合亦有劲兵十四五万。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如果明朝政府能给毛文龙足够的军饷，提供足够多的物资，那这十四五万人完全可以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但可惜的就是这种支持始终没有给予，否则在较短的时间内扫平辽东应当不是奢谈。
关于毛文龙军队改变明金作战能力之对比，后面还会有更详细之论说。
此处只需要注意一点，明军和后金作战，问题并不在于野战能力不强，而是在情报间谍、军队人数这些问题上被后金钻了空子。
要想战胜后金，是必须要打野战的，必须要解决人数太少居于劣势的地位。只要明军受过训练，人数足够多，情报得力，完全可以在野战中战胜后金。靠逃避野战，一味修城守城，堡垒战术层层推进其实是在帮后金的忙，是在助长官兵的怯战心理，最后只能拖垮自己。毛文龙代表的作战路线，才是明方应该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