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喻，打架的时候，先把拳头缩回来，然后打在对手身上才更有力。这比喻是用来说明，在战争的一定阶段，战略上主动收缩和退却的必要性。
还有一个比喻，能正面直接打倒一个人当然很好，但如果正面力量还做不到的情况下，这时候能有一板砖拍对手的后脑门上，那也顶大用。国家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垒攻击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两个比喻和明金战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要从熊廷弼说起。
一、熊廷弼的弃子争先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王化贞从广宁溃逃，驻扎右屯的熊廷弼没有收拾残兵溃将，固守关外，而是选择了和逃难辽民散兵一起回撤到关内，这给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那熊廷弼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一种看法是熊廷弼在和王化贞赌气，另一种看法是熊廷弼觉得没有守住关外的把握。
但更可能的是这两种看法都不对。熊廷弼既不是在赌气，也不是觉得不能守住右屯。问题不是能不能守，而是当时的情况下，该不该守？
在朝中的官员看来，你熊廷弼弃地而逃，那无论是什么理由，都难逃死罪！而在熊廷弼看来，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这本身就是为国家考虑后唯一正确的选择。
熊廷弼在二次出山，收拾袁应泰留下的残局的时候，就有所谓三方布置之说。但奇怪的是这个三方布置在不同的史书记载中有明显差异！
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对这个三方布置是这么说的：熊廷弼最初提议三方布置，增加登莱、天津的军队数量，而把重兵屯在山海关，等各镇的兵马都调集过来后，登莱的策应也准备齐全，然后三方大举进兵。
从这里的记述看，所谓“三方布置”，登莱可以视作一方，天津可以视作一方，再加上山海关。
但再看《明熹宗实录》的记载，表述就与此有很大不同了：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建议，认为恢复辽左必须要三方布置，广宁用骑兵步兵和金兵对垒于河上，牵制住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进入南卫（指金、复、海、盖等地），大张声势，动摇其人心；金人必定忌惮，只能急忙回保巢穴，如此辽阳可复。于是提议登莱、天津都设立巡抚，山海关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统一事权。
按此，则三方布置似乎又是指广宁、登莱、天津这三方，而山海关仅仅是居中节制。
那究竟哪一种记载更符合熊廷弼的原意呢？
如果按照前者，熊廷弼整个布局是先守后攻，守的时候，整个防线重心是在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等到各方兵力调集准备得差不多，对后金的情况也摸得清楚了，各方面时机条件都具备了，再一举进攻消灭后金。
而按后者，则一开始就摆出积极进攻的姿态，关外的广宁占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可惜的是《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也好，《明熹宗实录》也好，它们都没有引用熊廷弼三方布置奏疏的完整原文，而仅仅是按照编写者自己的意思进行了概括，而熊廷弼这份极为重要的奏疏，其完整原文似乎也没有在其他史书里保存下来，这给我们判断其原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之所以会出现不同史书中对这个三方布置策略不同的表述，问题就在于熊廷弼在表述他的战略时，故意留下了一些暧昧和含糊的地方，从而导致部分人理解上的偏差。
这个暧昧含糊的关键点就在于对关外的城池和据点包括广宁的处理态度。
显然，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把关外辽东的这些据点，当作寸土必争，严防死守的地盘，就如后来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守宁远守锦州一样，除非对方攻下来，否则绝不放弃；而另一种选择就是灵活对待，用少量兵力留驻，后金来攻，则主动放弃，后金不来攻，不妨驻守。
有足够的理由断定，熊廷弼选择的恰恰是后者。他正如一个拳手，要把对手打疼，就先把自己的拳头缩回来，然后再打出去。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实质上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退缩固守阶段，在这个阶段内，重兵是放在山海关，主要任务是稳固守住长城沿线。在这个退缩固守的基础上，调集各路大军，聚集在山海关、天津、登莱三方，为下一步做准备。
第二个阶段是大举进攻，一部分从山海关方向出发向后金地盘发动正面攻击，另一部分是从登莱、天津由海路出发袭击敌人后方。
在这个布局里，关外的据点和城池包括广宁在内其实是处于可以主动放弃的地位，真正的重点防线是以山海关为中心的长城沿线。这是第一阶段防守的要点，弃子争先，放弃关外，看似退缩，但实则能为明方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而当主力进军关外之时，目的就不能再是守住某几座城或某个据点，而是直接奔着消灭后金去。用正面战场的进攻吸引拖住后金的主力，从登莱出发渡海的舟师和留驻朝鲜的明军直奔敌人的后方，策动辽民起义，动摇金占区内的人心，攻其必救。后金主力回撤，则正面战场上辽东明军乘胜追击，如果不撤，那其老巢被破，后勤供应切断，也是必败无疑。
这样来看，《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的表述是更符合熊廷弼原意的。
而熊廷弼自己表述的暧昧导致了实录编修者的误解，他的奏疏应该压根没有提起可以主动放弃关外的地盘，甚至故意掩盖这一点。他只是说先把重兵放在山海关，在天津、登莱增兵。一切就绪后，再从广宁出兵牵制住后金的主力，然后海上出兵，直捣敌人后方。
之所以如此，不外乎是考虑到如果明确提出关外不妨主动放弃，那这个战略从一开始就会被那些视弃地为卖国的文官骂得狗血喷头，不但没有执行的可能，反会惹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熊廷弼含糊其辞，甚至刻意提了广宁作为障眼法。
而在他的真实战略里，广宁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在河西的正面战场上拖住后金主力。如果广宁已经是被后金占领了，那可以围城打援，如果没有被后金占领，就直接以广宁为据点进发。
现在经过他刻意掩盖的表述，就有了明显的矛盾。首先组织进攻是需要时间的，整顿训练队伍，肃清内奸，获取情报，登莱舟师的配合工作等等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重兵聚集于山海关，那关外怎么办？能确保广宁不被攻占么？如果不能，但如何又能在进攻阶段，“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
《补遗》的作者和《实录》的编修者都看到了这个矛盾，区别就在于：
前者理解了熊廷弼的真实意图，所以干脆就在三方布置里不提广宁；而后者却没能看透熊廷弼的真实意图，所以为了弥合矛盾，干脆自作聪明地把进攻阶段的部署直接当成三方布置本身，略去了前面防守阶段把重兵屯于山海关的内容，而把广宁提到一个突出显眼的位置，最终完全歪曲了熊廷弼的本意。
有人或许会问了，按你前面所说，受过训练的明军野战能力并不下于后金军队，既然如此，当时明军在广宁有兵十四万，完全可以正面进攻，又何必先退缩防守去当乌龟呢？后来王化贞溃败，还不是内奸孙得功干的好事吗？如果是熊廷弼亲自坐镇广宁，以他的睿智精明，孙得功还能兴风作浪？那在正面作战中把金兵打个落花流水也不是不可能吧，何必再绕大圈子？
这么问的人还是把打仗看得太简单了！
广宁是有十四万军队，但这十四万和浑河之役的川兵浙兵是没得比的，甚至能否有资格算真正的军队都应该打个问号？
再加上明军新败之余，普遍都有怯战畏敌心理，辽人将官怀有二心的恐怕也不是个别人。孙得功不过是个突出代表，否则光靠他一个人也是折腾不起来的。
即便没有人变乱，和金兵作战也是五五开的局面，可能战场上随便一个偶然因素就会使胜负天平倾斜，一旦倒向不利于明朝的方面，那依旧会是兵败如山倒。
熊廷弼不是一个赌徒，把战胜希望寄托在侥幸之上。
他的三方布置战略，必须先有一个退缩防守整顿的阶段，这一点是他在奏疏里多次明确表述过的。
他在叙述到广宁考察的情形时说：士兵虽然挑选出来，但还不知道隶属于哪个将领。马匹数量不到三万，因为缺少草料而倒毙的多得无法报告。盔甲器械，都是北京运过来搁放了很久没有实际用处的，又没有工匠来改造。士兵大多是戴着氊帽，挂着布片，拿着棍子立在那里。火炮战车则全都没有，即便是用来抵御骑兵的枪、牌、斧、蒺藜之类也没有一样是齐备的。再说粮草，米豆百十万石，都暴露在海边，而运粮车不到六百辆，各个仓库没有一粒粮食的储备。说到人心，辽河以东后金占领区的人民盼望获救的愿望确实很迫切，但河西的辽人就三心二意，虽然有子弟乡兵八千多人，很多是冒名顶替的，也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愤激。军心、将心也都不济事。将领考虑的都是如何加衔，如何称病求去。各级官员一听到要进兵，就皱起眉头发愁，恳求我做主。
在当时辽东部队的建制，还有马匹、盔甲、器械、粮草都尚处于一团混乱、糟糕的局面之中，军心士气也都萎靡不振，如此情形贸然出击，那只能是把胜望寄托于奇迹了。熊廷弼的才能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之上，而不是如同神仙超人一样，在毫无充分准备的情形下去打胜仗。
熊廷弼下面这段话说得更清楚了：“我一开始提议三方布置，必须要使士兵、马匹、盔甲、器械、火炮、车辆、粮草等等都一一准备齐全，正面和后金对峙的能起到正面对峙的作用，策应的力量能起到策应的作用。然后约定时间一起行动，向前进取足以一战，退缩的话也足以守御。而现在碰到事情就手忙脚乱，只因为蒙古军队过来，就把希望寄托在依靠蒙古人帮忙而仓促行动。虽说有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中央主持，巡抚王化贞在外决策，可以预料能一举成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应该为山海关设想一下，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该怎么办？”
熊廷弼的意思就是河西的山海关方向进攻出击能起到长时间拖住后金主力的作用，这叫做“正对者成一正对”；登莱天津渡海部队以及朝鲜明军能起到奇袭后金老巢的作用，这叫做“策应者成一策应”。
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先有一段时间的退缩防守整顿的阶段。主张直接进攻的张鹤鸣、王化贞自然是智者，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行军打仗必须先做好最坏的准备，设想到最糟糕的可能性。明朝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确保的是山海关一带长城防线的安全。
如果把关外据点当成死防死守之地，或者不经过退到山海关防守整顿阶段，仓卒举事，直接大军出击，那只能是看运气了。有获胜希望，但更有失败的可能。只有先守后攻，三方布置，才是获胜的万全之策。
二、请看证据
上面说的熊廷弼三方布置的实质是弃子争先，不着眼于关外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而是有充足的史料根据作为证明。
1.可以当预言看的奏疏
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初次经略辽东的时候，就上疏对整个辽东的形势有一个分析。大意是要保住辽东，必须守住辽阳、沈阳。
以前的情况，后金是东有朝鲜，北有北关、西南有辽阳，只能在东北方向活动。如果当时负责的官员能耐心点，先收复清河、抚顺，守住宽奠，在柴河、靖安间都布置重兵，形成犄角之势，慢慢困住对方，那奴夷也只能在洞穴里蹦跶而已。
结果三路进军失败，开原丢失，现在朝鲜、北关都暗地里屈服在金人淫威之下了，蒙古人也有和金人勾结的嫌疑。如果后金收买蒙古察哈尔众部落进犯昌平、蓟镇、宣府、大同，以牵制中国。然后长驱直入山海关，或从海道直取登莱、天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熊廷弼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后金能想到的策略，他想到了，后金没有想到的策略，他也帮他们想到了。而他想到的东西，明朝许多官员可能要过个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在实际教训面前想到。
这份奏疏里，他说得很清楚，如果要保住辽东，首先就必须要守住辽阳和沈阳，否则是“必不能保辽镇”。而且他还敏锐地注意到明朝在昌平、蓟州、宣府、大同等地的防守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一旦被后金利用，则后果不堪设想。另外考虑海道进攻的话，则登莱、天津的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
当熊廷弼第一次出任辽东经略时，辽阳、沈阳还在明军手里。他整顿辽沈，为收复开原做准备。可惜一年左右，他就被朝廷内的文官给赶下台去了。结果袁应泰在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O年）八月上台之后，也就是半年多一点的功夫，到了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辽阳就相继失陷。
在这之后，熊廷弼二度出山，但此时他面临的形势已经和第一次完全不同！沈阳和辽阳已经失陷了，而昌、蓟、宣、大的防线存在的问题依然如故，敌人从海道进攻登莱、天津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那这时候，按照熊廷弼对局势的分析，他还会选择死守关外的据点么？显然不会！
辽东不能守，并不是因为关外的城池据点坚固程度不足以守，而是这些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城池据点，即便再坚固，要去守，也完全可能被后金围困，那时候明朝就陷于彻底被动的局面，只能被后金牵着鼻子走了。
如果不支援，那就是白白损失这些守城的人力物力；如果支援的话，那就是被后金围城打援，这是必败之局。更不必说，从关内调拨粮饷，后勤补给线拉长，同样加重了财政负担，也是得不偿失的。正是所谓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再退一步说，即使能守住这些据点，后金也存在利用昌、蓟、宣、大这些防线漏洞而入关的可能性，熊廷弼很清楚把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是靠不住的。
以熊廷弼的聪明才智，他早在万历末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局势分析得如此清楚透彻，那在天启元年，辽沈已经丢失的情况下，就更不必说了。
这正是他提出三方布置的背景。重兵屯在山海关，无论昌、蓟、宣、大出现什么问题，都能最迅速地支援。同时也窥伺后金破绽，可以正面出击。而在天津、登莱聚集军队，不仅可以防止后金从海路的进攻，此举更是本身就瞄着敌人的后方。
至于关外据点，则是以灵活轻动的姿态对待，随时可以主动放弃。
可以说他的三方布置，是反客为主，攻守兼备，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藏凌厉杀招的一步棋。当时天下，才智之杰出，军事眼光之犀利，无出熊廷弼之右者。
2.一段让人扫兴的对话
在夏允彝的《幸存录》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
熊廷弼在地方上的时候，有人恭维他说：“公至必能灭敌而固辽。”
按照一般的套路，此时热血点的表演应该是摆出踌躇满志，壮怀激烈的态度来，拍胸脯放言舍我其谁，老子马到成功（袁崇焕就喜欢玩这一手）；低调点，那也至少要说些为国效忠的场面话来意思意思。
但熊廷弼却是不按常理出牌，别人一本正经，他却偏偏要一脸怪笑：“老兄是个明白人，怎么也说出这种话来了，辽东的事情还能有指望吗，能有一个相对好点的结局就不错了。”
夏允彝记载了这段轶事后，愤愤地评论道，看熊廷弼那德行，分明没上任就要撂挑子了，骂人惹怒朝内官员，根本就是存心想让别人赶他走，这是把国家当回事的人吗？
夏允彝还是太严肃，熊廷弼的话其实是半真半假，带有一定戏谑和开玩笑的性质。但是也说出了部分真相，那就是在朝廷内文官胡乱牵掣的情况下，辽事确实是很难办，通过骂人的方法，以退为进有时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具体联系到他二次出山的时候，这段记载对理解熊廷弼当时的作为是很有帮助的。
他本身对局势的分析已经透彻清楚无比，按照他的部署坚决执行，明朝对后金是有胜无败的。但棘手就棘手在，把他的计划和盘托出，在朝廷内那些极端迂腐，清高，刚硬的文官能同意，那就是活见鬼了！
所以他的三方布置中关键的一环，让朝廷主动放弃那些还在明军手里的据点，肯定是行不通的。朝廷内那些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以及孙承宗、袁崇焕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听到这样的主意，当时就能把熊廷弼给生吃了。
而这时候，正好有王化贞任辽东巡抚，把熊廷弼的权力分掉大半，按照传统的说法，熊廷弼应该是很恼火。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此种情况正中熊廷弼的下怀。
所以他任由王化贞去闹，自己则不断上疏说怪话，讥诮讽刺，嬉笑怒骂无所不至，言辞滑稽，语言刻薄，分明就是一副希望朝廷先把自己撤了下去的样子。
熊廷弼打的算盘是，他先把三方布置的主要内容说了出来，就留着关键的一点，主动放弃关外据点不明说。让王化贞闹去，把朝内官员骂一通，让他们撤了自己。等王化贞吃了败仗，把关外地盘都丢了，也验证了自己先见之明的时候，他再被请出山，这时候再彻底实施三方布置的战略，可以说就扫除一切障碍了。
在这个算盘中，王化贞反而是熊廷弼的一枚棋子。
但弄巧成拙的就是，本来朝廷内的官员确实要把熊廷弼给撤了，让王化贞独当大任。可偏偏天启皇帝凭自己的直觉，对熊廷弼非常倚重，坚决不同意，于是他只能继续留任。
而当王化贞溃败之时，熊廷弼当然不可能还固守在关外了，于是收拾难民，回到关内，结果最后就成了熊王一起承担弃地丧师的罪责。
3.远离前线是胆小如鼠？
前面说过，熊廷弼对三方布置暧昧的表述本身就存在明显的矛盾。朝廷内的官员也并非都是傻瓜看不出来。在天启元年十月的时候，就有一位叫苏琰的官员上疏指出了熊廷弼三方布置里的蹊跷之处：“三方布置，每一方都设立巡抚，然后由经略作为统帅，这策略不是不好。但我觉着疑惑的就是，经略熊廷弼的驻地不太对头。山海关离开广宁有四百里，光是文件往返来回就十天有余。军情紧急，千钧一发，能这么耽搁吗？春夏间的邸报里都说经臣熊廷弼足以担当大任，因为他离职了，所以奴酋才又起了狼子野心。甚至有人把经略被撤职比作岳飞被金牌召回的。现在再次出山，难道不是金兀术痛哭的时候吗？那为什么不驻扎在接近辽东前线的地方，凭借过去的威望，稳定住形势呢？正因为经略离开广宁太远，兵马策应广宁也必定懈怠！军机才会白白丧失，粮米会白白腐烂，不满的议论也会频出。”
这里苏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军事决策稍有延误，后果就不堪设想。如果三方布置里广宁是作为最主要的一方，处于正面对敌的最前线。熊廷弼的驻地山海关离广宁如此之远，如何才能指挥得宜？
登莱、天津等地在后方，不是和敌正面交锋，可以从容准备妥帖，等到最后渡海联络朝鲜一起进攻时，已经是一切就绪了，当然不必熊廷弼亲自坐镇。而广宁不一样，这里时刻都面临后金的正面进攻，处置失当，就是全线崩溃，哪还谈什么牵制金人主力？
这显然是熊廷弼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而熊廷弼对此的回答却是含糊其辞，没有正面的驳斥，而仅仅是不痛不痒地举了一些过去的例子，说是宋代的韩琦、范仲淹经略西夏的时候，就驻扎在某地如何如何，和现在驻扎在山海关而节制广宁、登莱、天津的情况相同，苏琰是不熟悉典故云云。
但问题是过去的例子和当时的情形是否真的相同，这都没有具体分析，如何能用以搪塞呢？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熊廷弼胆小如鼠，对守住广宁也没有信心，所以才非要驻扎在距离前线四百多里的山海关。
但是不对啊！
熊廷弼自己胆略过人那是出了名的。万历末辽事大坏时，他曾经不顾劝阻，亲自冒着危险率领四百人巡视抚顺、清河，并不存在因为害怕所以不愿亲临前线的问题。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的三方布置真正的用意本来就是先要把防线退缩到山海关一带，至于广宁，由于后勤补给艰难，容易被敌方围困，在他的布局里本就是处于一个灵活对待，可以主动放弃的位置，只是他不方便明说而已。
4.推行屯田别找我
熟悉明末历史的人都知道，凡是主张在关外修城守城的官员，基本上都同时主张在关外屯田，孙承宗是这样，袁崇焕更是这样。否则对于一心要省钱的朝廷官员来说，财政负担是太沉重了，无法作为长期推行的政策。
即便是熊廷弼自己，在辽沈未失时，也是力主屯田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说：“廷弼亲自考察边境各寨，决计效法赵充国制服西羌的办法，坐困后金。”而历史上赵充国就是以推行屯田政策闻名的。
但是到天启初年，他第二次出山，辽阳、沈阳已经陷落之时，他却一改前议，认为“屯田必不可行”。
当时内阁首辅叶向高在奏疏里有这么一段话：
“臣的意思是近年以来为了征兵和转运军饷，导致民力困竭，如果辽事长久都不结局的话，内乱必生，恐怕祸患不止于四川一带。臣曾经拿赵充国的策略和经臣熊廷弼商量，但熊廷弼认为屯田必不可行，不征调军队，不转运军饷肯定不能守御辽东。这是臣反复思考，感到深切忧虑的地方。”
叶向高的意思就是光靠朝廷发军饷，实在负担太重，还是要如历史上的赵充国一样推行屯田政策才行，但是熊廷弼却偏偏坚决反对，所以他对此很头疼。
面对叶向高的指责，熊廷弼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既然知道我不主张屯田，那你可以去找巡抚王化贞啊，自寻烦恼干什么？
这已经是语带讽刺挖苦了，我觉得屯田不可行，所以不会去推行屯田，那你就让觉得可行的人去推行屯田，看看最后究竟是个什么结果？
那究竟是什么让熊廷弼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力主屯田，坐困努尔哈赤，到认为“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转饷必不足守辽”呢？
根本原因就是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之时，虽然明军吃了几次败仗，丢了铁岭、抚顺，但总体上在辽东元气还未大伤，重要的城池据点还在手里，人民也还未散失，通过固守要害，占据地形优势，各地军队联络照应，封锁困死后金的条件还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屯田当然是可行的，也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但是到了辽、沈已经丢失，明军在辽东各地的据点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辽民也大量逃亡的情况下，再要主张屯田，显然是刻舟求剑的蠢事。明军新败之余，军心不稳，怯于野战，如果困守广宁孤城，一旦被后金重兵包围，切断各地之间的联系，到时候怎么办？所谓的屯田，岂非成了给后金送粮食？
但完全依靠政府支援广宁粮饷，后勤补给线拉得如此之长，长期维持下去，也必然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熊廷弼既然否定了当时在关外屯田的可行性，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在暗示叶向高，广宁是有必要主动放弃的，明军已经是不能指望靠单纯守御来困死后金了，必须要主动出击野战才能解决问题。但在出击之前，必须要经历一个防线收缩到山海关一线退守整顿的阶段，可惜的是叶向高对此并不能完全领会。
熊廷弼提倡屯田固守也好，提倡主动弃地退缩也好，乃至于提出主动出击的谋略，本身都是根据形势变化来决定的。而其他人没有他的头脑，只知道拘泥某种固定的策略，自然会对熊廷弼的主张疑惑不解。
5.监狱号泣：“我被老孙所算”
以上的证据如果还算是旁敲侧击的话，那下面的证据就是决定性的。
尽管我们无法看到关于三方布置奏疏的完整原文，但在熊廷弼其他奏疏里，有些内容就明确是把山海关和登莱、天津并列在一起的。
比如《两朝从信录》卷八里记载的天启元年九月，熊廷弼在《三方布置有名无实》的奏疏里，说怪话，用反讽，有一段话，是接连三个“而始悟……之非”。
第一个是“……而始悟登莱建议之非”；
第二个是“……而始悟天津建议之非”；
第三个是“……而始悟山海驻扎之非”。
紧接在“始悟山海驻扎之非”这句话后面就是，“有是乎三方虽设，而于辽无益也”。显然他就是把山海关而非广宁，和登莱、天津并列作为三方布置中的一方。
而在天启元年十月的奏疏里，他说得就更清楚了：“初议三方布置，本图登、津、山海，兵师甲杖炮车刍粮，一切齐备，然后出关与广宁共进。”
显然仍旧是把山海关而非广宁作为三方布置的一方，广宁仅仅是作为进攻阶段时的据点。
熊廷弼获罪受审的经过同样能说明问题。
广宁溃败，退入山海关后，熊廷弼一开始受到的处分仅仅是“革职回籍听勘”，当时攻击他的人不少，为他辩护的人也不少。
熊廷弼本来已经回家乡了，但是害怕自己不在京城，事情不说清楚，会被人陷害，于是就主动跑回北京。结果这一来，反而是害了自己性命，如果当时他老实呆着，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回去，孙承宗等人就不能放过他了。
我们不妨先看看熊廷弼受审的经过，当时审问熊廷弼、王化贞二人的是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
王纪和周应秋两人我们或许不熟悉，但邹元标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早在四十多年前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当时还是小伙子的邹元标，写了一篇奏疏，里面骂张居正“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
把张居正骂成禽兽不算，他对皇帝也是极尽刻薄之能事，挖苦嘲笑说张居正死了爹离开三年，你就受不了，那要是张居正自己死了，你该咋办呢？为了让这份谩骂性质的奏疏被皇帝看到，以便领受到八十廷杖，他甚至不惜贿赂太监把这份奏疏送进去。
其人可谓铁骨铮铮，嫉恶如仇。后来他读书讲学，成为东林党著名的招牌人物，名气之大，声望之高，比之顾宪成、高攀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天启初年，此公已经是正人君子的代表，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了。
有这样一位以品德高尚著称的大人物坐镇审理熊廷弼和王化贞，自然是公正无比。审理的过程是很有趣的，按说熊廷弼此时已是犯人了，就该跪在那里。可熊廷弼还是很倨傲，他只是稍做样子跪了一下，就马上站了起来。接着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对此的记载是：“廷弼言‘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驻扎山海，无驻扎广宁之名’。”《明季北略》的记载是：“熊延弼一跪就起，言‘从田间起，原议住扎山海，并无住扎广宁字样’，一躬投一招揭。”
熊廷弼的意思很清楚，他以前的三方布置的奏疏，本来就说是重兵屯于山海关，他本人也是驻扎在山海关，因此广宁丢失，他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只能说这时候他是有些天真了，不这么说，或许还没有什么事，这么一说正是触犯了朝廷内这批以积极进取自命的东林党官员的忌讳。
王纪、邹元标、周应秋给熊廷弼、王化贞定死罪的判决书可谓是煌煌大文，义正词严：
皇帝如此提拔重用熊、王二人，待遇算是优厚了。两人一向自命为豪杰，就应该感恩图报，同心协力灭了后金。结果想不到互相斗气，大闹一场，就把国土拱手送给了后金，最后一逃了事！
王化贞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广宁危如累卵的时候，独力支撑了八个多月，谁不同情呢？但可惜为人朴实，不懂兵法，想利用蒙古人反被蒙古人利用，想利用间谍，反被间谍利用。孙得功这样的人每天围在他左右，被骗得团团转。吹牛说要渡河决战，结果一打起来，敌人的骑兵还在百里之外，就丢下广宁，一个人骑着马连夜逃走了。
可悲啊，王化贞空有忧国之心，扫平后金的志气，却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已至此，罪责难逃，只能定死罪了。
至于熊廷弼的才能、见识、气魄，都自负天下无人能及，不可一世。过去镇守辽东而辽东存，离开辽东而辽东亡，重要性不言而喻。
再次出山担任经略，熊廷弼以卫青、霍去病自许，其他人也都把他看成是卫青、霍去病。皇帝也赐予种种优厚礼遇。然而刚出京城，熊廷弼就献上所谓三方布置的策略，当时有见识的人就已经看出他有放弃广宁的意思。
等到达山海关后，说我兵不应该鲁莽出战，说蒙古人不能完全相信，说的每一件都应验，预料事情的智慧，远在王化贞之上。可惜的是性格刚愎，为了争论毛文龙功罪的事情，和王化贞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成天就顾着唇枪舌战，把防守准备等事情都抛在了脑后。等到金兵一来，就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办，还火上浇油，飞书催促王化贞派兵出战，打得算盘无非是如果胜利了，可以成就我的名声，失败了也可以应验我以前的话。却不知道身为防守边疆的大臣，破坏边疆的防守，国家是有规定的法律来制裁的，再巧言辩解又有何用！前后矛盾，战或守都谈不上，就算想用过去不主张出战来求得从宽发落，能行吗？
如果广宁告急的时候，熊廷弼能坚决支援，平定祸乱；或者坚守右屯，收拾残局，为恢复国土做准备，那也能转败为功，就算死了，也是不朽。结果没有这样做，反而逃奔山海关，就算有盖世的气魄，也不足以赎回丧师失地的罪责了！
熊廷弼到了审讯的时候，还一副倨傲不肯服帖的样子，为什么不看看以前的那些经略的下场。扪心自问一下，你比杨镐还多了一逃，比自杀的袁应泰还欠了一死。如果杀了王化贞，而对熊廷弼从宽发落，不但不能让天下万世的人心服，恐怕就是杨镐和袁应泰都无法心服！应该用重典定罪，警示将来。
这篇雄文真是泰山压顶，“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于是熊廷弼只能被判死罪了。（在《两朝从信录》里，这份判决书还多了一个最后部分，大意是有些人提议熊、王二人是国家的高级官员，可以赦免死罪，但这三个主审法官的意见是他们只负责定罪，至于赦免不赦免，这是皇上您的事情了。）
其中一句话非常关键“其初出春明门，即徼有三方控扼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
这是《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的版本，在《明熹宗实录》中，这句话是“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
那这个“识者”是谁呢？说句实话，王纪、邹元标、周应秋，这些东林党的书呆子，还真未必有这个见识能看得出熊廷弼战略的真实用意，《明熹宗实录》的纂修者在提到三方布置奏疏的时候显然就没有看出其中的玄机。
前面提到的御史苏琰应该是看出一些端倪来的，但还有一个人，也必然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孙承宗！
孙承宗在熊廷弼入狱，乃至最后定为死罪这当中起到的作用，应该是比邹元标等人更为关键。
当广宁溃败，明军退守关内之初，天启皇帝也好，朝中的多数官员也好，并没有想到要把熊廷弼抓起来，更不必说处死他了，因为当时的普遍看法是熊廷弼在之前多次提出忠告，是王化贞一意孤行，才导致惨败。所以开始的时候熊廷弼就是“革职回籍听勘”。
而真正导致熊廷弼下狱并让邹元标等人的判决书那样给事件定性的关键人物就是孙承宗！这事情不是别人污蔑的，而恰恰是孙的得意门生茅元仪写的《督师纪略》里喜气洋洋地将之作为巨大功绩而写下来的。
大致情况是，一开始许多维护熊廷弼的人，不但不让他和王化贞一起入狱受审，甚至希望能再次任用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孙承宗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说熊廷弼按照法律就应该和王化贞一起抓起来，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孙承宗可不是普通人！他当时就是天启皇帝的老师，而且按《明史》记载，皇帝非常喜欢这个老师，对孙承宗简直眷顾得不得了。这皇帝的老师一句话，自然效力非凡，再加上抓熊廷弼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于是熊廷弼只能入狱了。
而这仅仅是第一步，在入狱之前，孙承宗说是“罪可详核”，也就是为了法律公正，先进去再说，具体定什么罪，可以从容商量。
而到了入狱之后，大家在为熊廷弼究竟应该定什么罪争论纷纷的时候，孙承宗又发话了，杨镐、李如祯这些被处死罪的人，尚且有无辜被冤枉的地方，如果让熊廷弼漏网，拿什么让杨镐等人心服，又怎么让天下人心服呢？
大家仔细体味一下这中间的意思，简直就是“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这句话的母版。
《明熹宗实录》里孙承宗的奏疏有另外一个版本，似乎是孙承宗说不应该给熊廷弼等人扣通虏的罪名。但茅元仪的《督师纪略》成书于熹宗实录之前，而且实录纂修者在收录奏疏时，会有缩略改写的情况。而茅元仪本身作为孙承宗的门生，不会刻意修改孙承宗的原意，他的记录显然是比实录记载更为原始的资料。更为关键的是，熹宗实录记载的奏疏里就没有人说熊廷弼、王化贞通虏，都是说他们经抚不和导致误国。说这两人通虏的意见纵然存在，也绝不是主流。如果理解成孙承宗呼吁不要给熊廷弼、王化贞扣通虏的罪名，那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连基本的情理都不通。
孙承宗既是皇帝的老师，又和东林党人的关系亲密得很，两边都能说得上话，这就使得他的意见成了定熊廷弼死罪最为决定性的因素。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孙承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和熊廷弼有什么私人恩怨，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答案是否定的！孙承宗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出于公心，是因为他和熊廷弼执行的战略有根本性的分歧。因为这种分歧，导致他对熊的行为痛恨之至，认为是他故意弃地丧师，罪不容赦。
而且孙承宗的军事眼光还是在一般迂腐文人之上，再加上本身的敏感，别人没有看出三方布置里的潜台词，他是能看出来的。熊廷弼放弃关外不是在王化贞溃败之后才做的选择，而是早在三方布置战略里就已经包含了这种意图，不过说得不是那么直白。既然如此，他和王化贞之间的争吵也好，谩骂朝廷官员也好，都有那么点故意戏弄利用对方的意思，最后撤回关内，也不是因为无力守御下的不得已选择，而是正中下怀，顺坡下驴。
这样一来，熊廷弼问题的性质，在孙承宗的眼里就严重得多了，这显然就是故意欺君欺国，故意弃城弃地。
如果这还可以勉强含糊过去，从宽发落的话，那有一点是孙承宗必须要考虑的，如果不把熊廷弼抓起来，不先给他定死罪，那以熊廷弼的才能和威望，他被重新启用，戴罪立功，几乎是免不了的。
熊廷弼革职回籍，不回来也就罢了，可偏偏他主动跑回了京城。不仅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主张再次任用熊廷弼，这孙承宗就绝对不能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就要坚决主张把熊廷弼抓起来定罪，而且一定就是死罪，对他和邹元标等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依法办事。
可以说正是因为决策路线的本质性分歧，导致孙承宗对熊廷弼的这个态度。有些人把孙承宗、袁崇焕定为主守派，然后把熊廷弼也定为主守派，然后认为他们之间即便不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也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是志同道合者。这是天大的误会和笑话。
殊不知孙、袁二人和熊廷弼推行的战略，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孙、袁二人是货真价实的主守派，对他们来说，守就是全部，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任何可以守住的地方，是他们行动的根本原则。
放弃一城一地，在他们看来都罪大恶极。不仅已有的地盘必须要守住，而且还试图通过修筑堡垒的办法，层层推进，守即是攻，一直守到后金的家门口，再把后金给封死堵死。
而熊廷弼是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守也好，战也好，都不是目的本身，如何把战略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才是真正的关键。在辽、沈还在明军手中的时候，确实能以守代攻，慢慢封锁扼杀后金力量。但在辽、沈都已经丢失的情况下，这时候再靠堡垒战术，再靠死守几个据点只能把主动权拱手让人，是行不通的。这时候必须要战，但在战之前，必须要退，必须先确保长城防线的安全。就如同拳击手，要给对方沉重打击，得先把拳头缩回来一样。
这才是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的实质所在。但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欲战先退守的战略，孙承宗根本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所以他要把熊廷弼抓起来，要给熊廷弼定死罪，其用心就是防止熊廷弼东山再起推行那种战略，孙承宗的本意倒并不是真一定要熊廷弼去死。
对这一点，茅元仪在一段记述中是表达得很清楚的。熊廷弼进监狱之后，在茅元仪看来，仍旧影响着孙承宗鼓吹的关外修城固守的决策，说维护熊廷弼的人为了给熊廷弼脱罪，故意阻挠孙承宗。
茅元仪先说了一句“廷弼之入狱也，自公发之。廷弼尝号泣曰：我被老孙所算”。
也就是熊廷弼入狱是孙承宗的功劳，熊廷弼在监狱里曾经哭叫说“我是被老孙算计的”。
然后就叙述孙承宗其实也很顾念熊廷弼的杰出才能，而且朝廷同时设立经略、巡抚导致互相牵掣，两败俱伤，他自己也是亲历其中的苦处，也是体谅的。而熊廷弼和王化贞虽然关在监狱里，但他们各自都有党羽，忌恨孙承宗收复辽东的努力。
为什么要忌恨呢？
因为据说如果孙承宗能到关外建造宁远等城进行防守的话，那当时熊廷弼放弃关外，罪责错误就更加突出，就更没有希望脱罪出狱了，所以熊廷弼的党羽一定要阻止孙承宗出关云云。
孙承宗为了避免那些希望救熊廷弼的人阻挠自己出关修城守城的战略，就发慈悲，建议把熊廷弼等人流放就算了，不必处死了。
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人看见了吧，我并不是一定要杀了熊廷弼，只要我能推行自己的出关修城守城的战略，照样可以给他一条生路，而且也可以显示出朝廷的宽大。先定罪再从宽发落，朝廷的法律尊严也能得到维护。
其中孙的一句原话是“边政之不便于诸臣者，便生议论”，就是指他推行的关外修城守城的战略是直接和熊廷弼当年放弃关外退回山海关的举措是对立的，如果他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就更证明了熊廷弼死有余辜，那些想要救熊廷弼的人因此要反对他的战略。而现在我孙承宗主动建议把熊廷弼等人流放算了，反对这个战略的人就可以闭嘴了。
但实质上让熊廷弼免死当然已经是不可能了，熊廷弼得罪太多人了，东林党他也得罪，魏忠贤他也得罪，他只要不下监狱，不定死罪，万事好说。一旦被定了死罪了还从宽发落，就算皇帝和孙承宗怎么慈悲为怀，也是不可能的。恼恨嫉妒熊廷弼的人太多，处死熊廷弼是名正言顺，不拼命推一把，难道还等熊廷弼东山再起，继续和他们作对？对此孙承宗自然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就是做出一种姿态来，既不得罪要杀熊廷弼的人，也顺带讨好了那些希望救熊廷弼的人。
6.毛文龙的看法
有趣的是毛文龙在提到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时，也把广宁算在里面。天启二年八月的《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