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元仪有一段话是歌颂孙承宗的，说是金人的动静，孙承宗没有一天是不知道的，所以努尔哈赤非常害怕，四年都不敢来进犯。而等孙承宗离职没多久，金人就来进攻了。又没多久我方派遣吊丧使者去，实际上是不知道努尔哈赤的死活，所以用这个办法来试探。在利用间谍刺探情报这方面显然不如孙承宗在的时候。
这段话所谓“奴之动静，无日不闻”，当然是对孙承宗的过度吹嘘，真正能做到无日不闻的是毛文龙，而不是孙承宗。这只要从《满文老档》里只有记载捉毛文龙奸细，而从来没有说捉孙承宗奸细，就可见了。
但孙承宗确实向后金方面派遣过一二刺探情报的人员，则是可以肯定的，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的《明熹宗实录》第2294页，也即梁弘志影印本《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九中摘录有《两朝从信录》内的一封孙承宗的奏疏。
这份奏疏对毛文龙进行了热烈颂扬，说他是“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间”，联络朝鲜，收容逃亡难民，屡次挫败努尔哈赤，袭扰金国后方，牵制其力量。种种英勇行为和慷慨志向“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
然后孙承宗说自己有一个细作探子在后金，这个人回来后，详细叙述了毛文龙有间谍在后金被抓住了，还有广宁人铁信最近也逃来说这个事情，所以孙承宗得出的结论是“文龙之胆智，无日不在贼巢之外”。
可见毛文龙倒确实是“奴之动静，无日不闻”，这是孙承宗自己都承认的。当然后金《满文老档》的记录更证实了这一点
而茅元仪说的“又未几而我发吊使，实以不知奴生死，遂出此以探之”指的正是袁崇焕！
在《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戊戌，袁崇焕的奏疏中说努尔哈赤屡次诈死来使明方麻痹懈怠（也不知他说的屡次是哪次？），这次或许仍旧是假的，也不可知。
到了天启六年十二月辛亥，熹宗实录中又有一段记录，大意是一开始辽东巡抚袁崇焕认为努尔哈赤死的这个消息，还不确定。于是奏报派遣喇嘛李锁南，用烧纸吊丧的名义去侦探。到这个时候喇嘛回来了，于是袁崇焕把其到后金的情况描述了一下，然后又奏报说原先努尔哈赤死的消息不敢确定，幸亏魏忠贤在内主持，在外镇守的太监和各级官员也都有谋略。而且喇嘛和尚足够聪明，能随机应变，所以能去能回。努尔哈赤死的确切消息，以及后金方面的情形，我方都知道了，还有何求？
袁崇焕愚到要依靠派遣喇嘛去吊问的方式才能刺探对方的情报，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以至和他站在同一条线上的茅元仪都看不过去了，指责他“盖以用间不如前明审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指责还是在袁崇焕春风得意，备受重用之际！
而关于努尔哈赤死的消息，毛文龙其实早在天启六年九月初二日的具奏里就说得很清楚了：“我的家丁和门下人大概有一千多，其中有海州门下人叫耿仲明的，他的胆子最大，心最细。我一向委托他潜伏在沈阳，以通报消息。到了今年八月初二日，他急赶回来报告我，老奴背上生了一个恶疮，带兵三千，现在到威宁堡狗儿岭汤泉去洗疮了。”
毛文龙闻讯后派遣一百五十名士兵前往骚扰，结果努尔哈赤“十一日，急急要归沈阳，上船行至辽阳西古城堡河边，本日午时命绝。此毛士德沈阳探归确报也”。
耿仲明就是后来和孔有德等人一起投金后被封王者，而当时则在毛文龙派遣下做侦查间谍工作，八月初二日他回来把努尔哈赤背生恶疮的消息通报给毛文龙。而对努尔哈赤八月十一日身亡的确切时间、地点，毛文龙也通过毛士德的情报，在第一时间内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即此一事，也可以看出袁崇焕等人与毛文龙的差距之大。
下面我们再着重从后金绕道喜峰口进入关内这一件事情上看看双方的差距！
一、唠叨的毛文龙 [1]
1.意料中的后金绕道
学者李亚平先生曾评价道：“对于战争史研究者来说，（后金）这次军事行动具有极高的军事想象力和超人的创造力，在作战意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军事行动上均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仅仅凭此一战，皇太极就远远高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军事人物。”
所以袁崇焕运气差啊，碰上了皇太极这样百年一遇的天才，后金早不施展这具有“极高的想象力”、“超人的创造力”的军事行动，晚不施展这“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的军事行动，偏偏就在袁崇焕春风得意，大权在握，督师蓟辽仅仅一年多的时候，施展了这个行动，真是太冤了，太倒霉了！
但事实或许会让李亚平先生扫兴。
后金绕道进攻入关的设想，既不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才开始策划的，更不是如李亚平先生那样歌颂的什么超凡脱俗，出人意料。
前面部分我们就看到，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时候，熊廷弼的上书里已经提到了相关可能性，“如奴以数十万金饵虎墩诸部入犯昌、蓟、宣、大，以辍中国不敢出京城一步”。
当然熊廷弼这里说的是后金收买蒙古人进攻，但既然可以让蒙古人进攻，收买之后自己直接率兵绕道进攻的可能性也就必定存在。
在这之后，在天启三年（1623年）初，后金绕道进攻的可能性被更明确地提出并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据茅元仪《督师纪略》的记载：当时三屯营的将领王威就提出后金会借道蒙古人的地盘，从喜峰口直达京师的可能。
茅元仪的意思是王威为了出人头地，苦于没有升迁机会，才故意提出这种哗众取宠，杞人忧天的说法。而让他尤其不满的是一些在北京的高级官员，非常重视王威的意见。所以嘲讽说“长安贵人助威者，颇著其说”。
茅元仪这里完全就是一种尖刻讥笑，甚至有点心理阴暗胡乱揣测别人动机的态度。
那他提到的长安贵人是谁呢？《明熹宗实录》里没有提到王威的塘报，但在天启三年四月的记录里，却提到了一位官员对后金绕道可能性的重视，这位官员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
他在奏疏里指出根据塘报，后金已经有借道进犯的迹象。而沿边蒙古部落乘机来勒索赏赐，他们暗地里和后金勾结的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无论如何对此应该有所提防准备，守御的工作必须要提前做好。
潘云翼的判断是后金要么装作蒙古部落来窥伺喜峰方向的进军路径；要么就是靠宣称借道绕路来懈怠山海关的防守，所以关门的兵马必须加紧整顿。至于喜峰方向诸多关口，潘云翼说实在让人寒心。光是喜峰一个关口，就可以容纳通过一万骑兵。夏天、秋天的时候还有河水可以作为守御凭借，到了冬天河水冻结以后，就无所凭借了。而且青山口、（潘）家口、董家谷、铁门关，到处都是要害。而这一带本地的驻扎军队再加上骑兵、步兵应援官军只有六百多人，秋防的时候把本地军队和外地调来的客兵合起来，南北官军也只有六千多人。若不赶快筹划调集增加更多的军队，严加防守，一旦误事，那就是噬脐之祸，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里潘云翼提到的塘报究竟是谁的塘报，没有明说，但参之以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则当是王威。（当然毛文龙在天启二年八月的时候也曾经写过奏疏提醒后金从喜峰口入关的可能性。《明熹宗实录》第1251页有天启二年八月己巳平辽副总兵毛文龙陈恢复事宜的记载，但实录所载已经不是奏疏原文。在《辽海丹忠录》记载的被实录删节省略的一部分中，就有毛文龙提醒朝廷注意喜峰口方向防守的内容。）
潘云翼这里已经是把后金在崇祯二年实施的战略行动，以及明军防守上的问题，提前分析得很清楚了。
那孙承宗对此是个什么态度呢？他对后金可能“借西虏之境，舍辽攻蓟，自喜峰口竟趋京师”的说法是很不以为然的，认为这不太可能，理由是后金绕这么远的路，准备粮草太困难。
茅元仪把他老师的话给记载了下来，大意是许多人都相信后金绕道喜峰的可能性，孙承宗则质疑说假如金贼真要从喜峰方向入关，就必定要借道西虏（相关蒙古部落），道路遥远而粮草的耗费巨大，不知是西虏为他们准备呢，还是金人自己准备？金人既然能自备粮草来进犯喜峰方向，为什么不能自备粮草来犯山海关？
总之世界上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后金是不会舍近求远的，许多人不过是凭借道听途说，胡乱猜疑而已。
孙承宗这里的这份奏疏和后来天启六年袁崇焕的奏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别人提醒他们要注意后金借道西虏，从喜峰方向入关，而他们则言辞凿凿地表示这不可能，是别人在杞人忧天。
实则后来的阎鸣泰也在天启六年和天启七年（1627年）多次提出后金绕道蓟镇入关的可能，但都被袁崇焕当成庸人自扰了。
2.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
如果说熊廷弼、王威和潘云翼还仅仅是提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也就是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但究竟后金是否会把这种可能变成实际行动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毛文龙那里，他就是直接根据从后金获取的情报，指出后金确实已经存在绕道进关的行动方案。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数次绕道攻关的意图，都被毛文龙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前识破。
根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记载，我统计了一下毛文龙向明朝政府提醒的次数：天启四年（1624年）一次，天启五年（1625年）一次，天启六年一次，天启七年达到三次，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更是高达惊人的六次，到了崇祯二年也就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掉的那一年，又提醒了两次。
前前后后毛文龙一共向明朝中央政府提醒了十四次之多（如果算上天启二年的那次则是十五次），然后就是毛文龙被杀，紧接着就是后金把多年以来一直试图实施而未能实施的绕道进攻入关的行动计划变成了现实。
第一次提醒
毛文龙的第一次提醒出现在天启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塘报中，大意是根据金占区逃回的辽人徐孤臣的报告，努尔哈赤从去年以来，就和最亲信的李伯龙（现在改名李茂隆）以及李永芳、黄建极等人终日商量，带了很多礼物去送给西边的蒙古部落，要借路进兵。头目接受礼物后表示“你们两家自去厮咬，输赢尽你，我不管你”。
而后努尔哈赤布置了种种准备工作，接着就是如下打算：“今年冬底，要从潘家口进攻丰润等县，从冷口进攻台头，建昌无备之处，一鼓攻进边墙，得了中国，管他关上雄兵，江东这敌尽有多少人马都是我的。又喜今西达憨酋是我买到，招养各家西穷达子万余，且得喜峰进攻，夹带奸细消息，肯如前番痴误！不乘此时西去，更待何时？”
毛文龙提醒朝廷“潘家口、冷口诸隘之攻，断不可玩。如或弛防踈守，贼薄城下，将何以待之”？“严防喜峰进贡之奸，曲抚西夷于关外，毋令窃窥内地。东虏平，而西虏自然静矣。”
对此东海鹤放道人眉批说：“奴定计在六年以前，而其发难也，在将军被诛三月以后，岂天将以此祚将军乎？”
毛文龙的这份塘报，对于后金行动的时间、地点、行动方式都描述得极为清楚。
时间是隆冬，后金己巳之变也恰恰就是选择在冬季起兵。地点是蓟镇喜峰口方向的潘家口和冷口，和后来后金绕道进关的龙井关在同一个地区。
在一段介绍河北省迁西县的旅游文字里有这样的描述：“迁西北部，87公里长城串联起龙井关、潘家口、喜峰口、董家口、青山关等2O余座雄关险隘。”
也就是潘家口紧挨着龙井关，毛文龙几乎就是直接准确预言了后金绕道进关的路线。
行动方式，向蒙古人借道，和后金的实际行动相比，丝毫不爽。
有意思的是，对毛文龙的报告，天启皇帝极为重视，而包括孙承宗在内的广宁方面的明军将领官员反倒是浑浑噩噩，不以为然。
在已经残缺不全的《明熹宗宝训》卷四中保留了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这段记录相当宝贵，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天启皇帝。
在这份训谕中，天启皇帝说据毛文龙塘报，努尔哈赤和亲信汉奸商议，要贿赂收买西虏，借路潘家口等处，假道长驱，为害不小。要内阁传示兵部，马上派人去传信给孙承宗，仔细考虑塘报内容，“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另外各关口把守的将士军官，都要昼夜防守，仔细盘问进贡出入的蒙古人，防止其中夹带奸细。
天启皇帝不但郑重其事地向臣下提出警报，甚至连如何应对，都帮他们想好了。而对此孙承宗等人的反应相当迟钝。《督师纪略》记载孙承宗奏疏里回报称努尔哈赤狡猾，并且一向很谨慎，肯定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可以说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等人始终就是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的。毛文龙在东江拼命袭击后金后方，加以掣肘，而他们全像没事人一样，认为后金不来打他们是怕了他们，后金不去绕道进攻是因为不可能去冒险。从这来看，没有毛文龙的话，后金在天启年间就早打到北京城下了。
为了避免累赘繁琐，下面的十三次提醒，就简单摘录，不再详细展开了。为保存原貌，不再转成白话，读者也可以跳过这部分。
第二次提醒
毛文龙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伏乞诸上台垂查兵多食少之苦，军火器械不备之可忧，共建公论，转达天聪，设策区处，速为接济，官兵幸甚。更谕喜峰等口，严加谨饬，齐保无虞，社稷又幸甚矣！”
第三次提醒
天启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奏疏：“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职今死报朝廷，发愤过江掣后，守关上台火器坚壁，固守无害，必不可摇动。但知一身报国，将死之日，无畏人议也。一介武夫，原倡义杀贼，即见人叩首亦愿。假以礼节争闹，说谎称快，误公家之事，此职之不敢也。”
第四次提醒
毛文龙天启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后金攻打宁远）不克，将绕道从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路直入。其阴谋定算，真有惊飚迅雷之忽发，即旬下未可保者。”
“其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处，度其要害，务早埋伏地雷各项火器，凡城堡用先臣郭登守大同法，近城遍设绞地龙，坚壁示怯，切弗轻动。俾奴徐至而蹈我机，以静御动，以弱制强。臣于是时，缀偏师挠之，誓以死报。明知我兵自经徐敷奏（袁崇焕手下之人）之诱，精锐悉逃，至今尚无固志者，而驱之以必死，则臣心为之耳。”
第五次提醒
天启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启：“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此奴做事，步步踹着我痛处，句句说着我空处，御之不早，必为着手。职思宁远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径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须亟亟于等处相其要害，张设疑兵，埋伏各项器械，近城堡处，设绞地龙，此制敌之法，断不可少者。”
“职愿恩台俞允下情，凡所陈设，件件依行，职尚可为关门牵后如不听职言，虏一至，如入无人之境，祸岂独朝廷忧哉。”
第六次提醒
天启七年十月十日塘报：“据鹿岛游击毛有忠报称，新汗制造金银马鞍酒器等无数，买通西虏，随要预先混入队伍中，径到喜峰口，假称作马市，伏兵在后，‘杀他措手不及’。又统大虏奔攻宁前一带抢粮，‘死活与他做一场，难道无有一处得胜之理’，等情到职。除一面差遣选锋兵马直入内境，或进或退，相机剿掣外，伏乞上台俯鉴犬虏蠢动，假道西夷，更乞提防山海关，喜峰口一带，多设空营石炮，提防马市暗举之祸，杀其素来蓄逞之心，不致疏虞，疆场之幸。”
第七次提醒
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卑职于崇祯元年三月初六日，亲率南北官兵拒贼镇江，相持十余日，活擒达贼十一名，淹死四名，绑回七名。译审鞑子挑兵西去锦宁，相机攻抢，大略不便，要与新女婿小歹青从喜峰口等关，一待草长，悉兵抄入今先更换马匹西装，互市几次，熟识路径，分兵镇江，挡战是实。本月十一日，有降奴马秀才，同四王子管家牛鹿等六名，持貂皮十四张，求款文书一封到卑职，声说我达子家小重大，往西实忧‘马法’倒后，几番眼见得兵马害我，急忙追赶，又不知藏在那个山湾岭角。今特来求‘马发’，听凭吩咐。卑职将求款达子分营羁侯间，火速报闻上台，急令西峰等关一带，日夜严防，万分真的，万分不可弛懈也。”
第八次提醒
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一着输赢，间不容发，兢兢以图，固晨夜以之，而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骋于西。”
第九次提醒
崇祯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塘报：“据鹿岛副将王承鸾报称：四王子发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关是实，卑职随即传南北坐营中军陈继盛、龚正祥等，各调水路官兵间……（省略处为这时候碰上王廷试要来查核兵数），事系紧急，不敢坐视，但营伍不敢尽发，止挑每营精锐一二百名，大营或三五百名，立督上岸，相机剿掣截杀。”
第十次提醒
崇祯元年六月初三日塘报：“又据旧门下刘卫国禀报：五月初一日，酋长会议起精兵三千余骑，前寇宁远等处，掳掠牲畜田禾，直待秋获，自喜峰口入寇，妄图燕地。闻知各岛大兵过江，各处攻剿，奴兵急从大路转回牛庄矣。”
东海鹤放道人眉批：“东江牵制奴酋，已不遗余力矣。”
第十一次提醒
从内容来看应是崇祯元年八九月的塘报：“况目今纠合西虏达酋，四面分逞，督造战车，日夜不休，度其意，盖未肯即蘧然帖服已也，冬初复当远举。臣敢矢心报国，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然不虞之戒，关、宁、喜峰等处，尤宜吃紧，不可斯须懈弛者。总之，庙议如尘饭涂羹，无当于实用，仍复铸室道旁，以至边将迄无成功，坐此弊端耳。”
第十二次提醒
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塘报：“又据来乡张大头等禀称：听得西夷两大营，一营名克尔趁，在喜峰口一带讨赏，一营名入哈嘛，在宣府，大同讨赏。今克尔趁等带领部落鞑子五百余名，到奴酋地方做买卖，与憨攒刀起誓，情愿齐心共攻南朝。于八月十一日，引领奴贼从沈阳往西，相度那处关口地利好进兵。职一面挑选精兵相机截杀外，一面飞报。”
东海鹤放道人眉批：“侦探煞甚分明。”
第十三次提醒
崇祯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志实灰，只为圣恩未报，不敢不遵明旨，力疾以做未完之局，非敢栖栖恋位也。于三月初二日以来，海冻初开，接得去冬十月邸报，见我皇上宣召廷臣，问对发帑记注。臣涕泣感叹抱惭，边将如林，都不能以实心实着，纾圣主东顾之忧，致我皇上，远虑边情，日愁帑匮，真有神武圣君，而无报国臣子。因记刘爱塔来时，云奴密谋，必于今冬还图大举。臣遂将层叠流言，一刀割断，奋然自鼓意气，预算图克五岭关，沈阳等处，奴便裹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鬼神知，不敢以一字欺圣明也。”
第十四次提醒
这是毛文龙生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奏疏里最后一次提醒，三个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害了！
平辽总兵己巳四月初二日具奏：“恐沿边一带地方，四王子已差大头目固山前往乌龙江外，从不朝贡敌火儿动处，及受天朝敌义哈喇汗并聪儿侵处，俱已许借人马与他，只等固山回，就要上马西犯。又远哨参将毛永诗（即后来之孔有德———引者注）禀报：敌临边境，外扬兵马，吃挪回渐江已有谋犯情形。各禀前情到镇，俱此谢。职看得敌狂狡，蓄谋叵测，发兵窥我车师，实欲长驱西寇，而山、宁等处，尤宜昼夜严防，蓟、密沿边，须用时刻提备，除一面添兵远哨，相机截杀，为此理合塘报。”
纵观毛文龙十四次苦口婆心，反复不已的提醒，有三点是很突出的。
第一点就是指出后金一旦绕道进攻，必定会采取种种隐蔽掩盖伪装的手段，比如“更换旗帜”、“混入队伍”、“假称作马市”等等，而绝对不是大张旗鼓，等着你调兵去堵截，所以不能因为对方行动隐蔽就浑噩糊涂，不当回事。
第二点就是指出后金如果绕道进攻，时间多半是在冬天，比如崇祯元年的几次提醒里说“直待秋获”，“冬初复当远举”，崇祯二年的提醒说得更清楚（“必于今冬还图大举”）。
第三点就是毛文龙为那些守喜峰口方向边关的官员将领代想了许多兵力不够条件下的办法，比如说“其喜峰、潘家口、墙子岭、一片石等处，度其要害，务早埋伏地雷各项火器，凡城堡用先臣郭登守大同法，近城遍设绞地龙，坚壁示怯，切弗轻动。俾奴徐至而蹈我机，以静御动，以弱制强”，“多设空营石炮”。
也就是一定要尽可能利用地雷杀伤敌人，在兵力不够的情况下，以静御动，以弱制强。毛文龙不但为东江的事情操心，还为别的防区操心，只是这份苦心，在当时又有几人能理解呢？
看了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就可以清楚知道，后金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就在毛文龙死后的三个月绕道蓟镇，攻进关内，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首先他们有这个打算，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在努尔哈赤活着的天启三年就已经萌发了这个想法，天启四年就已经和蒙古人达成了协议，到后来的天启七年、崇祯元年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地想把这个行动付诸实施，但却始终不敢下这个决心，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毛文龙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动向，甚至在没有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毛文龙掌握得一清二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动，无异于自投罗网。有毛文龙在，那他们的行动，只能是孤注一掷，有去无回了，北京攻不下，老窝回不去，只有死路一条。
而到了毛文龙一死，阻碍他们这个行动的最大绊脚石就被搬走了，虽然还有风险，但已经被减低到了最小限度，对于袁崇焕这种对手，皇太极是有足够信心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的。
二、麻木不仁袁崇焕
从李光涛到阎崇年，到金庸，到李亚平还有一些网文的撰写者，都言之凿凿，声称袁崇焕有先见之明，早就料到后金要绕道蒙古地区进攻入关，提醒过崇祯，只是崇祯皇帝不加重视而已。
比如李光涛说：“此一行动，关外之袁崇焕早已虑及。”
李亚平说：“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
金庸说：“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一些网文的作者说：“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
阎崇年甚至说：“皇太极采取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做法，可以说是新招，也可以说是险招，他居然敢从沈阳绕道蒙古来打北京，这在过去从未有过，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当然是新招。”
事实真相如何呢？
阎崇年所谓的“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从我们上文摘录的毛文龙的十四次提醒，就已经可以看出是违背事实的。
这些论者，要么就是有意识地歪曲事实，故意误导别人；要么就是连基本的史料都未认真看过，只是抄袭和照搬其他人的说法。
只要稍微核对考察一下一些最基本的史料（比如东江塘报，《明熹宗实录》，《明熹宗宝训》，《明清档案》），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袁崇焕提醒皇帝，而是明朝的皇帝从天启到崇祯，还有一些官员将领（尤其是毛文龙）都反复向袁崇焕提醒过后金要绕道进攻的可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沿边蒙古部落上。
而袁崇焕浑浑噩噩，如在梦中，置若罔闻，他所有相关的奏疏都在反复强调一点，对沿边蒙古部落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不必太过担心后金绕道进攻
1.老学者的移花接木
所有这些人中，以阎崇年列举的论据最多，阎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到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
我们在这里不妨一条一条地来辨析！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一条论据
阎崇年说“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疏陈战守布置大局：强调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
而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知道，早在天启四年的时候，三屯营的王威也好，毛文龙也好，天启皇帝也好，都已经反复向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提醒要注意后金绕道进攻的问题。
毛文龙的提醒几乎年年不断，就在天启六年三月，还明确提醒朝廷“窃海外无粮绝食，因武、袁二抚台贪忌所误。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
而袁崇焕的上级阎鸣泰同样在四月壬辰提醒朝廷说后金“多算而行，其计必诡。或佯攻宁远，而阴薄关门”，“或明攻关外而阴袭关内。皆势之所必至，而防之不可不周者也”。
仅仅两天后，阎鸣泰再次上疏提醒说后金有可能绕开宁远，而从蓟镇入关。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阎鸣泰第一次提醒的六天之后，才有袁崇焕这份奏疏，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后金绕过宁锦防线，攻击关城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惟有从宁锦之后溢出以西，此为我之虚怯”，另一方面他说用不着担心，因为有蒙古人帮忙：“然臣早已虑及此，故约西虏虎酋遣其领兵台吉桑昂寨将十万，于四月初一启行。”
对待边疆防守大事，袁崇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蒙古人身上，已经是糊涂无比，而尤其糊涂的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什么有把握的事情，用了一个“或”字，“石门路、喜峰口一带，或可无恐”，也就是“也许”是安全的。在他看来“或可无恐”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袁崇焕的这份奏疏，不是什么他来提醒别人，而恰恰是在明朝的天启皇帝和其他官员将领不断提醒他的时候，他做的一个回答！
而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就说得更清楚，面对别人的反复提醒，他的态度是后金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而这份奏疏恰恰就是阎崇年先生拿来当成是袁崇焕先见之明第二条论据的奏疏。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二条论据
阎崇年说“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
说句实话，当我看到这条史料完整原文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断章取义的情况，也见过不少了。但断章取义到如此和原意截然相反的程度，还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来历史是可以这么来研究的！
这条史料的原始出处是《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二，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言。
原文如下：“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也就是袁崇焕在奏疏中说：有些人担心后金席卷西虏，绕过辽东而去进攻山海、喜峰诸处。别人考虑到这点，我一开始也担心。但后来一想，后金起兵到现在，都是稳妥无比，不会冒险。所以我料定后金绝对不会绕道进攻的。
大家看见了没有，阎崇年引用的“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在什么地方？
是在“说者俱虑”下面！
也就是别人提醒袁崇焕有这种可能，而袁崇焕下面则是反驳这种提醒，他认为不必担心，因为后金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情！这就是袁崇焕的真面目！
面对史籍中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的记载，有些人居然硬可以来个乾坤大挪移，割裂文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本来是明朝的皇帝和官员在提醒袁崇焕，这种可能性你要提防，结果到了历史专家的乾坤大挪移之下，居然变成了袁崇焕去提醒皇帝了！
如果是因为无知也就罢了，可明明这些史料本身都是这些人一清二楚的，可是他们还要去篡改，去歪曲，然后就是一大帮群众的喝彩赞美。对事实的篡改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如果有人去澄清真相，反而会成为人民群众厌恶的对象，成了为翻案而翻案的哗众取宠！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三条论据
阎崇年说“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
这条奏疏的出处是《崇祯长编》（汪楫编）中“崇祯元年十月壬辰督师袁崇焕言”这一条的内容。
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完整地看这一段袁崇焕的发言，我们就很清楚袁崇焕这里非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仍旧是试图说服皇帝，蒙古人是必须笼络的，而且可以笼络！
后金一旦和蒙古人勾结，就有可能借道攻入关内，这是毛文龙和明朝皇帝反复提醒过袁崇焕的事情，而袁崇焕的态度一直就是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天启年间袁崇焕的相关奏疏里就看得很清楚了。
而在这里，他似乎总算稍微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仍旧是把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
就在袁崇焕上这份奏疏的前一个月，也就是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毛文龙就在塘报里明确指出蒙古人和后金勾结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见我们上面摘引过的毛文龙九月初五日塘报的内容）。
而袁崇焕呢？在毛文龙如此明确的情报警告之下，他还在做将边防大任寄托于蒙古部落的美梦。
在他看来，如果这些蒙古部落和后金勾结，确实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设法笼络，就在这份奏疏里，他交代得很清楚，自己打的如意算盘是“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也即如果蒙古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多给一点钱和物资也不算什么。如果不行的话，再寻找机会剿杀驱逐，不让他们逼处边境。
从袁崇焕后续的奏疏来看，他最后的决策就是选择了前者“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
而实际上，据毛文龙的塘报，也根据我们能看到的蒙古档案和清方记载，当时沿边蒙古诸部和后金勾结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了！根本不是明朝送点钱，送点物资就能改变的。袁崇焕沉浸在自己的一厢情愿之中，甚至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去说服皇帝。这不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是在麻痹明方的警惕之心。
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第四条论据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这一条又是在断章取义，和事实真相完全相反！
我们不妨把崇祯二年三月的这个《兵部行＆lt;督师袁崇焕题＆gt;稿》前前后后的相关内容都介绍一下。
这件档案一开头就是崇祯皇帝严厉警告袁崇焕，提醒他蒙古部落已经分明和后金勾结在一起。
而袁崇焕是怎么回答的，他的意思是这些蒙古部落没有勾结后金，对他们是只能收买，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的话就是蓟门靠近京城，兵力又不够，一旦蒙古人做向导，勾结后金入犯，就有大麻烦了。
所以他要把这些蒙古人招来，允许他们在关外的高台堡上交易，但只许用布匹粮食交换柴薪之类，违禁物品都是严禁的，而且责令他们不要和后金交易。但那些蒙古人都说，实在穷得一干二净了，不转卖一些布匹给东面的金人，拿什么来糊口呢？
然后袁崇焕大发同情心，说我亲自劝告他们，但看见他们确实穷困交加，如果断绝了他们活命的路子，就马上要死了，所以只能通融通融，让他们和后金做买卖。
崇祯皇帝对此的回答是，你这个奏疏里说各蒙古部落卖布匹给后金，这分明就是接应，拿什么来遏制、封锁金人？你必须马上严行禁止！至于你招来的蒙古人，如果确实饥饿贫困，那可以查明部落人口多少，按照人口数量来换粮食，不能把布匹和违禁物品卖给他们。再有违背就以通夷论罪。
从这份档案来看，是崇祯皇帝提醒袁崇焕沿边蒙古诸部已经和后金勾结在一起了，要袁崇焕意识到严重后果，要严加提防。
而袁崇焕不以为然，认为“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是可以相信的，甚至认为“市买一二布帛于东”都是可以通融的。这使得崇祯皇帝严令禁止，告诫他只能“查明部落多寡，计口量许换米”。
袁崇焕一边在充满爱心地接济蒙古人，而就在同一个月，袁崇焕禁登莱商舶入海，切断毛文龙东江部队的经济来源，导致岛上饿死无数人。
可以说袁崇焕是对自己人（毛文龙）如冬天一样残酷，对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如春天一般温暖。
2.小朋友的天真和温情
有不少人至今仍旧抱着一种极为荒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袁崇焕是绝对正确的。他提供给蒙古部落粮食等物资，甚至允许这些部落和后金交易也是完全正确的。不接济这些部落，就会导致他们倒向后金，而如果按照袁崇焕的政策执行到底，就会让他们忠于大明。正因为崇祯皇帝严行禁止的政策，导致这些部落几个月后勾结后金攻入关内。
这样的观点，真是洋溢着幼儿园小朋友的天真和温情，几乎要令人感动得涕泪横流了。
但现实是冷酷的！当时的情况已经是铁定的：明朝不接济这些蒙古部落，他们要倒向后金；明朝接济这些部落，他们更要倒向后金。
道理很简单！这些蒙古部落统治阶级的决策只受一个因素影响，那就是实力！
你实力比我大，那我就不敢和你作对，相反要讨好你；你实力不如我，那就对不起了，我就是要来侵犯你，掠夺你！
而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有这样一种愚蠢的逻辑，我给你送的东西多了，你就对我感恩戴德，就不来打我了；我给你送的东西少了，你就不满意，就要来打我。
按这种逻辑，实际上连后金叛乱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还用浩大物资赈济努儿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还把他们当自己人，也真可谓仁至义尽到了极点。而仅仅到第二年，也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老头就公开起兵反明。
游牧狩猎部族的统治阶级一向信奉的就是弱肉强食，他不来打你，不是因为你送给他的东西多，而只能是觉得你实力比他强。他如果来打你，只能是因为你实力无法抵御，而不是因为你对他不够好。
当时的形势摆在那里了！在关外，实力最大的就是后金，那些部落要么和后金合作，要么和后金敌对。既然无力和后金敌对，唯一选择只能是倒向后金。明朝送给这些部落的物资越多，就越是说明缺乏对抗外侵的武力，就越坚定这些部落投靠后金的决心，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至于什么对天盟誓之类不过就是一种骗，把袁崇焕当作傻瓜来骗，能骗多少就是多少！
袁崇焕昏聩到什么程度？当时的情况是明方连自己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就在袁崇焕上任前，宁远刚刚发生因为缺饷导致的兵变，逼得巡抚毕自肃上吊自杀。
就是在袁崇焕自己的奏报里都有各边明军缺饷的报告，他在崇祯二年的一份奏疏里说练兵一定要先有充足的军饷，不能给他们充足的军饷，他们怎么肯来为我当兵。所以发了多少军饷才能说有多少兵。现在九边的兵饷没有一个地方不缺的，缺的不是一两个月，当兵的常常连吃一顿饱饭都做不到。
就在这一年的己巳之变里，都有忠心耿耿从外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因为缺饷，士兵为免于饿死，不得不抢掠民间，结果带兵的官员将领被下狱定罪。军队溃散回去，成为乱兵、叛兵。
如果是明朝政府有足够的钱，那么一边在蓟镇重兵把守，一边给予毛文龙军队充足的军饷，一边用钱麻痹蒙古人的注意，那也还可以。而现在的情况是明朝政府自己的军队都处在因为缺乏军饷而随时可能发生变乱的境地中。袁崇焕还不顾崇祯皇帝的警告，拿钱来资助蒙古部落，而拼命裁兵裁饷。
袁崇焕成天害怕不接济蒙古人，蒙古人就会帮后金（实际上蒙古人帮不帮后金和明朝接济不接济毫无逻辑关系）。他唯独不害怕不接济毛文龙，会逼反东江将士！
或许在他看来，如果能逼反东江将士，他能更名正言顺去杀毛文龙。如此同室操戈的心理，让人还有何话可说？
袁崇焕上任没多久就竭力鼓吹汰兵减饷，也就是裁减关内外的兵马。《崇祯长编》里有这样的记载：一开始，万历四十七年辽东战事起来的时候，让各处招募士兵，河南磁州、山东兖州、真定恒山等处都招募有兵员而没有调集，到这个时候袁崇焕提议要削减军饷，坚决请求把这三个地方招募的兵员裁汰回去务农，把军饷保留解送到部里去，而各处的兵则慢慢裁汰，每个月裁掉多少，减饷多少，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也就是他把各地已经招募的军队都给解散回去务农了！本来按照当时的军事形势，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扩充军队数量。以明朝当时的国力人口，痛下决心，这点是完全能做到的。
要知道在经济远比明朝落后的战国时期，土地人口远比明朝中国少的秦国、赵国之类都能养兵六七十万，经济残破、战争连年不断的汉末三国时期，魏、蜀、吴军队数量总和也在百万以上。就是明朝开国之时，元末经济极端残破，陈友谅仅仅是割据一方，都能训练组织起六十万以上的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进行征战。以明朝当时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要训练调动起一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征伐后金是完全能做到的，关键是能否下这个决心。
既然袁崇焕认为明军战斗力不如后金，那就至少应该保证与后金对阵之明军数量应该占据压倒性优势，可是他却偏偏反其道行之。
在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时候，他奏疏里呈报的关内外兵马数量是：“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而到了崇祯元年十二月，他就一下裁掉了两万多名士兵，见他的奏疏：“督师袁崇焕奏：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
也就是关内裁掉了一万五千多名，关外裁掉了七千余名。他的意思是军队数量能少则少，可以尽量省钱。钱宁可花在关外的修城上，花在用来接济蒙古部落上，让他们帮助守边，多划算的买卖啊！省钱办大事，真是英明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