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内兵只有四万多的情况，要守住蓟镇到山海关的长城，自然就是捉襟见肘了，这也是为什么袁崇焕要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蒙古人的身上。而到事后，袁崇焕的党羽程本直两张嘴皮子一翻，就把责任推到皇帝头上去了。
袁崇焕的见识比起天启年间先任蓟辽总督后任蓟辽督师的王之臣都远远不如。
天启五年，当户部提议要裁减蓟门等地的军队时，王之臣表示坚决反对，说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仅仅是从节省钱粮来考虑，而不是为边疆防守考虑。蓟镇的军队士兵这些年来耗损在援助辽东一事上，缺饷缺粮而逃亡的为数不少，精锐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了。幸好现在招募的新兵里还有许多蒙古族和汉族的壮士，还能勉强壮大声援之势，为万一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准备。现在朝廷在东西两边和后金，和蒙古部落之间都有矛盾，而蓟门东边、中路、西边各关口都是要害，每处地方都要做好防备。
在王之臣看来，蓟门的兵力应该不少于当年的辽阳重镇，不增加也就算了，怎么能再削减呢？
而在袁崇焕看来就是完全相反了，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省钱给关外修城，省下钱来笼络收买蒙古部落。蓟镇等地的防守，有蒙古部落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而早在天启六年八月的时候，就有明朝官员根据边镇情报指出，蒙古部落和后金勾结，用金钱收买是靠不住的。
南京御史蒋守藩的奏疏里说皇上每天都在念着要消灭后金，朝中和地方的众多官员也都每天说着要联合蒙古部落来遏制后金。本来许多蒙古部落似乎确实和我们关系不错，而和后金有仇。但曾几何时，情况似乎已经发生改变。督师的奏疏里提到朵颜的蒙古诸部，表明上顺从，背地里已经悖逆了。总兵左辅的塘报里也提到努尔哈赤和西边一些蒙古部落建立了姻亲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收买联合蒙古人的策略还能长久依靠吗？
对袁崇焕的昏聩举措，明末史学家谈迁曾经评论道：蒙古诸部毕竟和明朝政府不是同心同德，狡计叵测，而我方把粮食辛苦运到边塞，本身就极其艰难。换回来的貂皮、人参又不能当饭吃，袁崇焕把民脂民膏去喂养敌方，被金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贻误国事到这样的地步，就算吃了袁崇焕的肉能解恨么？
纵观袁崇焕的所作所为，他的心态就是对敌人和敌人的同盟者，往最好的方向去想；而对自己人，他可以用最恶毒、最坏的心理去猜忌。
对敌人，笼络唯恐不及；对自己人，杀戮唯恐不及。这就是袁崇焕其人的行径。
3.金庸等人的论据
李光涛作为论据的《崇祯长编》记载
民国历史学家李光涛在《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一文中说“此一行动，关外之袁崇焕早已虑及，只因关内疏虞（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旨），因而金人始能从蓟州之龙井、大安二关口闯入”。
他括号内的“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旨”应该就是根据了。那《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有什么记录呢？
《崇祯长编》二年十月戊寅和袁崇焕相关的只有如下一条记录：“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
这分明就是兵部尚书王洽在清军入大安口之前，已经得到情报，要袁崇焕派祖大寿赵率教预先伏兵袭击后金军队，结果袁崇焕置若罔闻，导致后金分两路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境，所以请皇帝下旨严饬袁崇焕。
这又是一条别人在事先提醒袁崇焕，而袁崇焕不当回事的证据，结果被李光涛用来做相反的论断。其实从李光涛引用的形式就已经很清楚。如果真是能证明袁崇焕事先提醒过的史料，那以李光涛这位袁崇焕铁杆粉丝的性格，绝对会在摘录史料原文的基础上，浓墨重彩，长篇大论，反复强调。像现在这样一句带过，仅仅在括号里不显眼地提一下出处，那只能是他试图掩人耳目，含糊蒙混过去。
某网文作为论据的《崇祯实录》记载
还有一篇网文提供了一条所谓袁崇焕先见之明的论据：“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虚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这条记录的出处是《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九月己丑。其实在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述，其大意是：崇祯二年春天的时候，我想请求回去没有得到许可。七月份，有间谍侦探到后金要渡河的情报。我也说辽东准备得很充分，金兵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蓟镇边境单薄，我们应该赶快派一支劲旅去防备才行。如果后金的间谍知道了，也可以打消他们进攻蓟镇的谋划。袁公表示同意。
九月九日重阳的前一天，又接到报告说金兵已经渡河，袁公立刻派参将谢尚政等人去蓟镇防备。等到了那里，蓟镇巡抚认为金兵来的情报不准确，仍旧叫谢尚政等回去了。
清人编《崇祯实录》中的记载显然就是从周文郁的《边事小纪》中抄来的，而周文郁是何人？
此公天启初做过孙承宗的幕僚，后来作为援助东江的淮营军官被调到东江呆了一段时间。从他的自述来看，他是属于登莱淮营的编制，在天启七年，又曾经作为登莱援助东江军队的一部分，去过皮岛。
到了崇祯初年又跟随袁崇焕左右，是袁崇焕的亲信党羽。他的《边事小纪》中充满了对孙承宗、对袁崇焕、对他自己的吹嘘之辞。
作为事后写的记录，他对和他同属一个集团的人进行了许多美化粉饰，而对他视为异己的毛文龙照旧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污蔑。把这样一个人的话都当成客观事实来对待，那是很成问题的。
他所谓的“袁公立刻就上疏奏报朝廷，谆谆告诫，担心蓟镇的防守”中的袁崇焕奏原文是哪些？很可能就是阎崇年、李光涛断章取义的那类奏疏。
现代已经脱离利害关系的历史学家，仅仅因为自己的倾向，都会对史料如此歪曲，那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袁崇焕亲信，我们又能有多少信任呢？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直接的奏疏原文，周文郁这类含糊其辞的“随疏闻”是不能拿来作为证据的。
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周文郁的叙述前后经过，我们倒是可以看出袁崇焕等人的糊涂程度。在后金行动前后，一些情报以及蛛丝马迹已经显露后金的动向，但即便在这个时候，袁崇焕依旧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狐疑不定。一方面确实担心后金真有绕道入关的行动，另一方面按照他一贯的逻辑，他总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派了谢尚政到蓟镇去查看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就又回来了。
如果袁崇焕真当回事情了，他会仅仅让手下人到蓟镇去逛了一圈，公费旅游了一下，就回来了？要知道，这位袁崇焕可是连矫旨杀人都能干得出来的主！
事后周文郁就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王元雅身上一推，反正王元雅已经是个死人了，也不能再为自己辩护。但他在竭力抬高自己一伙人的时候，不经意这句话“然而金兵的踪迹，也竟然诡秘无闻，所以蓟镇的防守更加懈怠了”还是暴露了马脚，也即他们自己对后金的行动完全就蒙在鼓里，所以抱怨“诡秘无闻”。
而实际上，毛文龙早在一年前乃至四五年前就提醒，后金一旦借道蒙古地区入关，必然是假换旗色，行动隐秘。如果毛文龙在的话，基本上后金起兵之前，具体行动路径就已经了如指掌，参看以前毛文龙的塘报就知道了。而袁崇焕等人，完全是两眼抹黑。对后金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只能捕风捉影，摸不着半点头脑，最后哀叹句“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把责任往别人身上一推就算了事！
李亚平和金庸的论据
最后我们来看看李亚平和金庸等人的论调。
李亚平说：“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而且，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蓟州地位至为重要，而兵力并不强，万一有人做向导，引后金军队由此进犯的话，则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因此，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卷六。）并且希望皇帝能够严厉督促当地诸军，加固工事，高度戒备，将此当成最最紧急的工作来抓。然而，对于袁崇焕是头等大事的，对于皇帝却并不一定那么要紧。事实上，皇帝也确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按照常规让有关部门研究研究，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李亚平前面那个所谓《明清史料》甲编的奏疏，估计没看原文，直接抄自阎崇年。而那个奏疏的前后本末上面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无需重复。
至于后面一条，“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卷六。）”，《满文老档》太宗卷六记录的是天启七年的事情，先不论有没有这个建议，天启七年的记录怎么能和崇祯二年的奏疏构成因果关系？更何况《满文老档》中根本没有这个记载。
李亚平先生大概是从别的地方抄来这条记载，又不注明是转引，而非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结果一时疏忽，抄错了注释中的参考文献，以至于出了这种错误。
他所谓的“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的出处当然不可能是《满文老档》。再看金庸提到的“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金庸对这里的说法也没有给出注释说明出处，但显然他和李亚平根据的材料有同一来源，所以翻译成白话的时候，大同小异。
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程本直的《矶声记》、《漩声记》和余大成的《剖肝录》。
《矶声记》中的原文是：“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发布着议，疏固犹在御前也！”
《漩声记》中的原文是：“且也崇焕之疏曰：‘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臣身在辽，辽无足虑。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近日急著’此固入于半年前。”
《剖肝录》的原文是：“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
这两个人所谓的“蓟门单弱，请宿重兵”是袁崇焕奏疏中的原文么？《矶声记》中的原文一见即明，不是！而是他自己概括的意思。
《漩声记》和《剖肝录》的原文似乎更有迷惑性，《袁崇焕资料集录》里甚至还加了双引号，表示是直接引用。
而实际上，把《剖肝录》和《矶声记》、《漩声记》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剖肝录》就是在《矶声记》的“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前加了一个“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而加的这句又是把《漩声记》里的话意思改头换面了一下。
余大成显然也根本不知道袁崇焕这个所谓事先提醒的奏疏原文是什么，所以只能在《矶声记》和《漩声记》的基础上，再自己整合修改一下，然后冒充成袁崇焕奏疏里的话！
而《漩声记》里的记载从口气看似乎是袁崇焕的原话了，但完全经不起推敲！
第一，从内容来看，程本直说袁崇焕的这句话是在后金入关半年前，也就是三四月份说的。而现在从明清档案里能够查到的袁崇焕崇祯二年三月的奏疏原文，恰恰是皇帝提醒他蒙古人可能和后金勾结，边防可虞，而袁崇焕辩解说蒙古人可以信赖，所以不要紧，这和程本直编造的奏疏是直接矛盾的。
第二，袁崇焕是以兵部尚书衔任蓟辽督师，可以说他就是蓟辽总督刘策的直接上级，要严饬刘策，那首先是他袁崇焕的事情，而不是把皮球踢到皇帝那里去。他连毛文龙都可以矫旨乱杀，现在守边是他的正经份内事了，反而要推到皇帝那里去？简直是笑话！
更关键的一点，古人写这类纪实性质的文字，需要说明某人说过某话，通常的做法都是大段大段摘录奏疏原文。比如茅元仪的《督师纪略》遇到孙承宗的奏疏都是原文大段抄录，大段引用。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凡是提到孙承宗奏疏的地方，也多是如此。
甚至被称为小说的《辽海丹忠录》都是大段大段抄录奏疏原文，绝不会是拿孤零零的一句话出来当证据。
如果就是毫无上下文背景的一句话，那其性质就多半和阎崇年当成论据的四个奏疏一样了，也就是通过断章取义，来给袁崇焕脸上贴金。
程本直、余大成和周文郁一样，是袁崇焕的死党；和周文郁一样，都是不直接引用袁崇焕的奏疏原文，而只是用自己的意思概括（如果勉强算《漩声记》的那句话是奏疏原文，也就是孤零零的一句，而实际上还不可能是）。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三个人到了袁崇焕提前预警，如此紧要关键的地方，却都如出一辙，不是为了证明事实真相，把袁崇焕的奏疏原样呈现，而只是笼统地说“公随疏闻”，“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有疏谓”，死活不肯给出上下文！被指为小说的《辽海丹忠录》遇到奏疏的时候，都是原样大段摘录而非藏头缩脑，比他们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没有奏疏上下文背景的话，那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性质？
是否如同阎崇年断章取义的四份奏疏一样是曲解原意基础上的附会，就不得而知了！
更重要的一点，《矶声记》、《漩声记》和《剖肝录》连明代原文都算不上，明显是篡改后的文字。明人凡是提到后金的时候，一律称“奴”，称“虏”，称“贼”，或称“东夷”、“建虏”，而这三篇文章里提到后金，称“敌”，称“兵”，这就显然是被清人修改过的版本了。
更可疑的是《矶声记》、《漩声记》、《剖肝录》的出处。在《袁崇焕资料集录》中，这三篇文章归属在无名氏辑《袁督师事迹》之下，而这个《袁督师事迹》中还收录有《明史•袁崇焕传》，《明史》是在清乾隆时期才正式完成的。如此看来，《袁督师事迹》是乾隆之后出炉无疑。而正是在乾隆时期，钦定要把袁崇焕作为表彰褒扬的对象！
那就无法排除御用文人为了秉承乾隆旨意而炮制出来上述资料的可能，《矶声记》和《剖肝录》中提到的袁崇焕上书预警之事，完全有可能是在乾隆授意的情况下，清人在明代原文基础上编造添加进去的。那就连二手史料的资格都轮不到了，所谓“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发布着议，疏固犹在御前也！”云云，把它们当成比小说都不如的私货来看更加适合。
4.杀人有理，边防无责
李光涛说“己巳之变，其失乃在关内（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与袁崇焕无关”。
李亚平说“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
真如他们说的那样，袁崇焕没有责任么？
实际上《崇祯长编》元年四月甲午的记录说得清清楚楚：“袁崇焕起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移驻关门。”
袁崇焕的职务就是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如果说蓟镇和他无关，那朝廷要他这个蓟辽督师是干什么用的？直接让他和天启年间一样当辽东巡抚不就得了？
给袁崇焕推卸责任是无耻的！无耻到了什么程度呢？
当袁崇焕杀自己人，杀毛文龙的时候，他可以不顾死活，可以狂妄越权，还有一大批人叫好喝彩，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这种越权的犯罪行径辩护。
当袁崇焕对本就属于职责份内的事情都没有做好的时候，结果就说这不是他的责任了，这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了！
越权杀自己人，可以拼了命去做；职务份内的边防责任，可以拼了命推卸。这就是袁崇焕和袁崇焕的拥趸的行径。
更何况，明朝在不彻底改变当时税收体制的情况下，财政情况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顾东就不能顾西，顾前就不能顾后，没有人比袁崇焕自己更清楚这一点！当时崇祯因为信任他，关内关外的军队调度整顿全都是袁崇焕一手操办的。
正是在袁崇焕的竭力鼓吹之下，要求崇祯把主要的财力物力都供应给关外去修筑防守几座孤城，而对关内，不但没有增强实力，反而裁剪掉了四分之一还多的军队，甚至已经招募的兵马，都在袁崇焕的坚持下，解散回去务农了。
正是在袁崇焕的竭力鼓吹之下，明朝要把边防的希望寄托在笼络蒙古人身上，宁可自己的军队发不出军饷来，也要把物资提供给蒙古人。
崇祯皇帝再三提醒他、警告他，他都当成无所谓。
在《崇祯长编》里有一段崇祯皇帝的话，大意是王象乾、袁崇焕两个人不是一直在报告说蒙古人很恭顺吗？但从蒙古人的表现以及边防将士的报告来看，完全就是相反的情况。事情是你们在办，我这里的信息也是你们在提供。我觉得蒙古人不可靠“明系要挟”，你们觉得可靠，那也可以。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相机操纵”也好，“严饬战备”也好，都由你们自己看情况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御不得疏虞！否则国法无情！
这几乎已经是最严厉的警告了，崇祯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怎么样？
结果呢，到最后出事了，一些人嘴皮子一翻，居然是成了袁崇焕一贯英明正确，什么都是崇祯皇帝的责任。还可笑至极地说袁崇焕提醒过崇祯要重兵屯守蓟门，且不说这种提醒本身就是编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真相恰恰是袁崇焕竭力主张对关内包括蓟镇军队进行裁减（看前面分析）。就假设真有这样的提醒，那岂非更加搞笑。皇帝已经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给了他一切能给的权力。最主要的军力物资都集中在袁崇焕手中，为此明朝甚至大幅度牺牲了其他方面的供给。结果到头来，袁崇焕说，你再拿出一支所谓的重兵来去屯守蓟门！
这是在开什么外星玩笑？难道这支重兵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莫非袁崇焕的意思是要崇祯皇帝自己跑到蓟门去守边？
这荒谬程度就如同一个足球教练让一个守门员去守门，结果这个守门员不在那里守门，却跑去向教练报告，我觉得皮球有可能射到门里去，教练你一定要当心啊！估计如果这个教练员脾气火爆点，非当场扇这个守门员两耳光不可。
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的职务，先不管蓟辽登莱天津这些辖区好了，说白了就四个字：对付后金！
启用你袁崇焕，给你那么多头衔，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让你对付后金吗！
结果你说，后金从我那里绕道走开了，然后攻入关内，这不是我的责任，那该给这样的人什么样的评价？
你把毛文龙杀了，现在你的驻地本身就是离后金统治区最近的，结果后金这么大的军事调动，你袁崇焕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有一些风声走漏，你也没有真当回事，这不叫渎职，叫什么？
对照一下毛文龙的塘报，凡是后金有大规模行动，毛文龙的塘报里几乎都是提前把后金行动的时间地点，参与的人物，采用的方式，需要注意的地方，应对的办法，极为详尽地列举出来。
和毛文龙一比，袁崇焕对敌情的麻钝，几如木头人一样。
《前清秘史》的作者李亚平先生还颇为搞笑地说：“《明史》作者揣测，‘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很有可能，袁崇焕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有理由希望皇帝和朝廷百官通过眼下的危机，意识到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不知道，情形严重的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像的最坏的程度。”
而实际上袁崇焕还不至于如此颟顸，他在后金入关后，自己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崇祯长编》里就有“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的记载。要说意识到先见之明，那也只能是意识到崇祯皇帝的先见之明。
三、究竟谁才是胸怀全局
1.修城守城的狂热感情
在上面的叙述里，有一个现象很突出，那就是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等关宁一系的官员将领对后金绕道进关这种可能性，要么就是竭力否认，甚至认为提出这种可能性的人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认为靠笼络蒙古人就能解决问题。他们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偏执呢？
茅元仪的《督师纪略》显然是在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前写的，所以在书中，茅元仪真是畅快淋漓地对那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进行讥讽诋毁，还不惜长篇累牍大幅引用孙承宗否定后金绕道可能性的奏疏。
不过也幸亏如此，给我们保存了许多反映历史真相的材料。
如果只有一个人这样，我们或许还能说仅仅是这个人愚蠢，但从孙承宗到茅元仪到袁崇焕都是这样，那就需要问一个为什么了。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孙承宗和袁崇焕等人一直坚持的就是把防线推到关外修筑孤城的战略，如果后金绕道的可能性存在，那么他们这个战略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是错误的。
按明朝官员竭力推行的低赋税政策，如果把重点放在关外修城守城，那长城一带的守御就必定缺乏力量支持，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正因如此，他们为推行在关外宁远、锦州等地修城守城的战略，就必然要竭力否认后金存在绕过锦宁一带进关的可能性，或者就算承认这种可能性，也鼓吹依靠笼络蒙古人就能解决问题。
在他们看来，自己推行的关外修城守城战略，是积极进取的，是寸土必争的，是唯一英明的策略，反对这种战略，就是消极保守，就是割地误国的庸人。尤其是茅元仪、袁崇焕等人更是把这一战略上升到政治正确性的高度，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感情。凡是同意他们这个方针的，就是正人君子，不同意他们这个战略的，他们就咬牙切齿痛恨，认为是误国的奸臣、懦夫。
所以当有人提醒他们，后金完全存在绕道进关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不是感激，而是一种恼怒愤恨，认为提醒的人是故意和他们作对，故意来动摇他们修城守城的决心，破坏政府对他们的支持，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掣肘。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茅元仪在《督师纪略》里表露的那种情绪了，一说到有人提出后金绕道的可能性，就用极为刻薄甚至恶毒的语气进行贬损，三屯营的王威被他说成是为了个人地位私利，重视这种可能性的官员，被他讥讽成“长安贵人”。
而对于连年上书提醒，并且其意见得到天启皇帝高度重视的毛文龙，当然就更被茅元仪等人恨得咬牙切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认为毛文龙是和他们存心作对。
到了袁崇焕，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执狂了。眼里只有修城守城，修城守城……其他的事情，他一概都看不见。
对袁崇焕来说，他最怀念的大概就是在天启三年到天启四年修宁远城，然后天启六年守了两天就获得的所谓宁远大捷。所以拼命地想再现这段美好时光，拼命地希望后金和他谈和，后金能安静地乖乖地继续让他修更多的城，然后乖乖地来强攻这些城，好让他能获得类似宁远大捷这样的战功。
为了能谈和，争取更多的时间修城守城，在袁崇焕看来，关内的守备荒废也无所谓，朝鲜被后金攻占也不要紧，毛文龙的东江被攻陷当然更让他称心如意。于是就上演了天启七年和崇祯二年，袁崇焕两次谈和都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悲剧。
2.袁崇焕的隔岸观火
第一次谈和，《满文老档》的记录很有意思，首先是记载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命贝勒阿敏、济尔哈郎台吉、阿济格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台吉及尔托台吉，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
然后紧接在这条记录下面，当中没有夹杂任何其他事情，就是派遣方吉纳、温塔希两人送书信给大明宁远都堂袁崇焕，表示要谈和“誓诸天地，永归和好。袁大人，尔即以此言转奏尔皇帝”。
也就是后金派兵攻打毛文龙，派人与袁崇焕谈和完全就是同一天同一时间的安排。
后金的意图很清楚，他派出主力去攻打毛文龙和朝鲜，老巢空虚，害怕明军来袭，于是为了征剿毛文龙的行动能顺利进行，就在同一时间派人去与袁崇焕谈和，所谓谈和的意思当然就是让袁崇焕乖乖呆在宁远，不要来打后金。
毛文龙早在天启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塘报中就已经把后金兵几乎倾巢出动来攻打的情形说得很清楚了，袁崇焕如果稍有知觉，在一月或至少二月就应该派遣精兵攻打后金老窟，不说乘机拿下，至少也起到牵掣作用。
可惜袁崇焕迟钝如同行尸走肉，还沉浸在后金攻打东边，自己正好多修城池的美梦中。还要等到皇帝来提醒他后金如果去打朝鲜，朝鲜一旦屈服产生的严重后果。
从三月份的旨意内容看，天启皇帝是很着急的：马上派人去，说给在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乘着金人老巢空虚，挑选关宁精锐，选择智勇双全的将领，轻兵直捣其巢穴，大兵后续跟进，以牵制其力量，缓解属国的危急情形。
袁崇焕对这一命令表面答应，实则敷衍了事，派几千兵丁，装模作样到三岔河那里游荡了一阵，王在晋批评说“乃官军望河而止，此真所谓纸上之兵也”。
而在他事后的辩解中，则信口开河说后金有二十万大军：听说金兵派了十万大军进攻朝鲜，十万军队留守。他甚至质问批评他的人，你们凭什么妄自揣测其老巢空虚？我纵然全军出动去袭击，对以逸待劳的金人又有什么威胁？
皇太极听到此论，估计大牙能笑掉，和自己对阵的辽东明方大臣袁崇焕，居然连己方究竟有多少具备战斗力的部队都不清楚！不过他可能也是正因为知道袁崇焕如此糊涂，才敢于如此行事，换个稍微头脑明白点的人在辽东主持，则皇太极就断然不敢倾巢出动去攻剿毛文龙和朝鲜了。
而有些人为了替袁崇焕粉饰，则不惜颠倒黑白宣称毛文龙报告的后金征朝的军队为八万是谎报军情，因为据说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阿敏所带军队只是三万。朝鲜人的记载则比毛文龙塘报及《清太宗实录》更为可信，所以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有四五万。按照明军的战斗力，袁崇焕的七万宁锦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后金云云。
而实际上，毛文龙没有谎报军情，刻意撒谎的反倒是这种说法的炮制者。所谓《李朝实录》记载阿敏所带军队只有三万怎么回事呢？李朝实录中的原文不妨摘录如下：“本年正月十七日，据平安道都巡查史尹宣等诸将官节续驰启‘本月十三日四更时分，奴贼三万余骑卒袭义州，从水门口杀其门将’。”
所谓的三万余骑，仅仅指的是袭击义州的兵马。而毛文龙在天启七年元月二十二日的塘报里说得一清二楚：“正月十四日，奴兵八万余人，分路犯抢。六王子带领四万余贼，突抵铁山，围职衙门拿职。职在云从岛，不得拿住。”
有些人实际上做了两次断章取义，第一次对《李朝实录》断章取义，把袭击义州的三万余骑说成是后金此次出征的全部军队；第二次对毛文龙塘报的断章取义，丝毫不提毛文龙说后金分路进犯，其中一路是四万多人，袭击铁山。
而且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李朝实录》这里记载的后金攻击义州的时间本身是有错误的，按照《满文老档》记载，进攻义州的时间应该是十四日夜，原话如下：“正月初八日起行，十三日至明哨地，冷格里总兵官、叶臣、雅荪、猛安等四大臣，率兵八十名乘夜攻取其诸哨，六哨无一脱者，至朝鲜义州城，十四日夜，即树梯登城克取之。”
后金是攻城的直接行动方，其记录远比朝鲜方面准确，而且据李朝实录记载，义州被攻下后，“大小将官，数万民兵，屠戮无遗”。那这所谓攻城时间，攻城经过全是朝方得自于道听途说甚至自己的推测，这里只能以《满文老档》的记录为准是毫无疑问的。
《满文老档》记载“先取义州之夜，分兵往攻毛文龙所居之铁山，斩明兵甚众”，也可以印证毛文龙塘报。所谓“先取义州之夜”，也就是在攻击义州的同一夜或这之前分兵攻打铁山！而不是什么后金全部兵力只有三万，然后都在攻打义州。
从时间来说也完全对得上，后金攻打义州是正月十四日，而攻击铁山同样是在十四日，在进攻义州之前，就已经做了分兵的部署。
《满文老档》前面叙述出兵经过的时候，更是明确陈述，此次出兵主要征讨对象是毛文龙，征伐朝鲜反而是从属性质，顺带的：明朝的毛文龙驻扎在靠近朝鲜的海岛上，屡次收纳逃人。我方于是愤怒前往征讨毛文龙，如果朝鲜可以攻下来，就顺便取之。所以用兵两图之。
本来《东江疏揭塘报》中的记载八万人和《李朝实录》中的记载攻击义州城是三万兵力毫无矛盾，更可以与《满文老档》中的记载互相印证，结果被两次断章取义，就成了是对立的了，成了所谓毛文龙谎报军情了，真是很幽默！
判断后金老巢是否空虚，最为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只能来自后金自己的记载，让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满文老档》第834页，大概是天启七年二月初八日左右，出征朝鲜的后金将领岳托说：“惟汗与二贝勒留家兵少，蒙古与明，皆为我敌矣，设若有警，难应付矣。”
这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当时后金留在老巢兵力很少，甚至后金将领自己都忧心忡忡，一旦有军队来袭，就难以应付。
《满文老档》第836页还有一段话，是说征伐朝鲜的后金军队派了七个人到沈阳报信，到了三月十四号抵达沈阳，而当时后金的情况是什么呢？留在沈阳的兵少，所以皇太极率领那些贝勒，在边境上驻营，“张扬兵威”，在那里虚张声势。其意图就是唯恐关宁方面明军知道自己老巢空虚来袭击。这样低劣的伎俩，居然就能把袁崇焕骗得团团转了。
《满文老档》的这两则记载和毛文龙塘报中报告的皇太极手下的军队数量不满一万，都是心寒胆怯，常常害怕西边关宁方面的大军来直捣巢穴，现在宁远一定要派出大军直接渡过三岔河，攻击沈阳，狡奴自然覆没无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绝不可错过完全是相互印证的！
后金沈阳空虚，害怕关宁明军捣巢，也可以从《满文老档》该年三月初二日记载的岳起鸾给皇太极的奏疏里看得很清楚：“该员奏书于汗曰‘我大军尚未度江河，潜驻凤凰城何益？宜速撤回。倘此处有警，路远不能猝至也。’”
就是说如明军大举进攻沈阳，驻扎在凤凰城的军队（这支军队也是为对付毛文龙而设置的，凤凰城就在后金与朝鲜边境附近），就算马上回来救援，都会因为路远而来不及！
从岳起鸾奏疏中的担心可见毛文龙塘报里说的后金老巢的人“俱是心寒胆怯”并无夸张。袁崇焕后来杀毛文龙的时候，说毛文龙不受节制，而事实真相恰恰是他自己不受中央节制，姑息纵敌，反而是毛文龙每次在后金要攻击关宁一线的时候，拼死血战牵掣！
对袁的昏聩举动，明朝方面的官员也多有指责，而后来他也正是因此被天启皇帝撤职。
他自己写的告白书里的辩解是如果把锦州、大凌河等城池都修筑好了，那就有进无退，有胜无败了。又何必为了一个区区东江，去挑衅后金？还不如用谈和来麻痹对方！东江、朝鲜之类，不去援助也没有什么要紧的。
袁崇焕有这种心理不奇怪，在他看来，毛文龙的功劳都是假造的，后金不来都是怕了孙承宗和他；后金也不会绕道进攻关内，就算会绕道，也可以笼络蒙古人帮助抵御；后金也不会长期围困城池，也不会围城打援，只会进攻两三天最多一个月就退回去。在这样的如意算盘下，当然就只要拼命修好大凌河等城就行了。
袁崇焕大概还觉得后金的皇太极等人真是愚蠢啊，去攻打毛文龙纯粹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毛文龙对明朝是有害无益，对后金有益无害，他袁崇焕才是后金最大的威胁。后金不抓紧时间来打他，反而先去打毛文龙，真是太蠢了。而他袁崇焕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抓紧修城，真是太英明了。
袁崇焕在这种鼠目寸光，眼睛始终盯着自己眼前这块地盘的心态作用下，他干出什么样的蠢事都不奇怪，他能对天启皇帝让他发兵援助毛文龙和朝鲜的命令阳奉阴违就更是必然。
而反观毛文龙，从他的塘报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放眼全局，不仅极力维持壮大东江的抗金根据地，而且还代其他的明军防区操心，不时提建议。每次后金要意图往西边攻击，他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得到情报，并用最快的行动去牵掣破坏后金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天启年间，后金无力前进一步，反而不断退缩的原因。
只是类似茅元仪、袁崇焕之类人，把毛文龙的功劳都看成是假的、是吹牛，后金是怕了他们才退缩的。
3.杀了毛文龙，小白鸽降临
再说袁崇焕第二次谈和，就显得更加诡异了。第一是时间长，第二是袁崇焕自始至终就没有向崇祯报告过，第三是双方来往以及用词都显得极为暧昧。
我们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把前后经过大概叙述一下。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十三日，皇太极派人（生员郑信，把总任大良）给袁崇焕送信，表示要谈和。信中说，何必为了朝鲜的缘故，耽误我们两国修好的事情。去年正月就送信去要谈和了，竟然没有回信（那时候袁崇焕不在），现在听说你又上任了，所以赶紧派人来送信给你。
这次送信因为用印问题被袁崇焕很快驳回。
到了二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第二次派人送信说：老天希望我们两国修好，共享太平。我渴望和平，所以诚心派遣使者来。怎么议和，都听你们说了算。
这个时候，皇太极简直是殷勤得不得了，一次送信没有答复，就来第二次，甚至说出“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这类卑顺溢于言表的话。
随即，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次皇太极派的使者在袁崇焕那里整整呆足了两个月，也就是整个三月和四月之后，到了闰四月袁崇焕才派杜明仲和后金派遣的两个使者一起回去。《满文老档》中的记载是：“闰四月初二日，杜明仲同我所遣郑信，任大良赍书至。”
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
如果袁崇焕拒绝对方谈和，那对方使者到的当天就可以做出回应。如果是虚与委蛇，大家都是空对空，那也是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做出回应，总之算上来回路程最夸张的也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实际从后面的记录看，如果当即回信，六天之内就可以一个来回了。
究竟是什么事情，可以让袁崇焕把后金使者整整留下两个月来讨论呢？而且后金是明朝的敌对方，把敌对方派遣来的使者留两个月，与此同时丝毫不向皇帝报告，这本身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再看袁崇焕回信的内容：一开头是“奉帝命统辖边兵之兵部尚书袁，敬复于汗陛下”，措辞何其恭敬。然后就是说您要谈和，那是不忍心让两家的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大汗您的美好意愿，这是天地都看到的。
接下去袁崇焕承认，崇祯皇帝继位，非常英明，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所以谈和的事情他没有向皇帝报告，下面又要求皇太极“当思议和之道，则边关有荣，亦不失汗之美意”，所谓的议和之道，无非就是要让皇太极退还部分辽东的土地，然后他才方便上奏给皇帝。
但袁崇焕不是白痴，皇太极更不是白痴，如果袁崇焕的意思是平白无故就让皇太极退还土地，这样的回应，是根本用不着把对方的使者留住两个月才能给的，因为这等于让对方投降。袁崇焕也根本不必用这副恭敬的态度来写回信。
答案浮之欲出，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后金的使者和袁崇焕一定是谈某个交易，只是这个交易不方便形诸笔墨，所以后金是带皇太极的口信去，杜明仲则是带袁崇焕的口信给皇太极，而在书信里，则只是朦胧提及。
那这个交易是什么呢？只要看袁崇焕在后金使者呆在他那里的三月、四月加紧做的事情，即切断毛文龙的经济来源，收紧勒向毛文龙的绳索，就大致清楚了。
到了闰四月二十五日，皇太极就派遣一个喇嘛去给袁崇焕回信了，在信里似乎和谈已成的样子，皇太极大谈划定双方界限，什么明以大凌河为界，金以三岔河为界，简直是完全能成全袁崇焕安安稳稳在大凌河等地修筑城池的如意算盘，而关键是在最后两句：“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于至诚，尔等亦真诚言之。我等双方勿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
皇太极真正和袁崇焕商定的事情都是通过喇嘛使者的口信来传递，而不可能蠢到写在纸上。他信里最后两句就是对袁崇焕的一个所谓保证，我是决心要罢兵的，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出于真诚，你也要真诚地去做，不要出尔反尔，施展诡计。
接下来就更为蹊跷了，皇太极派遣的这个喇嘛又在袁崇焕那里整整留了两个月多。他是在闰四月二十五日被皇太极派出去的，那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七月初三日，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不仅回来了，还带了袁崇焕的两封回信。
尤其诡异的是，上次使者在袁崇焕那里呆了两个月，皇太极一点都不着急，而这次在两个月不到的时候，皇太极就已经按耐不住了，就又写信去催了两次。
《满文老档》中的记载是六月二十日，出使的喇嘛久久还没有回来，皇太极派遣图鲁什带着书信到边界，交付明方的哨兵转达，书信中说我前面两次派遣郑信等到你那里去，后来看见你派杜明仲回信，以为你是诚心修好，所以派白喇嘛去。去的时候曾经对喇嘛说如果议和的时间太长，就先派一个人来报信。现在约定的时间已过，恐怕事情有误，所以又送这份信给你方，如果在七月初五日前，还不见回来，想必就是被抓了。
过了七天，又一次写信去催了：“二十七日，遣图鲁什所执明哨卒赵登高赍书往。”
这两次催促很蹊跷，首先皇太极明知道袁崇焕始终没有把谈和的事情报告给政府，这是袁崇焕自己就明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派喇嘛去和袁崇焕议什么和？而且还对“议和日久”有心理准备？
在袁崇焕不上报给政府的情况下，你和袁崇焕谈的时间再长，讨论得再详细，不都是白扯淡吗？到最后政府不同意，难道是袁崇焕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皇太极难道是闲得没事情干，故意来扯皮解闷？
正因如此，皇太极说“尔若议和日久，先遣一人来报信”就显得相当离奇了，看来皇太极是提前准备好，这次喇嘛到袁崇焕那里去是要呆一长段时间，以至要长到先派人报信的地步，有什么事情在袁崇焕隐瞒朝廷的情况下需要讨论那么久？而且从皇太极说的“约期”来看，他们约定了日子，似乎是预计某个事件要发生，发生之后派人回来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