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篡位的过程他没出力，篡位的经济收益他最大，曹魏忠臣的名声他占着，活到九十三岁，死的时候正是西晋最好的年头，及时避开了后来的大动乱，真是人生赢家，莫过于此。
前面提到的那个一定要吃开花馒头的何曾可以证明，穷奢极欲，外宽内忌没有关系，把父母的丧事办好，和妻子一年只见面三四次，见面时衣服穿得特别整齐，自己朝南坐，妻子朝北坐，按照礼节行过酒就离开……做好这类事，就可以享受“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的美誉了。
那个和石崇斗富失败的王恺，是大儒王肃的儿子。王肃当时差不多可算是“天下儒宗”级别的人物，唐太宗之后，更是历代配享孔庙。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考察曲阜孔府时，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其实就是王肃所注。可就是这么一位善于宣讲大道理的大儒，教导出来的儿子，却除了神经病一样烧钱，没有任何值得留传下来的事迹。
所谓理想主义者特别容易蜕化为虚无主义者，当儒家的话语权被这批人把持的同时，谈论《周易》、老庄的风气，就兴起了。
八、“受用了老庄”
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其最著者也。（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借口有资，从心以扯，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
对魏晋士族来说，三本书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由于这三本书都玄之又玄，所以并称“三玄”。研究“三玄”，或借着它们做各种发挥的学问，也就被称为玄学。
这三本书，《周易》本是五经之一，地位从来不低，现在只是换了一种解读方式。《老子》在西汉初兴旺过一阵，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已经过气了几百年。至于《庄子》，则从来没有被这么重视过。
魏晋玄学的出现，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有它内在的规律；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也可能有它特别重大的意义。作为在中文系教文化史的老师，我当然不至于砸自己的饭碗，否认它的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姑且专讲实用，不管其他。
《老子》讲无为而治，也就是社会自我调节是最主要的，政府别太多事。对士族而言，也就是我们干什么，皇上你别管。但《老子》里提到圣王，语气还是很客气的。所以喜欢老子的，可以算是玄学家里的温和派。
重视《庄子》的话，则很容易态度激烈得多。政治之黑暗，儒生之虚伪，都是庄子最擅长剥皮打脸的东西。《庄子》读得投入了，就很容易像嵇康那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了。
但是，士族的主流，是不主张这么读《庄子》的。
山涛推荐嵇康去做官，嵇康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说，官场的作风，我很不习惯，有七件事一定受不了（“必不堪者七”）。
第一，我爱睡懒觉，但官场上不应该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第二，我怕带下属。我情绪一来，就要弹琴唱歌，射箭钓鱼，身为领导带着一帮子下属，在他们面前这样不合适（“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第三，我怕见领导。穿上官服，一本正经地坐着，腿脚麻痹了不能动，身上痒了却不能去抓虱子，这个我受不了（“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第四，我怕写信。当官了交际就多，人家给你写了信，不回复就是“犯教伤义”，勉强回复几封，很快就感觉顶不住了（“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第五，我怕吊丧，但官场社交最重视吊丧，这个问题无解（“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第六，我怕见俗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眼前全是白痴而不能骂（“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第七，我怕处理公务（“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所以我不去做官，推荐我做官的人，我就要和你绝交。
嵇康一直是门阀名士的偶像，但嵇康的这个态度，后来的名士显然并不欣赏。他们会发表一些很高明的议论，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嵇康的境界还是有点低。
你喜欢老庄，反感周孔。可是你真读懂老子、庄子，又真的读懂周公、孔子了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吗？
你把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难道没有发现，名教正是基于自然本性创建出来的吗？
归隐，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内心而不是身体的自由。那么，身体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
在山林，内心可以归隐；在官场，内心仍然可以归隐。碰到俗人就愤怒，看见公务就厌烦，说到底还是修为欠缺的结果。真正自由的灵魂，是可以做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仍然与天地精神往来的。
这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啊！
阮瞻见司徒王戎，王戎问道：“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这之间有什么同异呢？”
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将无”二字是语气助词，表示不大确定的意思，这是跟大人物说话要留有一点余地。总之，阮瞻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字：“同”。
于是王戎咨嗟良久，即传命征辟阮瞻到自己的司徒府来工作。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当时称为“掾吏”，这事因此成了一个著名典故，叫作“三语掾”。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对话基本一样，但主角换成了阮修和太尉王衍。版本会多起来，正说明了这种价值观的流行。
这些相信“将无同”的名士和嵇康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境界太高，真的好吗？
我们不管嵇康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动机到底怎样（学术界争论很多），就文论文，它当然是展示了嵇康狂狷不羁的性格，但换个角度看，嵇康也承认，官场规则就是官场规则，不该为谁就发生改变。
这样，嵇康式的选择就是：我追求“自然”，我就摆脱“名教”；我羡慕隐士，我就远离官场。隐士比较自由，官场可以富贵，二者不可得兼，挑一个放弃一个，是很公平的事。
而所谓可以一边当官一边讲自然，说穿了，不就是把持行政权力却可以任性胡为的另一种说法吗？
睡懒觉，想唱就唱，一边聊公务一边抓虱子，不给人回信（还有把别人托他捎的书信都丢进长江，并且高调宣称“不做致书邮”的，那你当初不能不收人家的书信吗？），到别人的丧礼上混闹，觉得人家是寒人就给人家死脸看，啥公务也不处理……这些嵇康认为进了官场就不能再这样的事，后来的名士在行政岗位上，哪一件少干了呢？
但有了他们那套更“高明”的对《庄子》的理解，这些就都不但不是混闹，而且是境界是情怀了。
信法家，就要受监管；信儒家，就要能自律。玩玄学的话，就怎么任性都没关系了。
相比经学，玄学对士族门阀而言还有一个好处。
第一次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时，他有一个判断标准，我是有点弄不大清楚里面的逻辑的。
一个家族，如果还在研究经学，田先生就断定：此时它的地位还不怎么高。这个家族已经开始谈玄了，田先生就说：好，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高起来了。
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材料都指向这个结论。但是，如果谈论玄学就意味着家族地位提高，为什么大家不早早地抛弃经学都去谈玄呢？为什么即使在玄学最盛的时候，还有很多二三流的门阀，还坚守着经学的阵地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明白。因为经学再烦琐可厌，毕竟有相对清晰的标准，而玄学就是一种感觉。
比拼经学，高门大姓是占尽优势，但他们毕竟还是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才能保持这个优势，真碰上一个平民学霸，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地跟你较劲，还真有可能招架不住。
谈玄就不一样了。我是王谢的乌衣子弟，只需要把自己拾掇得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这就叫“正始之音，正当尔耳”，玄学大师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一个苦孩子十年寒窗积累的谈玄经验，我只需要一句“你的感觉不对”，就可以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了。
所以，一个家族不是因为谈了玄学才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而是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付出，才换得传统的大姓点头：你们也可以谈两句玄了。
这是一种多么便捷的维护自己垄断地位的方法啊。
只可惜，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这么想。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1)——游牧者的抉择
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希罗多德《历史》）
建安十五年（210），著名的铜雀台落成。曹操在铜雀台的附近大量种植了朱橘，但许多年过去，树上从来也没有长出橘子。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直到东汉中期，河南省的柑橘类水果还可以大量收获，本不该有水土不宜的问题。
十五年后，曹操的儿子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今淮阴），准备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都已经整装待命，然而扫兴的是，这一年冬天异常寒冷，水道冻结，战船竟然无法进入长江。
这样的大事，曹魏的史官当然会予以记录。而这也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淮河冰冻的记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大概比现在要低1~2℃，比之西汉，更要低上2~4℃。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来说，这是个糟糕的问题，意味着粮食减产，一些果蔬不再能生长。而对更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更无疑是灭顶之灾。
* * *
(1) 蔡琰《悲愤诗》中的诗句。蔡琰也就是有名的蔡文姬，这首诗描写了汉末动乱的景象。
一、先有农耕，后有游牧
在欧亚大陆上，草原植被自欧洲多瑙河下游起，呈连续的带状东伸，经罗马尼亚、俄罗斯和蒙古，直达中国的东北，构成了世界上最宽广的一个草原地带。
这也是游牧者的广阔舞台。
最早为文献记录描绘的游牧者，是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写道：
在这件最伟大的事业上面，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以致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家宅随人迁移，而他们又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车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手的呢？（《历史》4.46，王以铸译本）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游牧人无敌的奥秘。另外，它也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相比定居的农耕生活，游牧生活的诞生要比较晚（希罗多德还提到，斯基泰人相信自己是最年轻的民族）。不是人们先过着游牧生活，后来才发明了农业；而是因为“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才抛弃农业，选择游牧的。
由于农耕文明所创造的财富远远不是游牧者所能比拟的，而且后来的历史上，一再出现游牧人群在武力上征服农耕民族的帝国，然后却接受了人家生活方式和政权结构的故事，人们往往不相信希罗多德的说法。游牧生活是原始的狩猎—采集和农耕文明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这种社会发展模式，显然更加深入人心。
但更晚近的研究则表明：希罗多德是对的。简单而有力的证明是：要过游牧生活，必须要先有驯化的牲畜；而野生动物要想被驯化，只有在定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西汉时期，与匈奴间的战争与和平是牵动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这种对立古已有之。司马迁写《匈奴列传》时，追溯到周代的猃狁，春秋时期的戎狄，把他们都当作是匈奴的前身。后来还有学者，甚至把商代的鬼方也牵扯进来。
但更仔细地比勘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后，学者们发现，猃狁也好，戎狄也罢，过的都不是游牧生活，而是采取了一种农耕和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既然也有农耕，那就意味着，他们并不像后来的匈奴、蒙古等真正的游牧民族那样，有那么强的流动性。
他们生活的地方也许偏北一点，但也还不是北方草原，总体而言，他们和华夏错居共享着中原，是所谓“华夷杂处”。
西周晚期以来，戎狄对华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华夏的应对之策，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推出一位又一位霸主。在霸主政治强大的压力面前，戎狄开始节节败退。他们有的被屠杀；有的放弃畜牧，融入华夏，甚至建立过和华夏一样的定居国家（如中山国）；有的则逃亡北方。
一路往北，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降水量也越来越少，农耕变得完全不可能。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徙成了唯一出路。
他们是自行摸索，发现了这条出路，还是和斯基泰人接触，发生了融合，从而学会了这个方法的呢？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东西方虽然悬隔辽远，但对游牧者而言，草原是一条流畅的通道。斯基泰人的某些分支，确实来到了东方，他们也就是汉文典籍中所称的“塞种”，后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中，也确实包含着明显的斯基泰因素。
总之，到了战国中期，传统意义上的戎狄基本消失了。
而匈奴横空出世。
二、贫困的游牧者
对于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人很容易有过高或过低的评价。
司马迁写道，匈奴人不是勇士，发现形势不利，他们从来不以逃遁为耻辱。他们追逐着利益，而不知道德为何物（“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不难从这番话里感受到高高在上的鄙视，还有愤懑：汉军长期寻求与匈奴正面决战，匈奴却总是避实击虚。司马迁虽然身在宫廷，对前线的这些情报却不会陌生。
另一方面，天苍苍野茫茫的美景，也很便于汉人的小清新展开想象。农耕文明（当然还有现代文明）将人划分为森严的等级，充满压迫。包括压迫者在内，每个人都被拘束压抑于狭小的空间内，忙碌着琐碎无聊的事情。草原上策马驰骋，放牧射猎，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才是自由而浪漫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可以比较庸俗地替游牧者算一算账。
草原能够提供的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稀少，本不是适合人生活的地方。游牧者被农耕民族排挤、放逐于此，虽然硬是打通了一条谋生之路，但生活状况，总不会太好。
在汉族的农业精华区，只需要一亩土地，就足够一个五口之家生活。换成川西羌族地区那种较贫瘠的山地，要养活同样的人口，就需要六至十亩。而在蒙古的大漠草原呢？
一般认为，一户人家需要三百至四百只羊才够维持生活，每只羊需要二十亩草场，也就是说，这个数字陡然飙升到六千至八千亩。
所以，草原上能够养活的人口是很少的。贾谊曾经用轻蔑的口吻说，匈奴人的数量，不过相当于“汉之一大县”。
另一方面，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劳动力，却并不少。
一个徒步的牧人可以照管一百五十至二百只羊，骑马的牧人则可以放牧五百只，两个骑马牧人协作，就达到了两千只。
这让人很容易想到，牧人们应该协同放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游牧者却没有这样做。
这不是他们缺乏协作精神（事实是很多时候协作精神可以看作是游牧人群的优势），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把所有的牛羊都集中在一起，那么一次瘟疫或者雪灾，就有可能毁灭所有的生命。所以，还是不要把鸡蛋放到一只篮子里，分散放牧，可以规避风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死结：游牧经济能养活的人口少，需要的劳动力多，永远处于紧缺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有多少剩余的财富。
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得忙于生产自己所需的食物，不太需要也供养不起一个庞大的统治阶级和各种闲人。对把“人人平等”看作最高价值的小伙伴来说，这个事实听起来也许还不错。而且由于男人基本养不起女人，女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所以游牧者男女之间也往往比较平等，某些女权主义者可能也会对此表示欣赏。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样的社会也有一个小小的代价：这里不存在明确的分工，不会有专业人士，也就不会有五花八门的发明。甚至于，食盐、糖、织物、铁器、药品、茶叶、粮食……肉奶皮毛之外的一切东西，几乎是你能想到什么，他们就缺少什么。而人类毕竟是一种食谱偏素的杂食性动物，不可能仅仅依赖肉食，虎狼和老鹰大量吃肉而不用担心胆固醇增高和动脉硬化，人类并不自带这类技能。
总之，这样贫弱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诞生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甚至不正确地说，不可能有“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爵士坦白而残酷地说：
除了在一些历史时期里，他们越出自己的领地，扑向定居的邻人，游牧社会注定要痛苦地徘徊在荒无人烟的环境中，以不大的血缘团体和小队的形式永久地迁徙流动。这种在恶劣的地带产生出有效的、绝妙的经济成果的社会手段，证明是对更高文化发展的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
三、来如天坠，去若电逝
游牧者确实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军事能力。
在严酷的环境中，游牧者磨炼出强健的体魄、残忍的性格。草原上的许多灾难突如其来，游牧者必须学会对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保持异乎寻常的敏感。而平静的农耕生活，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一切似乎处于不变的循环当中，太容易磨损人战斗的意志和对信息的好奇。
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拥有娴熟的骑术和大量的马匹。这意味着难以置信的机动能力和灵活性。汉景帝时，晁错一篇著名的论文分析了胡汉的实力对比，他认为匈奴有三项优势，而汉人有五项，所以总体上还略微占优。但在实战中很快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细节没有大误，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即匈奴人愿意和汉军正面对决。
游牧人当然不愿意和你正面对决。他们只是不断地骚扰，远遁，骚扰，远遁……只有当你被频繁的骚扰和险恶的环境折磨得疲惫不堪时，他才会发动最后一击。
所以，为了在速度上追及对手，单单优良的马种本身，就是中原王朝需要付出几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梦想。从大宛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喜不自胜，写下了“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诗句，这时候，不知道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心中是否也有一瞬间想到，天马西来的漫漫长路，沿途铺满了汉军将士的尸骨。
冲向定居文明时，想到那些连绵的粮仓，璀璨的织物，巍峨的宫殿，蛾眉广袖的汉家女子……每个游牧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子女金帛的热望，这太容易转化为高昂的斗志。而稍微远离一点边疆，农耕者可能就无法理解战争。现代人捍卫疆土的热情，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发达的传媒手段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可能想象会有这样的景象：
一个汉代的农民打开电视，看见屏幕上出现遍地的尸体、哭泣的妇孺、燃烧的房屋。一个主持人面对摄像机，一脸悲愤地对你说：半个时辰之前，匈奴骑兵刚刚突袭了我云中郡，造成了多少人口伤亡，多少财产损失……未央（宫）台特派记者司马迁在现场为您报道……
所以内地居民也许根本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哪怕国家的征发是完全合理的，在他看来也是对日常生活莫名其妙的打扰。何况即使目标合理，征发过程中也会充满了执行官吏的暴虐和讹诈，所以完全合理的征发在古代根本不可能存在。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毫无斗志的农民茫然地走上战场，以几十倍、数百倍的人数，却在出现时如天空坠落、离去时如闪电飙逝的游牧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实在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即使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至少足够令人惊叹。
当然，胜利的前提是，此时对游牧者而言最重要的发明马镫尚未出现，骑兵战术的优势，尚未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刚刚经历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汉军将士的英勇奋锐，历代王朝难有其匹。
即使如此，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代价仍极其惨重。元狩四年（前119）那次最重要的胜利，相应的自身损失是“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马匹的损失使得巅峰期的汉军失去了追击能力。
实际上，汉军的战斗力除了来自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天才指挥和高素质的战士（号称正面对抗胡人可以以一敌五），更重要的因素是背后那架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后来的一份奏章总结道：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
而这台行政机器居然硬是克服了如此之多的困难，完成了对前线的支持。当然，无可避免的，这也意味着这台机器变成了一头无休止地吞噬社会财富的巨兽。
更大的损失来自战场之外，史书中写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反击匈奴的动员，不但文景之治几十年积累的巨大财富化为乌有，汉武帝还可说是用尽了流氓手段在发掘新的财源。最终，国家掌握的户口，减少了一半：两千万人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这当中有多大比例是在频繁的征发徭役中死去，又有多少人是为了逃避这些征发而背井离乡地流亡。
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长期运转的。
而只要草原存在，游牧人的战斗力就不会减弱。至于他是叫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则根本无关紧要。
四、起火的世界
东汉，就已经是一个收缩型的政权了。
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功臣们眷恋东方的繁华，放弃了旧都长安，而选择了建都洛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情形：君士坦丁大帝要在东方的拜占庭建设一个新罗马，于是，拜占庭最终就抛弃了罗马城。
即使在西汉，东部地区也比关中更具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只是因为首都在那里，各地的社会精英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中。现在既然首都也到了东方，西部就开始有些被遗忘了。那里的汉人越来越少，官方统计，比之西汉末，东汉的关中人口减少了五百七十余万。
而内附的南匈奴，和来自甘青河湟地区的羌人和氐人迅速填补了空缺。
天气正在一年年变得寒冷，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只看见游牧人不断离开自己的领地，涌向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汉人抛置不要的土地，对这些来自寒苦之地的人而言，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流奶与蜜之地”。
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由于劳动力紧缺，这些游牧人大多有追求生育率最大化的婚姻习俗。比如父亲去世，儿子就娶父亲的妾侍；哥哥去世，弟弟就娶嫂子为妻。总之，绝不让任何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闲置。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相抵消，这也仅是一个保持人口稳定的策略而已。但现在处身于良好的环境之中，死亡率大为下降，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就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
汉明帝时代，作为大将军窦固讨伐匈奴战略的一部分，投笔从戎的班超开始经营西域。西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西域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商贸意义倒并不是汉朝关注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歼灭匈奴主力如此地困难，那么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利用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固守长城一线，让匈奴无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然后等待其自行崩溃。但是，那个时代的塔里木盆地有相当发达的绿洲农业，如果让匈奴得到西域，长城战略的意义至少要大打折扣。
班超在西域的努力非常成功，许多西域小国视他如父母。但这位天才的将军和战略家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匈奴的挑战，不是西域小国之间无休止的纠纷，不是进入西域的汉人多半是流氓冒险家不易管治，而恰恰是东汉朝廷。
朝廷里的儒家官僚对西域的动乱云扰感到厌烦，尤其是，维持那里的统治开销巨大，为了减轻人民的税负，为了让前线的士兵回家和妻儿团聚，他们建议放弃西域。
这个建议差一点变成事实。一方面，这说明了当时的许多中央官员是如此短视：如果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哪怕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投入他们也视为浪费；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即使在其盛世，东汉财政也异常吃紧，以致不得不时时面对“眼前疮”与“心头肉”之间的艰难抉择：西域也许是“心头肉”，填不满的财政窟窿却是“眼前疮”，前者重而缓，后者轻却急。
财政吃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人口数的减少。官方统计，东汉盛世的人口，比西汉少了一千多万。当然，多数学者相信，东汉的实际人口数至少不少于西汉，只是太多人依附于门阀，国家统计不到他们罢了。
对当时社会而言，这大概也未见得就是坏事，各方面的迹象都表明，东汉的社会经济之繁荣，大大超过西汉（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但政府如何筹措传统的边疆政策所需的庞大开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行政官员的创造力倒也不容小觑，很快，一个聪明的法子被想出来了：既然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那就利用他们戍守边疆。
北方和西北，南匈奴是对抗北匈奴的重要力量。聪明的汉人将军，都善于利用羌人的内部矛盾，例如最为人诟病的段颎将军对羌人的大屠杀，执行者也正是羌人。在东北地区，汉朝利用乌桓来对抗鲜卑，后来又向鲜卑人购买北匈奴的人头。
只要整体上汉朝实力还占据优势，这些少数民族都还乐于用屠刀挥向自己的同族兄弟并无顾惜。即使没有汉人，游牧人也本来就这样进行着自相残杀的游戏，现在游戏还有赏金，何乐而不为？
看起来，这确实是个收效良好而成本颇为低廉的方案。当然，汉朝的君臣不知道，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正采用着同样的政策。
并且，不论是中国还是罗马，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
东汉末，战乱、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中国的人口，跌到历史的谷底。到三国归晋之时，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仅七百六十余万，比起之前的太平之世，“十不存一”竟似乎并非文学描写。实际人口当然不止此数，但类似赤壁之战这样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的军队数加起来，竟不超过二十万（《三国演义》中“八十三万人马下江东”的故事当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也足可见人口之少了。
内迁的胡人和这些惨剧当然并非全无牵连，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损失不大。其结果就是，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为降低。
阎步克先生比照了多种人口史，修正后得出的境内外人口数的比例是：
境内
境外
比
西汉末
5959
181
33:1
东汉后期
5648
316.8
17.8:1
西晋
1616
474
3.4:1
国内的主流历史著作，往往将后来的民族仇杀归咎于东汉时期就开始的汉人压迫。学者们罗列的事实大多没有问题，但如此总结，却至少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汉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也更习惯于高强度的劳动，这使得汉人人口虽然减少，但经济方面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
经济差距本来就几乎一定会导致矛盾，而民族隔阂，则基本堵死了通过沟通消弭矛盾的可能。
当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属于同一方的时候，通过建立威权体系，勉强可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旦两个优势分属双方，社会的撕裂也就难以避免。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是难以解决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蔡美儿教授在《起火的世界》中指出，在俄罗斯和中东、东南亚、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市场和民主竟是两种难以并存的价值。因为市场往往把经济优势带给一个少数族群，民主则必然把政治优势赋予一个多数族群，所以既市场又民主，对这些国家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
3.4∶1，看起来汉人还不是一个少数族群。但平土人脆弱，这一点点人口优势，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了。
大分裂的时代终于拉开序幕。
皇帝，杀不杀——地位不同的不同选择
一、凄凉的御驾亲征
魏国小皇帝曹髦受不了司马昭的气，决定讨伐这个权奸，于是带了几百个“僮仆”，“鼓噪而出”。古文用词很精准，这四个字，带着一种又热闹又荒诞的凄凉感。看起来，这只能是羊入虎口，然而，御驾亲征开始竟然很顺利。
曹髦碰到的第一波阻截，来自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率领的部队，结果僮仆们喊了两嗓子，司马伷就带头撒丫子跑掉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司马伷并不是无能之辈。后来西晋灭吴的漂亮仗，此君是总指挥。
司马家的又一标人马，领头的是贾充。皇帝的好运气没有继续，贾充给手下一个暗示，人家就拍马上前，把皇帝给捅了个“刃出于背”，穿了。
二、贾充和司马伷
贾充和司马伷，为什么作风是如此不同呢？
是前者道德高尚，不愿意做这么不要脸的事，而后者彻底是个无耻之徒吗？
是前者政治敏感度高，知道杀了皇帝要挨骂，还可能被司马昭牺牲掉平息众怒（后来确实很多人要求司马昭杀了贾充），而后者是个傻愣吗？
显然都不是。
有些人常常有个误会，以为千里为官只为财，然后一旦有机会当了官，就专心以搂钱为事。事实上，达到一定地位的官，贪污腐化一下，可能只是顺势而为，并不怎么上心，所以很多以贪腐的名义落马的官僚，是真心不知道自己贪了多少。
——于建嵘教授旁白：“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既然谋的是高升，那么人家操心的，其实第一是站队（即我是谁的人），第二是免责。而且这个第一第二，次序绝不能错。
司马伷是司马昭的亲弟弟，队在娘胎里已经站过了，即使危急关头遁了，也不会被认为立场有问题。所以他优先想的是免责。
贾充不同，他是外姓，只是跟着司马昭混，而且还有传闻说，司马昭的老子司马懿梦见了他老子贾逵，于是被吓死了，对他实在是很不利。一旦在狙击皇帝这个大是大非的关头掉了链子，他以后在司马家就没法混了。所以这时站队最重要，免责问题，就只好往后搁了。
事实上，此事后来一直给贾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当然，总的说来他这次赌博还是赢了。他的立场指数因此飙升，司马昭到底没舍得杀他，他完全进入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圈，后来女儿贾南风还成了晋朝的皇后，于是才有了八王之乱前期的那些重口味的故事。
所以，司马伷和贾充两个的行为虽然刚好相反，但这是因为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的。背后的官场逻辑，其实完全一样。
西晋灭吴——三国最后的英雄们
一、陆抗与西陵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的冬季九月，东吴的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举城向晋王朝投降。
类似这样的叛乱，这些年来并不少见。北方的政权——不管是原来的曹魏，还是现在的晋——一向注重对东吴官员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从东吴内部来说，政府缺乏凝聚力是老问题（众所周知的，如赤壁之战时的投降派言论），几个大家族一直带有半独立的性质，利益从来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现在尤其糟糕的是，新的东吴主孙皓性情暴戾，擅杀大臣，在他的治下，很多人都缺乏起码的安全感。于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叛乱就可能发生，两年前，孙皓的堂弟，都督夏口的前将军孙秀，就带着老婆孩子和几百亲兵，连夜逃到了晋朝。
但是步阐降晋，还是具有特别的严重性。西陵（今属宜昌）地理位置险要，是东吴的西大门，也是当年名将陆逊大破刘备之地。陆逊曾经断言：一旦西陵有失，吴国将失去整个荆州。
果然，晋政府对西陵志在必得。他兵分三路接应步阐：荆州刺史杨肇直奔西陵与步阐会合，车骑将军羊祜统率步兵主力进攻江陵（今湖北江陵），意图切断吴军西进的路线，而巴东监军徐胤的水军，则顺流而下攻打西陵以西的建平，形成包夹之势。
而东吴方面，第一个要面对这一紧张态势的，是刚刚接手整个国家西境军事不久的镇军大将军陆抗。作为陆逊的儿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西陵的重要性。
然而陆抗的应对措施，在他麾下诸将看来，无疑是迟钝和软弱的。他没有立即对西陵发起进攻，相反却抽调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包围西陵的漫长工事。
诸将显然认为，现在三军锐气正盛，应该乘势一举攻克西陵。但陆抗更了解自己当年在西陵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问题不是这样容易解决的。如果一时攻城不下，而晋军已经赶到，吴军就处于被内外夹击的局面。
为了使诸将心服，陆抗听任他们按照各自的意图发动了几次攻击。果然，在西陵坚厚的城墙下没有任何斩获。于是，众将才开始齐心协力筑围防守。
这时，羊祜率领的五万晋军，已经迫近了江陵。围绕这座城市，近几十年来各股政治势力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争夺。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陆抗应该把夺回西陵的任务交给属下，而亲自到江陵城布置防御。但陆抗仍然坚持，西陵的重要性大于一切。
当初，陆抗因为江陵以北的道路平坦开阔，曾命令江陵督张咸修筑大水坝截流，使河水漫上平地，外可以阻敌入侵，内可以防止叛乱者出逃。这时，羊祜扬言说将破坏大坝，让自己的步军通过。陆抗听到这个消息，反而传令张咸迅速拆除大坝。诸将都迷惑不解，他们多次向陆抗劝谏，但陆抗不听。
谜底很快揭开了，羊祜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大坝阻住的水流运送粮草，掘坝的情报，仅仅是一个烟幕。等羊祜到了当阳（今湖北当阳），听说大坝已毁，只好改用车辆来运粮，效率大为降低。
于是，陆抗可以集中力量，凭借新筑好的长围对付接应西陵的西晋杨肇部。一个月的相持之后，杨肇力屈计穷，乘着夜色败走。羊祜、徐胤两路晋军见无利可图，也只好撤退。
于是，陆抗攻下了西陵，诛杀了步阐和同谋的文武官员数十人，夷灭了他们的三族。其余的人陆抗都请求吴主孙皓赦免，因此免罪的有数万人。
陆抗向东撤回了自己的驻地，脸上没有骄矜的神色，谦和冲淡如同平常。
羊祜则遭到了晋政府有关部门的弹劾。作为这次战役西晋军队的总指挥，他可以调度的有八万之众，陆抗却仅三万人可用。但羊祜的主力滞留在江陵，从而导致杨肇的失败。于是，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也被贬为平南将军。
西陵之战以陆抗完胜而告终。这是陆抗与羊祜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众所周知，这不是最后一次。
接下来的故事成为美谈。西陵之战后，羊祜从江陵回军，从此致力于建立恩信，以让吴人归心。每有战事，一定要约定日期才开战，不作奇袭、突击的打算。将帅有想献计出奇制胜的，羊祜总是灌他们的酒，让他们喝醉，没机会把计谋说出来。
羊祜在吴境内行军，收割了吴人的粮食，都计算其价值，送绢匹过去补偿。逢到与众人在江、沔游猎，总是只到晋国边境为止。有已被吴人射伤的鸟兽而落入晋兵之手的，都送回去。于是，吴国边境的人都心悦诚服。
羊祜与陆抗两军在边境对峙，常互通使者。陆抗送酒给羊祜，羊祜饮之不疑。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把配好的药送过去，陆抗当即服下。
很多人都劝陆抗加个小心，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叔子，是羊祜的字）！”他相信羊祜的人格，下毒这种下作之事必然与他无关。
这种礼尚往来的较量，颇具上古贵族之风。然而，无论羊祜还是陆抗，都不可能真的忘了两国的政治利害，大家都很清楚这种风度背后心理战的含意。陆抗传令戍边将士说：“如果对方专行德信，而我方一味暴虐，我们的人心就将不战而自服了。大家各保分界而已，不要追求那些细微的利益。”
发布这道命令的时候，陆抗的心情想必十分沉重。单纯比较军事才华，也许他比羊祜还要胜上一筹，可现在的局势，却好像一个剑宗高手，被逼上比拼内力的境地。羊祜背后，是中原国家强大的国力，而自己的背后呢？
西陵之战的两年之后，陆抗病重，临终前上疏，向孙皓谈到了吴国的政治局势，字里行间充满了忧虑。当然，陆抗重申了西陵的问题：
“西陵和建平两地，是国家的屏障。地处长江上游，又两面与敌境接壤。如果敌人乘舟顺流而下，就好像风驰电掣一样迅速，是不能指望靠别处来应援的……我曾经请求屯精兵三万至西陵，但是主事者因循拖拉，却至今没有同意派遣。”
二、羊祜、杜预、王濬
陆抗在忧虑中去世，羊祜却也并不感到扬眉吐气。在朝廷之中，羊祜最大的政敌如贾充、荀勖、冯之徒，也许相对不那么重要，其更著名的敌人，则是两个同族兄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后来的名士领袖王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