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是著名的清谈家，他去见羊祜的时候，照例是“辞甚俊辨”。然而，有当代颜回的声誉的羊祜，看到这种表现，只会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古训，自然不会表示欣赏。表演欲受到挫伤的王衍因此发怒，竟至于拂袖而起。而在西陵之战中，羊祜按照军法，几乎将王戎处死。被文人怀恨，那往往意味着你的任何作为，都将受到振振有词的非难。所以当时的舆论评价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羊祜可以并不在乎王家兄弟的攻击性言论，但谋划的大事受到阻挠，则不能不令他感到压抑愤懑。晋武帝咸宁二年（276），羊祜上书请求伐吴，虽然晋武帝本人支持，却还是因为朝臣的反对而作罢。羊祜于是发出了那声著名的叹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咸宁四年（278）的夏季六月，羊祜因病请求回洛阳朝见，得到了批准。司马炎再次向羊祜咨询伐吴的计划，深表赞赏，并提出了让羊祜在病车上指挥诸将的设想。羊祜表示推辞，他很清楚，这已经不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了。
到了这一年冬季十一月，羊祜病危，举荐杜预代替自己的职务。终于，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在《晋书》中，羊祜和杜预的传记被放在了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都在灭吴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
羊祜不喜欢王衍，但他的气质和当时的名士，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对日常行政事务显出某种程度的不耐烦，而爱好《老子》和自然风光。登上襄阳城外的岘山，羊祜置酒言咏，想到自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岘山，而登山远眺的人，却大抵湮没无闻，心中涌起悲伤。杜预要扬名于后世的心态则表现更加直接，后来，他略显夸张地刻了两块石碑记录自己的功勋，一块沉于万山之下，一块立于岘山之上，杜预说：“谁知道将来深谷会不会变成高山，高山会不会变成深谷。”
这样的情绪和行为，显然带有文人情调。看起来，他们也确实都不像军人：羊祜在军队里，轻裘缓带，不穿盔甲，他的办公区附近，仅用十几名卫士；杜预不能骑马，射箭不能穿透铠甲的表现，更差不多成了典故。
羊祜和杜预担任地方官员，都称得上泽被一方。杜预善于进行大型的政策规划，水利建设方面尤其业绩卓著。羊祜的事迹，甚至被金庸写进了《神雕侠侣》：
“……三国时襄阳属于魏晋，守将羊祜功劳很大，官封太傅，保境安民，恩泽很厚。他平时喜到这岘山游玩，去世之后，百姓记着他的惠爱，在这岘山上起了这座羊太傅庙，立碑纪德。众百姓见到此碑，想起他生平的好处，往往失声痛哭，因此这碑称为‘堕泪碑’。陈六弟，一个人做到羊太傅这般，那当真是大丈夫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深谙官场的游戏规则。羊祜以低调和谨慎知名，凡是他参与谋划的事，他一定会焚去草稿。杜预在外居官，则往往会向中央的要人行贿。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是：“只求免祸，并无什么额外的追求。”
而灭吴的第三个关键人物，王濬，则与他们完全不同。
王濬从小就并不是一个被舆论好评的人。即使是所谓的浪子回头之后，他所重视的，仍然只是建立世人瞩目的功业，而不那么在意更长远的声名。王濬还籍籍无名的时候，为自己修筑宅院，将门前的道路开辟得特别宽阔。他说：“我要在这里放置将军的帅旗！”
王濬做过羊祜的参军。羊祜的侄子对羊祜说：“王濬这个人，好大喜功，奢侈铺张，不可以让他独当一面，而应该设法限制他。”
但是羊祜的看法刚好相反，他注重王濬的行动力，很多时候，恰恰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
羊祜确信，攻打吴国，应该凭借上游的地势。所以早在西陵之战的那一年，羊祜就秘密上书晋武帝，让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并治理水军。于是，晋武帝命令王濬解散益州的屯田部队，而大造战船。
屯田军的人数之少，显然出乎王濬的意料。要靠这五六百人打造伐吴的主力舰队，无异于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从益州各郡，抽调一万名士兵前来修船。然而王濬并无调兵的虎符，此事不在他的权限以内。
这时，王濬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胆大妄为。没有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征兵造船的集结号就这样吹响了。他的设想是，既成事实之后朝廷也只好追认。当然，王濬完全可能因此被加诸意图割据谋反之类的罪名，可是他在所不惜。
王濬所造的大船连舫，方圆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甲板上可以驰马来往。史书上说：“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造船削砍下来的木片顺流而下。吴国的一位地方官员拿着木片向孙皓禀报说：“晋一定有了攻吴的计划，应该增兵建平。”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是无能为力，孙皓没有理会这个意见。这时吴人所能做的，就是用铁索横拦江面，阻住航道。
三、打还是不打
很多迹象表明，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优柔寡断，很容易被不同意见左右的人。他对灭吴计划显然十分热衷，但却始终未能发布总攻的旨意。
积极谋划伐吴的羊祜去世，晋武帝哭得十分哀痛，那一天天气寒冷，泪珠冻结在天子美丽的须发上（史书中提到，司马炎“立发委地”）。旋即，灭吴的计划再次被搁置起来。
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指出：第一，孙皓荒淫凶暴，如果他死了而新君主即位，吴国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好转；第二，自己已经造了七年的船，每天都有朽败；第三，他本人也已经年近七十，来日无多。总之，任何一点变故，都可能导致错失伐吴的良机。
差不多所有主张伐吴的观点，都会把吴主孙皓本人，当作一个重大有利条件。史书上孙皓的形象，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荒淫、暴虐、奢侈、妄想狂，并有极度的神经质——当然，史书上的亡国之君，大抵也总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少会有什么创意。由于所能见到的史料太少，所以不能断定孙皓是一个单纯的变态杀人狂，还是企图加强政府的权力，从而有意杀戮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总之，吴国的内部矛盾因他而激化，从而给了晋朝可乘之机。
王濬的上疏一度似乎让司马炎拍板了伐吴计划，但不久之后吴军即将北上的谣言，却又让他觉得此事还是再缓一缓更好。
归根结底，司马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朝廷之中，反对伐吴的意见始终占据着主流。这些意见往往并不针对问题的具体细节，但理论层次很高，在大方向上具有无比的正确性。例如山涛说：“自古以来如果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现在放过吴国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吗？”
杜预也不断地上表，在前一道奏本一个月没有得到批复之后，杜预终于忍不住把话说得十分直接：伐吴的利益显而易见，阻挠伐吴的大臣实际上也无法指出现在的作战计划有什么缺陷。他们之所以总是在提不同的看法，只是由于伐吴不是自己谋划的，成功了他们也没有利益。
写到这里，史书上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表章送到晋武帝面前的时候，他正在和大臣兼著名学者张华下围棋。张华于是推开棋盘说：“现在讨伐吴国，将不劳而定，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于是，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
这一年冬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州），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今湖北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下巴、蜀，由东至西，总共发兵二十余万。
这时，距离羊祜去世，已整整一年。
也许，杜预这道上疏的另一个作用是，提醒司马炎要给自己身边一向阻挠伐吴的重臣也分润一些好处。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伐吴最大的反对派贾充，被授予符节、黄钺和大都督的职务，率领中军驻扎在襄阳，在名义上负责各路伐吴军队的总调度。
四、金陵王气黯然收
战争的过程几乎毫无悬念。太康元年（280）的头几个月里，在长江中游发起进攻的各路晋军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来自益州的战船尤其势不可当。吴人设置于江中的铁锥铁索几乎没有构成任何障碍。据说，王濬用巨大的火炬使铁索熔解断开，又扎了数十只大筏，铁锥都钉在筏子上被一起带走。大概是认为这个铁索横江的法子工程浩大而又过于无效，罗贯中抛开史书的记载，在《三国演义》中宣布，这是孙皓身边一个奸恶的宦官想出的主意。
于是，王濬攻克西陵，杀了吴都督留宪等。紧接着，乐乡（今属湖北钟祥，这是当年陆抗亲自镇守的地方）、江陵也落入了杜预手中。大军挺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东吴将领感叹说：“北方来的军队，好像是飞过了长江。”
吴国西部防御迅速崩溃的原因显而易见。镇守西境的名将这些年来大多谢世，接任的少年人不论能力还是威信，都还远非足够。更致命的问题是，吴国国力早已衰退，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的地区，一旦试图向西部增兵，变得空虚的首都建业附近，就将直接面对晋安东将军王浑的攻击。
王濬、杜预节节胜利的时候，东吴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渡过了长江。张悌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敛众固守，但是在张悌看来，这和坐以待毙也没有什么区别。吴军的士气本来不振，一旦看到王濬和王浑两支晋军会合，人心将彻底涣散。而如果能抢在王濬到来之前击溃王浑，也许还有最后一线希望。
这线希望看来是如此渺茫，也许，即使张悌本人也并不指望真能抓住它。只不过，既然吴国已经注定灭亡，如果百年基业竟没有一个为它死难的人，那么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渡江后，张悌包围了一支七千人的晋军，对方请求投降。张悌的军师诸葛靓提议屠灭他们，张悌没有同意。然而，两军的主力正面交锋，张悌的精锐部队没有冲破晋军的阵脚，吴军开始溃散，原本投降的晋军，这时在背后发起了攻击。
大局已定。
张悌推开了诸葛靓拉他逃离战场的手，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里，似乎带着一些如释重负的意味：“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被你家丞相赏识提拔。我常常怕自己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名贤知遇。今天以身殉社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悌是襄阳人，他的童年，正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时候。(1)
张悌渡江作战失败，晋军斩首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此时，王浑的部下中已有人意识到，最好的选择是直取建业。但王浑是一个老练的官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知道，违命出击，胜利了也不值得赞赏；败了，罪责却很严重。于是王浑吩咐部下说：“根据诏令，王濬应归我指挥，你们所做的，仅应该是准备好战船，等他到来一起前进而已。”
确实，晋武帝最初的安排，是王濬攻下建平后，归杜预调遣；如果能一直打到建业，那就接受王浑的指挥。但战场上的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铁一般的官场规矩，有时也并非颠扑不破。显然，王浑不了解王濬这个人。
和羊祜一样，杜预也深知，应该放手让王濬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在此之前，杜预已经主动放弃了对王濬的指挥权，反而写信鼓励他直取建业。王濬大喜，把杜预的信上奏朝廷。
于是，王濬的水师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建业。吴国的正规水军万余人望旗而降。孙皓还试图组织最后的抵抗，在一位口出大言的将军的倡议下，又临时招募了两万人，此事成了一场闹剧，当夜士兵全部逃光。
此时的孙皓，已经陷入极度的煎熬之中。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员显然都不介意吴国灭亡，只等晋军一到，就正好投降。这种局面可能并不十分让孙皓意外，但糟糕的是身边的人甚至更加不可靠。他们在自己面前挥刀大呼，做出忠勇的表情，可是领到赏赐之后，就飞奔然后消失。接下来，人们把一切罪责都归结于自己和自己宠信的大臣，建业城里的局面正在一步步走向失控。首先，一位部长级官员被愤怒的群众抄家并杀死；随后孙皓发现，自己的财宝和女人，都成了人们打劫的对象；再然后，为了销毁罪证，这些人开始放火焚烧皇宫。
据后来王濬的描述，孙皓在宫中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已经到了“逃身窜首，恐不脱死”的地步。他很可能已经比任何人都更急于向晋军投降。有蜀国后主刘禅的先例，他知道这样的话多半不会有生命危险，可留在这座混乱的皇宫里，那就什么都难说了。
然而，王浑的军队仍然屯扎在长江北岸，观望不进。直到这时，西晋朝廷中，以名义上的伐吴总指挥贾充为代表的大臣们，仍然不断宣称伐吴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王浑有理由为自己这个政治上深得中庸之道的选择感到得意。
三月十五日，王濬的水军经过三山，这是建业以西的最后一处险要，此时，距离最终目标，已不过五十里。王浑派人邀请王濬到自己那里商谈，但王濬正意气风发，他扬帆直指建业，回复说：“顺风顺水，船无法泊岸。”
王濬虽然清楚地知道，立下灭蜀奇功的邓艾很快便死于冤狱，但是，建立不世功业的雄心，这时压倒了一切。
这一天，王濬战士八万，战舟百里相连，鸣鼓呐喊着进入石头城，接受了孙皓的投降。
* * *
(1) 张悌所谓的诸葛家的丞相究竟是谁，颇难确定。这里取了《资治通鉴》胡注的旧说。
五、晋武帝的宽容
自己围守差不多不设防的建业城已有百日，最终却被别人轻而易举地摘取了胜利果实，王浑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这是王浑的信条，现在，他要让王濬也明白这一点。
王浑出身于第一流的豪门太原王氏，又与晋武帝是儿女亲家，他在朝廷里的能量显然不容低估。不服从指挥调度，私吞吴国宝物，乃至于意图谋反……各种罪名迅速被制造出来堆积到王濬头上，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一再要求将王濬移交司法机关（廷尉）。以至于王濬在一道奏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
但王濬运气毕竟要比邓艾好。无原则的宽容，差不多是司马炎一贯的脾性，在二王争功的问题上，他既不追究王濬抗命，也不斥责王浑诬陷，大家一概升官。
吴国被灭，一直激烈反对伐吴的贾充十分恐慌，到宫里去请罪，晋武帝抚慰了他。不久之后，贾充发现自己被列在封赏名单的显要位置，食邑增加了八千户。
听到吴国灭亡的消息，骠骑将军孙秀不但不向晋武帝道贺，反而南向流泪，怀念当年孙策如何创业，并背诵“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样表达亡国之痛的诗句。孙秀是早年流亡到晋的东吴宗室，他以这样敏感的身份，却敢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议论，是个人的勇气，也很能说明环境的宽松。
孙皓被押解到洛阳。晋武帝显然想把对孙皓的接见举办成一个庄重同时又具有亲和力的盛典，并尽可能扩大影响。所以当天列席的，不但有文武官员和四方来使，连最热衷于对政治发表五花八门意见的太学生们，也被允许参加会见。晋武帝对孙皓说：“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已经有很久了。”
有点出乎意料，孙皓当即接口：“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
对这个阶下囚的口头便宜，司马炎也没有计较。
当初，吴丞相张悌殉国的时候，他的军师诸葛靓流着眼泪从战场上逃生。诸葛靓本来是北方人，他的姐姐是琅邪王司马伷的妻子，他本人则和晋武帝是少年时的朋友。司马炎很念旧情，知道诸葛靓逃到了姐姐家里，就去那里找他。诸葛靓拒不相见，躲进茅房，而皇帝居然也一直追到茅房里面，说道：“想不到今日复得相见！”
诸葛靓再次流下眼泪：“我不能像豫让、聂政那样做尽忠的刺客，再次面见陛下，实在是羞惭的事情！”司马炎想任命诸葛靓为侍中，诸葛靓坚持不接受。他回到故乡，终生不向朝廷所在的方向就座。
大多数吴国的臣子和士人则不必有这样的节操，事实是，如此安全地展示节操，本身就是上流人士的特权，与他们本也无关。总而言之，望风归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晋武帝下诏，吴国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员，一概不予更换，吴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据才能安排官职。将吏随孙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赋役，百姓则免除二十年。
然而，宽容的结果，显然并不总是这么美好。西晋的政治体系，本身已经面临着危机。
司马炎——非典型的开国之君
一、以孝治天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然而所有人都清楚，他并不是这份基业的缔造者。司马炎称帝之后，给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都追加了皇帝头衔，《晋书》之中，也给予上述三人本纪的待遇。如果仅从交代清楚司马家发家史的角度看，这种写法倒也无可厚非。
司马家的家教良好。司马氏与曹氏对政权的争夺，胜负的关键，有时似乎纯出于偶然。比如，假如曹丕比司马懿更长寿一些，那结果将会如何？然而，人的寿夭，亦非仅决定于天数，曹操父子都对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表示怀疑（所谓“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然后很自然的，怀疑论者堕落成享乐主义者，吃五石散，酗酒，纵情声色。司马家不能说与这些完全无关，但至少在司马懿、司马昭这两代，他们秉承儒家传统，大体上，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当然，他们不会是多么有道德感的人，只不过言辞和公开举动上既然标榜礼教，也就多少会有些习惯成自然。司马懿装病时精湛的演技为人所津津乐道，但也有险些穿帮的时候。一次突然天降大雨，司马懿想起晒在外面的书册，忘了自己正在扮演一个僵卧的病人。正像那些寻常读书人所做的那样，他起身把书收进家来。
同样的，“以孝治天下”的口号，有时也得到了相当认真的对待。司马懿到了晚年，厌恶他的原配妻子。他生病了，妻子来看他，他竟然说：“老物可憎，你过来干什么？”“老物”于是羞愤绝食，而司马懿对此简直不以为意。然而接下来，司马师、司马昭等一帮子兄弟也统统跟着不再进食，一直等到司马懿屈服，向母亲道歉了才算罢休。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去世；十二月，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这样紧张忙碌的气氛，使得大晋的广大臣民仅仅为司马昭穿了三天丧服，司马炎本人也不过穿到司马昭下葬，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二年八月，司马炎想把丧服重新穿起来，并趁机恢复儒家理想中服丧三年的优良传统。对此，朝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
汉朝以来，为先帝服丧一向是服一天算服一个月的，结结实实服满三年，有必要吗？
已经脱掉丧服现在又重新穿上，经典上是否可以找到依据？
如果皇帝个人穿上丧服而大臣们都不穿是否合适？是不是会显得只有父子之道，而不讲君臣之道？
……
最终，此事作罢，但司马炎仍然坚持素食素服，度过了三年。之后不过几个月，即泰始四年（268）三月，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去世。司马炎于是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素食素服。自然，其间君臣间再次有一回是否有必要这样做的讨论。
泰始十年（274），司马炎的皇后去世。这一回，讨论的热点是太子是否应该为母亲服丧三年。不必惊诧晋朝君臣的不厌其烦，事实上，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加入了争论，其中有一些人（比如令人敬佩的王夫之）态度更是称得上慷慨激昂。
二、好皇帝
灭吴的这一年，前将军、青州刺史胡威去世。在天下一统，形势一片大好的气氛里，这件事很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胡威生前曾经和晋武帝讨论时政，认为朝廷对官员过于宽贷。晋武帝以自己对尚书郎以下的官吏的严厉措施为自己辩护。胡威说：“我所陈述的，难道是丞、郎、令史这一类官吏吗？要处理到像我这种级别的官员，才可以整肃教化，彰明法度。”
正像前面我们已经一再提及的，司马炎很宽容。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但也没有追究胡威尖锐的态度。事实上，即使更猛烈的抨击司马炎仍然可以一笑置之。
晋武帝曾向司隶校尉刘毅问起，自己可以和汉代的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竟然回答说：“桓帝和灵帝。”
桓灵在位期间，几乎已经成了黑暗时代的代名词，晋武帝有理由对这个评价感到惊奇。于是，刘毅答道：“桓帝、灵帝出卖官职的钱都进了国家的仓库，陛下出卖官职的钱则进了个人的腰包。凭这一点来说，大概还不如桓帝、灵帝。”
于是，司马炎大笑说：“桓帝、灵帝的时代，听不到你这样的话，现在朕有正直的臣下，已经胜过桓灵了。”
对儒家思想中理想君主的模板，司马炎无疑相当熟悉。既然他愿意标榜自己“诸生家”的出身，他当然也愿意去迎合这个标准：允许和鼓励大臣们发表批评意见，无疑是理想君主必须要有的素质之一。只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司马炎缺少甄别这些意见的能力。他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胡威、刘毅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满意自己那个宽容的姿态。能够迅速说出那个证明自己优于桓帝、灵帝的漂亮句子，他心里多半是得意的。
也是在灭吴的这一年，司马炎决定裁去驻扎在各州郡的军队。这个决定后来对晋王朝的命运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面对四面八方的叛乱，地方政府束手无策。司马炎之所以要这样做，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但传说中周武王灭商之后，“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图景，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位理论上应该是创业者的皇帝更大程度上却是一个公子哥。他注重仪表，精心修饰自己的发型和胡须。他喜欢那些贵族间的游戏，大臣们比赛谁更富有的时候，他都乐于去掺和一把。如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里，提到晋武帝作为王恺的外甥，“每助恺”。比如赐给王恺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好让他压倒石崇。然而，谥号为“武”于他实在是一个绝大的误会，司马炎不喜欢军事，祖父司马懿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他而言竟成了家门的耻辱。晋武帝的胡贵嫔是将军胡奋的女儿。两个人玩樗蒲游戏（类似后世的掷色子）的时候，胡贵嫔不小心用箭划伤了晋武帝的手指。晋武帝发脾气说：“你真是个将种！”胡贵嫔说：“有一个人，他的祖上向北伐灭了公孙渊，往西挡住了诸葛亮，不知道不是将种又是什么？”于是晋武帝“甚有惭色”。当然，晋武帝对女人的强烈兴趣，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灭吴之后，他把孙皓的后宫也接收过来，五千宫女被从南京带到洛阳，于是，掖庭中的女性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万人。人数太多反而导致失去了明确目标，晋武帝就坐上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宴饮入寝。
好在，儒家学说是很人性化的，上述种种都算不上很严重的问题，在典籍中不难找到辩护，皇帝不必为此受到太多的指责。就以好色的问题为例。当齐宣王声称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的时候（“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当即回顾了太王好色的典故，并总结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于是，司马炎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好色下去。
此时司马炎最大的心病，也许只剩下一件事了：他有一个优秀得过分的兄弟。
三、兄弟怡怡
司马炎从曹魏手里接手政权相当顺利，但是他能坐上这个宝座，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他的父亲司马昭曾多次说过：“天下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居摄相位而已。”司马昭抚摸着自己的坐床，又说：“这是桃符的座位。”
景王指的是司马师，桃符则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攸是司马炎一母所生的弟弟，但名分上是堂兄弟，因为他已经过继给司马师为子。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在《三国演义》中面目模糊，似乎无甚分别。实际上，司马昭在哥哥面前，很可能有些自卑感。当年司马懿与曹爽争斗得最激烈的时候，遇事从来只和大儿子商量。司马昭不能抱怨父亲偏心，关键时刻，司马师可以魔术般变出“死士三千”为父亲效命，而司马昭只能在一旁怔怔地看着。发动政变的前一天晚上，司马昭终于被告知了行动的计划，结果，这一夜他无法安席，而司马师则坦然偃卧，酣睡如常。
司马师去世时没有儿子。他的原配夫人姓夏侯，是曹氏的亲族，司马家夺权的行动开始之后，这个女人让司马师感到不安，所以不得不被毒死。在此之前，两个人感情应该不错，这一年她二十四岁，却已经留下了五个女儿。后来，司马师当然会续弦，并且还有别的女人，但没有人给他带来一个男孩儿。于是，司马昭才成了司马家权力的继承者，才有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的事。
司马昭宣称要传位给司马攸，自然不完全是对兄长的缅怀。他有理由更偏爱这个小儿子，司马攸有能力，也有一批善于制造舆论的支持者，所谓“才望出武帝之右”。当然，司马炎也得到了司马昭身边一批元老重臣的拥戴，他们说，司马炎有及地的长发，过膝的双手，这些都不是人臣可以拥有的相貌。
兄弟俩争夺继承权的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其间的激烈程度。《晋书》当中，武帝一朝许多大臣的传记里，都谈到了他们当时的站队问题。如卷三十五《裴秀传》，卷四十《贾充传》，卷四十三《山涛传》等。
司马昭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长子，然而，他对这个选择很不安，他向司马炎讲述汉文帝和淮南王刘长的故事、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的故事。司马炎当然不会不熟悉这些掌故，这都是些当了皇帝的兄长虐待兄弟的故事。司马炎看见，讲着讲着，父亲就流下泪来，他自然也就必须做出诚惶诚恐的反应，对父亲郑重承诺。最后，司马昭临终时，拉着司马攸的手放到司马炎的手里，要他善待这个兄弟。
司马昭看来是多虑了。晋武帝即位后，至少就表面上而言，气氛不失为一片祥和。晋朝总结曹魏灭亡的教训，认为其中重要一条，是皇帝太过防备自己的亲人，各地的宗室都没有权力，起不到拱卫朝廷的作用。因此，晋武帝一登基，就大封了一批同姓王。他没有打压昔日作为竞争对手的兄弟，司马攸得到了优待，被册封为齐王。而司马攸也显得高风亮节，朝廷允许诸王自己选拔封国的官吏，只有齐王主动放弃了这项权力，全部官员的任命，都请求皇帝指派。
四、周公还是太公
咸宁元年（275）冬天，洛阳城发生了大瘟疫，死者数以万计。第二年，晋武帝本人也染上重病。很多大臣都觉得，皇帝的御体已经无法康复，在私下里或半公开地，他们开始讨论继位者的人选问题。
太子的智商，一直是大家多年来所担心的，而武帝其余的儿子年纪还小，显然也并不适合继位。于是，很多人再次想起了齐王司马攸。齐王没有前往自己的封国，这些年里，他留在朝廷，没有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孝敬、节俭、体恤下情、关心民生，一点一点积累起比当初更高的声望。有人于是找到贾充，说起一些“立人当立德”的话题。贾充既是重臣，两个女儿又分别嫁给太子和齐王，他的表态，自然具有相当的分量。贾充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保持了沉默。
出人意料的，皇帝痊愈了。他很快知道了朝臣们的议论，无疑，这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不能容忍当初的对手取得成功，即使是在自己死后也不行。
晋武帝的反应相当强烈。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即使沉默也是天大的错误，于是他迅速削夺了贾充的兵权。这一点，和后来灭吴时他对贾充一味纵容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照例，史书上提到这时有奸佞小人离间晋武帝和司马攸的关系。但很难说这点挑拨当真对晋武帝的决定起到了多大作用，他们大抵只是奉承上意而已。终于，晋武帝下诏，要求齐王前往自己的封国。
尽管如此，以孝治天下的形式仍神圣不可侵犯。孝悌自来并称，兄弟一伦与孝道密不可分。孔夫子更是说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句话中，就包含着政治学的全部精髓。从诏书的措辞里，我们还是仅看得到皇帝对齐王的尊崇。司马攸被比作西周初的第一任齐国国君太公望，是诸侯的领袖，让他就国，是进一步突出他的特殊地位。同时，晋武帝还增加了齐国的封地，进一步提高齐王仪仗方面的待遇，并额外加封司马攸的一个儿子为王。
朝臣里有太多老狐狸，当然不会为这些美妙的言辞所迷惑。他们太熟悉这种明尊实贬的把戏：齐国是一个大国，但没有驻军，而齐国周边各地，则多有重兵屯驻，这等于是把司马攸包围监控了起来。他们纷纷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许多仍然出自儒家经典，比如说齐王是皇帝陛下一母所生的弟弟，所以更适合被比作周公旦而不是太公望，而周公，恰恰是留在朝廷的。
然而，皇帝态度坚决，不为朝臣的请求所动，或者，恰恰是朝臣的所请使得皇帝更加坚决。齐王称自己需要养病，并请求为母后守陵。他提出这个请求看来十分自然，齐王自幼就是以孝心知名的。但皇帝相信这只是借口，他认定齐王只是不愿意脱离权力中心，好继续等待机会而已。至于养病，任何时候，生病难道不都是最常见的推托借口吗？
晋武帝派御医去探视齐王，御医知道皇帝想听到的是什么，所以带回来的消息总是齐王健康状况良好。晋武帝于是召见司马攸，司马攸“以礼自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比较习惯于端着。在皇帝面前，他更是强撑着让自己举止如常。于是，晋武帝越发确信司马攸并没有病，勒令他赶紧上路。
就这样，司马攸踏上了前往封国的征程。仅仅挨过了几个晚上，他便呕血去世。晋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不能不表示后悔，他杀了御医，自己则失声痛哭。这时有人出来劝解，于是，皇帝便收住了眼泪。
这种藏着掖着的较劲方式看来使人气闷，不过如此含蓄的权力争夺，在大晋朝很快将成为绝响。十余年后，处身于八王之乱中的人们回想起这段往事，一边把本朝的衰落归结于此，一边却也许甚至会有温馨之感。
司马衷——我看不见，我听不到
一、惠帝的沉默
和汉朝第二个皇帝刘盈一样，西晋第二个皇帝司马衷的谥号，也是一个“惠”字。照谥法，“惠”是柔弱爱民的意思。说晋惠帝爱民，也不算没有理由吧。听说老百姓没饭吃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糜呢？”
这可能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了。
两个惠帝是很不一样的。刘盈政治上低能，论智力，却未必是笨蛋；司马衷却是真正的白痴。刘盈敏感而脆弱，所以只做了几年太平皇帝就死了；司马衷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坚强的人，在那段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岁月里，他在皇位上硬生生地挺了一十七年。
哪怕是白痴，既然生在皇家，就不怕没有女人送上门来。在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甚至使尽了手段。根据史书的描述，这个叫贾南风的女人身上，综合了女性所能有的一切丑恶品质——嫉妒，残忍，永无止境的权力欲，淫荡，还有异乎寻常的丑陋。
白痴终究是白痴，很多人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忧国忧民的大臣就开始担心大晋朝的前途。多次欲言又止之后，老臣卫瓘终于借着酒劲，用手抚着御床对晋武帝司马炎说：“这个座位，实在可惜了。”
于是，晋武帝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的儿子。然而皇家父子，是很少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所以武帝密封了尚书决定不了的公文，交给太子司马衷处理。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考试，而显然，太子毫无自力更生过关的可能。所以贾南风很清楚，必须要由自己来为这公文提交一份答案。
接下来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作弊学的一个典型案例：贾妃请外人代为对答，第一份答卷已经制作完毕，这时东宫的给使张泓说：“太子不读书，这是皇帝所知道的，而答诏里引用了这么多古代经义，他一定会追查谁是代笔的人，并增加处罚，不如直话直说。”于是，就由张泓另起了一份草稿，让太子誊抄了一遍。这份文墨粗通的文稿让晋武帝十分高兴，他将之拿给卫瓘看。结果，自然反而是卫瓘大为尴尬。于是众人知道了卫瓘曾经说过什么。贾充秘密派人对贾南风说：“卫瓘这老奴才，几乎败坏了你们家！”这件事自然也就注定了后来卫瓘的死亡。
对贾充父女而言，这个过程自然是惊心动魄的，但司马衷本人则很可能并没有太在意。既然他是白痴，则第一当然无法裁决这个问题，但第二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已经岌岌可危。史书里没有提及司马衷自己对这事的反应，或者，是觉得无关紧要吧。
公元290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而实际的朝政大权，却是在杨太后和她的父亲杨骏手里。这个局面，显然是皇后贾南风所不能接受的。
一连串钩心斗角之后，皇太后被废，杨氏一家以谋反的罪名被绑缚刑场。有人为杨骏求情说：“杨骏连儿子都没有，他哪里有谋反的道理呢？”的确，没法把江山传诸子孙，那么做皇帝的热情自然会小得多。杨骏并不是什么好人，但确实并没有谋反的意图。对这个算是颇点中要害的问题，惠帝有怎样的反应呢？
史书上写道：“帝不答。”
一脸茫然的沉默，这大概是司马衷留在历史中的一张标准像。
二、混乱的开始
权力落在了贾后的手里，她对这个粗蠢的丈夫无法满意，倒也并不奇怪。正史、野史上或含蓄、或津津乐道地记述了她的许多淫行。而至于惠帝的反应，则似乎是无事可记。他是已经蠢到失去一个男人起码的嫉妒心的地步了吗？自然，也许正是这份糊涂，使他不必成为鲁庄公，或者武大郎。
遗传，有时确实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白痴惠帝，却有一个聪明刚猛的儿子（不是贾后所生）。不可避免的，这位太子成了贾后的眼中钉。又是一连串的阴谋。张华等大臣为了挽救太子的命运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抗辩，然而终究无能为力。太子被废后，朝臣们的反应更是达到了“众情愤怒”的地步，然而惠帝却仍只是一个懵懂的看客。
再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谁也不放过谁。司马家的王爷，一位接着一位进京，又一位接着一位死去。因为手上都有兵权，所以无论谁死的时候，都要带上几千几万人陪葬。
皇后贾南风自然难逃一死，王爷们也算是恶有恶报。另外，美丽的绿珠坠楼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美男子潘岳被杀了。大才子陆机、陆云兄弟也掉了脑袋，大名士王戎为了不至于掉脑袋跳进了粪坑。因为害怕掉脑袋，也不愿意跳粪坑，张翰回到南方吃鲈鱼莼菜去了。留在北方的人没东西吃，只好把活人和牛马肉拌在一起作为粮食。八千多妇女被沉入了易水，锦绣洛阳城被打劫一空后，又险些被焚烧为灰烬。
只有皇位上的司马衷是不能动的。只要不杀他，坏事做尽也不算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这块招牌留着也好。且他坐在皇位上又是那样的安静，要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发布诏书，他从来也不会违拗，哪里再去找比这更好的招牌呢？
这块被高高举起的招牌看着这一切，又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还有一件事也不妨一提。
惠帝的第二个皇后羊氏后来又成了前赵君主刘曜的妻子。不管是出于一个帝王还是出于一个男人的虚荣心，都让刘曜忍不住问了羊氏这样一个问题：
“我和司马家那小子比起来怎么样？”
羊氏是这样回答的：
“陛下是开基立业的圣主，他却是一个亡国的暗懦男人，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他贵为帝王，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加上他自己三人而已，这都不能庇护。妾在那个时候，实在不想活下去。本以为世间男子都是那样，而自从侍奉您以来，才知天下真有大丈夫啊！”
大学者钱穆把这句话当作西晋王公贵族临难苟且的诸多例证之一，这当然是对的。然而也不能忽视，这句谄媚的话，很可能是真诚的。
刘曜有儒家修养，也有野蛮剽悍的气质，这样的男人自有他的魅力。单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他当然比惠帝优秀得多。在刘曜的前赵政权里，羊氏还是有点发言权的，这也许可以说明她和刘曜之间真有些感情。甚至，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羊氏才感受到一点夫妻生活的甘美。
这是很后来的事了。这时候晋惠帝早已经死了，就是他泉下有知，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反应。就像当初他没有对贾南风床上有那么多男人匆匆来去提出什么异议一样。
但是，一个人真的可能白痴到一点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不必弄清，那究竟是哪一次战乱了。前侍中嵇绍——当初被司马氏诛杀的大名士嵇康的儿子——追随在惠帝的身边。临行前，有人对嵇绍说：“这次出行，安危难测，你有好马吗？”
嵇绍回答说：“做臣子的护卫圣驾，生死以之，要好马干什么呢？”
混战中，惠帝的扈从侍御全部逃散，只有嵇绍护卫在惠帝的身前。乱刀斫在嵇绍身上，飞溅的血花落到了惠帝身上。
惠帝说：“这是忠臣，不要杀他。”
杀红了眼的士兵回答说：“奉皇太弟的命令，只是不要冒犯陛下您一人而已。”
于是，惠帝就落到了皇太弟司马颖的手里。自然，这块招牌是要擦洗得清清爽爽的，于是左右的侍从过来，要为惠帝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有点出人意料，这时候，惠帝说话了。
惠帝说：“我的衣服不要洗，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我仿佛看见，那一刻，那张永远麻木迟钝的脸上，是有眼泪流过的。
三、一个皇后的前半生
贾南风死后，晋惠帝立了第二个皇后羊献容。抄书：
永康元年（300）十一月，“羊氏被立为皇后”。
永兴元年（304）三月，“丞相司马颖上表，要求废皇后羊氏，把她幽禁到金墉城”。
同年七月，“张方再次废黜太子司马覃及羊皇后”。
十一月，“留台大赦，恢复羊氏的皇后地位”。
永兴二年（305）夏四月，“张方废羊皇后”。
四月或五月，“皇甫昌等人诈称东海王司马越的命令，从金墉城中把羊皇后迎接出来。……事起仓促，百官开始都追随他们这样做，不久发现有诈，就一起诛杀了皇甫昌”。
同年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称收到檄文，自称平西将军，复立羊皇后。洛阳令何乔攻打周权，杀了他，又废了羊后”。
是月，“太宰司马颙假传圣旨说，因为羊后屡次为奸人所立，派遣尚书田淑给留台旨意，赐羊后死”。
是月，“诏书多次到留台，司隶校尉刘暾等人上奏，坚持认为：‘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没有机会和奸人构乱。大家不论贤愚，都说她是冤枉的。现在杀一个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人伤心惨痛，对治国有什么好处呢！’……羊后因此得免”。
光熙元年（306），“晋惠帝至洛阳，复立羊皇后”。
“后来洛阳令何乔又废了羊皇后，等到张方率先到洛阳，当天就恢复了羊后的地位。”（此则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