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死结。要继承祖、父的遗志，则不能为新政权效力；要再现祖、父的辉煌，则必须加入新政权。
哥哥陆机早晚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个子比陆云高，嗓门比陆云大，性子比陆云雄健慷慨，这种自相矛盾，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更尖锐激烈得多。
陆家虽是武将，但是很有文化传承的家族。
陆抗的传记中保存着他的几道奏章，多引经典，写得文采斐然。陆逊更是以“书生”自居，尤其是，大破关羽之后，他居然以抚边将军、华亭侯的身份，而回扬州举了个茂才，真是“仕而优则学”的典范。
家学本有渊源，陆机更是青出于蓝。十余年里，陆机写了很多文章。人虽然在家隐居，文章却不胫而走。所谓“誉流京华，声溢四表”，“况乃海隅，播名上京”。
这些年里，吴地隔三岔五有叛乱发生。到太康九年（288），东吴故地发生了多次地震，按天人感应的思维，这会被理解为南方人怨气郁结不小。这一年初，晋武帝已经下过“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的诏书，地震之后，引用江东的人才的力度想必会大大增强，甚至于，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你不来也得来，你这么坚决不来是不是对朝廷有什么想法”之类的作风也不可避免。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机北上赴洛阳了。著名的《赴洛阳道中作》是这么写的：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
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
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
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哭哭啼啼的调子，完全看不出要去当官的好心情。
* * *
(1) 俞士玲《陆机陆云年谱》，根据二陆的文集和其他相关史料，指出了《晋书·陆机传》中不少错误和表述不严谨的说法。本文多处利用了俞的考证成果，非学术文章，不能一一注明。
二、南方来的战斗“机”
陆机对北方的态度，似乎并不友好。史书上说：“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指中原）人士。”
其实，当时的主流，肯定是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不过大多数南方人对北方人的嘲戏，选择了忍气吞声，所以陆机毫不客气的反击态度，格外引人瞩目，足以为他赢得看不起“中国人”的名声。
各类史料里，陆机和北方人吵架的例子确实非常多。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陆机见王济，王济出身太原王氏，有名的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也是有名的臭嘴。
王济指着面前的几斛羊奶酪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们江东没有吧？”
陆机回答：“千里湖（在溧阳，不过今天已经没有了）的莼菜汤，没搁盐豉（大豆烧熟发酵后加盐做的调味料）的时候，跟这玩意儿口味算一个档次的。”意思是，加上盐豉，您就歇了。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一个公开场合，卢志问陆机：“陆逊、陆抗是你什么人啊？”
当时人最重“家讳”，当面喊人家祖、父的名字，就和当面打脸差不多。所以陆机当时就怒了，一巴掌抽了回去：“就像卢毓、卢珽和你的关系一样。”
陆云觉得兄长有点太过，出门后劝解：何至于此，他或许是真不知道这层关系，这才不小心说错了话。但是陆机很严肃，我爷爷我爸爸是什么人，天下还有不知道的吗？“鬼子”（“子”读上声，儿子的意思）怎么敢这样！
细想下来，陆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知道陆逊、陆抗是一回事，知不知道你陆机，又是一回事，至于知不知道你陆机和他们的关系，更是另一回事。
从陆机骂卢志“鬼子”看，对怎么和卢志交往，他准备工作是做得很足的。卢是河北大姓，传说有个叫卢充的，曾与女鬼（当然是大家族的女鬼）结婚生子。这个卢充，就是卢志爷爷的爷爷的爸爸。
我连你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八卦都打听清楚了，我爸爸是谁你不知道？这也太伤自尊了。所以你卢志是不小心说错话了我要反击，是真不知道我更要骂。
和王济不同，卢志总体而言算个靠谱的人。他是成都王司马颖最主要的谋士，后来，正是因为他，成都王司马颖少添了不少乱。八王之乱中早期的死难者，很多亏得他的建议才得到了安葬，死者家属也拿到了一笔说得过去的抚恤金。张方要劫惠帝去长安的时候，惠帝身边别人全跑了，就卢志还留在惠帝身边。张方要烧洛阳他给拦了，更算功德无量。再后来成都王颖落魄，也只有他，一直追随到成都王死，表现出相当可敬的忠诚。
当然，总体而言靠谱不影响某一件事上狭隘阴暗。陆机当众给他来这么一下，卢志是怀恨在心了，这算是为后来陆机的杀身之祸埋下了根芽。
陆机还攻击过左思。左思要写《三都赋》，对东吴首都建业的情况不了解，就去找陆机打听。这之后陆机给陆云写信说：
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
这边有个粗鄙的北方佬，竟想写《三都赋》，等他写完，稿子用来盖酒罐，想必是极好的。
左思是客客气气来求教的，这次完全是陆机主动出击。当然，后来陆机看到左思写成的作品，认输了：承认人家写得好，甚至放弃了自己写《三都赋》的计划。可见，这不是什么文人相轻，恰恰相反，作为文人，他乐意承认同行的才华，但认清楚才华之前，他还是喜欢对北方人（“伧父”是南方人骂北方人的口头禅）攻击了再说。
陆机写过一篇《羽扇赋》，虚构了一场辩论，宋玉、唐勒和山西、河右的诸侯争论，到底是羽扇好还是麈尾好。
宋玉、唐勒都是战国时楚国的文人，当然是南方人。羽扇是南方人爱用的，比如陆机的好朋友顾荣，后来指挥作战时就曾“麾以羽扇”。
山西、河右则是陆机这个时代许多北方名士的老家。麈尾是用麈尾巴毛做的拂子一类的东西，是这些名士清谈时必备的道具。
既然是陆机写的，那结论当然是羽扇好。宋玉滔滔不绝，最后说得诸侯们“伏而引非，皆委扇于楚庭，执鸟羽而言归”。
不知道陆机是不是真就这个话题和北方佬辩论过，总之，码字作文，确实是宣布自己胜利的好办法。
这些都还是日常小事，几乎捅了大娄子的，是元康八年（298）的“晋书限断”事件。
这一年，西晋朝廷里有一场大讨论，就是本朝的历史，该从哪一年写起。一派意见认为，当然是从司马炎接受曹魏禅让开始；另一派则认为，应该上溯得早一点，在司马昭甚至司马懿的时代，既然已经大权在握，晋史就已经可以开始了。
这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也不是把本朝史拉得越长越有面子。关键在于，从晋武帝司马炎开始的话，有资格继承帝位的，就只能是司马炎的后代；上溯到司马懿，则身为其后代的宗室王（如当时很活跃的赵王司马伦），要提出皇位继承权，就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面对这么重大而且实际的问题，高级官员们都忙着站队。像陆机这种官场上的小把戏（当时任秘书监著作郎），连站队都轮不上，本来只需要扮演好围观群众这个很有乐趣的角色，或者顶多帮大人物打理一点文案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他居然发表意见了。
陆机大喝一声，当然应该从晋武帝开始算，但不是从曹魏禅位算，必须等太康元年（280）灭了东吴之后才可以算。这之前，“三国同霸”，谁也不算！
正统问题，一直是东吴的一块心病。曹丕可以宣称，皇位是汉献帝让给自己的，所以自己是正统；刘备可以宣称，原来的皇帝没有了，我身为宗室，只能勉为其难地即位，所以我才是正统。而孙权什么理由也没有，所以对他来说最好的解释就是，大家都是“霸”，谁也不是正统。
在三国鼎立的时候，讲讲这套理论也还罢了。现在已经是我大晋的天下，还这么讲，连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种常识都不懂了吗？
史书上没提陆机此论一出，大家都是什么反应。估计第一反应都是有点晕，以为这家伙是从三国穿越过来的，但好在都是官场老手，迅速稳定情绪，装没听见，继续把讨论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晋书·贾谧传》里，保存着当时讨论的纪要，对陆机的意见，就根本没提。
秘书监贾谧，是皇后贾南风的侄子（其实是外甥，这事儿有点绕，前文有述，这里不捋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外戚，他身为陆机的直接领导，没有把问题扩大化，而是派潘岳出面，以自己的口吻给陆机写了一首诗。
派潘岳去对付陆机，当然是绝佳人选。
陆机形象好，潘岳更是帅得让大妈围着他跳广场舞（“妇人遇之，莫不连手共萦之”）。
两人都是文学大家，后世以为“陆海潘江”，似乎更看重陆机，当时的风评，却大概是认为潘高于陆。
两人还有仇，当年西陵之战，陆机的父亲陆抗大破晋军，导致荆州刺史杨肇丢官免职，而这个杨肇不是别人，正是潘岳的岳父。如果诗人的话竟然可信，那么潘岳是非常爱自己的老婆的（《悼亡诗》至今还是中文系学生的背诵篇目），当然也应该是非常敬重自己的岳父的。
潘岳代贾谧写的诗里，讲的道理没啥可说（本来这种事就只是假装讲道理的样子，能有啥可说呢），不过其中有“在南称柑，度北则橙”两句，似乎是个警告：在家，你是个玩意儿，到北方来就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陆机的回应则是：“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别把我比木头，是木头我就不到北方来了。我是金子，金子到哪里都是金子。
三、“进趣获讥”
陆机和贾谧的关系，多少是个悬案。
按照《晋书·陆机传》，陆机先是“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后来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这个人品实在让人有点发寒。
不过要说陆机跟贾谧有多“亲善”，那是真不见得。就好比“晋书限断议”这个例子，陆机对贾谧的宣传导向就相当不配合。从现在能找到的各种材料看，陆机虽然名列贾谧身边的“二十四友”，但他和贾谧一党的人，尽在闹别扭。
潘岳是贾谧的死党，看见贾谧（或说贾谧的外婆）的车扬起的尘土，都要躬身下拜的。而陆机和潘岳的关系很不好。除了上面那场争论外，还有一条潘陆交锋的记录是这样的：
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凰翔。”
看见潘岳来了，陆机就要走。潘岳说：“清风来了，尘土飞扬。”陆机应声回答：“凡鸟落下，凤凰飞翔。”——“众”是普通的意思，“集”是落下的意思，“集”字上隹下木，正是鸟在树上栖息的样子。
这么公开的彼此不给脸，矛盾是尖锐到一定地步了。
潘岳和石崇是好朋友，而石崇的外甥欧阳建，发表了很多鄙视陆机的文学水平的言论。什么“张（华）、潘（岳、尼）与二陆为比，不徒步骤之间也”，什么“二陆文辞源流，不出俗检”（《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大师想打笔仗，却自己不出手，让小杆子冲锋陷阵，这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十四友”中又有京兆杜斌、弘农王粹。杜斌是杜预的从兄，王粹是王濬的孙子，而杜预、王濬是灭吴的关键人物。论起来，这几位的家族和陆机都有国仇家恨，相处的时候，陆机的脸色，大概也不会怎么好吧。
有可能，只是因为贾谧有权有势，又是秘书监的领导，而陆机作为秘书监的工作人员，对顶头上司表示过尊敬。贾谧也看重他的族望和文名，就顺手把他放进自己身边的圈子里来。大家也说不上多亲多近。
不过，以陆机一向“不推中国人士”的讨人嫌姿态，对谁稍微谄媚一点，“以进趣获讥”就免不了了。
说诛杀贾谧的政变中陆机有功，这就更可疑了。
这种顶层的权力之争，人不在关键位置上，要想立功还真不容易。政变当然要有兵，所以首先要争取拉拢的，是禁卫系统的军官，这和陆机当然没关系。陆机既不属于贾谧集团的核心层，和赵王司马伦当时更没什么关系，参与计划拟定，传递关键信息之类，他都没啥机会。
杀了贾谧后他“赐爵关中侯”，其实恰恰可说明，他并没在这事里出什么大力。
西晋不比秦汉，关中侯这个头衔，已经不怎么值钱，当初晋惠帝即位的时候，就曾“二千石以上皆封关中侯”。
政变时赵王伦对三部司马（禁军中的戟盾、弓矢和硬弩部队）放过话，我的军队要打进中宫废皇后了，“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这意思，只要不武装对抗，能跟着赵王伦起哄的，就可以封个关中侯了。
政变成功后，赵王伦自知这事自己干得不地道，就想花钱买好评，封赏搞得国库都空了，修饰官帽的貂尾不够用，最后只好拿狗尾巴代替，留下一个“狗尾续貂”的掌故。至于关中侯的头衔，也是搞大派送的，“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
所以，能够认清潮流看清形势，没有自绝于人民坚决要为贾谧陪葬，这大概也就是陆机的功了。
但政变之后，赵王司马伦确实对陆机挺重视。
也好理解，赵王伦的权力来路不正，尤其是，诛贾谧人家可以接受，张华这样忠厚的老臣也杀，自然大失人心。
所以，他跟原来构成文官集团骨干的北方文化士族闹得很僵。他们都不愿意到赵王伦这里来任职。赵王聘任谁，谁就宣布自己生病，最极端的，有看见赵王的使者来请自己上任，飞身上马就跑，还在马背上转身说你敢追我就放箭的。
正因为在原官僚集体那里获取的支持不够，在这个班子的边缘发掘可用的人物，就是必需的了。陆机作为边缘人里名望特高的，很自然就被看中了。
赵王伦给自己加了丞相的头衔，而引用陆机为相国参军。陆机后来自己说：“相国参军，率取台郎，臣独以高贤见取，非私之谓。”大概是实话。
在赵王伦手下任职这件事，后来成了陆机被人诟病的一个理由。
但陆机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
这么些年，陆机对北方士人摆出相当有攻击性的对抗姿态，但骨子里，他对这些“伧父”“众鸟”的态度，当然是很在乎的。
他早年和兄弟唱和，大多写的是四言诗。但后来五言就渐渐多起来，这是北方流行的时髦诗体。有人猜测，陆机十年隐居，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琢磨新诗体该怎么写。具体地说，陆机的五言诗是学的曹植，这个明眼人也都看得出来。
《水经注》里说，陆机到洛阳途中，曾经遇到王弼的鬼魂，两人讨论了一通玄学，但王弼对陆机那种“题纬古今，综检名实”的风格不大欣赏。《晋书·陆云传》则说，碰到王弼鬼魂的是陆云，陆云本来不通玄学，被王弼教导一番，然后就成名嘴了。
两个故事也不矛盾。总之，就是陆家兄弟在玄学上都下了功夫，而且希望在自己和王弼之间，建立一点联系。当时洛阳玄学正风行，曹魏正始年间是玄学兴起的年代，而王弼是正始男神，无数北方士人心目中的偶像。
既求交往，又瞧不上，不管多么瞧不上，终究还要求交往，这种心理，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很常见的。
但这么多年过去，北方人士对陆机兄弟的认可，还始终停留在口头表彰的层次上。朝廷里需要有一些南方人装门面，不然体现不出咱们是一个统一政权，但权力中心当然不给你进。陆机、陆云兄弟和其他所有的南方名士，就只好一直在一些低级闲散的官位上蹉跎着了。
现在，赵王伦主动把比较清要的工作岗位送到面前来了，我为什么不接？
陆机对东吴感情那么深，对晋朝这个北方人的政权的认同，本来就只是基于理智，因为无法改变事实而选择屈服而已。那屈服于谁不是屈服啊？对这个政权内部合法性的辨析，他当然不必像北方士人那么考究。
另外，陆机身上，承担着一些很实在的责任。
《陆机传》说，陆机“志匡世难”，他有没有这么高远的志向，难以断定。但他在北方待着，显然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向朝廷举荐南方人物。
随便翻检《晋书》的传记和《陆机集》中的表章：
纪瞻，丹杨秣陵人。开始举孝廉，没去，后来又举秀才，是当时担任尚书郎的陆机给他考的试。
贺循，会稽山阴人。因为“无援于朝，久不进序”，后来“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
郭讷，籍贯不详，但肯定是南方人，做过县令，因仕途不顺而离任，然后陆机向朝廷夸他“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
戴渊，广陵人。本是无行少年，打劫时碰巧打到陆机头上，陆机觉得他气度不凡，“在舫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戴渊于是感悟，改过自新，学当官了。后来陆机向朝廷举荐这个专业强盗，称他是“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
……
总之，很多南方人进入仕途，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陆机的推荐。
要想被推荐，就得找陆家兄弟，在南方人心目中应该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以至于在民间传说中，除三害的周处，也是受到陆家兄弟的教导后才改过自新进入仕途的。事实上，周处比陆机整整大二十五岁，比陆云更要大上二十六岁，这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吾彦是东吴的一个将军，吴被灭时，他的城防战打得很漂亮，而且是孙皓投降之后才投降的，算得忠勇双全。所以晋武帝很欣赏他，曾问吾彦说，陆喜、陆抗这两人比起来，谁强些？吾彦回答：“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后来，陆机兄弟知道了这个回答，很恼火，你是我爹陆抗提拔的，怎么能说他还有不如人的地方呢？于是就“每毁之”。有人劝陆机说：
卿以士则（吾彦字士则）答诏小有不善，毁之无已，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
这话交代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南方人本来是围绕在陆机周围的。大家在北方受歧视，当然要抱团取暖，而陆机，是南方人的核心之一。
所以，陆机在官场上混得如何，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几乎是整个南方士人集团的事。对陆机而言，清高啊恬退啊，文章里写写可以，实践起来太奢侈，赵王伦把机会送上门来，哪怕明知是烫手山芋，陆机也要接。
四、拖稿法与还乡潮
赵王伦是一座冰山，这个陆机早有预感，但问题比他预感的还要严重得多。
因为这座冰山还爱玩火，他想当皇帝。
赵王伦篡位之前，陆机应该是吓坏了。在一个名声不好的王爷手下任职，无非挨北方名士两句骂（反正本来也要对骂的）；为乱臣贼子篡位出力，那后果可就严重了。赵王伦吃相难看，手段拙劣，他最终不可能成功，这个可不难看得明白。
篡位的流程，当然是曹丕以来的老办法，禅让。就是说，形式上必须要晋惠帝主动来让，于是，就需要笔杆子出手，以惠帝的口吻写一篇“我想让位给叔爷爷赵王司马伦”的大文章。
陆机知道，赵王伦优待自己，本来就看中了自己这支笔，现在自己又已经被调任到了中书省做侍郎，写这篇文章，简直成了本职工作。
最终，陆机想了这么个拖稿大法：借口为兄弟陆云的妻子发丧，不去上班，也就躲着不写。后来陆机回忆说，自己吊丧时，陆云很是哭了一回。按照当时一般人分配感情的方式，这一哭，伤心亡妻的成分比较少，担忧哥哥和家族命运的成分会比较多。
最终，那篇禅文到底是谁写的，《晋书》也没给明确的说法。不过，结合其他一些材料看，确实不是陆机的手笔。毕竟，这个时候愿意出手的投机者，还是不少的，也不是非用得着陆机不可。
能想出这么个主意，陆机大概也算费尽了心机。但这个成功，仍然差点毫无意义。
称帝之后，赵王伦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然后在各方势力的讨伐下，他就垮了。
新得势的王爷开始追究赵王伦的党羽，那篇禅文的作者，当然也是要严惩的对象。陆机有重大嫌疑，于是就被移交司法机关（廷尉）处理，一家老小，都被投进了监狱。
禅文的草稿和定稿，在中书省都有存档，只要一核对笔迹，很容易就可以证明陆机的清白。
但是，打击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办案人员往往是唯恐不能把问题扩大化的。人家为什么一定要替你去核对呢？
所以，说到底还得靠贵人相助。最后，幸赖成都王司马颖等人出面说情，陆机死罪减等，流配边疆。接下来就赶上大赦（清除政敌就要滥刑，收买人心就要大赦，所以那一阵两者同样普遍），连徙边也免了。
这时候八王之乱差不多逼近高潮，朝廷的局势眼瞅着不可收拾，于是南方士人的回乡潮，也就出现了。
纪瞻、贺循等人相继南归。最著名的例子，则是好酒而任性，人称“江东步兵”（来自江东而有阮籍之风，所以叫江东步兵，阮籍曾任步兵校尉）的张翰。当初他北上得莫名其妙，遇见要去洛阳的贺循，聊得投机，于是也不跟家人招呼一声，就一道往洛阳来了；现在秋风一起，他说是思念江东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撂下一句：“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便弃官回家。真是今天我任性地走了，正如当初我任性地来。
陆机的姐夫，和陆家兄弟并称“江东三俊”的顾荣倒是没有走。他在齐王手底下任职，本来明明不是酒鬼，却偏偏每天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完成不了起码的工作。暗地里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看见刀和绳子就想自杀。
但他还是不走。
不好好干活，是因为怕被当作是齐王的死党，将来齐王垮台，自己也要跟着陪葬；留着不走，是因为江东顾家名望太大，辞官朝廷也不会答应，如果辞得太坚决，也许还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己走得潇洒的张翰对顾荣就很体谅：“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这个时候，正是陆机回家最好的时机。
本来，他会面对和顾荣一样的困境，可是现在他已经“退居散辈”，在洛阳赋闲，此时回家，情理和制度上都没有障碍。
包括顾荣在内，都劝陆机回家。但陆机到底还是决定留下。
《陆机集》里的好多诗文，都纠结着一个问题：究竟是否只有归隐才意味着安全，积极进取是不是一定会招致祸患。他想到傅说，想到伊尹，想到萧何，想到陈平，借此证明也不是每个热心当官的人都是下场糟糕的。他也知道，伊尹、萧何的时代和现在完全不同，于是他最终告诉自己，“生何足惜，功名所叹”，翻译过来，就是做官比活着更重要。
他的南方老乡，自己在收拾行囊的时候，大概也是颇有些不希望陆机、顾荣他们回去的。虽然大家都在说，大晋朝要完，但这种吐槽的话，原是稍不如意就有人爱说的，他们那时也未必自信，这个预言就一定那么准确。
自己跳出北方的这些是非和残杀，是保全自身，也可以很体面地说，是替南方士人保存元气；陆机他们留在北方，那么如果将来朝政重回正轨，自己再想回来，也是多了一级台阶。
看起来，陆机将会是很好的一级台阶。
陆机感谢成都王司马颖的救命之恩，又觉得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认准了这是自己的明主。于是，四十三岁的陆机就像四十三岁情路坎坷的老姑娘终于撞见了自己的男神，“遂委身焉”。
成都王颖是晋武帝的第十六个儿子，年纪虽然不大，但绝对是大人物，当时的身份是“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大将军”表明高贵的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就是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理论上都归他管；“假节，加黄钺”，意味着在军队里，他基本可以说杀谁就杀谁；尚书省是中央决策部门，“录”是总领的意思，“录尚书事”就是所有的行政事务，他都有权插手。
这位年轻的大人物对陆机也很赏识，在他的安排下，陆机成为了平原内史。内史这个名称容易引起误会，其实是地方官，诸侯王并不治理自己的封国，封国的行政长官叫内史。平原国的国都在今天的山东平原县南，与成都王颖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距离不远。
成都王颖又引陆机入自己的幕府，“为司马，参大将军军事”。
然后，天下当然还要接着乱，邺城的成都王颖要和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开战了。
成都王颖把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给了陆机，他委派给陆机的头衔和权力是：
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
当年，陆机的爷爷陆逊为东吴大都督，在猇亭大破刘备时，麾下各部，不过五万人。看起来，陆机强爷胜祖的机会到了。
五、西晋的叶名琛
成都王的这支军队，开出去确实是很拉风的。所谓：
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
既然是汉魏以来，也就是说什么赤壁之战啊，西晋灭吴啊，规模统统比不上这一趟兄弟相残。
然而作为统帅，陆机的表现却很丢人。
还没开战，一个叫孟超的军官就纵兵大掠百姓。陆机想整顿军纪，把带头抢劫的人给抓了。结果孟超率领铁骑百余人，直入陆机麾下夺走人犯，还回头对陆机说：“你一个貉奴，做什么都督？”
貉子是一种长得像狐狸的小兽，穴居于河谷、山溪附近的疏林中。北方人眼里，南方人就和狐狸、貉子差不多，所以“貉子”“貉奴”是常用的骂南方人的话。
面对北方文士的挑衅，陆机的反应向来是很机敏的，嘴上从不饶人。但此刻面对这么一个粗鄙的北方丘八，陆机似乎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史书上没提陆机被骂时是什么反应，在场的其余诸将看到这一幕又是什么反应。但总之，陆机最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陆机身为都督，手握节钺，杀孟超的权力理论上是有的，但他到底没有杀。
成都王颖有个最宠信的太监叫孟玖，孟超就是孟玖的兄弟。满营的将佐和孟超的关系如何虽然不好确定，但他们都是北方人，看陆机这个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的貉子主帅不爽，那是摆在脸上的。真杀了孟超，只怕他们要一起哗变。
陆机不敢。
有人说，“陆机仰慕的祖父陆逊在其‘未远其名’时亦遇到过类似的情形，而陆逊选择不杀最终赢得声誉”，陆机或者也有类似的考虑。这个脑洞开得未免有点大。
别人都知道你有本事杀，而你选择不杀，那是恕道；别人都拿准了你不敢杀，等着看你的笑话，结果你就真给别人看了笑话，那就是，没啥好解释的。
所以接下来战局的发展，就完全不是陆机可以控制的了。
陆机的主力部队推进得比较慢，孟超就公然宣称，陆机与长沙王勾结，意图谋反。然后孟超不听陆机的调度，轻兵独进，结果被长沙王乂打得全军覆没。
然后各支冲到洛阳城外想抢功的军队，纷纷被打败。不用长沙王亲自杀到，败兵就冲散了陆机的大营。二十万大军彻底崩溃，“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
于是，陆机当然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粗读《陆机传》，会觉得这一战中陆机的无能是惊人的。一不能整顿军纪，二不能协调和同僚的关系，三不能赶紧辞职，整个作战过程中，看不见他这个主帅存在的作用，比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在也不遑多让。
但转念想想，就是真让他那身为一代名将的父、祖和他易地而处，要想改变大局，怕也一样很难。
陆机面前摆着三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士人和宦官的关系。
君王照例是会比较信任宦官的，无论明断还是昏庸，都是如此，无非是用到什么地步，是有效控制还是被反制的区别。
士人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不听皇上的，也还有地方可去，宦官则只有君王给予的权力，离开了皇权他得不到任何社会认同。所以，认为宦官对自己的忠诚度更高一些，对皇帝而言并非一个不理性的判断。在魏晋这样一个士人势力庞大的时期，更是如此。政治斗争如此残酷，士人们却笑看云卷云舒，照旧高官厚禄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宦官和皇帝朝夕相处，彼此间有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亲近感，这也不是难得见上一面，见面都谈正事说大道理的士人所能取代的。对成都王司马颖这样一个成长于深宫，精神似乎从未断奶（很多次，他表现出来的对母亲的依恋是惊人的）的大孩子，当然更是如此。
所以，成都王颖身边的宦官，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孟玖想让自己的父亲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这些北方士人，心里肯定也是不爽的，但从不为这事抬杠。倒是陆云出来替他们当了出头鸟，说的还是对宦官而言最犯忌的话：“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
所以，早在陆机担任大军统帅之前，弟弟就已经替他把最不能得罪的人得罪过了。这也是陆家家风如此，英雄一世的陆逊陆伯言，结局可也是被孙权派去的宦官轮番责骂，给活活骂死的。
第二个问题，是南人和北人的矛盾。
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很多，陆机到成都王颖门下，尤其算是冤家路窄，因为成都王颖向来最信任的谋士，正是卢志。也就是被陆机当面叫过祖父、父亲的名字，还骂作“鬼子”的那位。
成都王颖的地盘在幽冀一带，而卢家世为冀州大族，所以现在陆机是到了人家的根据地。
成都王颖对卢志向来是“爱其才量，委以心膂”，成都王要是当了皇帝，卢志对自己将成为中央的行政长官，大概也是自信满满。
但偏生陆机、陆云兄弟凭空出现，一下子获得了成都王颖异乎寻常的信任和厚遇。成都王颖对陆机说：“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这正是卢志心目中自己的位置，他怎么可能不羡慕嫉妒恨呢？
第三个问题，是军事统帅权的争夺。
当时成都王颖方面的共识是：第一，长沙王手下只有残缺不全的禁军，所以仗能打赢是必需的；第二，打完这一仗，成都王颖走过必要的程序就要即位当皇帝，也是必然的。
所以，当这一仗的统帅，就是白捡一份开基定鼎的功绩。
卢志是文人，这个位置倒轮不到他来夺，但邺城现放着一位北中郎将王粹，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牵秀、石超等人，军中的资历也远比陆机深厚。
至于军队的中层，孟玖一向插手比较多。除了孟超是孟玖的弟弟之外，“王阐、郝昌、公师籓等皆玖所用”，所以得罪了孟玖，也就等于把这些人都得罪了。
在这种情况下，陆机这个都督，实在是没法当的。所以陆机的第一反应，也确实是跟成都王“固辞”。
但成都王不答应，就你了。
这时，陆机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成都王的充分信任，所以他跟成都王说：“想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功业；燕惠王怀疑乐毅，本可以吞并齐国却功败垂成，今日之事成功与否，关键在您，而不在我陆机。”
这是跟成都王要一个承诺：我在前线，要做什么，您都要允许我放手去做；而不管别人在您耳边说我什么，您都不要听。
当时卢志也就在旁边。前一个比喻他应该听着很不爽，自比管仲的应该是我，哪里轮得到你陆机？后一个比喻，则令他大喜过望。
他立刻开口接话了：“陆机自比管乐，而把您比作昏暗的君主，自古命将出师，没有臣下凌驾在君主之上还能够取得成功的。”
成都王的反应是，“默然”。很明显，卢志的话他听进去了。
当时陆机内心应该是已经几乎绝望了。您既坚决要任用我，又并不信任我，我带着一大群骄兵悍将，在北方士人和宦官们的冷眼围观下，这仗可怎么打？
但陆机不能再推辞。当初靠拖稿大法没为赵王伦写禅文，已经表明我是会一面在人手下任职一面怀有二心的人，现在继续如此，就证明自己对成都王也并不忠诚。那么，推掉的就不是这一次任命，而是整个仕途。自己当初没听人回家的劝告而选择留在北方，就彻底成了笑话。
也许唯一还可以稍存指望的，就是自己这边情况虽然糟糕，但长沙王那里会更糟糕。看见二十万大军的浩大声势，他能不战而降。
但是很不幸，长沙王司马乂，被认为是此时司马家的王爷中，唯一一位将帅之才。
六、善良的成都王
大败之后，陆机还能追求的，就只剩让自己死得尽量像个名士了。
他脱下戎装，换上丧服，静静地等待收捕自己的人到来。
他对来者说，吴国灭亡之后，自己受到晋朝和成都王的厚恩，这次本不想统兵，却没有获得批准，结局如此，大概都是命运吧。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信，又长叹说：“华亭的鹤鸣，以后再也听不到了吧。”
《晋书》上说，陆机死的那一天，“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也许是碰巧，也许只是《晋书》的作者喜欢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陆机的同情。
《晋书》还说，陆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这个就感觉不大可信。毕竟，陆机打了败仗是实实在在的。士兵可没工夫了解高层的那么多算计和苦衷，救死扶伤之不暇，流泪多半也是为了悲叹自己的命运，对无能的主帅，不当作怨气发泄的对象，就算很体谅了。
同情他的，是历代文人。仕和隐之间的纠结，他们往往都有，读陆机的传记和诗文，很容易就代入进去。但要说他们从中吸取了什么经验教训，那就只能是说说了。就像跟已经吸上毒的人再讲吸毒的危害不会有效果一样，跟求官的人讲官场凶险，有什么用呢？
成都王颖的心态，则要复杂一些。
他这支“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的部队，给人三下五除二地打成这样，他心里一方面是挂了火，一方面怕也很茫然：优势明明这么大，怎么就败了呢？
他需要一个解释，而主帅通敌，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所以诸将捏造了一通陆机心怀两端的鬼话，他一下子就信了。但这套鬼话也确实太不合情理，杀了陆机之后不久，成都王又有点怀疑，自己的处置是不是错了。
事到如今，诸将当然由不得他改主意，于是又伪造了一份陆机下属的口供给他看，证明陆机确实谋反。
成都王颖看了口供，松了一口气，证据如此确凿，那就不能只杀陆机一个人了，于是他诛了陆机的三族。
当初陆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曾说“非臣毁宗夷族所能上报”，算是一语成谶。
《晋书》上说，这位王爷“貌美而神昏”，“然器性敦厚”。这个评价大概是不错的吧，正因为相信自己善良，所以不能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司马家的王爷们——名都的陷落
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审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
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
——莎士比亚《麦克白》
一、围城内外
永兴元年（304）的正月二十五日傍晚，太阳已经西沉，巨大的黑影慢慢覆盖到洛阳城的城楼上。因为要躲避城外的流矢，所以只能躲在雉堞后面向西观望。当然，不看也可以知道，千金堨的水坝已经被掘开，所以本该流进洛阳城的河水，现在漫向了别的地方。
千金堨截住的水流，是洛阳城舂米的水碓的动力来源。这意味着，现在洛阳城里的舂米设施，已经全部瘫痪。
掘开大坝的人叫张方，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将。几个月前，张方奉河间王之命，率精兵七万，出函谷关向东，讨伐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同时起兵的，还有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他的军队从东南方向杀来，与张方一起，对洛阳城形成包夹之势。
自从惠帝即位以来，王爷们之间这样的打打杀杀，早已屡见不鲜。但这一次，似乎给洛阳城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困难。王公大人家的婢女们，都被调来用手舂米供给军需；一品以下本来不必从征的官吏家里，现在连十三岁的男孩，都要服役；同时，又调发奴仆补充兵员；城中物价飞涨，一石米已经卖到了一万钱，是太平年月的数百倍之多。
身处围城之中的东海王司马越开始担忧。看得出来，守城的士兵现在军心浮动，洛阳城被攻破，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他知道，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要对付的是司马乂，自己和司马乂关系其实说不上密切，但是，城破之后，多半也免不了玉石俱焚的命运。
于是，司马越决定采取行动。
这个时候，城外的张方看着洛阳城高大的城垣，心中笼罩着恐慌。去年八月，他曾经一度攻进了城内，但不久之后，他的军队一见到惠帝的车仗，就立即溃散，一直退到城外的十三里桥才收住阵脚。看来这个白痴皇帝的震慑力，仍然巨大，司马乂把他抓在手里，确实是拥有了一张王牌。
后来，张方趁夜进攻扳回了一些局面，但是也就再无法取得更大的优势。而他的盟友成都王司马颖，处境还要糟糕。司马颖的先锋官显然十分低能，张方是个行伍出身的老粗，不知道那个叫陆机的人文笔有多么优美，在文人圈子里有多么高的声誉，张方只知道陆机率领的军队在司马乂的攻击下一触即溃，结果尸体堆积，使七里涧的水为之不流。然后，从去年直到现在，据说成都王颖的部队前后被杀或被俘虏的，已经有六七万人之众。
张方想，也许，自己该回长安了。
两个决定几乎是同时做出的。唯一的区别是，撤兵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政变，却越快越好。
司马越联合了一些厌战的将军，趁夜把司马乂拘捕起来。第二天，司马越启奏惠帝，下诏书罢免司马乂的官职，把他关进了金墉城。然后打开洛阳城门，迎接成都王颖和张方。
不难想象，城门打开后，看到围城外的军队人数如此稀少，并且疲惫不堪，那些参与政变的人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于是有人开始策划，再把司马乂救出来，继续与成都王颖对抗。但是这时，司马越已经骑虎难下，他很清楚司马乂如果获释，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时有人向司马越建议，可以把司马乂交给张方。
二十八日，张方把司马乂从金墉城带走，放在火上烧烤良久，才杀死了他。司马乂痛苦的叫声，扩散在黑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