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杨骏专权，然后被杀；汝南王司马亮专权，然后被杀；楚王司马玮跋扈，然后被杀；贾氏家族专权，然后全部被杀；赵王司马伦篡位，然后被杀；齐王司马冏专权，然后被杀……西晋政权闹到现在，杀戮早已绝不新鲜。但是司马乂之死，还是有一点特殊意味。他是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里，第一个死于特别残酷的杀人手法的失败者。
事实上，张方将军的出现，多少也算是一个标志。
之前出场的那些王爷和外戚，大抵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并往往还沾染着文人的酸腐劲头。他们生活腐化，心胸狭隘，行为龌龊，缺乏远见，更缺乏魄力，当然也包括缺乏破坏的魄力。典型的例子比如，在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有人提议杨骏放火烧了云龙门制造混乱，然后乘势反戈一击，杨骏的回答居然是：“云龙门是魏明帝所建造的，功费巨大，为什么要把它烧了呢？”
正因为如此，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动乱，洛阳城内搬走了尸体，洗净了血污，竟然就大体还维持着原来的模样。
但是张方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来自东汉以来就已经被边缘化的西北地区，世代贫贱，洛阳城里的繁华景象对他来说是极具震撼力的视觉盛宴。而多年来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他无疑更喜欢赤裸裸的暴力。
这时远在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遭到了攻击，急召张方回去救援。所以这一次，张方没有在洛阳城逗留多久。撤兵西去前，张方掳掠了奴婢一万多人。一路上军队缺乏粮食，就宰杀活人拌着牛马肉吃掉。
这次离开只是暂时的，不久之后，张方还要回来。
二、胡骑凭陵杂风雨
长沙王乂死后，敌对的双方变成了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这是八王之乱中，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对峙。一直到东晋初年，各股政治势力之间恩怨利害的源头，往往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谁胜谁负，初看起来并无悬念。成都王颖是惠帝仅剩的三个兄弟之一，受封四郡，五年前讨伐赵王伦的时候，就已经声誉卓著，现在更被册封为皇太弟，成了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司马越只是司马懿的侄孙，能被封王已十分勉强，仅食六县。如果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捕了长沙王乂，也许他自己都想不到，他会走到权力争夺的旋涡中心来。
司马越也有优势，他在洛阳，很容易以惠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但问题是，在反复的拉锯战乱中，皇帝名号的光辉，正在渐渐黯淡。果然，荡阴一战，成都王颖的军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对皇帝的乘舆望风远避，司马越被打得溃不成军，而惠帝本人脸颊受伤，身中三箭后，落入成都王颖的手中。
司马越逃回了自己的东海封国，开始寻找另外的支持。在他的关系网里略微兜了个圈子之后，便联络上了鲜卑和乌桓人的骑兵。成都王颖也并非没有胡人的支持，匈奴的刘渊声称，将发动匈奴的五部之众，对抗鲜卑与乌桓。
但是这支援兵显然太遥远了，司马颖没有能力坚持到他们到来。
事实上，成都王颖的部队并非被鲜卑骑兵击败，而是在恐慌中自行溃散的。司马颖没有把握守住邺城，觉得还是拥着皇帝，逃到洛阳去比较安全。但是他的母亲程太妃舍不得离开，他于是又开始犹豫。
成都王颖对邺城一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眷恋。当年讨伐赵王伦时，他到了洛阳，然后很快就回到邺城。这一次，还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之后又有两次，本来他都大有机会留在洛阳独揽朝政，可是他都宁可选择回到邺城遥控。从洛阳到邺城，直线距离超过二百公里，以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可以想象遥控是何其不易。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此，才先后给了长沙王乂和东海王越扩张权力的机会。
最初决定奔赴洛阳的时候，成都王颖麾下，还有甲士一万五千人，他的谋主兼朝廷的中书监卢志连夜调度，黎明前三军已经整装待发。这之后在母子俩犹豫期间，大众逃散。等到终于出发时，就只剩殿中武士千余人了。
永兴元年的成都王颖，实际年龄不足二十五周岁。一段时间以来，他掌控着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但是很可能，他是个心理上还远没有独立成熟的孩子。
长安的危机解除后，作为成都王颖的老盟友，河间王司马颙再次派出他的大将张方东进接应。张方击败了留守在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的小股部队，然后就驻扎下来。
毫不奇怪，落魄而来的司马颖，不能指望张方对他会有多么尊敬。既然皇帝被从邺城带了回来，张方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对朝政发号施令。和之前的专权者相比，他显然更不适合做一个决策者。前者往往还只是胡滥封赏，任用亲信，张方则干脆纵容他的士兵在城市里抢劫。
很快，洛阳城就变成了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即使对抢劫者自己而言，也是如此。
于是，和上次屯兵洛阳城外的时候一样，张方又觉得自己该回长安了。这次的区别是，这个武人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做出了一个很可能他的主子河间王颙也未必喜欢的决定，把皇帝一起带走。
十一月初一，张方带兵入殿，他指着自己的车乘，要惠帝上车。惠帝吓得转身飞奔，躲避到后园的竹林里，但张方的士兵很快找到了他，把他拉出来。这个时候群臣逃散，只有中书监卢志一个人留在惠帝身边，他对哭泣的皇帝说：“事到如今，只有一切都听张将军的了。”
于是，惠帝被接到张方的营垒里。接下来，张方开始搬运后宫的收藏，可以想象，这个情景混乱不堪。西部来的士兵开始奸污宫女，争夺宝物，珍贵的丝织品被用来垫衬马鞍，魏晋以来的积蓄，因此扫地无遗。
为了断绝人们回到故都的心思，张方传令放火，要烧掉宗庙和宫室。这个时候，大概很多人都会想起一百年前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情景，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也许，还有人低声背诵起了蔡琰的《悲愤诗》。
卢志站了出来，他说：“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之后还可以听到，怎么能效仿他的做法呢！”
张方毕竟还有些顾忌，已经点着的火把被放了下来，洛阳城暂时逃过一劫。
在此之前，那个令成都王颖留恋不已的邺城，已遭到了洗劫。邺城是中原仅次于洛阳的大城，建安九年（204）由曹操开始营建，至此时刚好一百年。鲜卑族的士兵打进邺城后胡作非为，尤其热衷于掠人妇女，以至于带他们来的幽州刺史王浚也觉得闹得太过分，于是传令说，有胆敢挟藏妇女的处斩。这个时候，晋政府的官员还有他的威严，使鲜卑人害怕了，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抢来的八千女子，沉入了易水。
也正是因为这点威严，胡人武士的破坏欲望，还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邺城内的主体建筑，都还得以保全。但是十三年后，邺城王宫还是没有逃脱被焚毁的命运，纵火者是羯族人石勒，后面将专门谈到他。
八王之乱至此已接近尾声。仍然留在这场闹剧的舞台上的，只剩下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他们将完成最后的演出，并拉开更大的动乱的序幕。
手下的将军把皇帝劫持到长安，不久后又废黜了成都王颖的皇太弟身份，这两件事使河间王颙成为众矢之的。东海王越以迎回天子车驾为名，向他发动进攻；而当年追随成都王颖的将军们，也把他当作了攻击的目标。
为了减轻压力，司马颙恢复了成都王颖的部分职务，让他回洛阳去，希望他能镇抚自己原来的部下。但司马颖只是不断流亡，而不曾有任何作为。他已经没有权势，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仅剩下当年的一点名声。就是这点名声要了他的命，因为担心有人用他的名义号召作乱，一个深夜里，他被人绞死。
临刑之前，这位年轻貌美的王爷，只是想要一盆热水，好好洗一个澡。
另外，司马颙也愿意把惠帝送回洛阳。但问题是，经过这次洛阳之行，张方和他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看惯了皇帝和各位王公在自己面前畏畏缩缩的模样，张方对这位主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敬畏。何况在这一点上张方并不糊涂：如果让司马颙和东海王越达成和解，自己立刻会成为牺牲品。
张方说：“我们有地理优势，国富兵强，奉天子来号令诸侯，谁敢不从？怎么能拱手受制于人！”
这话不乏依据，关中这块土地有过光辉的历史，司马颙被说动了。
但是，他错估了形势。
在战场上，河间王颙的军队节节败退，他开始焦虑，期待谈判，而张方是谈判最大的阻力。由于这时司马颙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对张方下达命令，便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暗杀的确成功了，但是司马颙再一次错估了形势，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谈判的资本。捷报频传的东海王越已经看准，仗继续打下去将会有更大的战果。
司马颙杀了刺杀张方的刺客，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交代。但对战局他毫无办法，最后匹马逃进了太白山。从此政治上他已无足轻重，到永嘉初年，他在赴洛阳途中被人扼死时，已经很少有人还关心这件事了。
鲜卑人一直杀进了长安城，他们的兴趣，显然不在什么奉迎天子车驾回洛阳。鲜卑人的抢劫中，两万多长安居民和官吏死亡。朝中官员逃散，跑到山里捡橡树子吃。回想一百年前的李傕郭汜之乱，人们会觉得，历史惊人地缺乏创意。
三、不切实际的愿望
这时已经是公元306年。这一年的六月初一，晋惠帝回到了洛阳，五个月后，他吃了几块麦饼，然后在显阳殿驾崩。有人说，这只是一起偶然的食物中毒事件，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死于东海王越的谋杀。但对惠帝而言这无关紧要，也许他反而会感到庆幸，他终于不必再木偶似的被人搬来搬去，他可以休息了。
即位的是皇太弟司马炽，是为晋怀帝。他开始遵奉旧制，在东堂听政，每到朝廷会集群臣宴会时，就与大臣官员们讲论各种时政，探讨儒家经典的内容。黄门侍郎傅宣感叹道：“今天又看到了武帝的时代了。”
与其说傅宣说了一个事实，不如说，这句话反映了朝臣们当时共同的美好愿望。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更可怕的时代，正以黑云压城之势逼来。
看起来，东海王司马越取得了这场八王纷争的最后胜利，他已经是洛阳城中实际的最高权威。但和其他王爷一样，他无法恰当地运用手里的权力，朝廷里新的矛盾开始激化，而外面的情况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糟糕。当初还是打手小兄弟的胡人种落，现在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尤其近在咫尺的威胁，是匈奴人建立的汉国的军队。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洛阳城的饥困一天比一天严重。司马越派出使者，用羽檄征召天下的军队。怀帝叮嘱使者说：“替我告诉四方的将军们，现在来还来得及，再迟些，就一切都晚了！”
然而，终于没有军队到来。
东海王越对洛阳城里的局势感到绝望，他选择了离开。四个月后，司马越病逝在项城。某种意义上，这对他来说是个幸运的结局。又过了一个月，追随他的十多万人全部死于石勒的屠杀。
司马越带走了洛阳城里最后的精锐部队。所以洛阳的各政府办公部门，都只有挖掘壕堑以自守，皇宫反而无人理会。饥饿的恐慌笼罩，死人交横，盗贼公然行动，桴鼓之声不绝，洛阳城已经草木皆兵。
怀帝终于也没有能够离开洛阳。他身边的大臣和宦官贪恋家产，不想走。洛阳城中已经开始人吃人了，可是这些人还有家产可以贪恋。他实际上已经上路了，没有车乘，那就步行出西掖门，但到了铜驼街的时候，在这条昔日洛阳城最繁华的街道上，他遭遇了盗贼的抢劫，因而不得不退回。天子的警卫，已经连普通盗伙都对付不了了，显然，更不用指望他们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匈奴大军了。
永嘉五年（311）的五月，汉军对洛阳发动总攻。在河南境内，晋军先后十二次失败，三万将士阵亡。第一位到达洛阳城下的汉国将军实际上已经有可能拿下这座都城，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他决定把这份功劳留给更尊贵的人。
洛阳城的陷落因此推迟了两个星期，但这只是加重了对城里的人内心的折磨。这位将军把军粮辎重屯放在当初张方留下的旧营垒中，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烧毁了停泊在洛水上的船只，这是怀帝逃往东南方向的最后希望。
六月初五，汉军王弥部到达宣阳门。初六，汉始安王刘曜的军队到达西明门。十一日，宣阳门被攻克，围城军队进入南宫，登上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史称“悉收宫人珍宝”，但实际上，此时很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好抢了。
怀帝出华林园门，想逃奔长安，没有成功，于是做了刘曜的俘虏。这之后，王弥和刘曜进行了简短的辩论。王弥认为洛阳在天下的正中，四面山河可以作为要塞，有现成的城池、宫室可以利用，应该让主上迁都洛阳。但是刘曜的看法不同，洛阳是四面受敌之地，现在大乱方兴，是没有办法守住的。
但是刘曜也不愿意把洛阳留给别人。所以他下令挖掘各个陵墓，然后把宫庙、官府，都付诸一炬。
这一次，任谁再站出来，也没有用了。
五年之后，刘曜的军队又出现在长安城外。
长安城内的，是怀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怀帝被杀后他在这里登基，作为晋朝皇权在北方仍然存在的最后象征。为了争夺这个象征，晋的臣僚王公们继续明争暗斗。愍帝身边的人为了保证把他控制在自己手里，拒绝他去其他任何地方；而其他地方的人则因为害怕愍帝身边的人坐大，拒绝向长安发起救援。还有人实际上等待着愍帝死亡，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被包围的长安也是内外断绝，一斗米价值二两黄金，城里又开始人吃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这将成为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不想战死，那投降就是必然的了，但城里的人还想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于是西晋历史上最后一个丑陋的镜头出现了。将军索写信给刘曜说，城里的粮食还足以支持一年，绝不是容易攻克的，如果能给他高官厚禄，他就献出长安。
刘曜的回答很干脆：“我带兵十五年，从来不使用阴谋诡计，一定会不惜兵力取胜。如果你确实还有军队和粮食，那就请和我继续打下去，如果没有了，那也请早点明白天命吧。”
建兴四年（316）九月十一日，晋愍帝开长安城东门向刘曜投降。和洛阳不同，长安没有什么好再被焚毁的，晋愍帝在这里登基的时候，这座古老的都市，就已经人口不满百家，蒿草荆棘丛生。
那些姓刘的匈奴——夏禹还是单于
一、洛阳的匈奴贵族
刘渊的生年不详，但大抵是在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到了魏元帝咸熙时（264—265），刘渊作为任子到了洛阳。也就是说，此时他的年纪，最大不超过十五周岁，最小则才刚刚十岁。
这差不多是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的年纪。和现在很多即将远行的孩子一样，刘渊到洛阳去，要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尽管没有去过那里，但通过其他途径，一个大概的认识，还是有的。
刘渊是匈奴左部帅刘豹的儿子。这一支匈奴在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迁到长城以南，生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附近的汾涧之滨，到曹操时被分割为五部。因为他们的远祖冒顿单于娶了汉高祖刘邦的宗女，又曾与刘邦约为兄弟，所以就改姓了刘氏。这样，和汉人交际的时候多少会方便一些。匈奴人在这里势力很大，所以并州的门阀大抵希望能和他们建立起一种伙伴合作关系。当地最大的家族太原王氏，就一直把刘渊视为重要的朋友。后来，这个家族的嫡宗王浑、王济父子，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刘渊，或者为他辩护。
所以，刘渊熟悉汉人，事实上，他接受的就是汉文化的正统教育。很小的时候，刘渊就能相当到位地实践汉人那种略显夸张的孝道，他在母亲丧礼上的表现如此符合礼法的要求，以至于得到过汉族高级士人的称道。然后，刘渊学习过好几部儒家经典。这可能会导致他到洛阳后略有失落，因为在那里，这些名义上保持着神圣性的典籍早已经不时兴了。在洛阳还谈论这些，就好像在巴黎的贵族沙龙里，却一丝不苟地穿着那些大众名牌一样。
秉承着匈奴人粗犷尚武的习性，刘渊还是对和战争有关的书籍更感兴趣。他喜欢阅读孙吴兵法，还有《左氏春秋》（《左传》历来是被很多人当兵书来读的）。他曾经对同学谈论过自己的理想：“随何、陆贾不会统兵，周勃、灌婴不懂治国，我常常为此而感到羞愧。前者在汉高祖的时代却不能建立封侯的业绩，后者遇到了汉文帝却不能振兴礼乐教化，难道不可惜吗？”基本上，这是以出将入相自诩了。
在洛阳期间，刘渊有过两次实现自己军事梦想的机会。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推荐刘渊去指挥灭吴的战争；关陇地区发生秃发树机能的叛乱时，再度有人提议，临时授予刘渊将军的职务，让他率领匈奴士兵前去敉平。这两个设想都很快被否决，理由是同一个，晋政府不可能对一个匈奴人感到放心。
以上事件可以作为种族歧视的证据。但是从另一面说，这样的建议能够被提交到晋武帝面前认真讨论，恰恰也可以说明歧视并不极端。这可能造成刘渊对某些具体的人产生怨愤，但对汉民族本身，他没什么敌意。少年刘渊到了洛阳，之后他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十五年。这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日后回想起来，多半注定会有一种亲切而感伤的情愫。洛阳城里最精致的汉文化氛围在刘渊身上，会打下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感受，可能也存在于刘渊的儿子刘聪身上。除了和父亲一样博览经史之外，刘聪还擅长写草书和隶书，文章做得也不差。如果说，这个评价可能是史官的谀辞，那么不容否认的是，年轻时代的刘聪写作了一百多首抒情诗，以及五十余篇赋、颂之类的作品。仅从这个数量上，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热情。
刘聪来到洛阳时，年纪一样不足二十岁。和父亲相比，他受到的待遇更像一个明星，京师的名士无不和他结交，张华、乐广这样的舆论领袖都给他突出的评价。一次，刘聪和王济一起去拜访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司马炽见到刘聪，说出久闻大名的话来。宾主双方交流了文学上的心得之后，开始比赛射箭，结果是刘聪得十二筹，而王济和司马炽都只有九筹。就这个结果看，这次较量没有因为身份尊卑而弄虚作假，是几个年轻人之间真正的体育竞技。
而当时大多数匈奴人，与汉人打交道时的感受，则要糟糕得多。
二、《徙戎论》
问题的源头要上溯得很远。新莽时期和东汉初年，中原大乱，大量匈奴人趁机内迁。等到汉光武帝大抵平定了天下之后，他本来有机会将这些匈奴人全部赶走，事实上，他手下一些好战的将军正是打算这么干的。但是光武帝考虑到当时天下疲敝，于是下诏说：“如果动员天下一半的力量，就确实能够消灭这个大敌，难道不是我最大的心愿吗？但要是时机未到，那就还是与民休养吧。”看来，汉光武帝是想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但糟糕的是，即使子孙后代真的比我们更高明，积重难返的处境里，他们要面对的困难也比我们要大得多。
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道：“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期间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许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
直觉上，会觉得这个西方人有一点危言耸听。第一，即使赶走了匈奴人，同一时期大量涌入的羌人、氐人也会造成同样的麻烦；第二，如果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可以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恰恰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朝廷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考评体系，那官员们重视的，便永远是字面上的政绩，而不是现实的民生。所以他们很少会认真考虑，该给自己和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之间的关系怎样一个定位。而政府的小官吏乃至于一般汉族群众，也乐于对胡人进行讹诈乃至赤裸裸的侵夺。因为言语不通，胡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所受的冤屈向上反映。历史总是这样，直到大动乱最终发生之前，人们总是认为压迫行为是十分安全的。
当然，也不乏乐于对胡人表示亲善的汉人，但那几乎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和政府希望他们做的相反，为了发泄自己对处境的不满，他们煽动胡人暴动甚至叛乱。
这样的事件贯穿了后汉、三国的历史。到了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太子洗马江统奏上一道表章，即著名的《徙戎论》。江统对胡人充满敌意，但是他也承认错误多少在汉人一方，“士人百姓习以为常，玩忽对待，经常欺负他们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江统对少数民族可能酿成的祸乱忧心忡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设想是，发给他们路上的口粮，把关中的胡人全部迁回他们的故土。这方面，江统是典型的文人，没有进行成本核算的能力。现在早已经不是光武帝时代，这些人在这里时间最长的，已经定居了差不多三百年。就凭一点口粮而不给拆迁补偿，显然无法打发。何况，根据晋政府的运作能力，就是这一点口粮能否确保发到胡人手里，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将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钉子户”，而是人数达五十万之众，男子随时可以全部变为骁勇善战的士兵的匈奴和羌、氐民族，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朝廷拒绝了江统的提议。之后不到十年，戎狄乱华的事情果然发生。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但其实，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不过是将惨祸再提前个几年而已。
三、汉朝的继承人
被授予兵权的提议第二次被否决后，刘渊表现出来的情绪相当激动。在一个公开场合，他称自己“本无宦情”。这句话差不多是当时热爱玄学的官僚的口头禅，这也可算刘渊融入了洛阳环境的证据之一。他又说自己已经有死在洛阳的打算。这句话差点为他真的招来杀身之祸，齐王司马攸因此向晋武帝进言说，不除掉刘渊的话，并州迟早将不得安宁。这个细节未必可靠，因为史书作者热衷于找人来说些精准异常的预言，而司马攸是当时晋皇室中唯一让人感觉舒服一点的人。当然，即使此事是真的，晋武帝没有因此把刘渊怎么样，也不出意外。
刘渊显然有点过于悲观。事实上不久后刘渊的父亲去世，他就回到并州接任了左部帅的位置。到太康十年（289）以后，刘渊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换句话说，他对匈奴人的领导权大体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期间，他除了在五部匈奴中取得崇高的威望之外，也使得“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从游焉”。到元康（291—299）末年，刘渊因部落中有人叛逃出塞而被免官，但旋即，居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又起用了他。于是，刘渊就又到了邺城。
这时司马家的王爷们已经打得天翻地覆，并且都开始尝试动用胡人的力量。成都王颖想到即将面对乌桓、鲜卑骑兵的攻击，感到恐惧。于是，刘渊向他建议说：“现在二镇强盛，有众十万，恐怕宿卫军队及邺城附近的士庶难以抵御，我愿意为殿下回到并州，游说五部匈奴，以赴国难。”
短暂的犹豫之后，成都王颖同意了。
在此之前，并州的匈奴人已经开始谋划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发动叛乱。他们派人来接刘渊回去，当时成都王颖没有同意，刘渊便让来人先回并州，组织力量以声援成都王颖的名义起兵。史书评论道：“这实际上是对成都王的背叛。”
刘渊的谋划主要是在为自己考虑，这没有疑问。但大体上，他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对不住司马颖的地方。临行前，刘渊叮嘱司马颖不要放弃邺城，那样即使到了洛阳，政治影响力也将丧失殆尽。司马颖没有听从，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刘渊所言不虚。乃至于司马颖已经失利之后，刘渊仍然按照承诺发兵救援，派遣步骑二万，准备向鲜卑人发动攻击。
这个决定在匈奴人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刘渊的从祖，一直极力支持他起事的左贤王刘宣这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晋人无道，把我们当奴隶一样看待。现在司马家的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这是上天已经放弃了他们，而让我们兴复呼韩邪单于的业绩。鲜卑、乌桓是我们的同类，可以作为后援，怎么能攻打他们呢？”
当初，南北匈奴分裂，衰落之后有总数十余万落(1)的北匈奴从此自称鲜卑。所以，刘宣称鲜卑为同类，不仅是出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近感，而且是有坚实的依据的。但是，刘渊仍然反对这个意见。也许在他看来，和汉化程度更浅的鲜卑人合作，那也就更明确了自己胡人领袖的身份。刘渊说：“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小土堆）乎？”他想做的是大禹王、周文王那样的人物，以戎夷的身份，却能使天下归心。当然，刘渊也清楚，匈奴人的身份会使汉人接受自己的时候有点困难。于是，刘渊想到，昔日汉王朝的荣光在当时人的心中，还有重大的影响力。
永兴元年（304），刘渊于左国城南郊（今山西方山县境内）设坛，即汉王位。在刘渊和他的拥戴者眼里，这一时刻自然是无比庄严的。刘渊发布了长篇诏令，完整地回顾了西汉、东汉以及蜀汉的历史。他歌颂了刘邦、刘秀等英明帝王的业绩，感叹后主刘禅所遭受的窘迫和屈辱。最后，刘渊指出，现在上天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为降临到汉朝身上的灾难感到后悔。
所以，洗雪耻辱的重任，当然就落到了他这个汉朝外甥的肩上。刘渊追认刘禅为孝怀皇帝。在洛阳的时候，刘渊也许曾从安乐公刘禅的宅第附近经过，至于他那时的心情，则当然不得而知。
事实证明，刘渊“崇冈峻阜”的政治蓝图完全与他可以动员的力量脱节。至少，匈奴士兵“毒于骨髓”的仇恨，没有办法克制住不发作出来。一次战役中，将军刘景竟把三万多男女百姓沉入了黄河，刘渊听说后大怒，他说：“刘景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天道难道能容忍这种行为？我所想要消灭的，只是司马氏家族罢了，普通民众又有什么罪？”
这种愤怒很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刘渊不能不尊重族人的兽性和报复心理。所以他所做的处理，仅仅是将刘景由灭晋大将军降职为平虏将军。那么理所当然的，类似的事件也就不能不一再发生。而既然匈奴人不收起屠刀，刘渊为汉报仇的宣言，传到汉人耳朵里，自然也就是一个毫无欺骗性的谎言，汉政权完全没有可能真正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戴。
永嘉四年（310），称帝还不足三年的刘渊去世。临终前，除了让太子刘和即位外，刘渊还委任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这是实行胡汉分治的一个标志，当然，也标志着刘渊对做夏禹或者周文王，已经完全绝望。
* * *
(1) 一般认为，落的概念略近于户，则十余万落当为不下五十万人。
四、刘聪的纠结
刘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兵十万屯于京师近郊。他和新即位的太子将发生矛盾倒也毫不稀奇。刘渊尚未殡葬，斗争即已展开。结果是刘和被杀，刘聪登上了皇帝位。这场胜利来得十分轻易，对汉国的实力没有构成什么影响，所以就在第二年，刘聪继续对晋政府发动攻势，并最终攻下了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司马炽。
怀帝被带到了刘聪面前。前面提到过，当初刘聪在洛阳时，曾与还是亲王身份的司马炽有过一些交往。故旧重逢，作为绝对优势的一方，刘聪并不想显得盛气凌人，他用一种拉家常的方式，提起了一些往事，又问：“这些，爱卿你还记得吗？”
怀帝说：“臣怎么敢忘记呢？只遗憾当时没有早识龙颜。”
刘聪又问：“你家的亲骨肉，为什么互相残杀到这个地步？”
怀帝回答说：“大汉将应天受命，所以我们自相驱赶杀戮，正是替陛下扫清道路。这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再说，如果我家能够尊奉武皇帝的基业，九族和睦相处，陛下哪里还能得到天下呢？”
这番话让刘聪听得很高兴，他甚至因此把自己的一个宠妃赐给了司马炽。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为了卖弄自己的成功，刘聪还是忍不住要羞辱一下这个会说话的老朋友。他让司马炽穿上僮仆的青衣，给群臣巡行酌酒劝饮。很多晋的旧臣见此情形，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些眼泪让刘聪觉得不安全，自己胜利者的优势仿佛也并不那么可靠了。于是，刘聪就把怀帝鸩杀了。
三年多之后，晋愍帝司马邺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他也做了刘聪的俘虏，刘聪起先也不想杀他，但最终他也死于怀念晋室的人们的眼泪。一次刘聪出猎，让司马邺手持画戟为先导。人们指着司马邺的背影说：“这就是过去长安城里的天子。”然后，遗老们开始潸然泪下。
杀死两个晋朝皇帝的时候，刘聪心头多半也阴云笼罩。在很多方面，不管他汉化得已经有多么深，他终究得不到汉人真正的拥戴。也许他有预感，自己这个汉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对现实世界的不安转化成对另一个世界的期待。据说，刘聪的一个儿子曾经死而复生，他告诉刘聪，在这个过程里，他到不周山上见到了刘渊。刘渊说，有一个叫遮须夷的国家，正在等待着刘聪去做那里的君主。
临终之前，刘聪不断听到鬼魂的哭泣声，而那个早已死去的儿子，也在光天化日下出现。对此，刘聪没有感到害怕，他说：
“这孩子是来接我的吧。想不到死后真的有神灵存在，这样的话，我不为死而悲哀了。”
五、汉—赵政权的结局
刘聪一共在位九年。当上皇帝之后，他的生活很快腐化。长年在外征战，先后打下洛阳、长安的，是他的堂兄弟刘曜。尽管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但刘曜并不像是一个高明的将军，因为他打过的败仗几乎一样多。
不过也应该考虑到，很多时候刘曜是在没有封赏，乃至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作战的，他要保证士气实在非常困难。因为刘聪沉溺于酒色之中，实际上操纵朝政的是一些宦官。于是“军旅岁起，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后宫之家赐及僮仆，动至千万”。
君主荒淫，阉竖乱国，奸佞挑拨离间，忠良苦谏之后或者被杀，或含愤而死……同样的故事历史上早已反复上演过多次，并且仍将不断涌现，只是演员姓名不同而已。在汉政权里，要说有什么显得有点特殊的人物，那应该是靳准。
当初，刘聪篡位后，因为自己不是刘渊的嫡子，就立了一个具有嫡子身份的皇太弟刘乂。至于刘聪的内心，当然还是希望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刘粲，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埋下了隐患。靳氏家族似乎有出美女的传统，靳准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刘聪本人，一个女儿是刘粲的正妻，还有一个堂妹是皇太弟刘乂的妾。但是，刘乂把这个妾给杀了，而且出口不逊。于是，靳准就站到了刘粲一边。
靳准设计了一系列的阴谋，杀害了大批正直的大臣，并最终陷害了皇太弟刘乂。因此被坑杀的人数达一万五千之众，使得平阳城内的街巷为之一空。刘聪病死，刘粲当上汉国皇帝。部分是因为靳准巧妙的诱导，刘粲的全部兴趣都集中于在后宫游乐和举行宴会。他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交给靳准处理，于是靳准看准时机，发动政变杀了刘粲。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赵高和秦二世之间的故事，看来史书还是愿意把靳准塑造成一个模式化的奸臣。但接下来的事件，有一系列难以理解的地方。靳准的行为比赵高要极端得多。他不但不分男女老幼，公开处死了汉国皇族的全体成员，而且挖开刘渊、刘聪的陵墓，把刘聪的尸体斩首，把刘家的宗庙焚毁。靳准痛骂刘渊说：“这个屠各种的小丑。”值得注意的是，靳准自己也是匈奴屠各种的人，这使得这句话显得格外刺耳。
靳准声称，自古以来没有胡人当天子的，所以他对晋称臣，想派人把传国玉玺和怀、愍二帝的尸体都送回东晋。但是，这并没有为他赢得汉国内部汉人的支持，至于东晋政府，谁都知道，那股力量微弱而且遥不可及。
西方是刘曜的势力，东方则是石勒，汉国的首都平阳处在他们的包夹之中。于是，刘曜和石勒都率兵杀回，以靳准手上这点可怜的兵力，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总之，靳准已经用一系列行动封死了自己所有的退路，这简直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自杀行为。从之前的表现看，靳准并不愚蠢，那么，是对刘氏的仇恨，使他宁可必死，也选择要这样做的吗？
民间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说法，赵高是赵国的公子，为了复仇投身到秦宫廷，从而在内部瓦解了秦朝。要是把这个设定安在靳准身上，也许还更容易把故事编圆一些。
这时是晋元帝大兴元年（318）。由于胜券在握，刘曜讨伐靳准时没有急于进兵。他先在赤壁称帝，然后派人给靳准传话说：“刘粲确实乱了人伦，靳准废了他，我才可以当上皇帝，也算大功一件。如果能早早迎接我的车驾的话，我不但可以免除靳准的死罪，还会非常倚重他。”
靳准不相信刘曜的话，但他身边的人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赦免，于是就杀了靳准，向刘曜投降。
乍看起来，刘曜早年的经历与刘渊、刘聪完全一致，先学习汉文典籍，后到洛阳游历。然后落实到具体的经验，则可能感受迥异。刘曜“形质异众”，大概是典型的胡人相貌，这使他更难融入洛阳名士的生活圈。然后，他在洛阳犯罪被判处死刑，只好亡匿到朝鲜，即使遇赦回来后，也仍有不容于世的担忧。所以也难怪，永嘉五年刘曜攻克洛阳，选择了将之付诸一炬。他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可能充满了愤懑和不快。
平定了靳准之乱后，刘曜把国都迁到长安。又下诏说：“我们的祖先从北方兴起，光文皇帝刘渊建立汉国宗庙，是为了顺从民众愿望。现在应当改国号，奉单于为祖先。”群臣上奏说：“陛下您曾在中山称王，中山本是赵国的领土，请求改国号为赵。”
刘曜听从了，又将冒顿配祀上天，刘渊配祀上帝。
于是汉国变成了赵国，史称前赵。这个变化说明了这个政权在进一步匈奴化，但是，早年的汉化教育，还是对刘曜影响深远，刘曜在长安城里兴办了太学，后来热衷于证明汉文化的生命力的学者显然更愿意谈论这个细节。这一时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匈奴人几乎和所有的其他少数民族关系都在变得更糟。本来依附于刘渊的羯族人石勒独立，建立了另外一个赵政权，史称后赵。而巴人、氐人、羌人和刘曜之间，也都战争不断。
刘曜自己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军队补给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而厌战、恐战的情绪还在增长。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刘曜攻打前凉，他聚集了甲兵二十八万五千人，百余里的范围内，钟鼓之声仿佛使大地震动，黄河沸腾。凉州刺史张茂感到恐惧，因此派使者向刘曜称臣。其实，刘曜完全不敢让他的军队出击。因为这个庞大的军团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裹挟而来的，而剩下三分之一的老兵疲惫困顿，也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次恫吓很成功，但是刘曜不可能永远有这样的好运。太宁三年（325），刘曜与后赵军队作战。一次大胜之后，本来可以乘势追击，但是因为深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只好后撤。好容易驻扎下来以后，再次发生莫名其妙的骚乱，士卒崩溃。最终，刘曜竟然就这样从河南境内一路退回到长安。
和他的军队一样，刘曜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年轻时就爱喝酒，现在更是嗜酒如命。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328年和后赵决战之前。醉醺醺的刘曜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谏，一概认为是妖言惑众，将劝说的人处死。等他终于睁开蒙眬的醉眼，发现敌人势力强大而且迫在眉睫的时候，刘曜就觉得，还是把自己灌醉比较好，能够减少一些恐惧。
在后赵骑兵的冲击下，刘曜的军队溃散，他在昏醉中退走。马陷入一道石渠，刘曜摔到冰上，受了十余处伤，身体三处被洞穿，于是做了石勒的俘虏。石勒把刘曜装上马车，给他治疗，仍然给他提供酒和女人，希望他写信给自己留守在长安的儿子，叫他们投降。这时刘曜清醒过来，在信中要儿子坚守，不要以自己的生死为念。石勒于是杀了刘曜。
有没有这封信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前赵大势已去，于次年（329）为石勒所灭。汉—前赵政权，在十六国中率先建立，也第一个灭亡。
石勒——奴隶出身的帝王
我还记得，在高中历史课上，当老师要求我们把五胡十六国的名字都背下来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哀叹之声。幸好，这些一闪而逝的国家的帝王姓甚名谁，没有被作要求。即使当时有积极的同学背过几个，现在想必也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什么比为了考试而记忆的东西，遗忘得更快的了。
所以，我不能肯定，有多少像我这样只是喜欢随便翻翻书的人，会熟悉石勒这个名字。
石勒是五胡中的羯族人，十六国中后赵的建立者。我想过，石勒的生平是不是也适合被改编成电视剧之类的东西。结论当然是不。石勒出身卑贱，曾被人贩卖为奴隶，而后来成为了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君主，这样的故事的确足够传奇。但是，他毕竟没有成为天下的共主，还不足以被放置到盛大的权力中心来供观众们神往。而且，后赵的历史也远不够长，他的史官还来不及把石勒发迹前的种种劣迹涂抹得不着痕迹，所以，这个人物也远远达不到电视剧主人公所应有的正面标准。
但也正因如此，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松一些。吕思勉先生曾经花过很大的心力证明，无论是反秦还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的屠城记录未见得比项羽少。而浏览石勒的生平，则不必有这样的曲折，我们可以大致清楚地看到，这个后来几乎有点开明君主面目的人，本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一、乱世的法则
西晋末年，战争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全国。正规军很快面临兵员不足的问题，王爷和将军们便四处抓起了壮丁。汉人固然要抓，至于那些已经内迁至汉人居住区的夷狄，既然非我族类，抓起来就更加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
石勒就是这无数夷狄中的一个。
在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当中，羯族最为弱小，血统上又和汉人悬隔最远，高鼻深目的模样怎么看怎么透着古怪。石勒和他的族人无疑是受尽了压迫。根据我们所习惯的某些故事叙述的套路——比如《勇敢的心》里梅尔·吉布森那样的，石勒将会成为一个反叛者，率领自己的族人发动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
但这是英雄的逻辑，那时的石勒却更像是个奴才。我的意思是，谈不上野心，但充满了欲望。奴才要争取的，也就只是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比现状稍好一些，然而为了这个，他比一般人更不介意践踏道德的底线。
石勒显然认为，相比站在自己穷苦的同胞一边，还是为有权有势的汉人出谋划策更加明智。他找到一个叫郭敬的有势力的汉人，对他说：“现在一片饥荒，守穷没有出路。胡人们没有东西吃，应该哄骗他们，说将要率领他们去冀州糊口，趁机把他们抓起来卖掉。”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精彩的创意。遗憾的是，有人比他行动得更早，规模也远远要更大，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这位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有和他同样的构思。于是，在前往诱拐自己少数民族兄弟的途中，石勒被戴上了枷锁，然后从并州被卖到了冀州。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石勒改变自己努力的方向——投靠一个主子。他先是设法结识了一个叫汲桑的马场主，靠汲桑支持的力量来打劫过往的客商和附近的其他养马场，再用抢来的东西讨汲桑的欢心。和汲桑的马场一样，附近的那些养马场也是西晋的国营单位。但在这整个国家机器濒临崩溃的时代，执法部门不可能还顾得上来制止这些不正当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