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里，石勒自然体现出了他的才能。但据常理推断，应该也只是那些属于黑道上好汉的勇猛、嗅觉和手腕，主导着事件进程的无疑还是汲桑。政府官员扶植黑社会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的年头，想必不会是什么稀罕事。
局势越发乱了起来。晋朝的皇帝被权臣从洛阳挟持到了长安，这无疑为地方上的各路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在讨伐乱臣的名义下，可以明目张胆地扩大地盘和扩充军队。这个时候，汲桑当然也只是小人物，他需要抱上更粗的大腿。于是，石勒追随着汲桑加入了某一股势力，并卷入战争之中。在这支军队里，很多人是囚犯和山野里的亡命之徒，石勒不是军事天才，不能把这些人改造成训练有素、军纪严明的部队。但是凭借着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激发出来的凶悍和残忍，已经足以取得很多胜利。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每每具有同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失败也不可避免。
然后，就是逃亡和寻找一个新的主子。
在《晋书·石勒载记》中，记录了石勒身上的很多奇迹，以暗示石勒后来的成功是天命所佑，早已注定。这种粗劣的神秘主义手法，自然会为今天的读者不屑一顾。除此之外，说石勒很早就有了要建立自己的功业的想法，也一样不是让人可以轻易信以为真的结论。
投靠郭敬，投靠汲桑，投靠张都，一直到后来追随匈奴的刘渊，石勒总是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主人。与其说这个过程，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野心而准备的漫长的隐忍负重，倒不如这样看：在这样的乱世里，似乎只有这么做，才能为生存赢得起码的安全感。石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抱上他当时所能抱到的最粗的大腿。
再然后呢？不要忘了，乱世的诸多法则里永远有这样一条：这个年代里不但有诸多异常惨重的失败，而迎来的成功之巨大，有时候连成功者自己都猝不及防。
二、两个文人
这里想岔开去说两句主流通史。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石勒是受尽苦难的羯族小帅和农民。因为他受尽苦难，养成了强烈的破坏性和报复性，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
等再看白寿彝那套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能这样谈论苦难和性格的关系是何其可贵。也许白的书更多一些那个时代的偏见，但若是书中频繁地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这恐怕更不免令人惊疑。
事实上，即使手下的军队已经扩充到数万乃至十余万人的规模之后，石勒仍然保持着早先的流寇作风。他的军队在华北大平原上游荡，并且两次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江汉一带。即使攻下了邺城，这个从曹操开始就大力经营的繁华都市，石勒也只选择大肆烧杀掠抢之后弃之而去。
石勒的流动势力引起了晋朝名将，也是白衣如雪的诗人刘琨的关注。在一封进行和平试探的信件中，刘琨指出了石勒的缺陷：“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
刘琨的统兵才能远远不能和石勒相比，他的征兵点曾创造过一天内数千人投奔，而同时又有数千人逃亡的纪录。这样的客流量也许会令一个旅游景点的老板满意，对一个将军而言却简直失败到家了。但这并不影响刘琨在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上比石勒更有眼力，或者，这就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刘琨和文盲石勒的差异之处。
在石勒奠定基业的过程里，真正引人注目的读书人有两个。一个是张宾，他是赵郡中丘人，远离魏晋的文化中心洛阳，当然也就没机会接触到那时最时髦的玄学。实际上魏晋玄学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广泛，基本没有溢出洛阳最高级的世族，普通人就是想对这种高档文化消费品感兴趣，只怕也会被大喝一声：“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所以，张宾对玄学基本没什么认识。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知识构成和气质，都还接近比较传统的儒生。
这个说法也许会有人反对，因为张宾去投奔石勒的时候，选择的方式是提了一把剑堵在军营门前大喊大叫，这个姿态十分豪侠。不过，觉得儒生文弱至少在那时是个错觉。西汉讲《诗经》的大师辕固，七老八十的时候还能一矛刺死凶悍的野猪；东汉的士人们遵照《礼记》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则，都讲究如果父亲遇害不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最好亲自动手一剑把仇家给宰了。所以，不妨认为横剑在手是传统儒生的几个典型造型之一。
《晋书》把《张宾传》附在《石勒载记》之中，可见张宾对石勒影响之深。在他的身上，堆砌着“机不虚发，算无遗策”之类的诸葛亮级的人物才能享用的形容词。据说，石勒能够成功的关键性决策，都是张宾的功劳。而在张宾早死之后，石勒看着手下的谋士，则流下了曹操哭郭奉孝式的眼泪：“右侯（张宾）舍我而去，让我和这些家伙谋划大事，老天也太残酷了。”
对我们这些一般读者而言，另一位文化人的名声，显然比张宾要大得多。因为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已经反复领教了他的事迹。比如，他官居晋朝太尉，是大美男子，手拿白玉柄的麈尾，手的颜色和玉柄没有分别。他还很清高，觉得谈钱真是耻辱，只愿意用“阿堵物”来称呼这种肮脏的东西。
这个人就是王衍。
《晋书》精心布局了石勒和王衍之间的遇合。在故事的一开始，石勒还是一个卑贱的小贩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倚门长啸。魏晋人的“啸”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口哨，大世族大名士的特权。石勒何以能够掌握这项专利技术不得而知，但是这啸声却引起了真的大世族大名士王衍的注意。王衍说：“刚才那个胡人小子，我听他的声音包含着雄奇的志向，恐怕将成为天下的祸害。”
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来，但是为时已晚，王衍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而到了两人第二次碰面的时候，情形已经全然不同。
一支晋朝军队，名义上是来讨伐石勒的，不过真实目的不过是逃出洛阳这块是非之地，所以王衍之类的文化精英也混迹其中。偏偏东进的途中，领兵的王爷病故，于是王衍反而被推举为全军主帅，好歹，他还一向顶着太尉这个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
这样的部队人数再多，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石勒率领着他的部下展开了一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触目惊心的屠杀。十万人陷入了石勒骑兵的包围圈中，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毙。最终尸体堆积如山，只留下了几位王爷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必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王衍一直处身于这个修罗场的中心，死亡的气息重重包围着他，但始终就是不发动最后一击。
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王衍被带到石勒面前。
石勒问王衍晋朝衰乱的原因。
王衍称自己从小就是不管世事的（所以不知道原因所在）。
石勒好像跟王衍聊起了一些兴致。
王衍劝石勒称帝。
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头传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纪轻轻就在朝廷里做官，一直到现在头发也白了，怎么能说不管世事呢。使天下破坏到这个地步，正是你的罪过造成的！”
终究，石勒觉得动刀子杀王衍这样的文化人是不人道的，便选择了把他和他的同伴赶回房里，半夜里推倒屋墙压死的办法。
王衍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呜呼！我们虽然不如古人，但如果不是一向崇尚浮虚的玄学，而是同心合力以匡正天下，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出于对故事的偏嗜，我把这些内容抄录了下来。要是换作一个认真读史的人，则上述内容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只有一点，即王衍死于石勒之手。石、王二人早年的遭遇过于传奇不足采信（何况一些细节明显不合情理），王衍临死前的低语怎么流传下来的也令人怀疑。史书会写成这样的原因，只不过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为清谈领袖该为那个时代的崩溃负责。这个判断想必今日仍会受到欢迎，毕竟文人气质介入政府行为将会造成灾难，这是托克维尔以来诸多学者反复提醒我们的自由主义精义之一。
所以，著史者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实王衍的罪过，还需要他亲口忏悔。这种环环相扣的故事当然比靠理性分析推出的结论有感染力多了。张宾在石勒政权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也无法断言。毕竟史书是儒生写的，儒家精神，一种不容置疑的历史政治学说才是建构社会和谐的基石，这是我们的史书的基本信仰所在。
三、刘邦的粉丝
石勒对历史很感兴趣，可惜不识字，不然很可能也会有一部伟大领袖读史之类的作品流传下来。我读到的几乎所有写到石勒的文字，都会照录他和群臣之间的这么一段对话：
在后赵的势力达到鼎盛的时候，一次宴会上，石勒问身边的大臣说：“我能和古代的哪一等开国君主相比呢？”
做臣子的当然不会放过这样拍马屁的机会，于是回答说：“您的神武筹略超过汉高祖刘邦，雄艺英武胜过魏武帝曹操，禹、汤、文、武以来无人可比，大概仅次于轩辕黄帝了吧？”
石勒大笑说：“人怎么能没有自知之明呢？你的话也太过分了。我如果碰到汉高祖刘邦，应当北面侍奉他，和韩信、彭越辈争先而已。如果碰到光武帝刘秀，那就要和他在中原并驾齐驱，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应该磊磊落落，绝不能像曹操、司马懿父子那样，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我的才能，应该在刘邦、刘秀之间的样子，又怎能与轩辕黄帝相提并论呢？”
这番话说得非常漂亮，有一种现代政治家在闪光灯前的从容得体。既流露出恰到好处的自负，又展示了自己在历史方面的见识。不过，令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石勒对刘邦、刘秀的评价问题。
前后汉两位开国君主孰优孰劣，还在汉光武刘秀创业的时候，就已经被议论纷纷。当然，这种比较是永远不会有结论的，不过石勒更推崇刘邦，倒是丝毫不出意外的事情。
太史公是太了不起的作家。不管是出于实录还是塑造的才能，总之，《高祖本纪》里刘邦的形象，尽管不招文人、小资的喜欢，但却毫无疑问地为后来没文化的成功者提供了一个样板。众所周知，石勒之后，还有一位远远要更成功的帝王对刘邦推崇备至，那就是明太祖洪武皇帝。
刘邦不读书而照样成就大业，这真让文盲、半文盲的石勒、朱元璋们感到既亲切又兴奋。刘邦的欲望常常不加掩饰，他的一些虚荣心在较有修养的人看来，也属于毫无必要（比如为了父亲当年说他不如二哥会挣家当，当了皇帝之后，他还一定要在老爸面前出这口气），这也是很有人情味，或者说“很人性化”的。刘邦常常残忍无情，但这种辣手中又仿佛总是包含着统筹全局的智慧和当机立断的果决。这想必也会令后来的成功者们觉得，自己的狠辣手段也得到了美化，并且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相比之下，刘秀秀美、阴柔、隐忍，甚至看起来有些畏缩，直到一向被视为偶像和保护人的兄长死去，才在毫无退路的绝境下一瞬间爆发出烟花般灿烂的才华。这样的人格普遍存在于今日坊间流行的日本漫画的男主角身上，也许会更受小女生的追捧，但对石勒、朱元璋这样的粗鲁汉子而言，却实在太不着边际了。
古人的习惯，他说什么什么事情，是自己所不能做到的，其实往往倒正是在说自己的志向所在。石勒多少也沾染上了这种汉人习气。他讲自己要北面侍奉刘邦，其实倒正是在说，自己要拿刘邦作为榜样。
石勒把武乡的老家老人和故旧接来，按照年纪排定座位，谈论平生。这时，石勒发现当年和自己争夺沤麻池经常打斗的老邻居李阳没来。石勒说：“李阳，是个壮士，为什么不来呢？当初打斗是老百姓的仇恨，现在孤正要在天下树立威信，怎么会和匹夫记仇呢！”于是马上派人把李阳请来。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石勒抓住李阳的手臂说：“孤往日吃足了你的老拳，你也饱尝孤的毒手。”于是重赏了李阳。
石勒传令说：“武乡，就是我的丰沛啊。我死了之后，魂灵也会回去。免除那里三世的赋税。”
“道旧故为笑乐”，“魂魂犹乐思沛”，“复其民”，一连串几乎一模一样的细节。即使石勒话里没有明确把武乡和丰沛对照，这个场面也无疑会被当作高祖还乡的一次模仿秀。
《晋书·石勒载记》富于文学性，对石勒生活细节的记述更多于后赵政权的基本国策。这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很多事情上，石勒都或自然或刻意地在展示一种粗鄙无文而恢宏大度的气质。然后，刘邦毕竟做出了一个提示：等到天下大体安定之后，你可以在心里看不起和提防文化人，但大面儿上，总得尊重和任用他们。这个方面，应该说是石勒学习得最好的。石勒在局势粗安的时候兴办学校，并亲自给学生们考试，一个文盲怎么点评经生的卷子颇令人好奇，可惜这些细节史书都阙如了。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常被提起的：
石勒召见樊垣，见这位大儒衣冠破旧，大惊说：“樊参军怎么穷到这个地步？”
樊垣生性诚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刚才碰到无道的羯人强盗，把我家财抢尽。”
石勒大笑说：“羯人强盗暴掠别人竟到这个地步吗？我来偿还你吧。”
樊垣（忽然意识到怎么可以在眼前这个羯人大头子面前说羯人的坏话呢，何况后赵的法律规定，对羯人只许称“国人”，根本就不能提“羯”字）非常恐惧，叩头哭着认错。
石勒说：“我的法令是防禁俗士的，不关你们这样的老书生。”于是赏赐樊垣车马、衣服、钱三百万。
当然，实际上还有多少儒生也遭到了羯人的抢劫但得不到石勒的召见是经不起追问的。正如刘邦实行着叔孙通的礼仪，听人诵读着陆贾的《新语》，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废除秦代不许私人藏书的禁令一样。
刘邦对石勒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在立储问题上。石勒的太子石弘，从小跟汉人学习儒家的典籍，是一个性格柔懦的文学青年。对此，石勒并不是没有疑虑，这时，大臣徐光劝他说：
“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
石勒因此而“大悦”。如果真是这句话让他对继承人有了信心，那他对刘邦的态度，也真是只有用“粉丝”来形容了。
然而，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石勒学汉高，终究没有学个十足。至少，大肆屠戮功臣一条，他是绝没有做到，天下未定的局势由不得他这样做。正是因此，石弘开创不了汉文帝那样的治世，结果倒更近于明朝的建文帝了。
石勒死后不久，中山王石虎篡夺了帝位。石勒的帝国的寿命，不但比不了高祖光武，连他所瞧不起的曹操和司马懿、司马昭，也都胜过了他。
王导和司马睿——去南方(1)
* * *
(1)普及性的杂谈文字，不能如学术文章一般详注出处。不过仍应说明，本文中的部分内容，只是对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的白话译写而已。
一、两个不重要的人
永兴元年（304）八月的某一天，河阳津渡口的官吏又开始盘查前来渡河的各色人等。这项例行公事的工作最近得到了上峰特别的重视，成都王司马颖亲自下令，不允许让任何王公贵族渡过黄河。不久前，成都王颖把惠帝的车驾劫持到邺城，同时被掳的亲王也不在少数。成都王杀心不算太重，不想对自己这些叔伯兄弟连挥屠刀，但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成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便只想把他们集中在邺城监管起来。当然，作为基层的办事人员，渡口的官吏未必清楚这一层政策意图，他只需要执行好命令即可。
眼前策马而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有些可疑，官吏们上前拦住了他，喝令他返回。这时候后面又有一骑马跟过来，马背上的乘客看来和被拦住的这人很熟络，他用马鞭轻轻敲了敲被拦住的这个人，说道：
“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怎么你也被拦在了这里？”
舍长是很小的官，官吏们当然也就不再有阻拦的必要。看着这个人弃岸登舟，也许还有人喃喃自语地说：“看这家伙好大的威风体面，原来却只是个舍长。”
事后，官吏们大概能够获知，他们上当了，他们放过的倒还真是一位王爷，琅邪王司马睿。再往后，一系列天崩地裂的浩劫中，官吏们如果能侥幸留得一命，那他们多半会从此把自己的麻痹大意描述成一种远见卓识，并且声称，正是他们，为大晋朝留下了半壁江山。
当然，在永兴元年，司马睿从邺城逃到洛阳，不久后又回到自己的琅邪封国，这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件大事。史书上甚至不愿意浪费笔墨记录一下成都王颖对此事的反应。司马睿是世袭琅邪王，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弟弟，论起血缘来与当今皇帝已经是疏而又疏。此时的司马睿在司马家诸多的王爷之中并不显山露水。他身上最足以构成谈资的，倒是一桩丑闻，据说他的母亲夏侯太妃给老王爷戴了一顶绿帽子，司马睿其实是她和一个姓牛的小吏所生。
当然，有欣赏司马睿的人物，比如出身琅邪境内最大家族临沂王氏的王导。但王导在王家一样算不上头面人物。在当时，王爷们和自己封国内的世家结交本是惯例，但王家更多的人还是愿意选择看起来更有作为的东海王司马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衍。即使是王导，他和司马睿是朋友，多年以后他们仍然乐意提起这份“布衣之好”或“管鲍之交”，但王导却也是在东海国任参军之职。
司马睿回到自己封国，是王导的建议，很可能部分也是出自东海王越的授意。回到琅邪国后，司马睿也成了东海王越的势力中的一分子，当然，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对司马越而言，王导也远不如王衍那么重要一样。
不重要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从权力斗争中脱身。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南渡建邺。平吴之后，这个昔日的吴国都城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正是一个适合不重要的人去的地方。
三国归晋之后，东吴的故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帝国。它像是长江以南一块巨大的漂浮物，无法给以一个准确的定位。
晋武帝颁布过优待吴地士人的诏令，然而诏令显然不曾得到有效的推行。征服者的优越感萦绕在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心头，足以抵消皇帝圣旨的效力，何况皇帝也未必真的很在意这项政策。太康年间，吴郡人蔡洪举秀才入洛阳，洛阳人对他的评价是：“你是吴楚的人士，亡国之余，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这样的选拔？”
这样地域歧视的文字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同样遭到嘲笑的，还有文采风流的陆机、陆云兄弟。而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角，勇猛可以屠虎斩蛟的周处，在西北战场上，可以说是被几个愚蠢的王爷给轻易地玩死了。
出身寒微的陶侃在洛阳时曾被人嘲笑为“小人”，嘲笑者是谁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温雅，抑或是顾荣？事实似乎不难判断，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温雅来自太原望族，把陶侃视为小人那是理所当然。而顾家虽然是吴中高门，但是在洛阳，顾荣的地位比陶侃又能高出多少呢？(1)
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江南，竟无人在京城任职。”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朝廷的势力，似乎也难以在吴地扎根。相比而言，蜀地倒是容易治理得多，曹魏与蜀汉固然曾是死敌，但曹操父子崇尚刑名，诸葛亮则是家世相传的法家，虽然政权更迭，政策上却仍然体现着一种延续性。
东吴各大家族的名士们在中央前途无望，也就越发控制住在家乡的权力不能放松。曾经有人向晋武帝建议，派遣年长能干的亲王去东吴坐镇，也许能够改善局面。但事实上，晋武帝所封的吴王司马晏并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即使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效用，吴王晏患有风疾，几乎丧失了视力，并且被公认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
晋武帝曾经感叹，“吴人轻锐”，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他采取的对策是，让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到江东驻守镇压。当然，这只会加剧吴人的抵触情绪，并且，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比如，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这项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西晋后期，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决策中夹杂一个明智的措施，一部分吴人得到了引用。但是，要北方士人真正接纳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
已经没有时间了，随着中原的动荡，滞留在洛阳等待机会的南方人大多数打算回去。于是就有了张翰思念鲈鱼莼菜，而辞官回乡的故事。辛弃疾在他的名作《水龙吟》中，以“尽西风，季鹰归未”这样的句子，就张翰做出这样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心的选择表达了委婉批评。然而，这只能是一个宋朝人的想法，在当时，张翰们对这个北方人的政权，还实在难以有太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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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君子小人”条。
二、南方的忧郁
东汉末年，王导的伯祖父王祥曾经率领族人，在庐江隐居二十多年。隐居是诗意的说法，真实的原因当然是躲避战乱。庐江是魏吴两国势力交界的地方，因此，琅邪王家对江东大概本不陌生，王导一再鼓动司马睿南下，多少也是吸取了自家先人的经验。
司马睿到建邺之后，最初一段日子过得相当冷清。作为政府派驻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等待着当地名流来拜谒自己。然而，一个多月过去，竟然无人对之加以理会。
这位琅邪王再不引人注目，但是要说吴地人士对他的到来一无所知或毫不介意，一样也不合情理。但问题是，他们也在等待。
永嘉元年（307），中原的局面看起来也还没有坏得不可收拾，相反，倒是有些回光返照的迹象。新皇帝即位，让人们多少抱有一些希望。朝廷内外的各股势力尽管仍在明争暗斗，但王爷们抡刀动枪的自相残杀却已经停止。面对各地的叛乱，政府军在战场上也还有能力取得一些胜利。所以这一年，在中央任司徒之职的王衍布置退路，营三窟之计的时候，也仅仅考虑到“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有负海之险”的青州，江东地区，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而只要北方的政府还足以应对危局，司马睿就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调走的地方官员。江东士人也就不必对他格外重视。
对于中原的乱局，江东士人本有观望的传统，东汉末年即是如此。大体说来，这里的人们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说这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政权，只需要这个政权能够保障自己的家族利益即可，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自己人中推出一个称孤道寡的人来。孙氏家族尽管籍贯是富春，但出身寒微，不被各大姓看作是自己人，何况孙坚父子又是以袁术部曲的身份，杀回江东的。当初，经过漫长的磨合，顾、陆、朱、张这些大家族们接受了孙吴政权，现在，他们未必不希望再有一个孙权出现。事实上，在司马睿之前，一个叫陈敏的人，也向江东士人寻求过合作。
陈敏当时任职于广陵，平灭了当地的叛乱后他有了割据江东的图谋。江东士人们对陈敏显然不抱太大的希望。也许是事先商量好的，他们中许多人以各种理由推托，不接受陈敏的任命，但以顾荣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到陈敏身边任职，以便不至于和他关系完全搞僵。顾荣在试图讨好陈敏的时候，曾明确把他比作孙权、刘备，而吴士最终彻底放弃了陈敏，也是因为确认他不足以“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桓王指孙策，孙策谥为长沙桓王；大皇指孙权，孙权谥为大皇帝。可见，江东士人们并不认为陈敏可以比肩孙策和孙权。
经历了陈敏事件，无疑也会使吴士们在选择归附对象的时候，越发地审慎。
接下来的一幕是著名的。那一年的三月初三，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王导联络了自己的族兄王敦，以及其他北方流亡来的名士，烘托着司马睿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走秀。
三月初三在当时是格外重要的节日，修禊祓除、曲水流觞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后来流芳千古的《兰亭集序》描绘的即是这一天的景象。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乘上肩舆，安排了威严的仪仗，王敦、王导兄弟，以及诸名士骑马侍从。江东人士见此景象后都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地在道左下拜。然后，王导建议司马睿派自己去拜访了吴士的领袖贺循、顾荣。终于，这两个人都接受了司马睿的邀请，这之后，吴地的士人，也就纷纷前来了。
这样故事性的记载，真实与否，历来容易为人所怀疑，何况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诸多史实也确有难以合榫之处。《晋书·王导传》中记载：“及（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据文意，观禊事似当在永嘉二年的三月初三。《资治通鉴考异》以为，王敦至建康，应是永嘉四年之后的事，“睿名论虽轻，安有为都督数年而士庶莫有至者！陈敏得江东，犹用周、顾以收人望，导为睿佐，岂得待数年然后荐之乎？”因此《通鉴》写这段，把时间放在永嘉元年九月，并删去王敦。实则如果此事真在永嘉四年，亦未必不合情理。永嘉四年洛阳倾覆在即，吴士才真正除了归附司马睿别无选择。之前王导对他们不是不推荐，而是推荐了人家也未必肯来。至于江东士人们何以对陈敏竟比对司马睿还热络些，更不难理解。陈敏是军人，对吴士曾屡动杀心，司马睿却不会有此种行为。“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也是人之常情。
虽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然而，它确实真切地反映出王导在司马睿身边的作用，以及此时南北士人们的心态。北方的名士翼戴司马睿，这样盛大的排场固然对吴士颇具震撼力，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当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北方的局面将会好转，这些大家族的名流，很快就会有回去的一天，又何必如此奉承这样一个皇室疏宗的王爷？而如果中原的形势已经绝望，除了拥戴眼前这个人，还能够有什么选择呢？
王导是司马睿身边最重要的人，或者说，司马睿更多只是形式上的代表，只有王导，才是王马组合中真正的关键人物。然而王导似乎并未做出多少业绩，在他的传记里，甚至难以找出几件值得称道的具体事件来。能看见的，倒是不同的人物一致对他作出高得惊人的赞誉。司马睿说他是自己的萧何，北方流亡来的士人则交口把他比作管仲。永嘉五年（311）洛阳倾覆，这前后他们潮水般涌向江东，很多人刚到建邺的时候感到不安，觉得这里根基微弱，随时将会步中原的后尘，但是见到王导之后，担忧就消失了。
这样强烈的反差，使得有学者觉得，《晋书·王导传》只是一份谀辞汇编，“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那个时代的当事人里，肯定也有人会赞同这个意见，比如司马睿的录事参军陈。当时，按照王导的建议，司马睿从流亡过江的人中选拔了一批掾属，人数达一百多人，这就是著名的“百六掾”。“百六掾”中有多少人具备政治才能显得可疑，他们绝大部分出身高级士族，直到此时，仍保留着在中原时的旧风气，习惯逃避事务，只求得自己安逸。陈对司马睿说：“洛阳还太平的时候，朝臣们都认为尽心尽责是平庸，傲慢放纵是优雅，受这种风气的流行感染，国家才至于败亡。现在您的幕僚仍然如此，只怕会重蹈覆辙。希望从今以后，接受任职却又称病不负责任的，全部免官。”
这样一点简单的考勤要求，被公认为苛刻，王导也不接受陈的意见。陈出身贫贱，在司马睿府中本来就是个另类。他这样义正词严而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越发使自己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过结局总算还并不太坏，他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太守。
史书上没有提及陈登程时的心情，但愤懑和失望，大概不可避免。在他的心目中，王导无疑是这些尸位素餐者的代表人物，最多算得一个滥好人而已。
陈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情。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司马睿和王导确实没有采纳他意见的余地。风气一旦形成，改变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是面对北方的威胁，司马睿要把流亡士人统一到自己旗下来，却必须只争朝夕。王马组合的根基本极微弱，做这样一个假设并不离谱：反腐倡廉、勤政爱民的口号被提出，并且三令五申要落到实处，于是被厌恶的就不是陈而是琅邪王本人。世家大族们开始寻求另外的人选代表自己，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当然又难以协调。不久后，江南分崩，在任意一次稍具规模的南侵中，王朝最后的生机断绝，蛮族的屠刀雪片似的洒向南方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至少，十余年后的王敦之乱，就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王导只有向司马睿提出，要“政务宽恕”，要“事从简易”，要“抚绥新旧”。实际上即是对各种贪渎行为给予默许。当年陈还在北方州郡里做督邮的时候，曾一次检获当地大族隐匿的人口三千人，此事在王导眼中，大概竟可算前科。众所周知，王导欣赏的政策，是宁可使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愿意这样以“察察为政”的。
很多人指责王导昏聩，于是王导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不幸的是，翻检史书，会发现他的预言很大程度上竟成为事实。任何变革都意味着进入雷区，而昏聩的态度，在当时竟是最有效的黏合剂。只有这样，才保障了建康（愍帝司马邺即位后，建邺改名建康）的流亡政府终于得以建立。自然，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东晋不可能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权。
三、南北对话
该如何做好协调工作，王导确实精于此道。他拟定的那个“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十七字方针看似无甚新意，实际贯彻起来却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尤其是“抚绥新旧”一条，“新”是指刚刚逃亡过来的北方士族，“旧”则是说江东土著，单独安抚一面容易，同时取得他们的支持却有极大的困难。
很容易的，王导让北方人觉得王马组合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事实上很大程度也确乎如此），然后，王导动员各种手段，试图瓦解南方士族的心理防线。他是那种见面熟的人，交际场上的明星，善于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世说新语》中的几则逸事颇能见出他的技巧：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王导担任扬州刺史期间，宾客数百人的集会上，他没有让一个人受到冷落。当时的临海郡，治所即在今天的浙江临海东南，这位姓任的客人，当然是南方人。王导一句话“您来了扬州，临海便再无人才”，真是极大的赞誉，立刻便解除了他的孤独感。至于在胡人面前，弹指的动作和“兰阇”二字，含义如何虽然不易确定，但效果同样显著。(1)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炎热的夏天，刘惔去见王导，看见他用冰凉的弹棋盘放在肚子上降温，同时说着：“何乃渹。”
吴语中，“渹”是冷的意思，“何乃渹”也就是“真凉快”。王导学作吴语，在北方士人刘惔眼里自然显得可笑，传到江东人耳中，喜剧效果只怕也一样强烈。然而，乡音亲切，这样做无疑是拉近了王导与吴士的距离，所以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此举与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政策而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有着类似的政治内涵。
王导与陆玩间的交往，许多例子要更加典型。王导向陆玩请求两家通婚，陆玩拒绝了，并且回复的刻薄程度，几乎接近关羽那句虎女不与犬子相配的名言：“小土堆上不长松柏，香草臭草也不会被放入同一个容器。我陆玩虽然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陆玩对王导的态度一向轻忽，以说玩笑话为乐。很可能，王导预料到他的拒绝，甚至也预料到会有一个刻薄的答复。但请婚仍然是必需的，给对方一个拒绝你的机会，让他的虚荣心在拒绝中得到满足，原也是一种套近乎的方式。
然而，牵涉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很多问题便非任何高明的交际手腕所能解决。比如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就对这些北方侉子，觉得越来越怒不可遏。
义兴周氏宗族强盛，忠勇的周处虽然战死于北方，但这些年来，周处之子周玘却是江东的风云人物。到永嘉四年（310）的时候，周玘已经有“三定江南”的美誉。(2)司马睿对之十分忌惮，因此在人事任命中，对周玘明显刻意压制。而司马睿的亲信刁协，又对周玘加以轻侮。但这只是事件的导火索，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
在当时，江东士族大抵可以分为两类。如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顾荣、贺循、陆玩等人，都可以划归为文化士族。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尽管未必熟悉时尚的玄学，但秉承东汉以来的传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却称得上家学渊源。义兴周氏则是另一类士族的代表，它是首屈一指的武力强宗。
流亡过江的北方人也大概可以分为三等：上层阶级即是晋的皇室，以及当年洛阳的公卿士大夫们，他们得意于自己的门第，也得意于自己的文化品味；中层阶级是北方的一般士族，他们不以学术见长，然而往往以勇猛善战著称，后来的历次南北战争，正是他们构成了南方军队的骨干；下层即是士族的底层以及一般庶族，此时他们的势力分散而薄弱，只能随遇而安，接受南方人的风俗，融入南方人的社会。他们风光的日子要拖到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南朝历史的中后期，他们中才有人物抛头露面，呼风唤雨。
上流社会的人物追随司马睿荟萃到建康，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层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去向，却颇费踌躇。建康实际已成为新的首都，他们挤不进去；吴郡一带是顾、陆等江东大族的根据地，已经被盘踞得无缝插针，自然也难以立足；而由于思念故土，他们也不想再继续向南迁徙。于是，京口晋陵一带，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晋陵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周边地区，而周玘及其宗族生活的义兴郡治所阳羡，则是今天的宜兴。两地紧邻，今天坐长途汽车往来，时间大抵不过数十分钟，车票花费仅人民币一二十元。当时当然不可能如此便捷，但彼此接触，仍然十分轻易和频繁。
北来的中层阶级与义兴周氏距离如此之近，利害冲突自然无可避免，双方又均为武人，则一有仇衅，便往往不惜以武力解决。最终，据说周玘决定联络南方的各种势力，杀尽北方人中的当权派，让司马睿转而代表南方的利益，但司马睿识破了他的计划，于是导致周玘忧愤而死。其间波折的真相今天已不可能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临终前周玘给儿子周勰留下这样的遗言：“害死我的，是那些北方侉子，能够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一年后，周勰果然发动了叛乱。叛乱本身很快被平定，但因为周勰的行为有“因吴人之怨”的群众基础，也使得司马睿对此事未敢深究，周勰本人未受到任何处分，司马睿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抚慰了他。
总体而言，南北文化士族的交流，看来就要和谐得多。有一次，司马睿在顾荣面前流露出缺乏归属感的情绪，司马睿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顾荣立刻回应了“王者以四海为家”这样动人的言辞，并列举古代的例子，证明迁都可能预示着美好的未来。
当然，如果经济冲突也不可避免的话，言谈投机就显然是不够的。看来，危机确实就在眼前，北方大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现在集聚于建康，生活稍稍安定之后，求田问舍的兴致就重新勃发。而建康既然是东吴的旧都，它附近的庄园，自然都垄断在吴士的手里。但最终，这场资源争夺没有发生。王、谢等大家族选择了到当时略显荒凉的会稽郡去置办家业。后人欣赏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文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觉得，浙东的幽美山水是他们作品中灵性的重要来源。但也许不得不扫兴地指出，这道文艺源泉里，一开始就渗透着阿堵物的气息。
顾荣等人选择拥戴司马睿的时候，内心大概有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政权不会强大到足以摆脱对自己的依赖的地步，北方的来客很快将后继乏人。当初，孙吴政权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一个江东人的政权的。但是出乎他们的预料，这一次的局面和当年大不相同。北方的动乱比之东汉末要严重和漫长得多，北方士人一波又一波地涌向江东，反而是本地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到了很久以后的南齐永明年间（483—493），一个吴地的士人对顾荣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掘开他的坟墓，原因是顾荣引北方人渡江，才导致了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却都仕途不顺。他的愤怒不合历史潮流，但大体上也算合情合理，只不过南方意识到这一点，已经迟了一百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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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则中所说的胡人很可能是天竺人。“弹指”是天竺的礼节，“兰阇”自然是梵语，是“寂静”还是“喜悦”的意思，学者说法不一，但均可通。
(2) 惠帝永兴元年（304）讨石冰，永嘉元年（307）讨陈敏，永嘉四年（310）诛钱璯。
四、打回北方去
众名士一起登上建康城南的新亭游玩宴乐，出身汝南大族的周忽然长叹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众人相视流泪。只有王导愀然变色说：“现在我们应该勠力皇室，克复神州，怎么能像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呢！”
《世说新语》中的这则故事，在今天的语文课堂上，仍常常会被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加以阐释。然而，当年刘义庆编撰此书时的看法显然和老师们不同，这一则被放置在《言语》篇而不是《德行》《政事》之类的篇目中，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暗示：王导只是一个喊口号的高手而已。
口号当然是必需的，它让人们恢复中原的激情得以宣泄，所以恢复中原的行动，也就可以是不那么迫不及待的了。发挥着类似口号作用的，当然还有侨立郡县与白籍户口。司马睿划出一部分土地安置流民，并给这些地方冠以流民北方故乡的名字。白籍则是一种临时户口，与永久性的户籍写在黄纸上不同，因为使用白纸登记而得名。既然在南方的户口是临时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政府向人民宣告，大家北归的日子并不遥远。结果是，这一“临时”就“临时”了整个东晋，一直到南朝后期白籍才被废除。不过，白籍户口可以减税，可以免除对国家的许多义务，有此实惠，北方人中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政府循名责实了。
永嘉四年（310）十月，洛阳城危在旦夕，晋怀帝传檄各地方镇发兵入援，皇帝诏书的语气已经近乎哀告，然而，他始终没有等来一兵一卒。
其间，司马睿倒是对北方发起过一次军事行动，不过攻击对象不是刘曜、石勒的叛军，而是寿春的扬州都督周馥。
周馥曾请求怀帝迁都寿春，这就得罪了想把皇帝垄断在自己手里的东海王司马越。这时候，司马睿还算是东海王越一党的成员，所以他接受东海王的指示，向周馥发动进攻。当然，更实际的理由是，司马睿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这支异己力量，早就耿耿于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