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司马睿和曾在周馥手下任职的华谭有过对话。司马睿先指责周馥谋反，被华谭反驳后又改口说：“周馥具有方镇的地位，手握强兵，朝廷征召他他不去，朝廷危险的时候又不能扶持，也算是天下的罪人。”
华谭的回答十分斩截：“这话不错。要说朝廷危险而不能扶持，周馥应该与天下共受其责。但应该受到指责的，绝不仅是周馥一人。”
永嘉七年（313）四月，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称帝，并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交托的任务，则是“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面对愍帝派来的使者，司马睿的答复是：“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
愍帝对此当然也无可奈何。司马睿那里，只有一个叫祖逖的军事顾问（军谘祭酒）坚持要收复北方的失地，于是，司马睿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让他自己去组建军队。
这之后，司马睿忙于把自己的势力向长江中游推进。当然，北伐仍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纲领的地位，于是他也几次准备发兵北上，但很快都以各种理由而半途停废。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向刘曜投降。消息传到建康后，司马睿身披铠甲，亲自带军队露宿于野外，向各地发布檄文，限定出兵的日期。但意外还是不出意料地发生了，因为水道运送的粮食没有及时抵达，这次北伐行动仍然流产。然后，司马睿杀了督运粮草的官员，算是给人们一个交代。
督粮官人头落地后，行刑者把刀在柱子上擦拭，结果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二丈多的柱子顶端才流下。围观的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坚定甚至打动了七百年后的司马光，不记录神奇灾异的《资治通鉴》破例保留了这个细节。
于是王导等人都上奏疏承认错误，请求免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糊涂闭塞造成的。”到底一个人也没有治罪。
建兴五年（317）二月，一位北方的地方官员逃回江东，声称带来了愍帝所写的最后一份诏书，其中命令司马睿“统摄万机”。三月，百官请求司马睿称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同意，百官坚持，于是司马睿慨然流涕说：“孤是一个罪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他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准备回国的车驾。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司马睿依照魏、晋旧例，先称晋王。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请求他登基，晋王再次表示了拒绝。
但事已至此，晋王将当皇帝的说法虽然官方还没有认可，却已经失去了小道消息应有的神秘性。小道消息中的小道消息产生，有人重提晋王是夏侯太妃和牛姓小吏所生的传闻，另外有人则回应说，图谶中有“牛继马后”的说法，这一切，也是上天早就注定好的。
事情拖到第二年（318）三月，愍帝的死讯终于传到了建康。于是司马睿穿上斩衰丧服，别居倚庐。群臣又一次请求司马睿称帝，这一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南方士人的代表纪瞻说：“晋朝没有皇帝，到现在已经两年，陛下您应该继承大业。看看现在的皇室成员，您还能让位给谁呢？只有您光践大位，才能让祖先的神灵和广大人民有所倚靠。如果您再逆天时、违人事的话，大势一去，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如今洛阳、长安都已经毁灭于战火，宗庙没有主人，刘聪在西北已经自称皇帝，您还在东南搞谦让，救火还有谦让的吗？！”司马睿仍不答应，命人把御座撤掉。纪瞻对把手伸向御座的人大喝说：“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这样忠勇的气概，使得司马睿终于为之改容。
但也有官员支持司马睿的谦让，认为晋王应该先平定中原，然后再称帝。很快，这个实心眼的人被赶出了朝廷，不久后又因为对朝廷心怀不满而被治罪。
三月初十这一天，司马睿登皇帝位，改年号为太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犯人得到大赦，文武百官的爵位都上调二等，曾投帖建议新皇登基的吏员格外加位一等，老百姓投帖的则授予吏员身份，这样的获益者，总共有二十余万人。
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少年
刘琨年轻的时候……实在是轻佻巧佞之徒；祖逖……要论早年的志向，或者也是好乱乐祸之辈。
——《晋书·刘琨祖逖传》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五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也就是京畿地区，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掌管着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于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太子大家在悄悄议论他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不是安分的人，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这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将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一、早年
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地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才华横溢，但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并不那么好听。
西晋的八王之乱，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前侍中嵇绍血溅帝衣，与这位忠臣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时惠帝身边的“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背影。
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地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都市所经历的劫难，然而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不去上任了。
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300）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兄弟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光熙元年（306）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其实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并州出产的武器精锐，并州的健儿和良马更是驰誉中原。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人生，将全然改变。
二、并州刺史刘琨
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各种民族矛盾积蓄已久，这时一并爆发。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并州东南的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本州的东南地区。
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逃离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地点出了当时并州人的心境，叫作“乞活”。
刘琨招募了千余人，上任的道路变成了转战之旅。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的，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略微夸张地说道，一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敌人，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所以最终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这样的人士，他们以肆意烧钱而精于美食著称。不难想象，眼前的食物会令他格外难以下咽。刘琨还曾作了一首《扶风歌》以描写当时的场景：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可见上任的途中过得是如何凄凉。
足足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之情。“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地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舆又策划了一起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眼前并州的危局。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地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匈奴以外的胡人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这里人口慢慢聚集，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地，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史书上称，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驭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大量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即使充满同情心，刘琨恐怕也不免和他们彼此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他就无法克制。永嘉六年（312），即洛阳沦陷之后的一年，这个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你没有深谋远虑，也不能驾驭豪杰，专门想除掉那些胜过你的人让自己安心，还靠什么取得成功？这样下去，我也逃不过你带来的灾祸。”
老太太的担忧迅速成为事实。这位将军的儿子为父报仇，投靠了匈奴刘聪，也带去了晋阳的全部军政机密，然后他作为向导，引着汉军杀来。匈奴人的进攻证明了一点：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上党太守投降，雁门的乌丸反叛，太原太守和并州别驾则干脆联手献出了晋阳。刘琨仅率领几十个骑士败走常山，他的父母则没有能够逃得出来。
其后，刘琨虽然在拓跋鲜卑的帮助下赢得了一次反击，但是元气已伤，他只能将自己的驻地向北后撤一百多公里，驻扎到了阳曲（今山西阳曲县）。
三、流民帅祖逖
刘琨身上天然具有一种煽动性，如果机缘合适，他甚至能够让人做出几乎是忘我的奉献。但是和一切煽动一样，这种影响力很难持久。所以刘琨多次制造出希望，最后却都没有能够把握。
而祖逖，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天下分崩，北方大乱之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地向南流徙。祖逖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乡党和宾客也加入其中，希望避难于淮泗。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祖逖就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名声，是个带头大哥型的人物。看起来，祖逖的作风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把车马让给老弱，自己步行，药物、衣服、粮食的配给都不搞特殊。但同时，祖逖的领袖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管理的手腕和谋略，也一样是他的特长。
流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都不得不变成了军队。因为和刘琨前往晋阳途中的遭遇一样，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加以对抗。
乱世中，抢劫者的身份十分复杂，只要稍微有一点实力，大家都可能会干这种营生。哪怕同是天涯沦落人，也会相逢就抢不相识，那些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一样也会盯上其他流民的钱袋。
祖逖的队伍，就是这种强大的流民武装。
根据惯例，正在经营江左的琅邪王司马睿会找出理由拒绝已经军事化的大股流民过江。但也许因为范阳祖氏是“北州旧姓”，司马睿觉得可以信任，祖逖和他的人一度被允许住在京口。初到江南的祖逖财源紧张，衣服用度都相当寒酸。但是有一天，拜访者发现他那里忽然焕然一新，问起时，祖逖回答的态度十分平淡：
“昨夜忽南塘一出。”昨天夜里去秦淮河南，干了一票。
当然，打家劫舍的行为，许多并不是在祖逖的策划下做的，但问题是祖逖会提供庇护。手下的人作案失手落入法网，他就设法将之解救出来，国家的官吏对此毫无办法。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祖逖不可能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说教有任何同情。这时他显然只注重军人的拥戴，而他比刘琨更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拿理想主义的激情感染他们之外，你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祖逖重新渡江北上。今天镇江和扬州之间，长江几乎已经只是一道窄窄的水流，但当时的景象完全不同，这里已经邻近喇叭状的入海口，江面宽阔，波翻浪涌，气势悲壮。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船到江心，祖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怎样的高级士人，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地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四、成败之间
翻检刘琨在并州时的战绩，感觉可能相当令人沮丧。胜少败多，并且胜利往往只是在延缓失败，而失败则意味着精兵勇将的阵亡和战略要地的失去。
除了南方的刘氏匈奴之外，刘琨东北面的邻居，是西晋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倚仗鲜卑骑兵，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战争中起家。从过去的渊源上说，刘琨和他属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当然，谁都知道，这点渊源是不可靠的。
果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少数民族盟友，刘琨和王浚打了一仗，结果是刘琨的族弟刘希被杀，整整三个郡的百姓被王浚掳走。
这一阶段里，羯族人石勒正在迅速崛起。刘琨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希望能够说服石勒归顺晋朝。为此，刘琨特意找到石勒失散的母亲给石勒送了过去，并劝他效忠皇室，建立功业。石勒回报以厚礼，然而回信的措辞则含着讽刺意味：“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掠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原因是石勒在出兵前给刘琨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有再说什么“非腐儒所知”，而是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称消灭王浚是为了报效刘琨。于是刘琨大喜过望，他向各州郡公告了这条新闻，以展示自己多年来积蓄的诚灵所取得的成果。
可能这条新闻还在传播途中，王浚就已经为石勒所吞并，并且石勒立刻就掉转枪口指向了刘琨。至此，西晋东北地区的八个州，已经有七个在石勒的统治之下，刘琨不得不承认，被夹在匈奴人和石勒之间，自己已经“进退唯谷，首尾狼狈”了。但事实也许更糟，因为两股势力的其中任意一个，这时都不是刘琨对付得了的。
公元315年八月，刘琨的军队在襄垣战败，如果不是匈奴人急于集中力量拿下长安，因而主动撤退的话，实在看不出刘琨有什么扭转局势的希望。
公元316年，刘琨被朝廷委任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名义上该管的地盘越来越大，以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讽刺。一度，他收编了一支从鲜卑拓跋部流亡出来的军队，看来是恢复了一些实力，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十一月，石勒的伏击战术让这支军队全军覆没。
从此，刘琨只有依附于鲜卑段部，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好在，刘琨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能够伴随着失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一点的精神意义仍是至关重要的，他成为了一个留在北方，精忠报国的象征性存在。
晋元帝太兴二年（319），祖逖的军队和石勒手下的将军桃豹在蓬陂坞对峙。两军驻扎在同一个大城的两个堡垒里，相持四十多天，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并且，粮食都快吃完了。
于是祖逖用布囊盛土，调集一千多人往高台上运送，就好像是运米的样子。另外，单独有几个人停在道边休息，只有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真正的白米。
不出所料，桃豹的士兵袭击了落单者。那几担白米让他们误以为祖逖军粮充足，所以失去了战斗下去的勇气。然后，祖逖又成功劫获了对方补给上来的粮食，于是桃豹只有带人在夜幕掩护下逃走。
这可能是祖逖北伐的故事中最著名的片段，以其戏剧性而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关键性的，祖逖面对的形势仍然严峻而错综复杂。
被阻不得过江的流民，当然还有豫州境内原来的居民，都在这一带建立坞堡以自守。依据形势，坞堡组织的领袖一时接受晋政府的册封，一时又依附于石勒。他们彼此之间是结盟还是攻战，也变化无常。除了石勒的后赵政权这个最大对手外，稍有不慎，这些大大小小的坞堡，也都完全可能变成敌人。
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祖逖并不太善于和这些坞堡主打交道。由于交际不善引发的战斗持续了几乎两年，还有一个本来倾向于东晋的坞堡主因此倒向了石勒。这时祖逖调整了策略。尽管无法确切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方法，但他确实使几股颇具实力的半割据力量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对于黄河南岸那些较弱小的坞堡主，祖逖则显得态度开明。由于他们往往已经把儿子送到石勒那里作为人质，所以祖逖听任他们同时归附晋赵双方，又不时派出游击部队伪装抄掠他们，以向后赵方面表示他们和自己没什么交情。
这种富于人情味的做法让这些坞堡主感恩戴德，从此，他们就成了祖逖在石勒那里的眼线。情报战上的先手，使祖逖在战场上可以接连获胜，他几乎收复了黄河下游南岸的全部地区。出于慎重，石勒停止了在河南的军事活动。于是，这里的生产，终于得到了一点恢复的空间。
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点点恢复足以使人感念无已。一次军民联欢的酒会上，豫州耆老把祖逖比作父亲，又把当前的形势描述为“三辰既朗”，大意即是，祖将军庇佑下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石勒开始向祖逖示好。他派人修缮了后赵境内祖逖先人的坟墓，又请求祖逖开放边境的贸易。祖逖的回应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智慧，即不予回应。
但这绝不意味着祖逖不同意石勒的建议，他只是不给答复而已。没有许可证的交易结果也相当理想，“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应该承认，《祖逖传》中描述祖逖北伐的胜利，不无夸大的成分。(1)祖逖去世后不到二十年，东晋一位大臣回顾他屯田的收益，结论也相当悲观。所以，此时的局势很可能是，祖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也无力再打下去，暂时的和平与通商，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
宋代明代的士大夫们，对和谈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敌意。东晋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反感一样是存在的。比如咸和八年（333），石勒遣使到建康修好，晋政府就焚烧了他的礼物。公开接受石勒的要求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不满情绪，所以祖逖没有这样做，而宁可选择睁一眼闭一眼的方式。这样即使被追究起来，也无非就是渎职，而对于晋政府的官员来说，恐怕很少有比渎职更普遍和微不足道的罪过了。
* * *
(1)如不提对张平、樊雅之战的艰苦；又如太兴二年对石虎的一战，在《祖逖传》与《石勒载记》中，对胜负的记录完全相反。
五、英雄之死
刘琨一直看好祖逖行政、用兵的才能，听说祖逖被任用时，曾经写信给自己的亲朋故旧说：“我枕戈待旦，立志枭平逆虏，常担心祖逖抢在我的前面。”
但他没有机会跟祖逖竞争了。甚至于，刘琨没有能够看到太兴三年（320）祖逖所取得的北伐以来最大胜利。在此前两年，刘琨已经遇害。
刘琨一直和鲜卑部落关系良好，曾在战场上多次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失去阳曲之后，他远走幽州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匹。刘琨仍然保持着他诗人特有的乐观，他热烈地设想着怎样在河朔地区为朝廷立功，怎样用晋元帝赠送的名刀，亲手割下刘聪、石勒的头颅。但是鲜卑部落内部从来都不是稳定的，最糟糕的是，刘琨的儿子卷入了他们的内乱。
段匹很尊敬刘琨，应该说，这个鲜卑人是一个正直的好人，然而他不是圣徒，他不能不顾虑别人利用刘琨的号召力来生事，那对他将构成致命的打击。
刘琨预感到自己非死不可，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
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
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
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
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的题目是《重赠卢谌》。后来这首诗令许多读者感动不已，尤其是最后几句更被反复传唱，然而当时它却并没有打动获赠者。卢谌诚惶诚恐地回答说：“这诗里有帝王的大志，不是做臣子的所该说的话。”卢谌是个庸人，刘琨应该也是知道的。大概是这个时候他太想找人倾诉，但却实在找不到人了吧。
反复犹豫之后，段匹终于还是动手了。刘琨是被绞死的，根据汉人要留个全尸的观念，这是一种很厚道的杀人方式。
不厚道的是东晋的执政者。段匹的实力还很强大，他之所以效忠朝廷，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感，朝廷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得了他。所以东晋方面害怕因为纪念刘琨而得罪了段匹。最终，经研究决定，中央政府顾全大局，没有为刘琨发丧。
三年后的某个夜晚，祖逖仰望天空，他看见豫州的分野上，突然多了一颗妖异的星星。祖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说：“这是为我出现的吧。”
这一年七月，朝廷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也就是说，是祖逖的顶头上司。河南地已经恢复，现在要有人来过江摘桃子了。
何况，戴渊是江南本地人。在北方，他没有故土，没有先人的坟茔，没有对童年的记忆，也没有失散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这样的人对光复中原历来最不热衷，安排戴渊来担任上面这个职务，朝廷的政策意图，也可说是太明显了。
祖逖已经病重，糟糕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荆州的王敦和晋政府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化。一旦发生内乱，要对外进兵就更不可能了。祖逖不太瞧得起王敦，但现在他已经没有力气像当年那样对王敦的人瞋目厉声大喝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只能留到营缮武牢城的壁垒上，他知道，一旦自己不在，后赵的军队就会杀来，豫州百姓平静的生活，将就此结束。
很多人都看见了那颗奇怪的星星，对朝政的不安使他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今年西北大将当死。
九月，祖逖去世，豫州的百姓哭之如丧父母。谯、梁两地，更是为之立祠祭拜。自然，那些当年遭他劫掠的流民的冤魂，已经无人过问。
当祖逖最初冀图北伐时，晋政府只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士兵，没有兵器盔甲。没有那肮脏的第一桶金，祖逖只能一事无成。他转型得非常及时，局势稍微安定，他就变成了一个勤政、廉洁而又公平的地方官员。或者不得不承认，当时那种情况下，道德上也许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但那几乎注定是空洞的崇高。事情，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有时，想到这一点，不免使人心头发堵，或者对历史产生更悲观的感想。所以，我还是宁可把下面这个场景放到文章的最后。
晋阳城被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于是，刘琨乘月登楼清啸，城外的人听见，都不禁凄然长叹。月过中天，刘琨吹奏胡笳，悲凉激越的音乐声中，胡人骑士们开始流泪，乃至低声啜泣，每个人心头，都泛起故乡大漠的风光。等到天将黎明，刘琨再次吹起胡笳时，他们都忘了战争，纷纷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这一段出现在《晋书·刘琨传》中，却没有被收入《资治通鉴》。司马温公是一个平实严谨的历史学家，大概，他不能想象会有如此传奇性的事件。
但如果这是事实，倒也并不难以解释。战争和仇恨使人变成野兽，变成杀戮机器，然而总是这样，当兽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无比脆弱。灵魂深处有某个点，在那里，他将一触即溃。
清啸吹笳，并不是为了退敌刻意制定的一个策略。刘琨只是累了，感到厌倦，他需要一个空旷的地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他走上城楼，这时他的眼中没有敌人，也没有听众。
于是，刘琨吹奏出的旋律，就轻轻地敲打在这个点上。
晨光熹微，胡骑的身影，在烟尘中渐渐隐去，刘琨缓缓放下手中的胡笳，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发觉城外的变化，只觉得心里柔软到了极点。
王敦——可儿，可儿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世说新语·赏誉》
南京大学的北园一带，曾经是东晋四位帝王的陵寝，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这就是所谓“鸡笼山之阳”的西陵。如今的时间，总是会比历史上的时间表现出更强的侵蚀力。已经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个几年前我每天上课的地方，在1972年还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那时南京大学正在准备迎接它的百年校庆，到处是工地和刚建好的大楼。施工带来的噪声和泥泞有时会扰乱我们的生活。对这些，陛下们的亡灵应该比我们更能泰然处之，即使地基的桩子，就打在他们的头顶上。翻开历史，会看见这几位皇上在位的时候，时局是怎样的混乱和困顿。他们不会介意这一点点嘈杂。他们惯了。
一、王与马，共天下
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的时候，上演了奇怪的一幕。司马睿邀请王导和自己一起坐到御床上。王导当然立刻表示了推辞，他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这样一个素无名望的皇室疏宗能够有这样一天，确乎该算是意外之喜。有人觉得这个有失体统的举动是兴奋过头的表现，正如有人认为刘备授权诸葛亮可以取刘禅而代之，是焦虑过头的表现一样。但是反过来，也正如刘备临终前的做作可能是对诸葛亮（或者对李严）的敲山震虎，在很多人看来，司马睿实际上是给了王导一个警告，提醒他收敛一点，不要总端出一副他才是王马组合真正核心的样子。
此时琅邪王家确实权倾中外。除了王导在中央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外，更令司马睿不安的是，王家的另一个强势人物王敦，正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牢牢控制着长江的上游。
事实上，早在打造江东的政权之前，王家就已经有了把江汉地区留作退步的打算。第一个前往那里的人是王澄，他是当时王家的领军人物王衍的弟弟，王衍为他弄到了荆州刺史的任命。欢送他上任的场面十分盛大，但王澄迅速地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看见树上的喜鹊窝，王澄旁若无人地脱了衣服爬上树去，把小鸟捉到手上玩弄起来。
王衍缺少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然而大局观还是有的，所以能意识到荆州的重要性。糟糕的是，王澄的大局观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与兄长一样对具体问题束手无策倒确是事实。偏偏荆州的局面纷乱，大股流民涌入之后，到处都是具体问题。王澄很快就搞得怨声载道，一连串惨败之后，他已经输得只剩下那份会迅速地将人得罪得忍无可忍的名士风度。于是路过江州豫章的时候，他得罪了自己的同族兄弟王敦。王敦决定杀他，闪避屠刀时，王澄最后展示了一次自己上树掏鸟窝的本事，他爬到了房梁上，但这并不足以使他逃得一命。
然后，王敦开始为自己经营荆州。王敦本人的用兵才能并未见得有多高明，但是，他善于选择带兵的人选。平定湘汉地区叛乱的过程里，立下最大功绩的是陶侃和周访。他们的共同点是：第一，作战勇猛，指挥有方；第二，缺乏政治根基，也缺乏政治流氓的作风。所以一旦取得战果后，可以比较容易地把他们排挤掉。最终，陶侃被打发去广州，周访略微难处置一些，他对没有取得荆州刺史的职务耿耿于怀，但暂时也只有隐忍于襄阳。
另一方面，王敦取得了吴兴郡大族沈氏、钱氏的支持。吴兴沈氏是与义兴周氏齐名的武力强宗，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和周氏一样，沈家在东晋建立的过程中，也处于被排挤打压的地位。司马睿逼死周玘，周玘任太守的吴兴郡连带着也受到了诸多不公正对待，现在，吴兴人有理由为自己寻找另外的同盟者，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于是，王敦身边多了一个叫钱凤的谋士，而沈家的头面人物沈充更多时候则留在吴兴。吴兴郡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浙江临安、余杭、德清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的一部分地区。这意味着，一旦王敦要对建康的司马睿政府有什么举动，除了他的大军可以顺长江而下外，还埋伏下一把可以迅速切断建康与三吴地区联系的尖刀，而三吴，正是建康后方的粮仓。
当初司马睿确实可能并未想过自己可以当上皇帝，但是，既然已经是皇帝了，他就不想仅做一个受人操控的傀儡。
哪怕从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群臣也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太子读书，皇帝交付给他的，是一部《韩非子》。众所周知，韩非讲苛刑峻法，讲阴谋诡计，讲君权大于一切，讲除君主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根据韩非的逻辑，像现在这样一个各大门阀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政治格局，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太兴元年（318）三月，即晋元帝司马睿正式即位的当年当月，群臣见到这样一份诏书。诏书的开篇，对古代传说中的（当然也是王导提倡的）清静为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具体论述的部分，却透露出对各级官员行政能力的关注，以及惩办不法或无能的官吏的意图。到七月，新的诏书措辞变得严厉，要求官员们端正自身，有法必依，打击地方上的豪强，清算被隐瞒的户口。尤其是，州牧刺史要互相监察，不得顾私亏空，如果下属官吏有不法行为，朝廷将认真追究其领导责任。
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后来被称为“刻碎之政”。此时王导名义上虽仍被推崇，实际上元帝却已经疏远了他。甚至于，中书郎孔愉说王导的好话，就因此被赶出了朝廷。
帮助元帝推行这些政策的，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刁协和刘隗。刁协是渤海饶安人，出身二流士族；刘隗籍贯彭城，自称是汉代楚元王刘交之后，然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个东光县令而已，可见家世并不显赫。
这两个人家族地位如此，毫不奇怪。元帝的新政策针对着北方大族和南方几乎全部士族，只有倚靠这样北方来的没什么根基的人物。史书上对刁、刘二人的评价很不友善，这固然是因为流传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大概都出自他们的政敌之手。但很大一部分记录也可能就是事实。刁协在八王之乱期间，先任太常博士官，随后又相继奔走于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东嬴公司马腾的门下，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才投奔了晋元帝。他喜好卖弄官威，借醉酒而辱骂指责公卿大臣的脾性，很可能来自大半辈子压抑蹉跎的愤懑。刘隗的履历表要单纯得多，但当年在洛阳，他也有被贵戚子弟排挤出秘书郎的经历。现在打击世家大族的时候，刘隗格外富于战斗性的表现，多少也会与此有关。
司马睿委刘隗以刑宪，很快，大批名流纷纷获罪。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劣迹斑斑，罪名自然也绝不难找，已经被许多人忽略遗忘的儒家礼仪规范是最好的理由。居叔母丧而结婚，有罪；居叔父丧而嫁女，有罪；居丧期间请客，免官，削去侯爵；明知别人居丧而接受邀请，罚俸……在刘隗的弹劾下，汝南大族的周终于被免官（虽然很快又复职了），就连王导本人，也不得不打了一回辞职报告。
二、大将军王敦
史书中盛赞王导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司马睿此时的冷遇，但是有迹象表明，他并不真的那么淡定。似乎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新政策，王导派出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调查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然而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王导只对刚巧也来复命的顾和的意见表示了赞赏。
顾和说：“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法网的漏洞，大得让吞舟的巨鱼可以脱身倒也无妨，至于关注舆论，明察秋毫，那可真是倒行逆施了。
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的反应，远比王导要激烈得多。他上疏夸耀自己兄弟在建立江东政权时所建立的功勋，从而向元帝抱怨王导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王敦称，这种做法已经使人心失望。甚至，他的奏疏中还出现了“天下荒弊，人心易动”之类的言辞，这已经是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
王导在元帝之前看到了这份奏疏，他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没有搞到不能转圜的地步，他不想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把矛盾激化。所以王导把奏疏封上，退还给王敦。但是王敦再一次把奏疏送到建康。这样一来二往，朝中人士大抵都预感到，王敦可能会有所动作。
照例，这种时候会流言四起。预测王大将军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时，他当年的作为也会被反复提起。
在琅邪王家，王敦无疑是个另类。他说话带着南方人的口音，举止像乡下人，对各类高雅艺术不感兴趣，但敲起鼓来，那“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的风范，倒确实能令人叹其雄爽。
还在洛阳的时候，王敦做过太子舍人。愍怀太子被贾后陷害驱逐的时候，曾有诏令禁止东宫的属官送别太子，但是王敦和几个同僚对此置若罔闻。当年，这个有情有义的行为曾得到过官员和洛阳市民们的赞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可能成了王敦一贯胆大妄为的证据。
流传更广的逸事是：王敦曾与王导一道到石崇家里去做客。石崇家喝酒的规矩是，美人劝酒，客人不喝，这个美人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王导心软，因此本不能喝酒的他只好把自己灌得大醉，而王敦则故意放下酒杯，神色自若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断送在面前。
说到这里，不免使人们感叹大将军性情的“刚忍”。而下面这件事现在说起来，分明就像预言。石崇家的厕所也规格特殊，里面珠环翠绕，有众多婢女服侍，还备有新衣供客人更换。没见过这阵势的男人往往害羞不能如厕，但王敦进入后，解手更衣，神色傲然。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提到，当时厕中的婢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此客必能做贼。”
太兴三年（320），围绕着梁州和湘州的刺史人选的问题，朝廷和王敦展开了不动声色然而激烈的较量。王敦的根据地是荆州和江州，此时的荆州虽然荒弊，却毕竟仍是“用武之国”，而此时从江陵至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正提供了充足的兵员。
但一旦王敦想向长江下游有所动作，荆州西北的梁州和南方的湘州，就可能成为他后方的威胁。所以这两个州，尤其是梁州刺史站在谁那一边，不管对朝廷还是对王敦，都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梁州：之前，梁州刺史正是周访。平定荆州流民叛乱的过程中，王敦曾向周访许诺过，杀死流民首领杜曾，荆州刺史的位子就是你的。但是，当周访做到这一点之后，王敦却拒绝兑现诺言，他给周访写了一封信，好言抚慰，并附送珍贵的玉碗和玉环。但这远不足以平息周访的愤怒，周访把玉碗砸得粉碎，说：“我难道是一个商人吗？可以靠宝物来取悦？”
于是，周访在襄阳（此时襄阳为梁州州治）务农训兵，成为王敦最大的心病。但是这一年八月，周访去世。对此，王敦和朝廷都迅速做出了反应，王敦派亲信去控制襄阳地区的军权，朝廷则调湘州刺史甘卓任梁州刺史。
甘卓是东吴名将甘宁的曾孙，算是较早拥戴晋元帝的那批南士中的一员。而当初，他又有在江州与王敦并肩作战的经历。甘卓出任梁州，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