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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王世贞在《艳异编》中所述王翘儿故事，基本上都是徐学谟那个版本的重复叙述。明末戴士琳的传记则说翠翘姓李，京口人氏，此传不同于茅、徐记载之处在于详细叙述了翠翘与徽州人罗龙文的相识、分离、重聚及罗生负心的曲折过程。

罗龙文从新安赴京，路经京口，邂逅翠翘，翘见而心许，而罗生不知。一年后，罗生返回江南，江南受倭寇烧掠，到处残破，他已无法找到翠翘的踪迹，不能重温旧梦了。这时胡宗宪正坐镇浙江，督师剿寇。罗生穷愁潦倒，就赶去投奔这个老乡。宗宪对他也另眼相看。罗生巧舌如簧，一年后，鼓动宗宪招募淮阳兵，以为淮阳兵一到，区区岛夷，可如疾风扫叶。宗宪轻信此言，立付他三千银子招募兵壮。可罗生带的银子，不到一个月，很快就填了赌债和酒钱，全花光了。他凭着严世蕃的一封书信，又回到总督这里。碍着严嵩父子的情面，宗宪无可奈何。他想到身边正缺一个能言善辩之士。罗生既然能从自己手里骗走三千两银子，难道不能说动徐海，诱之以降？于是对罗生说：你如果能在我麾下立一大功，银子事就不追问了。罗生立即答应说：愿蹈汤火，以赎前罪。所以有了辩士罗生到徐海老巢，重与翠翘相见的故事：

生既至海巢，则踞上坐，为陈说利害，海意殊不为动撼。群虏缚生下，露白刃临之。生鼓掌而笑，颜色自若，海意解。复延生坐，稍稍肯赴胡军，而疑信且半。姑试生曰：汝能留质吾军，我单车见胡公乎？生曰幸甚。海大解颐，与生痛饮。期以旦日，日中往，抵暮而还。嘱其党曰：我暮不还，则醢罗生，发兵救我。比旦，海果行，生留为质。日既晡，海留酌胡公所，大酣畅，不时返。群倭来缚生，刃加于腹，生自分必死矣。俄闻壁后叩门甚急，众皆蒲伏听命，则一少年女子。女子亭亭立户下，叱曰，尔曹何须臾不能忍也。假令主还，欲得生罗生，尔曹能续其颈耶？主果不还，罗生几上肉尔，何烦此张皇呵叱也？众皆唯唯袖刃，生窃瞷之，则李翠翘也。因叩首乞怜。翘为吴音以对，曰：子无忧异类，我将脱汝。生又叩头谢不杀恩，因此知翘盖被掳岛夷，已得幸徐海矣。

但后来胡宗宪醉后调戏翠翘，翠翘巴望着罗龙文施以援手，直至悒悒投江，这个负心汉都没有再出现。

戴传仅以抄本存于黄宗羲编的篇目浩瀚的《明文海》中，能看到的人不多。后来余怀的《王翠翘传》叙到罗龙文一节，应是对戴传多有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对翠翘容貌的叙述，徐学谟和王世贞说她“貌不逾中色”，戴士琳说她“貌可中止”，而到了余怀那里，已是“美资首，性聪慧”的色丝少女了，其间的变化，也可见出明代士人审美态度之流变。

杭州作家陆人龙1633年出版的《型世言》中，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叙述的即是王翠翘落难为娼，象山财主华棣卿为其赎身，置室别住，被徐海掳掠，极受恩宠的故事。小说一开始介绍翠翘家世，说她是山东临淄人，父王邦兴，母邢氏。父亲考满后授宁波府象山县粮库主管，因粮仓失火，上司追赔损失，缴付不出，被下狱。后经媒婆撮合，翠翘嫁当地财主张大德为妾，后张大德死，又被妒悍的大妇卖入娼家。这一叙述，从故事开篇就把翠翘及其家庭带到了倭患最严重的浙东，也更见小说编织的匠心。

清初青心才人撰二十回说部《金云翘传》（篇名是从王翠翘、妹妹王翠云、情人金重姓名各取一字而来），叙写徐海和王翠翘的结局最见光彩。小说结尾处，徐海被胡宗宪的人马包围，身被数创。徐海长叹夫人误我，夫人误我！死后立而不仆两个时辰。“忽翠翘为诸军拥至，见明山（徐海）死立不仆，翠翘哭道：‘彼英雄士也，因妾苦劝归降，不得其死，怨气不散，故虽死犹立，待妾亲拜慰之。’对死尸拜祝道：‘大王，妾实是误你，然终不敢独生，以辜大王厚德。’说毕，放声大哭。徐明山的立尸自把眼一睁，泪如雨落，尸亦随仆。”

历史苦涩，说部多情，还是吴梅村说得好：“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翠翘故事数百年的传播与流变，如同一株植物不断生长，伸出枝枝桠桠，有人说渐失本相，也有人说这故事越来越好玩了。这就如同一则公案中，两僧人论解佛经，一僧说：今人解书，如一盏酒，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另一僧则说：佛义原浅，只因解的人多了，次第修补增添，味才浓了，浓的是后来解释的意义。

试问列位看官，这一则墨、侠、妓、寇的故事，是越添越淡，还是越说越浓了？

* * *

[1]清代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徽墨，安徽徽州府所产。古人制墨，率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诸庐山，唐则易州、上党。自李超徙歙，张谷徙黟，皆世其业，于是始有徽墨，以至于今。”

[2]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朱万初善制墨，纯用松烟，盖取三百年摧朽之余精英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

[3]关于这伙倭寇的人数，史料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的《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准确。

[4]“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罹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斋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疏下时林已自差归署。而先大父为仪郎，同乡孙简肃植在南台掌宪，素相知，偶谒之，乃密告曰：“昨三更林御史警门而入，出劾世蕃疏相示，即统兵星驰入江右矣。”南中尚未有知者，而蕃子绍庭，尚在锦衣，已先诇得报之，即偕龙文南返戍所。甫至雷州，林追兵蹑至就缚，龙文至梧州得之。至都，用叛臣法，与龙文俱死西市。林以告逆功，升光禄少卿，寻以都御史抚江南。”《万历野获编》卷八《严东楼》。

[5]潘之恒写《罗龙文传》，时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常刚去世不久。“……严氏败后，忽有旨栏入京，同世蕃斩于西市，凡族戚友朋畏罹祸，莫有收殓者。海上顾氏父子俱游宦京师，与龙文交厚，固匿其子某，杂佣仆中，人无知者。子某乃囊金赂侩人，得赎父尸，置荒寺。顾氏出京，挈其榇还。子某更名王常，进之幸舍，潜心摹古，博雅绝伦。人以王生呼之，不测为何许人也。居海上四十年，而始冠其姓，名曰罗王常，字曰延年。余从海上陈大参宅见之，年七十矣。问其居，曰，客顾氏城南别业，明日邀吴伯张往访之，则其居九品亭，延年所创也。视其业，方辑《秦汉印统》，先是顾氏之《印薮》亦出延年手辑，而此《统》更广之。谓余曰，未尽也。乃出元人私印示之，累十余帙不减数千章，其朱文之遒劲者，妙不容言。《统》则伯张镌行，而元印有待。余时赋一诗寿之。遽别去抵虎丘，访友人苏尔宣，则赴伯张招，乃知入枣梨，剞劂氏皆名手也，时丙午首春日。越二年而《统》成，已酉寄我黄山，问延年无恙乎？则《统》甫竣而谢世矣。”见《亘史钞·外史》。民国《歙县志》卷一〇中有《罗龙文传》，在这篇传中也记载了罗王常：“明罗龙文，字含章号小华，官中书舍人，家饶于财，侠游结宾客，故有德于海寇汪直、徐海，会胡宗宪开府浙江，令招降汪、徐，至则杀之。龙文因入严幕，后与世蕃同死西市。乡人多讳言其事。子南斗，号吴野生、避祸改名王常，字延年，又号青羊生。父子皆工书画，龙文精鉴别，蓄古器、法书、名画甚富。又善制墨，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一螺直万钱，至今人皆知罗小华墨，然真者稀觏。所遗古印章，南斗辑为云间《顾氏印谱》，海阳《吴氏印谱》说者，谓刻印一道，自文彭暨南斗，始复古观，而何震崛起足称鼎立云。”李维桢的《秦汉印统序》主要叙述这本印谱的编辑出版经过：“罗延年父内史，任侠饶知，略佐胡襄懋平岛寇有功。而又好文博古，制墨与笺最工，传至今墨一螺可万钱。所藏古器甚夥，既坐事受法，家见籍，独古印旧章累累者犹存。而是时云间顾氏取为《印薮》盛行于世，延年以未广益，购求增益之，而其友吴伯张相与参校品第凡历廿年，功绪甫竟，付之剞劂，而延年卒矣。伯张不欲没其所长，标而行之，名曰《秦汉印统》。”

[6]“新安方于鲁、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胜。所绘墨谱倩名手为图，刻画妍精，细入毫发。程作《墨苑》以矫之。两家遗编，至今传为清玩，盖于鲁微时，曾受造墨之法于君房，仍假馆而授餐焉。程有妾颇美丽，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媒者辗转谋娶。程公讼之有司，遂成隙。未几程坐杀人系狱，疑方阴嗾之，故《墨苑》内绘中山狼以诋方。”姜绍书《韵石斋笔谈》。

[7]“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万历戊戌秋，余亲至鲁家，令制长大挺，每一挺四两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极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鲁死，子孙急于取售，其抽制益复不逮矣。”谢肇淛《五杂组》卷一〇。

[8]《四库提要》云：“坤好谈兵，罢官后值倭事方急，尝为胡宗宪入幕，与共筹兵计。此编乃记宗宪诱诛寇首徐海之事，皆亲所见，与史所载亦多相合。”

与古为徒

魔鬼附体的画商吴其贞

艺术收藏有点像魔鬼，一些伟大人物也经常被这个魔鬼附体。

——弗朗西斯·亨利·泰勒《艺术收藏的历史》

骨董世家

多年来，吴其贞就像一个嗅觉灵敏的猎人，出没在徽州、扬州和江南的生意场上，玩着一场场捕猎游戏。那些流传数百年的名画是他的猎物，他神奇的鼻子总是能嗅到什么地方有一幅名画，藏于何人之手，他更懂得如何把画价炒高，从中赚取不菲的佣金。

历来在骨董行有“鉴赏家”与“好事家”之分，吴其贞做不来王世贞、董其昌这样的真赏家，但也不是他的主顾们那样的好事家，他的鉴赏水平高超不假，但转手书画的目的更在盈利，所以他的身份，准确地说是一个精于鉴赏的书画商人，一个出手精、准、狠的艺术品掠贩家。

多年江湖历练，吴其贞经眼的历代名画不知凡几，打过交道的人也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他曾经亲眼见识财富的力量，金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造就出一个艺术鉴藏界明星。

1668年某日，时任扬州通判（辅佐该城主官的从七品官员）的王廷宾辗转找到了他。王廷宾是一个艺术品收藏爱好者，但因眼力不够，藏品多未讲究，在圈内藉藉无名。王廷宾这样对吴其贞说，我欲大收古玩，没有你这样的行家为我掌眼做不到最好，如果允肯的话，你把收藏的古玩尽数转让给我，我还要请你代我去收罗各地珍玩，至于价格嘛，你尽管开着就是，先生尊意如何？吴其贞投身骨董行二十余年，生意场中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识过，从未见过有这样的好事，自然一口应允。于是没过多久，王廷宾的藏品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品质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一个收藏界的大佬就给炮制了出来。[1]

吴其贞来自于南直隶徽州府，这片平原丘陵地带自万历以后是帝国最富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由于这里贫瘠的谷地不适宜农业耕作，当地土著只能在山腰上种植茶树，把黄山上的松树烧成烟煤制作墨棒，伐木运往其他城市建造奢华的庭院，再就是以外出经商为业。几个世纪以来，此地出产的颜料、纸张、纺织品、墨远近闻名，由悭啬渐渐变得豪侈的徽州商人更是顺着内河航道遍布淮扬、苏州、杭州各地。到了吴其贞生活的时代（吴出生于1607年），这些身上的泥土味和煤烟味还未褪尽的商人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中为数不少已转向风雅得多的书画骨董行。

吴其贞的老家溪南，是距徽州城三十五里风景优美的一个村子，属歙县之西乡。当时微州府的艺术品集藏以休宁、歙县两县为最，溪南吴氏即为屈指可数的鉴藏世族，据可靠的史料表明，这一家族中至少有三十几人从事古董字画经营，吴其贞的父亲、两个儿子振启和振男，以及多名侄子辈的，都在这一行中混出了不小的名声。

此后约十年间，吴其贞一直在为王廷宾采购书画。从他陆续记下的账册来看，这些年他为王廷宾购入的名迹至少有：胡廷辉《金碧山水画》绢画一大幅，王晋卿《致到帖》一幅，小李将军《桃源图》、陈闳《八公图》、米元章临《兰亭卷》、黄山谷《残缺诗字卷》、马远《琴鹤图》等。为这样一个不辨真伪、连价格也不甚计较的好事者代购书画，吴其贞肯定赚得不会少。连吴其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某次，他替王购得了《三朝宝绘录》，到手了一大笔银子后，他一时性起，把不久前入手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残卷“剩山图”也送给了他，算是做个顺手人情。[2]王廷宾得到这一残卷，开心至极，说这图“天趣生动，风度超然”，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3]

《富春山居图》

王廷宾这一回没有走眼，这半卷还带着火烧痕迹的“剩山图”，果然是世所罕见的艺术珍宝，此图到达他手上之前，已经在世上沉浮了三百余年，走过了一段堪称离奇的经历。

黄公望像

时间闪回到1347年，这年秋天，画家黄公望与僧人无用法师同游富春山。这里是他五十岁开始就隐居的地方，对着满山秋色，他兴致勃发，答应作一幅《富春山居图》送给无用。但黄公望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年中大半日子都在外面跑，这幅他答应的画，直到三年后他回到松江才画成。

作此画时，黄公望已年近八旬。他学画虽晚，却出手不凡，师法董源、巨然，又出乎其上，艺术史家公认他的一手山水“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深越妙”。这件晚年的作品聚集了他毕生功力，画卷为六接的纸本，即由六张纸连缀而成，展卷但见树木苍苍，峰峦叠翠，沙汀、村舍、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皆疏密有致，把初秋时节浩渺连绵的南方山水以一种魔力般的笔触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黄公望辍笔不画的三四年间，这幅画一直在他胸中酝酿、发酵，终竟喷薄而出了。

这样一幅呕心沥血之作，无论布局、笔墨，还是行家称道的以意使法的运用上，都堪称无上妙品，它散发的光芒焉知不会招来射利者贪婪的目光。所以，当1350年的某一日，无用法师从黄公望手中接过此画卷时，就对画家说出了他的忧虑，他担心这幅画将来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会沦落到巧取豪夺者之手。[4]

无用在世之日，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此后一百年余间，由元入明，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不管是在血腥的洪武、永乐朝，还是天下承平的宣德年间，这幅画都没有再出现，就好像它在这个世上彻底消失了一般。直到明中叶成化年间，它终于惊鸿一现，在辗转多人之后，这幅画落到了苏州名画家沈周手上。无用当年的担忧开始应验了。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长卷首段《剩山图》

沈周的画艺承自家学，又出入宋元，这个从未被考试制度所延揽的杰出画家乃是画坛“吴门派”的领袖，一向视绘画为性命。自从得到素所仰慕的黄公望的这幅真迹，沈周秘藏于室，反复欣赏、临摹，画上的每一处景致，画笔的每一处转折和细微的变化，也都了然于心。但看着看着，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样一幅旷世名作，除了画家的卷末自题，竟然没有一个名家的题跋，这也与黄大痴先生在画坛的名望太不相称了！

沈周决定请一位诗人朋友来题跋。他把画送到这位朋友那里。两人相交多年，他这么做很放心，就好像把画从一个橱子转移到另一个橱子里一样。但他送去题跋的那幅画竟然失踪了。日后才得知，那位朋友的儿子，见画这么好就生了歹念，偷偷拿出去卖掉了。沈周几次上门讨画，开始这一家子还以各种理由搪塞，后来瞒不下去了，干脆说画被人偷了。沈周听了将信将疑，但碍于故交情面，却也无可奈何。

1487年秋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市肆的一家书画铺看到了这幅不知转卖了多少次的《富春山居图》。对方出价很高，他没带那么多现银在身上，于是他让书画铺老板替他留着画，他赶紧回家去筹钱。可是等他筹够了钱赶到市肆时，却不见了那幅画，老板告诉他，刚才有位买主，出的价要高得多，已经早他一步买走了。沈周跑出去一看，街市上人头熙熙，哪还有那位书画客的影子？不由得蹲在当街，放声大哭。

他已经两次失去了它。一次被巧取，一次被豪夺，无用的预言真的在他身上应验了。他明白，余生中他再也不会与之相遇。这六张纸的长卷，每一处山峰，每一株树，甚至每一块石头，每一处云霞的呼吸，都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大脑里，每一笔他都能背下来了。唯一可以拥有它的方式，就是凭着记忆把这幅画背临出来。这年中秋，沈周默写出了这幅记忆中的画，卷末的一段自识，还是掩不住的怅惘：

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平生不见多作。作辍凡三年始成，笔迹墨体，当与巨然乱真，其自识亦甚惜。此卷尝为余所藏，因请题于人，遂为其子乾没。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耳。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成化丁未中秋日。长洲沈周识。

沈周背临《富春山居图》（局部）

让沈周饱受相思煎熬的这幅画，犹如石沉大海，很长时间里又没有了消息。但只要它一露面，必定牵动沈周的视线。但无可奈何地，这幅画就像断线风筝越飘越远，并最终离开了他的视野。以下几十年里，这幅画的流转路线是这样的：先是被苏州一个姓樊的画商购得，1570年，樊氏后人转手卖与无锡人谈志伊，后归于一位姓周的官员幕僚。1596年，经朋友华中翰居间说合，时在京师翰林院任职的董其昌购入了此卷。董其昌说，前辈大痴先生的作品，他之前见到过两件，一件是嘉兴项氏“天籁阁”所藏《沙碛图》，长不及三尺，另一件是娄江王世贞所藏《江山万里图》，长可盈丈，但这两件作品笔意颓然，看上去真不像是真迹，唯有这幅长达三丈许的画作，一派天真烂漫，展之令人心脾俱畅，必是黄子久生平最得意的笔墨。狂喜中的董其昌在跋中连呼“吾师乎！吾师乎！”，表示要把此画深藏画禅室，与文人画始祖王维的那幅《雪江图》并置，时时观瞻，“共相映发”，从中汲取山水和笔墨的灵气。[5]

说来堪奇的是，三十一年后，沈周那一幅仿作的《富春山居图》也辗转落到了董其昌手上。董同样以欢快的笔调记下了这次奇遇：“予以丙申冬得黄子久《富春大岭图卷》（他一直把《富春山居图》称作《富春大岭图》），丙寅秋得沈启南《仿痴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6]他对前辈画家沈周凭着记忆默写这幅名画的艺术功力给予了激赏，称之“冰寒于水”，因为在他看来，“背临”的过程，既融合了前人技法，又加入了画家的自我感悟，乃是一种艺术性的再创造[7]。许是这一因缘凑巧触发了他的艺术灵感，就在得到沈周画作后的次年，时年七十三岁的董其昌也参用黄公望的笔法，仿写了一幅《仿大痴富春大岭图》。

晚年的董其昌因遭受奴变，一世清誉尽毁，他在华亭的家也几乎遭受一场没顶之灾。灾变后的董其昌依托门生、故旧，过了一段东漂西荡的日子，经济大为拮据，那幅《富春山居图》也典押给了宜兴收藏家吴正志。1636年，董其昌去世，这幅抵押在吴家的画未及赎回，从此成了吴家的镇宅之宝。吴正志死后，这幅画归了二儿子吴洪裕。吴洪裕对这幅画珍爱至极，专门辟出一室藏之，名“富春轩”，他的朋友曾不胜羡慕地感慨说：名花绕屋，名酒盈樽，名书名画，名玉名铜，全都环绕、拱卫着这一幅名画，这日子过的，天上的仙人也不过如此了！清军南下时，吴洪裕夹杂在难民潮中出逃，家中的珍宝全都丢弃了，随身只带了平生最为珍视的两件艺术品，一件是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另一件就是这幅画。

转眼到了1650年，乱离之后回到宜兴的吴洪裕已到了弥留之际，几度昏睡过去的吴洪裕还兀自强撑着不咽下最后一口气，悠悠醒转时，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架上的宝匣，家人明白了，老爷临死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画呀。家人取出画，展开，吴洪裕看了半晌，吃力地吐出一个字：烧。

此前一日，吴洪裕已经把那幅智永的千字文真迹给烧了，亲眼看着一个个字在火苗中一点点扭曲、变形，直至化为灰烬。可叹的是，这么一种极致的爱，竟然是让心爱之物与自己一同毁灭，“焚以为殉”。

他抖抖索索地点着了火，因病体难支又回到了床上。火光先从画的中段窜起，像一张黑乎乎的嘴蚕食着山川、树木和河流，室内荡开了一股焦糊味。这味儿就是死亡的气息。就在这幅画即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境的当儿，有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快步奔到散发出火光的堂前，抓起火中的画用力一抡，“起红炉而出之”，扑灭了火星，愣是把这幅画给救了下来。此人即吴洪裕的侄子吴子文。在飞快地卷起这幅残卷的当儿，为了掩人耳目，这个机敏的年轻人又往炉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

画是给救下来了，却已断为一大一小两段，满是火烧烟燎的痕迹，且画的起首一段也已烧去。吴子文在重新装裱时，将前半段烧焦部分细心揭下，他庆幸地发现，重新接拼后的一尺五六寸，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于是这部分被称做了《剩山图》。原画后半段，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被称作《无用师卷》，一画从此身首异处。

这两幅分开了的画一直在寻找对方。吴其贞在1670年前后送给王廷宾的，就是此画的前半段《剩山图》卷。这半幅图卷此后很长时间绝迹于江湖，20世纪30年代流入江阴一户陈姓人家，为上海汲古阁的曹友卿得到，拆开分售，找到的买家是画家吴湖帆。吴湖帆是用了家藏的一件商周时代的古铜器换来了这幅残卷，又找到这户陈姓人家，捡回了被当作废纸的王廷宾的题跋，吴湖帆从此把自家的梅景书屋称作“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后经沙孟海说合，吴湖帆以五千元的天价把此图卖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无用师卷》

此画后半段《无用师卷》吴其贞也曾过眼，那是在此画刚经火鬻后不久，已由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寓庸收藏，1652年春日某一天，吴其贞上门借观了此画，当时日已西落，面对着画中清润的笔墨，吴“犹不忍释手”[8]。当时有一个叫程正揆的画家曾不无天真地请求季寓庸，让这前后两段画破镜重合，以成画史上一段佳话，季不知基于何种想法，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

此半幅残卷的流转线路据说是这样的：先是由浙江平湖高士奇以六百两银子购得，后成为王鸿绪的藏品。王鸿绪在1723年去世后，家道中落，家人持此卷在苏州市面上出售，为沈德潜所见，因索价过高，沈德潜无力购入，怅惘莫名的他在卷后题写了一段话，“计詹事（高士奇）、司农（王鸿绪），品地声势，极一时之盛，今不过三四十年，如春花飘零，云烟解散，而山人笔墨，长留人世间，洵秾华难久，而淡寂者多味外味也。”后来王家人拿着这幅画去扬州碰运气，在那里被收藏家安歧买走，具体出资金额不详。到18世纪40年代中期，安家也败落了，想把此画和其他藏品一样打包卖给大学士傅恒。傅恒是个毫无艺术眼光的人，吃不准此画是不是该收，把它介绍给了雅好字画的乾隆皇帝，于是，这位天底下最大的主顾以两千两银子的出价把这批字画全都买下收入了内府。

其实此前一年，乾隆已经收进了一幅据称出自黄公望之手的《富春山居图》。此卷因自题中有“子明隐君将归钱塘”句，又称“子明卷”。这是出自明末无名画家的仿制品，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幅伪作的漏洞是显见的，比如说，元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合元画的惯例。但乾隆认为它是真的，且在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几十年的“御题”“御跋”，那些大学士们就没一个敢说不是。1746年冬天，乾隆以不菲的出价把《无用师卷》买入，他的理由是此画虽假，但画得还是不错的。为此他还把手下的大学士们请来，让他们在真假两卷画上各自品鉴题跋。前来观画的大臣们无一不把得到邀请视作莫大的荣耀，他们纷纷称颂今上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博大胸怀，在这出皇帝的新装一般的闹剧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点破：皇帝认为真的那幅画是假的。

被视作伪迹的《无用师卷》在乾清宫里安静地躺了两百年。直到1933年，日本人欲染指华北，战事吃紧，它才和故宫的万余箱文物一起运抵上海，再转运至国民政府的首善之区南京。当这些文物在上海停留期间，一个叫徐邦达的文物鉴定专家在比照了两卷《富春山居图》后，终于纠正了这一流传两百余年的谎言，他宣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1948年，内战即将结束，此图与2972箱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同运往台湾。

距此图问世六百年、身首异处三百六十年后，亦即2011年6月，相互寻找了数个世纪的这两幅图终于找到了彼此，它们重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这次名为“山水合璧”的展览之后，有拍卖行人士作了一次估价，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当年的吴其贞们咋舌的数字。

掮客

吴其贞不是王通判唯一的书画操盘手，像王廷宾这样财大气粗又雅好文艺的主，可能有一群书画商为他跑腿，扬州裱褙师张黄美就是他雇用的又一个书画采买人。因为有着同一个主顾，吴其贞和张黄美这一对同行，经常会有生意上的竞争，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台的朋友。

张黄美很可能出身于一个书画装潢世家，从幼年起耳闻目染此道，锻炼出了过人的眼力，经常能收到宝贝。受其邀请，吴其贞常在他的裱室逗留整日，赏画，喝茶，聊画坛和生意场上的种种趣事。吴其贞曾在他的裱室看到过一小幅赵孟頫的《写生水草鸳鸯图》，这是赵孟頫1310年的一件作品，画法纵逸，画面简洁而有意味，吴其贞一见就心羡得不行。不久后，在王通判的斋头他受到了一次更大的视觉轰炸，再一次领教了张黄美的手段，张黄美这次为主顾收罗来的三幅佳作，涵盖了唐宋元三代，有一幅竟然还是文人画始祖王维的《林亭对弈图》，并且卷上还有宋徽宗的御笔题鉴。张黄美说，这些画他是从京口（今属镇江）一个叫张即的书画贩子那里买来的。

张黄美后来被京师大佬、保和殿大学士、著名的“焦林书屋”主人梁清标招揽，为之在南方收购字画古玩。同时，张黄美在扬州王通判那里继续兼着职。自那以后，吴其贞在张黄美处看到的名家字画愈发多了。1672年12月的某一天，吴其贞在张黄美的裱室里观赏到了宋马和之《毛诗图》一卷，宋李唐《长夏江寺图》绢画一大卷，元钱选《仙居图》绢画一卷。1673年4月2日，他在张黄美处观赏到了五件宋元名作，其中有马元《老子图》、赵孟頫《太白观瀑图》、赵子固《兰蕙图》等如雷贯耳之作，但吴其贞也看出来了，其中伪作也掺杂不少，比如赵孟頫和赵子固的那两幅，虽然画得不错，但纸墨如新，形迹大为可疑。是张黄美不慎走眼收入了赝品，还是他想以假乱真去糊弄他的两大主顾？出于此道规矩，吴其贞没有点穿。

1673年7月21日，吴其贞在张黄美家一口气看了八件宋元明佳作，特别招眼的有黄庭坚的一卷书法和北方名家崔子忠的一幅绢画《双雁图》，吴其贞特意记下了这些画将来的去向：“以上八种观于张黄美家，系近日为大司公梁公所得者。”

虽然张黄美手中的画，大多是为王廷宾和梁清标两大主顾采买，但吴其贞也看出来了，随着钱囊渐丰，张黄美是有把其中最优秀的画作占为己有念头的。1675年9月17日，张黄美沾沾自喜地向他展示了10件宋元名作，尽管吴其贞背后挑了许多刺，说倪云林这幅墨色暗淡，又说马远那幅气色不佳，但他自己也明白，这是酸葡萄心理作祟，好多画——比如倪云林的那两幅山水——是他做梦都想拥有的。

扬州裱画师张黄美在南画北渡中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这些书画掮客出没在当时南方各城市的市肆和书画作坊里，早已不是什么秘闻，吴其贞在杭州就曾遇到过一个。1672年春天，位于湖滨的程隐之书铺里，吴其贞看中了李唐的《雪天运粮图》和赵孟頫的一幅山水写生小品，正要成交时，突然来了一个书画客与之展开了争夺。此人口气很牛，显见得背后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买家支撑。几个来回后，画价给抬高了不少。最后，吴其贞得到了赵孟頫的那幅小品，而李唐的那幅《运粮图》则被此人收入囊中。事后吴其贞才知道，此人的来头果然不小，竟是驸马耿昭忠在江南地区的书画代理人。

张翀《鉴古图》

17世纪50年代后，北方官宦和新兴的收藏家挟着资本的威势在南方频频出手，致使南方的精华纷纷北流，在吴其贞看来也是运势使然。政治气候的变化牵连着一个时代的文气，艺术品市场概莫能外。早几年，吴其贞就亲眼看到一个叫张先山的山东富商在江南走了一趟，轻而易举卷走了一大批法书名画，其中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黄公望的《秋水图》等吴其贞曾“观赏终日，不能释手”，那黯然送别的心境就如同一个走入末途的君王挥泪对宫娥。

其中手笔最大的是一个来自京师的叫王际之的裱褙师，此人不知是京城哪个大官的书画代理人，长年蹲守苏州，像一只巨型蜘蛛一样网罗着南方名画。吴其贞对其精到的鉴赏眼光很是服膺，称之为“京师名手”，他曾以不无赞赏的语气说，际之先生多年裱画，对纸张和水墨的性情都已了然于心，看画的眼光可说是“百不差一”[9]。王际之出手最狠的一次是1660年，那次他从南方收罗的宋元名画竟达上百件之多，事后吴其贞感慨说，这些在南方地区已流转了上百年的名画，“今一旦随际之北去”，只能说是“地运使然”。此事过后一个多月，吴其贞又一次饱受刺激，他在《书画记》中呆板地记上了一笔：“宋人书画六种，观于王际之寓舍，此第二次得于嘉兴者，将欲北渡。时庚子五月二十九日。”但吴其贞认为，这位王裱工的眼光虽然不错，但还是存在着缺陷，“只善看宋人，不善看元人，善看纨素，不善看纸上。”

这些都是吴其贞那个时代书画中间商（或称“牙人”）中的佼佼者，其他还有苏州王裱褙、陈裱褙，嘉兴岳子宣裱褙等不胜枚举。老辣的眼光再加财力渐丰，这些人同时也兼具收藏家身份。但若以从业时间之长、经手书画数量之夥，还以吴其贞的同乡前辈王越石为最。这个老骨董客长年客游在外，活跃于徽州以外的广大地区，与当时的鉴赏大家李日华、董其昌、张丑、汪砢玉等都有密切交往，他的身影时常出没在《清河书画舫》《珊瑚网》和李日华的日记中。有记载表明，王家数代人都以书画贩卖为业，他的两个弟弟王弼卿、王紫玉，两个侄子和一个从侄都把书画骨董生意做得很大。

同时代人评价王越石“惯居奇货，以博刀锥”[10]，话虽刻薄，却也可见他专业眼光之精准和善于把握生意时机。曾在万历朝后期为凤阳巡抚李三才收罗古玩的黄正宾，与王越石是姑表兄弟，两人时常交换手上货物，某一回，王越石想要吞没黄托其转售的一幅倪瓒作品，黄正宾上门理论，两人竟至拳脚相向，王越石一头撞在黄正宾胸口，撞断数根肋骨。这事闹开了，在崇祯末年的骨董行都当笑话讲。王越石把黄正宾打伤后，怕黄家人上门来闹，连夜离开家乡，到了杭州。不久，寓居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打听到王越石手上有一件稀世之宝，是从项元汴的天赖阁散出来的一只定窑小鼎，质莹如玉，花纹粗细相压，派了手下一个姓俞的去谈价钱。王越石与这姓俞的在湖边喝了半晌茶，最后两人联手作弄起了落难的王爷。后来披露出来，王越石以两千两银子卖给潞王的白定小鼎是一件赝品，姓俞的得了四百两，王越石自己得了一千六百两。吴其贞的记述在细节上与之略有出入，说这只白定圆鼎炉是王越石兄弟叔侄花了一千两百两银子购入的，后来售与潞王，得值加倍。[11]

这种为同行所不齿的伎俩，王越石肯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使了。收藏家汪砢玉揭露说，有一次，王越石拿出一幅倪瓒的山水画给他，此画山峰垒嶂，中露旷地，外绕七树向水，纤劲淡玄，汪砢玉一见就非常喜爱，但因王越石索价太高，他有点拿不定主意，王越石悄悄示意说：此画可拆易也。汪砢玉说，诸如此类把一幅画割成数幅分装出售的事儿，王越石肯定经常做，除此之外，此人的作伪手段还有挖镶补画、仿真印刷加手绘、添加名款等等，好多手法真是闻所未闻。王越石玩弄这些伎俩时，还特别善于拉长线、设伏笔，他曾经从一个姓杜的骨董商手上以八百两银子购入一只据称出自唐代定窑的香炉（不知是不是后来卖给潞王那件），对外诡称花费了万金，一时未能出手，十余年间，他把这只香炉一会儿典当出去，一会儿又赎回来，还雇人把市面上品相类似的香炉悉数购入。[12]

终于有大鱼咬钩了，泰兴收藏家季寓庸花巨资购入了这只赝炉。后来东窗事发，季寓庸要打官司讨回公道，王越石托中间人讲和，又赔偿了季寓庸数件古玩，季才从官府撤回了诉讼。因着这些斑斑劣迹，王越石在书画骨董行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张丑就说他“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流。[13]

饶是人品再不佳，王越石仍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主。他坐着自称的“米家书画船”穿梭在各地的书画市场，所到之处，李日华、董其昌这样的鉴赏巨眼无不奉为上宾，即便像汪砢玉这样对之颇有微词的藏家，一段时间不见他的书画船来，还是怪想念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此人手上确实有不少宝贝，另一方面，就算你从这只老狐狸那里花钱买过教训，还是不得不服气此人的内行与老道。1628年，汪砢玉为了给故去的父母筹集丧葬费，不得不出售了大批藏品，过了六年，王越石拿着其中的两卷画忽然找来说，这是从南京一个叫俞凤毛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汪砢玉一看，正是自己时常想念的两卷，于是以家藏其他名画及青绿商鼎、汉玉兕镇诸件，从王越石手中回购了这两卷画。[14]

在李日华的日记中，一提起王越石，必以“书画友”“歙友”称之。1626年，王越石以四帧残破的《长沙帖》请李日华鉴定真伪。1628年在南京，王越石又携带着倪瓒的一卷山水卷轴拜访了李日华，李日华评定说，“单幅树石，浑厚修耸，云霞郁渤，闪烁不定，真杰作也。”对王越石所藏，李日华总是惊羡不已，不吝笔墨予以品题。李日华的《恬致堂集》还收录了他赠给这个画商的一首诗：“君舟何处贯虹月，吾室悄然凝席尘；买得辋川千岭雪，未经君眼照嶙峋；呼鸥远隔苍茫外，控鲤难逢汗漫人；一发枯流频怅望，五湖春浪几时新。”

大约1642年初，王越石结束二十年的漂泊回到徽州故里。但他仍没有从骨董行中退出，他的一个侄子把生意做到了扬州，另一个从侄则长驻杭州收购书画，为他传递市面行情。这年春天，王越石带着他收藏的数件珍玩造访了后起之秀吴其贞。两人系同乡，又都是长年漂在江湖上，一个倦旅归来有一肚子故事要讲，一个渴望得到知识与经验的传授，好精神抖擞杀入充满欺诈与谎言的生意场中，诚可谓各得其所。在吴家怡春堂两人品书论画，王越石足足盘桓了三日才回去。

吴其贞对王越石数十年从事艺术品交易训练出的鉴赏目力极是钦佩，恭维说，王家一门数代都从事这一行，“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15]。这一评价不无拍马溜须之嫌，但吴其贞这么说也有他的理由，因为那时他们已开始了书画业务往来，吴其贞开始从这个前辈艺术商人手上大量购入画作。这年五月二十二日，吴其贞来到王家，一次性购入苏东坡的《批示帖》及宋元画家的六件作品，他对苏东坡的那件书法尤其喜爱，称“书法潦潦草草，在不经意间多得天趣”。六月，他又在王家看到了柯九思《松庵图》、沈周《匡山霁色图》等画。[16]王羲之的《雨后帖》、倪瓒的《狮子林图》，原是嘉兴项元汴的藏品，吴其贞不及登天籁阁赏之，也在王越石处大饱眼福。一些特别精美的藏品，王越石向这个小字辈夸耀出示后，却怎么也不肯转手，不管后者出多高的价格也不卖，引得吴其贞又妒又恨。但有一只高约五寸、口径四寸许的白定圆鼎炉，王越石却想法设法要说服吴其贞买下。吴其贞观此鼎，身上两道夔龙，粗花压着细纹，间有十二道孤龙冲天耳，全身几无瑕疵，认为其品相精好程度，与另一个收藏家程季白家藏的彝炉无异，“惟白色稍亚之”，也算得上一件世无二出的精品了。他虽然很喜欢，但一想到曾经上当的潞王，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出手。他想不明白的是，这个王越石手上到底有多少鼎炉呢，怎么出手了一件，又有一件？

倪瓒《江岸望山轴》

他们的交游圈还是有一些交集，比如在扬州一带大收法书名画、闹出不小动静的商人陈以谓。此人资金雄厚，看到名画不惜重价，致使江左名物几为网尽，又不甚爱惜书画，常常把入手的书画册子用大幅切为纨扇，分装出售，故此被业内人士赠送了个绰号“书画刽子手”。吴其贞知道王越石是此人的长年供货商，提醒王不要把好的画作卖给此人，以防他玩弄伎俩扰乱市面，但不知是王越石在此人那里的市场份额太大，还是他本身就是个炮制赝品的高手，对吴其贞的建议，王越石始终没有予以回应。

在为王廷宾做书画代购商之前，吴其贞曾是两淮巨商江孟明的“牙人”。江孟明引以为至宝的一幅倪瓒的《江岸望山》，就是吴其贞从其侄辈吴于庭处购入，再转卖于江；倪瓒的另一幅名作《古木竹石图》，是吴其贞从董其昌的儿子董思履那里搞来的。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吴其贞在这转手的过程中到底赚了多少，但以其出手之狠、准，到手的银子应该不会少。到王廷宾去世，吴其贞的雇主换成了住在杭州灵隐附近的姚友眉。

和王廷宾一样，姚友眉在书画收藏这一行也只能算是个级别较低的“好事者”。吴其贞说他“聪明颖悟，书窗之暇，留心玩物，尤至于书画，及见物时速成，是非洞然，洵风雅中人也”[17]，扒开这些动听的好话，内里其实是说这位老兄对藏品的真伪不怎么能分辨，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

1673年秋天，吴其贞为他在杭州收藏家朱子式手中买到了赵孟頫的《李苏泣别图》。接连几天，吴其贞出没在昭庆寺及城中各处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很快就从一个姓杨的画商手中购得了马和之《毛诗图》。[18]随后，他把此画连同先前收藏的苏东坡《村店夜归诗帖》、黄公望《访友图》、僧巨然《山庄鼓琴图》等转卖给了姚友眉。

赵孟坚《水仙花图》（局部）

1677年，一个叫沈子宁的洞庭山人来杭州找到吴其贞，手持一卷南宋画家赵孟坚的《水仙花图》要卖给他。吴其贞向知此画藏于项元汴之手，曾去嘉兴访求，当时项氏后人六大房的藏品已经星散，他费了好大劲都没有找到，没想到此画销声匿迹几十年突然出现。吴其贞观此图，“天真烂漫，各得形势，皆人迎风吸露之态，气韵如生，且用笔清瘦，逼似春蚕吐丝，一气画成，无轻无重，尚于苍秀。”他按捺着狂喜，从一百二十两银子的讨价还到拦腰价买入。不久他把这幅画连同倪瓒《松林亭子图》等宋元名画全都卖给了姚友眉。可能是这个新雇主的银子实在太好挣了，也可能那时候的吴其贞已财力不济陷入困顿，不久，他把原来为王廷宾购买没来得及出手的马远名作《琴鹤图》也转卖给了姚，大儿子吴振启刚刚从苏州收罗来的一张元画，他也转手出让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