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页

与古为徒

蔡嘉《鉴古图》

充满着尔虞我诈的书画行也如杀伐场，入行做画商的四十余年里，吴其贞经常有机会回望童年时那一个个遥远的下午。那时，他的父亲吴豹韦，一个喜欢写写画画的收藏爱好者，经常带他去参观族中一个兄长贮藏古物的南楼[20]。楼上幽暗的光线里，摆放着商彝周鼎、晋帖元画，以及不计其数万历年从内府流出的镀金“乌斯藏者”——藏传佛教铜像。这些吸足了人间精气的藏品似乎向他提示着一个无声、却足够诱人的世界，因此之故，身为画商的吴其贞身上尽管有着因世渲染的生意人的精明，却也浸透了发乎天然的对艺术品的珍爱，和对一代代艺术家的尊崇之情。

物比人长久。吴其贞当年经手、经眼的那些古画，至今还在各家博物馆和拍卖行流转，而他的生平事迹在他去世后的几百年里已渐渐湮没，以致一本叫《歙人闲谭》的书里提起他也是一副惊奇的语气，“其贞，疑歙人而居于外者”，连他的籍贯也说不清楚。对此身后落寞，吴其贞似有先见之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书画转手、购藏生涯中，读书不多的他写下了一本《书画记》，尽管写作本非他的长项，这本账簿式的书叙事刻板、烦琐、重复，但有了吴其贞留给后人的这个窗口，我们才可以远眺那一件件古物的递藏链，看到一个时代艺术品市场里的芸芸众众，也看清他与古为徒的一生轮廓。

在最初入行的17世纪30年代初，吴其贞更多的是以一个观画者的身份出没在诸多藏家间，碰到索价不高、对方又急于脱手的，他就迅速入手。那些纸本或绢本的宋元名迹，屡屡让他赞叹低徊不忍离去，这一类似于游学的过程打开了他的视野，并磨砺出了他锐利、精准的目力——而这是一个优秀的猎人所必备的。

老家溪南村口的龙宫寺，每年八九月间，各地画商云集，书肆店铺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每年到了此际，吴其贞即使跑得再远也要赶回来，在这里他既是地主，也是书画观光客，他陪常州画家邹衣白等朋友到徽州府看画，老家的龙宫寺是必定安排的一个节目。[21]

王鉴《九峰读书图》

他的声名渐渐崛起了，搜罗字画的来路也越来越广。一本《书画记》，出没其间的既有与他同样身份的画商、“牙人”，也有鉴赏巨眼、世宦后裔、佛门僧人、裱褙匠人。他曾从苏州裱褙匠王子慎手中得到过苏汉臣的《击乐图》等三幅画，他说这个匠人还是个水平高超的制假高手，仿造的宣德、成化年间的窑器外人几乎辨不出真伪。在杭州九曲巷施四老家，他为获得宋徽宗《金钱羁雀图》踌躇满志，说“今既获此，不日装潢，岂不压倒世间画册耶！”[22]有时候为得到一幅中意的画要费尽周折，某年在绍兴朱十三老家见到李伯时《莲社图》，他说自己的心情是“恨不得卧于图下”，但主人就是不肯出手，他“千谋百恳”，居间的朋友“说合有百次，走路不知几百里”，方于次年把这幅名画购到手。[23]

另外，黄公望的一幅风格怪异的秃笔山水图，无钩无皴，一笔一划如写字一般，他是在“岩寺大桥头方胖子家”观赏的；赵千里的《明皇幸蜀图》，是在客居杭州的徽州丛睦坊后人汪然明家观赏的。王鉴仿王蒙笔法的《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他是在前来徽州购画、下榻于吴子含“去非馆”的钱谦益那里观赏到的。钱舜举的《戏婴图》，则是从“嘉兴裱褙匠岳子宣”那里费了好大劲才购入的；赵孟頫的《松溪钓艇图》，是和大儿子一起从湖州竹墩沈家购入的；顾闳中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托朋友何石公从杭州一个匠人手中得到的。

1656年春天，在泰兴著名收藏家季寓庸家里，好客的主人招吴其贞等夜饮，酒具是主人收藏多年的汉玉龙尾觥。酒饮至半酣，已近三更天，季寓庸说，古人有一句话，灯前酒后不可观书画，我欲破了这一禁条，诸位以为如何？吴其贞说，如此适兴快意的事，有什么不可！于是主人拿出收藏的十九件唐宋书画精品，请客人一一品评直到天明。吴其贞说，手持龙尾觥饮酒，看的是晋唐宋墨，如此风雅，古人的金谷园也不过如此了！几日后，家富收藏的季寓庸又请吴其贞上门鉴定更多藏品，看着吴其贞飞快地展开一幅，合拢，再打开一幅，一边手记，一边予以精到的评论，主人不禁赞叹说：君之能，过于手挥七弦琴、目送千里雁矣！

《唐摹万岁通天帖》之《王琰帖》

他对自己的目力越来越自信，曾经王世贞收藏、流到程季白手中的一幅《雪江归棹图》，董其昌考证为王维真迹，他比照了程季白手上另一幅王维作品《江干雪霁图》后，指出一代宗师也不过是闻风附会，这应该是宋徽宗的一件作品。另有一件市面上流转的陆机《平复帖》，时人都以为是假货，吴其贞坚持认为是真迹，被人笑话不已，后来被识货的王际之转卖，售金三百两，吴其贞说，这一迟来的消息让他长长舒了一口气。[24]

如同一个追逐爱情的男子时常为情所伤，这个画商也时常为错失机缘感到遗憾。1641年，歙县一个叫翰四老的富商携一幅名画过访怡春堂，此画是赵孟頫与管夫人合作的《合畹图》，吴一见就叹为“神化”之笔。他求之再三，那富商就是不肯转让，只得与这件名作擦肩而过[25]。还有一件曾经董其昌过眼的唐摹本《万岁通天帖》，原是天籁阁主人项元汴二哥项笃寿的藏品，常州画家兼收藏家邹衣白以千金求之而不得，吴其贞也倾慕已久，1657年，两个朋友带着此卷来到苏州吴的寓所，吴其贞与大儿子振启一起观赏了整整一日，叹为“真奇遇也”，最终也没有谈拢价钱[26]。这样的窝心事还有好多，比如吴其贞就曾絮絮叨叨讲到，黄庭坚的一幅字，入神臻妙至极，可与王羲之《兰亭记》相比肩，吴曾在南宫道院一个姓陆的书画商人那里看到，对方索价二百五十两银，因他当时正在客途，身上银子不多，就没有买下，时过多年，还是辗转不能忘[27]。1659年将近年终时，在苏州阊门外潘秀才家，他看到李伯时《九歌图》，布景、人物、山水都极精妙，还有宋拓《淳化帖》十卷，也都是上品，可是等十几天后筹到钱款再去时，这些东西都已被北方收藏家派出的“牙人”买去了，只能徒唤奈何。[28]

这个一生都在奔波的画商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感觉到世风的颓变，回首早年艺术品市场的兴盛，他时常有余生也晚的感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徽州老家。在书画经营之暇写下的一则回忆1639年春天回溪南老家观画的笔记中，他叙述了由嘉靖年间官员艺术家汪道昆开创的书画收藏之风一步步走向鼎盛的经过，说早年在溪南一带观画，应接不暇，如同走马看花一般，且各家藏品都是海内名器，而到他入行不久的17世纪30年代末，这些流入徽州府的藏品又渐次流出，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9]

事实上，1639年春天在溪南老家的十天，他还是过眼了一百多件历代名画。而此后二十余年的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老家时，接连两天，仅搜寻到四幅画，回想起先前如登山阴道般的应接不暇，他真要叹息天凉好个秋了。

吴其贞因经营古董赚了个钵满盆盈，洗手不干安度晚年。吴其贞奔波了一辈子也没赚到什么钱，最后把一辈子的积蓄都赔了个精光。这两种结局都没有出现。大致猜测，在《书画记》止笔的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后不久，回到徽州府老家的吴其贞在家中安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按阳历，此时已经到了1678年初。在最后日子里回顾由一件件画作串起来的一生，吴其贞一定比常人更多地觉察到，收藏是一个附体的魔鬼，因为他一辈子孜孜以求去占有的东西，实际上也占有了他的一生。可是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他最后还是会感到庆幸，这些流经他手上的名作，使得一段卑微、琐屑的人生浮现出了金钱世界不能遮蔽的光亮。

他那本不甚好读的《书画记》，曾经收入乾隆朝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但在约一百年后，由于一个叫祝堃的详校官检举此书存在淫秽色情内容，这本书也被禁掉了。获此殊荣的还有前官员周亮工的《读画录》等几本著作。[30]很久以后，有知情人说，对吴其贞这本书的指控是因为它著录了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春宵秘戏图》，众所周知，这幅著名的春宫画，画的是唐明皇与他的爱妃杨太真在一个秘室中作爱的场景。[31]

吴其贞对这幅唐画有两个评价，一是“画法清健，精彩蕴藉”；二是“所画男子阳物甚巨”。有人怀疑这幅画的作者是武则天宠爱的面首薛敖曹，吴其贞说，“非也”，“大都唐人所画春宫皆如此”，从画中女子丰满的体态及波俏的眼光来看，他断定，此画必是大画家周昉手笔。

* * *

[1]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此事说：“公讳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正直，士庶无不推重。近闲住无事，见时俗皆尚古玩，亦欲留心于此，然尚未讲究也。忽一日对余言：‘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若何？’余曰：‘唯唯。’于是未几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公之作用，可谓捷径矣！”

[2]《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一件名作。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后半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3]王廷宾有一段“康熙己酉”的跋语，记述他得到此画的经过：“……嗣并为好事者多金购去。其后段久归之泰兴季宦，而此前一段则为新安吴寄谷先生箧中秘宝。寄谷因为余购得《三朝宝绘图》，选汰再四，已略尽今名人胜事，而尚未得成编。戊申冬，慨然复以此图见惠。余览之觉天趣生动，风度超然，曰：‘是可与《三朝宝绘》诸图共传不朽也。’”

[4]元至正十年（1350），七十九岁的黄公望在松江夏氏知止堂为自己的这幅画自题卷末：“至正七年（1347）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授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剳，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锐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1350）歇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5]董其昌在万历丙申年（1596）得到《富春山居图》，欣喜之余，写下这样的题跋：“大痴画卷，予所见若檇李项氏家藏沙碛图，长不及三尺，娄江王氏江山万里图，可盈丈，笔意颓然，不似真迹。唯此卷规摹董巨，天真烂漫，复极精能，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忆在长安，每朝参之隙，征逐周台幕，请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顷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予和会获购此图，藏之画禅室中，与摩诘雪江共相映发。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张庚在《图画精意识》中记载了董其昌对此画的赞誉：“子久画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脱化浑融，不落畦径。”

[6]董其昌《容台集》。

[7]“今复见白石翁背临长卷，冰寒于水，信可方驾古人而又过之。”董其昌跋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8]吴其贞《书画记》卷三“黄大痴《富春山图》纸画一大卷”条：“……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长三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予于壬辰五月二十四日偕庄淡庵往谒借观，虽日西落，犹不忍释手。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而册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今为予所得，名为《剩山图》。”

[9]“盖善裱者，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惟际之能也。”

[10]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定窑鼎记”条，有“王廷珸者，字越石，惯居奇货，以博刀锥”。

[11]《书画记》卷二。

[12]汪砢玉在1634年见过这只白定小鼎，但没有购入，《珊瑚网》记载：“崇祯甲戌重九日，歙友黄（王）越石携是册（《胜国十二名家册》）至余家，留阅再宿，并示白定小鼎，质莹如玉，花纹粗细相压，云口蝉翅，蕉叶俱备，两耳亦作盘螭，圆腹三足，炉顶用宋作白玉鸂鶒，乌木底。……越石云：项子京一生赏鉴，以不得此物为恨。索价三千金，吾里有偿之五百不肯售。真希世之宝也！”

[13]“越石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第十一“倪瓒”条。

[14]“至甲戌秋，黄（王）越石忽持前二册来，云得之留都俞凤毛，已售去十余幅……时越石欲余贯休《应真卷》，为宋王才翁题偈；马和之《破斧图》、思陵楷《毛诗》、吴仲圭写《明圣湖十景册》及本朝诸名公画二十幅，文沈《落花图咏》长卷，青绿商鼎、汉玉兕镇诸件。余遂听之，易我故物。”《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十九。

[15]“王越石，居安人。与黄黄石为姑表兄弟，系媀若亲叔也。一门数代皆货骨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者天下，士庶莫不服膺。客游二十年始归，特携诸玩物访余怡春堂，盘桓三日而返。”《书画记》卷一。

[16]吴其贞《书画记》载，壬午（1642年）六月二十二日所见，“有沈石田《匡山霁色图》大纸画一幅，画法柔软，效于巨然，有出蓝之气。值百缗，为世名画。”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三著录沈周《匡山新霁图》，款为“吴人沈周作匡山新霁图，用巨然笔法”，基本可断定吴其贞所谓《匡山霁色图》，就是汪砢玉所记载的《匡山新霁图》，此作现藏上海博物馆。

[17]《书画记》卷一。

[18]曾多次去杭州收购书画的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对昭庆寺的寺廊店铺有过详细介绍，事见1612年“七月二十九日”条：“前是督理织造内臣孙隆于昭庆寺两廊置店肆百余，容僧作市，鬻僧帽、鞋履、蒲团、琉璃、数珠之属。而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稍后的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七《西湖夜市》中又记昭庆寺盛况云：“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

[19]即刘静修《秋江垂钓图》小纸画一幅，《书画记》卷六载：“此图常见于苏城浦二哥处，今为长男振启获归杭州，寻归于姚友眉。时丁巳九月三日。”

[20]在《书画记》中，吴其贞曾如是回忆他的父亲：“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迹，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千扇犹不止也。”《书画记》卷一“元人无名氏《野草图》纸画一小幅”条。

[21]据吴其贞自述，这家寺院位于村口，是“载于志乘”的一个古刹，“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应是庙会性质的一处交易场所。该寺由于年久失修一度将颓，吴其贞和侄辈、古玩商吴甲先“输金万余锭新之”。见《书画记》卷二。

[22]《书画记》卷五“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条。

[23]《书画记》卷五“李伯时《莲社图》绢画一幅”条。

[24]“书在冷金笺上，纸墨稍瘦，书法雅正，无求媚于人，盖得平淡天然之趣，为旷代神品书也……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余吐气也。”《书画记》卷四“陆机《平复帖》一小卷”条。

[25]《书画记》卷二“赵松雪管夫人《合畹图》纸画一卷”条。

[26]《书画记》卷四“唐人双勾《万岁通天帖》一本”条。

[27]《书画记》卷六“黄山谷《颍昌湖上唱酬诗帖》一卷”条。

[28]《书画记》卷四“李伯时《九歌图》大纸画一卷”条。

[29]《书画记》记载了1639年春天（己卯四月三日至四月十四日）吴其贞在溪南老家观画的这段感慨：“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

[30]对《四库全书》的覆勘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最初是因为审读时发现李清所著《诸史同异录》有问题，随后把“语涉违碍”和“猥亵”的潘柽章《国史考异》、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等九种一并撤毁。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研究《四库全书》时发现，“所谓违碍者，因《读画录》诗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之句也，所谓猥亵者，因《书画记》有《春宵秘戏图》也”。

[31]周昉此画今已不存，有明代画家仇英的摹本。此画曾入藏赵孟頫和明书画家张丑之手。张丑于一次偶然在太原王氏家中见到失传已久的此画，喜出望外，以重金购得，并写下跋记：“乃周昉景元所画，鸥波亭主所藏。或云天后，或云太真妃，疑不能明也。传闻，昉画妇女，多为丰肌秀骨，不作纤纤娉婷之形。今图中所貌，目波澄鲜，眉妩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辅靥颐颔，位置均适。且肌理腻洁，筑脂刻玉，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抑何态浓意远也！及考装束服饰，男子则远游冠、丝革鞋，而具帝王之相。女妇则望仙髻、绫波袜，而备后妃之容。姬侍则翠翘束带，压腰方履，而有宫禁气象。种种点缀，沉著古雅，非唐世莫有也！夫秘戏之称，不知始于何代。自太史公撰列传，周仁以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而仁常在旁。杜子美制宫词，亦有‘宫中行乐秘，料得少人知’之句，则秘戏名目其来已久，而非始于近世耳。按前世之图秘戏也，例写男女二人相偎倚作私亵之状止矣，然有不露阴道者，如景元创立新图，以一男御一女，两小鬟扶持之；一侍姬当前，力抵御女之坐具；而又一侍姬尾其后，手推男背以就之。五女一男嬲戏不休，是诚古来图画所未有者耶。”

感官世界

芳香年代的伪风雅史

芳香的年代

那是一个芳香的年代，空气中总是飘荡着一丝丝若有若无让人心醉神迷的香气。

那些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似乎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了香云缭绕中。他们头发上散发着香味，衣服上挂着香囊，洗澡的浴缸里掺着香料，读书时手边也放着个香烟袅袅的熏笼或长柄香炉。在这个有着古老的焚香传统的国度里，焚香一度被看做是秉受来自上天的意志。在神圣肃穆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皇帝焚香接受神喻，象征着一种贯穿天人之际的、活生生的、超自然的智慧。当这沁人心脾的香气随风散入16到18世纪缙绅阶层的世俗生活，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潮流，弥漫了从禅房经堂到青楼歌馆的所有空间，香料——这种以沉香为主要成分，再配以乳香、檀香、丁香、麝香、甲香提炼而成的奢侈的物品——被看做是一种能赋予生活以超凡脱俗意义的神奇物品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它能升华和净化污俗不堪的生活，并使一个人的感官所能享受的美感得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看到街衢上有人鼻翼翕动，请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很有可能他正在努力辨认空气中那鬼魅般游荡着的一缕缕香魂。

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江苏如皋名士冒襄美丽的妻子董小宛因过劳瘁死，一代名媛香消玉殒。小宛归冒襄前，已是秦淮河上享有盛名的绝色佳丽，冒氏初见她时的“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影梅庵忆语》），可为一证。她的猝然去世，一时引发了富有想象力的江南士人种种猜测，一种最为离奇的说法是小宛并非病死，而是被多尔衮的部下掳掠北上，入了宫，后来又成了清世祖的宠妃董鄂氏。在这个故事中，冒襄——这个世上最为倒霉的丈夫——两个月后自扬州回到如皋，才得知这一灾难性的消息。四十岁的他陡失爱妻，数度北上寻访，甚至托关系找进了宫廷，得到的回答是不能放还。家门蒙羞，困窘的冒家开始只好假托小宛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不能见面礼客，后来看看重圆无望，又实在瞒不下去，只好对外正式宣布小宛病死了。近人高阳更是使出他惯有的“以诗证史”法，有《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对此言之凿凿。但这一小说家言，经孟森等史家考证，已被斥为“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事实。”[1]

董小宛、冒襄《幽兰墨竹》，题记：“姬人小宛写兰竹石巢民冒襄题。”

悲伤的冒襄写下了二千四百余言的痛切祭文《影梅庵忆语》，长歌当哭，文章的广泛散发，使得一代红颜“名姬董白”香消玉殒成了大江南北无人不晓的公共性事件。文坛名流作诗哀惋者有之，曲笔质疑者有之。《影》文更是一时洛阳纸贵。随着《影》文广发天下，冒襄回忆他与董小宛闺房之乐时的“品香”“品茗”几节文字，不知安慰了多少酷好风雅之士的寒夜长梦。据冒襄自述，他和董小宛都是香品和名茶的热切爱好者，两人常常“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小宛善饮，自从嫁归冒襄，见夫君酒量不胜蕉叶却嗜茶如命，于是也好上了茶道，尤其喜饮一种叫“岕茶”的名茶。他们所饮的岕片，必产自于半塘顾子兼家。而为了品香，他们多方购求各种香材，再自行加工炼制。黄熟香固定由一个叫金平叔的人供货。于今天上人间，银汉迢遥，这段炼香品香的日子，成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

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熏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舌头传奇

张岱早就想动身去一趟南京了。这个自称“茶淫橘虐”的生活美学鉴赏大师，向来目高于顶，自认吃喝玩乐方面的品位无人能匹，但对当下江南士林中名声日隆的品茶专家闵汶水却是仰幕已久。闵汶水在文艺圈能有今日之崇高地位，引得名士大佬纷纷与之订交，是因为他有着出色的知味能力，他发达而敏锐的舌蕾细胞在他生活的时代几乎成了一个传奇，据说他可以分辨出五十种名茶的产地、成色和十多种泉水滋味。如此发达的感官能力构筑起的一个幽深精微的世界，在一个以风雅为尚的时代里怎不让人神往？大概三年前的一个春天，闵汶水带着新茶和一整套的茶具从南京跑到山阴找张岱喝茶，不凑巧的是张岱正好外出了，那次没能和闵大师喝上茶，以后的日子里让张岱一想起来就懊恼不已。

在桃叶渡的闵家，初见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还是让张岱感到了吃惊，17世纪尚欠发达的资讯使他一直以为闵汶水是一个喜好茶道的少年书生，却没想到是个比他还要老的清瘦的老头。看来想象和事实永远存在着距离。开始见面是在一种别扭的气氛中，这个瘦老头连起码的客气一下都没有，不问名姓，也不问他所从何来，他给张岱的感觉是一只容易受惊的野鹿，敏感，多疑，不好接近，甚至还有些微的敌意。张岱还想说些什么，他竟找了个借口说他的手杖忘在外面要取回来就走开了，丢下尴尴尬尬的客人，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张岱的叙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空白，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留在闵家的客厅里是如何的坐立不安，但大致的情状我们还是可以想见。闵老头故作的冷淡和清高反倒让他固执起来。今天难道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去吗？他为自己这近乎无赖的行径感到了好笑。

闵老头出去找手杖找了大半夜，回来看到客人还没走，也有些吃惊，乜斜着眼睛看着他说，你还在啊，留在这里还有什么事吗？张岱不失时机地拍了他一下，久闻闵先生精于茶道，今天我就是来借你的剩茶一解渴思了。这话像一剂春药立马让闵老头兴奋了起来，他亲自起身烧炉子煮茶，动作快捷麻利得如同急风骤雨，一点也不像七十岁的老人。茶一会就煮好了，闵汶水把客人引到另一间装饰典雅的房里，明净的桌子上，有名的荆溪产的茶壶和成窑、宣窑制的瓷瓯琳琅满目地摆了十几套。随后，宾主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场知识考辨式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促进了相互了解并进一步增强了感情。这是一场知味能力和感官灵敏度的较量，五花八门的茶具和香茗就是他们捉对儿厮杀的疆域，当笼罩着话语的硝烟味散去，他们都为辨认出了对方而欣喜不已。张岱最后不无得意地向我们宣称，经过这场对话，他和闵汶水的友谊得到了提炼和升华，“遂相好如生平欢”——就像结交了一辈子的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了。

著名的《陶庵梦忆》的作者在这里把这场对话铺排得如同一出正在进行中的戏剧台词，同时在紧要处也不忘狠狠地抬举自己一把。如果不是真有闵汶水这个人，我们倒要怀疑这是不是张岱为标榜自己的感官能力编排的一出双簧戏了——

张：这茶是什么地方产的？

闵：是阆苑茶。

张：［又喝一口］不要骗我，这茶是采用阆苑茶的制作方法，但味道不像。

闵：［偷笑］嘿嘿，客人知道是哪里出产的？

张：［再喝一口］怎么很像是罗岕茶？

闵：［吐舌］奇妙啊，奇妙！

张：用的什么水？

闵：惠泉水。

张：别骗人了，惠泉到这里千里之遥，难道水一点不会受震荡，还能这样新鲜醇厚吗？

闵：不敢再骗你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家取水，必定要等到惠山人静的时候，在晚上掏干水井，洗刷多次，到黎明时分，涓涓细流积满水井，用大瓮装满，下面铺好花岗石，等到有了顺风再开船，这样水不会晃动，水性也不会变熟，所以与其他的泉水比起来特别的不同。

闵：［沏茶。倒茶］客人尝尝这茶。

张：香味浓烈扑鼻，味道很厚，是春茶啊，前面喝的，一定是秋茶了。

闵：［大笑］我年已七十，精通茶道也有五十年了，从没见过对茶道鉴赏如此高妙的客人，莫非阁下就是山阴的张宗子先生？

张：［大笑］哈，哈，哈。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

酷好茶道的人们往往会在清淡飘逸的茶香与孤芳自赏的清流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张岱在这里以传奇性的笔调描述的饮茶过程的种种细节，不无相互标榜的意味，而穿过这些细节，我们会看到他运用感觉器官营造了一个有别于世俗世界的精微、典雅的传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凭着他感官的触觉就能在人群中找到他的同类，如同上面这个故事里所说，张岱与闵汶水因为相互佩服对方的舌头而相互慕名，直至最终订交。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晚明感官文化发达之一斑。

在这里，一个人的感官能力发达与否成了他能不能进入这一传奇世界的关键。生活于17世纪中叶的一个叫孙枝蔚的小品文作家批评了名士的形式化倾向和这种倾向带来的浮泛虚假的风气。所谓“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游尽贵也”，一个人不管穷到了什么地步，品茶（仰仗味觉能力）、焚香（嗅觉能力）、玩古这几样文人雅士标志性的癖好却是万万不可丢下的，即使你感官鲁钝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你也得学会虚张声势，以证明你是个真正的风雅人士。袁中郎在苏州吴县做县令时讲过一个麻城名士的故事：

麻城的朋友丘长孺来无锡玩，带回去三十坛著名的惠山泉水。他自己先回家，让仆人们随后把水挑回去。仆人们嫌水重，半路上都倒进了江里，快到家了才汲了附近的泉水灌上。丘还以为这水金贵着呢，第二日就遍邀城中名士来家品尝惠泉水。名士们围坐在书房中，一个个脸上十分欣喜，打开水壶拿来磁碗，盛上少量泉水，争相议论一番，然后开始非常隆重地饮水。“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汨汨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临走了还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你几乎可以看见他们一个个拿腔拿调煞有介事的可笑模样：把鼻子凑近杯子，用力地嗅着，咂巴咂巴再慢慢咽下，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脸上挂着愚蠢而快乐的笑容。本来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不巧的是半个月后，仆人们在一次争吵中互相揭短把换水的事全给抖露了出来。愤怒的丘长孺把他们都赶走了。不知道那些躬逢其会的名士们听到这消息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袁中郎叙述这个闹剧式的品泉雅会时，肯定是拼命地忍着笑的——那可真是黑暗中的笑声。品泉这种味觉活动在这里看起来更像是虚张声势的一个仪式，一个文人之间互相标榜、认同的社会性动作。名士们煞有介事的刻意张扬活脱显出了他们的虚假与造作。然而这些好事者饮假惠泉而细咽长叹的造作之态，谁说又不是时代积习所致。在风雅相尚的时代氛围下，感官能力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认同或者区分的文化标记，不管你是否具有真正的品味能力，为证明自己属于文雅境界，证明你是上层人士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着这种感官的表演。

相比这些故作姿态的名士，袁小修就要显得旷达得多也可爱得多。袁小修也曾大老远地从无锡把两坛泉水带回公安老家，怕搞混了，他还事先特意用红笺纸写上泉名贴在一坛惠泉水和一坛中泠泉水的壶上作为标记。一个月后回到家，笺纸和字迹都磨灭了，二哥中郎问：哪一坛是惠泉水？哪一坛是中泠泉水？小修辨认不出，尝了味道还是辨认不出，于是两人相顾大笑。

“小世界”

文震亨是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出生于艺术世家的他写过一本叫《长物志》的奇特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以一种闲散的笔调讲述了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和操作法则。这本被官方评论家不屑地称为“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大抵皆琐细不足录”的志书共有12卷，其类目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细加考量，这些物的种类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在用途上则可以细分为艺品、食物、饰物、器物等等。在这本书里，这些林林总总的物被一种奇怪的分类方式罗列在了一起。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它们大体上并非日常必需之物，器物不是作为生产之用，食物也不是果腹必需的粮食。这些物，在一开始归类时就没有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中，所以它们被称作“长物”——多余的物，或者说奢侈的物。

如果读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我们会发现，物的这种奇特的排列方式构成了一种知识，一种从社会公共空间退据到生活私密空间的新颖的知识。文震亨用“长物”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大致由这些方面组成：空间规划，器物赏玩，景物观赏，食物（零食）品尝，美观装饰。它不是汲汲于利益增值的，而是用于观赏把玩的。聚集起这些物，也不是为着现实生计的经营，而是超越于现实蝇营狗茍之上的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这个世俗世界之外的“文雅境界”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密实的针脚下缝着的全是两个字：无用。难怪乎庙堂之士一说起它总是隐含不屑讥峭之意。

仇英的《临宋人画轴》展示了一个并不奢华却意境别致的明代文人书房。室内的文房清玩、家具陈设反映出明代文人所崇尚的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

说是无用，但一个时代的文人却要藉此建立起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就说房屋居室布置这样的小事，在文震亨看来却不外是一个“小世界”的营建，足可以投射情感寄寓性命。这个18世纪的室内装潢家以一个艺术家特有的细致和耐心指出，不管是堂屋、亭台还是私房秘室，布置都是繁简不同寒暑各异的，即使是图书碑帖、鼎彝之类的古玩，也必须安排得妥贴了才会显出它们各自的价值来。从下面他对坐几、坐具、椅榻屏架的摆放设计到花瓶、香炉和挂画位置的选择，无一不显出他对细节的沉溺和酷好，而这一切设计都可以归结到感官的愉悦上来：把这些“长物”纳入个人的感官世界中，触摸之，赏玩之，渗透之，并以此承载这些“长物”的主人的情感和意趣。

如同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看着陈设和布置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了房间主人过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优雅的，怠惰的。他疏于日常营生的手指白皙而修长。他的脑子和精子都有着足够的空闲。屋子的主人或许有时会警诧于自己这般的颓废，但感官与物交会营造的优雅情境已让他欲罢不能，长久以来他就是这般的颓废着并陶醉于这种生活的芳香和靡烂气息。

把生命的重心从世俗的蝇营狗苟中退出，另外建立一个让“性灵”（他们发明了一个多好的词啊）张扬的空间，所谓“闲隐”的意义正在于此。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的生命活动空间以钟鼎、古玩、书籍、园林、砚、琴、花木、茶酒之类非实用性的物为基础，或者说，是以这些物为感官的延伸、情感的寄寓、生命投注的承载体。当对这些“长物”的赏玩与诵读庄骚、吟诗长啸、饮酒博弈、看书论道一起成为文人雅士们向往的日常生活情状，极力渲扬这种生活模式的《长物志》与《闲情偶寄》《遵生八笺》成为一时之著也就不奇怪了。

从这些十七到十八世纪风行的畅销读物中看明清文人的生活，真是些会享受的人！高度累积的物质文明使旧有的有钱人家、新进的暴发户和贫寒的书生都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并在室内设计、世俗消遣和装饰艺术品上追逐着一茬又一茬的时尚。你看他们饮酒，喝茶，沐香，把器官磨砺得纤细而敏感。和妓女交好，躺在不存在的园林里做梦，一人搂一个小姐谈哲学。要不就是做一个小小的闲官，喝一点暖胃的小酒，发点小牢骚，生一场小病，做几篇小品文。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宴，你方请罢我复请。再不济也要弄只装满酒和书的船，东飘西荡随水流转。尽管三年一度的上京赶考像间隙性发作的癫痫总让人手足无措，但有了这些小小的乐趣生命总算有了个寄寓的所在，飞扬着不肯安生的荷尔蒙也差堪有了着落。

一种生活形态，究其实质就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人如何攫取物，如何使用、支配物。当文震亨们以这些非实用意义的物（“长物”）构建着一种审美化的文人生活，他们的感官——眼、耳、口、鼻、身、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并参与到这种生活的营造中去。不管他们创造了一种如何绮丽的文化，感官世界背后生命的畸变却总是让读史者嗟叹不已。生命的情感有大小，生命的能量与气象有大小，对一朵花、一棵树的关怀总不能与对人的生命的关怀相比，但是，要是热衷于“长物”的他们甘堕小道，就是安于这一花一世界的“小”呢？

感官旗手

享乐主义者袁中郎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罗列了人活世上的五件快活事，谓之“真乐”。他不讳言这些赏心乐事乃是感官享受的愉悦和欲望的满足：看遍世上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享尽世上鲜美的衣食；堂前排列着盛满食物的大鼎，堂后演唱着美妙的歌曲，宾客满席，男女混杂，香烛熏天，珠翠弃地；以千金买一只船，船上配备乐队一班，歌伎侍妾数人，游客帮闲数人，浮家泛宅，浑然不知老之将至……

岁月如花，乐何可言，在袁中郎看来，人生有了这些快活事中的一两件，活着就可以无愧，死也可以不朽了。临到末了，家产田地全都败光，狼狈窘迫得要跑到歌楼妓院托钵乞讨、在救济院里和孤独老人分食的地步，还恬不知耻地往来于乡亲之间，这才是快活到了极致。

荡尽家产、到妓院讨饭、到孤老院分食……这些世人看来放纵欲望的恶报也成了人生之一大快活，这大概可说是袁中郎倍受官场俗务烦扰之苦的激愤之辞。似乎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喜欢用一种极度夸张的语气来强调他们对现有价值的离弃。他就是故意要这么说，好像不这么说就显示不出决绝来。事实上，袁中郎一生纵然颇多声色犬马之乐，却也断断没有走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所以他说这样的狠话的背后是践踏世俗性社会价值的快感在起作用。“五乐”云云，确是泄愤之言，却也未始不可以看做他高扬欲望旗帜的严肃的人生观之表达。

看来袁中郎是决意做这个感官世界的旗手了。他在吴县县令的任上慨叹做这一七品小官的痛苦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顶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耶，抑令苦人耶？”在那时写给姐夫的一封信里还直截了当地说：人生三十岁，怎么可以袋里没有余钱，囤里没有剩粮，居住没有高大的房屋，到口没有肥酒大肉呢，要这样的话，还不把人羞死！甚至写给父亲的家书也是这样一副浑不吝的口气：这几天与各位舅父大人相聚谈论佛事，是特别快乐的事情，“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没有必要预先为以后的幸福考虑。儿在这里安守本分过日子，也是自己受用，若有一点儿要还债，要养家，要买讲究服饰的念头，哪里还能够如此洒脱呢？家里的几亩地，留给妻子儿女过日子，我不管他们，他们也管不到我，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忧复何为哉！

“顺情遂性”的人生态度就这样把生命整个地推入一个纯粹的游戏情境里去。在袁中郎看来，社会已经令人欣慰地形成了一种追求“趣”的风尚，但是这种对趣的追求仅仅是在书画古董的赏玩辨析或烧香煮茶之类的生活形式上，这是皮相的，也是低级的。他进而指出，文雅生活不仅仅是空间性的，更是时间性的，最高层次的趣应该是一种完全出乎自然的“童趣”。他设想一种完全没有目的性的人生境界——一个儿童时代一般透明的“纯真”世界的最终到来。

在这里袁中郎暗示他的时间观，就是让时间回复到时间本身，“不图将来，不追既往”。这种未经社会化、儿童式的时间观下，时间只是用来消耗，用来赏玩，没有任何生产性或经营性的功利意义。袁中郎理想中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像废弃的衣服和鞋子一样乱扔的大婴房。他还写下了一首小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怒是尔猛虎，欲是尔深渊，功名是尔沸汤，勤思是尔砺锻。尔一不避，焉能尔免？”如果换成今天的语气，这首小诗是这样的：

愤怒是使你丧生的猛虎

欲望是让你堕落的深渊

功名是让你受煎熬的沸水

苦思是折磨你的铁砧

你不知道躲避，怎么能免受祸害？

居官京城期间，袁中郎写下了一部专论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的著作《瓶史》。这本将在数百年后流传到东瀛并引发一场花道艺术革命的小书在当时却饱受学问之士的讥屑。身受官场羁绊之苦的袁中郎在这本书里流露了对另一种闲雅生活的向往。当卑微的官职拖累让他欲亲近山水花竹而不得，乃转而求诸于瓶中之花，以瓶花来替代自然山水。所以瓶花在这里由简单的生活饰品转化成了一种隐喻，承载起了一种有别于奔竞世俗名利的生命意境。袁中郎在这本花道指南手册里以一种鉴赏家的语气不厌其烦地谈到盛花的器物、花架、水与土的关系、每天清洁花瓣的必要性等等问题，当然，他更希望这本小书不仅是一本实用操作手册，更是他心史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