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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袁中郎以国子监助教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没几个月就请假回家了，万历三十三年，他的顶头上司、礼部主事吴用先写信给他，劝他复出。袁宏道回信说，自己之所以犹豫不出，并不是不爱富贵，而是实在太懒散。他还说，别人若从生计出发，劝他做官免受饥寒之苦，这样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但如果以建功立业这等大帽子来扣他，那他就非常之反感了。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进与退，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居朝市而念山林，或者居山林而念朝市，两等心肠，都是一般的牵缠，一般的俗气。退职后，他这样向小弟袁小修慨叹，为宦不及闲隐：“及入宦途，簿书鞅掌，应酬柴棘，南北间关，形瘁心劳。”

根据人与现实的关系，袁中郎把世间人分成四种：不把现实放在眼里的玩世者，超脱现实的出世者，调和现实的谐世者，从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袁中郎说他最喜欢的是第四种人适世者。这种人，“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是天下最无关紧要的人。他们做和尚，戒行不够；做儒生，嘴里从不讲儒家经典，也不做什么仁义谦让这种事。熟悉袁中郎的人肯定把这看做了他的自我写照：做官不像官，务农不新躬，隐居不安寂寞，出仕又嫌烦琐，为儒不读圣贤，信佛六根不净，修真又不忘好色，这不是夫子自道是什么？在《人日自笑》里袁中郎就是这样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的：

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著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

万历三十七年的一条船

这艘从《游居柿录》中游来的江南木制楼船有一个正式名字叫“泛凫”。袁小修把这条寄托性命的船取作这个名字是想仿效伟大的《楚辞》作者屈原，“泛泛若水波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万历三十七年春天，两次会试落第将近不惑之年的诗人袁小修驾着这艘收拾得风雅别致的楼船从家乡公安县沙头启程，顺长江而下，正式开始了他筹划了一年之久的吴越之行。

这是袁小修的第五次江南之行。前四次出游，基本上都是在考试落第之后出来散心解乏。说来难以置信，才三十九岁的小修已经有了八进考场的非凡经历。为考取举人学位他参加过六次乡试，从二十岁考到三十五岁耗时十五年，为了取得更高一级的进士的学位也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记录。现在，船已解缆离岸，诗人袁小修要用吴越精致的山水洗涤“俗肠”了。甫离尘世的牢笼返归自然，他觉得自己像黄昏掠过河面的水鸟一样自由无羁。心情一好，自然手痒难忍，袁小修在舟中铺开日记，以《东游记》为题兴致盎然地记录起了沿途风光和经历。

上溯二十个年头，二十岁的小修对科举应该说还有很高的期待，但他那时已经开始谋划另一条人生途径了。是出仕还是退隐？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这一问题，并在京城预购了一处房产“杜园”作为退路。他认为，现在这年纪，“心躁志锐”，未来人生的方向是显是隐尚不分明，但中年一过，生命的情势自然会像棋局一样分明起来，到时这个园子自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袁小修一面在科举的路途上继续蹭蹬前行，一面又不断地对为了功名奔走如牛马的人生产生质疑，退隐的念头不时在脑海中盘旋翻腾。在北京探望大哥伯修时，他发现大哥虽居高位，生活却劳累不堪。而当他见识到北京官员的奔劳时，更不禁自省：“家有产业可以糊口”，却“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实在是把人生的手段与目的颠倒了。

一次次的考场铩羽，一次次自尊心的饱受打击，小修不禁感叹：人为什么削尖了脑袋要往官场钻呢？当官真有那么好吗？（“人生果何利于官，而必为之乎？”）他已经从实际的操作层面规划起了退隐后闲雅生活的种种可能性。

袁氏家族自曾祖起已是当地的豪族，袁小修有经济实力设计这样一个士绅的现实生活构图：以一定的田产租金来作日常开支，在此基础上过着不劳而获的悠闲日子。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小修在支付家人日常所需之外，尚有余裕来供应自己的“游玩度支”，也就是说，除了可以不虑衣食、无求于人之外，他还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发展休闲娱乐生活。这般有钱有闲的生活，自然不是像戴名世这样的没有恒产的寒士可比的。如果小修愿意，生活的经营自可以展开另一番不同的面貌。也即是说，小修已拥有足够的生活资本去经营另一种生活形态，一种充满着声色犬马的感官生活了。

科考入仕既成极为强势的主流价值观，博得功名的念头已像骨之蛆一样深入了袁小修这样的读书人的心灵深处，并一步一步地毒害着他的生活。虽深知仕不如隐，但他也无法截然拒绝仕途，正如我们看到的，购买杜园后，小修一直在科举的途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万历三十八年，再度应考失败后，小修向中郎表白：今弟年亦四十余，升沉之事，已大可见，将从此隐矣。话虽如此，可他隐得了吗？

但在万历三十七年的春天，小修完全有理由把饱受打击的生活信心交付给这条向着吴越山水一路逶迤而去的楼船。本来他已经借了他舅舅的一条船，准备了足够一年之需的粮食，但临到出行，考虑到这只船太小不宜远行，他还是另行购置了一只宽敞坚固的船。他已经决意去过一种“煮鱼温酒，倚醉豪歌”的生活，从船上的布置我们也可以想见他那种闲放出尘的心态：船舱一壁挂着新购的沈石田的画，另一壁则是他喜欢的黄太史慎行的草书；苏合香在香笼里缭绕；船上矮几，摊开着他新写的字，边上的石砚里酽酽的墨汁散发着好闻的香气；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他喜欢的书。在这些“长物”的包围中，小修对着江水也对着自己发誓：“我拼此生住舟中，舟中即家。他不可必得，清闲二字更少我不得也。”

小修此行的计划，是经汉阳、黄石矶、繁昌、芜湖抵达金陵，然后游过镇江金山后再沿运河前往浙江。一路走走停停，到得南京已是五月仲夏。“泛凫”从上清河过江东门入城时，南京城刚下过一场大雨，雨后的山色更加苍翠浓郁，几欲沾衣。正是端午赛船时节，俊美的少年们驾着五色的龙舟在河上飞渡，箫鼓声、歌声笑声震天动地，在桃叶渡口上下五六里间，男男女女结伴观看赛船的水边楼阁鳞次栉比，刺绣的门帘卷起一半，阁中妇女佩戴的珠翠头饰隐隐闪现，装饰华丽的游船载着酒在河中漂荡，连水波也被映射成了丹砂般的红色。公安名士袁小修的造访南京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于是有了“词客三十余人大会秦淮水阁”盛会。这一天恰逢小修的生日，朋友在妓院里备下酒席为他祝寿，一路看去，歌声似雏莺宛啭，脂粉似赤霞一片，啊呀呀，那些个狐狸精般的女人，个个能诗善画，妙解风情，懂得芙蓉养纸，柳絮裁诗，怎不让袁才子蠢蠢欲动呢？

此情此景让袁小修似乎回到了秦淮河畔纵情声色的少年时代。早年的粉黛之癖致使血亏气虚让小修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一回到风月场中面对如此撩人的场面，如雷开蛰户，春萌草色，他早就不能自控了。尽管他一次次检讨自己的酒色之癖，但骨子里还是以为，情欲出自人之天性，是无法铲除干净的，“刚骨腻情，亦人之常态”。所谓刚骨，自然是指与世俗格格不入，情腻者，情欲多多是也。小修自认是骨刚情腻之人，所以不能断绝丝竹粉黛之好。可千里泛舟，难道就为追逐情色而来？晚上踉跄着回舟，可能欢宴时过分的血气浮动，吐出的痰里竟有了丝丝血痕，看着秦淮河里半轮妩媚的月亮，不免一番忏悔自责了。世间的种种繁华快活，那可都是“刀尖上的蜂蜜”呀，一经沾着，虽暂时可口，哪一天毒性发作，弄得个裂肠破肚，怎生是好？

七月初，在镇江游过金山寺，友人陶望龄去世的消息终止了小修计划中的吴越之行。因为在小修的设想中，这次吴越之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去绍兴拜访这位品行高洁的当代颜回，与他把酒言欢参证学问。心灰意冷之下，他掉转船头重回南京。接下来，当“泛凫”在返程途中将到丹徒县时，小修作出了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打发“泛凫”回公安老家，自己从陆路北上，准备去北京参加明年春天的一场会试。他的态度在这里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坦然承认自己连年奔走场屋却还是“名根未断”，种种的享受不过是“锋刀上蜜，甘露毒药”，说不上有多少快活。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没有了主人的“泛凫”一路向西独自回楚，而我们的小修先生则在秋风中由京口渡江，经真州（仪征），过扬州、高邮，渡过黄河，一路向北陆行进入帝国的心脏。两个月后，他将出现在北京西山一处僻静的地方，闭关三月，精心准备八股制义，用他的话说是“为入试资粮”了。

故事的结局几乎在我们的预料中，诗人袁小修在来年春天的这次会试中再度落第了。不仅这一次他功名未就，再过三年，他还是没有撞开那道专为他而设的门。而不幸的事件将要在他的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他视为精神导师的二兄袁中郎因血疾去世，再是两年后老父的死，再是落在自己身上冥顽不化的病。事情要在他守孝三年后参加第四次会试的万历四十四年才会出现转机，在第十次科考中，名满天下近廿载的公安名士袁小修终于取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进士资格，并得以外放就任徽州府学教授这一闲职。而这一切，他的父亲和两位兄长是看不到了。

载着小修一路东来的的“泛凫”在万历三十七年的秋天终于掉棹西去，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感官的磨砺和发达到了极致，生命离颓败就不远了，一种文化也已走到了崩盘的边缘。性灵诗人袁小修让我们看到了这些风雅之士更为完整的内心图景：他们的半边身体享受着此间的声色，另半边，则像一张紧绷的弓，时刻等待着来自高处庙堂的感召。

崇祯二年中秋夜的那出戏

1629年10月2日，是为崇祯二年中秋翌日，张岱带着他庞大的家庭戏班，自杭州沿京杭运河，行经长江南岸北固山。此行他是前往山东兖州，为在鲁王府供职的父亲祝五十大寿。两年前，他的父亲张耀芳，这个屡试不中的老童生终于以副榜贡谒选，以“右长史”之衔，在山东鲁王府做了个小官。

张岱像

深夜时分，船过金山脚下，从船舷一侧望去，金山寺大殿的飞檐虽在山树掩映之下，却也翼然可见。此时月光愈加皎洁，照在露气凝重的水面上，江涛吞吐，气象更是万千。镇江西北的金山一带，正是南宋名将韩世忠力抗金人南侵，鏖战八日，将金人逐退过江的地方，一念至此，张岱心中忽地冒出一个孩子气的想法，他命令船改变方向，驶向金山寺。

越地风俗，向来把十六作月半，月圆之夜，正好经行此地，去金山寺过这个中秋之夜，岂非天意？于是一行人趁着夜色，停舟系缆，施施然穿过龙王堂，进入大殿。一路但见林间漏下的月光落在地上，疏疏如残雪一般。张岱特意关照随身小仆，把灯笼、道具、服饰全都搬上岸来。

不一会，漆静一片的大殿被挂在柱子上的灯笼撕出了几片亮光。锣，鼓，铙，钹次第响了起来，渐如急风骤雨。幢幢的灯影中，那粉墨登台的人，皆拖了长长的影子，这情景真是诡异莫名。被鼓乐声惊醒的僧人们从寮房跑出来，他们循着声响的方向来到大殿，眼前的一幕不由让他们目瞪口呆：只见一群伶人正在庄严的佛像中间咿咿哦哦地唱着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的戏剧，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则神色怡然，坐在大殿前厅独自看戏。

多年以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起繁华靡丽年代里自己一手炮制的这场中秋“金山夜戏”，还是掩不住一脸得色：“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

想来僧人们是被这场没头没脑的戏搞得如坠雾中了。等到演出结束，已是天将破晓，这群人把乐器道具包裹起来，回到他们来时的船上，当他们解缆过江，鼓起风帆驶离金山寺时，僧人们还是默默地伫立在山脚下，从他们惊愕、好奇的神情来看，就好像还在纠结于这群人到底是人、是怪、还是鬼。

这只是自称“纨绔子弟”的张岱平生无数放诞事之一。他此番北上，虽是去为父祝寿，但他却最看不得父亲对功名的热望。沉埋于帖括制艺几十年，一次次考场折戟沉沙，坏了一双眼睛，落下一身病痛，真是何苦来哉。所以他自己撞过一两回南墙之后再也不应那个劳什子试了。没有功名、公职算得了什么？那都是附骨坏疽呀。梨园，鼓吹，骨董，花鸟，华灯，烟火，精舍，优伶，园林，歌童，茶寮，这物质世界里的种种，哪一样不比做官风雅有趣得多。四十岁前的张岱，就这样周旋于读书、享乐之两端，满足于技艺和趣味为他带来的新名声：茶道高手，业余琴师，鉴赏家，旅行家，著名戏剧赞助人……

为了安慰张耀芳的一次次落第，从1616年开始，张家在女主人的张罗下开始大兴土木，造楼船，采买歌童演戏，园亭、娱戏不能慰藉一颗沉浸于功名的心，倒是让张岱一出世就落在了一个浮华世家里，练出了鉴赏家的眼和耳，传说张家戏班子只要张岱在座，伶人们就格外卖力，谁也不敢打马虎——“焉敢草草”。就在兖州之行的前一年，张岱听到魏忠贤倒台的消息，改编的一出传奇《冰山记》在绍兴城隍庙演出，观者竟达万人。三十岁的青年艺术家竟已有如此气场！

除了金山寺中秋夜戏，张岱还描述过苏州虎丘的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声乐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全都出来赏月，月亮刚露半边脸，就铺开了百十处鼓吹，大吹大擂，“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这十丈红尘的喧嚣，他也能看出个好。但既为艺术家，就算他最为陶醉之时，也还葆有着一份自觉，也就是说，他看月，更看人。在《陶庵梦忆》的另一个著名的篇什中，他把西湖边的赏月之人分成五类，也真是后人说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窗上看你了。你道是哪五类？

——“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伪风雅派；

——“身在月下实不看月者”，狎游派；

——“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装B派；

——“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心一看者”，短衫派；

——“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故作优雅的唯美派，或曰装酷派。

1629年秋天的这次兖州之行，除了在当地上演经修改的《冰山记》，张岱还跑到曲阜谒孔庙，进香泰山，看起来兴兴头头，却也并不十分愉快。父亲在鲁王府的尴尬处境让他难过。鲁王好神仙之术，张耀芳以道家引导之术才得以立足，看着父亲胸怀济世之志，一生襟抱未开，只能在虚无的长生术中求得内心的解脱，张岱只觉尘世的悲哀与无奈。四年后的1633年，张耀芳去世，张岱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先子少年不事生计，而晚好神仙……先子暮年，身无长物。则是先子如邯郸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

他为父亲感到惋惜的是，当年母亲试图用现世世界里的种种来点化痴迷于功名之途的父亲，都没有让他迷途知返。他感谢母亲，让他往另一个方向上去实现自己的人生。

但现实就像1629年中秋的那场金山寺夜戏，演戏的，看戏的，都是在戏中，待到曲终处，繁华摇落终成空，十五年后，亦即1644年的那场巨变后，他苦心经营的一整个世界摧毁了，他只能像剧终之后那些沉默的僧人，目送一个时代渐行渐远，不知苟活于世的“是人、是怪、是鬼”了。

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年生活

看哪，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晨——

喝酒，唱戏文，吹着西风吃蟹

对着一张施工图纸布置园中的石头和水流

从长江北岸冲积平原上的如皋城，一路向西，就到达大运河西岸的繁华城市扬州。在这里弃马登舟，坐上那种张着白帆、黑色舱盖的乌篷船，溯水南下，横渡长江，就是南岸的重要城市镇江。接下来的旅程，无锡、常州、苏州至南太湖的湖州，都是17世纪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旅行者无疑会在氤氲的烟火气息中获得极大的愉悦。船到杭州，那条贯通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水道上的旅程结束了，随之转入的却是风烟俱净的富春江。那次第展开去的山水长卷，怎不让旅行者心神为之一振？

1634年秋天，李渔第一次从江苏如皋回祖籍地浙江婺州府兰溪县，走的就是这一条旅行线路。“渔虽浙籍，生于雉皋”，他回原籍，是准备参加下一年秋天在金华府举行的府试。处于浙中丘陵地带上的兰溪，是婺州府下面的一个县。这一年，这个药材商人的儿子24岁。

府试的成功使他获得了“生员”的资格，这意味着他的儒生地位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但在四年后省城杭州的乡试中，自居八股文高手的李渔落榜了，他那一套“临去秋波那一转”式的作文法并没有打动考官们。他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计算了年龄和功名之间的距离，无奈而又解嘲地写道：“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为了纪念消逝的青春，他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诗集，为此他卖掉了琴、砚台和心爱的宝剑。

三年后的1642年，李渔准备再度赴省城应考。这一年，明帝国派驻山海关负责对清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官洪承畴的降清，使得帝国东北部大门完全洞开。地方上的骚乱更是愈演愈烈，李渔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严重危机和个人的不安全感。虽然在母亲的坚持下他又一次踏上了前往省城之路，但在半路上得知即将发生一次动乱的消息，他就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回乡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很久以后的一个晚上，他看见母亲走进卧室，温和地责备他耽于嬉戏荒废了功课，他醒来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梦。

32岁的李渔搬到了府城婺州，此时，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变。时局就像一幅色彩凌乱、变幻不定的后期印象派绘画，帝国在内乱外患下正面临全面崩盘。就在李渔移居婺州的第二年，一场由当地人许都领导的起义在邻县东阳爆发。他以前总以为杜甫那些记述战乱和苦难的诗作是在夸大其辞，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毁灭和蹂躏。一个多月后，婺州解围，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常。但实际上这座城市的灾难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南明溃军和清军的洗劫使它几乎遭受没顶之灾。接二连三的动乱中，李渔失去了他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房子、朋友、书籍和手稿。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东躲西藏的徘徊观望之后，李渔带着他的家人从栖身的山林中走了出来。回到兰溪夏李村，他所做的两件事，一是剃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再是建造一座名为“伊山别业”的宅院。他亲手设计了全部建筑的图纸并亲自组织施工，据他自称，别业内有燕又堂、停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迂径、蟾影口、来泉灶等景观。又造亭一座，名且停亭。他开始了向着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转型：喝酒，唱戏文，吹着西风吃蟹，对着一张施工图纸布置园中的石头和水流……

别业成后，他开始了自己说的“识字农”的生涯。耕读之余，写些诗文，不再为名利奔忙，“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他已经想好了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还不到四十岁的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别号“笠翁”。迁入新居，已届新春，窗外盛放的油菜花带给他真正的春天的感受。后来在《闲情偶寄》里，他说，当你走进油菜花地这个金色的海洋时，就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这就是38岁的李渔为自己安排的未来生活图景。他后来回忆在伊山别业三年的生活，简直是“享列仙之福”：“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一到夏天，不去访客也没有客至，不但头巾不用了连衣服也成了累赘，“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在飞泉下洗砚，用旧年的积雪来试新茶，想吃瓜了瓜就在户外，想吃水果了果子就挂在树上，“可谓极人世之奇闲，擅有生之至乐者矣”。

虽然身处乡野，出生并成长于商业气息浓郁的如皋小城的他并没有停止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经济的拮据迫使他不得不在三年后放弃隐逸生活，把房子出卖以养家。1649年秋天，李渔带着他的三个妻子、两个女儿离开了刚建成才两年余的伊山别业，前往省城杭州。

身上流动着商人血液的李渔相信，在那个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剧团，有着最好的剧场、书店的陌生的城市，他的小说和剧本一定会找到好的买家。路途遥远，他只带了一些随身常用的家什，其他东西全都扔掉了，包括自费出版的一本诗集。“又从今日始，追逐少年场”，这一年他正好四十岁，心还不老。后来成为17世纪中国最为成功的剧作家和出版家的李渔，他的职业生涯当由兹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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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小宛考》，见孟森《心史丛刊》。

南方庭园

祁彪佳和他的“寓”园

它的造反从中轴线开始，终止于幽秘花园的深处。

——朱大可

四百步

按照那个时代的说法，叠山、造园这一行的，和琴师、画师、医师一样，都是凭一身薄技奔走江湖谋生，属于百工技艺、“山匠梓人”一路，叠山师计成就是这样一个人。

计成年少时喜欢绘画，师法五代写实派山水画大师关仝、荆浩的笔意，在家乡吴江同里一带小有名气。年岁稍长，他出外游历搜罗奇山异水，足迹远达燕、楚。中年回到家乡，择居在润州（今镇江）一带。

润州风景优美，当地一些爱好园艺的人经常找来一些形态奇异的石头点缀在竹树之间当作假山。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计成去参观新叠的一处假山，计成去了一看，就笑了。朋友问他笑什么，计成说，这些假山的形态过于做作了，为什么不去借鉴真山真水的形象，非要搞得像迎春神时用拳头大的石块垒成的石堆呢。在场有人不服气，问他，你能叠山吗？于是计成就地取材，稍作拾掇，为他们叠了一座造型奇峭的小山。见到的人一时惊叹不已，说，看上去真的像一座好山呢！

叠山师计成的声名很快就传到了常州一位退休官员的耳中。此人姓吴名玄，退下来前做过某省的布政使。吴公刚在常州城东买到一块地，是元朝时一位叫温国罕达的大官的旧园，十五亩见方。吴的计划是，其中十亩地用来建宅，余下的五亩仿效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的规制用来造园。他慕名请计成前来主持其事。计成接手此事后，先察看了园基情况，发现地势很高，探究附近的水源又发现水很深，还有数株高大的乔木，大可合抱，虬枝低垂。根据这一地理环境，计成提出了他的造园设想：一是叠石，让高的更高，二是挖土，使洼地更深，再让所有乔木都错落分布于山腰，在部分外露的屈曲盘驳的树根间隙中镶嵌石头，这样就有山水画的意境了。他还提出沿着池边的山上构筑亭台，使高低错落的亭台倒影于水面，加上回环的洞壑和飞渡的长廊，到时园中境界一定让人大出意料。不数日园子建成，吴玄大为高兴，说，别看这园小，从进园到出园，只有区区四百步，但那些所谓的江南美景，全在这四百步中了！

久历官场的吴玄是东林党人的反对者，深深介入了那个时代的党争，造园其间两人就时局是否进行过交流已不可考，但也有证据表明，计成对他的政治态度并不以为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计成看来，人之一生，说白了不过是轻如微芥，寄寓天地，对人事何必有青白眼之分？管他东林不东林，还是知足常乐为好，在园中探梅赏花、煮雪烹茶，那才是真人生。

名园

这是1623年间的事，以后几年里，计成又陆续接了些小工程，虽然只是片山斗室，但能够把胸中丘壑化为现实，他还是兴兴头头地去做了。不久，内阁中书汪士衡邀请他在仪征县的銮江之西主持建造“寤园”，计成又一次得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此园内高岩曲水，极亭台之胜，计成的神来之笔是在园内建了一条“篆云廊”，此长廊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观者无不称奇。此园一出，和先前他为吴玄造的吴园一道并称大江南北。

汪士衡与戏剧家阮大铖是朋友，寤园落成后不久，汪邀请阮大铖来玩。阮大铖此时正因名列逆案丢了官，因时局不靖移居南京库司坊，于是坐船从南京来到仪征，在寤园的花柳水淀之中住了两个晚上，玩得很尽性，对造园师的匠心赞叹不已。计成的聪明劲儿和质朴爽朗给阮大铖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园艺，他们在书画方面也很有共同语言。临别时，阮大铖表示，他回去要把老家怀宁的一块边角余地，剪除齐膝高的蓬草，叠石为山，经营为园，作将来读书弹琴之所。

“以后一到良辰佳节，我就优游在我那个石巢园中，穿着五色衣，唱着紫芝曲，用兕觥盛酒为父母祝寿，就这样快乐地度过此生，那真是太幸福了！”

阮是个对功名非常热衷的人，此时虽受东林党人攻击官场失意，形同放逐，但他日日谈兵论剑，总想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权力场。此情此景下，他说出那样的话来却也不似心口不一。他希望他那个园子到时也让计成来做。

此时的计成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准备把叠山造园的心得写成一本书，这样儿孙们再不济也能凭着这门手艺谋得一门营生。在建造寤园的空闲中，他已经整理出了大部分图式和文稿，并把这本书题名为《园牧》。他想把这本书的内容再充实些就付梓刊刻。这份心情就如同那时代的文人墨客出版自己的诗集一样迫切。

1631年深秋的一天，生性好客的汪士衡又邀安徽当涂县的一位朋友曹元甫来园中游赏。曹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做过户部主事、河南学政，汪士衡对这位前辈执礼甚恭。计成作为此园设计师，和主人一同陪着曹先生在园中盘桓了整整两日。曹先生和先前到访的阮大铖一样对此园景致赞叹不已，他说自己仿佛走进了五代时期的一幅幅山水意境中去。酒酣耳热之际，他建议计大师把这些造园方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曹先生看来，称得上不朽之盛事的，不仅仅只是纸上文章，像计大师这样以机心作毫、以大地作纸，作的才是山水大文章。计成就把先前所作的图式和文字拿出来给他看。曹先生一见，对这个造园师不由又高看一眼，但他对《园牧》这个书名提出了异议：“这是一本前无古人的著作，是你独出机杼的开辟和创造，称‘牧’虽不失谦虚，但还是改称‘冶’更妥当。”

1634年，一个叫郑元勋的扬州人辗转找到计成，委托他对刚购置的一处废园进行改造，“将营以为养母、读书之所”。这个工程耗时一年，在芦汀柳岸之间的逼仄空间略为规划，就营造出了空灵而幽远的意境，而且一扫陈腐之气，庶几有朴野之致，主人大为满意。园成之时，正好著名画家董其昌在扬州，因其园处于柳影、水影、山影之间，特为取名影园，还亲自题写了园额。值得附记一笔的是，郑氏家族在扬州城内还有许多产业，郑元勋的几个兄弟分别建有休园、嘉树园、五亩之园，论规模之大、营造之精致，都以影园为最。

郑元勋认为计大师造园的成功，在于随机应变，掌握规律又不拘泥，从心不从法，又更擅长现场指挥，经他一双巧手，顽石也能变得灵巧，郁塞的空间也会变得流动通畅。他称道计成指挥造园的能力已独步天下，“吴友计无否（计成字无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匠石，百不一失，故无毁画之恨。”他开玩笑说，你有那么大的才能，寻常小园的水石造景已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学，要是把天下名山都聚集于一处，把古代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都供你驱使，再收集世间所有的琪花瑶草、古木仙禽供你布置，让大地面貌焕然一新，那是多么快意的事啊，可惜的是天下没有一个人有如此财力啊！

1644年甲申之变后，郑元勋积极投入守城抵抗，却由于一句传言死于扬州人的误杀。一代名园随着主人的故去凋零了。几十年后，当地一个作家李斗把它作为繁华年代的凭吊旧迹收入了著名的《扬州画舫录》：“影园在湖中长屿上。古渡禅林之北……董其昌以园之柳影水影山影而名之也。……崇祯壬申，其昌过扬州，与公论六法。值公卜筑城南废园。其昌为书影园额。”此是后话，不提。

“烟霞格”

1635年，计成终于完成了这本关于园艺的书，由阮大铖资助出版。书共三卷，从相地风水、亭台门窗、墙垣屋宇、铺地装折、选石掇山等方面总结了自己一生造园心得，书中还配上了数百幅他亲自手绘的插图。书刊刻时，他听取了当年曹元甫先生的建议，正式定名为《园冶》。在书尾的“自识”中他再次表示，欲将此书传给两个儿子计长生和计长吉，希望他们借此能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糊口。

这一年计成53岁。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久尽风尘，他已厌倦为生计到处奔波的生活，长年逃名于山水之中从事园艺营造，与土木草花打交道，似乎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了。这一年为崇祯甲戌年，他已经感觉到了空气中的不安气息。末世光景下，大凡有些钱财的到处都在觅地隐居，他为人造了一辈子的园，到末了却连一块地都买不起，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实在太失败了。让他有生不逢时之叹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正当他的造园技术炉火纯青、大可施展才华之际，天下却处处都是末世光景。他安慰自己说，当年诸葛武侯、狄仁杰这样的大才都受到时运的限制，何况自己这样一介草野闲散、以造园为业的人呢？

话是这么说，计成造园的名声还是随着这本钤着“扈冶堂图书记”方形篆书的书不胫而走。诗人郑元勋在题词中一句类似广告语的“宇内不少名流韵士，小筑卧游，何不问途无否？”为这本书招揽了不少读者。太常少卿阮大铖的序文，更成了时人称诵的好文，一句“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侬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使士林中人也要引这个画家、园艺师为同道。阮大铖对大他五岁的计大师的这本书充满着无限的热情，除了出资刊刻，他还有《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一首，称颂计成“烟霞格”之成就，在阮大铖看来，身处东南繁华地的计大师，就是引人遐想的一片幽石：

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

一起江山寤，独创烟霞格。

缩地自瀛壶，移情就寒碧。

精卫服麾呼，祖龙逊鞭策。

有时理清咏，秋兰吐芳泽。

静意莹心神，逸响越畴昔。

露坐虫声间，与君共闲夕。

弄琴复衔觞，悠然林月白。

诗中“一起江山寤”的寤，就是当年计成在仪征县为汪士衡修的寤园，那时阮大铖还特意从南京过来，在园中逗留两日。

在计成看来，叠山行业中，造园师是灵魂，工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占十成中的一成。他不断强调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强调自己与普通的匠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他认为造园结构之精要，妙在因地借景，得体合宜，而这样的工作不是普通工匠所能胜任，也不是园林主人自己能完成的，必须聘请专业人士来做，才能合理布局，节省度支。

那么什么是因借、体宜呢？在书的卷首他开宗名义解说道：

所谓“因”，就是要随着地基的高低，留意地形的端正。如果有树木阻挡了观景视线，就要修剪枝条，如遇泉水溪流，就要引注石上，让水石相互映衬；适合建亭的地方就建亭，适合造榭的地方就造榭；园中的小石不妨设置得偏僻些，但引导布置一定要蜿蜒曲折，这一些就是精而合宜的含义。那么“借”呢，就是园林虽分为园内园外，取景则大可不必拘泥于近景远景，晴山耸立，古寺凌空，都是好的，都要尽量纳入我们视野中，至于那些不够风雅的场景，就要屏蔽之，不管它是田野还是村庄，这就是巧而得体的意思。

那么如何去“借”呢？在这本书的末尾一篇“借景”，计成亮出了他的拿手绝活，他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把这关键的内容放到书的最后，这也是计成的有意为之。只有虔诚的阅读者才能领悟他造园叠山的奥妙，那些资质愚鲁或急功近利之徒即便拿到了书，读不到最后一页还是抓瞎。

计成说，叠山造园，没有成法和格套，全在造园师的随机变通。比方说，一般在假山布局时不把主峰石置于中心位置，但有时因地形和建筑物的影响，也可以把主峰石放在中心位置。计成批评那种下洞上台、东亭西榭的陈旧笔法，唯求一新：屋宇造型要新，亭榭布置要新，窗牖和栏杆的款式要新，甚至庭院铺砖的纹样，也要根据砖的质材、长短，选用人字纹、席纹、斗纹等等。他还首创了山石筑池，后世造园师多有沿用。方法是用薄如板状的片石作底，运用等分平衡法在上面叠石，将池底石板的边沿压实，使四边受力均匀。他说，如果不这样做，池底的石板就容易碎裂，一旦产生缝隙，即使用油灰去涂抿，池水还是会慢慢流失。

《园冶》内文及图式

又如园中叠山，计成最反对居中放置，主张随处散漫，在他看来，要是厅堂前高高地耸着几峰，那就是最大的败笔。楼阁须建在厅堂之后，可立半山半水之间。亭子的样式各种各样，三角、四角、五角、梅花、六角，横圭、八角至十字都可以，但建造在什么地方，如何建造，还是要依据周围的环境来定。长廊在园中是游览的路线，应该曲折悠长，随势赋形，或蟠山腰，或穷水际，在尺方之地要让人有无穷无尽之感。

计成把师法自然作为了园艺创造的根本。他认为，新方法、新技术只是手段，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同时他也警告后世的造园师，必须把“雅”作为时刻遵行的艺术格调，使之可游可居，可行可望，因为即便是仙境一般的园子，也都是要住人的，而且住的是一群有一定生活品位的人。所以这本书在讲着土木技术的同时忽然也会发几句感慨，也正是这些闲笔里传达出了计成已然文人化的生活旨趣：寄身于这世事多变的炎凉世界中，没必要那么热衷于政治，人生短暂，还是知足常乐吧。

同时这本书也传达出了计成刻意追求的文学趣味，或者说，这本书是他脱离山匠梓人加入文人圈子的一个努力。虽然多年造园生涯中他与文人社交圈时有接触，他们中也有人称道他的画好、诗好（董其昌就称赞他的诗“秋兰吐芳，意莹调逸”），但他知道自己与他们还是有着距离，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文人化的写作逾越这段距离，从而真正迈入到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群行列中去。

今天的读者已很难想象，一本出于造园师之手、通篇谈论土木技术的书（共计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十篇），竟然篇篇都是四六骈偶，即便用那个时代苛刻又不无陈腐的文学标准去看，也是不乏可圈可点：

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

扫径护兰芽，分香幽室；卷帘邀燕子，闲剪轻风。片片飞花，丝丝眠柳。寒生料峭，高架秋千……山容蔼蔼，行云故落凭栏；水面鳞鳞，爽气觉来欹枕。南轩寄傲，北牖虚阴，半窗碧隐蕉桐，环堵翠延萝薜。俯流玩月，坐石品泉。苎衣不耐凉新，池荷香绾；梧叶忽惊秋落，虫草鸣幽。

用今人的话来说，这样的句子还是禁得起白相白相的。

当年是阮大铖资助才使得这本书刊印天下，日后，也正是受阮大铖的牵累，此书在明亡后的三百年内寂然无闻，甚至一度还列入了政府的禁书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印有“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究”字样的阮氏出版物，在清朝被视为非法出版物，几乎都遭受了收缴、焚毁的命运。阮大铖在明朝最后几年因名列逆案早已声名狼藉，再加上降清，一直以来他都是以一个变节者的形象为世人所不齿，计成的这本书遭此厄运，也算是殃及池鱼吧。再加上此书本就印量不多，销售无利可图，坊间也无收藏，慢慢地这书就散佚湮灭了，唯有稍晚的生活鉴赏大师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简略地提起过这本书。

这一切，当然不是计成1635年出版此书时能提前预料到的。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造园师，土木花草之势，他可以了然于胸，但天下之势，他又怎能看个分明？

张南垣

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张南垣小计成五岁，当计成声誉日隆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画家。张南垣喜画人像，更通山水，走的是倪云林、黄子久笔法，年轻时，渴慕画艺的张南垣一度还投到当世书画大家董其昌门下，其聪慧、诙谐的个性和良好的艺术感觉，曾给后者留下过深刻印像。

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张南垣是什么时候中止绘事投身到叠山行业中去的。但他后来在这一行能够脱颖而出，与早年的绘画经历还是有着很大关系，黄宗羲就曾称赞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山水画的意境带到了园林中——“移山水画法为石工”。

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诗人吴伟业从南京国子监司业的任上回到故乡太仓，参加他的老师复社领袖张溥的葬礼，没等他回到南京，升任他为左中允的任命书就到了。但吴伟业并没有去北京就职，而是在太仓隐居了下来。这一年他33岁。对于吴伟业过早的归隐，有一种说法他是为了给嗣父（也是他的伯父）守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出于对权力斗争的恐惧和天下不靖的忧虑。无官一身轻的吴伟业一边优游山水，一边与名妓恋爱，写作香艳的爱情诗歌，但他最放在心上的还是营建“梅村别墅”。

此园位于太仓卫之东，前身乃是万历朝吏部郎中王士骐的贲园，吴伟业买下它后经营了许多年，至清顺治十四年方大功告成，而主持扩建改建工程的，正是他的朋友张南垣。张南垣的晚年，吴伟业还应请为他写过一篇传记，这篇收入《梅村家藏稿》的文献是迄今为止有关张南垣一生的最为权威的传记。

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张南垣本名张涟，南垣是他的字，他原籍华亭，后移居秀州，所以也可算是半个嘉兴人。到张南垣投身叠山造园这一行当时，江南园林之盛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别家造园，总是费尽财力，搜罗造型奇特的巨石，尽力把假山造得高突险峻，运输途中这些巨石须用粗长的绳索绑扎，还要把熔化的铁汁灌到它的空隙中去，把牛马累得半死不说，搞不好途中还要毁坏城门、把道路弄得坑坑洼洼，造价实在太高。在张南垣看来，这样的笨伯功夫只是得着了叠山造园的皮毛而已。群峰入云，深岩蔽日，那都是大自然造化之恩赐，就是有多大的财力也搬不过整座山的呀！所以他垒石筑山前必先察看现场地势，“平冈小坂”也好，“陵阜陂陀”也好，“错之以石，棋置其间，缭以短垣，翳以密筱”，让人在视觉上感到园墙外还有奇峰绝嶂，就好像处于大山之麓一样。

仇英笔下的明代园林一角

张南垣叠山，选材多是当地容易采办的太湖石、尧峰石之类，利用自然地势，把假山的脉络起向安排得忽伏忽起，再在假山周围，驳出池塘、沟渠，形成曲折迂回的沙岸，种上长年不凋的松、杉、桧、栝等乔木和茂密的竹林，使人不必费力攀爬就有置身山麓溪谷之感。园艺怎么可以只是一场场疲于奔命的劳役呢，它应该是一个揭不穿的魔术，一台永远也不需拆卸的布景，一草一木间都应该有叠山师的灵性在。张南垣的这一造园理念深得董其昌、陈继儒等名流赞赏，董其昌就曾经这样说过：“江南诸山，土中戴石，以前黄公望、吴仲圭等书画大家都经常说到，张南垣这么做是真正懂画脉的人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