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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山造园属百工技艺，张南垣以一匠人得此激赏，引得当时文坛宗主钱谦益及王时敏、朱茂时等名流纷纷与之订交，豪绅官宦们更是蜂拥着上门礼聘。江南向来豪奢，兴建私家园林早从嘉靖末年起就蔚成风习，作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这样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像王世贞这样的大文士甚至认为，在盖房子与筑园林之间，应该以筑园为优先，原因有二：一是房子只是安顿身体，园子却能安放灵魂；二是房子只给自家和子孙带来好处，而一个精致的园林，却能让更多人受惠。当时名园，除了前面说到的计成设计的吴玄的吴园、汪士衡的寤园、郑元勋的影园之外，声名颇著的还有钱谦益的拂柳山庄、祁彪佳的寓园、王稚登的半偈园、陈继儒的婉娈草堂等，对这些退休官员和有避世情结的士人来说，有一个自家的园子，就有了一个脱弃尘俗的艺术生活的空间，也就意味着在乱世中觅得了一方清净地。到张南垣的生意最为火爆的年代，旧风气未见消停，一批新贵们却已经起来，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享受富贵，于是攀比造园之风愈加盛行（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的研究发现，16世纪中叶以前的园林主要是生产性质的，到16世纪后半叶，园林转变成了奢侈消费的物件）。最忙的时候，每年总有十几家抢着要张大师去主持造园，能请到张大师的主人家，喜笑颜开，觉得很有脸面，请不到的人家，自然就十分的恨恨。

据吴伟业统计，近五十年的造园生涯中，张南垣大师的足迹除了华亭、秀州外，还遍布南京、金坛、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好多地方他每次去都要逗留数月。《清史稿》里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应该没有夸大。他的作品，除了为吴伟业做的那个前后费时十八年的梅村别墅，较著名的还有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松江李逢申的横云山庄、嘉兴吴昌时的竹亭湖墅、太仓王时敏的乐郊园、吴县席本桢的东园、嘉定赵洪范的南园、金坛虞大复的豫园等等。

吴伟业在传记中说，长年浸淫此道，张南垣已经通晓了草木土石的性情。每当开始动手造作的时候，乱石成堆，有的平放，有的斜搁，张南垣徘徊不前，四下观察，山石的正侧横竖、形状纹理早就都默记于心，一俟绘制营造草图时，对高低浓淡，他早已了然于胸。假山尚未垒成，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房屋还没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布置，窗栏家具，都不加以雕凿装饰，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疏密倾斜也都十分巧妙。

造园之时，张南垣常常高坐在一间屋子里，一边与客人说说笑笑，一边指挥工匠说，某棵树下的某块石头可以放在某地。眼睛都不往那儿看，手也不往那儿指，好像金属已在炉内冶炼，就不必再借助于斧凿来锤击了一般（“目不转视，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凿”）。甚至安放梁柱和封顶后，用悬缒来检验，也一寸都不差。知道他性情的主人，不会在规划、工期、质材等方面过多地干涉他，但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半瓶子醋的东家，自以为精通园艺，张南垣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思去做了，路人见到，一眼就会看出来：这一定不是张南垣的本意啊。

吴伟业像

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时代作家黄宗羲读到了吴伟业文集中的两篇传记（还有一文是《柳敬亭传》），不满意吴的过于文学化的表达，他也赌气也写了张、柳两篇传文，欲与之一较高下，他不无刻薄地批评说，吴文“倒却文章架子”，他改写这两篇传文，目的在于“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至于传主张南垣和柳敬亭，“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且不说黄宗羲改写的《张南垣传》好多细节都是从吴伟业处沿袭而来，他的文章其实也不见得做得如何高明。黄对张南垣本人和他的园艺事业的不以为然，也可以看出他和吴伟业在价值取向、美学趣味上的殊途异趣。

梅村别墅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东麓锡惠公园内的寄畅园。清顺治末康熙初，秦德藻曾延请张南垣和他的侄儿张轼精心布置，掇山理水，疏泉叠石。

“肥而短黑，性滑稽”——这是吴伟业传文中对张南垣毫不避讳的描述，可知他的这位大师朋友其貌不扬，长得又黑又矮，然又性情滑稽幽默，是一个东方朔式的人物。他喜欢讲段子，喜欢拿街头巷尾那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谈笑，有时他讲的一些桥段因为见闻陈旧，反而受到别人取笑，这个出了名的好脾气的人也不以为忤。这样一个有趣得紧的人，又有一手好活计，自然人缘就好，当世名流也乐于延他为座上宾，张南垣与他们以布衣论交，一点也不局促。

吴伟业（款）《溪山书屋图》

有一则关于张南垣与吴伟业的故事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说的是张、吴一起看一出戏，演的是以朱买臣休妻为题材的《烂柯山》。剧中有个角色张石匠，台上演员因有张南垣在场，念白时特意把张石匠说成李木匠，以示避讳，吴伟业听了，拿折扇敲着茶几说：“有窍。”有窍是吴地方言里夸人机敏的意思。旁人听了，哄堂大笑，张南垣则是默不作声。不一会，戏演到朱买臣妻子认夫，当朱买臣唱到“切莫提起朱字”，张南垣突然也以扇柄敲着茶几，说：“无窍。”一下举座为之愕然。众所周知，吴伟业在顺治十年应两江总督马国柱之荐不得不扶病入京，在新政府由侍读、纂修官一路升任至国子监祭酒，张南垣以朱买臣之“朱”来暗示朱明王朝之“朱”，实是戳到了吴的最痛处，以至戏还没演完他就匆忙逃席。这个故事见诸王应奎的《柳南续笔》、钱泳《履园丛话》、顾公燮《丹午笔记》等当时的多种私家笔记，黄宗羲的传文老实不客气地引述了这个故事，能借此刺激一下吴伟业这种仕清的“贰臣”，这个老牌遗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张南垣为诗人（这是吴伟业最喜欢的一个身份）设计建造的梅村别墅占地约百亩，错落于山陂河池之间。园外长垣缭绕，园内清水萦纡，曲径通幽，据吴伟业自述，里面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旧学庵、桤亭、苍溪亭等胜迹。吴伟业曾写下许多不无夸耀意味的诗歌自述他在园内的悠闲生活：诸如“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这样的意境还是让人向往的，更不必说桑落酒香的田园之乐里还有一份闲窗听雨摊诗卷的从容，但一句“惯迟作答爱书来”，还是掩不住春草般渐长的孤独。这个园子在明末之前已蔚成规模，后又不断扩建、重建，即便是后来被迫任职北京的三年，吴伟业也常起故园之思，不断写信给三弟，要他妥为照顾，时常修葺，等待自己脱离尘网、白衣还家的一天。

顺治十四年，吴伟业终于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梅村别墅。归家的第一年里他闭门不出，所做的唯有一件事，“莳花药，治园圃”。他从某大户人家那里购买了数种名贵牡丹载在园中，并又兴建了园子的最后一项工程，添置了一处叫鹿樵溪舍的新景点。这一年他已五十岁了，在荣耀和屈辱交相催迫之下，他已深深体会到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他决意后半生就在这园中，如一朵孤云飘出所有人的视野，读书、写诗、游山赏花，与偶尔来访的客人谈文论艺。他这样规划余生当然不错，但事情不会像他设想的那样顺利，他还得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数番惊魂，牵累于科场、奏销几个大案，好几次走到被碾灭的边缘。当他在1672年立下“敛以僧装”、碑前只刻“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个遗嘱时，他回首平生必有处处陷阱、步步惊心之感，而他的内心里，肯定还燃烧着愤怒和嗟怨的火苗。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放下了（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女儿已先于他去世），这个园子还是他对这个世界唯一的牵念。

对他来说，这个凝聚着自己和张南垣大师十余年心血的园子，乃是他孱弱心灵的一个柔软的躯壳，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比《圆圆曲》和所有“梅村体”诗歌加起来都要重要得多的作品。他把它看做自己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遗产。他这样对儿子说：“吾生平无长物，惟经营贲园，约费万金。”

吴伟业与张南垣相隔一年去世，吴伟业的死，让同时代作家感叹这个时代在吴之后再无文章——“先生亡矣，一代文章尽矣”，吴的好友顾湄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这样说——张南垣却没有把他的不世技艺带进坟墓。吴伟业在这篇传记的最后告诉我们，张南垣有四个儿子，都继承了乃父的技艺，尤以其中的张然、张熊精于此道。张然造有石氏“万柳堂”、王氏“怡园”，张熊造有朱氏“鹤洲别墅”、曹氏“倦圃”、钱氏“绿溪”，都是驰名江南的名园。1689年，张然应召前往京城，这个宫廷园艺师为皇家构筑了“瀛台”“玉泉”“畅春苑”等多处胜景，其水石之妙，皆有若天成，这也算是一代造园师张南垣留给这个世界的余响吧。

晚年的张南垣谢绝缙绅官宦的邀请，自己在老家鸳湖边造了三幢小屋，隐退养老。他对前去看望的吴伟业说，自己造了一辈子的园，几十年来已视名园别墅改换主人为寻常事，金阁楼台在兵火中转眼成荒烟蔓草，平泉花石，终属他人，一边造园，一边卖园、毁园，那都是理势必然，也是没奈何的事，江山都可以轻易改变颜色，何况区区一园？这番话，让自感忍死偷生罪孽深重的诗人深为触动，所以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老朋友的最后请求：

吾惧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传之也。

金童玉女

故事的开始，是一场举行于1620年的婚礼。新郎祁彪佳，来自绍兴山阴梅墅一个充满浓郁知识氛围的大家族，其父祁承是越中著名藏书家，澹生堂所藏宋刻元版名重江南，几位兄长都是当地有名的戏剧家。新郎长得异常英俊，人又早慧，几年前通过了省试，眼下正在向更高一级的进士功名迈进。稍小于他的新娘商景兰，小字媚生，是年十六岁，是同郡会稽人氏，父亲商周祚在工部任职，她自己则是一位芳名远播的闺秀诗人。这琴瑟和谐的情形令祁、商两家的亲友羡慕不已，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被称作金童玉女的绝佳组合。[2]

祁彪佳像

在他们二十五年的婚后生活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异地度过的。祁彪佳中进士后先是任职福建兴化府，做了一名基层法官，七年后的1631年，他得到了提拔，赴京出任右佥都御史一职。商景兰陪伴夫君辗转于这两个任处，除了祁彪佳偶而因公出行，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祁彪佳去北京任职没多久，商景兰即于次年二月北上，他的丈夫忠实记载了他们相见的欣喜：“壬申二月十一日饭后，家奴来报，内子单车疾骑而来，已抵近郊。惊喜过望，乃以班役迎之至。则长途之辛苦，旅邸之寂寞，交相慰藉。”无疑，他们是相爱的。祁彪佳那些年的日记几乎事无巨细地记下了其公务活动和夫妻共同生活的每一天，虽然日记里时常会出现社会混乱和宫廷阴谋的不和谐音，但祁彪佳相信，对诗歌、戏剧、书籍的共同爱好，会让他们在艺术的氤氲气息中相爱着过完一生。

1635年初秋，是为崇祯八年，三十三岁的祁彪佳从御史任上告假，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山阴梅墅故里。如果时间倒推上去，此时距大明覆亡还有十年。几乎不需要适应，他就完成了从一个政府官员到致仕士绅的角色转换，忙着经营族田、建造慈善机构、为贩卖到妓院的女性赎身、旱涝季节救济灾民等一干杂务。空闲下来，他会偶而去朋友家听戏到天明。一个月里有几天，他会带着商景兰驾小舟出游，或在愉快的山行道中随处欣赏四周景色。

在短暂的出游途中，他看中了离家约三里处一处叫寓山的地方，想在那里为自己造一个园子。那是两个连绵的小石山，童稚时代他经常和两位兄长祁逡佳、祁豕佳一同去游玩。他喜欢那里青绿藓苔覆盖着的石头，喜欢带着充沛水汽的潮润的空气。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某次和商景兰一起乘舟经行，“卜筑之兴遂勃不可遏”。他说，造一个园子安顿自己疲乏的身子，是他在京城时就常怀有的梦想：当居官之日，亟思散发投簪，以为快心娱志，莫过山水园林（《居林适笔引》）。

当然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他希望这也是一个安顿他们爱情的园子。

寓园

建造寓园的计划得到了父兄的支持。开始他以为这是个简单易行的小工程，要营建的“不过山巅数椽耳”，不会牵制太多的精力。及至真要动手了，方知大是不易。好友张岱祖上多有名园，城中砎园、天镜园多是他家物业，他告诉祁彪佳说，这造园事，哪怕一亭一阁，都务必恰到好处，否则就有煞风景，就以他高祖张天复筑的筠芝亭而言，后来所建造的楼、阁、斋，多不如它，原因就在于，多一楼，亭中多一楼之碍，多一墙，亭中多一墙之碍。这启发了他，就好比于宣纸上作画，画家总要搜尽奇峰打草稿，并留足空白，于山水之间造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文徵明《东园图》

接下来一段时间，他置族中事务于不顾，开始频繁外出。有时一个人出门，有时和妻子共行。夏日的某一天，他们跑到杭州，雇了一只湖船，从断桥开始游到西泠、孤山一带，看了江氏、杨氏、翁氏好几家园子，直到月亮在天角显现才回到客栈。几天后，他们又去看了南屏山下几家园子，归途中，过于疲惫的祁彪佳睡着了，“柔风薄日中，梦魂栩栩，为欸乃声所触醒”，醒来后，他们从雷峰塔到定香桥一路闲步于堤上，直到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他们才从湖心亭坐船回去。

外人看他流连山水园林，日子过得轻松惬意，实际上他都快被园子的事折磨疯了，连做梦都与造园有关——“每至形诸梦寐”。看他那段时间的日记，所到之处至少有鉴湖、新桥、项里、蕺山、樵风泾、翠峰寺、禹陵、天镜园、快园等，沿途看到别处好的景致，就想有朝一日移到自己的寓园里来：

登舟泛鉴湖，时雨后忽霁，诸山倍有苍翠之色。

午抵庄前，坐卧一小桥上，流水回绕，修竹映带，幽雅有濠濮之趣。

偕内子理棹游刘氏园，泊舟于南门，延张景岳诊脉，便道游小隐山，至钱麟武庄，以主人正宴客，遂返棹三山之画桥，停舟少顷即归。

放舟从新桥至项里，登水口一山眺望形胜，复从项里出秋湖，由宜桥泛壶觞，时西日衔山，落霞相映，与友人坐新舫楼上，意气和畅，散步自柳西别业，泊于跨湖桥下。

晓起，方栉沐已抵天镜园，畅游其亭榭最胜处，饭后放舟九里，与友人步于表胜庵，共坐鸥虎石上，一望旷绝幽绝，无不狂叫。从山趾下欲游天瓦庵不果，至水锯山房，旁一溪喷薄而至，两石挟之飞舞，假欲搏人。山房为陈太乙所创，今已荒落，予辈憩玩不忍去，山雨欲来，乃促而登舟，仍从兰荡至双溪港晚泊。雨彻夜。[3]

祁彪佳手迹

时常，他一日里要跑好几个园子。冬日里的一天，风色颇劲，他坐船至樵风泾，先游一户姓冯人家名为“松舫”的庄园，再至稍南面的宜园（他发表意见说，这个园子的地理位置甚佳，但主人制作过于纤巧）。宜园前面的范氏远偏楼，也顺路一观。又跑到禹陵去看几个园子，直到天色向晚，起了风，雪意也越来越浓，他还游兴未减，回来时船过东郭门，想到前辈文人王思任的通明亭离此不远，又下船前往请益。

游得最晚的一次，他登蕺山，游淇园，又去一处僧舍，自山后从城下，步入舟次，抵家已近后半夜了。还有一次，久雨新晴后的一天，他又连跑数园。先是和诸友一起去卧龙山北坡游御史韩五云的别业“快园”，然后在一个叫张介之的朋友的陪同下，坐船游石介园，再游梯仙谷，登船楼，最后一站到张岱家里，小叙一会才回去。

这些短途出行，使那个园子的形象在他脑海中一日日清晰起来，途上山水都成了胸中丘壑了。另外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还收获了一个副产品，新写了一本遍述越中诸园的叫《越中园亭记》的小书。

自1635年冬天至1637年春天，将近三年时间，祁彪佳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造园之中。每天清早，晨光乍吐之际，他就由仆人驾着小舟，向着寓山工地进发，三里路途真恨不得一脚就跨过去。即便风骤雨狂，也要按时前往。无论寒冬酷暑，回来都衣衫尽湿，身子骨也好像累得散了架。救荒、保甲及族中一干冗杂事务，都是夜晚回家后再作处理。为此他自嘲，这两年来为了这个园子，把家财都耗尽了（“囊中如洗”），身体也搞垮了（“病而愈，愈而复病”），说是“此开园之癫癖也”，但这一“雅癖”，还是让他有一种于致仕生活中找到人生另一个出处的成就感。

祁彪佳行书诗文

当寓山的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北方的局势已越来越动荡。尽管迟滞的邮传使得当时的南方和北方就好像在两个各不相干的世界里，但通过邸报、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客商之口，有关北方动乱的消息还是频繁地传入了祁彪佳耳中。就在祁彪佳夫妇回到越中的那一年，高迎祥、张献忠部破凤阳、焚皇陵，明廷震动；次年，李自成部克和州，陈兵逼江浦，南都骚然。其间，清军的入侵也使京师数度戒严。看来时局的坏消息并没有败坏祁彪佳经营园林的兴致。从日记我们知道，崇祯九年正月十六日，他听到了“流寇已渡长江”的传闻，这让他颇是踌躇了一阵，但时隔一天，他就又出现在了寓山工地，“垒石成峰”。几天后，他又和几位兄长来到工地，“搜剔山中有古石奇峭者，不觉抚掌称快”，兴致还是没有稍减。

这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记里他写道：“阅邸报，知奴虏合逞，声息颇亟。”“奴”是农军，“虏”是建州女真，交相逼迫之下，王朝已风雨飘摇。这一时期，祁彪佳一面致书故友询问“都门近状”，以退休官员的身份与地方缙绅一起商议御“贼”之策，一面又深自忏悔“以有用精神埋没于竹头木屑”，寓山的工程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就在他接阅那份让他烦忧的邸报的次日，他又“至山督工役”，当然内心里他对自己这近乎没心没肺的行径还是有些自责的，说这般“营建藻瀚，溺志歌舞，有意以为之者，皆苦因也”[4]。一个叫王朝式的朋友劝诫他，如此乱世之秋还大兴土木，实在是负君、负亲、负己。不听朋友劝谏，则是负友。说得祁彪佳汗如雨下。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悔过方式，竟然是在寓园中再建一堂，“名四负堂，以志吾过”。看他如此兴兴头头，哪里是真的有悔！就这样一边自责，一边又兴筑不已，实在也是一个时代的名士病。

叠山理水，亦如文章事业，看他这般刻意经营精雕细镂，文人推敲文字也不过如此吧。所不同的是，他除了督率工匠至“不停瞬，不住足”，有时也“躬荷畚插”“手为种植”。他给这篇晚年的得意之作定下的基本思路是：“亭台轩阁，具体而微，大约以朴素为主”。他认为，寓山地处山阴道上，鉴湖一曲，占山川形胜之利，正好借景。“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就像画家在宣纸上留白，人工的营建至多只占到一半，即便地势需要有一点亮台轩阁，也只为造成“参差点缀、委折波澜”的视觉效果。

由水路入园，可多一份灵动，于是园的东面修了“水明廊”：“循廊而西，曲池澄泓绕出于青林之下，主与客似从琉璃国来，须眉若浣，衣袖皆湿”。西面因毗邻“绝壁竦立，势若霞褰”的柯岩，他便建了“通霞台”。“选胜亭”“妙赏亭”“笛亭”“太古亭”几个园亭，则是斫松葺茅，素桷竹椽，连油漆也省了，这倒不是刻意仿古，而是因为看云听风，都是意在景而不在亭，画栋雕梁反而与周围的景致不协调了。至于类似“阁”这样的建筑，还是应建在高地上，有崔嵬之势，因为那都是望远景的地方，所谓态以远生，意以远韵，所见也就不惟千叠溪山，万家灯火，是供游者遥想“禹碑鹄峙”“越殿乌啼”，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

藏书楼（“八求楼”）、书房（“读易居”）、佛堂（“虎角庵”）是此园文化心脏，自然耗工最多，布置最为精心。“八求楼”中三万一千五百卷图籍，是主人毕生宦游所聚，虽然比不上其父澹生堂近十万卷的藏书量，但这也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

1636年正月过后，草堂告成，斋与轩亦已就绪，首期工程告竣。祁彪佳告诉我们说，整个寓园建筑项目大致有：“为堂者二（寓山草堂和远山堂），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台与阁者二，为堤者三”，还包括各种规制的轩、斋、室、山房若干。二期工程从这年仲夏开始，耗时一百余天，主要是妥为安置桥、榭、径、峰和各种花草植物，规划梅坡、松径、茶坞、豳圃、樱桃林、芙蓉渡等四时花舍，使之更像一幅天然山水，时刻都可“泛月迎风”“呼云醉雪”。主人不无自得地夸耀他的造园攻略，大抵为：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峻的地方铲平它，平坦的地方故意使之起伏。接下来他连用了四个比喻，把精于园艺的自己比作良医、良将、画家和文章高手：好比良医治病，下药时既克制又相滋，又像良将指挥作战，奇兵、正兵兼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从日记来看，寓园初成，他几于无日不止，坐卧其间，在旁人看来他对自家园林真是痴迷得不行了。

《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祁彪佳著，黄裳校录。

初春乃是开园的日子。清泠的水流穿过窗下，转折处水珠飞溅，那水沫儿飘拂到几案上，都让人不忍心拂去。绿水映衬着朱栏，那流动着交相浮现的青绿、朱红，直如一幅印象派画作。“乃可以称园矣”——目睹此情景，祁彪佳告诉我们说。三年惨淡经营，看着此园从胸中草稿一步步化为现实，他就像孩子一样按捺不住欢欣雀跃的心情，到处写信邀请当世名流和远近宾朋题咏。他自谦道，如果不经诸公的品题，那么整个园子就不过是一蓬寒烟衰草，了无意趣。从收入文集的往返书信来看，参与寓园题咏的至少有著名戏剧家王思任、叶宪祖、孟称舜和好友张岱、陈子龙等人。

在写给大自己二十多岁的王思任的信中，他自称“弟”：

弟病中无聊，迩方构草堂于寓山，以啸以歌，借此自适。然朴陋不比足数，必得大笔以颜其堂，庶几生丘壑之色。敬以尺幅仰读，伏祈慨然，挥掷可任，处祷。[5]

又致书好友张岱：

向欲求大作，而翘望词坛，逡巡未敢。兹有续构，尚缺题咏，唯仁兄所赋自当有惊人句、呕心语，足以压倒时辈也。虽所望甚嗜，然十得五六，便足生光泉石矣……[6]

张岱难却盛情，应邀游园后作了《寓山士女春游曲》一诗，中有“春郊漆漆天未曙，游人都向寓山去”“今见名园走士女，沓来连至多如许”“谁使四方同此地，园中主人得无意”等句，极尽褒扬之意。题咏之后又附一函，称“寓山诸胜，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处，无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难”。他夸赞主人自具摩诘之才，自己的题咏则鄙俚浅薄，如同丑妇见公姑。祁彪佳病中读后，称之为空谷足音，“是一篇极大文字”。

他最喜欢还是一个叫陈遯的布衣诗人所写的赋体文字中的一句：“大地山河亦寓也。”寓园得名，虽来自寓山，但他自以为这个朴拙的名字还是模糊地传达着主人的别有怀抱，是自己心志的一个投影，那就是以大地山河作为道的寄寓所在。既然“归亦是寓”“梦觉皆寓”，那么园中的空间、土石、水流、花草，也全是寓中之寓了。

祁彪佳是个离开朋友就很难生活的人，妻子商景兰也有着她自己的社交圈子：姑妈、姨妈、妯娌、堂表姐妹和一群女诗人朋友，甚至还有女尼。她时常要归宁省亲，有时把她们带到寓园来，三月微雨天一大帮人一起去寓山采茶；九月，妯娌们一起去园中某处叫豳圃的地方采摘红透了的橙桔。开园第一年，商景兰生日这天，祁家还请来了三位高僧做法事，叫了一帮朋友看戏、燃灯、宴饮，欢笑达旦。

看起来，祁彪佳对园艺充满着无限的热情，现实的寓园之外，他又兴兴头头地去造一个纸上的园林。他把友人的题咏、唱和和诗歌作品连同自撰的分叙园中诸景的四十余篇诗文荟编成一册《寓山志》，于第二年刊刻出版。在这本小书的序言中，他深情回忆了二十多年前和兄长们于草石间游戏的往事，感慨筑园于此真是一段前世的缘份。虽说近三年来，从开辟草莱到大功告成，过的是近乎苦行僧的日子，连手足都为之胼胝，但当他陪同着一拨又一拨慕名而来的客人参观园子，指点着踏香堤、让鸥池、柳陌、妙赏亭、芙蓉渡这些得意之处，或者一个人在这个琉璃世界里吟诵起老杜“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他的心里涌起的一定不是财富的满足感，而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上的富足之感。说是在造园的过程中且悔且作，但当真的大功告成了，他相信经营这个园子与修身悟道并无扦格抵牾。

他的生命，已经和这个园子联在了一起。他希望，不管时世如何艰难，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繁，这个园子能够庇护他和爱人过完一辈子。

急景流年

崇祯朝的最后几年，朝廷陷于对清军和大顺军两线作战，前方战情时时吃紧。大约是1638年冬天起，陆续有北方战火的消息传至越中，寓园主人的日记中开始时常出现“虏警”“虏信”“虏骑”“流贼”等让人忧虑的字眼。鉴于动乱有向南方延伸的趋势，在山水园林中悠游度日的祁彪佳开始大量阅读《保越录》《靖康传信录》等与守城御寇相关的书籍，并在与里中长老讨论时事时就地方防务发表一些重要意见。

1639年，祁彪佳五年休假期满，是继续留在园中，还是回到朝廷，成了他那段时间最为纠结的问题。亲友们有支持他继续退处归隐的，也有建议他复出为朝廷所用的，祁彪佳自己的意向则是在寓园长此栖迟，于是以“身病母老”为由，上疏续假。“既忧乐不与人殊，何江湖之不为庙廊？”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内心操守和才干，在地方上一样可以做些有益民生的事。就在这一出处行藏拉锯式的内心冲突中，他的身体素来硬朗的母亲于这年春天突然去世，接下来一段守制的时间，他参与了地方上大量的救灾和慈善事务。

曾经同样在出仕和隐居间苦苦挣扎过的好友、诗人陈子龙，已经预料到了终有一天，祁彪佳会离开这个他一手创制的园子。在应主人之邀写下的一篇《寓山赋》中，他婉转地说，像祁这样的“世之君子”，在潜意识深处是不可能自外于人世，自外于时局的牵引的。他以《庄子》中的中山公子魏牟为例，说魏牟以公子身份隐居岩穴，却常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之叹，是因为对朝廷还有眷恋之意，虽未达至高境界，也已经有重生向道的心意了。魏牟有无奈之叹，处此乱世，祁彪佳又岂能无感？所以他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也对祁彪佳有着同样的期许：

苟语默之各当，岂出处之异途！知身世之一体，何魏阙与江湖！[7]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母丧服除，已无理由留在老家。九月，祁彪佳被起复为河南道御史，因战事导致的驿道不畅，他于十一月初才接到这项任命。这年冬天，他告别妻子束装北上，前往京师。时方多难，选择这样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于他这样一个士大夫几乎是命定的。有关他这次北上途中的艰辛，他的弟弟祁熊佳有过这样一段简要记述：

渡河，抵沐阳。知京城戒严，士民商贾无一亲行者，先生北向号泣曰：君父有难，生死以之，吾计决矣。戎服介马，携干糗，历尽艰苦，入都门，都中人咸谓先生从天降耶。

几乎是同一时间，邻县致仕官员倪元璐接奉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诏令后，也毅然抛下营建了七年的衣云阁，招募了三百死士，如灯蛾扑火般赶赴京师。

冲风冒雪，匹马戎装，祁彪佳似乎是走得非常决绝了。但事实上要不要应召他还是非常犹豫，北上前还到处与人商出处之道，甚至请人预测此行吉凶。即便是在险象频生的路途中，他还不断地向故乡发出一封封书信，交待寓园的事更是没完没了[8]。到了京城，得着了闲瑕就游园，一游园就不免惹动乡思。1643年初春，他去看方以智，坐在朋友的书房，“观桃花已开，不胜故乡之思”[9]。偶尔在别人园中看到堤上成排的柳树，或是看到城外德胜桥下的流水和稻田，也以为“俨然江南风味”了。

这年八月，祁彪佳出都南归。一到家他就试图辞官，十月份打了退休报告上去，帝国缓慢如同牛车一般的公文运行系统一直到来年二月才给他“不蒙圣允”的答复。延止三月二十六日，祁彪佳不得不勉强动身赴任。这距他离开北京已经半年过去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祁“周视山中诸亭榭，恋恋不忍释”[10]，那心情就如同仓惶辞庙的帝王垂泪对宫娥一般不忍相弃。北行途中除了问卜、商议、一次次地萌生托病不出的念头又打消，他还不时写信来问起园中近况，四月的一天，他大概突然想到了引水灌园的一些要点，就写了好长一封信，要求家人把他的那番话传给园子里专门负责给花木浇水的那些花工们。

他怎么会知道呢，就在他于寓园中轻松平淡地打发着日子、并为要不要北上就职烦恼的寻常一天里，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公历1644年4月25日），一个王朝已经终结于一场突然降临的寒潮带来的凄风苦雨中——北京陷落了，崇祯帝自缢于皇宫后的小山。事后他拼命地回忆，也只记得这一天的越中天气清和，春风四敷，一点也没有大难降临的征兆。所幸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还能想起三月十九日里发生的数事：会晤绍兴知府于颖，和一些客户核算造园的石工账目，还有几档子应酬，回复了几封信。这样的日子和寻常日子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时空阻隔造成的吊诡，要在他四月二十七日行至江苏句容时才深切地感受到。就在之前的两天，祁彪佳得到的消息还是“神京无恙”，怎么倏忽间就天崩地坼了呢？或许那是个谣传也说不定呢。可以想见他“为之彷徨彻夜”的情状。就在他第二天行至淳化的时候，消息终于坐实。这一回，消息是从南都传来，应该是确凿的了，而且他得知，帝国的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人也已在京城陷落时殉难。时方危迫，君臣之义无所逃，此时称病，身虽安，毕竟心甚不安，他终于不再在出与不出间迟疑，决定去南京履任——“定计入南中”。

祁彪佳为弘光朝效力约半年时间，他就任的是苏、松诸府巡抚一职，作为苏州—松江一带的最高行政官员，他致力于解决因战乱引起的米价哄涨、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着力整顿松懈的地方防务。他的两个儿子祁理孙、祁班孙也跟着他投入到了这些琐屑的工作中。这一时期的祁彪佳的日记中充满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他说自己四处奔波，常常要忙到宿在夜行船中，在船上还要伏灯草疏，每晚都要三更后才能安寝，“劳冗之极”“心力耗竭已极”，以致胃口全无，人也瘦去了一大圈。日记中还一再写到江南的骚动扰攘、他和同侪们一次次的会商与谋划。在写给岳父大人的信中，他说自己“劳苦万状”“因过于劳剧，七月间几成怔忡”，看来这个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官员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弘光朝恶劣的政治气候，和同样投到南京的陈子龙等一干大臣一样，南明小朝廷里权力派系斗争的牵制让他深感苦恼又莫之奈何。

或许是女性对时局的看法更为直观，商景兰已先于他的丈夫看出了南京小朝廷难成气候，她一次次劝祁彪佳辞去职务，继续回到融融泄泄的园林生活中来。为此，她常在佛像前祈祷，盼着丈夫能够早一日从弘光朝脱身。这一年的岁末，明白了事已不可为的祈彪佳，在愤怒和失望交杂的心情中再次回到了他的寓园。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着微雨，到家后祁彪佳在日记中欣快地写道：

及暮抵寓山，故乡鱼鸟，俱来亲人。

这个园子，让这个被时局驱赶得焦头烂额的男人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安适与宁静，并将体贴地陪伴他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先前还一心“御寇”的前巡抚祁彪佳，此时完全投入到了令人陶醉的园林生活中。他对战情的关切，竟已不如对园子中的一块石、一株树更为关切。这或许是因为他比起那些真真假假的道学之士更率真，更懂得生活，也比他们更多一份阅世的清醒。他不像别的士大夫对未来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别种想象，希望有别的抵抗力量的出现让弘光朝拖得更长久些，他在想的或许只是，即便清军占领江南，还是有可能把寓园作为归隐之地的吧。

祁彪佳的乙酉年日记充满着雪光、月色、花香、歌吹，他似乎要以这种刻意营造的闲逸与这个动荡不宁的世界拉开足够长的距离。

正月初一这日，天气暖如暮春，拜祝仪式一毕，“午后，与内子闲坐梅花船”。他兴致勃勃地和友人一起赏雪，“晚悬灯梅花树上，雪光共月光共映”[11]。和庄里的园工与石工一起在梅坡上垒石，在豳圃里手植蔷薇，“梅花至是始发香，颇有悠然之趣”[12]。他还亲自督工役，“时时置身香雪中”[13]。园内续建或扩建的工程刻不容缓地进行着，这个完美主义者一点也不能容忍细节上出现瑕疵，一有不满意处立马推倒重来，力求不留一点缺憾，工钱告紧了，甚至不惜“熔银杯为修园之费”[14]。这名山事业在他做来竟有了一种悲壮的激情，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他所营造的与其说是一个园林，倒更像是一个天国的花园。

南都的倾覆于1645年初夏如期到来。乙酉五月初十夜，福王出逃，五月十五日，清豫王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继之，杭州沦陷。祁彪佳日记中关于寓园的最后记载，终止于闰六月初四日，前一天，他还在与花工们一道“芟竹于后圃”。

此时的寓园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卜居者纷至沓来。祁氏家人已经在作避地山居的准备，为此，祁彪佳还与人骑马入山察看过地形。清人屡屡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种种情势催逼之下，本来并无死念的祁彪佳也不得不修改他易代之际的人生设计了。

六月二十四日，得知清军征聘刘宗周、高宏图、钱士升、方逢年、徐石麒和自己的消息后，祁彪佳开始的打算是假作应承，“潜图引诀”。清军再次来书催促，他又作一“荐贤自代启”，想以此脱身。到了闰六月初三日，当道再次要求他出见，家里叔父、侄子一干亲友也都劝他出来，“舒亲族之祸”。坏消息更是一个连着一个，武昌的左良玉兵溃身死，吴三桂从广西打到广东，福建形势也岌岌可危。这一回，他已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两天后，即1645年闰六月初五日，祁彪佳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的水池。临死前，他留下一首三十字的绝命诗，大意是，他深知在这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建立功勋实在太难，而保持气节则相对容易些，那么，我就选择相对容易的来做吧，但求一死，保存洁身之志。

有关祁彪佳之死的文章都记载那是夏天一个宁静的夜晚，微风，柳枝轻拂着梅花阁前放生池里幽暗的水面。作出自沉决定的祁彪佳和几个亲友一起来到寓园，他登上四负堂，回头对儿子说，你们的父亲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只是在园子的土木营建上投入了太多心思和精力。他最后的嘱托是，希望在他死后，儿子们把这儿改山为寺。[15]

至此，距寓园建成才不过八年。对于自称读《易》多年、对天地盈虚消息略有所窥的寓园主人来说，这乱世之中的急景流年似乎也过得太快了些。他多想长久地享受这园子带给他的安宁啊，生命却不得不遽然中止了。

自有天地，便有兹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嵝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后，列阁层轩长峙乎岩壑哉？成毁之数，天地不免。[16]

陈洪绶《闲雅如意图》

难道建园之初，他已经预料到一切的美都会摧折于时代的罡风？

当时同调人何处

女诗人商景兰的幸福生活随着这一变故也驶入了另一条叵测的河道。这一年她四十二岁。按照那个时代对女人的道德要求，她是应该在祁彪佳自沉的那天追随夫君于地下的，但她没有，按照她三十年后的回忆自述，她之所以苟活于世，是要在乱世中把她与祁彪佳的三个儿子拉扯大，而这，是丈夫临死前给自己的一份遗书中千叮万嘱的。

这么多年，这封不舍与疑虑间或有之的《别妻室书》，她都可以一字不易地背出来了：

自与贤妻结发之后，未尝有一恶语相加，即仰事俯育，莫不和蔼周祥。如汝贤淑，真世所罕有也。我不幸值此变故，至于分手，实为痛心，但为臣尽忠，不得不尔。贤妻须万分节哀忍痛，勉自调理，使身体强健，可以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则我虽死犹生矣。一切家务应料理者，已备在与儿子遗嘱中，贤妻必能善体我心，使事事妥当。至其中分拨多寡厚薄，我虽如此说，还听贤妻主张。婢仆非得用者，可令辞出。凡事须较前万分省俭，万分朴实，处乱世不得不尔也。贤妻闻我自决，必甚惊忧，虽为我不起，亦是夫则尽忠，妻则尽义，可称双美，然如一家男女绝无依靠何。切须节哀忍痛，乃为善体我心也。世缘有尽，相见不远，临别绻绻，夫彪佳书付贤妻商夫人。

所以她在《悼亡》诗中如此这般自坦心迹：“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丈夫已经尽忠，尽义就是她的本分了，“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

寓园在祁彪佳死后并没有马上荒芜，起码有十年以上时间，此处还是“芳馨未息”，依旧是祁家人的游宴之地。这或许是因为乡人感念祁彪佳当年赈灾救荒的种种善举，也或许是赖于祁氏自沉前改山为寺的保全之功。在这个精致的园林中，商景兰带着祁氏的后人与梵呗、钟声相伴，很长时间里还维持着上流缙绅阶层的生活方式。说是环佩玎当，繁华未断，但寓园非复旧亭台，葳蕤的林木正映衬出内心的凄凉来。女诗人的诗作中开始出现强烈的故国之思，这亡国之痛又与身为未亡人的丧夫之痛纠合在一处，使得其诗的格调显得格外的冷寂与苍凉。

她说，每天早上起床后都没有心思整理妆容。她还说，常常一个人站在园中亭台远望，但她什么也看不分明，只有无端烟霭锁着长空。她这么说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多年前和丈夫一起在园中饮酒、游赏，一起品鉴书画的往事。于今存亡异途，阴阳睽隔，听着花坞的鸟叫声也是别样惊心，而一个个长夜透过竹窗的月影更是让她泪湿沾襟，发出“当时同调人何处”的悲呜之声。

过河渚登幻影楼哭夫子

久厌尘嚣避世荣，一丘恬淡寄余生。

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

几负竹窗清月影，更惭花坞晓莺声。

岂知共结烟霞志，总付千秋别鹤情。

1654年，商景兰五十岁生日，儿媳们为她举办寿宴，她却惨然不乐，作诗自谴：“凤凰不得偶，孤鸾久无色。连理一以分，清池难比翼。不见日月颓，山川皆改易。”[17]。她总觉得，丈夫的死把她的一整个世界都带走了，没有了爱情的润泽，没有了那些与丈夫一起看花、看月、小酌、下棋的夜晚，她的生命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仇英“对镜仕女”

商景兰为祁彪佳育有二子、四女。两个儿子祁理孙和祁班孙在父亲死节后继续参加忠于明朝的运动，他们甚至瞒着母亲，把一些遭官方通缉的不合作者和前明官员藏匿到寓园里。1662年，两人都遭逮捕，罪名是事涉通海案。祁理孙买通办案人员回到家中，不久郁郁死去。祁班孙被流放到宁古塔，三年后隐姓埋名逃回江南，做了一名和尚，与家人音讯断绝，于1673年孤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