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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470年的文徵明是他那个时代最为纯粹的艺术家之一，他是名画家沈周的学生（另一位画家吴宽是他的文学老师），但最终他的成就超越了乃师，至少与沈并肩而立，一起成为吴门派的领袖。文徵明在世时，他的画作就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被视作黄公望、赵孟頫等元代大家的当世传人。嘉靖朝初年，在赏识他的朝中大佬的有力举荐下，文徵明来到京城，在翰林院待了三年（抵京那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担任没啥行政级别却富清望的“待诏”一职[46]，与一帮学识渊博的学者们一起编纂前朝皇帝的实录（《武宗实录》）。可能是出于对大议礼而起的诡谲的政治气候的恐惧，文徵明于1526年冬天回到家乡苏州做了一个隐士。在他任职翰林院时，出于对官场前途的考量，他很怕人家把他看做一个职业画家而有失身份，一直只承认绘画只不过是遣兴小技，远非他的专长[47]。直到回到家乡悠闲自适的三十年中，他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期才真正到来。

他贤惠的妻子吴夫人承担了全部家务，子女婚嫁、筑室置产这些杂事都不须丈夫操心，这让本来就寡言少语的画家可以整日都待在他的玉磬山房里临摹古帖，精研绘事。从文徵明的案头流到外面的任何一幅小型张的作品（包括书信）都让人们视为瑰宝。但自负的画家认为，世人大多只知他书画好，忽略了他的文学才华，即使偶尔有几个知悉他的文名的，也忽略了他精于律例及朝廷典故，经济之学才是他最擅长的。家人的纵容和崇拜者的眼光使他的性情愈发孤傲了。在苏州，他虽与官场人物保持着时断时续的交往，但艺术家与生俱来的清高使他不屑与那些看不上眼的权贵交接酬酢，至于那些厚着脸来讨画的，更是让他避之唯恐不及。据说文老夫子的规距有“三不答应”，哪三者？宗藩、中贵、外国也。

在文徵明去世后致力于收集他的生平佚事的何良俊，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苏州极有名望的一位作家顾璘[48]告诉他的。某日，首辅严嵩颇有些委屈地向顾璘发牢骚，说文衡山这人甚好，就是与人没往来，他自言不到河下看客，若不看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顾璘说，这就是衡山之所以为衡山，若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么？[49]

文徵明《跋右军十七帖》

尽管自己的画作在一些收藏人士眼中成了财富的象征，甚至还有一些酷爱其画者把他的画随葬入墓，但名满天下的文徵明似乎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与金钱划上等号，他不许家人把自己的画作拿到市面上出售，但一有街坊邻居赠他糕饼果子的，他却会写上满满几大张书法作为回礼。这种安贫乐道的形象足令追慕者对之敬意丛生，但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在文徵明手上文家没积攒下什么余钱。封地在河南南阳的唐王听说文徵明大名，派人带着一份厚礼来苏州向他求画，他连信都不愿拆阅，来使苦等数日只好无功而返。曾经担任苏州知府的聂豹[50]，后来升至兵部尚书，自己不好意思直接出面，委托何良俊为中介向文徵明求画，文徵明一听就变了脸色，说：此人没理，一向不曾说起要画，如今做兵部尚书，便来讨画。何良俊生怕聂豹那里不好交帐，只好转求与文徵明交情深厚的阳湖先生，请他出面说项，阳湖先生一听是此事，连连摆手，说：此老我不惹他。当时的苏州知府王南岷，一个月里总有三四次要去拜访文徵明，知道文先生不喜声张，每到巷口就让随从回去，下轿换上普通读书人的装束，才去主人的玉磬山房谈文说艺，每次都要太阳下山才回去，到了吃饭时间，主人招待他的也只寻常蔬食菜羹，管饱就行。

何良俊笔下的大画家还是一个生活的极简主义者。何氏说他住在苏州的那段时间，几乎隔日就要去文徵明的书房坐坐，每次到时，文先生正要吃早饭，都会问一句，曾吃早饭未？何良俊答：虽曾吃过，老先生未吃，当陪老先生再吃些。文徵明的早饭很简单，都是一些刚做好的饼饵之类。中餐他会喝一点酒，量不多，也就两小杯，如果谈话兴致上来了，再添两小杯，再加是无论如何不肯了。晚餐吃面食或者米饭，无酒，就寝前再食二小瓯米粥，长年如是，几乎雷打不动。何良俊还披露了一个细节，看上去严肃得有些过头的文先生也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特别喜欢听童子唱曲，哪家有好的班子请他去，听一天也不会厌倦。

文徵明《携琴访友图》

一本叫《尧山堂外纪》的笔记言之凿凿地称，过了五十岁文徵明就戒绝性生活了，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了水墨生涯中去。那个时代有一种习见的观点认为，男人的精液里包含着激情和创造力，过度宣泄会导致智力的平庸，文徵明显然对此坚信不疑，他对女性的拒斥态度与唐寅、钱同爱等日日笙歌的一班才子朋友形成了鲜明对比，奇怪的是他们在一起玩得挺好。在何良俊收罗的一些轶事中，唐、钱总是要与他开一些情色意味的玩笑，最后总是文徵明招架不住落荒而逃。后来与文徵明结成儿女亲家的钱同爱[51]年轻时是个特别爱闹的人，用文徽明的说法是阔达而无所拘检，有一次，他雇了一只船，请文徵明一起游石湖，提前把一群歌妓藏在了船舱里，船开后，众美女花枝招展出现在他面前，娉婷进酒，乱作一团，文大喊停船，可那船偏向湖中心驶去。文徵明窘迫无计之下，脱下他的臭袜子，众美女都拿香帕掩住了鼻子，远远避开，文还把他的臭袜子披拂于钱同爱头面上，钱同爱实在不堪忍受，只得让船靠了岸，放走了文。在出于清人之手的《六如居士外集》中，戏弄文徵明的主角换成了唐寅，也是一条游舫，一群歌女，船到湖心，唐寅一个号令，莺莺燕燕全都出来围住了文徵明，令他目瞪口呆，几乎跳湖，唐看到文徵明的窘态，乐不可支，正好有一只小船经过游舫，文拼命招呼船家靠过来，于是众人眼睁睁看他跳上那只小船，一溜烟跑了。

与画艺一样为世人所重的是文徵明在鉴宝方面的精到眼光，经他品鉴的历代字画，在艺术史上几乎可以作为定论，经常会有人拿着一些字画兴冲冲地找他来求鉴定，有时他已看出了是赝品，却还告诉对方是真迹。有人不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人为地助长造假之风吗？文先生答，凡买入古书画的，必定是家里有几个余钱的，如果沦落到了要出手的地步，那他家里几乎已是等米下锅了，如果因我一句话害得他交易不成，他全家岂不是要受困？我为了自己扬名，却害得别人举家受困，这样的事我怎么做得出来？也有人买到了文徵明的假画来找他题款，文先生也一点没有难色地替他题签。这或许是值得令人称许的厚道，但也使得他在世之日画作就赝品迭出，用王世贞的说法，市面上看到的号称文氏真迹的只有十之二三是真的，其他要么是儿子或弟子代笔，要么出自作伪专家之手。有人开玩笑说，有多少人靠着文先生而活啊，你都可以进先贤祠了！文徵明正而八经地对他儿子们说：我死后，如果真有人荐举我入乡贤祠，一定要拒绝，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啊，我没这副厚面皮也。

有一个叫李子成的浙江海盐人，与文徵明的妻子吴氏是亲戚，1542年冬天，吴氏去世，李子成前往苏州吊唁，与文徵明相谈甚洽，文徵明趁着兴致当即篝灯涂抹，画下一幅《仿李营丘寒林图》送给他。就在那一次，李子成还向文徵明说起了嘉兴项氏家族几位雅好文艺的年轻人，并带去了项笃寿问候老先生的一封书信。

这是可以查找到的项氏兄弟与这位吴门画派领袖最早的交往记录。这一年，项元汴十八岁（他二哥笃寿二十二岁），在这之前，论年纪可以做他们祖父的文徵明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文徵明对项笃寿的回信三年后才姗姗而来，文氏自称这年七十有六，岁数大了，既病且懒，精力一天比一天不济，以至上次讨要的书卷一直不曾写得。尽管信中都是些语气寡淡的礼节性用语，十年后，不知中间有何经过，项元汴与苏州文氏父子的交往突然频繁了起来，而这时他的二哥项笃寿已考中进士在外地做官，反倒与文徵明失去了联系。

从这些有记录可稽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项元汴与晚年大画家的一段友谊，看到吴门画派的美学趣味怎样潜移默化去影响一个收藏家。1556年秋天，三十二岁的项元汴从文徵明那里获藏张雨《自书诗册》，出资多少不详。1557年，项元汴去苏州的次数更多了。春天，文徵明为项元汴书《北山移文》，项还从文徵明那里获藏元画家吴镇的《竹谱》。六月，项元汴到苏州，以润笔四金向文徵明求字，文氏作小楷《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田园诗》。这年秋天，文徵明的长子文彭赴任嘉兴府学训导，他短暂任职嘉兴的经历给了项元汴更多亲近文氏家学的机会。文彭既擅书法，又工篆刻，而且特别擅长临摹前人包括乃父的书法，王世贞称之为明代第一临摹高手，这几年，项元汴除了从文彭的父亲那里继续得到字画外，还请文彭为他书王勃《采莲曲》，作草书《雅琴篇》，天籁阁庋藏的怀素《老子清净经》《宋度宗手敕赵子固卷》和陆游手简都有文彭的题跋。

文彭的弟弟文嘉后来也成为了项元汴的好友，1576年秋天，项元汴把所藏赵孟頫《白云净土词》重新装裱，文嘉为之题跋，称这幅作品笔法妍媚，且纸墨完好、精神焕发，实在是天下少有的宝物。同年，又为宋画《钟进士移居图》题跋。1577年夏天，项元汴特意派人前往苏州，把用重金购于乌镇王济处的一卷冯承素本《兰亭序》（即所谓神龙本）交给文嘉请之题跋。文嘉回忆了他与今存世间三本唐摹《兰亭序》遭遇的经过，说很感谢项元汴让他得偿夙愿，他考证此卷摹拓之精、钩填之妙，极有可能是褚遂良的笔迹。对项元汴有雄厚的资金广为购藏天下宝物，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歆羡：“子京好古博雅，精于赏鉴，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1578年，项元汴五十四岁生日，文嘉又画一幅《山水图》相赠。

对于文彭、文嘉兄弟来说，有文徵明这样一个活到将近一百岁、愈老愈健旺的父亲真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无论多么出色，都注定了在父亲盛名的阴影下无所作为，除非他们比父亲做得更好，而这几乎像一匹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艰难。文彭身在官场，应酬又多，经济之拮据可想而知，遇着项元汴这样一位雅好文艺的巨富，即使交情再好，有时也难免下一两回手。前面说到项氏得之于文氏家族的张雨《自书诗册》，册粉笺本，看上去极像元代之物，但近代鉴赏大家、目力过人的刘九庵一眼认定为赝品，说这幅作品后人状写的痕迹十分明显，尤其是赵孟頫的跋文，按理说既应有赵所师法的唐人的紧劲严整，又有其特有的遒媚风姿，但这一切都看不到，刘九庵断定，必是文彭做了手脚。

还有一幅怀素的《自叙帖》，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里说，这幅字先后归属过严嵩、文氏、项氏，但项元汴从文彭那里得到的却是一幅伪本。詹景凤揭露那个时候一种通行的作伪手法，是以真跋装在伪本后面，出手赚取高价，而把真本私藏起来。据说当詹景凤当面指出时，被揭老底的文彭恼羞成怒，指着他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摹讫掇二十金归耳！后来詹景凤到北京，曾任职国子监祭酒的收藏家韩敬堂给他说了一件奇怪的事，说近来看到一卷怀素的《自叙帖》，蓼纸甚厚，看字迹像是真本，上面却没有跋，不知是何缘故，因吃不准到底是真是假，所以没有购入。詹景凤惊问，这幅字现在何处？韩答，已经找不到那人了。詹景凤说了文彭作伪经过，说没有跋的一定是真迹，韩敬堂听了后悔不迭。

文彭像

文彭的弟弟文嘉也参与过对项元汴的欺诈。项元汴以二十两银子从文嘉那里购入了一幅祝允明法书《草书怀知诗》，后来也被人从跋语里看出了马脚。因为跋语里提到的王傲、陆完均等人，在这幅法书写成的嘉靖二年还在世，跋语里却说他们已经死了。文嘉与祝允明很熟，他临摹的祝体法书甚至得到过祝允明本人的赞许，这幅卖给项元汴的字他临仿得极为高妙，好长时间都无人怀疑，直到1564年项元汴拿出来重新装裱，才被人看出端倪来。至于那幅真迹去了何处，就无人知晓了。

天籁阁的许多藏品，都曾有文氏兄弟掌眼把关，在文氏兄弟的熏陶下，项元汴的艺术趣味和眼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也正是这两个项元汴极为信任的朋友，先后都参与过对项的愚弄，就是在这样一种共生共栖中，他们获得了友情和利益的平衡。因天籁阁，项元汴的身份获得了提高，但他的吝啬和没有文化也被专业人士蔑视。比如谢肇淛就毫不客气地说他“纤啬鄙吝”，是个世间少有的“两截人”[52]。项元汴一直都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真赏者[53]，但在同时代许多人眼里，他终究不过是个名利场中的耳食人，这世界对他实在有些不公。

味水轩主人

李日华还是一个孩子时跟着表叔去同城的项家玩，曾经看到过项元汴珍藏的一粒芝麻。那粒芝麻的正面背面都刻有字，据说是南宋旧物，是宫中一个微雕大师的作品。这微观世界里蕴藏着的万千气象给童年时代的李日华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成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激动心情，说是吃惊得舌头打结，都快说不出话来了。[54]

李日华像

李家门户并不显赫，祖上留下的只几亩薄田，再说李日华比项元汴小四十岁，李日华得以在考中功名前就与出身世家的项元汴交往，不可不提他的表叔兼老师周履靖。此人字逸之，号梅颠，是隆、万年间的一个隐士，特喜结交名流，又雅好书画，与项元汴交往甚密，两人经常聚在一起饮酒把盏，谈古论今。李日华年幼时作为表叔的跟班，不但亲见项元汴意气风发、谈笑风生的潇洒风度，而且经常有机会见到项和他的表叔一起挥毫泼墨。十四岁那年，李日华考入县学，成为廪生，算是正式开始领取一份国家津贴，项元汴还特意画了一幅《玉树图》相赠以示鼓励。据李日华日后回忆，项元汴还送过他一支特制的笔，此笔名叫“散卓笔”，系项元汴从制笔工匠那里定制，比寻常的笔要粗大些，每管从三只兔子身上取最好的毛，以漆液固其头，李日华说，用这支笔入手真、行、草、隶，均挥运如意，用多久也不会坏，当时的快乐心情就像一个少年剑客得到了一把朝思暮想的名剑一样，却也没有觉得这礼物有多珍贵，如今回忆起人生初年这一幕，却连见到这种笔的机会都没有了，笔不再得，斯人已逝，剩下的只有满腔怀恋了。[55]

成年后的李日华忙于功名，一直没有太多机会与项家接触，大概从四十岁那年起，李日华因母亲去世从河南西华令的职位上离任，回到嘉兴老家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活。开始几年，他闲散地读书、访友，指导儿子功课，帮人鉴定字画和古玩，视自家经济状况也适量购入，从1609年开始，李日华开始写作他著名的《味水轩日记》，一口气写了八年，把两千多个日子里品茗、会友、读书、赏画的所有细节如流水帐一般记录了下来。在这部艺术史笔记里，翻阅书画、评骘翰墨占去了十之八九的篇幅，更穿插着时事、异闻、奇物，酒局、花鸟这些让作者寄情触目的小而雅致之物。据美术史家范景中先生的高足万木春统计，李日华在八年闲居其间见到的天籁阁藏画共有691件，其中宋元以前的占到一半以上，对这些作品的题跋自然成了《味水轩日记》的重要内容。李日华成为一个出色的鉴赏家和文人画家（董其昌誉他为海内士大夫画山水的四位高手之一），他的雅驯、典正文艺观的养成，总有一根细细的红线系连到天籁阁去，也正因为此，他终生都对项元汴保持着尊敬和绵长的怀念。

1612年春天，李日华在南京试院前的一家店铺中看到了项元汴当年所绘的一幅扇面，画的是殷红宝珠茶花一枝，细雪糁于上，这枝花鲜艳得就像刚采摘下来一般。李日华一下子就想起了多年以前此老的音容笑貌，他感慨说，没想到项老的艺事精工至此！而那时，距项元汴去世已经二十二年了。[56]

李日华对项元汴士人气息浓郁的画作——他称之为“逸韵”——一向甚为推重，对项氏的书法，他则认为行书有李北海的风格，而在古雅逸宕方面甚至要超过李北海。1616年，李日华在汪珂玉那里看到项元汴早年的一幅《竹渠图》后感慨，自项元汴死后，南方的文人画已越来越走入歧途，斯文命脉之断久矣，如此高的赞誉也只能来自他与项元汴的这一份私谊。[57]

回乡后的李日华住在嘉兴城东郊外一处叫甪里的地方，这里临近河滨，有时他早上醒来，门外就已经停泊了书商或古董商的船。这里颇有自然的生趣，有时他书房的窗没关紧，竟然会跳进一只机灵的松鼠来。另外在府城东门一处叫春波里的地方他还有一片产业，租赁给了相熟的朋友。租金、润笔、课徒的薪水、题书扇面或匾额的酬劳，再加上朋友偶尔馈赠的礼物，使他尽可能葆有着优裕的生活，偶尔还能出手买下一些相中的古物。论经济的宽裕他自然比不上老师冯梦祯，不仅把养老的别墅修到西湖边的孤山去，还养着一个家庭戏班，时不时带到西湖上与别家小姬比赛唱曲，但对于艺术人生的经营劲头，他一点不亚于乃师。他在甪里的大院宅里打造了恬致堂、紫桃轩、味水轩、六研斋等多间精舍，还亲自设计打造了一只叫“雪舫”的代步船，船上满载花觚、酒器、书卷这些雅具，春天去西溪探梅，夏初去锡山取烹茶的惠泉水，北上苏州采购花木瓷器及家俱，甚至三年一度的秋天送儿子上省城应乡试，也都是坐自家的船去。

他的老师冯梦祯已算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了，从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职位退下来后，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抛掷在了书房里，自得其乐地品茶、饮酒、闲聊、撰文、鉴古、作画，罗列书室十三事为：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从下面这份李日华游戏笔墨信手写下的雅物清单来看，他对闲雅生活趣味的追求，视域上比乃师更宏阔，对细部的雕琢也更显精微了，这张清单记在他1614年初春的日记上：[58]

晋唐墨迹第一

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

隋唐宋古帖第三

苏黄米蔡手迹第四

元人画第五

鲜于虞赵手迹第六

南宋马夏绘事第七

国朝沈文诸妙绘第八

祝京兆行草书第九

他名公杂札第十

汉秦以前彝鼎丹翠焕发者第十一

古玉旬彘之属第十二

唐砚第十三

古琴剑卓然名世者第十四

五代宋精版书第十五

老松苍瘦、蒲草细如针杪并得佳盆者第十七

梅竹诸卉清韵者第十八

舶香韵籍者第十九

夷宝异丽者第二十

精茶法酿第二十一

山海异味第二十二

莹白妙瓷秘色陶器不论古今第二十三

外是则白饭绿齑布袍藤杖亦为雅物。

从官场退隐乡间的二十余年间，李日华成了他那个时代最具有批评精神的艺术评论家，一个晚明艺术史的见证者，几乎每天，都有名头大小不一的画家或者古董商带着书画慕名来到他家，也有一些则捧着来路可疑的端砚、哥窑香炉、琥珀杯、玛瑙杯等器物，他都会对之评头论足，作出职业化的评点，论态度之严谨，可称是米芾之后第一人。与王世贞为代表的文献主义批评方法不一样的是，他很少只依据文献的出处来进行考证。多年观画的经历使他积累下了一套老成的经验，那就是看纸的成色，观画的气色，他是一个古画的望气者。在他长达八年的日记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眼，“纸色惨恶”“纸薄墨浮，伪物也”“以纸色可疑却之”等等。尽管论画艺他也只是泛泛之辈，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眼力，时人把他看做能与董其昌分庭抗礼的批评家实非过誉。

二月，看梅盛开，纷如积雪。听庭树鸟声。三月，谷雨，风雨竟日。夜忽感寒疾。十日后，身犹未快，延医诊脉……七月七日，客持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见示，上有徽宗御书。八日，连服补中益气汤……

看花、听鸟、生病、饮茶、观画，凡此种种浮生中的琐屑细节构成了万历三十二年起李日华退居乡间的日常生活肌理，但他和项元汴毕竟是两代人，亚热带季候缓慢的变化中，陪同他度过悠闲的乡居生活的，已是项元汴的子侄一辈了。少年时代他因表叔的关系受到过项元汴友好的看顾，与项家子弟一起成长，到他退隐故里之后，他与项家后代一起鉴赏项元汴留下的宝藏，就好像重新回到了少年时代。项家后人中与他交情深厚的，有项元汴六个儿子中的长子项德纯、三子项德新、四子项晦甫，当开始日记写作时，这些项家第二代已有人陆续离世，至于在日记中频繁出现的项笃寿的长孙项鼎铉，及项于王、项于蕃等人，则已经是项元汴后的第三代了。

项德纯是李日华的庠中同学，其人喜排场、好声伎，大有先祖项忠的豪迈之风，朋友们都喜欢叫他“兰台”。1592年，李日华考中进士后回到嘉兴，兰台君组织了一场欢迎宴会。二十年后李日华回忆起这场宴会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些藏身在绿色帐幕后面的歌伎们。酒喝到半酣，兰台君让这些帐后的歌女们依次发声，演唱新曲，每个歌女歌喉一落，兰台君就用手掀动他那部雄壮的胡须，说，这个是关中秦声，这个是燕赵之声，这个是古楚国的声腔，这个是凉州塞外曲，说对了，他就呵呵大笑着，与宾客们浮一大白。酒宴毕，兰台君令撤去残席，铺上长案，把父亲留给他的那份遗产，无数法书名画，在案上一字儿摊开，任由来客观赏披览。李日华第一次见到唐朝陆柬之的《兰亭诗五首》真迹，就是在兰台君欢迎他衣锦还乡的那次宴会后。

比李日华小六岁的项德新（朋友们也叫他又新）是项元汴的第三个儿子，少年时代他们一同受业于名头很大的冯梦祯先生门下，人称他“博雅好古，翩翩文墨间”（《珊瑚网》）。冯梦祯是万历五年会试第一名，入过翰林，向他习字、学文的人数不胜数，而冯在退官后为了维持他体面生活的庞大开支，也从来不拒绝上门的学子们。除了冯门弟子外，他们这个交游圈里还包括小品文作家陈继儒和崭露头角的艺术史作家汪砢玉等人。与大哥项德纯的豪放作派不同，项德新似乎更喜欢安静的鉴赏一道，李日华说，他和又新同学的时候，又新总是偷偷往冯先生家里跑，比其他同门师兄弟学到了更多东西。项德新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为了巴结冯梦祯，把家藏的那幅陆柬之《兰亭诗五首》真迹从大哥那里花三十两银子买来，送给了冯梦祯。冯先生呵呵笑纳，自跋此卷时掩不住一脸得色，说是：“墨气若新，精彩飞动，大是神物。”

冯梦祯得到这卷法书，大为珍视，平时秘不示人，但他的宝贝女婿沈凤向他开口索借，他又不能不肯。长溪沈氏，也是当地书香门第，到沈凤的父亲沈自邠止，往上三代都是翰林，沈自邠与冯梦祯又是万历五年同馆庶吉士中最要好的两个。长相清瘦的沈凤不喜读书，却好声伎，是个标准的浪荡公子哥，于书法、鉴赏却有一份难得的天赋，冯梦祯对这个宝贝女婿真是爱恨交加。冯梦祯住在孤山别墅的时候，沈凤也搬来与他同住，说是侍奉老丈人，实际上是为了节省家居冗食及其他杂费，万历三十一年（1603）七月，在家人的劝说下，沈凤兴冲冲赶往南京应试，不想刚到南京就积劳成病，考试也没参加就送回了家中，沈家素来迷信，杀牲畜、请巫师，折腾了几日，花去几百两银子，还是没抢回他一条命，死时才二十三岁，留下长子沈大詹和遗腹子沈当户。沈凤死后，冯梦祯前往长溪沈家吊丧，虽然记挂着沈凤借去的那幅字，哀痛之余，却也不忍搜其故箧，再说，女婿家境不佳，把这幅字给卖了也说不定呢！心里忐忑了近一年，他又到长溪沈家，这一回是女婿周年祭，忙前忙后，当晚就在沈家住下。正好有一个沈凤的生前好友前来讨要借去的一幅字，于是冯梦祯得着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帮着女儿细细翻检，来客讨要的那幅字没找着，他借给沈凤的那幅《兰亭诗五首》却赫然在目！冯梦祯一点没有掩饰他的喜悦，他说：至宝复归，欢喜无量，真是张公饮酒李公醉，得来全不费功夫啊！[59]

仇英《竹林品古图》

从沈凤的箱子里重新找回《兰亭诗五首》后，冯梦祯再也不肯把这幅字出借，将之保管在身边一直到死。1605年冯梦祯去世后，这件法书就归了他的儿子冯权奇。冯权奇就是租住李日华府城东门春波里房子的那个朋友，他虽然有个做过翰林的父亲，但也和早死的沈凤一样不喜读书，只好鉴藏，常常和一些鬻古的、卖假画的混在一起。李日华对他的评价是“性耽幽寂，不习世故”，看来怪脾气是出了名的。冯权奇经常付不起房租，李日华倒也不催，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把《兰亭诗五首》折价六十两银子典押在李日华那里。

冯梦祯像

万历三十八年（1610）冬天，春波里以及沿街店面房百余间发生一场大火，把李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一大片出租房全都焚为灰烬，而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就是借住此地的冯权奇。火灾发生后的第六天，李日华在日记中道明了此事原委：启堂前的一块湫地，本来种有竹子，竹子枯死，冯把它们全部斫去，又凿墙多作圆光，凿得墙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圆孔，于是偶一不慎，引火入内，直至不可救药。李日华出入过冯权奇家中，他说冯家住得实在是“溷亵狼藉”，楼上是十余箱佛经，楼下住着妻妾，火势一起，家人婢子窜作一团，以至烈焰腾空了这些人还傻愣着，好像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救火一说。

李日华说的“圆光”，应该就是奇门遁甲里的一种，“圆光术”，类似风水、画像施法的看形术。楼上放佛经，楼下住妻妾，一大家子住得腌臜凌乱不说，还往不该凿洞的封火墙上乱凿洞，这把火还真烧得一点不怨。只是苦了李日华，春波旧第，连市廛取税房，大小百余间，老父一生拮据积攒下的一整片产业瞬间被烧个滑塌精光，十多年里他都未能恢复元气，直到天启初年，那片房子才又重新盖上。[60]

董其昌像

李日华还记录了大火时至为奇怪的一件事，烟烧蓬勃中，众人但见空中如曳帛一般，数十片东西纷纷扬扬随风到处飞扬，三四天后，附近的农人，从朱家楼、石佛寺、章家桥等处，都说捡到了完好无损的佛经经卷。李日华在日记里说，一定是上天的护法诸神见冯权奇如此亵渎经卷，才施薄惩于他，人怎么能不敬鬼神呢！[61]

那幅典押在李日华处的《兰亭诗五首》则神奇地躲过一劫，用李日华的话来说真是神物呵护，独为灵光之存。以后的十数年间，这幅法书一直保管在李日华的清樾堂里。后来，此卷仍然还给了冯权奇。说起这一节，李日华还兀自愤愤不平，说是被冯权奇强夺而去。当时典资说好是六十两银子，冯权奇竟然只付给他两只冒牌的鼎。后来冯权奇把此帖高价转手给了吴中商贾，就再也没人见过它了[62]。唉，出了这个败家子，冯老先生地底下怕也睡不安稳了。

万历四十四年的大火

李日华在嘉兴一边悠闲度日、一边写作日记的八年中[63]，比他年长十岁的董其昌除了在湖南督学任上有过短暂而不愉快的经历外，也正在松江府华亭家中过着同样的闲居生活。虽然两地之间一夜航船可到，但没有记载可以表明，这两个当世最负盛名的鉴赏家有过任何往来酬酢。应友人项于蕃之请，李日华曾为他画过一张扇面，1613年初，项于蕃拿着这把扇子给李日华看时，上面已多了一段董其昌的跋语，在这段题跋中，董其昌把李日华称作当世士大夫习山水画的四大家之一，可见他并没有忽略这个住得离他不远的鉴赏家。

董其昌《水村深秀图》

自视甚高的李日华尽管一眼就看出，董其昌的这一褒扬很是有些言不由衷，客套的成分居多，自己也不是太乐意出现在这份所谓当世官员画家的名单上（名单上有些人他还懒得结交呢），但这一片语只字的评价毕竟来自极受当世鉴赏界看重、号称书画双绝的董其昌，也就不能泛泛处之了，他还是郑重其事记入了当天的日记。[64]

不相往来并不表示看不到对方的存在，大师之间的相互漠视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重视，在李日华的心目中，官场和艺坛双臻完美的董其昌可称是他那个时代文人理想生活的一个完美样板。这话他不会当着董其昌的面去说，却时时拿董垂范他的弟子和儿子。六十岁那年，不甘寂寞的李日华结束隐居生活，赴京任尚宝司丞一职，他在写给弟子石梦飞的一封信中，督促弟子和唯一的儿子李肇亨不可过分沉迷于书画丹青，而应该把追求功名放在第一位，像当世名士董其昌那样，进取功名实利，入翰林，任皇长子讲官，退享博物清名，成为鉴赏法眼，这样的一生才称完美，要是一个人在仕途上一事无成，即使像当今的文嘉、陈道复成为大画家和鉴赏家，终究还是有缺憾的人生。[65]

作为紧逼吴门画派而出现的“华亭派”的领衔人物，董其昌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前面已有赵孟頫、文徵明两位大师而有丝毫局促，从艺术史脉络来看，前面两根藤就好像为了结出他这颗瓜。时人评他的画，山水树石，烟云流润，论风流蕴藉可为本朝第一，而他的书法、尤其那一手生秀淡雅的小楷，连他自己也十分自负，人称融合了晋、唐、宋、元各家书风，枯湿浓淡，尽得其妙，看他的字仿佛看到云中的龙蛇飞动在腕指间[66]，以致他的书信或随意写下的便条，都会被人们像对待圣物一样去追捧，当然不是他的字里有多少神圣意味在，而是因为拿到市面上马上就能到手白花花的银子，家藏若干年则会有更大的升值潜力。

就是这样一个当世画坛第一人、古物鉴赏大师，却自称小时候的一手字烂得实在不行，以致十七岁那年去参加郡试，本可因文才出众名列第一，却因字太差，被主考官松江知府袁贞吉列为第二，而把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的一个堂侄董源拨为第一。董其昌说，正是这一挫折让他大受刺激，开始发愤临池学书。先临颜真卿的《多宝塔》，再改学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晋魏，又学《黄庭经》《丙舍帖》等，三年下来，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连近代大家文徵明、祝允明也不放在眼里了。一直到他二十岁那年来到嘉兴，观看了项元汴家藏历代真迹，再于二十五岁在南京看到王羲之著名的《官奴帖》，才省悟到以前实在是狂妄得可笑，在写作《画禅室随笔》自述这段学艺经历时，他对项元汴表示了感谢，感慨说：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1574年，因为与项元汴的长子项德纯熟识之故，当时还是一个诸生的董其昌来到项家做一名塾师，给项元汴的几个孙子教授时文。项家不仅收藏甲于江南，而且一家人都是丹青爱好者，项元汴本人的竹、兰、石和小幅山水已然名声在外，三子项德新也是一位业余画家，董其昌的学生、项德新的儿子项圣谟（也有一说他是项德达的儿子）更是对绘画充满了巨大热情。项德新要儿子走科举之路，项圣谟只能在夜里篝灯习画。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的画笔挺立如柱，直上云汉，其中并有层级如梯，他登级而上，到达了笔之毫端，并鼓掌笑谈。这一梦境传达出了他对自己画艺的巨大自信。多年以后，已成为画坛巨擘的董其昌称赞他不愧是项元汴之孙，说他的山水已具“元人气韵”——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赞誉。[67]

项圣谟自画像

来到项家，有机会浏览了天籁阁藏历代名画，董其昌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岁月”（《墨禅轩说》）。在于1635年为项元汴写下的一篇墓志铭中，时年八十一岁的董其昌回忆了与项家父子的这段交往，他说，因为与项德纯的朋友关系，项元汴对他也很是看顾，情份上几同师徒一般，项元汴经常与他说起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一一例举，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这一年董其昌二十岁，项元汴五十岁——却趣味相投，都有相见恨晚之意。[68]

前述《画禅室随笔》那则学艺笔记中，董其昌提到的二十五岁那年在南京看到的《官奴帖》，一名《玉润帖》[69]，此帖为右军晚年名笔，字体大小一如《兰亭》，摹写在唐朝的冷金笺上，这种黄色的厚宣纸坚实挺刮，摸之索索有声。董其昌说自己不久前刚受过天籁阁藏品的洗礼，又在一个特殊的机缘下看到这本《官奴帖》，此后，整整三年他都没有握笔，而是经常埋头想一些问题，待到想通了，自己的书艺已陡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董其昌日后追踪过《官奴帖》去向，此帖先是归于王世贞，但后来他向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骐打听时，说是已经转赠东阁大学士许国了。许国，正是董其昌的座师，但在董其昌记述此帖经历时，这位大学士已去世多年了。

一直到1589年考中进士去北京翰林院任职前，董其昌都是嘉兴项家的常客。那时项元汴已入老境，几个子侄也已成年，项家人对他的看画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就在这几年间，好学不倦的董已把天籁阁藏历代名画“索观殆尽”，被历代书家视为神物的王献之《洛神赋》唐人摹本，他就是在天籁阁读到并细加临摹。1582年，董其昌在项元汴处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同年他还见到了天籁阁秘不示人的《女史箴图》），对之一直念念不忘。项元汴去世十二年后，万历三十年（1602）冬天，董其昌从项德明那里终于获赠此图[70]。在这之前，项家后人向他求文、求画，求鉴赏古物，每次都有可观的字画馈赠。

董其昌《空山梵宇图》

董其昌任职翰林院编修并充任太子讲官的时间并不很长，这个政治嗅觉敏锐的艺术家一旦发现朝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松江老家，嗣后，吏部还数次提名他担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河南参政等官职，但他都找借口没有上任。大约是在京城的时候，董其昌就开始发力梳理早期画史，并推崇“南宗”为文人画的正宗，退隐江南后，带着这些艺术史的新问题他又一次次地和朋友陈继儒等人一起造访嘉兴。年轻时初入项家，他不过是一个与主人交情深厚的塾师，此时赋闲京官加书画名家的双重身份，已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而到了晚年，随着其名望上升到海内罕匹的地步，他权威性的到访已成为嘉禾城的公共文化事件，让鉴赏界人士奔走相告。项元汴的侄孙项鼎铉的《呼桓日记》记载了董其昌到嘉兴的多次到访，每一次聚会，嘉兴周边的画家、鉴赏家以及项家后人都悉数到场，但奇怪的是，此时还赋闲在家的李日华，住在距项家不过数里的甪里，却一次也没有参与过接待董其昌的这类活动。

董其昌到嘉兴声势最广的一次是在1612年初夏，据主人项鼎铉日记中记载，这一天下着大雨，但丝毫没有妨碍接到通知的姚叔祥、郁伯承等地方名流准时到来，项家出面接待的还有项鼎铉的堂弟项于蕃等人。董其昌这次主要是来看王羲之、王荟、王献之共撰的《万岁通天帖》唐摹本，还有米芾的法书《云山卷》。董其昌看了王氏法书唐摹本，满怀欣喜地说“云花满眼，奕奕生动”，许为项氏旧藏中的顶级之宝。几乎是在意料之中，李日华这次又没到场。《味水轩日记》中所载当天内容与此浑不相关：

上晡时雨，有札山看火鸟，非时而鸣。[71]

同一片天空，同样的雨，竟然是跑到山中听鸟鸣去了。而观日记中他这一年的行迹，一直是与项家子弟保持着密切走动的，董到嘉兴前半个月，李日华带着自己日记中抄录的一条在项鼎铉家谈文论艺坐了大半天，之前四天，他又为项鼎铉画了两张扇面，而在董离开项家后不久，项鼎铉又派人拿着《群玉堂帖》跑到李家去求鉴定，不久后，项鼎铉还把家藏的《宋人名画册》四十二幅借给他观赏。是什么让这两个当世鉴赏大家错肩而过，是李日华自恃身价，还是董其昌怕后者的到来平分秋光？董其昌的忠实拥跫者陈继儒在一篇拍马屁的寿文中说董有“三无”：“笔下无疑，眼中无翳，胸中无一点杀机”，又说他是个性情平易、精通禅理的明白人，看来所谓名士风度者，名头大，脾气更大。

无名者汲汲于名，盛名者为名所累，当李日华准备结束二十年的闲居生涯前往京城任职的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春天，名满天下的董其昌却在华亭几乎遭受一场没顶之灾。这年三月的一天，上万名愤怒的乡人围住董家宅院放了一把火，不仅董家院内的朱槛曲栏、楼阁亭台一夜之间化为瓦砾，戏鸿堂里董其昌大半辈子辛苦搜罗的法书名帖、宋元刻本、包括他自己创作的历年精品，也都灰飞烟灭。

这一在当时就被称作“民抄董宦”的群体性事件，其引子可追踪到一个叫钱二的说书人身上。据当时流传甚广的出于一个野史作家的《民抄董宦事实》和另一则民间唱本《黑白传》称，惯于道貌岸然的董一直有着旺盛的性欲，六十多岁了还酷好房中之术，前一年（1615）秋天，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兆芳家一个叫绿英的使女，于是他儿子董祖常便派家人陈明带人强抢绿英，准备给老子做妾，陆兆芳不允，董的儿子和家奴便把陆家给砸了。说书人钱二所唱的曲本《黑白传》（董其昌号“思白”，暗示与之有关），正是由这一令人切齿的事件改编而成，董家为富不仁、鱼肉乡里的恶行，很快就在吴中一带不胫而走，甚至传到了南方诸省。

在董其昌看来，说书艺人钱二传唱此曲是对他的体面和威严的有意挑衅，一纸诉状告到官府。官府拘去了钱二，没经什么审讯，钱二就招认说，他传唱的曲本出自华亭城里一个叫范昶的秀才手笔。董闻言大惊，这个叫范昶的嫌疑犯说来还是他的姻亲呐。在董家私宅，董逼着他的这位姻亲与说书艺人钱二进行了一次当面对质。钱二一口咬定范昶就是《黑白传》的原作者，而范昶竭力辩白这事不是他干的，还情愿一起去城隍庙指天赌咒。不知是城隍庙的神灵显灵还是范昶真做了此事心虚后怕，他回去后不久就暴病而亡。于是，苦主八十三岁的老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及一干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论理。谁知还未进董府大门，就被一伙豪仆围住，将轿子打毁，人被扯进董宅堂屋，关起门来将几个妇女摁倒，谩骂侮辱，剥去衣裤毒打猥亵，事毕又涂上满脸泥巴，拉到附近坐化庵中示众。范家儿子范启宋哪咽得下这口气，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董其昌书迹

这一下董家犯了众怒，从三月初十日开始，一份出于无名氏之手的讨董檄文遍贴城中各处，檄文以一种激愤的语调对董其昌进行了道德谴责，认为像董这样淫奢豪横的人渣已不配留在这个世界，号召四乡之民在十日之内捣毁董宅。文章做得风生水起，又有着极强的鼓动性，一看就是出自行家之手：“……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民抄董宦事实》的无名氏作者明显站在董家对立面，这个神秘人物（很有可能他是这一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笔调写道，到了这个时候，要是董其昌稍有点自知之明，闭门悔祸，那么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但董氏似乎太过于相信自家的能量了，四处活动，急于要摆平范氏一家，以至愤怒的潮水把他们彻底给淹灭了：

斯时董宦少知悔祸，出罪己之言，犹可及止，反去告状学院，告状抚台，要摆布范氏一门，至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等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