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果然就像檄文中约定的那样，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黑压压的人群围住董家宅院吵吵嚷嚷，看声势不下上万之众。他们大多是本县民众，也有一些是专程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金山、青浦、上海赶来。他们先拆毁了河对岸董家下人陈明十来间装修精美的房子。到傍晚时分，随着一个指令从人群中隐秘的一处角落发出，愤怒的人群开始向院内冲击。董家仓促雇来的十余个看院的，开始还想动手阻拦，很快就被如潮般涌来的人流吞噬了。董其昌的两个堂兄弟董乾庵和董广大拿了一叠“辩冤”的帖子在人群中散发，也被如雨的拳头、扇柄和棍棒打回了门内。董家下人紧闭院门，站在墙上向外泼洒粪溺之类的脏东西，想驱散人群，但这只能逗引起更大的愤怒。有人爬到董家屋上，揭下砖瓦向里投掷，还有人准备动手点火烧房，但不巧这时下起了一阵雨，于是墙外暂停了行动。

董家在惴惴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日一早，骚乱进一步升级，越聚越多的民众骂声如沸，董家宅院如同怒涛中的孤岛随时都可能沉灭。僵持到天色初暗，火终于烧了起来。在场的目击者看到，有两个身手像猴子一样灵巧的街头少年爬到屋顶，用两卷油芦席点着了门面房，开始火势还不大，西北风一吹，火苗一蔓延到茶厅就突然大了起来，不一会，整个董家院都在火海之中了。火趁风威，回环缭绕，空气中不时响起家什器具被烧裂的噼剥声，有人奔跑，有人呐喊，有人把台桌厨椅扔进火堆助燃火势，也有人趁乱冲进幽房密室抢劫金银器物。人人脸上都跃动着梦幻般的火光和施暴的快意。火越烧越大，东边的杨姓和唐姓人家，西边的王姓人家，见到火苗蔓延过来，在屋沿边挂出灯笼，高声呼喊这里是某某宅房，这里是某某姓屋，于是众人又忙不迭地跑去帮助灭火。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天亮后，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园亭台榭，私家花园里的朱栏曲槛、各种名贵花木、湖石，全都化为了尚在丝丝冒烟的灰烬，董其昌多年搜集的珍奇货玩、古今字画，也都不知落到了何人手中。

同时遭殃的还有董其昌的儿子董祖源家。董祖源的妻子是前阁相徐阶的玄孙女，申时行的外甥女，嫁到董家时陪嫁极丰，董祖源的新宅一字儿排开二百余间，高屋入云，富丽堂皇得如同皇宫一般，当初造屋时，董祖源强拆了许多民房，把宅基地圈为己有，早就积怨于街坊，此时也被趁乱烧毁。董氏的另一个儿子董祖和，因为平时略知收敛，民怨不大，只有他家没有受到冲击。

骚乱持续了整整一周，十九日，在别有用心者指挥下，民众冲向城中一个叫白龙潭的幽静地方，焚毁了董其昌的另一处专用于读书、作画的居处。他们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匾额打烂了丢在河里，一边大喊：“董其昌直沉水底啦！”城中坐化庵的大雄宝殿是董氏手书，他们看到后纷纷拿砖块去砸，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了下来。众人拿刀砍，拿铲削，把这块匾捣了个稀巴烂，说这叫“碎杀董其昌”。最冤的是一个穿月白绸衣的读书人模样的中年人，只因为他拿着一把折扇遮挡阳光时，被众人看出这扇面是董其昌题写，就被当场收缴撕破，这人还想理论，被四五十人围住痛打，把他的衣服和帽子都扯破了。

清赵诒琛刊本《民抄董宦事实》

1616年春天的这把大火，把董其昌毕生收藏烧个精光，更把他苦心构筑的道德形象烧得荡然无存，人们提起他，已不是那个潇洒儒雅的赋闲京官和笔墨为当世所重的书画大家[72]，而是一个逞威作福、人品猥琐的豪强，一个以丹青薄技暴享大名的势利小人。这种名誉上的巨大落差，真比烧去他的几百间华屋、数千件古物的打击还要来得巨大，来得痛心。此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六十二岁的董其昌在一种凄惶恐惧的心情笼罩下过着一种近似于半流亡的生活。栖身的屋子没有了，他只好住在一条木船上，随水东西，今天去某个同年家叨扰，明天再登哪个故旧或弟子之门，苏州、镇江、丹阳、吴兴，都留下过他寄食的踪迹。泼墨、题跋的雅兴是没有了，偶尔作画也是寄人檐下过意不去了还个人情，这大半年里，他唯一在做的一件事，是努力洗涮去这一事件给自己声名带来的污痕。

他坚持认为，这场骚乱的性质，并非别有用心的无名氏在揭帖中所说的“民抄”，而是“士抄”。前者开罪乡里、结怨于民，几乎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想要翻身都没有机会，董其昌就是打死也不会承认，而后者，不过是一些嫉妒他的财富与声名又不得志的士人、个别仇家唆使不明真相的百姓前来鼓噪寻衅，两者可谓有云泥之别。还原事情的始末，穷究每一个细节，这件针对自己的事肯定是蓄谋已久的，他甚至相信，整件事的背后站着一个跟他过不去的权势家族，目的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数年前他在湖广学政任上时，因没有答应请托，被某个权势人物嗾使数百学生捣毁公署，这两件事情的性质、方式实在太接近了，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73]疑点确实太多了。如果官方确有为自己洗涮耻辱的诚意，那么这些疑点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他已经失掉了财富、字画、古物，他不想把自己的一生清誉也搭进去。要真是这样的话，大火背后那些阴谋家们真要把下巴也给笑掉了。

从事后的处理结果看，虽然负责全省学政的学台与地方官员有过激烈争论，但最后官方还是基本采信了董其昌的意见。负责调查此事的地方官如是向朝廷申报：“因传奇小说与生员范启宋父子争怨，各抱不平，遂开衅端。二姓越数百里赴职投状，而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董氏主仆之住房，一夕成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以宁遍访乡绅孝廉及诸父老，得出的结论是幕后指使确有其人，严令松江府学严惩肇事的生员，以正纲纪。王以宁在答复松江士大夫二十八人、孝廉五十一人公开信时说，自己与董其昌没有任何私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申明朝廷三尺之法，杜绝东南士人带头骚乱的不良风气。在王以宁这样的在任大员的有力支持下，此案拖了半年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结论是“诸生一时过信启宋之词，以耳伺耳，以目伺目，忿激成仇，扬袂而起，五学若狂，秽词加遗，骋一时之意气，忘当机之隐祸，宜其有今日耳”。最后作出的判决如下：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王升、董元、金留、曹辰等定为死罪论斩外，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员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范启宋父死非命，门庭被辱，与被告家人情俱可原，不予处分。董的家人陈明尽管被乱民烧光了房屋，官府仍然对其“随行拘责监候”，董其昌本人对家奴的恶行因不知情，免于追究。

无名氏的《民抄董宦事实》记录下了这份受到惩处的生员名单：

郁伯绅，翁元升，张复本，姚瑞徵，沈国光，李澹，李扬誉，陆石麟，冯大辰，姚麟祚，马或，丁宣，方小一……

董其昌与他家乡的读书人的梁子是结下了。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当然是不满意的，但也只能故作高姿态，要求当局“宽待生民”。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事后忧心忡忡地评论说：董氏在乡里即使有什么不法，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来解决才对，怎么会闹到举家百口差点儿全都一把火给烧死？今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怕东南之变，将在旦夕。

当董其昌在1616年春天被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之际，相去华亭不远的嘉兴，李日华却“终日在花香鸟语间”，依然过着他读书、赏画的闲散生活。三月十三日是他五十初度，熟知他性情的儿子肇亨早早就给他备下了一只酒舫，这一天他和一干旧友就在船上饮酒，船过一株海棠树下，虽有落红拥树，而枝头茵红不减。再有刚上市的新茶要烹，朋友带来的杨铁崖的手书、沈石田的山水长卷要品鉴，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百余里之外的一把大火，烧掉了一位大师的居所，此人此刻正被仇恨的火苗烧灼着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他依旧好整以暇地在这月中旬出门进行了两次短途旅行。先是十七日在朋友陪同下去苏州，在热闹的阊门一带登岸后，访友、焙茶、赏画，购买瓷器和小件家俱若干，勾连四日后回家，用带来的上好泉水泡新茗，似乎旅途的疲劳也烟消云散了。归家次日，好友徐润卿来访，一起赏看王复元的一卷诗稿，似乎也没说起华亭那边的事。

他自己说，上了年纪后眼睛不太好使了，听从医嘱，不能饮酒，不能看书，也不见客，日子寡淡得很，只好在细雨的午后一个人坐在美荫轩里，听外面的春鸟千啭百弄，要么就让儿子把家藏的一把宋琴取出来，放在书案上自娱一番。但到了月底，眼疾稍有好转，他就坐自家的“雪舫”往杭州跑了。这次在杭州足足逗留了二十余日，到下月二十三日才回，见的基本上是同年、故旧、僧人，住的还是以前到杭州必到的昭庆寺，而且还是同一间客房，云山房。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在净慈寺与主持僧人一起以茭笋佐饮剧谈山中往事的经过，记下了冒雨前去拜访当年开封府同仁（现已是省级高官）的经过，甚至买到一缶龙井茶、两缶天目山精茶的流水帐也记了下来，但对近日江南士林盛传的董家被烧一事依然不置一言，就好像这一轰传江南的事件，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味水轩日记》里的万历四十四年，看不到松江府华亭县，看不到董其昌，李日华刻意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

烬余录

上述这些，都已经是项无汴死后二十六年的事了。二十六年，生生死死，方生方死，从万历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四年，会有多少事发生啊，后人回望万历年，江南董家院里的那把火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之所以时常会提起它，也只是因为那把火不仅让一代书画名家董玄宰斯文扫地，更把一个时代的华美外衣剥落殆尽，露出了粗糙的里子。

在项元汴生命的晚年，曾让他顾盼自喜的风流大雅已日渐沦落，现出凋敝之相。六十岁后，项家已很少再有豪侈宴客、夜夜笙歌的场面，不知是项元汴精力不济还是他的经济已不似先前阔绰。在一幅旧画的跋语中，寥寥数字“受制暴党”“杜门避难”，隐隐透露出他好像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遭遇了什么外来的变故。项元汴不像冯梦桢、李日华有写日记的癖好，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随季候变化的心情，后人看去都一览无余，从他写下的“汴以不才，困处丘隅，踌躇世故，凄恻家艰”等零星数语去猜测，事情的起因似乎是家变，很大可能是给六个儿子析产发生争执，再有豪强大户插手，以致项元汴焦头烂额，无以应对。[74]

158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项元汴宴请了由冯梦桢陪同前来嘉兴的著名戏曲家屠隆（冯和屠是万历五年的同年），陪同的还有当年因抗疏张居正夺情遭受过廷杖的沈思孝等人。这是见诸记录的项元汴主持的最后一次夜宴。因来客在江南文艺圈里的声望，这夜的筵席或许还称得上豪华，宴毕，项元汴还出示了自己的得意收藏、褚遂良手摹的《兰亭序》和米芾的真迹。作为答谢，首次造访项家的屠隆也留下了一首小诗，但从“器多三代司空赏，文有千秋班马存”这些应酬性的句子来看，这至多只是一次礼节性的会面。就在这次夜宴后的次年冬天，一代收藏大家项元汴在家中去世，由于记载阙如，我们只知道他是在“家衅陡作”的困顿和失意中去世的，至于这位大收藏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

项元汴一手打造的艺术王国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土崩瓦解。1645年8月6日（闰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清豫亲王多铎派遣贝勒博洛的一支军队爬上了嘉兴城墙，短暂抵抗后，知府钟鼎臣、协助守城的南明吏部尚书徐石麒等人自杀，大批军民出东门逃往平湖方向。随后清军展开了疯狂的屠城，从城西三塔到城东甪里街，一路尸积里巷，血满沟渠，留在城中未及逃出的，有的窜入寺院削发为僧，有的躲入官府大牢自称囚犯，大兵过后，城中生还者不足三百人，更有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而去。[75]

项元汴的孙子项嘉谟城破时率二子及妻妾投天星湖自杀[76]。项嘉谟以前的邻居、诗人朱彝尊在得知他慷慨赴死后表示了发乎内心的尊敬。朱彝尊先前对这个落魄潦倒的世家后裔印象不太好，曾讲过一个笑话说，向彤（项嘉谟的字）为人傥荡不羁，中年时家道中落，有一年禾城闹饥荒，他家也断了粮，向彤的父亲送给他五斗米救急，向彤的侍妾知道他没好菜吃不下饭，就拿其中两升米换了鱼干佐饭，向彤大怒，骂道，干鱼岂可下箸耶！他的妾不得已，只好再拿三升米去市上换来一只鸡，向彤才答应吃饭。朱彝尊从自家妻子那里听来这个故事，当时还作为闲谈笑资，没想到大变之际，一个“裙履子弟、栗果少年”竟也能视死如归，朱彝尊感慨之余，特意在《明诗综》里保留下了这个细节。[77]

嘉谟的一位堂兄项圣谟[78]，数月前南京陷落时已带着老母妻子躲到嘉善乡下，侥幸逃得一命。据说圣谟在乡下时画了一幅《秋山红叶图》，图中大片秋林丛立，树叶红黄黑白相间，斑斑点点，如泪如血。另一幅《大树风号图》，图中画一巨树，却无一叶，在风中号哭，树下一老者曳杖于山坡上，回望青山，无限惆怅[79]。

据府志记载，早年有志画道、并得董其昌亲手指点的项圣谟到晚年陷入赤贫之境，靠贩制伪画为生。

多年以后，项圣谟在《三招隐图》的题跋里如是回忆1645年那个苦涩的夏天：

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

在这场浩劫中，项元汴死后分给六大房的累世珍藏，据说被一个叫汪六水的千夫长掠去，从此散落人间。到1652年端午，著名鉴赏家吴其贞来到嘉兴，从在世的项氏后人手中看到仅存的黄公望《水阁图》时，项氏六大房物已然散得差不多了。

项圣谟《大树风号图》

尽管项氏那庞大的、几乎囊括了一整部中国书法史和绘画史的藏品再也无法归拢，几百年间却从未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多世纪后，项氏天籁阁旧藏的米芾、吴镇、徐贲、唐寅等画卷成为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禁宫藏品。这个对奢靡的江南文化倾慕不已的清朝皇帝不仅把自己在承德避暑山庄敕建的藏书楼命名为“天籁书屋”，还在1784年南巡至嘉兴时特意造访天籁阁遗迹，写了数首诗怀念死去近两百年的南方文人项子京，其一《天籁阁》有云：檇里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槛；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80]。博雅好古的皇帝在诗后还附了一段按语：

甲辰南巡过嘉兴，惜其阁与名迹均无存者，有烟云散似飘天籁之句，至其印记不知何时收入内府，又幸其不落入贾人手，藉假乱真耳。

项元汴把玩书画的大理石画桌，后以四十两银子归于苏州收藏家陆西屏，陆死后，图籍星散，大约1817年前后，这张石桌成为了专藏宋版书籍的清代大藏家黄丕烈“士礼居”的藏物，据说当时还光泽可鉴。黄丕烈说，当年项元汴在世时，不知有多少价值数十万金的书画古物在此桌上展览，此石案上有无数古人精神所寄，此石已然有灵，“今而后当谨护持之，勿轻去焉，庶足以慰此古物之精灵乎！”

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住在嘉兴新篁镇的金石学家兼鉴赏家张廷济，得到了天籁阁的另一件旧物，是出自嘉靖年间巧匠阎望云之手的一张几案。有感于这些似有精灵佑护的古物在一代代主人去世后还随世浮沉，似在述说着前世的繁华旧梦，张廷济如是感慨：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

1938年4月，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新篁镇时，这张几案和张廷济收藏的鼎彝、碑版及历代书画一起在大火中焚毁了。

素心难问

结束本文的是一个叫薛素素的女子，她曾是熟谙江南鉴藏界掌故、《万历野获编》一书的作者沈德符的侍妾。

薛素素像

这女子小字润娘，系隆、万年间名动一时的江南名伎，不仅容颜如花，且能书善画，一手兰竹更是清逸可人。此女还有另一喜好，着男装，骑大马，像个女侠一般呼啸来去，据说她还有一手驰马挟弹的绝技，能以两弹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后，右手从背上反引其弓以击地下之弹，没有一次失手过。钱谦益说她年少时在北方，经常与一大帮富家子弟玩在一起，鲜衣怒马，纷拥出城，成为当地一景。[81]当时有浮薄少年作《观素素挟弹歌》唱：“微缠红袖袒半韝，侧度云鬟掩双臂”，那真叫一个香艳。连女人们都喜欢颇有侠气的女伎，一个叫徐媛的闺阁诗人就写诗对她的才貌表示钦慕，夸她“一束蛮腰舞掌轻”，“花神使骨气纵横”。

薛素素与江苏金坛一个叫于褒甫的有过婚约，结识沈德符后，可能是被后者的才华吸引，甘愿以侍妾事之。得知消息，痛恨沈德符夺人之爱的于褒甫寄来了三首格律整饬、哀不自胜的诗歌，谴责薛美女的薄情。一本叫《云自在龛随笔》的笔记还记载了沈、薛合欢之夕出席的嘉宾名单，全都是当时艺术圈大腕级的人物，还有诗人姚叔祥有诗纪之，“管领烟花只此身，尊前惊送得交新。生憎一老少当意，勿谢千金便许人。含泪且成名媛别，离肠不管沈郞嗔。相看自笑同秋叶，妒杀侬家并蒂春”。沈、薛共同生活期间，薛素素的绘画有了很大长进，人称“姿度妍雅”的薛素素，作起画来“下笔如扫，各具意态”。刚归于沈德符时画的一幅《吹箫仕女图》（今藏南京博物院）是她从良后唯一留存的画作，据说画中央吹箫的女子就是她自己的写真。画中曲栏围绕的花园里，一线条曼妙的女子正吹箫自娱，其前有双钩水仙点缀，其后有湖石劲竹相伴，画风工整细密，笔墨清雅，全无早期横涂竖抹三二笔的写意画风，表明沈德符带给她的不光是优裕的生活环境，还有从容恬淡的一份良家女子心情。此画右上题“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薛氏素君戏笔”，钤白文印“沈薛氏”，这沈字，当指沈德符无疑。

薛素素《吹箫仕女图》

1612年秋天，李日华的弟子石梦飞给他的老师带来了薛素素手绣的一幅观音像和一卷《般若心经》，一向眼高于顶的李日华评为“精妙之极”，还说那字虽然小如谷菽，却已得着了赵子昂笔法。他感慨说，世人只知道这个女子只会挟弹驰骑，或者涂抹几笔写意兰竹，哪知道才情竟是如此郁勃，真是万万不可小瞧了她。[82]

像薛素素这样自负才华与容貌的年轻女子，总是很容易成为文坛大佬们竟相追逐的猎物，被沈德符毫不客气地揭露造假古董骗钱的王穉登就是其中一个无耻的垂涎者。此人六岁会写擘窠大字，十岁能诗，说来当年也是一个才子，但才子老去例成流氓——想想看，他竟然比沈德符老四十岁还不止！——此人竟然越老越风流，与女诗人马湘兰、前名伎薛素素等过从甚密，且大献殷勤。他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每人一方端砚，送给薛素素的那方，据说就是著名的“脂砚”。

民国张伯驹所藏脂砚

此砚系万历元年苏州名匠吴万有所造，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小可盈握，砚质细密，砚身微有胭脂晕及鱼脑纹，砚周边镌有柳枝，这么小巧的玩意儿，简直不是用来磨墨，而是女儿家调胭脂用的了。砚背还有王老诗人自题行草五律一首，“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落款“素卿脂砚”，暗示素素小字润娘。包装此砚的珊瑚红漆盒也制作考究，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看落款竟出自名画家仇十洲之女仇珠之手！考虑到王穉登的作伪专家身份，薛素素的那张小像极有可能不是出自仇英之女仇珠，而是王捉刀自为，但面对这样一份精心设计的礼物，哪个女人还会去计较真伪呢？对薛素素这样渴望留名、不甘寂寞的漂亮女人来说，这样的礼物可真是毒药。那老家伙，懂女人啊！

1716年，一个叫余之儒的广东人打听到时任江宁织造的皇帝红人曹寅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为了求官，此人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这方脂砚送给曹寅。曹寅失势被抄，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据说曹雪芹写作《石头记》，曹天佑曾以“脂砚斋”之名点评。

曹家彻底败落后，此砚由北京一家名“燕轩斋”的当铺流进了性喜收藏的满洲正白旗人端方手里。宣统三年，端方在直隶总督任上调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携带脂砚及《红楼梦》刻本入蜀，当他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行于绵阳时，和兄弟端锦一起为军官刘怡凤所擒杀。据说端方临死前大喊他本系汉人，祖先姓陶，但还是被愤怒的士兵们砍下头颅，装在一只装洋油的铁盒里游街示众。端方死后，此砚辗转流落到四川藏砚家方氏之手，此后一度销声匿迹。1953年，一个叫黄笑芸的金石学家在重庆一家旧货摊上，再次发现此砚，按旧货摊老板出价，花二十五元钱买下，由好友戴吉亮带至北京请时任吉林省博物馆馆长的张伯驹先生鉴定。张考证此砚确系薛素素旧物，以一千二百元（一说八百元）的高价买下，收藏于自己供职的博物馆。此砚在“文革”期间由外地展出返京时，神秘失窃，至今不知落在何处。

薛素素《竹菊奇石图》

沈德符不是薛素素的最后归宿，有关脂砚主人薛素素的下落，一本清康熙年间的女性诗歌选本《众香词》说她离开沈家后流落到了荒蛮的四川大山里[83]，有“通博”之称的版本目录学家缪荃荪在《藕香簃别钞》里则说她老大嫁作了商人妇，钱谦益则说她中年后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嫁过多人都没有善始善终，最后，年老色衰的薛素素归于一个南方富商，“为房老以死”。所谓房老，即指妾之年长色衰者[84]。

这个女人曾在她喜欢的兰竹图上这样写道，“坐窗一日几回看”，于今美人尘土，却不知她当时看的是闺中闲情，还是浮世的伤怀？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脂砚斋到底是谁？残存的旧脂又在何处？秘密从来说不尽，唯有素心难问。

附记

1975年春[85]，在嘉兴市西南十八公里原称“项坟”的地方（原注：现属洪合公社良三大队），发现一座明代墓葬。我馆及时进行了现场调查……“项坟”明墓，墓向朝南，其东、西、南、北是竹园高地。墓为砖砌，砖长50、宽40、厚7厘米。墓内用砖隔成三室，中、右两室已被破坏。现存左室，从残留痕迹看，室内又用砖隔成并列的三个棺厢，厢内各置套棺一具。三棺棺外从右到左有墨写“大房”、“二房”、“三房”字样。棺木保存尚好，棺内各有女尸一具。墓底铺长80、宽65和厚10厘米的大方砖。左室顶用一块大石板覆盖。随葬器物主要出土于右棺（大房）内，中棺（二房）无器物随葬，左棺（三房）仅随葬白布数匹。墓内出土器物保存好的共三十一件……据嘉兴地方文献记载，明代著名的收藏家、书画家“项元汴之墓，在陡门桥南寒字圩”。按记载地点，此墓位置相符。以前被盗男尸，可能为项元汴本人。据棺内出土拓片载“万历二十七年七月中元东海项穆赞”，此墓应是嘉兴项家之墓。项穆是项元汴之子。墓内三具女尸可能是项元汴的三个妻室。从出土金刚经拓片盖在右棺（大房）的棺盖分析，棺内女尸可能是项穆之母。从出土器物来看，项穆之母比较富裕……二房、三房随葬物不多，是因为当时项家已衰败，这与文献记载也基本相符……

——原载《文物》1982年8期，陆耀华《浙江嘉兴明项氏墓》

* * *

[1]沈季友《檇李诗系》称，“元汴字子京……时人多艳称项三麻子云”。

[2]这则故事见钮琇《觚》卷二《吴觚》“沉香街”条：“嘉兴项墨林，名元汴，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别，妓执手雪涕，意殊恋恋。项归，乃广购沉水香，斩为卧床，玲珑工巧。复以名纨美锦制衣数箧，装巨舰访之。入门值有客在，妓顾项若不复识。项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赠，妓始婉容加礼焉。项命洁前堂，舁床置其中。阖院争来致贺，群艳纷集。项乃大张绮筵，钗钿丝管，分行接响。酒半，忽抗声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种多在章台，故不惜千金以买一笑。讵期月之别，便已相忘。絮薄花浮，于今乃信。”呼仆出箧中衣，悉裂之。奋大槌碎床，焚于庭。烟焰袅空，遍城闻异香，经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为沉香街。”

[3]“项襄毅大司马忠，初以刑部员外郎从驾土木，陷胡中饲马。与胡妇善，挟而南，走四昼夜食尽，胡妇度不两活，乃并粮自杀，项得入宣府。后祀归家庙。”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4]葛洪的《神仙传·孙登传》卷六：“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晋书·孙登列传》的记载相对而言更为完整：“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

[5]《晋书·孙登列传》“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6]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古琴辨》中说：“古琴以断纹为证，盖琴不历五百岁不断。”屠隆在《琴笺》中也认为：“古琴以断纹为证，不历数百年不断。有梅花断，其纹如梅花，此为最古；有牛毛断，其纹如发，千百条者；有蛇腹断，其纹横截琴面，相去一寸或半寸许；有龙纹断，其纹圆大；有龟纹，冰裂纹者，未及见之。”

[7]这一伪造手法来自高濂：“断纹有梅花者为最古，牛毛纹者次之，蛇腹纹者为下品也，且易伪。而伪法以火逼热，以雪罨上，随皴成裂，俨若蛇腹，寸许相去一条；或以鸡子清入灰作琴，用甑蒸之，悬于风日燥处，亦能断纹少细……”

[8]“孙登琴遇雨必有响如刃物声，竟因大雨破作数截，有黑蛟涌出。”见万历年间琴家蒋克谦辑录《琴书大全》。

[9]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

[10]项元淇的母亲陈氏死得早，项铨后来又续弦娶颜氏，生下项笃寿和项元汴。

[11]“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顾啬于财，交易既退，予价或浮，辄悔，至忧形于色，罢饭不噉，子长侦诸小童，小童告以实，子长过而问曰，弟近收字画有铭心绝品可以霁心悦目者乎？子京出其价浮者，子长赏击不已，如子京所与值偿焉，取以取。其友爱若是。”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

[12]“公画山水，学元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得其胜趣。每作缣素，自题韵语，书法亦出入智永、赵吴兴，绝无俗笔，人争传购。”董其昌《墨林项公墓志铭》；姜绍书也这样说他，“不惟好古，兼工绘画，山水法黄子久、倪云林，兰竹松石，饶有别韵。”《韵石斋笔谈·项墨林收藏》。

[13]1615年春天，李日华在日记中对徐渭的一番议论从侧面印证了他们所推崇的雅正、端庄的古典美学风格是与不雅驯甚至“狂态”的风格根本对立的。李日华的这条日记记于万历四十三年四月二日，那一天，他在读《徐文长集》，他在日记里这样说：“其人肮脏，有奇气而不驯雅，若诗则俚而诡激，绝似中郎，是否有臭味相投之合耳，杂剧《四声猿》，却是妙手。”

[14]Craig Clunas, Superfl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apter5， p.126.“Xiang Yuanbian was buying the past, not a personal past like that embodied in the portrait of possibly bogus ancestors coveted by European nouveaux riches, but a past of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value.”

[15]此一促狭评语出自作家黄裳。黄裳收有两册安国的著作，包括他所写的诗、游记和友人的赠言。见《关于安桂坡》，黄裳：《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

[16]钱谦益《春秋繁露·跋》：“金陵本为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家，深以为快。”

[17]项元汴的六个儿子德纯、德成、德新、德明、德弘、德达，董其昌曾如是评说：“元汴六子，或得其书法，或得其绘事，或得其博物，而德明得其惇行。”

[18]项元汴是在收藏的书画上钤盖印章最多的私人收藏家，据艺术史家刘金库统计，他经手的书画上最少钤盖二方收藏印章，最多达九十七方，从1545年到他去世的1590年前后大约四十五年里，他不断地在书画上盖收藏印章，若以千件藏品、每幅约二十方印章计，项元汴一生在书画上加盖了至少二万多枚章。这一点上他也被时人诟病，姜绍书在成书于17世纪中叶的《韵石斋笔谈》中曾批评他，“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

[19]史鉴也是吴门画家沈周的儿女亲家。

[20]此人与嘉兴项家有姻亲关系，据文徵明所撰一块墓表的残碑所载，赵文华的妻子是项镇的姐姐。

[21]王忬（1507—1560），字思质，作家王世贞之父。

[22]朱敬循是大学士朱赓之子，他也是张岱祖父张汝霖的妻弟。

[23]《明史·王世贞传》

[24]文学复古主义者王世贞在艺术趣味上是一个坚定的“拥宋派”，曾对三十年来重元人、轻宋人的时风表示不满，“几令宋人无生活处，余堪为扼腕”。

[25]詹景凤在《东观玄览附编》里记录了项元汴对他说的这番话：“项因谓余曰：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则瞎汉，顾氏二汝眇视者尔。惟文徵仲具双眼，则死久矣。今天下谁具双眼者？意在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广，天下如彼众，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者，唯足下与汴耳。”

[26]姜绍书认为王世贞的藏品规模及质量不及项元汴远甚，在成书于1649年的《韵石斋笔谈》中有一篇《项墨林收藏》记载说：“项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资力雄瞻，享素封之乐，出其绪余，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王弇州与之同时，主盟风雅，收罗名品，不遗余力，然收藏不及墨林甚。”

[27]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原作已失传，现见到的《女史箴图》有两个摹本，一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南宋人所摹。另一本传为唐人所摹，现收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现在诸家著录均采用此摹本。此本《女史箴图》原藏清宫，乾隆曾在卷尾留有亲笔题跋。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此画在中国神秘消失，之后传闻，被一名英国军官以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不列颠博物馆。

[28]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与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并称“钟王”。

[29]此帖钟繇书于魏黄初二年（221），内容为推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明代刻入《真赏斋帖》，清代刻入《三希堂》，列诸篇之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帖系唐人根据原本所摹。原墨迹本于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为一英军士兵所劫。后辗转落入一收藏家手中，又被小偷窃去埋入地下，挖出时已腐烂。幸有一照片留存。

[30]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灵虚，别署灵墟先生、冷然居士。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与弟燕翼、献翼并有才名，时人号为“三张”。为人狂诞，擅作曲，著有传奇《红拂记》等。

[31]王穉登（1535－1621）字伯谷，苏州府长洲人。

[3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假骨董”条：“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33]焦山是长江上的一个岛屿，靠近镇江。据张岱说，他的二叔张联芳也曾生活在这一带，并成为与王新建、朱石门、项元汴、周铭钟五人齐名的江南五大藏家之一。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说郭五游是苏州人，字次甫，名郭第，长年住在焦山岛鬻古，与项元汴为好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此人小传：“第，字次甫，长洲人，隐于焦山，有向平五岳之愿，自号五游。”

[34]关于郭五游被骗的这节记录，出自明代作家谢肇淛的笔记小说《麈余》第三卷。同时代作家都记录郭是吴中人氏，可能是出于文人阶层对安徽商人的鄙薄，谢肇淛把郭的籍贯写成了徽人。也有可能是他误记。

[35]王复元，号雅宾，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工于诗，书法师米芾，李日华说他“鉴古颇具眼”。

[36]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条：“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从王羽士雅宾游，因得盘桓书画间，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所歉者，每临文义，辄有龃龉，易于纳败。”

[37]因其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得名。

[38]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吴昆麓夫人与予外族有葭莩之亲，偶携此卷见示，述其先得之管后载门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铁枥门闩，或云漆布竹筒，摇之似有声。一日为物所触遂破，堕三卷，此其一也，予未深信，翻阅再三，不觉神往。因闭户焚香，屏绝他事，便觉神峰吐溜，春圃生烟。真若蚕之吐丝，虫之蚀木。至如粉缕曲折，毫腻浅深，皆有意致，信摩诘精神与水墨相和，蒸成至宝。得此数月以来，每一念及，辄狂走入室，饱阅无声，出户见俗中纷纭，殊令人捉鼻也。真实居士记于南翰林院之寄乐亭。”

[39]这则故事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旧画款识》。“金陵胡秋宇太史家，旧藏江干雪意卷，虽无款识，然非宋画苑及南渡李、刘、马、夏辈所办也。冯开之为祭酒，以贱值得之。董玄宰太史一见惊叹，定以为王右丞得意笔，谓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见，李营邱以下所不论也，作跋几千言，赞誉不容口。以此著名东南。祭酒身后，其长君以售徽州富人吴心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跋装褫于后以欺之耳，今之赏鉴与收藏两家，大抵如此。”

[40]沈家与项、冯、李几家都是姻亲，沈德符的妹妹沈无非，嫁给了项元汴的一个侄孙项鼎铉，沈凤的儿子沈大詹娶了李日华的女儿。

[41]《江干雪霁图卷》原迹今已不传，但台北故宫藏《江干雪意图》卷，日本小川睦之辅家藏《江山霁雪图》卷，美国檀香山艺术科学院藏《长江积雪图》卷，均与当年冯梦祯藏本有关。近世鉴赏名家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辩》对此卷考辩甚详，认为冯梦祯藏卷原应首尾完整，图后另纸有沈周、王鏊二诗，董其昌、冯梦祯、朱之蕃三跋。冯权奇出售摹本当在万历四十四年请朱之蕃题跋之后。朱肖海摹的副本改设色（据檀香山全图）为墨图（即今在日本小川家之本），同时拆装董其昌、冯梦祯、朱之蕃三跋于摹本之后，售给了吴心宇，稍后又转入程季白之手。至于冯藏本，则无人知其下落。

[42]《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条，李日华当时评价说：“真末世法书瓌宝也。……此经乃李卓吾游金陵日以贻冯句曲先生者。有梅氏秘玩印。盖麻城梅氏物也。”“余前所见冯权奇家白香山书楞言经本张即之笔。朱为补款。并作铁崖跋。跋语则出冯手构。余固疑其类即之。诸跋忽未察耳。”

[43]徐润卿在晚年与李日华交往密切，李日华这般介绍他：“徐润卿名宏泽，幼业制举，恂恂儒生。既而厌弃之，日摹法帖，吟陶、杜诗，间写竹石，骎骎入梅道人之室。遇得意，不论疏密贵贱，咸与挥运……独喜时时过余，索所藏名迹，展玩评赏无间也。识者定其书画二估在姚云东上。”见《紫桃轩杂缀》卷二。姚云东即明成化年间著名书画家姚绶。徐润卿现存一幅《山水图轴》（纸本设色）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自署：“天启乙丑（五年，1625）三月作于白苧草堂之远阁。竹浪老人时年七十有五。”

[44]“集徐节之竹浪馆，节之尊人润卿出所藏文衡山、文水、陈道复、莫云卿诸家画作轴悬壁间。相与谈笑评骘。以代丝竹。朱山人肖海以手制萚斝匏樽行酒。余与儿子俱大醉。”

[45]《嘉兴县志》：“朱实，别号肖海，摹古有绝技，凡古人法书名画，临摹逼肖。云间董宗伯其昌，号法眼，亦时为所惑。但言朱仙人以神之而已，实与弘泽同为万历时人，雅相善，各制扁舟，共泛花月，超然有尘外之致，时人目之水仙云。”

[46]后世称他文待诏就是这么来的。据黄佐《翰林记》记载，翰林待诏品秩非常低微：“……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勋曰协正府尹。侍读侍讲正六品，初授承直郎，授儒林郎。编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授文林郎……待诏从九品，初授仕佐郎，授登仕佐郎。”

[47]按明朝惯例，历来是科第前三甲的才有资格进入翰林院这样的清贵地方，所以姚涞、杨方城等一班翰林非常看不起文徵明。杨方城是正德十六年的状元，姚涞是嘉靖二年的新进状元，这两人放言说：“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这则故事时为文徵明辩护说，这两人除了会中状元，其他什么本事都不会，“然衡山自作画之外，所长甚多”，意即那两个嚣张的状元公很快就会被历史遗忘，而文氏却能以他的丹青妙笔长在天地间。

[48]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居士，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少有才名，以诗著称于时，著有《浮湘集》《山中集》《息园诗文稿》等。

[49]此则故事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50]聂豹（1486—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阳明心学传人。著有《困辨录》《双江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