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在制度上集战国时各种富国强兵学说之大成，尤其贯彻了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力图高效利用劳动力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又保证所有的物力、人力尽可能归中央统一调用。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中原社会在政治体制上的集权性格，在文明起源的初期已经体现出来。文明初期的中原社会原本后进于周边的其他文化，因为处于各大文化交流的网络中心位置，得以兼收并蓄各文化的成果，并承受来自各方的激烈挑战，终于后来居上。又因为其自身资源比较匮乏，中原地区自二里头文化以来一直朝着阶序化、集中化社会发展，社会分化是随着资源竞争中军事首领的崛起而发生的，为了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威，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和一些极端手段，对外仍需应付来自各方向的威胁和挑战。历史与考古资料证明，商、周王朝的确都是权力集中化与社会序阶化的政治体。可以说中原社会在三代时期已经确立了其集权性格。[3]尽管如此，周代封建制瓦解背景下春秋战国的激烈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的颠覆性变化，仍使得秦汉以下的集权帝国迥然有别于此前的“三代”，足以称为古代东亚世界政治文明的突破。这样一个大帝国的出现，既是华夏历史上的大事，对与华夏直接间接毗邻的非华夏人群，同样具有深远影响。春秋战国以来逐渐扩大的华夏诸侯国与非华夏之间的实力差距，这时扩大得无比悬殊。匈奴在秦军驱逐下退至阴山以北，甚至转而以漠北为中心；东南和岭南的百越人群，更轻易地被秦征服。秦祚虽短，但它的政治文明却被汉朝以更灵活的方式继承下来。经过汉初休养生息，以及诸侯封建势力逐渐被削弱，到汉武帝时期，汉帝国迎来前所未有的富强。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伏兵马邑开始，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持续32年（公元前133—前102）。逐匈奴，灭两粤、朝鲜，于西南夷设郡县，破楼兰、姑师，甚至远伐大宛，这些史实广为人知，无须赘述。
正是在大宛之役前后，汉帝国的扩张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班固曰：武帝制服四夷，赂遗绝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傕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筭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4]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也批评道：
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途，巴蜀弊于邛笮；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5]
开边攘夷的战争，以及为保障战争而实行一系列兴利、改制、用法和擅赋，引起国内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大量流民和反抗活动出现，局势动荡。在这种压力下，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深陈既往之悔”，颁布反省扩张政策的《轮台诏》，“由是不复出军”。[6]汉代盛期的疆域范围由此确定。昭宣时期利用匈奴和西羌的内部分裂，对外一度扩大和巩固了武帝时的成果，但大体上华夏帝国的势力所及在地域上没有大的变化。到王莽时期，普降外夷名号的对外政策引起周边政权的普遍反抗，匈奴、高句丽、西南夷、西域或叛或绝。东汉初年一度放弃部分边郡，拒绝西域各国派来的质子，此后用了几十年时间才逐渐恢复在周边地区的影响。
一般认为，汉代极盛期的疆域北方到达阴山以北，西北到玉门关，东到朝鲜半岛，南到今越南北部。但是，与现代国家连绵不断的国境线不同，古代帝国的边境并非一条连续的线，甚至帝国中心也不一定是受到完全控制的无缝的面。帝国边境的第一层，更像是向四边伸出的辐射状触角，疏密不等，长短不一，这些触角由亭障、烽燧、屯田、驿道等构成，将帝国的影响力输送到绝域，各条触角之间往往不能互相联系，而只能通过这唯一的通道获得由内向外的补给；第二层的边境，更像是网状，各边郡控制着较多的人口和物资，与其下的县、道以及临近的其他政区之间有较多联系，但在郡县之内以及之间，仍有不少未能管理的土地和尚未臣服的人群；第三层是所谓的内地或“中原”，这里帝国控制的人口和土地基本连成一片，深林远薮之中或许仍有不臣之民，但已为数不多，且处于随时可能归化的位置。这一结构，如果用地图来严格表现出来，汉帝国的版图不免就要被画成一个极其古怪的形状，犹如帆布片挂在烂渔网上。[7]边境的第一层触角可以伸得很远，如汉武帝时期亭障一度列置到轮台，而以此为后盾汉军就可能对整个塔里木盆地甚至更西边的大宛发起军事行动。但触角层也是最不稳定的，一旦来自内部的补给供应不上，触角很容易收缩或者被切断，触角因而不能被看作稳定的疆域，真正稳定的边境应该在网状地带。帝国的地理空间如此，在这空间之中流通的物资、信息以及政治权力，也呈现出这样一个由密到疏的有层次的网状结构。
具体到汉代，第二层的网状地带中有一部分郡被称为边郡。边郡在《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中都没有明确区分出来，但这种区分是制度性的。根据司马迁的叙述，汉初燕、代、齐、赵、梁、楚、淮南、长沙诸国，“皆外接于胡越”。经过七国之乱后对诸侯的削地，以及武帝实行的推恩令，结果“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集解》引如淳曰“长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缘边郡，其所有饶利兵马器械，三国皆失之也”。《正义》曰：“景帝时，汉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为郡。吴、长沙之国，南至岭南。岭南、越未平，亦无南边郡。”[8]在汉境北不过燕代，南不越南岭的时候，燕、代、吴、淮南、长沙等诸侯国邻接境外不臣之地，拥有或者充当了边郡。由此我们可知边郡的大致概念。王莽时期曾明确将全国划分为两都—内郡—近郡—边郡，其中“有障徼者曰边郡”。[9]障、徼，泛指边关。[10]两汉的边郡或许不像王莽所定义的那么简单呆板，但从边郡与内郡在许多政策上被区别对待来看，这种划分是明确而严格的。根据谢绍鹢（表2-1中简称“谢”）的研究，西汉的边郡有48个，[11]而李新峰（表2-1中简称“李”）根据《汉书·地理志》列出的边郡有40个。[12]现整理成表2-1对比如下：
表2-1 不同划分标准下的西汉边郡的对比
资料来源：李新峰《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谢绍鹢《秦汉边郡概念小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
从表2-1中不难看出，两位学者对何为边郡的判断标准是有区别的。李新峰根据的是《汉书·地理志》的郡国排序，如果他所还原的排序原则不误，那么他所列的边郡即是西汉末期官方版籍中认定的边郡，代表了汉帝国中央的观念。谢绍鹢则以邻近边界、外接蛮夷为边郡的标志，代表今人的判断。汉中、巴二郡，李表有而谢表无，会稽郡则李无而谢有。这说明西汉时人的边境观念不同于今人。而汉中、巴虽从地图上看并不在边疆地带，但汉中郡四周高山环绕，从汉中郡分出的魏兴、上庸、新城等郡，秦代已是迁徙罪人之所，后代更成为蛮夷盘结之区，巴郡除了全在山地，本身即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外，还南与西南夷相接。[13]因此两者有被视为边郡的可能。会稽虽然邻接闽粤之地，或许由于武帝将东瓯、闽越的人民都迁到江淮之间，汉人以为其地遂虚，故而会稽不算邻接蛮夷？不论原因如何，都说明汉代人观念中的版图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四至来划分的，在四至之内仍然可以有边郡。
表2-1中所见另一重大区别是，谢绍鹢将所有设置过的郡都列进去，因此多出汶山、沈黎、西海、临屯、真番、苍海、儋耳、珠崖、象郡9个郡。《汉书·地理志》主要使用西汉末年的材料，因而并未列出这些郡。这些置而又废的郡，标示了帝国边境线的盈缩，值得分析。参照周振鹤的研究，[14]这些郡的置废时间与地望可列为表2-2：
表2-2 西汉置而又废的九边郡情况
郡名 设置时间 废止时间 存在年数 领域 去向
汶山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地节三年（公元前67） 45 本蜀郡冉駹都尉地 并入蜀郡
沈黎 元鼎六年 天汉四年（公元前97） 15 今青衣江、大渡河与雅砻江之间 并入蜀郡。置两都尉管理
象郡 元鼎六年 元凤五年（公元前76） 36 《汉志》郁林郡西半部及牂牁郡一部 罢郡后分属郁林、牂牁
儋耳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始元五年（公元前82） 29 今海南岛 并入珠崖
珠崖 元封元年 初元三年（公元前46） 65 今海南岛 放弃
苍海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元朔三年 3 今朝鲜中央山脉以东，江原道之地 放弃
临屯 元封三年 始元五年 27 今朝鲜中央山脉以东，今朝鲜与韩国江原道之地 北部六县移属乐浪郡，后为东部都尉所辖，南部九县不详，或入辰国
真番 元封三年 始元五年 27 今朝鲜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南部，北与乐浪郡以今载宁江、慈悲岭一线为界，直至韩国京畿道一带。东以礼成江为界 北部七县并入乐浪郡，后为南部都尉所辖。南部八县不详，或入辰国
西海 元始四年（公元4） 地皇四年（公元23）前 20 今青海湖附近以及湟水流域 新莽末年，重归羌人所有[15]
资料来源：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这9个郡里，象郡的情况不够明确，西海郡是西汉末王莽执政期粉饰太平的结果，此二郡可以置之不论。至于汶山、沈黎二郡之地，早在设郡之前，已与秦汉帝国有各种联系。据司马相如言，“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16]元光年间，邛、筰之君长羡慕南夷得汉赏赐，主动要求内附，司马相如趁机以财物赂之，于是在邛笮地区设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17]尽管这种在都尉管辖下的县，只是一种松散的臣服关系，在元朔年间，公孙弘仍以事西南夷费多，应专力于朔方对付匈奴，于是“罢西夷”，撤销邛笮地区的都尉和县。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汉借消灭南越的声威，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振恐。于是设立越巂、沈黎、冉駹、武都4郡。沈黎郡只存在14年即省入蜀郡。据《华阳国志·蜀志》，天汉四年（公元前97），沈黎郡“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民”。[18]汶山原属蜀郡北部冉駹都尉管辖，至元鼎六年改设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汶山郡百姓向使者骆武自讼曰：“一岁再役，更赋至重。边人贫苦，无以供给。求省郡。”于是省郡，复置北部都尉。之后在安帝和灵帝时还曾两次立郡，都很快都恢复为都尉。[19]可见，沈黎、汶山二郡与帝国的统属关系，一直在都尉制与郡县制之间摇摆不定，在汉代大多数时候为都尉制。
儋耳、珠崖、临屯、真番这4个郡，或在海南，或在朝鲜半岛，但它们颇有共通之处。要之，它们都是由汉征服前的地方政权开拓为政区，而被汉直接继承的。儋耳、珠崖应当是南越国时期纳入郡县体系的，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在稳定控制秦时三郡的基础上，大举向四周扩张。[20]元鼎年间灭南越的战役集中在攻打番禺，番禺既定遂得九郡之地，说明这九郡之地正是南越国已稳固统治的地域。从三郡到九郡，实际控制的地域与人口比秦时已有很大增长。朝鲜半岛的临屯、真番二郡之地，在战国时期曾被燕征服，置吏，筑障塞，秦时属辽东外徼。汉初以地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放弃了浿水以东之地。汉燕国亡人卫满在这一地带建立政权后，“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后又“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21]同样在政权稳定后向周围大规模扩张。赵氏南越国与卫氏朝鲜国都是以华夏势力为核心建立的，其统治者一为秦帝国的地方武官，一为汉时燕国豪族，赵佗建国时一大重要条件是“颇有中国人相辅”，而卫满的实力基础也是“故燕、齐亡命”。两个政权的制度都具有鲜明华夏色彩，赵佗“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学者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已可确认南越国的制度基本沿用秦制并模仿汉制；[22]卫氏朝鲜的政治制度不甚明了，但从史书中仅见的一些官职推测，模仿中原制度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两个华夏式政权对周边地区的开拓，有利于汉帝国接管后直接实行郡县制统治。
汉帝国唾手而得的开发成果维持起来并不容易。儋耳、珠崖二郡隔在海中，与陆地联络不便。儋耳一名，指其人“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可谓与华夏文化迥异的“殊俗”。而且其“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可见他们已有一定的政治组织。[23]在汉朝中央看来，“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从设郡之初到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20余年已反叛6次。由于维护成本过高，汉不得不在始元五年（公元前82）罢儋耳郡并属珠崖。[24]珠崖或许因出产珍珠而较有价值，故而没有立即被放弃，但在宣元两朝亦频繁反叛，到初元三年（公元前46），由于关东连续水灾饥馑，对于征讨珠崖已力不从心，元帝于是采纳贾捐之的主张，罢珠崖郡。[25]真番、临屯二郡隔在单单大领以东，单单大岭即今朝鲜中央山脉，是划分东鲜与西鲜的天然标志。岭东不但在地理上自成一区，与岭西交通不便，族群文化也比较一致，多被称作濊民。[26]此二郡设置后不到30年，便无法维持。据《后汉书·东夷传》载：“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自单单大领以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27]乐浪郡置东部都尉的时间不详，但从“玄菟郡……徙郡于高句丽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28]的叙述看，似乎就在始元五年或稍后。撤郡，并归入另一郡的都尉管辖，这种情况与前述汶山、沈黎完全一样，故而其背后的原因也可知仿佛。[29]总之，在始元五年，汉朝已放弃对单单大岭以东的三郡的直接管理，改为都尉制的间接管辖。到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30]这不过是承认自置郡以来就已开始的离心过程的实际结果罢了。割据一方的政权对周边地区的开拓，被后来的统一帝国所继承，但后者的控制能力往往不及前者，某些“偏远的”地域不得不弃守。这是两汉及以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值得深思。
这些边郡设置之后，或者被并省，或者改设都尉管辖，或者被放弃，都没能稳定地存在下去。它们构成了汉帝国不稳定的边境地带，它们的设置和废罢昭示着汉帝国势力的扩张与收缩，此势力线的消长隐约勾勒出汉帝国扩张的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