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史中异族诸传编次的变化
史学中有关周边异族的系统性知识，始于《史记》，此后历代正史中几乎都有专门为夷狄异族所立的传记。正如王明珂所指出的，纪传体王朝史作为一种文类，所对应的情境规范便是“华夏帝国”结构。“正史”文类所蕴含的结构、规律与其文本内涵符号的变易性，也对应“帝国”内在的结构、规律与变易。[63]因此，考察正史中有关异族传记的结构变化和叙述范式，也有助于解明华夏帝国符号秩序的建构过程。
首先看异族传在纪传体王朝史主要是所谓“正史”编次结构中的变化。[64]《史记》分别用《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六卷的篇幅书写了汉朝周边异族及其政权的历史。这六卷没有放在全书某个特别的位置上，也没有连缀在一起，中间还穿插了许多大臣、诸侯的传记。为分析方便，列表展示如下：
表4-2 《史记》周边异族诸传编次
卷数 传主
108 韩长孺
109 李将军
110 匈奴[65]
111 卫将军骠骑
112 平津侯主父
113 南越
114 东越
115 朝鲜
116 西南夷
117 司马相如
118 淮南衡山
119 循吏
120 汲郑
121 儒林
122 酷吏
123 大宛
124 游侠
125 佞幸
126 滑稽
127 日者
128 龟策
129 货殖
130 太史公自序
《史记》这一部分的编次结构令后人费解。司马贞在《索隐》中曾对此表示不满，金代王若虚又进一步发挥说：
《史记索隐》谓《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此论固当，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匈奴》亦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间乎？[66]
赵翼也注意到《史记》这一部分编次得“不合常理”：
《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文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67]
赵翼感到无法理解《史记》的编次规则，只好说是“随得随编”。《史记》的编次原则究竟是什么，古今学者讨论很多，仍无定论。[68]下文仅就表中所列部分进行一点解释。
《史记》列传据篇目可划为三种类型，即“人名传”（单传或合传）、“国名传”（或族名传）和“类传”（又称杂传）。[69]人名传都以人名、爵称或官职命名，绝大多数列传都是这一类；国名传以政权名（或族名）为篇目，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类传则以入传人物的共同身份冠名，始于《循吏》终于《货殖》，[70]加上此前的《刺客》，也有人认为《扁鹊仓公》也是类传。在《史记》中，人名传与国名传被作为同一种类型混编在一起，而类传基本连成一片，与前两者判然有别。因而《史记》列传其实是人名国名传与类传二分的结构。近年有研究者总结《史记》的编次规律是以历史活动时间为根本，而在同一时期的则同类相从，同事相从，时间相同者以影响或功劳的大小排序。[71]这一总结大体不错，但就列传而言，应该限定为仅适用于人名国名传的部分，类传则另当别论。
《史记》列传中人名、国名传的“同事相从”和“同一时期”编次规律，都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第一，所谓“同事相从”指的是如韩李、匈奴、卫霍等传紧紧相随，这点赵翼也指出了。但赵翼认为公孙弘、主父偃及司马相如与前后诸传无关，这是不对的。公孙弘与主父偃都曾反对征匈奴、开西南夷，在主父偃的传中还顺势记下徐乐、严安等人的上书，借此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武帝开边的活动及其影响，实与匈奴等夷狄诸传记内容密切相关。主父偃是武帝削弱诸侯的主要推动者，淮南衡山之事又与他间接相关。司马相如与开置西南夷的关系则更为明显。[72]这种同事相从的原则提示我们，《史记》在编定列传次序时，是以事件而非人物身份为中心的。[73]从韩长孺至主父偃传连续五卷的篇幅，都与汉匈战争有关，不惜“以朝臣与外夷相次”，为的只是从不同侧面展示同一事件。这与后代纪传体史书按传主身份安排编次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所谓“同一时期”是以本纪为标准划分的，世家、类传以外的列传，都可以分拆以对应于本纪，此种结构为后来历代纪传体正史所继承。表4-2中韩长孺、李广都是跨越景、武两朝的人物，始登场于平定七国之乱的战斗中，后在武帝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下卫青、霍去病、公孙弘直至司马相如都确定无疑是武帝朝的人物，据此而论，则匈奴、南越、朝鲜、西南夷、淮南衡山等传在时段上也被归入了武帝一朝。[74]《匈奴列传》的叙事始于上古，详细确切的记述也始于秦汉之际，南越、朝鲜等传也与此类似，何以被划入武帝一朝呢？根据上文所证的《史记》以事件为中心的编次原则，这个问题只能从叙事重心，即史家最想要强调的事件去思考。自汉初以来，汉帝国困扰于内部的种种问题，对外一直采取守势，尤其对于匈奴，说卑辞厚礼亦不为过。直到武帝时四出征伐，开疆拓土，是为汉匈关系中空前重大的一个转折。而南越、朝鲜、西南夷等，原本是汉鞭长莫及之地，至武帝时纷纷国灭，成为汉的郡县，作为独立政权的历史于焉告终。淮南衡山二王虽始封于汉高祖和文帝时，但他们因谋反而被诛，国灭为汉郡县，却是在武帝朝。吴王、淮南王始封时间都在汉初，但其传记一系于景帝朝，一置于武帝朝，其编次标准只能是国灭入汉的时间。汉前期诸侯国高度自治，汉廷视之如敌国，得二国之地为郡县，与征服夷狄而拓境颇有相通。[75]司马迁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见证者，深知发生在武帝朝的上述事件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在各传中应当成为叙事的重心，所以才将相关的列传都归入武帝朝。总之，司马迁身处在华夏帝国急速扩张的时代，见证了帝国的成长，并以此作为《史记》的主题之一。因而《史记》所记下的不是静态的成熟的华夏帝国秩序，而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动态的华夏帝国秩序。描述一个动态的秩序，莫过于记下标志性的事件，如帝国疆土的开拓，新型华夷关系的确立等，这是《史记》以事件为中心进行编排的真正原因。
《史记》中的人名国名传有明显的时间性，类传则常跨越时间的框架，按某一标准将不同时代的人物编为一卷。因为人名传所记都是重要政治人物，国名传所记也是外交征伐等大事，类传的选编就有意采用另外的标准，如游侠、货殖之类，与朝政关系较远。人名、国名传与类传一起，构成纵横交织的网络，让史书所呈现的不再只是单纯的政治世界，而是更加立体的图景。如果说人名、国名传意在描述一个动态成长中的帝国，那么类传似乎是要留住一些帝国秩序中稳定甚至永恒的元素，因而对应的是相对静态的帝国秩序结构。《史记》中类传没有全部连在一起，《刺客》置于先秦诸传之末，或许仍是以其传主时代为标准，而《循吏》以下诸类传中又混入了《汲郑》，还有同样难解的《大宛列传》，这或许是由于初创之时体例尚疏，今已不可深究，但类传与人名、国名传纵横互补的精神，仍昭然可见。
《史记》虽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真正为后代王朝史树立成熟典范的则是《汉书》。《汉书》之于《史记》，有承袭有损益。就表4-2所列的诸传而言，主要的变化是《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国名传被后移到类传中，并与新增的《西域传》连成一个单元，不再与人名传合为一编，开后世四夷传的先河。这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韩李卫霍公孙主父诸朝臣的传记，不再与匈奴、南越等相错杂。《汉书》中的传记，在大体以朝代划分的前提下，严格遵循同类合传的原则，一朝臣僚的传记，一般按照相、将、诸侯王、能吏、儒生等不同类型分篇立传。决定传记位置的，不再是与某个事件的关系，而是传主的身份。编次的重心从事件转到了人物身份，附带的结果之一是家族传的大量增加。例如，淮南衡山二王的传记不再如《史记》置于武帝朝，而是以淮南王长始封于汉高祖为准，置于高祖朝诸传之末，并且将毫无事迹且《史记》无传的济北王与淮南衡山合传，只为使刘长家族的传记完整。第二，《汉书》继承并强化了《史记》区分人名传、类传的体例，尤其让类传部分更加严整有序。首先是让类传集中到一处，如《史记》中《刺客》或《汲郑》般混乱的编次不再出现于《汉书》中。其次，类传本身的顺序也做了调整。
《史记》：刺客、循吏、儒林、酷吏、大宛、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
《汉书》：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匈奴、西南夷两粤朝鲜、西域、外戚
《儒林》被提到了最前，《货殖》也被提到了《游侠》之前，经过这番调整，《史记》中混乱无序的类传获得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以儒家道德为基准，越往后的在儒家道德系统内的排名越低。[76]从《儒林》到《佞幸》，能明显看出这种递减，而匈奴为代表的异族传仍被置于《佞幸》之后，也遵循这一规律。班固在《匈奴传赞》中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圣王禽兽畜之”，毫不隐晦他在道德上对异族的鄙夷，并且强调“《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77]因此，夷狄绝不可与华夏臣僚的传记并立无别，不能如《史记》一样按时间混编在人名传中，只能合成为类传，且立于类传之末，以示其伦理道德之低下。当赵翼说“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王若虚说“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时，他们心中奉为圭臬的，正是《汉书》的体例。
班固在《叙传》里自称《汉书》是“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78]这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旨趣明显不同。司马迁想要探究终极真理和古今变化的过程，而《汉书》虽为史书，但“纬《六经》、缀道纲”意味着史事的过程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重要的是通过讲述兴衰成败和褒贬善恶贤愚来阐明儒学的大道。如同汉代人相信《春秋》为汉立法一样，《汉书》也想为后世立法，借助对西汉历史的撰述和评判（所谓“拨乱反正”），为后世留下一个理想帝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只能是相对稳定静态的、甚至永恒的理想秩序。《汉书》的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它所书写的汉帝国的政治制度、思想精神甚至士人言行，的确都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另外，作为对汉朝典范的模仿行为之一，后世纪传体王朝史的修撰者纷纷奉《汉书》为圭臬，采用《汉书》的体例进行写作。其表现之一，即《汉书》以下的纪传体正史无一例外地将夷狄异族传放到类传之中。
类传既是同类合传，说明纪传体王朝史撰述者们把华夏帝国周边的异族政权看作同类的存在，他们的共同点即同处于帝国有效管辖之外。异族诸传在类传中一般位于佞幸传之后逆臣传之前，在逆臣传缺失的情况下，异族传即为类传的最末。《史记》开创《汉书》确立的类传，其名目的增损变化暂且不论，即以编次而言，后世史书仍有不同于《汉书》的道德递减排序者。比较突出的是范晔《后汉书》，其类传的编次似不可以道德而论，否则难以解释《宦者》竟在《儒林》之前，而《逸民》仍在《方术》之后，合理的推测是按照各类人物在帝国权力结构中位置排序，从中心到边缘。各史编次标准不尽一致，但异族诸传的位置却非常稳定地居于较末位（参看表4-3）。异族诸传的稳定存在表明了夷狄在帝国秩序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较末位则隐喻着夷狄在帝国秩序中若即若离的边缘地位，或在道德系统的边缘地位，其实这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表4-3 从《汉书》到唐初所修诸史的类传编次
续表
二、正史四夷传的成立
研究者习称异族诸传为“四夷传”，所谓“四夷”，即是经学体系中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事实上，从表4-3可以看出，“四夷传”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与“四夷传”名实俱合的编撰形式，要到唐初所编《隋书》《南史》《北史》和《晋书》中才出现。
司马迁使用过“四夷”的词汇，[79]但没有在《史记》中将它们合为一传，甚至没有刻意归为一种类传。《汉书》将匈奴、西南夷、两粤、西域前后相接地放入类传中，表现出将异族视为同一类别的观念，在随后的纪传体正史中，异族外国传成为一个稳定存在的板块。《汉书》又将《史记》中各自独立的南越、东越、西南夷合为一编，其依据是“皆恃其岨，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80]即因为他们都在武帝时被征服，与他们的方位无关。这三卷基本上还是按与汉朝的关系编次的，并未采用经学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整齐形式。东汉时官方编撰的本朝国史《东观汉记》的异族传部分几乎承袭了《汉书》的结构。据吴树平考证，《东观汉记》有《匈奴南单于列传》《西羌列传》和《西域列传》，还有一篇记载西南夷史事的，或名为《西南夷列传》，然而其篇次已全不可考。[81]魏晋以下的所谓八家《后汉书》，皆散乱不全，从辑佚的情况来看，谢承书有《东夷列传》，司马彪书有《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鲜卑传》，华峤书有《西南夷传》《南匈奴传》，袁山松书有《西域传》。[82]其中有些是类书中引出篇名的，有些不过是辑佚者根据内容推测出的，[83]至于卷次更不可知。值得注意的是范晔的《后汉书》，从上述诸传的轶文来看，范晔书所列的异族诸传主要是承袭旧本。[84]范晔书用六卷篇幅为异族立传，而又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提到“六夷诸序论”，[85]是否他所写的是“六夷传”呢？答案是否定的。六夷一词不见于经书，集中出现要晚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时有“六夷大都督”等官职，此后成为习用的词汇。它与五胡一样，原是一个没有确指的概念，泛指诸异族。[86]范晔书这六卷中的所记的异族数，无论怎么计算，也不可能是六种。范晔书的卷目标明了东夷、南蛮，如果再以西羌、西域对应西戎，以南匈奴、乌桓鲜卑对应北狄，可以发现范晔书异族传的编次顺序正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那么在现存的唐以前编撰的纪传体王朝史中，范晔《后汉书》的异族传最为接近“四夷传”的结构，恰恰从范书异族传的内容中也能看到很强的经学影响。
三国史的撰述，实际与东汉史同时，而完成得更早。《三国志》体裁独特，类传仅有一卷《方技》，异族传仅有一卷《乌丸鲜卑东夷传》。陈寿在行文中提到“备四夷之变”，又提到“西戎”“东夷”，说明他对经学中的夷蛮戎狄的观念是熟悉的。但他在撰述时没有按这一框架进行，他的理由是：“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87]三史中重视实际事实、不追求形式完备的传统，在《三国志》中仍然得到了体现。从《乌丸鲜卑东夷传》的裴注中，可以知道《魏略》立有《东夷传》《西戎传》，另外也有述及乌丸鲜卑的传记，但篇名不详，根据《御览》和《后汉书·南蛮传》注所引，可知《魏略》中还记有槃瓠、哀牢等内容[88]，或许是《南蛮传》。《西戎传》之目应首见于此，其内容不仅包括氐羌、赀虏，还包括了西域诸国，“西戎”的所指显然被重新定义了。《魏略》为“魏时京兆鱼豢私撰”，[89]时间早于陈寿志，然而其受经学四夷说的影响更为显著。魏晋以下，经学对史学撰述的浸润仍在继续，[90]刘知幾说“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91]概括得很准确。此种影响，前辈学者多以晋以下大量出现的《春秋》体史著以及其中对经学语言的模拟当之，[92]这固然是正确的，但看似仿效三史的纪传体史书在编撰中也不同程度融入了经学的观念。仅以异族传的编次而论，吴谢承《后汉书》、魏鱼豢《魏略》、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都有按照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框架编次的倾向，魏晋时期的确是经学全面渗入史学的转折点。范晔《后汉书》异族传的体例正与这种倾向一脉相承，而陈寿《三国志》仍可视为前三史风格的延续，站在了分水岭的另一侧。
南朝宋齐二史，皆为江左所撰，除了仍将异族传放入类传之外，无论从篇目还是编次都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一方面，江左学术以玄学佛学为尚，经学退居次位，在史学编撰中的影响也随之变小。另一方面，时势与两汉魏晋已大不相同，北朝作为一个对等政权的地位逐渐得到承认，需要在夷狄传记之首为之立传，[93]这类似于《史记》《汉书》中的《匈奴传》，而《史记》《汉书》的异族传并未遵循四夷传的结构。
与南朝不同，北朝始终存在着论证自身合法性以及争夺华夏正统的问题，在历史撰述上表现之一，就是僭伪附庸传的发达以及四夷传结构的空前完整。以《魏书》为例，魏收给十六国君主中的大部分冠以匈奴、羯胡、氐、羌、卢水胡、賨等强调族类属性（即非华夏）的称号，对于少数公认为华夏人物的君主张轨、李暠则冠以“私署”以标明其非正统所在。东晋被称为僭晋，是因为在孝文帝之后，北魏承西晋之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94]既然无法否定“晋”，只好去强调江东的晋不是西晋的合法继承者，《魏书》主要从司马睿的血统以及东晋政治文化偏离汉魏轨道两点来进行的论证，这点在本书第三章已经论及。对于宋齐梁三个政权，因为不需要顾忌与西晋的关系，《魏书》更是明确冠之以“岛夷”的称号，而且有意将东晋南朝与冯跋、李雄等同编等列。对魏收的这一套做法，刘知幾讥为“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浦起龙说是“夸己斥邻”，[95]均可谓一语中的。
《魏书》的僭伪附庸诸传可以说是从显处否定十六国东晋南朝，正面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正因为其显与正，破绽之处也至为明晰，说服力反而下降。与僭伪附庸传相比，四夷传的结构可谓是委婉而含蓄地举四裔而见中国，因其隐蔽，反能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人们的观念。《魏书》似有完整的四夷传存在，今本《魏书》仅存高句丽、百济、勿吉等传一卷，虽未标“东夷传”之目，在卷末“史臣曰”中则有“东藩”“东风入律”等词语，[96]将本卷看作东夷之传当不致大错。其他几卷补自《北史》，尚不能确论其篇目与编次，更无论其内容。或许我们可以从唐初官修诸史来加以推想。唐初官方主持下集体修撰的诸史，包括《晋书》《隋书》在内，都是由北方史家主导的，[97]可以认为代表了北朝史学传统。《周书》《隋书》《北史》《晋书》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完整的按夷蛮戎狄排序的四夷传，虽然篇目仍有细微差异。[98]这一传统在唐代得到了发扬，杜佑在《通典·边防典》中，严格地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格局，囊括了历代史书中出现的所有异族和外国。宋初的《太平御览·四夷部》也完全采用这一结构，“四夷传”形式的完备于此达到顶峰。两《唐书》以下，“四夷传”的结构又由排序松动走向彻底解体。北朝的纪传体王朝史何以形成四夷传的结构？第一，北方继承了汉魏旧经学的传统，没有像东晋南朝那样受到玄学的冲击。第二，魏晋以来融经学入史学的倾向最终结集于范晔《后汉书》，而范晔书在北朝也很受重视。北魏孝静帝逊位时，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99]即为一个很好的证明。范晔书按四夷传的框架编列诸异族，也会成为北方史家模拟的对象。第三，最关键的一点是，汉代经学中构建的四夷与中国相对的五方格局，本是用来强调华夏或中国在帝国秩序中的优先地位，故而标举四夷则中国自见。对急于建立自身华夏身份、争夺中国正统的北朝来说，四夷传是一个极好的手段。北朝纪传体王朝史中所展现的，与第三章天文星占中所展现的一样，可以称为攀附式华夏帝国秩序。
三、《史记·匈奴列传》的叙述策略与匈奴的谱系
为夷狄立传始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因袭增补，遂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夷狄传的标准范本。[100]《史记·匈奴列传》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板块：
①族源；
②族源插叙；
③习俗；
④先周及西周与戎狄的关系史；
⑤东周诸侯与戎狄的关系史；
⑥冒顿的崛起；
⑦冒顿以下的政治军事制度；
⑧汉兴以来的和战史。
这八个板块的史源和行文风格各不相同，它们被巧妙地编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叙述策略，试做分析如下。第⑥板块冒顿崛起以后的历史，是基于汉代以来的官方档案，内容详细，可信度也较高。值得分析是之前的五个部分。说明族源的第①板块和第②板块只有两句：
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②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2879页）
清人梁玉绳发现这两句之间存在时间错乱的问题，他指出：
然言夏后苗裔，似夏后之先无此种族，安得言唐、虞以上有之。而《五帝本纪》又云“黄帝北逐荤粥”，服虔、晋灼亦皆云“尧时曰荤粥”。是知夏后苗裔之说不尽可凭，而乐彦所述者妄也。夫自辟天地即生戎狄，殷以前谓之獯鬻，周谓之猃狁，汉谓之匈奴。莫考其始，孰辨其类，相传有所谓淳维者，难稽谁氏之出，未识何代之人，而史公既著其先世，复杂取经传，合并为一，无所区分，岂不误哉。[101]
的确，这两句之间是有矛盾的。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学者，采取的解决方法多是择其一而从，要么相信獯鬻、猃狁、匈奴一脉相承，[102]要么相信夏后氏苗裔之说，[103]或者折中地将獯鬻、猃狁系于殷周之世。
然而，批评者或许没注意到，司马迁从未断言唐虞以上的“山戎，猃狁、荤粥”与匈奴到底谁是谁的族裔。他只是在写完匈奴族源之后，突然插入一条信息，说从前还有这样一群人。更有趣的是，太史公紧接着进入第③板块，开始描述其生活习俗，“随畜牧而转移，其畜……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一段所描写的是典型的骑马游牧人的生活，而他们的作战方式是骑射。骑射最早出现于公元前800年近东的斯基泰人中，然后向东传播，约在公元前四五世纪，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之前不久，才成为中国北部草原上主流的作战方式。[104]因而，司马迁所描述的过着游牧生活和骑射作战的人群，不可能是唐虞以上的山戎，或殷、西周的獯鬻、猃狁，这一部分的真正史源只能是汉代派往匈奴的使节的报告。问题在于，从板块②进入板块③的过渡在语气上极为顺畅，以至于顾颉刚等在点校时将“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徙”合为一句，于是下文描述的游牧生活就变成山戎、猃狁等与匈奴自古以来的习俗了。但是，司马迁同样没有确然断言这究竟是匈奴的习俗，还是山戎、猃狁等共有的习俗。如果将“居于北蛮”从上断句，似乎也可以将“随畜牧而转徙”看作是仅仅是对匈奴习俗的描述。
描述完习俗后，进入第④板块，从“夏道衰，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开始，历数周人与戎狄之间的重大事件，到“赵襄子踰句注而破代以临胡貉”以下转入第⑤板块与胡有关的叙述，又借由汉代“胡”和“匈奴”的互称，[105]顺利从林胡、东胡过渡到匈奴。这部分的史源是周代以来的文献如《竹书纪年》《尚书》《诗经》《左传》等，大多可考其出处，也有很多信息已经出现于《史记》相关本纪、世家中。然而与它书每有不合，梁玉绳指出多处，如上引“公刘失其稷官”一句，按《国语》《周本纪》等均言“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而公刘为不窋之孙。又如，“戎狄或居于陆浑”一句，梁引《大事表》曰：“犬戎与山戎及陆浑各为一族，其地亦各殊，史公混诸戎而一之，并混戎、狄而一之，疏略甚矣。”又其传中屡屡用“其后百有余岁”“二百有余年”等，按之多有夸大。[106]太史公为什么会如此疏略呢？可能这部分的写作意图本不在于理清两周时期纷乱零散的戎狄史，也不在于说明林胡、东胡与匈奴的关系，只需要强调出戎狄自古为中国患，为匈奴的出现做好铺垫足矣。换个角度看，这种模糊和疏略，让相互关系不明的戎、狄、东胡、匈奴既保持足够的距离，又被编织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之内，借助模糊和留白建立起一种松散的关联。
第⑥板块讲述完冒顿崛起的故事之后，太史公写道“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官号乃可得而记云”。于是转入板块⑦，描述匈奴的官制、法律、祭祀典礼等。在读者不经意间，又有这样一段内容插入进来：
其坐，长左而北乡。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2892页）
这一段与第③板块中描述习俗的内容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如上文已经提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而此段中又有“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如果将本段移到“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之下，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妥。正是这种文本内容上的呼应，让读者感到冒顿的匈奴与开篇所描述的那群游牧人，是同一族群。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两段关于风俗的描述有什么区别的话，前一段的重点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特点，而后一段的祭祀、法律、战争赏赐制度等侧重于其政治形态。尽管这两段都来自于汉代人对匈奴的观察和记录，司马迁却将它们按照内容的侧重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经济和社会的部分代表一种原始朴素的生活，被视为淳维时代以来恒定不变的传统，隐约地与山戎、猃狁等关联起来；而政治形态的部分则被系于冒顿时代，代表着一种较高级的政治文化，甚至暗示这是冒顿时代始创的制度。在山戎、猃狁、淳维和冒顿之间的空白，则以与周人频繁冲突的戎狄的历史来填充。综上，《史记·匈奴列传》的叙述结构可用图4-1表示。
图中的序号标明上述各个板块，插叙而与匈奴直接关系不明的②、④、⑤板块列在了下一栏，文本叙述的线索将它们与匈奴的历史进程编织到了一起。且不论事实上匈奴与山戎、猃狁或殷周的各种戎狄之间是否存在渊源关系，[107]后代学者能提出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史记·匈奴列传》的这种叙述结构。它代表了而且塑造了古代华夏对于异族的认识模式。
图4-1 《史记·匈奴列传》的叙述结构
四、《后汉书》异族诸传对《史记》的模仿
《史记·匈奴列传》的影响之大，还在于它开创的这一叙述策略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汉书》匈奴等传全袭《史记》而续以昭宣以后史事，可以不论，正史中真正全面发挥此种叙述模式的是范晔的《后汉书》。上节已经说过，《后汉书》的诸夷狄传在编次上采取了夷蛮戎狄的顺序，显然是接受了经学中东汉时期渐趋定型的四夷框架。而在各夷狄传叙述模式上，除了可以接续《史记》《汉书》的《西域传》《南匈奴列传》《西南夷传》[108]外，《后汉书》新增的《东夷列传》《西羌传》《南蛮传》和《乌桓鲜卑列传》无一例外地模仿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叙述模式。如果考虑到作为断代史的《后汉书》与作为通史的《史记》之间的体裁差异，这种模仿就显得尤其突出。其中模仿得最为精确的首推《西羌传》。为了避免烦冗，先将《西羌传》的叙事结构表示如图4-2。
图4-2 《后汉书·西羌传》的叙述结构
比较图4-1和图4-2，可以发现《后汉书·西羌传》完全在模仿《史记·匈奴列传》。这里还有几点值得说明。第一，《史记·匈奴列传》中插叙殷周时期的戎狄，兼采诸戎与狄的记载，没有明显的选择性，而《后汉书·西羌传》相应部分专取诸戎的记载，不涉及狄。这说明《西羌传》想要特意强调戎与羌之间的谱系关系，之所以单取戎而不取狄，一定是因为接受了经学中西戎北狄截然二分的观念。《后汉书》按照夷蛮戎狄的框架编次诸传，此处虽名为《西羌传》，占据的实际是《西戎传》的位置，西羌被视为西戎的继承者。这种观念在西汉经学知识体系中是被普遍接受的，李巡《尔雅》注编造的“六戎”之中有“耆羌”，[109]《说文》以羌为“西戎牧羊人”[110]，应劭《风俗通》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111]《西羌传》在叙述殷周时期的戎狄时，两次插入古籍中有关羌的内容，一次是《诗·殷颂》中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另一次是“武王伐商，羌、髦率师会于牧野”，这与《史记》的手法一样，通过将没有直接关系的戎与羌紧密编在一起，使两者在读者印象中产生关联。而在叙述无弋爰剑的来历时，写道“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112]既与《风俗通》所说的“西戎卑贱者”相合，又以“不知何戎之别”为这一谱系留出了空白和弹性。《西羌传》对戎与羌的谱系建构是非常成功的，一直到现代研究羌族史的学者，如马长寿，仍然认为西戎内有大量的氐羌，只是从笼统的西戎转为强调其中的姜姓诸戎。他还认为义渠人属于氐羌一系，理由之一是范晔《西羌传》将义渠置于传首，列入西戎范围之内。[113]
第二，羌与匈奴在实际政治形态上有很大区别。汉代匈奴已经形成一个高级政治体，出现了稳定的最高首领单于，整个政治体以单于的部族为核心得以凝聚。因此以匈奴单于头曼、冒顿的世系来叙述匈奴史是可行的。但是汉代西羌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更没有一个类似单于的最高首领，如何将他们作为一族来叙述呢？从图4-2中，可以看到《西羌传》文本将无弋爰剑置于《匈奴列传》中冒顿的位置。为了解决单一祖源和种类林立之间的矛盾，传中写道：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2874—2875页）
通过无弋爰剑“子孙分别，各自为种”，解释了何以西羌种落林立，互不统属。不仅如此，越巂、广汉、武都等地的羌也得以与河湟羌联结到一个谱系之下。各地被华夏称为“羌”的人群是否有共同祖源的认识，我们已不得而知。从无弋爰剑作为秦国亡奴的身份符号以及劓女所暗示的罪人身份看，这不太可能是羌人的本土记忆，因而这个以无弋爰剑及其子孙为主线搭建的谱系也极有可能只是华夏单方面的建构。《西羌传》记载的羌人种落多达20余种，其中只有烧当种豪酋的传承谱系最为完整，烧当上溯八世至研，研为忍之子，忍为爰剑曾孙，而烧当以下豪酋姓名入传者十余人，大多符合父子连名制的特征，翔实可信。烧当以外的诸种，酋豪姓名偶见记录，都不成体系。可见东汉官方掌握的关于羌人的资料，以烧当羌最为翔实，而无弋爰剑最初可能只是被构建为烧当羌的祖先，《西羌传》既以烧当羌为核心组织诸羌的史事，遂以无弋爰剑为河湟诸羌以至越巂、广汉等地所有羌人豪酋的先祖。
《后汉书》中与《西羌传》性质相近的还有《东夷列传》。“东夷”原本是经学中建构的一个异族集团概念，欲立此传，首先需要确定到底哪些异族是当代的东夷。《东夷列传》中立传的对象有夫余、挹娄、高句丽、沃沮、濊、三韩、倭及海中诸国，这些族群或政权习俗各异，世系大多不详，很难将他们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不过是同在汉帝国的东部尤其是东北部边境之外。尽管如此，《后汉书》依然按照《史记·匈奴列传》的传统，从族源、习俗、先秦事迹三个板块开始叙述。因为汉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有关上述诸族的知识，可以分别叙述其族源和习俗，事实上《后汉书》的确这样做了。只是在分国分族的叙述之前，仍然有一个类似总述的部分：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2807页）
这里每一句话的出处都很清楚。“《王制》云”点明了《东夷列传》所述的东夷正是《礼记·王制》中所言的东夷，意味着对经学知识中四夷框架的采纳。鉴于《东夷列传》是《后汉书》诸夷狄传的第一篇，这一句话所宣示的立场显得尤其重要。毫不意外地，在《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可以看到《王制》里的另一句“南方曰蛮，雕题交阯”。[114]“夷者，……万物柢地而出。”出自应劭《风俗通》。[115]“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似脱胎于《白虎通·礼乐篇》“东方者，少阳易化”，[116]而“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来自《说文》“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117]下列九种夷的名称李贤注从《竹书纪年》中找到了出处，[118]值得注意的是范晔没有采用李巡《尔雅注》中的“九夷”之说。[119]李巡是汉末人，无从见到《竹书纪年》。范晔书放弃李巡注而采用新出土的《竹书纪年》，多少显示出与经学间的距离。最后一句“孔子欲居九夷”当然来自《论语》。这样拼凑起来的族源、风俗，为本来仅在相对位置上具有共同点的诸族群找到了共同的渊源，甚至共同的族群性（ethnicity），从而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从一个原点分化出去的分支。先秦事迹的部分，同样充当了连接经学想象中的远古东夷与东汉时有真实记录的夫余等国的桥梁，此种联系同样的虚实相间，具有很大的模糊和弹性。在先秦事迹之后，仍有“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也”，这是对下面分国叙述的习俗的总括，相当于《史记·匈奴列传》中冒顿以下的“习俗二”板块，其与开篇所描述的习俗相呼应的模式也是一样的。
五、《后汉书·南蛮传》与南蛮的谱系
在《后汉书》试图整合经学四夷框架与史料记载中诸蛮夷的努力中，《南蛮西南夷传》与前述《东夷列传》《西羌传》显得有些不同。尤其是所谓“南蛮”，既无“东夷”一样明确的政权区分，也不像西羌那样种落划分及首领传承清晰可知。蛮的地域处于汉朝郡县的包围之中，并未能建立起持续有传承的政治体，官方记录中习惯以地方化的某郡某县蛮称之。如何将郡县化的分类与收集到的族源传说相结合，以及如何将先秦的史事分配到不同种的蛮之中，使它们都各自具有《史记·匈奴列传》式的完整结构，充分体现出范晔的叙述技巧。
《后汉书·南蛮传》是现存最早的系统翔实描述“南蛮”历史的文献，依次记述了长沙武陵、交趾（含乌浒、九真、日南）、巴郡南郡、巴郡阆中四个区域被称为“蛮”的人群。此前的《史记》《汉书》均未为蛮立传，先于范晔的诸家《后汉书》大概也没有《南蛮传》，唯一可能立有《南蛮传》的是鱼豢《魏略》。[120]从文本上看，范晔书不甘于仅仅整理东汉有关蛮的各种记录，而远法《史记·匈奴列传》，利用各种文献，追溯蛮的源流。于是原本按照地域划分的分支，分别获得了古老族源或先秦以来的历史连续性。具体来说，长沙武陵蛮上溯至高辛氏时的神犬槃瓠；巴郡南郡蛮上溯至廪君并与先秦的巴人联系起来；巴郡阆中夷人没有英雄祖先，只有在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的英雄事迹，那时他们已经是“夷人”群体；交趾族源更不可知，仅据《礼记》所言“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而归入蛮类，最早的事迹则被追溯至周公时献白雉的越裳国。范晔所追述的部分，依据的是《风俗通义》《世本》以及《尚书大传》《礼记》《左传》等，史源皆可考知，但将这些资料分别与东汉时期活跃的四个区域的“蛮”联系起来，则应该是范晔或更早的撰史者研究的结果。以槃瓠传说为例，这一文本出自《风俗通》，李贤注已经指出。但细看李贤加注的位置，出自《风俗通》者，仅至“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一句，下文“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则只能是范晔的判断。同样，“交阯”一条中“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前一句出自《风俗通》，“故曰交阯”则很像是范晔自己的推论。[121]
应该如何认识范晔书中的这个谱系呢？不能简单认为它是范晔的面壁虚构，他一定有所依据。以槃瓠与长沙武陵蛮的关系为例，南朝人记载武陵的武山有间“槃瓠石室”，蛮人认为其中一块石头是槃瓠像。[122]山有石室，在华南绝非罕见现象，但此处的石室独与槃瓠联系到一起，无疑是当地居民信仰文化的反映。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这间“槃瓠石室”命名的时代，也完全有可能是在范晔《后汉书》流传以后，受其影响的文人附会出来的。而且，即使槃瓠信仰在当地非华夏族群中早已形成，而且最晚在东汉末被应劭在当地采集到并记录下来，也很难保证长沙武陵二郡广大区域的蛮人都具有这一族源信仰。六朝时也有这样的说法：“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惟此是槃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123] “惟此”二字不知是当地人群的排他性强调，还是华夏作者自己的观察。可能有些地方的蛮人，是在读过华夏史书的长吏“教化”之下，才知道自己原来是“槃瓠子孙”。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尚大量出现，[124]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应该也会发生。有趣的是，同样记载了槃瓠神话的《搜神记》，描述完槃瓠子孙的习俗后，判断“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群夷是也”。[125]这个范围包括了《后汉书》里交趾以外的三种蛮，显然与范晔的认识大不相同。但干宝在《晋纪》中又说“武陵长沙郡夷，槃瓠之后。杂处五服（当为溪）之内，凭山阻险。每常为猱杂鱼肉，而归以祭盘瓠。俗称赤髓横裙子孙”[126]。干宝在两部书中自相矛盾。范晔应当能参考到干宝的作品，这更说明他重新做了研究和取舍。另外，范晔并不总是有依据，有时甚至故意移花接木地使用史料。比如，在交趾蛮下提到：“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今乌浒人是也”之前的部分剪裁自《墨子·节葬下》及《墨子·鲁问》，吕思勉早已指出“墨子所识，地不得至交广之间。范书所云，似近牵合”。[127]“今乌浒人是也”显然又是史家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