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郑钦仁：《北魏官职机构研究》第二章“中散”，163~164页。.2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与顾炎武处境相似的胡三省，他的那段著名感慨广为人知：
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37]
胡三省亲历南宋灭亡之事，终身不仕元朝，这段议论自有极强的代入感。然而就事论事，其中“氏族之辨”一语，字面所指应是南北朝盛行的“辨别氏族”的谱牒之学，[38]而非广义的华夷之辨。原本处在贵贱、华夷双重边缘的“代北杂类”，其子孙却在隋唐成为时代的中心，南北朝士人汲汲于斯的“氏族之辨”，并未能阻挡这一“悲剧”的发生，果何益哉？
* * *
[1] 《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 934页。
[2] 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98~99页。
[3] 《南齐书》卷54《高逸传》校勘记（三〇），950页。
[4] 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终章《正史宋元版書誌解題》，390~392页，東京：汲古書院，1989。
[5]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3《史部一·南齐书》，210~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正史类·宋书”条，1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 张元济：《校史随笔》“宋书·蜀大字板在南宋时入浙”条，39~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五章“宋刻本”，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 参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说明，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陈垣：《史讳举例》卷8《历代讳例》“唐讳例”条，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浦起龙针对明刻本《史通》中“自辽而左，氏属慕容”一句批评道：“氏”字当由“民”字之讹。唐讳“民”为人，亦有信手忘讳者。因“民”作“氏”，岂复成语（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478页）。可见在他看来，“民”因避讳改作“氏”是不可理解的。
[11] 这两个字的形近互讹，是在秦汉时代汉字隶变之后才经常发生的。参看黄文杰：《氏民辨》，见《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696~70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2] 清人张宗泰已有详论，参看张宗泰：《质疑删存》卷上“小宗伯注六十四氏氏误作民解”条，吴新成点校，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 《隋书》卷33《经籍志二》， 988~990页。
[14] 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王树民点校，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5] 《宋书》卷83《宗越传》，2109页。
[16] 中古谱牒的情况，参看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见氏著《文史考古论丛》，218~230页。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17] 《北齐书》卷29《李绘传》，395页。
[18] 《隋书》卷78《艺术·卢太翼传》，1769页。
[19]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3206页。
[20] 这一过程在北魏的表现，参看罗新：《北魏直勤考》，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后收入同作者《中古北族名号研究》，80~107页。
[21] 《晋书》卷97《吐谷浑传》，2539页。
[22] 《魏书》卷47《卢玄传》， 1045页。
[23] 在此之前的太和二年，有道诏书中写道：“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魏书·高祖纪》，145页）这或许说明“姓族”这一新的法律词汇当时尚未发明出来。
[24] 《魏书》卷113《官氏志》，3014~3015页。
[25] 《魏书》卷27《穆子弼传》，674页。
[26] 《魏书》卷57《崔挺传》，1265页。
[27] 《新唐书》卷125《张说传》，4404页。
[28] 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一》“氏族序”，9页。
[29]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姓”条，1275~1276页。
[30]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氏族”条，1278~1279页。
[31]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见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32]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二字改姓一字”条，1301~1303页。
[33]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3“姓氏书”条，1293页。
[34]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7页。
[35]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2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6] 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 《资治通鉴》卷108孝武帝太元二年“魏群臣劝魏王珪称尊号”条注，3429页。
[38] 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的宋代，也是谱牒之学发达的时代。官修、私撰的各类谱牒数量众多，著名的如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明世《古今姓氏书辨证》、郑樵《通志·氏族略》等，都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参看王力平：《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辨证〉——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载《文献》2006年第3期，41~49页）。胡三省发出感慨时，这一事实也应在他考虑之中。
附录二 纸笔驯铁骑——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
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讴歌之声，野夫有击壤之欢。
一
公元461年，北魏文成帝南巡归来取道灵丘，在两岸壁立的唐河河谷中举行了射箭比赛，拓跋皇帝再次展示了超凡神力，将箭远远地射过了山峰。为了纪念这一事迹，特立《皇帝南巡之颂》碑，学者简称为《南巡碑》。[1]此碑自20世纪末被重新发现以来，受到北魏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自不待言。碑文阳面记述南巡与御射之事暨立碑之缘起，阴面为随驾官员的题名。碑阴题名中出现了大量诸如“内阿干”“内行内小”等奇特官名，遂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北魏制度称为“胡族体制”。[2]这一认识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本文想关注的则是碑文的阳面。阳面残损严重，从可辨识的寥寥数行来看，是一篇十分典范的华夏式碑文，设想如若碑阴磨灭不存，学者又将如何解读呢？
《南巡碑》是对此前太武帝《东巡碑》的模仿，《东巡碑》仅存碑阳的一部分，记述太武帝御射之事，文字也堪称典雅。正是因为没有写满奇特官名的碑阴，它虽很早就被发现和研究，却没有带来颠覆性的认识。[3]
这两块都是为某一事件所立的纪念碑，而拓跋部对立碑的偏爱实有其渊源，《序纪》载：
十年（304），晋惠帝为成都王颖逼留在邺。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会惠帝还洛，腾乃辞师。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4]
又《魏书·张衮传》载：
又从破贺讷，遂命群官登勿居山，游宴终日。从官及诸部大人请聚石为峰，以记功德，命衮为文。[5]
“累石为亭”“聚石为峰”大概类似于蒙古人的敖包，从青铜时代的鹿石、石堆墓、石圈墓可以知道，内亚草原的游牧民很早就习惯于利用石头制造某种具有纪念碑性质的标志物，以宣示某种权力。拓跋部在早期无疑也具有这种文化，而代北时期，聚石为峰和树碑勒铭两种形式并存着。可以想见，最初立碑只是聚石之外的锦上添花，是一种仪式的补充部分，至于碑上写点什么，就更加无关紧要了。但随着拓跋部的南迁和建国，文化环境变了，聚石为峰逐渐为立碑勒铭所取代。西晋末年的猗、猗卢因为帮助刘琨，得以与晋朝建立密切关系，死后都有汉字书写的碑铭。其中猗的碑文约有上千字，四字一句，行文典雅，其文部分载于《魏书·卫操传》。[6]从碑文的长度不难推断，碑石的体积一定不小，大石和长文都体现了猗卢时代拓跋部发展壮大，权力更加集中。猗卢死时政局动荡，但仍留下了刻有“□王猗卢之碑也”的小石碑。[7]道武帝以后史书多见立碑的事件，聚石的记载变得罕见了。仅在《文成帝纪》中，可以看到一次“车驾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8]车轮山位于从阴山向漠北巡行的途中，透露出在草原地带这种传统仍保留着。聚石为立碑取代，背后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作为一种纪念碑，聚石为峰的形式，因为缺少书面语言的辅助，其意义是流动的、容易被篡改和遗忘的，而有文字的碑铭，其意义便稳定而确切。如果《南巡碑》只是一块没有文字的巨石，千年后人们绝对无法知道它与文成帝御射的关系。从纪念碑的效用上说，两者差距明显。
与大多数草原游牧民一样，拓跋部也没有自己的文字。当他们南迁到魏晋帝国的边境地带，也就进入了汉字文化圈的边缘，他们应该是在此时才见到有文字的石碑，以及了解它作为纪念碑的优胜之处的。[9]要树立有文字的石碑，书面汉语成了唯一的选择，文献和考古都证实了这一点。严格来说，汉字并非此时期东亚的唯一书写文字，西域地区存在着多种源自西方的拼音字母文字，有些也渗透到了玉门关以内。即使在中原，《隋书·经籍志》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10]但它们在中原流行不广，又缺少同时掌握拓跋语言的双语人群，所以不构成选项。当然，拓跋统治者在政权中开始使用书面汉语，不仅仅是为了建立更好的纪念碑。随着政权规模的扩大，管理事务变得日益繁杂，人力与物资的调配、政策号令的发布以及对外关系中随时需要各类文书，加上所征服的区域自秦汉以来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文书行政的制度文化，[11]而执行此种制度文化的官僚、文士也绝不缺乏，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还兼通拓跋的语言，在这些条件下，拓跋政权开始采用汉字书面语作为行政的工具，就是十分自然的。
汉字是音形义合体的音意文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取来作为表音符号，难度很大，效果却并不好。大概正是为了规避汉字的表意性，那些取汉字来创造拼音文字的方案，都需要将它拆解、繁化或简化，如契丹大小字、女真文、西夏文、日文假名直到现代的注音符号莫不如此。为一种语言发明或引入合适的拼音系统，需要有很高的语音学素养，并且兼通某种已有的书写系统。阿尔泰语系的第一种成功的文字，要等到8世纪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古突厥文才告出现，它以某种阿拉米系统的字母（Aramaic alphabet）——很可能是旧粟特字母为原型创制，这与第一汗国时期以粟特文为官方书面语言，以及大量兼通突厥语和粟特书面语的知识层的聚集于东西突厥可汗庭有密切的关系。此后，回鹘文直接取粟特字母为原型，而后蒙古、满洲则袭用了回鹘字母。拓跋部崛起的时代，这些条件尚未具备，他们便一头扎进了久经汉文化浸润的代北地区，进而有很快占据了汉魏文化最为发达的河北。比起艰难地创造一套拓跋字母，直接取用汉字要容易得多。
既然汉字不能用来拼读拓跋语言，那么用汉字就意味着要用汉语。[12]朝鲜、日本、越南系统引入了汉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好将汉语作为书面语，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古代书面汉语的书写系统自秦汉以下较为稳定，但是在文学语言或正式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仍随着时代不同而有不小的变化。东汉以下，骈文逐渐成为主流文体，时至魏晋，骈文中对偶日益严格，而且用典成为必备的要素。南北朝时期，四六句式大行其道，四声八病之类的格律也严格起来，而典故的滥用，更到了使“文章殆同书钞”的地步。这一趋势到唐代仍然延续，到韩愈、柳宗元等奋起提倡古文，才略微撼动骈文的一统地位，但古文真正的大兴却要到北宋以后。这都是文学史的常识，在理解十六国北朝诸北族接受华夏文化的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他们所接触的究竟是怎样的华夏文化，书面语正是具体而微的体现。大量用典是此时期书面语的重要特点，下面就以此为例看看用典修辞到底带给拓跋征服者们怎样的影响。
二
典故是一种凝练的表达，如《文心雕龙·事类》所说：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
夫经典深沉，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13]
它通常将一段历史故事或言论压缩为一个词语，通过提到这一事件而提示其背后暗含的价值判断，并且使当下的对象与历史对象之间产生关联。钟嵘在《诗品》中批评诗歌的用典，但仍肯定诏告奏疏等文章应该用典：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14]
今天留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公私文章，的确符合这一特点。[15]刘勰和钟嵘都是南朝人，他们站在华夏文化的中心，不会考虑到下面这一问题：博古、往烈，是谁的古与往？经典、载籍，又是谁的经与籍？拓跋部的精英们最初可能不以为意，后来只能无可奈何，最后干脆用夏变夷了。
拓跋部的领袖接触典雅汉语，至少可以追溯到猗、猗卢时期。前面提到卫操为猗所立的碑文中，便已使用了大量的典故，以及一些富含预设的表达。如“轩辕之苗裔”“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欲引兵驾，猃狁孔炽”“朱邑小善，遗爱桐乡”，等等，以晋朝廷的语气进行褒奖，在强调他是晋帝之臣的身份下，将之描绘为尊王攘夷的霸主。此时的拓跋集团大概并不在乎碑文的内容，立此大碑且有长文，本身已说明与晋朝的关系，足以宣示权力和权威，所以大碑和长文都是统治仪式的一部分。此碑立后不久被埋，直到献文帝皇兴初年才被发现，[16]与拓跋建国的最重要历程并无关系。
拓跋珪建国期间，身边也已有许谦、张衮等一批文士，史载在围攻中山的最后时刻，张衮曾对拓跋珪说：
宝凭三世之资，城池之固，虽皇威震赫，势必擒殄，然穷兵极武，非王者所宜。昔郦生一说，田横委质。鲁连飞书，聊将授首。臣诚德非古人，略无奇策，仰凭灵威，庶必有感。[17]
这里连用了两个典故，张衮举出郦生、鲁仲连的先例，愿意效法古人说降中山。拓跋珪是否看明白了典故的意义，或者他尚需口语化的翻译来理解，我们不得而知。在史书记载中，以道武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常常引经据典，如天兴三年（401）十二月乙未诏书：
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18]
仅从文字来看，难以想象这是“犹逐水草，无城郭”[19]时期所能发出的诏书。其真正的作者当然是华夏人士，而且或许这里有后世史官润饰的成分。在拓跋珪眼中，与祭祀天地、建立宗庙等行动一样，发布诏书也是统治仪式的一部分。诏书文字是否典雅，直接关系到政权是否拥有文化权威，也间接关联着统治合法性。拓跋珪了解语言表达对于完成此种统治仪式的意义，他的诏书一点都看不出质朴的痕迹。同时也有例子说明他对书面语言及其背后可能蕴含的歧视非常敏感：
太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太祖虽衔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初（郗）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衮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20]
“故飞鸮食椹而改音”指《诗·鲁颂·泮水》中“食我桑葚，怀我好音”一句，一般用来指夷狄异族因怀德而归顺变俗，确为侮慢。加上“贵主”与“贤兄”的不对等，终于导致了崔逞被赐死。《魏书·太祖纪》又载：
（天兴四年）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21]
这大概是要制作一个手册，帮助拓跋子弟学习汉语和经典，表明他们的汉语水平并不很高，而拓跋珪认为有必要掌握这一技能。《魏书·贺狄干传》载：
（贺）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22]
这与上面几条看似矛盾，实则说明在拓跋珪眼中，华夏文化只是一种统治工具，对拓跋集团来说，掌握到一定程度足以识破暗藏的侮辱足矣，但如果到了举止风流有似儒者的地步，即自我认同已偏向华夏一边，就不可容忍了。
贺狄干的故事像是一个预言，学通书史的北族，最终会变得举止风流有似儒者。道武帝已经立五经博士，收集书籍，从第二代皇帝明元帝开始，受教育的机会即大为改善。《崔浩传》云：“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23]李先也曾为明元帝读《韩子连珠》《太公兵法》，而受诏“常宿于内”。[24]随着他们对华夏经典的掌握加深，同样由大臣代拟的诏书、碑文等，其内容更要小心谨慎。例如，崔浩因工于书法，常替人抄写《急就章》，每至“冯汉强”一句，辄改为“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25]谨慎如此，最后还是因为刊刻国史而不得善终。
随着对华夏经典文化日渐熟悉，拓跋政权更加信奉它所强调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其中一点是政权要掌握最高的文化权威，并且时时展示出来。典故的使用便是展示文化权威的正统性的重要手段。如果说诏书有史官润饰的可能，石刻则较多地反映当时的实况。上述《南巡碑》碑阳仅存的数行之中，出现了一句“野夫有击壤之欢”。“击壤”是一个与尧相联系的典故，自《吕氏春秋》《论衡》《帝王世纪》以来屡见记载，后代润饰出很多版本，例如：
《论衡》：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徳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26]
《吕氏春秋》高诱注：尧时父老无供役之劳，击壤于里陌，自以为当然。[27]
《高士传》：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徳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徳于我哉？”[28]
这一典故既可用来赞颂尧致天下太平的大德，也可以用来说明击壤者的隐士风范。《南巡碑》当然用的是前一种，同样的用法仍见于之前的一些文章中，如曹丕对群臣的劝进假意辞让时出令曰：
耳未闻康哉之歌，目未睹击壤之戏。[29]
这也是将“击壤”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明了“击壤”的意义，前一句的“讴歌”也就不能仅按字面理解了，
《孟子·万章》：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30]
所以讴歌是用了舜的典故。总而言之，这两句话是巧妙地用了两个典故，将文成帝及其时代等同于理想中尧舜及其时代。碑文是由某位随行大臣写作的，它代表文成帝的意图吗？目前尚不能做这样的判断，最多可以说，这种修辞是文成帝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对拓跋统治者来说，这类修辞早已司空见惯，或许已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了吧。
《东巡碑》并非皇帝命令树立，而是地方官在数年之后追立的。在《东巡碑》残缺的碑文中，夸赞太武帝的善射，也有一句“虽古有穷、蓬蒙之善，方之于今……”[31]有穷即后羿，蓬蒙是后羿的弟子，都是华夏文献中记载的古代最善射者。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赞美某项德行、政绩或能力时，举出古代文献中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或事迹，然后加上“方之于今，犹有不及”，读者便得到了一种非常直观的印象。《南巡碑》是暗中比附，表示“庶几赶上”，《东巡碑》是明白表示已超越，貌似不同，其实关键都是要选取一个比较的标杆。因为汉文文献的关系，这些作为标杆的人物和事迹，不会超过三皇五帝三代秦汉的历史范围。反过来说，那些不被汉文文献记载的人物，如檀石槐时代的某个神射手，或许在拓跋人的口述中流传着，但无法出现在拓跋人所立的碑铭中。
到孝文帝的时代，以皇室成员如孝文帝及其诸弟为首，拓跋集团整体上对汉语及文化的掌握已相当高的程度。这从《魏书》中诸人的传记不难看出。孝文帝与任城王澄讨论迁都问题，竟然以革卦的意义为由头激烈辩论一番。[32]孝文帝对河洛地区的向往，不得不说是与他的文化教养有极大的关系。迁洛以后，文教之风更甚，不仅表现在皇帝、宗室亲王、贵族们都能写出富含典故的文章、诗歌，还表现在洛阳的贵族、官僚的墓志文辞中，这表明对汉文化的掌握已经从最高统治层向下扩展到一般的北族官僚中了。这些墓志同样都是规范的骈文，其中也大量使用了典故。称赞文才，必称相如、子云；宣扬政绩，多言竹马（郭伋）、蹇帷（贾琮）、樊父作歌，张君致咏；论韬略，则云不以孙吴介意。在这种语境下，涉及南朝，频繁出现荆蛮、岛夷、淮夷、吴越等用典形式，也就是题中之意了。与赞颂帝王的碑文一样，墓志中无论褒扬何种德行、能力，总是以与之对应的华夏历史人物作为标杆。徐志学曾对魏晋至五代的石刻资料进行一项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果：
我们所调研的4215个石刻用典形式，其来源文献，涉及225种。从形成石刻用典形式的数量来看，排在前十位的来源文献依次为：《诗》370、《史记》363、《庄子》359、《后汉书》271、《汉书》229、《左传》207、《论语》205、《礼记》192、《易》174、《书》138。
史书类集中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皆超过200个。而《三国志》50、《东观汉纪》25、《宋书》10。[33]
不难看出，所谓“典故”，几乎全部集中于先秦和两汉时期，在此意义上它们是真正的中国“古典时代”。使用这些典故，等于承认了周秦汉文明的典范性，现实中政治与文化的合法性，都取决于与古典时代的接近程度。关于所谓拓跋族的华夏认同问题，现代学者不免因书面表达中的大量用典而留下印象，而拓跋知识阶层本身，难道不也是在一次次的引经据典中，改变着自我认同吗？
一切的前提是，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拓跋上层，积极接受了华夏文化中形成的书面语的评判标准。它与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的沿袭互为表里，书面表达首先作为统治仪式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继而才有可能让外在的仪式性文字成为需要努力学习的文化技能，并且在学习和使用中逐步被其内涵的文化价值所驯化。用典修辞不过是这类文化价值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拓跋征服者为何一开始就要接受华夏的制度文化呢？我曾设想一个假说，秦汉以来形成的帝国制度，是当时唯一成熟的高级政治体的治理技术，北族征服者也是无可选择地袭用了。它是否成立，还有待日后的验证。征服者和书面语言的问题，拓跋魏一例不足以解释，如能将辽、金、元以及清的情况放在一起，进而将伊利汗国以至欧洲中世纪前期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必将得到更深刻的结论。
* * *
[1] 参看刘益：《山西灵丘县发现北魏“南巡碑御射碑”》，载《考古》1987年第3期，281~282页；张庆捷、李彪：《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载《文物》1997年第12期，70~79页；张庆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证》，载《考古》1998年第4期，79~86页。
[2] 参看川本芳昭：《北魏文成帝南巡碑について》，载《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8号，2000，26~50页；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第三章《北魏石刻史料に見える内朝官》，57~86页；张金龙：《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84~93页。
[3] 参看罗新：《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见《北大史学》第11辑，177~18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罗新、李泉汇：《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99~109页。
[4] 《魏书》卷1《序纪》，6页。
[5] 《魏书》卷24《张衮传》，613页。
[6] 《魏书》卷23《卫操传》，599页。
[7] 参看田余庆：《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见《拓跋史探》，修订本，252~264页。
[8] 《魏书》卷5《高宗纪》，117页。
[9] 汉代征伐匈奴的战争，在草原地区留下了一些石刻，最著名的是窦宪的燕然山铭，由班固撰写，约300字，全文见范晔：《后汉书》卷23《窦宪传》，814~816页。拓跋部落不知是否见过这一刻铭。
[10] 《隋书》卷32《经籍志一》，947页。
[11] 关于这一问题较新的研究综述，参看土口史記：《中國古代文書行政制度—戰國秦漢期出土資料による近年の研究動向》，载《中國史學》第23卷，2013，103~123页。
[12] 北朝也有《国语孝经》《国语杂文》《国语号令》等书籍，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就有13种，应该是用汉字记拓跋语音，有如后世《蒙古秘史》。它们数量不多，主要做教育用途，没有达到成为正式语言的程度。
[13]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8《事类第三十八》，468~4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 钟嵘著，古直笺，曹旭整理集评：《诗品·序》，10~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 徐中原：《论南朝骈文用典》，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16~19页。
[16] 《魏书》卷23《卫操传》，602页。
[17] 《魏书》卷24《张兖传》，613页。
[18] 《魏书》卷2《太祖纪》，37页。此诏书从思想到文辞，明显受到班彪《王命论》的影响。
[19] 《南齐书》卷57《魏虏传》，984页。
[20] 《魏书》卷32《崔逞传》，758页。
[21] 《魏书》卷2《太祖纪》，39页。
[22] 《魏书》卷28《贺狄干传》，686页。这个故事让人想起神元皇帝力微之子沙漠汗，他因为质于洛阳，颇染华风，“风彩被服，同于南夏”，诸部落大人恐怕他变易旧俗，遂僭害之（《魏书》卷1《序纪》，4~5页）。
[23] 《魏书》卷35《崔浩传》，807页。
[24] 《魏书》卷33《李先传》，790页。
[25] 《魏书》卷35《崔浩传》，826~827页。
[26] 王充：《论衡》卷8《艺增篇》，131页。
[2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孟春纪》，梁运华整理，25页。
[28] 皇甫谧：《高士传》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9]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69页。
[30] 《十三经注疏》，2737页。
[31] 罗新：《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179页。
[32] 《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传中·任城王澄》，464页。
[33] 徐志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46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附录三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
满汉蒙合璧的《满洲实录》开首一段便是对满洲祖先发祥之地长白山的描写。汉文本写道：“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闼门，周围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1] 这段话的蒙文本和汉文一样，对四处出现的“江”字都用了同一个词“mören”，意指河流，在现代蒙古语中依然是河流的通称，如西拉木伦、乌兰木伦等。奇怪的是满文本在第一处“三江”用了“ilan giyang”，在后文介绍三条江时分别写成“Yalu giyang”“Hūntung giyang”和“Aihu bira”。满文中原有ula和bira两个词分别指称大小河流，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音译的汉语词呢？
不难发现《满洲实录》对长白山的描写可能源自《大明一统志》，“长白山”条下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2]《大明一统志》的这段话，已经几乎原样出现于《元一统志》。[3]更早的还有北宋时编的《武经总要》，其“长白山”条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鸟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4]内容和语句顺序都完全一致。如此，则“江”字用于东北已见于宋辽时期。一个南中国的河流通称如何在东北出现？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这是本文想要解决的疑问。
一、江河之异
现代汉语中表示大河流通称的字主要有两个：江与河，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两个字的运用范围有所不同，“江”主要用来称呼中国南方的河流，准确说是长江及其支流以及更南的区域；“河”不仅垄断性地运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也用于一切境外河流名称的翻译。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汉语标准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当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常识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被忽略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河有很多称作江的，如松花江、黑龙江、牡丹江，等等。这就让人费解了，从鲜卑时代开始，东北的塞外民族多次征服和占据华北，又在失败之后撤回东北。不管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东北地区理应与华北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因此“河”出现在东北，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一点也不难理解。无论如何，“江”何以在东北出现，而且还仅仅用于最大的几条大河，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江”并非汉语中原生的词汇，而是一个来自孟-高棉语的借词，在北方说古汉语的人群接触到长江流域的古南亚语人群（很可能是百越）时，这一词汇被借用过来。[5]在不同语言间发生词汇借用时，将通称当作专称的情况经常发生。江在成为通称概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主要作为专名使用的，即使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6]作为专名的江特指称长江，就如同河特指黄河一样。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9世纪，另一个词“水”充当河流的正式通称。[7]可能从唐代开始，江和河的所指范围开始扩张，先是用于两条大河的支流，进而成为所有河流的通称。如同下文将要证明的，解决本文问题的关键，存在于唐代之前的时期。
当江与河还是专名的时候，在当时人头脑中，这两个字想必要唤起完全不同的画面。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之前，华夏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北中国的华北和关中，尤其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中。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显得相当欠发达，有时还被看作是断发文身的南蛮之地。《史记》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又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8]西汉中期两地的差距于此可见一斑。《史记·河渠书》所记汉代大水利工程，无一涉及长江流域。《汉书·沟洫志》更是全以治河为言，一字未及于江。在篇末的赞中，班固明确写道：“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9]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一状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得以抗衡中夏；不久胡羯乱起，晋室南渡，建康为六朝古都三百余年。其间长江流域的身份渐渐由华夏文明的临时避难所，转为“正朔”所在的中心。华北反倒五胡云扰，宫阙丘墟，民生凋敝，文化中衰，直到北魏统一才稍有好转。
整个六朝，长江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在军事防御方面，经济交通方面还是文化意义上。前两者无须赘言，后一点可略加解释。两晋之际衣冠士族仓皇南渡，终于在江左寻到容身之处，“过江”成为一代人传记中都不得不提的重大事件。由于汉魏以来长江流域的边缘性，在这群流亡士大夫心中，他们对这条南方大河没有太多好感。《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一个著名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泪。”[10]新亭的眼泪，不仅是对失去的故国的怀念，也是宣泄流亡于欠发达的长江流域的压抑之情。然而，一些乐观派的士人已经开始歌颂起立足渐稳的新朝廷，顺及这片新的居住地。如郭璞写作《江赋》，言“咨五才之并用，寔水德之灵长……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11]这大概是第一篇全面歌颂长江的文学作品，而且把长江放在了高于黄河的位置上。不过这种做法尚有先例，东汉末年刘备据蜀称帝前夕，有益州人秦宓，在夸张益州地位的辩论中，说过“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12]这是南方士人拔高江的第一个例子，不知郭璞是否读过《三国志》，但《江赋》的精神与秦宓之论是相通的。接下来的三百年，显然郭璞一派的态度占据了上风。南渡士族开始流连于江东的山水，北伐已成了空悬的口号。既然中原收复无望，南渡士族便转而骄傲于他们的礼乐衣冠，不仅他们自己相信，甚至也让一些北方人相信南方是正朔所在。[13]甚至直到隋灭陈完成统一后，炀帝依然对南方精致的贵族文化向往不已。[14]
综上，在东晋南朝的几百年里，东亚世界的文化重心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不妨设想此时有外国使臣或者商队来到建康，不论他们是否到过华北，大概都会得到以下这两个印象：（1）江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繁荣的河流；（2）中国的首都总是临江而立。这些外国人可能来自哪里呢？他们得到的信息又如何影响其本国？绝非偶然地，我们将要发现这些旅行者中，至少有一位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
二、江在中古朝鲜半岛
此时的朝鲜半岛尚未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足而立，史称“前三国时代”（公元前25—公元668），直到668年才由新罗首次统一半岛。简单来说，这三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高句丽和百济是由自称“夫余”的族群统治的，[15]他们从中国东北地区一路向南征服扩张到朝鲜半岛；新罗则主要由半岛南部原住的“诸韩”部落组成。从地理上看，高句丽占据相当于今日的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建都于平壤；百济主要控制着半岛的西南部分，他们的领土在高句丽的压制下不断收缩，都城也从汉江上的汉城（今首尔）南迁到锦江中游的熊津城（今公州），后继续沿锦江南迁至泗沘城（今扶余郡）。新罗逐渐统一分散的诸韩部落并控制了半岛的东南部。[16]政治上，高句丽和百济是数百年的死敌，一直为半岛的霸权战斗不息。总体上高句丽强于百济，后者不得不维持与新罗及日本的联盟关系以抗衡高句丽。新罗崛起得比较缓慢，在唐朝介入以前，是较弱的一国，最终却借助唐朝的力量成为半岛的统一者。
学者已经指出，半岛三国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17]汉代以来高句丽即与华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管以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同时，在分裂的时代高句丽也和中国南方保持关系。一定程度上，孙吴、东晋和刘宋甚至将高句丽看作重要的盟友，用以牵制华北的政权。从东晋到刘宋的朝贡体系中，高句丽始终被尊为东夷之长。其册封所得的将军号，远高于东邻其他政权。同时，高句丽与华北的政权常常处于对抗状态。直到十六国末期，也就是高句丽的长寿王时期，高句丽开始与北燕及北魏维持友好关系。当5世纪30年代北魏征服北燕统一华北，高句丽不得不接受北魏的册封，在新的国际秩序下与北魏维持了较稳定的关系。长寿王甚至南迁都城至平壤，以将其扩张的方向由辽东转向朝鲜半岛，一面加强对百济的攻势，另一面避免与北魏针锋相对。相应地，高句丽开始失去南朝朝贡体系中东夷之长的身份。
高句丽原有的角色改由百济扮演。高句丽转而南向使百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北魏延兴二年（472），百济首次遣使入魏，便意图离间北魏和高句丽的关系，并且鲁莽地要求北魏去讨伐高句丽。当然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更糟糕的是，高句丽受到北魏态度的鼓励，对百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攻陷百济都城汉城，并杀害百济盖卤王。从此后，百济和北魏之间的联系通道被高句丽阻断。[18]或许并非是巧合，大约在488年，北魏和百济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也可能只是一场局部小冲突。[19]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百济南迁都城到了锦江中游的熊津城，并且将其外交重心完全地转向了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