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秦桧专制体制与国家的一般政策——经界法 一、经界法在秦桧专制中的位置
二、经界法实施前的各种情况
三、李椿年的经界法
四、王鈇、李朝正的经界法
五、李椿年的复职与罢职
六、经界法的终结与秦桧专制体制的变质
终章 绍兴十二年体制之结束与乾道、淳熙体制之形成 一、秦桧死后的政治发展——沈该、汤思退政权及其特质
二、反秦桧势力的复权与得势
三、第三次宋金战争与高宗退位
四、符离之败与汤思退之复起
五、隆兴和议引发之政治斗争
六、后秦桧政治过程的历史意义
跋
编者后记
序章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意识
一、宋代政治史研究现况与研究角度
（一）政治史的对象
历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追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的法则，同时准确地把握某一时代的历史个性。此种历史个性的发现与记述，多有赖于政治史的研究；在表现时代个性这方面，政治史研究实居于独特的枢要位置。盖政治现象不唯与人类诸般活动密切相关，亦可谓人类诸活动之总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历史即政治史的看法。断代史与纪传体的基调，正是借着帝王、将相的行止，以及其德之有无，来论说王朝的兴亡，所谓正史的编纂事业即由此而生。但是，这里所说的政治史，当然不是指历史与政治史未分化时的正史，或是《十八史略》的世界。而是在人类各项活动中，专门将焦点集中在政治本有现象、政治权力运动过程上，亦即就所谓狭义的政治现象加以记述者。举凡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之取得、支配与维持，国家权力之行使等政治势力间的政治斗争，国家意志或基本国策之决定过程，以及存在于其背后的影响等利害状况之检讨，皆为其中心内容。由于在人类各种团体中，没有比国家更强大的权力体，也没有比建立国家更重要的行为，所以，在把握某一时代的历史个性问题时，政治史占有独特的枢要位置，也是当然之事了。
石母田正曾将政治史研究区分为以下四项(1)。第一，国家统治机构及其形态之研究，是政治史最重要的课题。第二，就各政治阶段之国家政策历史进行研究。第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各政治事件。第四，政治上居指导地位的政治家。
其中第二项，不应只限定于政策，也当包括广义的国家意志之形成与决定过程；第四项所说的政治家，亦不当局限于特定个人，而是意味着推动政治的政治主体，也就是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政治势力与社会背景。这样一来，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就可整理为（1）国家统治机构、制度，（2）国家意志、政策，（3）重要政治事件，（4）政治主体、政治势力等四者。
（二）宋代政治史研究现况
根据前述整理，检视日本有关960年至1279年约三百年间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现状，大致有何成果可观呢？要了解这个问题，下列文献书目可供参考：
宋代史研究委员会编：《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文库，1957年；《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补篇》，1959年；《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Ⅲ篇》，1970年。
东一夫、吉田寅编：《中国政治思想与社会政策研究文献目录Ⅰ五代·宋》，汲古书院，1971年。
柳田節子：《宋元时代研究史》，收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山川出版社，1983年。
宋晞编：《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6年；增订版，1983年。
其中柳田氏所作，是就1982年以前日本、中国、欧美研究状况，分为政治过程、政治制度、财政、经济、文化等项分别整理，以下所论主要是根据于此。
首先就（1）之统治形态、机构、制度来看，有关中央、首都之各官衙机构，中级或中间的地方机构（路、州），地方最末端的县、镇机构，以及各机构之运作，还有其相关人员，即自宰相以至胥吏的统治集团之职务、角色的研究，都倾向于将宋代视为中国史上集权官僚统治体制的确立时期。由于有《宋会要辑稿》等丰富的史料为后盾，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最有可读性。至于皇帝直属各机构之研究——这与宋代皇帝之所以成为独裁君主有关，以及让全国地主阶级得以成为君主直属官僚的媒介制度——科举等有关研究，也可附属于此一系列中。如果根据柳田氏的整理，并将第一项“仕宦之道”（科举制研究）、第二项“政治制度”（中央、地方机构、社会救济、法制、裁判、军制）的全部，与第三项“财政、经济”中之财政、税制、役法、专卖制等与国家统治机构密切相关的项目合计，则论文、书籍总数可多达二百零八种（如果排除第三项，则为九十种），可以说是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重心。
至于（2）之国家意志、政策形成过程及与政策有关之各项研究；（3）之重要政治事件、政治过程的研究则相当贫乏。从柳田氏所列举的篇数来看，（2）不过四十六篇，（3）只有四十三篇。同时在（2）之中，主题为北宋中期王安石改革与新法问题者，占了三十四篇，大家的关心压倒性地集中在王安石的新法上；其次则是一般称为开国规模的北宋政权形成时期，还有南宋政权确立时期的外交、军事政策议题，显示研究状况相当地偏颇。
在（3）的方面，研究主题亦有所偏重，四十三篇中有二十篇是农民战争研究，其他则散布于北宋庆历党议、王安石拜相、新旧党争、南宋中期的宋金战争（开禧用兵）、南宋末期的对外关系与战争等问题上。总之，这显示近年来农民战争研究的重要性日增(2)。再者，这个部分的研究，又特别集中在所谓宋代三大农民战争：北宋初期的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北宋末期浙江方腊起义，与南宋初年荆湖之钟相、杨么起义。可是，正如明朝刘定之所说：“汉唐有篡弒之臣，而宋无之。有贼民崛起，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宋无之。”（《宋论》，理宗）农民叛乱在宋代政治中的分量有其一定的限度。如何安排农民战争、抗租斗争在宋代政治史中的位置，当是今后研究上的重要课题。
最后来看有关（4）之政治家、政治势力及其背景问题，这与（1）的研究多有相关，合计有八十一篇。研究多集中在北宋的赵匡胤（太祖）、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还有南宋的秦桧、岳飞、韩侂冑、贾似道、文天祥等人，就某种意味而言，也表现出宋代政治史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换言之，在北宋方面，是王朝的创建与变法，在南宋方面，则是与异民族抗争、对决并妥协之诸过程。
除开特定个人的研究，关于宋代固有政治主体——士大夫层、政治势力崛起、运动的研究也颇盛行，柳田氏在“政治过程”项下，就分设了新官僚层之诞生、仕宦之道——科举及其他、士大夫像、庆历士人等诸目，共列举书籍、论文五十八种。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唐末五代以来的地方地主层，在宋代经由科举制度成为新兴官僚，其发迹并组成各种党派、政治势力的过程，还有其或没落、或门阀化的轨迹，近年来也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绩。
可是综合上述四项研究成果来看，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其实非常不均衡。首先，在时代上，北宋的优势，正凸显南宋的贫弱；而在范围的分布上，制度、机构研究的卓越性，也反映出政治事件、政策决定、政治过程研究的不完全；总之我们可以说，把宋政权视为一个不可分的过程，加以探讨的观点与努力都颇为不足。这种不均衡性，使得一部足以涵盖全体的宋代史，以及一部能贯彻首尾的宋代政治史无法顺利诞生。例如，作为一般讲座中之一册而写的概论书，自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史》以来，不知凡几，其中被评为“至今最详细者”(3)，是周藤吉之、中嶋敏所著《中国的历史 五 五代·宋》(4)，其内容以宋代政治为主流，即：
宋政权的成立与官僚体制
王安石的新法
新旧党争与北宋之亡
南宋的政治状况与对金关系
南宋的灭亡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不均衡性由此可见。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北宋政治史与南宋政治史的记述之间缺乏连贯性。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有关宋代权力内部固有矛盾的进行与动态，以往就政权形成以至衰亡之全部过程加以记录、描述的政治史角度与方法，已有所不足。
再者，自昭和十年（1935）吉田清治所著《北宋全盛期历史》刊行以来，从赵宋政权诞生到王安石暨新旧党争的政治史，即不再有人全面性、一般性地写作了。这也可以说是如实反映了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况，亦即有关政治过程研究的不足。
（三）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角度与问题意识
1．关于唐宋变革论
前面已然指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偏颇与不均衡，还有对政治权力运动过程全面性的不关心，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
回顾宋代史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宋代史的研究深受所谓唐宋变革论假说的影响，基本上即是根据这种看法进行研究。内藤虎次郎（湖南）于大正十一年（1922）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将唐宋之间视为中国史上的一大分期，并将宋代以下定为近世(5)。1948年，前田直典批判性地继承了湖南的唐宋变革期之说，发表《古代东亚的结束》(6)一文，将宋以后定为中世。之后，有关宋代究竟是近世，抑或是中世的歧见虽大，但是基本上都把唐宋之际视为中国史上的一大分期。前者以宫崎市定为主，后者则有仁井田升、周藤吉之、石母田正等人，宋代史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焦点，受到相当大的关注。
宫崎市定认为，宋王朝的历史可以作为中国史上近世国家（宋、元、明、清）的基本标准，宋以后相连的元、明、清三朝，只是宋历史的反复重演(7)。这样一来，基于“近世国家原型”的观点，将宋王朝之最根本意义定义为君主独裁政治，或是集权官僚制，专力于其统治机构编制、支配体制形态的研究，也就理所当然了。直接承继内藤—宫崎之说的佐伯富，在其有关宋政权的文章中，将宋政权自诞生以至灭亡的过程安排为：
集权官僚制的成立
独裁政治的出现 独裁制下的官制 选用官吏的制度
官僚的性格
党争
胥吏制度的成立
这完全是机构、制度的讨论，藉以与唐朝贵族体制进行比较(8)。这的确可说是目前集内藤、宫崎学说之大成的一篇文章。
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前田直典将唐末以后视为中世─农奴制社会─封建社会，继承其观点的研究，对于宋朝国家统治机构、集权官僚制就不怎么关心，专门着眼于农村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支配关系。结果，即使是讨论到政治权力，也多半是倾向于检讨社会结构，即以国家在乡村中的收夺体制——租役与户等编成体制为课题，讨论以此为基础条件，反映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的国家编制、组织、国家支配等问题(9)。于是，在这个体系下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既不讨论统治机构、官僚制，更不关心具体的政治过程。周藤吉之、青山定雄考察科举官僚出身状况、家系、地域背景的作品(10)，所隐含着的问题意识，就是希望借着寻找宋代统治集团的社会特性，以求解明唐宋统治阶层的差异性，故也是受到唐宋变革论影响的产物。可是，无视于政治过程论的国家论，是无法得出有机的综合性结论的，这个问题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
总之，对于宋史的看法，内藤派与前田派虽然截然有别，但都是从政权的组成与类型着眼，并且也都无视于其运动、过程。这项共通性是缘于彼等皆起自唐宋变革说，因为若要比较唐宋，必须使用类型化的方法，才能发现宋代的历史特性。这种已转化为比较类型论的唐宋变革论，应该是造成宋代政治史研究不均衡、政治史记述不连贯、无全面性的最大原因吧!
今天要突破这种闭塞状况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把宋政权的产生─发展─衰退─灭亡，看做是一个不可分的运动过程，确立所谓内在的历史的观点(11)。把宋政权的历史看做是宫崎所说的“近世国家的原型”，或所谓“彻底的中央集权的政权”(12)，那种形态、结构论必须有所突破，也就是必须转而从事有关运动的、过程的研究。
2．关于南北民族抗争论
如前所述，唐宋变革论的问题，一是集中于近世国家、集权国家之统治机构与君主独裁制的形成，另一体系则由社会结构体论展开集权的专制统治结构论。基于此种看法而建立的北宋政治史，到了南宋政治史时，却又一转而为汉、女真、蒙古三民族的对抗、兴亡史，造成今天宋代政治史记述的不连贯性。
前面已经提过，周藤吉之、中嶋敏是从民族兴亡史的角度来掌握南宋政治史。而在另一方面，一向与他们持不同看法的宫崎市定，竟在南宋政治史的问题上采取了同一阵线，在标题上带有南宋政治史字样的《南宋政治史概说》(13)，其内容如下：
（一）宋的南渡
辽金之交迭
宋金海上之盟
靖康之变
南宋中兴
（二）金与南宋的竞逐
金、齐、南宋的三角关系
金与南宋议和余波
金海陵王之南征
南宋孝宗及韩侂冑
（三）南宋末路
金与蒙古之交迭
南宋与蒙古的关系
南宋之亡
其实，不只是南宋政治史，全盘的宋代政治史都可以用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民族间的斗争、兴亡史加以构想，并且记述，在中国，宋代史的研究就常从这个角度出发。元朝人编纂前代正史时，已经对此问题议论纷纷，是应该把唐亡之后以迄元朝统一天下之前的中国史，视为南北分裂时代，分设南史（宋史）、北史（辽史、金史）呢，还是应该根据正统论，以宋史为正史，其他王朝立为载记或别史呢？(14)这固然是为了要替蒙古族所建的元王朝，在中国王朝史的系谱——德运说中寻求定位，却也关系着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何理解先前中国（天下世界）的组成及发展，故将唐─元间的天下世界认知为汉、契丹、女真诸民族的抗争史，自无不当。
这样的看法，在民族危机发生时，又会担负起所谓警钟的角色，几经转折变化而再次面世(15)。例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在《宋论》《黄书》中，就将宋史说成一部民族兴亡史；到了近代，周谷城讲述960年至1840年的中国史，也把1939年刊行的《中国通史》第四篇，题为“封建势力持续时代 种族战争愈演愈烈”。至于这类历史叙述的代表，当推金毓黻的《宋辽金史》。这本大学用教科书，把唐─元间的中国史概分为外患、制度、学术三项加以整理。这本书既是于1946年在重庆刊行，当然就是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受民族意识强烈影响，也强烈展现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兴亡史的宋代史论作品。
今天的中国，已自我定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切正统论思想、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都遭到指斥，早先金毓黻从民族偏见出发的作品，也就无可避免地会被点名批判(16)。可是，要根据现在多民族国家的规定，根据所谓国家的要求，并立等观地记述宋、辽、金、元各王朝，重绘历史图像；或要在一朝一夕之间，即与长久以来传统民族兴亡史观之间的歧异完成统合，实在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像岳飞这类“民族英雄”的再评价问题，就一直在摸索并形成论战，我们很难确认，一部取代民族兴亡史，建立多民族国家史像的宋辽金元史已经完成(17)。
在这样的状况下，范文澜于1969年去世后，接续他所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蔡美彪、朱瑞熙、李湖、卞孝萱、王会安等人编纂了《中国通史》第五册，于1978年刊行。本书的特色是，将宋、辽金、元的历史分为第五、六、七册来撰写，这种编排方式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民族个别兴亡史的成分。同时在编辑方针上，蔡美彪等人也并未承袭范文澜之前分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叙述的通史取向，而是“基本上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经济领域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发展和斗争的状况，结合起来叙述，以便于说明事件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18)。这种重视发展、斗争，不固定领域区划的方针，使得宋代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特别是政治权力自诞生以迄衰亡的政治过程，得到统一性的记述，造成独特的宋代史叙述。这与日本宋代政治史在唐宋变革论影响下，专就集权国家、专制支配的形态、结构性作静态研究，几乎是截然相反的。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在政治斗争方面，也就是：（1）将宋代史分为“统治的腐败”（北宋中期）、“腐朽统治”（北宋末期）、“黑暗统治”（南宋初期）、“统治集团的衰朽”（南宋末期）等几个时期，藉以对应各时期的人民武装反抗斗争，阐明作为阶级斗争史的宋代政治史架构；（2）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设定为“对异民族抗战派=反投降派集团”与“妥协派=投降派集团”间的对立抗争，并且把儒学─道学思想斗争与民族斗争相结合。这样一来，着重于宋代政治史内在矛盾进行的动态斗争史观遂得以贯彻，也把政治史带至政治史固有的力学中。
不过，《中国通史》第五册虽有上述优点——对比于日本结构论式静态的宋专制权力论，或是北宋、南宋观察角度与记述的不连贯性，唯就宋代政治史的写作而言，仍然有其不足之处。
第一，有关阶级矛盾、斗争与民族矛盾、斗争的处理问题。如若前引明刘定之《宋论》所言为是，则将阶级斗争视为宋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妥当？此外，在本书中，既未讨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有机性关联，也未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作综合性的分析，只是个别地分开记述。从这点看来，其所记述的仅只是斗争过程，而非政治过程。
第二，由于不重视赵宋政权与全盘宋代政治史的推移与发展，记述就变得过于简单，甚至有些超历史化。例如，书中反复地谈论权力集团的腐败、腐朽，却没有说明，宋的统治集团是一直这样腐败，还是其腐败尚各有时期的特质。金毓黻曾说：“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其兴盛由于士大夫，其衰亡亦由于士大夫。”“吾敢断言，宋室之亡亦士大夫之所为。”(19)宋政权统治能力及士大夫阶层凝聚力之变动，原是宋代政治史上的要项。13世纪初，南宋灭亡前半个世纪，就已经是“于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请和仇雠，而不激其忿，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为无疗病之方，甘心自处于不可振救，以坐视其败”（《水心别集》卷十二，法度总论二）。换言之，士大夫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分裂、断绝早已开始，宋政权的统合能力也已极为低落。空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而无视于与统治力真正攸关的统治集团编制方式之变化，以及组合成员之变动，自然只能从腐败，还有蒙古族掀起的“一阵狂风暴雨”(20)，来解释宋政权崩溃的原因，并且充分暴露出今日中国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缺陷所在。
综上而言，（一）今天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问题，首先在于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与所用方法均相当偏颇，也没有涵盖宋代政治过程全面且一贯性的记述，就这层意义而言，宋代政治史的研究还相当地贫乏。
（二）造成这种贫乏性的原因，即是近年来，包括政治史研究的宋史研究，普遍受到所谓唐宋变革论此一基本观念深刻的影响；不过，内藤湖南与前田直典两位当初提出唐宋变革论时的积极性，已然不再，只是把宋代史当做可以比较的类型加以理解。这种比较·类型论对于政治史而言，极具制约的作用。政治史的记述中心内容，在于诸政治势力的政治权力斗争，或者是国家意志、决策进行之脉络，存在于政治权力根部的矛盾发展过程，正是其必须掌握的观察角度。
（三）中国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取向，与日本的统治机构·专制支配论大异其趣，他们将唐王朝崩溃至元成立的三百多年视为是天下世界（中国）南北分裂与抗争的时代，也就是一部民族兴亡史，其中汉民族史，亦即宋史·宋代政治史，就被勾画成“主战论=抗战派”对“主和论=妥协投降派”的图像。这个看法和对思想斗争关联性的关心相结合，其记述遂以动态的斗争过程为重心，符合了以权力斗争为主要记述对象的政治史原则。可是，这之中也有大缺陷。他们所能掌握的宋朝政权的历史特性相当薄弱，宋政权的全部发展过程被简化为抗战派、妥协投降派的分析角度，根本是超历史的。无视于各个政治势力的社会、经济背景，各式各样的政治姿态，以及其所由生的各项条件，即是其所以会将掌控国家权力或决定国家意志的政治斗争过程，单纯化为所谓善恶相克，并且记述平淡的原因所在。
二、南宋政治史研究现况及本书的立场
（一）南宋政治史研究的贫乏性
目前无论是在一般性的宋史研究中，还是在宋代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内，南宋政治史的研究，在质与量上都是相当贫乏的。昭和十六年（1941）宫崎市定写《南宋政治史概说》，只记述了南宋、金、元——汉民族、女真族、蒙古族的角逐关系。三十年后的昭和四十九年（1974），周藤吉之与中嶋敏作南宋政治史，仍不出宫崎的范围，正说明了研究成果的贫乏。
再者，根据前引柳田節子的整理，在“南宋政权移转”项下，除笔者系列性拙稿外，关于南宋初期武将统合问题、岳飞—秦桧、韩侂冑、朱熹、贾似道、文天祥的论文、著作一共只有十九种，在量的方面，明显地较其他范围薄弱。更何况，其研究内容既限定于此处所列举的人物及其有关之政治事件，则其研究方向、问题角度大概也无所谓体系性、连贯性可言，在质的方面，自是乏善可陈了(21)。
这种贫弱性会引发许多研究者持续的关心，正意味着南宋政治史还不成气候，至少南宋政治史研究一直都不是宋代研究史的重点。这主要是因为其在时间上距唐宋变革期较远，无法被列为唐宋变革论具体的一环来讨论；再者，规范宋代研究的唐宋变革论，其影响力也无法及于南宋时期的民族抗争、民族兴亡史论。结果，南宋政治史乃被限定在民族兴亡史及其有关议题上。如果宋政权是宫崎所说的“近世国家”的原型，属于“彻底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翦伯赞），则彼种国家的发展过程应该如其形成过程一样地被关心，被观察，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研究。所谓统治集团的腐败，所谓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的蒙古族冲击，正缘于对南宋政治史问题的不关心，才会以这样的架构来理解南宋政治史。
（二）“南宋政权移转”的研究角度与问题意识
然而，就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中，山内正博于1970年以《南宋政权之移转》为题，写了一篇亦可以名之为南宋政治史要略的文章(22)。这篇论文的目次为：
前言
一、传统的复权
二、矛盾
三、灭亡
从目次上，我们已经可以大概察知，这与历来大同小异、写成民族抗争史的南宋政治史，在本质上即有所不同。其观点在于：（1）他把南宋政权自成立至灭亡视为一个连续的政治过程，（2）这不是民族兴亡史，而是要以存在于南宋权力内部的矛盾发展过程来建构南宋政治史。当中国、日本都不断重复着南北民族抗争史观之际，山内从完全异质的观点出发，撰写南宋政治史的尝试，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不过，我们应该继承山内的，应只限于这两点，至于其他的分析或分析架构，仍有值得批判处。这或许是因为受限于论文发表的形式——刊载于讲座上，以至于不能畅所欲言地开陈自己的见解，但问题的确不少。例如山内认为南宋政权的形成乃是“传统的复权”，但却未能完整地说明其具体意义之所在。我们固然可以揣测，这是指其具有北宋政权的性格，或是在基本性质上有所继承，然而仅仅是理解南宋政权的共通性与相异性，却没有内容的话，问题仍然存在。这也就是说，定义一旦无内容，即使其间有“矛盾”之处，仍然可以说得通。于是，在把南宋政权发展作为问题以记述之时，本论文原本试图定义南宋政权特质、全面展现南宋权力的目的，会因为这种暧昧性而无法完成。
其次，山内认为，南宋政治史乃是“以军力为后盾，自北方移入的皇帝一族以及加入他们的新地主层，和自北宋以来，受传统支持，原居于南方的地主层之间的对立、妥协、抗争”(23)。他试着从流寓—北方—新地主与土著—南方—旧地主的对立关系，来掌握南宋政治史。可是，尽管这篇论文的骨架如此，仍然有问题存在。其缺点是，因为在区分流寓—北方—新地主与土著—江南—旧地主之时，轻视或根本无视于地主层内部本来的矛盾与对立，也就是基于地主经营形态、再生产形态而有的对抗关系，结果使得北宋末期地主层内部的对抗关系，或是权力斗争，与南宋初期的问题脱节，不能接续。事实上，南宋政治史与北宋末期政治状况之间，是具有连带关系的，如果将两者当作是断绝的，那么，要将依山内看法描述的南宋政治史作为历史记述，恐怕会有问题。
此外，将新旧地主论视为南宋政治史一贯的架构，也不妥当。即使承认山内的地主二分说法，那也应该尽可能地限定在第二、三代流寓地主阶层定居江南之前的时期；若要将其定为南宋政治史的基本架构，视为南宋百数十年的全部政治过程，并不恰当。例如，可谓是流寓地主—士大夫代表的赵鼎，虽因秦桧而罢去相位，却在绍兴买置族田，至其孙赵监已成昆山地方有力士族，娶苏州名门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女；而在北方人秦桧之下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王次翁定居明州，其子王伯庠出任御史，被视为是明州“衣冠盛事”（《宝庆四明志》卷十），从这些事看来，山内的看法大有可检讨之处(24)。
再者，对于在南宋初期政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秦桧，山内只据其出身地将他定位为“南方地主层的代办”(25)，亦欠妥当。这点将于本书第二部第十一、十二章再加讨论。
总之，山内从政权内部矛盾运动来理解南宋政治史的观点，的确应为今后所继承、发展。但其具体的分析架构——地主二分说，则很有问题，尤其是与北宋政治史之间的断离、不连贯，还有以之贯穿南宋政治史全部的看法，都有不当之处。
（三）本书的记述对象及其意义
本书记述的时间，起自北宋政权崩溃瓦解、南宋政权诞生的建炎元年（1127），终于第三次宋金和约缔结(26)，南宋政权安定、繁荣期开始的乾道元年（1165），大概是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的时代。而本书的内容，则为此期间的政治过程，也就是诸政治势力为掌握、维持国家权力所进行的权力斗争，还有影响国家意志、基本政策选定的利害状况，或是诸政治势力的社会背景等综合性、总括性的考察与记述。
本书基本上是将这段南宋初期的政治过程分为两部分来处理。因为高宗时代就是由两段政治过程所构成。其一是自南宋政权诞生至稳固，即所谓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的政治过程。其二是由绍兴十三年（1143）到孝宗乾道元年（1165）的政治过程，以维持并保全绍兴十二年体制——秦桧专制体制——为其最大政治目的，既然秦桧在此一时期拥有压倒性的政治力量，故亦可定为是秦桧的时代。这个时期结束于宋金战争再起，宋金两国各自易主之际，最后即是绍兴十二年（1142）体制的解体，同时为孝宗的盛世——乾道、淳熙时代(27)做准备。此后自乾道、淳熙以至开禧期间（约四十年）乃是南宋政治史的中期，或南宋最盛期，也是应该另作处理的时代。
本书所欲处理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是除了秦桧与岳飞对抗关系(28)以外，至今尚无太多人关心的政治过程，而除了观察其本身的意义，尚含括下述问题。首先，这是以建炎元年至乾道元年为南宋政权诞生并确立的时期，而期间的政治过程，已然奠定了以后一百五十多年南宋王朝的基调。因此，考察、检讨此间的政治过程，当可对南宋政权的历史个性提供相当程度的认识。这不是根据社会结构体逻辑演绎结果所绘制的南宋政权像，而是鉴于前述南宋政治史研究的贫乏性，尤其是研究观察角度的不足，故循着政治过程，以期在历史上找出南宋政权的特质。
其次，此一时期既是南宋政权的创始期，也是北宋政权的重整期。从统治领域而言，北宋拥有一千二百六十五个县，南宋继承政权确立的绍兴十二年（1142）则缩减为七百零三个县。这就是其历史过程。北宋政权的缩小重整期即南宋政权的建立期，考虑到此一时期的特殊性，山内正博视南宋政治史乃与北宋断绝的观察角度，自然不能成立。事实上，要考察此时期的政治过程，就不能不将北宋政权与南宋政权之间的共通性、相异性以及连续性、断裂性皆考虑在内。所以这是与宋政权基本性格考察相联结的研究，即使在宋代政治史中，了解此一时期的政治过程，也是相当重要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书的分析并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形态、结构，而是摆放在其运动、冲突、动态的方面。正如叙述宋代政治史研究概况时所指出的，这与以往政治史研究多用力于形态、结构、静态方面的做法大不相同。例如，以往所谓君主独裁体制、皇帝绝对专制体制，都是在国家制度上检讨描绘皇帝面相。可是透过政治过程观察皇帝，才能具体地描绘出现实中的皇帝面相，而我们也才可以藉此测定国家体制与现实间的落差。虽然时段间有所区划，唯对比于藉制度或原则所理解的形式性宋政权，这样才能设定实际的政治权力样貌；同时经过了这样的努力，综合性的宋政权、南宋政权才能开始被理解。
本书的首要目标虽然在于重组并记述南宋初期政治史，然基于此一时期及其研究角度的特质，前述研究意义自然也包括在内。希望在这一点上，本书可以对贫乏的南宋政治史研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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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母田正：《政治史的对象》，《戦後歴史学の思想》，法政大学出版局，1977年，第118—119页。
(2) 中国方面有关宋代政治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即在于此，在柳田的整理中，“政治过程”项下，中文部分共一百二十三篇，其中七十一篇是农民战争的研究。又据关履权之统计，两宋三百二十年间，农民起义共四百多回。关履权：《宋史的历史地位》，《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9页。又可参照同书所收之《论两宋农民战争》。
(3) 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 上》，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425页。
(4) 周藤吉之、中嶋敏：《中国の歴史 第5巻》（五代·宋），讲谈社，1974年。
(5) 内藤湖南之宋代近世说，在其所著《中国近世史》［弘文堂，昭和二十二年（1947）］第一章《近世史の意義》中最具体系性。湖南所最先提出的宋代近世论，对中国现在的宋史研究也有影响。参见关履权：《宋史的历史地位》，《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6页。中国方面的权威历史学者侯外庐，将唐宋之间的变化定为封建前期到后期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的看法可参看瞿林东：《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几种观点》，《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
(6) 现收入鈴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の時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7) 宮崎市定：《中国史 下》（近世史），岩波书店，1980年，第413—414页。
(8) 佐富伯：《宋朝集权官僚制的成立》，《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第9》（中世3东亚世界的展开），岩波书店，1970年。
(9) 例如柳田節子：《宋代中央集権官僚支配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歴史学研究》286号，1964年；小山正明：《宋代以後の国家の農民支配》，《歷史学研究（別冊特集）》1975-11，青木书店，1975年；小山正明：《アジアの封建制——中国封建制の問題》，《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 二》，青木书店，1973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整理，可参考堂前敏昭：《宋朝権力と農民問題に関する学説史的検討》，《史叢》22号，1978年。
(10) 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制と大土地所有》，《社会構成史大系 八》，日本评论社，1950年；青山定雄：《五代、宋における江西の新興官僚》，《和田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讲谈社，1951年。以下尚有十二篇论文。
(11) 笔者亦曾讨论960—1127年北宋政权的政治过程，见今堀誠二编：《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その歴史的展開》，劲草书房，1983年，第五章《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说》。
(12)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中国历史概要》，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1页。
(13) 原收入支那地理历史大系刊行会编：《支那政治史 下》，白扬社，1941年。现收入宮崎市定：《アジア史研究 第2》，东洋史研究会，1959年。
(14) 藤枝晃：《遼金元史の課題》、《金史のなりたち》，《征服王朝》，秋田屋，1948年；愛宕松男：《遼金宋三史の編纂と北族王朝の立場》，《文化》15-4，1951年；邱树森：《脱脱和辽金宋三史》，《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年。
(15) 如“岳飞虽死，他英雄的战斗精神，攻击敌人时所展露的智慧，所表现的崇高民族气节，不断地鼓舞着中国人民，培养中国人民的民族斗志。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当外患长期持续之时，人民始终纪念尊崇自己的民族英雄岳飞，用他的事迹作为教育自己及后代的教材”（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一版，1980年第二版，第246页）。
(16) 关履权：《宋史的历史地位》，《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3页。
(17) 有关目前的问题状况，可参考陈克进：《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宋德金：《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讨论综述》，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邓广铭、张希清：《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收入红旗杂志社哲学历史编辑室编：《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旗出版社，1983年。
(18)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5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第五册编写说明”。
(19) 金毓黻：《宋辽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113页，第九章《金与宋之灭亡》。
(20)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中国历史概要》，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5页。
(21) 这种贫弱性在南宋政治史的各项研究上成为一种阻碍。例如守本順一郎的朱子研究，虽以亚洲式封建制度与朱子学思维构造、思维形式展开其理论，有关宋代社会的理解仍以仁井田陞、周藤吉之、柳田節子等人的社会构成体论、集权国家论、江南生产力发达论为依据；至于南宋政权的矛盾与运动方面则全未触及，要理解身为历史具体存在的朱子便有困难。参见守本順一郎：《東洋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7年，第二章《朱子学の歷史的構造》、第三章《朱子の生產力論》。
(22) 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第9》（中世 3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岩波书店，1970年。
(23)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第9》（中世 3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岩波书店，1970年，第235页。
(24) Hartwell，Robert M，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2，No.2，1982，p.381。又参照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王次翁项。
(25)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第9》（中世 3内陸アジア世界の展開），岩波书店，1970年，第241页。
(26) 此仅限于南宋政权下所订之宋金和约，第一次宋金和约为绍兴八年（1138年），第二次为绍兴十一年（1141年）。
(27) 孝宗治下的乾道、淳熙年间为南宋最盛的黄金时代。如日野開三郎《東洋中世史 三》（平凡社，1934年）第三章《南宋》第79页提到：“孝宗亦南宋第一英主，其治世约三十年（1163—1189年），为南宋极盛时期。”南宋末人吴泳也谈到“乾淳全盛之时”（《鹤林集》卷一八，论恢复和议事宜札子）。故这本是宋代原有的看法。
(28) 外山軍治：《岳飛と秦檜——主戦論と主和論》，富山房，1939年；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龚延明：《岳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曾琼碧：《千古罪人秦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一部 南宋政权的确立
——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