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吕颐浩路线的破绽又随着对外的无政策，尤其是对金之傀儡——齐政权之无计而具体化。吕颐浩将恢复国内治安、压制反乱势力，视为最重要的问题，对金关系遂成为次要问题，对外政策不啻是其盲点。而在倾全力收拾反乱，几将收拾殆尽之时，他政策上的盲点也就暴露出来了。在国内治安即将收拾妥当之际，当如何认识齐这个金所建立的汉人中原政权，南宋政权当以何种关系与其相对待，成了最大的政治课题。
金于建炎四年（1130）九月立刘豫为皇帝，建齐国，以河南、山东还有后来加入的陕西等地为其版图。刘豫政权既是金人的傀儡，也是统治中原的汉人政权。齐也积极地吸纳当时活动于两淮——宋、金国境的军事集团（如李彦、孔彦舟集团等），“建归受馆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军民，置榷场，通南北之货”（《纲目》卷三，建炎四年末是岁刘豫僭位于大名府伪号齐条）。齐积极地进行政治、通商工作，明显表示出与南宋政权竞争的态势。刘豫政权并与南夷、杨么等联合，结成对宋同盟，企图瓦解宋政权，这样一来，对齐问题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史书称：“初伪齐侍御史卢载阳上议，陈结南夷扰川广之策。（中略）是日，遣通判齐州傅维永及募进士宋囦等五十余人，由登州泛海，入交趾，册郡王李阳焕为广王，且结连诸溪洞酋长。”（《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乙卯条）“后李成为刘齐所用，遂来侵扰。又结杨么，欲裂地而王之。”（《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己丑条）
既是傀儡政权，又可视若汉人中原政权的齐，究竟是该与金一样加以敌视，还是该另眼相待，用其为对金之藩屏，抑或是将之看成是宋之叛臣——违背君臣关系——而加以歼灭？无论如何选择，主政者都必须择一而行。绍兴四年（1134）冬，面对着齐、金联军大举压境的紧急局面，所有大臣皆受命提出备御之策。吕颐浩就对金战争应如何作战，兵团如何配置、运用，军粮如何补给等技术性问题作了条陈，却未就如何看待齐及对应之道有所表示(13)。但比较起来，同为自相职退任的前宰相朱胜非主张讨僭伪，秦桧答复以齐背君臣之义，视为逆贼，请以三纲大伦诛之(14)，明显地大不相同。总之，吕颐浩对刘豫政权根本不曾定下政策。尽管齐积极谋划，企图包围南宋，自内乱宋，吕颐浩却不曾构想过对抗之道，这是吕颐浩路线的局限，也意味着他必然会败下阵来。
最后决定吕颐浩路线当终结者，还有江南地主们对国家强化收夺政策的反抗。如前所言，吕颐浩路线为维持战时财政，藉茶、盐、酒专卖利益，还有经制钱、月桩钱等措施增加国库收益。这当然是由江南地区来负担。于是，“郡邑多横赋，大为东南患云”（《宋史》卷三六二《吕颐浩传》）。据汪藻言：“若夫理财，则民穷至骨，臣愿陛下毋以生财为言也。今国家所有不过数十州，所谓生者，必生于此数十州之民，何以堪之。”（《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癸巳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江南数十州已成为负担国家财政的中心地区，江南系官僚的政治发言力量也就大大加强。再加上后面将提及的人才发掘，发言权大增的江南出身的官僚们，不但批判吕颐浩的政策，还用人身攻击，要求罢免吕氏。吕颐浩的政治被指为是掊克之政，他自己也受到攻击，说他好用北宋末期蔡京、王黼之材吏——财务官僚。
绍兴三年（1133）九月，吕颐浩终于受到极为严酷的批评：“按颐浩两任宰司，狼藉不一，不特搢绅、士夫能言之，虽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犹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市井闾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来，不闻大臣敢如此者。”（《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戊午条）他只有辞宰相之任。当时，殿中侍御史常同列举了罢免吕颐浩的十大理由，作为弹劾他的十大罪。其中除了从风俗道义非难他受女谒、男女杂坐夜饮、重用亲旧等事外，其他论点倒也切中前述各项吕颐浩政治特质。如“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不于荆淮立进取规模，惟务偷安”，“近两将（韩世忠与刘光世）不协，几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国威，而姑息之”（《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戊午条）。
七、江南系士人之参政与元祐系士人之复权
前节藉事态经过剖明吕颐浩路线的内在问题，并说明其之所以失势。唯此一变化也与权力中枢内部成员，也就是官僚群内部的势力交替现象密切相关。以下即就此点来探讨吕颐浩失势背后暗藏着的官僚异动，尤其是江南系少壮官僚之加入政权中枢，还有旧党元祐系官僚的复权问题。
建炎年间，南宋政权在金军追迫之下流徙各地，其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建炎三年十二月的海上之行。其时吕颐浩曾奏请“（侍）从官以下，各从便去”，“于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纲目》卷二）。总之，百官的组织与机能皆暂时中止。然而随着事态的平静，不但官僚机构需要再整备，官僚员额也需要再充实，如绍兴元年十一月，诏令内外侍从官于五日内就所知人物各举三名以进。典型的例子见于二年十二月，朱异等五人奉遣分赴长江以南各地以监察现任地方官并起用人才。朱异往浙东、福建，胡蒙往浙西，刘大中往江东、西，薛徽言赴湖南，明橐至广东、西。他们奉使归还之日（也就是任务完了之时）虽有早迟，然于绍兴三年七月至四年二月间，共按吏七十九人，荐士五十七人。日后以赵鼎左右手活跃政坛的刘大中最是热心，他共按吏二十八人，荐士十六人。一入绍兴时期，江南的地方小官与未仕人才，就大量有组织地进入权力中枢，这对重用流寓（山东出身）亲旧财务官僚，以巩固自身周边的吕颐浩而言，无异是一股新浪潮。这样拔擢起来的人物，多半和朱异所举的婺州进士张志行相类，“以学行为乡里所推，大观中，数举八行（科）不就”（《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六月乙酉条），既与江南在地势力直接结合，又是具儒学素养的卓越人物，在北宋末年因拒绝蔡京而闲居乡里，这意味着与吕颐浩异质的人物开始进入权力中枢。
进入绍兴年间后，官僚群的变动，也包括元祐党籍官僚的复权和他们的再入权力中枢。北宋末年徽宗退位后，蔡京的专制即告终结，受蔡京压迫的元祐旧党官僚也得以复权。同时，在北宋亡国之际，蔡京系官僚中最有力者多在混乱中遇害；相反地，旧党人士却因为蔡京专制时期被流放地方而得免难。可是，靖康之变、南宋之建立，以及南迁等一连串事态之激变，使旧党人士难以集结。一直等到国内治安恢复，他们才重新在南宋朝廷中集结起来。这批官僚以蔡京、王黼等人为北宋亡国之大奸，指其思想背景溯本于王安石，他们强烈地要求驱逐与蔡京—王安石有关的一切人等(15)。
不断弹劾欲罢免吕颐浩的常同，正是这样的人物。据御史中丞常公墓志铭（《文定集》卷二〇）所载，他是四川临邛人，幼年即曾说：“涑水（司马光）君士之魁，金陵（王安石）小人之首。”父亲因而大喜。十二岁从学于司马光之高弟刘安世，建炎二年（1128）南渡，四年（1130）奉召赴行在，绍兴二年（1132）再奉召，三年（1133）入见，进言“今日之患，宰相之权太重，将帅之任太专”，主张当强化国势（皇帝权）。当时宰相正是吕颐浩。他出任殿中侍御史后，十个月内弹劾了八十人，计有宰相与执政四人、侍从十六人、郎官及寺监十三人、监司帅守二十六人、庶官十五人、大将六人，故“台纲大振，中外肃然”。而他所推举的人物则有赵鼎、王庶、李弥逊、张致远、胡寅、张九成、魏矼、张戒等二十三名。墓志铭中并未记载他所弹劾的八十人姓名。但从他所推荐的人物姓名，还有弹劾人物以吕颐浩居首，并弹劾理由来考察，这其实反映了绍兴三年（1133）秋蔡京、王黼系与元祐党人系交相更替的现象。原本应于宣和七年至靖康元年政变后完成的人事异动，一直延迟到此时才得实现。总而言之，随着南宋政权的安定，南方在地人物始得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元祐系官僚也才能复权并采取报复行动，这蚕食了吕颐浩的政治基底，使他没落，却也形成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重要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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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赵俪生之论文：《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山东大学《文史哲》1956年11期，第三节《山东群盗》、第四节《军贼》。并收入赵俪生：《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2) 参见赵俪生之论文：《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山东大学《文史哲》1956年11期，第五节《农民起义》。
(3) 山内正博《南宋鎮撫使考》（《史淵》64，1955年）曾就《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甲子条附注引吕中《大事记》之言作过讨论，他认为吕中怀疑分镇效果的看法并不恰当，相反，他论证范宗尹的藩镇策是有意义的（第78—79页）。可是，在静嘉堂所藏清黄虞初题跋之吕中撰《皇朝中兴大事记》（抄本）中，山内所批评的吕中之文其实与范宗尹、镇抚使的问题无关，而是与他处的“吕颐浩右仆射”（卷一，页五一）有关。则山内藉批判吕中而提出的镇抚使（藩镇）评价问题不就有所偏失了吗？至少在史料上未见妥当。
(4) 山内正博：《南宋鎮撫使考》，《史淵》64，1955年，第77、91页。
(5) 如外山軍治：《刘豫の斉国を中心としてみた金宋交渉》，《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陶晋生：《完颜昌与金初的对中原政策》，《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
(6) 金建立刘豫政权的目的之一，是要收拾中原流民武装集团。金在齐建国之册文中写道：“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桯史》卷七《齐楚僭册》）
(7) 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371页。
(8) 关于赵立的楚州防卫战与自卫军之事，详见寺地遵：《南宋成立期における民間武装組織と建炎年間の政治過程》，《史学研究》137号，1977年，（一）南宋成立期における民間自衛組織、（三）軍卒を指導者とした場合。
(9) 曽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大安，1966年补订版，第一篇《五 南宋の財政状況》、第三篇《一 月椿銭の研究》；安蘓幹夫：《秦檜の財政姿勢における考察点》，《広島経済大学研究論集（経済学·経営学編）》10，1974年。
(10) 衣川強：《秦檜の講和政策をめぐって》，《東方学報》45，1973年。衣川的论文主要是以《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为据，追究讲和之策与儒学学说的关联。至于政治过程则非其论说中心。
(11) 衣川也提出此一看法，见《秦檜の講和政策をめぐって》，《東方学報》45，1973年，第262页。
(12) 山內正博：《南宋鎮撫使考》，《史淵》64，1955年，第73、81页。
(13) 据《会编》卷一七六《吕颐浩十论札子》，吕颐浩主张兼采和战两策：一面进行和议，一面趁隙进击。若再细看《十论札子》末尾之语：“（乞上）斟量和议之可成不可成。如和议可成，则臣乞举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议决不可成，则臣衰愚言，或可以备收录。”则吕颐浩之对金、对齐是否有认识或有政策，实在很难说。
(14) 寺地遵：《秦檜の南北構想試論》，《史学研究》150号，1981年，《二、秦檜の紹興五年上奏文の意義》。
(15) 参见外山軍治：《靖康の変における新旧両法党の勢力関係》，《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