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绍兴四年至七年的政治状况
自建炎三年（1129）至绍兴三年末（1133）的五年间，身为继承政权的南宋政府，不但苦于金这个外部否定者、破坏者的压力，甚至需要避走东南海上，同时也必须与内部的否定者、破坏者缠斗。这包括造反的禁卫亲军、被称为游寇的江北流民武装集团，还有江南各地的农民起义行动。在这样的涡流中，欲以江南为基本根据地，必须先行对付内寇，而其他足以巩固南宋政权的措施，如藉专卖制及各种附加税确保财政之类，也当渐次整备。这正是吕颐浩所推动的政治路线，他是老练的实务官僚，但未必能跻身北宋末一流政治领袖之列。当金的傀儡政权齐诞生后，他已无法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状况提示明确的指向，他退职之后，政治状况有何变化，乃是本章的基本课题。此外，绍兴四年（1134）至八年（1138）间，赵鼎、张浚进位居左右仆射（首席宰相、副宰相），具有领导力、影响力，他们的时代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占有何种地位，与前一个时期的吕颐浩时代、后一阶段的秦桧专制期相比较，又展现出什么样的特性，也是拟检讨的课题。
南宋时代，约处于13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吕中曾谓：“绍兴四年以后，七年以前，所以又大异于绍兴之初也。”他将赵鼎、张浚时代的特色整理如下（数字为笔者所加）：
1．自绍兴四年，赵鼎为相，伪齐与金，分道入犯，鼎决亲征之议。于是，（韩）世忠进屯扬州，流星庚牌之计一行，遂捷于大仪镇，而金、伪俱遁矣。鼎又荐（张）浚可当大事，以枢府视江上，将士见浚来，勇气百倍，而军声大作矣。
2．自五年杨么既平，东南无盗区。于是鼎左浚右，并平章事，兼领枢密，俱带都督。浚出视师，以行府为名，而鼎居中总政，表里相应。（中略）而鼎至公协心，未尝计较，说一般话，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诸贤聚会，一时号小元祐矣。
3．自六年浚亲行边，盛暑不惮，命世忠自承、楚，以图淮阳，（刘）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张浚为进屯盱眙之计。而鼎与浚同心，责张俊以当听行府命，告浚以边事不必禀朝廷，恐失机会。故伪齐入寇，浚独建有进击、无退保之论，谕诸将以一人渡江即斩以徇之言。于是，杨沂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废刘豫矣。（《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甲辰条引吕中《大事记》）
这段文字以数字标明段落，是为了区分绍兴四年、五年、六年各年状况。据此，绍兴四年至七年的政治过程又可再大略整理为以下四项。（1）赵鼎出任宰相，发挥领导力，阻止了绍兴四年秋、冬间金、齐联军南进的攻势。（2）接着，赵鼎拔擢张浚为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专司军事方面的事务，于是盘踞在洞庭湖周边、顽强抗拒南宋政权已达六年的钟相、杨么起义行动终告平定。高宗特劳之曰：“上流既定，则川、陕、荆、襄形势连接，事力倍增。天其以中兴之功付之卿乎。”（《要录》卷九〇，绍兴五年六月乙丑条）这段话意味着中兴政权已因此而免除地域性分裂的危机。更何况上文尚有“东南无盗区”之语，这表示摇篮期的南宋朝廷已然镇压住主要反乱势力，不再需要与国内反乱势力作战，这的确是划时代的大事。
（3）张浚将两淮防务配置给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张俊诸家军，自己则以都督身份，握有“边事不必禀朝廷”的权限，指挥、督励诸军，于绍兴六年大败齐之南进部队。而这正是令金绝念于傀儡政权的契机所在。（4）赵鼎、张浚等人会聚诸贤，组成政府，集结诸政治势力，至有“小元祐”之称。
内乱的克服，其实奠基于先赵鼎数年进行强势领导的吕颐浩政治路线。因此，在这一点上，赵鼎不过是坐享其成。至于赵鼎、张浚的特色则在于：当南宋政权解决内部叛乱之时，明确地表达与金、齐对决之势，并藉此集结各政治势力、各军团，以重建北宋集权体制。吕中所论最后亦是归结至这两点上。总之，吕颐浩的内向政治路线转换为外向，正是此一时期政治过程的特征。
二、赵鼎上台
绍兴四年三月，即吕颐浩失势半年之后，赵鼎由江南西路安抚使升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同年九月起又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此后，除了绍兴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间曾经暂有中辍外，到绍兴八年十月前，他一直都在宰相之位。因此，从绍兴四年夏至八年秋大约四年的时间，南宋政治史可以说是赵鼎的时代。
赵鼎是河东（山西）解州闻喜人，崇宁五年进士，他是邵伯温的弟子，也曾是武将解潜，还有李纲和折彦质等人在地方官任上的辟客。靖康之难之际，他并未参加张浚、胡寅等人拥立张邦昌的联署行动。建炎元年南渡，自建炎三、四年起到绍兴二年十月间，赵鼎寓居于衢州常山县，这与他后年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关系。如“（范冲）建炎四年得守衢，因请祠，与赵丞相鼎同居焉”（《两浙名贤录》卷五三）。赵鼎之女即嫁与范冲之子范仲彪，两家因此结成姻亲。范冲，四川华阳人，是司马光知名高足范祖禹的长子。赵鼎当然深切服膺司马光的学问思想，再者，“冲云家有（程）颐书，镂版传布，谓之伊川学，鼎主之”（《要录》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是月条引《秀水闲居录》），故他和伊川之学也有渊源。
他和权力中枢建立关系，是经由张浚推荐，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他任御史中丞，“赵鼎等交论吕颐浩之失”（《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建炎四年四月乙未吕颐浩罢条），这关系着吕颐浩第一次失势。为表达其政治姿态，建炎三年闰八月，赵鼎向高宗上书，“开猾吏衣食之源，遗平民椎剥之苦”，得到裁可，于是，“罢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钱谷”（《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条）；绍兴三年四月他又自陈：“臣本由拙直”“臣无生财之长策”（《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丙戌朔条），他的见解与吕颐浩大不相同。绍兴四年三月，赵鼎被任命为副宰相，同年九月，又成为政治最高指导者的宰相。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九月间刘豫发动齐、金联军南下时，赵鼎断然地以刘豫为逆贼，奉高宗亲征。吕颐浩的盲点在于对外政策，而赵鼎正足以补其不足，特别是在对齐政策上。
绍兴三年（1133）至四年的宋、金、齐三国关系相当复杂(1)。首先，从宋、金关系来看，绍兴二年九月使金的宋臣潘致尧于三年五月归国，传达了金国的意向，要求派出重臣，协商两国关系。于是韩肖冑（北宋嘉祐名相韩琦的曾孙）奉派使金，朝廷并指示沿边各军不得有任何军事行动。韩肖冑于三年十二月在金使李永寿的伴随下返国，李则带来粘罕的要求：归还齐在宋的俘虏和亡命南方的西北士民，以长江为齐、宋国界，淮南不准屯驻军马。这很明显是要求宋承认金的傀儡政权齐并保护齐的权益。另外，金在陕西方面又发动侵蜀之军事行动。绍兴三年十二月宗弼在陕西和尚原击败宋军，四年正月进攻仙人关，三月宗弼军和宋吴玠军数度决战不胜，终无法入蜀。总之，金以不同的方式对宋施加压力，西北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东南方面则取用外交攻势，派遣使节到宋。
至于金的傀儡政权齐，也试着自行展开对宋工作。如前述之与南方交趾、溪洞各酋长订立同盟，以求南北夹击宋（绍兴三年九月）；又联系宋朝内部的杨么等叛乱集团，以扰乱宋内部（同年十月）。罗诱且以齐之权力基础不稳为由，强力地主张应劝诱金军从东南出击，联合南征伐宋。结果，刘豫接纳了罗诱的军事计谋，并且说服了正在进行外交交涉却不甚积极的金，绍兴四年九月，齐、金联军南进，对宋工作的总决算于焉展开。
当时的南宋，甫和金使展开交涉，吕颐浩的对外政策，又向来忽视对齐外交，联军南下的冲击自是非常之大。“谍报至，举朝震恐，或劝上他幸，议散百司。”（《要录》卷八十，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正当有人再度提议出亡之际，断然主张亲征、为促成权力中枢意见一致而竭力推动政治工作的人物就是赵鼎。为了实践亲征、决战的主张，他必须先整合三方势力的意见，使趋一致。其一即官僚群，其二为中官（宦官）层，其三为将军层，而最重要的，还是皇帝要有不退缩的决心。“时朝士中尚有怀疑者，（中略）会侍从及台谏官同日请对，鼎留身奏曰：今日侍从、台谏对，必及亲征事，愿勿为群议所移。上意益坚。”（《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庚辰条）“鼎闻诸将之意如此，恐上意移动，复乘间言：今日之势，若敌兵渡江，恐其有别措置，不如向时尚有复振之理。”（《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戊子条）“赵鼎见上，屡请车驾早幸江上。上首肯之，既退，即为中官沮之。（中略）（上）遂发左右亲近十余人诣都堂。鼎具酒醴，以宗庙社稷安危之计谕之。（中略）众诺之，议遂定，即命草诏。”（《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戊戌条引《中兴遗史》）
于是，乃起草亲征之诏——战争宣言，明定这一次会战的大义名分，宣告刘豫为叛臣，“大逆不道”，“警奏既闻，神人共愤，皆愿挺身而效死，不忍与贼以俱生”。“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齐名之，至是始下诏，声其逆罪。”（以上全引自《要录》卷八二，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条）对刘豫的称呼由“大齐”改为“贼”，是此次宣战文告最大的特点。绍兴六年秋、冬，齐军再度单独南下，赵鼎又上奏，“豫，逆贼也。官军与豫战而不能胜，或更退守，何以立国。”（《宋史》卷三六〇《赵鼎传》）
尽管实际侵入的军队是齐、金联军，宋的对敌之道，却专就齐的叛逆着墨，因而在宣传上有一特点，即将此次战役定位成是为道义而战，是君臣关系拨乱反正的诛伐行为，巧妙地回避了对金名分上的非难，宋并未全面对金宣战，而是把战争对象限定在齐。
赵鼎路线的特色是在把对齐、金联军的战争解释成逆贼诛灭战，这样的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建炎四年九月，刘豫受金册命即位，“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齐名之”（同前，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条），“宋人畏此，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金史》卷七七《刘豫传》），这与后来称叛臣、逆贼有极大的变化。笔者个人之见以为，这有两个历史的理由。其一起因于齐对宋积极进行扰乱工作，特别是齐尝试结托杨么这一股叛乱势力。绍兴五年正月郦琼收复了齐所占有的光州，执捕知州许约，高宗曾说“（许）约为刘豫结连杨么，及劫张昂山寨，凶逆宜诛”（《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正月甲子条）。从其称许约为凶逆这一点来看，与叛乱势力勾结这件事深深影响了宋对齐的印象。
其二则出于赵鼎这一系士人的影响力，他们被视为旧党，以宣扬道义为第一义。他们之中和赵鼎最为亲近的范冲，在绍兴四年八月金、齐联军南下前夕，上奏称：天下之乱源在王安石，王安石坏天下人心，张利欲之心，“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中略）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明妃曲二首）赵鼎的得势意味着元祐党人的复权与再度参与权力中枢。而他们所极力主张者，即是从圣人之教，以建立政治世界之秩序，并决定国家政策。绍兴四年十一月的战争宣言宣称刘豫为大逆不道的逆贼，正与旧党人士掌权的政治状态密切相关。
赵鼎等人企划由皇帝亲征，以对付齐、金联军的决战计划，虽然遭到官僚、宦官、将军的强烈反对，却仍然敢于提出，乃是意图利用这个机会来完成国家统合，以确立南宋政权，这样的运作过程值得注意。正如赵鼎所言：“且齐、金俱来，以吾事力对之，诚为不侔。然汉败王寻，晋破符坚，特在人心而已。自诏亲征，士皆贾勇。陛下养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戊子条）他所特别追求的，乃是克服家军、军阀并存的状况，以确立皇帝的指挥权。参知政事沈与求也说：“今日亲征，亦由圣断。”（《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丙子朔条）而其方向的具体展现，即是直接下诏指挥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的军事行动。
约在一年前之绍兴三年（1133）九月，刘光世、韩世忠、王、岳飞、吴玠、郭仲荀等人的驻扎地始告固定。“始诸将虽拥重兵，而无分定路分，故无所任责。朱胜非再相，始议分遣诸帅，各据要会，某帅当某路，一定不复易。”（《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庚辰条）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能否统一指挥权，端视这次战役而定。六年十一月，宋军破刘豫子刘麟所率之齐军，高宗对赵鼎道：“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一月癸酉条）由此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赵鼎亲征之策——齐、金对决路线——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吕颐浩招安政策所留下来的政治课题，也就是皇帝军事权力的一元化。
如前所言，吕中认为，绍兴四年至七年的历史性因由与绍兴初年不同，并以赵鼎决定亲征之议为其间诸事之首，其经纬背景已如上述。在绍兴四年秋、冬的政治过程中，赵鼎的政治力量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以元祐党人为后盾，以确立道义为名目的赵鼎政治路线，在对外政策上首先见功。基于这样的成功，赵鼎在确立南宋政权的过程中，成为拥有最大发言权的政治指导者。
三、赵鼎集团的特质
赵鼎虽于绍兴四年（1134）秋冬成为政治上的指导者，但他对政策的企划、实施却不太热心。“赵鼎曰：用人所以立国，臣岂敢久居相位，今至立国规模，则当为远计也。鼎于是以政事之先后及人材所当召用者，密条而置座右，一一秉奏，以次行之。”（《中兴小纪》卷十八，绍兴五年二月癸卯条）朝士中或非难其二度为相，逾月而无所为；他答以现今之局势正好像久病虚弱、元气已伤之人，应以镇静为首务（《四朝名臣言行录》卷四，赵鼎条）。唯这也正是赵鼎的为政之道。
赵鼎最热心于人才的起用，这段时期既有“小元祐”之称，则所起用者自然都是元祐旧党之士，至于新党党人——与北宋末蔡京一系有关者都被排除在外。北宋末年徽、钦交替之时，原应是蔡京系退场、元祐派复权的好机会，却被靖康之变及其后政局阻碍了这种人事的更代。因蔡京之故而被疏离在外的士人仍散居闲职，南宋初混乱时期专擅政权的黄潜善、吕颐浩，都是蔡京、王黼系的官僚。不过，以家军体制为主的正规军，一旦足以与齐、金相对峙，盗贼——叛乱势力占领区亦终告瓦解，南宋政权基础渐次整备之后，元祐派复权的要求就日益增强起来。此外，南宋政权也派遣使者在长江以南等新领地区内努力发掘人才，把他们吸纳到权力中枢内。这样的努力，一方面是为收拾南方的叛乱，同时也为和当地势力相携，使华北来的流寓政权得以继承前朝的政权，在以江南为中心的新领域内得以自我巩固。
一般都把赵鼎看成是伊川系门人，其实情况并不如此单纯。拥戴他的人，包括反黄潜善、吕颐浩的势力，被蔡京弹压的所有士人阶层，还有继承政权定居江南后新发掘出来的士人层，乃是历史背景各异、混杂在一起的一股力量。赵鼎后来被谢祖信弹劾说：“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四月癸丑条）可知过度热衷人事政策，也是赵鼎政治的特色。彼于建炎四年正月已经推荐永嘉人吴表臣、林季仲为台官，绍兴四年三月就任参知政事时，又提拔王居正、范同、吕本中等八人，这些人日后都和他一起进行政治活动。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必行人才荐举。绍兴七、八年时，权力中枢已几乎全为赵鼎一系把持，成为最大的政治势力，“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的说法，并无夸大。
因赵鼎推荐而得参预权力中枢，与他一起经营政治活动之人所组成的集团，可称之为赵鼎集团，粗分可别为三大派，细分则可得五大派，即：（1）流寓派，下再细分为名门系、华北系、两淮江北系；（2）江南派；（3）学者官僚派。
为流寓名门系。向子諲、晏敦复等人是也。向子諲，开封人，真宗朝宰相向敏中之后人。南渡后卜居于江西临江军，他把十五年间所积俸钱三百万尽捐入郡学，为宗族立义庄，从传世的芗林家规中可知他与赵鼎性格相似。晏敦复，临川人，曾祖父晏殊是范仲淹之师、仁宗庆历年间宰相。敦复是有名的硬汉。其他，和赵鼎最亲的吕本中也可列入这一派。吕本中是吕公著的曾孙，吕夷简、吕公著父子二代为相，是河南的望族。吕公著之女嫁与范祖禹，范祖禹之子范冲又和赵鼎有姻亲关系。
流寓华北系。是赵鼎政治人马的主干。以常同、张戒、王庶为代表。这三人于绍兴十一年四月参与收兵权活动、试图克服家军体制的过程，将留待后述。这个集团的共通处是远离家乡，晚年不遇，失意于江南。常同原是四川邛州人，南渡后贫无立锥之地，寓居于秀州海盐。张戒为河东绛州人，与赵鼎故里相近，时称“西人”。赵鼎身故后，他不容于秦桧，转而投靠岳飞，岳飞死后约一年，他也去世。王庶是陕西庆阳人，任职枢密副使，居大臣之列时相当活跃，后遭秦桧彻底压制，连他在芜湖、九江求置田宅亦受到阻挠，最后被下放到湖南道州终其一生。折彦质属于这个集团，他是山西云中名族出身，在赵鼎之下任职签书枢密院事，幸存于秦桧殁后，绍兴二十八年（1158）“特赐荆湖田十顷。彦质世家陕西，屡经窜谪，上知其生事素薄”（《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丙申条）。
流寓两淮系。原先与华北系一起支持赵鼎，负责实际政治营运。以王居正、刘大中、魏矼等为代表。王居正出身扬州江都，南渡后寓居常州宜兴阳羡山以终。对于武将要求免除其田税役，致南宋治下数十州原先平衡的国家财政趋于紧缩之事，王居正曾表示反对意见。他与杨时交往密切，攻击王安石的新学。刘大中，真州人，南渡后任知事，寓居处州。在赵鼎之下任职参知政事，对于皇位继承人选（后之孝宗）的影响重大。他与父不睦，寓居处州时，曾因异财同居而遭弹劾不孝，他是赵鼎政治的实际负责者，故这件事和赵鼎辞职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大中的思想和王居正相似。魏矼被认为“与鼎尤厚”（《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五，绍兴八年十月甲戌赵鼎罢右相条），淮公历阳人，南渡后和赵鼎同寓居于衢州常山，也在此结束他的一生。赵鼎决定亲征时，魏矼调停江上诸军，特别是互不兼容的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在克服齐、金联军一事上，其实颇有功劳。他后来接受和州土豪王之道的建言，将克服宋军的家军状况、确立皇帝的统一指挥权，视为对金战争决胜的关键，在政权中枢为收兵权而尽力。
江南派。赵鼎在建炎三年（1129）推荐吴表臣、林季仲后，即与南方士人建立联系，在赵鼎集团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出身南方。高闶（会稽）、张致远（福建沙县）、张九成（钱塘）、潘良贵（金华）、李弥逊（吴县），胡寅（福建崇安）、沈与求（湖州）等皆是。但高闶、张九成、潘良贵、胡寅等人的学者、思想家性质比较强。比之两淮、中原、华北系人士，这一派人在赵鼎集团中的角色比较轻微。不过，沈与求是一例外，绍兴四年齐、金联军南下时，他出任知枢密院事，支持赵鼎的亲征之策。
学者思想家派。赵鼎是邵伯温的门人，又私淑乡党前贤司马光。他以司马光的家训为永远之法，对于设立义庄、制定家训等经营宗族之事，甚是热心。他虽未直接受教于程颐之门，却高揭伊川之学，“朝士翕然向之，时有言，今托称伊川门人者却皆进用”（《中兴小纪》卷一八，绍兴五年二月癸卯条），如喻樗虽不见知亦被任用。范冲、朱震、高闶、张九成、潘良贵、胡寅、吕本中等学究型士人，皆是赵鼎集团的重要成员。而其中如胡安国、胡寅、吕本中、张九成、潘良贵、高闶等主要成员，在宋元学案中皆隶属于龟山学案。杨时（龟山）师事程明道、程伊川，他认为北宋末的蔡京专制是以王安石思想为基础，因此大力抨击王学之非。于是，赵鼎全面倾向伊川之学，不啻是把因靖康之变而延迟的政权交替予以正当化。最低限度，赵鼎必须大力宣扬，自己所主宰的政权具有处理现实政治课题的权力，同时也是自北宋以来，不断变动的各当权者中最具正当性的当权集团。赵鼎的政权人称小元祐，如此一来，自然必须将与元祐有关的思想家安置在自己政权的内部(2)。然后，赵鼎政权就能在历史上取得正当性，从而安定下来。
总之，赵鼎集团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而其内部大抵由华北—中原—两淮的流寓士人、南方士人和杨龟山等学究型士人等三大系列的士大夫联合构成。反对蔡京专制及反对王安石思想本是赵鼎派系成员的共同思潮，唯这样的集结纽带至今尚无法明了。而其社会形态则是各式各样，例如同属于流寓派，赵鼎、向子諲得以设置义庄，而常同、张戒却无法成功取得田地。因此，一旦这个疏散的联合体碰上大环境的急变——即宋、金关系——不但纽带为之解体，联合体中的个人也随之倒台。
四、张浚与对金强硬论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齐、金联军南下，在此对决之际，高宗起用张浚为知枢密院事，翌年二月，复就任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在前任宰相赵鼎的建议下，“上既以边事付浚，而政事及进退人才，专付于鼎矣”（《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丙戌条）。张浚登上了最高军事指挥之位。此后至其因绍兴七年八月郦琼变乱（淮西之变，又称淮西之乱）而辞任，前后约有三十个月的时间，张浚和赵鼎共同掌握了南宋的政权。“时上赐诸将诏书，往往命浚拟进，未尝易一字”（《续鉴》卷一一八，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可见其极受高宗信赖。张浚参与权力中枢的这段时期，是整个建炎、绍兴年间对北方经营最为积极的时期。
张浚和前述之李纲、吕颐浩、赵鼎，还有后文将详论的秦桧，同为这个时代的典型。有关他的记载，最早是其殁后三年由朱熹长文叙写的《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下），其他如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卷一五《曲壮闵本末》等南宋札记，亦均有详考，比之其他人物的记载显得丰富多了(3)。以下的讨论将尽量从其存在形态和政治倾向来描写这个人物。
张浚是蜀之汉州绵竹人，唐玄宗宰相张九龄弟张九皋之后裔，系出名门。他设义庄，“赡宗族”（《行状》下），热心于宗族祭祀，固守宗族利益，重视宗族之维持及经营。同时，“视国事如家事”（同前），意即经营家族、宗族和营运国事是等质的。除了注重宗族生活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政权中枢之时，明显代表着蜀这个地域。“浚有一册子，才遇士大夫来见，必问其爵里书之，若心许其他日荐用者。”（《四朝闻见录》乙集，孝宗恢复）他和赵鼎相似，以人事为其政治的主要考虑，热心于人物之拔擢。这点表现在他第一次为相及孝宗朝第二次为相时起用的人物群体上。他重视蜀的立场及利益之乡党意识也很浓。史载“（浚）初到阙时，荐引蜀士”（《宋宰辅年录》卷一七，隆兴二年四月丁丑张浚罢右仆射条），“赵鼎奏，自张浚罢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几十余人，往往一时遴选，臣恐台谏以浚里党，或有论列”（《要录》卷一一五，绍兴七年十月庚子条），“张浚既得罪，蜀士相继外补”（《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己亥条），从这些记载来看，张浚在政权中枢里的角色就是蜀的代言人，他和蜀地士人层、地主层的关系深厚亦由此可知。此外，他也有浓厚的学者、读书人、知识官僚特质，所谓：“公之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孟。”（《行状》下）他并作有《紫岩易传》等著述。再者，其子张栻（号南轩）和朱熹交情深厚，也是不可或忘的。
基于这样的立场，他曾对高宗上奏：“人主之学，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同前），强调以天理为政治——宋朝之中兴——的立足点。从这点看来，他与讲求实务的财务官僚群是完全异质的。张浚一贯主张对金强硬论，准备对金作战，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果，洪适评道：“浚一生空言恢复，未酬三溃（富平之败、淮西兵变、符离之败）之辱，几祸宗社，大负朝廷重寄。”（《南宋书》卷一四，引《张浚传》）史浩也说：“明公（张浚）以大雠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事，而遽为之，是徒慕复雠之名耳。”（《齐东野语》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究其缘由，张浚只从道义来看现实政治，却缺乏展望、分析现实政治的能力。职是之故，以张浚为主的对金强硬论、主战论，最终只有归结到：“公独毅然，以虏未灭为己责，必欲正人心，雪雠耻，复守宇，振遗黎，（中略）使天下之人晓然复知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得其秉彝之正。”（《行状》下）要之，其骨子里是以华夷论、中华绝对论为底，用到政治上则是崇尚伦理、道义的主战论。
靖康之难时，名门出身，以宗族、乡党为背景的张浚，和赵鼎同隐于太学之中，并未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建炎三年（1129）三月，他和吕颐浩一起镇压明受之变而初露头角。他那种几近顽固的忠君论，在混乱的时局中的确具有很大的意义。之后，他获委四川、陕西方面的统治全权而赴蜀，虽有富平之败（建炎四年九月），但仍阻止了金军入侵四川。赵鼎以积极的对齐政策获掌政权后，起用旧知张浚负责一切军事事宜，原是当然的措置。“初赵鼎得政，首引浚共事。（中略）鼎因曰：臣始初与张浚如兄弟。”（《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癸亥条）张浚是得赵鼎之推荐，而成为最高军事指挥。赵鼎以刘豫为逆贼，规避了与金的全面对决，张浚最初虽继承了赵鼎的路线，以之为框架，后却以恢复中原、迎还两帝为目标——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将对金发动全面战争。从这点看来，他远比赵鼎的路线更尖锐化。
绍兴五年（1135）六月，张浚就任宰相后没多久，就派遣岳飞前往洞庭湖边指挥镇压延宕已久的杨么之乱，同年十二月“张浚既还朝，始议大合兵，为北讨计”（《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十二月丙午条），即着手北伐。翌年五月“尚书右仆射张浚辞往荆襄视师，浚以敌势未衰，而刘豫复据中原，为谋叵测。奏请亲行边塞，部分诸将，以观机会。上许焉，浚即张榜声豫叛逆之罪”（《要录》卷九七，绍兴六年正月丙戌条）。绍兴五年十月，他应高宗之请，上呈《中兴备览》，其中第二篇《议大势》提到：
当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丑虏，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虏既衰败，豫何能为。（中略）夫使金人安然蚕食数十州之地，未尝有东顾西备之忧，而曰坐待其弊。其说盖已疏矣。况豫之秉暇因闲。以整治军旅，而又生一敌乎。故夫量力度势，北向而争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势也，臣故备论之。
张浚在表面上是要根据赵鼎路线（即明定刘豫为逆贼）将北伐构想具体化，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是要与女真对决。
北伐计划会招致什么样的结果？应如何在全体构想中展开？关于这些，赵鼎和张浚意见分歧，致使赵鼎在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去职：
鼎因曰：臣始初与张浚如兄弟，近因吕祉辈离间，遂尔睽异。今同相位，势不两立。陛下志在迎二圣，复故疆，当以兵事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气甚锐，当使展尽底蕴，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诏令，经理庶务而已。浚当留，臣当去，其势然也。（《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癸亥条）
赵鼎因高宗支持张浚的北进积极路线，自言不适任宰相而辞职。对于张浚于六年十二月上奏皇帝，“乞乘胜取河南地，擒刘豫父子”（《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条）的说辞，赵鼎更心怀忧惧：
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为重，不知擒灭刘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内侵乎。（中略）鼎复言：强弱不敌，宜且自守，未可以进。（《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条）
赵鼎的态度是，打倒齐很简单，但必然会和金发生军事对决，既然无所展望，还是不要去做的好。至于张浚和皇帝，既已预期将与金对决，遂倾向于在此时对逆贼刘豫挑战。
张浚认为：“东南形势，莫重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中略）而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召远近，系中原之心。”（《续鉴》卷一一七，绍兴六年六月己酉条）八月，张浚“自江上入朝，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朝论不同，帝独从其计”（《续鉴》卷一一七，绍兴六年八月癸卯条）。驻跸之地既已强行移往建康，对北方的积极路线也就出现了。
同样主张对北方采取积极路线的赵鼎，虽也宣称刘豫是大逆不道的逆贼，却对金特别处置，慎之又慎，当他以外来压力为架构，拟想国家统一论时，乃是广泛地以百官、宦官、将军和当时各种势力为对象，并不偏向特定的势力。可是，身为赵鼎继任者的张浚，在已决定与金对决之际，却只关心着诸军团、家军统帅的协调问题，完全未曾考虑到，要为了对金战争去广结诸势力。这意味着，他只不过是赵鼎路线尖锐部分的继承者，终于招致绍兴七年（1137）八月郦琼叛乱事件这个致命的破绽。
自北宋政权崩坏以来，各式各样的军事势力经过逐步整理、统合后，在绍兴五年时大略收编如表1所示。
其中，右护军——吴玠军负责防卫蜀的最前线，也就是四川、陕西方面，这个区域和其他地域缺乏关联性，因此是独立的存在。对张浚而言，北伐计划能否成功，在于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各军将如何进行合作，并联合、组织化——但他们各称家军，“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条）。绍兴六年三月，“时朝廷锐意大举，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飞之沈鸷，可以倚办大事，故并用之”（《要录》卷九九，绍兴六年三月己巳条）。“时都督张浚在淮南，谋渡淮北向，惟倚韩世忠为用。世忠辞以兵少，欲摘张俊之将赵密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谓世忠有见吞之意”。张浚与张俊分别向皇帝提出他们的问题，宰相赵鼎支持张浚，议者亦谓其得体，然却终究无法得到张俊军的协助，也无法分割其势力。于是赵鼎策划，以杨沂中之御前军支援韩世忠，而以赵密军补充御前军（《要录》卷九九，绍兴六年三月乙亥条）。总之张浚欲得张俊之协助是失败了。
表1 绍兴五年各军团情况
资料来源：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138—143页；《续鉴》卷一一六；《要录》卷九六。
绍兴六年（1136）十月，齐军、宋军会战淮南，此时“（杨）沂中至濠州。会刘光世已舍庐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驰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众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且督光世复还庐州。（中略）光世不得已，乃驻兵与沂中相应”，“初光世言粮乏，诏转运使向子諲济其军，子諲昼夜并行至庐州，（中略）光世乃止”（以上，《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戊戌条）。于是，张浚欲使张俊、刘光世、杨沂中三军联合作战的企图，由于刘光世不肯合作，露出了破绽。
绍兴七年四月，张浚赴淮西查察诸军，史称：
先是，张浚欲征刘豫，会四大将于龟山，问之曰：欲大举以取刘豫，克复中原，如何。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至是，浚往视师，以淮西之军新易大帅也。（《会编》卷一七七，绍兴七年四月条）
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确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
要之，赵鼎、张浚路线的局限性，在此一时点上明显表露。借着对外采取积极政策以集结诸家军、恢复集权制的构想，遭受到诸军的抵抗、抵制而大受挫折。事实上，不论对外政策是积极性抑或非积极性，诸家军的统制问题都已成为政治上的中心课题。在这一波中，张浚曾着手收编刘光世的淮西军，不幸失败，并引发了绍兴七年八月郦琼叛变并投降于齐的事件，赵鼎、张浚路线亦因此而一败涂地。
五、淮西兵变——张浚强硬路线的破绽
如前所论，当时四大将除了韩世忠以外，张俊、刘光世、岳飞均不肯协助张浚，其中以刘光世最好“持不战之论”（《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戊申条），张浚也最想罢免他。关于处置刘光世之事，赵鼎与张浚原本极为慎重，盖“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条）。然而七年二月，议者论“光世昨退保当涂，几误大事”，“又言其军律不整，士卒恣横”。张浚视察前线归来后，也对高宗上奏：“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要录》卷一〇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于是遂解刘光世兵权。次月，即将光世军重编为六军，归张浚心腹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
吕祉素有平戎之志，曾有壮言曰：“若专总一军，当生擒刘豫父子，然后尽复故疆。”（《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戊申条）张浚闻之大喜。对于起用这样有冒险主义倾向的人，中枢内部如参知政事张守、中书舍人张焘、资政殿学士叶梦得均深感危惧，武人岳飞也反对道：“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续鉴》卷一一八，绍兴七年四月丁未条）但张浚仍一意孤行。而另一方面，刘光世的心腹王德及盗贼出身的郦琼两人，为争夺刘光世原有部队的指挥继承权，发生了激烈的抗争，并且到处投诉各都督府、御史台。为处理此事，吕祉在匆促间被派往刘光世军的原驻屯地庐州。吕祉持议向来过激，又昧于军事、军政，况其“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戊戌条），终致调停失败。再加上，吕祉上奏高宗请罢免郦琼、靳赛的密书为琼所得，琼深感不安，遂杀吕祉，并于翌日率麾下全军渡淮河，投降于齐。这件大事就是郦琼叛乱事件，或称为淮西兵变。确切的逃亡兵数不详(4)，然而无论如何，数万之军——而且是最前线配备最精良的军队——一旦失之，两淮防线所出现的巨大空白，对于南宋政权自是极大之冲击。统辖都督府的张浚当然立遭谴责罢免，赵鼎则在仓促间再度被起用，敕命发布，急令时任绍兴府知事的赵鼎“疾速”赴行在。
淮西兵变发生的原因有多重，张浚整编刘光世军策略有误，欲速则不达，他起用人才不当，甚至吕祉的个人性格都是问题。这个事件固然在南宋早期政治史上留下巨大的创痕，但也成为划时期的转机。张浚进行的对齐、金积极路线和军事对决政策就此破产，复之，以张浚路线为基础的赵鼎路线也于此终焉。张浚以与齐、金对决揭举大义名分，标榜恢复失地。为了达成此一目标，必须克服家军体制，着手处理当时最大的家军，并重新整编军团。结果，过半数的旧刘光世军投降了刘豫政权，暴露出南宋尚无能力统制家军；即使是将齐、金定位为逆贼，或是不共戴天之敌，对最前线的军队而言，其实毫无意义。赵鼎意图藉对决路线集结诸军事势力以期重建的理想，随着淮西兵变而破产了。
郦琼叛变也给南宋政治史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当时的状况之下，只要家军不合作，基本国策就不可能执行；反过来说，由国家统制的军事力量之确立，是南宋政权自我确立的最高课题，不具这种展望的政治构想根本无意义，也不必提出。
由淮西兵变而起的转变，在主权者高宗身上最迅速也最清楚地表现出来。高宗原本根据张浚的对决路线，以建康为驻跸地，却在绍兴七年十月末突然移往杭州。对于这个决定，赵鼎曾劝说：“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意恢复。”高宗答以：“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戊子条）他明白表露对张浚政治的嫌恶，以后，也再无意于对金积极的方针。
六、赵鼎之起复与新赵鼎路线
赵鼎于绍兴七年（1137）九月至行在（建康），立刻就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鼎再相，进四官，异礼也。”（《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丙子条）作为淮西兵变后的领导者，他被如何期待，不问可知。高宗立刻接见赵鼎，“首论淮西事”，赵鼎答称：
然，臣愚虑不在淮西，恐诸将窃议，因谓罢刘光世不当，遂有斯变。自此骄纵，益难号令。朝廷不可自沮，为人所观。（《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丙子条）
赵鼎所忧虑的，不是皇帝和宫中所担心的北方防线军事空虚，而是诸将间的动摇、骄纵，“益难号令”。“自郦琼叛，张俊擅弃盱眙而归，诸将稍肆”（《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四月丙寅条）的事态已然出现(5)。张俊军撤至行在后，淮西无备，赵鼎对朝议应酬道：
赵鼎独显言于众曰：今行朝握精兵十余万，使敌骑至临江岸，吾无所惧。惟是安静不动，使人罔测，渠未必辄敢窥伺，何至自扰扰如此。倘有他虞，吾当身任其责。（《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戊子条）
赵鼎的构想是以求目前安静为第一要务，全力平息事态，防止兵变的连锁反应。他复相位后月余，皆无为而治，面对朝士的非难，他答以今之事态若人体久病虚弱，元气大伤，唯务求镇静。这也是这时候的事。（《四朝名臣行录》卷四）
赵鼎再任宰相，虽是无为而治，在人事安排方面，却仍是相当积极：
今之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贤党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或难，则臣何敢措其手也。（中略）上为徙世将，于是公辅等相继补外。（《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壬申条）
赵鼎对一般政策的策划、实施不甚积极，但对人事的热心一如往昔。他的政治手法在这种政治场合中发挥出来，原先支持张浚对决路线的人士被排斥于权力中枢外，填补进来的是持慎重论的赵鼎系士人，这缓和了淮西兵变的冲击，并试着就国家政策进行实质的转换。
从淮西兵变可以看出，无法克服家军体制、无军事统制力的中央，不可能实现任何政治构想。而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南宋政权能否继承北宋，成为一自我确立的政权之关键——正与这个阶段收兵权、诸军事权力尽归皇帝统制的问题，互相纠结。即使掌权的赵鼎标榜镇静第一的无为政治，也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于是，以往与金、齐对决，并集结诸势力的路线被放弃，所谓新政治路线，是以克服家军体制、收回兵权，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课题。这就是新赵鼎路线，其中心内容以整军和军事大权一元化，军权归属于皇帝为主。其以自身为目的的做法，与原来的赵鼎路线相异。此一以统制为目的所设之统制路线，赵鼎本人并不出面，而是由赵鼎所起用、推荐的人才来企划、实施，具体地说，是由常同、张戒、向子諲、王庶等赵鼎集团人士来担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