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即李光之受弹劾，系因其与秦桧的政见原本有异，又在皇帝面前发生争执，诋毁秦桧。第一个理由起自就任之时，故非九年十二月的事件缘由。这样一来，第二个理由，也就是在皇帝面前所争论的内容就变得很重要，可惜史料中并未透露。不过，《要录》己巳日条（辛酉日李光被罢后七日），给事中兼侍讲刘一止、起居郎周葵因与李光同党而遭罢免的记事中，述其理由，“皆以言事忤秦桧。二人应诏，举左宣教郎吕广问，广问尝为李光属官，光欲除馆职，桧不许”。刘一止、周葵属李光系，当然和秦桧对立，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刘一止、周葵等要求起用吕广问，秦桧不同意。则李光、秦桧的对立当系因人事问题而起。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五绍兴九年十二月“李光罢参知政事”项下，系依据赵牲之编集的《中兴遗史》以及熊克的《中兴小纪》《本传》三本史书，记载李光的活动，《中兴小纪》并未语及李光罢免之事，《中兴遗史》则记李光罢免案如下：
初李光荐吕广问于秦桧，桧不答。后广问因与秦桧致争，桧憾之。光尝言，桧所用皆亲党，略无公道，它日必误朝廷。一日，光与亲戚，干桧求差遣，数日未有报。光再见桧，因申前请，且曰：此人孤寒。桧大怒，以谓其讥己任用者，皆豪富人也。台官翌日即言光之罪，遂罢参知政事。
此处有关吕广问之推荐、起用纷争，和《要录》所载一致，显示李光、秦桧之间确曾为人事引发争执。至于《宋宰辅编年录》中所举的《本传》又是什么呢？《宋宰辅编年录》约成书于1220年代至1230年代，故此《本传》显非元代完成的《宋史》本传（《李光传》）。推测这个本传可能是宋代编纂的《国史》，特别是《中兴四朝国史》中的李光传(6)。据此《本传》所述之李光罢免事情如下：
和议之初，宰相秦桧欲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光曰：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会诏令侍从官举西北流寓之士，被举者甚众。桧皆置不问，光与之诘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此怀奸误国之大者，不可不察。桧大发怒。明日，光乞去。
这条史料较之先前的《要录》《中兴遗史》，尚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记载。其理由之一，即宋军当时应如何处理对金防卫的问题，李光显然对金不太信任，和秦桧的态度不同。另一个理由则是为举荐西北流寓之士以应皇帝之诏，李光所荐之人遭秦桧闲置而与之争论，并在皇帝面前相诘难。所谓李光狂悖失礼，当是指“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这段话而言。这里全未提及吕广问之事。吕广问是北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的从曾孙，出身名门，寓居宁国府、太平州、徽州，是典型的西北流寓人士。吕广问之事，在起用西北人士的问题上具有代表性。这样看来，绍兴九年（1139）十二月秦桧与李光间的争论，还包括两淮防卫之撤废问题（国防）、吕广问等西北流寓人士之起用问题（人事）。
宝庆元年（1125）成书的《宝庆会稽续志》卷五《李光传》中，于李光之罢免情事述之如下：
时虏方通和，桧欲弛兵，撤淮甸武备，收诸将兵权，光极言其不可。桧以光异己，颇怨之。会有旨，令宰执、侍从各荐西北流寓之士。光前后所荐，凡三十余人，多知名士。桧皆指朋党，置不问。一日，与光辩论于上前，诘难再三，桧辞屈。光因奏：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窃弄威柄，误国莫大于此，愿陛下察之。明日，留身乞去。
在前文所引的几段李光罢免的材料中，以这一条最清楚、具体。这也许是因为会稽名士为了作传，曾特别央求李光的后代提供材料。它和前引《本传》的内容相同，有关李光在高宗面前的言语，虽然稍有差异，基本上仍属一致。其书既成于1225年，当是先有《会稽续志》李光传，继有《中兴四朝国史》李光传引述其系统性的记载。再者，李光和秦桧在皇帝面前争论的翌日，高宗赞赏“李光举措如古人”(7)，亦同见于两书。因此，由《会稽续志》而《中兴四朝国史》的这个推测应该不会错吧。
以上是藉由南宋时代的各种李光传，来推测李光被罢之缘由，最后则要看看《宋史》李光传的记载。《宋史》乃元人脱脱所撰，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年），卷三六三《李光传》记其事称：
既而桧议彻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光极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彻。桧恶之。桧以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光于榻前面折之；又与桧语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桧大怒。明日，光丐去。
这段文章着实奇妙。元代编集《宋史》时，参考了含《中兴四朝国史》在内的十种《宋朝国史》(8)。所以，《宋史》李光传就是《中兴四朝国史》李光传，当然也就是收录在《宰辅编年录》中之李光传，而其原形则脱本于《会稽续志》。今比较三书所述之李光罢免案，《会稽续志》《中兴四朝国史》与《宋史》在淮南守备撤废与秦桧见解相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特别是《中兴四朝国史》和《宋史》，连所用文字都一样。可是，有关罢免的第二个理由则大有出入。据《会稽续志》《中兴四朝国史》中所说，李光因所荐西北流寓之士为秦桧搁置，在高宗面前发生口角，李光因此说出“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等语。但是在《宋史》之中，却是因为秦桧起用亲戚郑亿年，李光变色大怒，甚至在高宗面前论其“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故激怒秦桧。同是一句“是欲壅蔽陛下耳目云云”，所指之事却大不相同。《宋史》成书仓猝，不备和杜撰之处多矣，但这或许也是个好例子。何以《宋史》会在此处导入郑亿年的问题呢？这个缘由必须究明。关于郑亿年的处遇问题，本书迄今尚未言及，它既是李光罢免案的第三个理由，自有检讨的必要。
《宋史》将性质相异的记事混为一谈，如果要解开此事，探询郑亿年处遇问题的原委，就得从南宋初年宰相朱胜非的笔记《秀水闲居录》着手。可惜《秀水闲居录》和《中兴遗史》《中兴四朝国史》等书都已亡失，无法窥见原貌。幸而《会编》《中兴小纪》收载了一部分。今查《会编》卷二二〇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秦桧薨”之记事，有“秦桧遗表”及《中兴遗史》《靖康小雅》《中兴姓氏录》，以及《秀水闲居录》等秦桧相关记事。最后一项即是藉由其与北宋末宰相郑居中一门之关联，记述秦桧的特权、权门性格，并谈及居中长子修年、次子亿年，有关亿年的记述如下：
建炎四年，虏骑渡江，亿年被执北去。逆豫僭立，即臣事之，为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书，迁除执政、尚书右丞资政殿学士。绍兴九年，虏既废豫，以河南地来归，亿年召还。时宰相秦桧者，王仲山之婿也。亿年母，即仲山亲姉，桧子熺复娶修年女，至是颇佑之。初至，除杂学士，继欲复伪齐所受职名。参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以为不可，乃止。后数月，光罢政，亿年竞复资政殿学士，仍奉朝请。虽士论汹汹，而一时侍从、台谏皆桧私党，不复顾逆顺之节矣。
郑亿年曾仕伪齐，官居极品，后因金取消齐之政权，宋、金达成和议而得归宋，秦桧以妻王氏之父和亿年之母为兄妹，桧子熺又娶亿年兄修年之女，竟力谋为郑亿年复官，李光乃与之争执。《秀水闲居录》的作者朱胜非在这段记叙之后，有如下之感慨：“呜呼!亿年事逆豫为执政，掌其机事，预其深谋。而所谓机谋者，欲灭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倾覆赵氏宗社而为刘氏家国也，欲吞并东南而臣属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从。然则亿年与豫其罪等，旧官其可复乎。”朱胜非愤恨亿年之无节操，以其出仕于金的傀儡政权，且画策灭宋，理应处以极刑，然竟可官复旧职。值得注意的是，他记道：李光怒于“榻前面折之，以为不可”。这与《宋史》李光传之记载相同。因此，《宋史》李光传的编纂者是将《秀水闲居录》对郑亿年非难之语，混入《中兴四朝国史》李光传。李光、秦桧间因起用西北流寓人士造成的对立，和因郑亿年复用所形成的两人对立，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此种混乱实是《宋史》之杜撰。
杜撰的问题暂置不论，要解读《宋史》李光传的记事，朱胜非的记述必须好好注意。这是同时代人的证言，南宋成立时期的秦桧和其周边人物的动向由此可见，实在是宝贵的证言。李光之所以被罢，固有前所论之（1）淮南防卫线撤废与否，（2）包括吕广问在内的西北流寓人士起用争执等原因，但仍以第三个有关郑亿年的问题为最大决定因素。因为前二者是政策之争，秦桧既是为了和议一时之便，在人事妥协下起用李光，而李光亦为了达成休战以减轻江南赋课而出仕，他们的合作关系诚可谓吴越同舟，意见相左乃是可以预想的。至于第三个问题，则缘于双方基本特质的不同，引发无可妥协的对决，高宗既支持秦桧，李光只有下台。在《李光的基本立场》一节中，我们曾回顾李光的政治生活，那是以与朱勔、王黼、蔡京父子等权势者抗争为基础者。另一方面，诚如前此所反复指摘一般，秦桧乃是立足于权门层人际关系的秀异分子，当他与李光相遇时，两者因基本特质、社会背景不同而不得不相互对决。代表权门特权分子的秦桧，和代表江南在地地主不断进行反特权斗争的李光，皆各有其本来的性格，二者在郑亿年的出处问题上，一触即发地相互激荡，李光在皇帝面前非难秦桧，甚至于狂悖失礼，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强烈反对和议氛围中毅然就任参知政事的李光，无法在郑亿年的问题上有所退让，其罢免、下台乃是当然的结局，这也暴露了中央权门和江南地主士人联合政治的破绽。
————————————————————
(1) 关于应奉，参见和田清编：《宋史食貨志訳註（一）》，东洋文库，1960年，第221页。
(2) 绍兴出身的诗人陆游在这个问题上也与李光同一立场，极力主张“废田复湖”。例如陆游七十一岁时的作品《镜湖》即写道：“镜湖泆已久，造祸初非天，孰能求其故，遗迹犹隐然。（中略）民愚不能知，仕者苟目前，吾言固应弃，悄怆夜不眠。”有关陆游之镜湖（又称鉴湖）问题，近将以专文讨论之。
(3) 玉井是博：《宋代水利田の一特異相》，《支那社会経済史研究》，岩波书店，1942年。
(4) 关于御前、御前库、御前桩管激赏库的问题，可参考梅原郁：《宋代の内蔵と左蔵——君主独裁制の財庫》，《東方学報》42，1971年，第159—160页，左藏内库项。
(5) 周藤吉之：《南宋の農書とその性格》，《宋代経済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第24—37页，（二）南宋の農書と勧農文。
(6) 关于《宋朝国史》《中兴四朝国史》之编纂，参见周藤吉之：《宋朝国史の編纂と国史列伝——〈宋史〉との関連について》，《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
(7) 《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正月丙午条记高宗视李光为变节汉，而非如《会稽续志》之美化。其文谓：“上曰：光初进用时，以和议为是，朕意其气直，甚喜之。及得执政，遂以和议为非，朕面质其反复，固知光倾险小人。”
(8) 参见周藤吉之：《宋朝国史の編纂と国史列伝——〈宋史〉との関連について》，《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