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绍兴十年至十二年之政治发展（上）——金之重占河南与南宋之收兵权.2
是夜半，复以制分命三大帅军中列校，使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凡其所统，升黜赏罚，得专达之。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帅入授元枢之制，既出，则其所部皆已散去，导从尽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谋，惟先臣（王次翁）与秦桧预之，天下叹服。三帅既罢兵柄，先臣语伯庠曰：吾与秦相谋之久矣。虽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脱致纷纭，灭族非所忧，所忧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断与天合也，吾何力之有。
也就是说，在三将就任枢密使、枢密副使前一天晚上，秦桧、王次翁等人颁下敕令，认可各带兵官之人事权与指挥权，使各将麾下所领部队独立为皇帝的直辖部队。结果，各部队于一夜间尽皆散去，各将不再有统御之力。《要录》作者李心传提到，《日历》与《王次翁叙记》间有五日差距。所谓一夜之间皆散去的说法，确实令人难以相信，但各将麾下“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的记载的确很重要。因为这与王庶、常同、张戒等人所提出的偏裨抚循政策——令副将自立，以分割各将军团而弱之的方针——大体上相一致。王庶等人于绍兴八年（1138）上半年所构想的计划，终于在三年后付诸实施了。
其次，此一策谋虽是在高宗主导下进行，但很明显地是出自秦桧、王次翁的谋划。王次翁其人，及其与秦桧间的关系，前文已有所分析（详本章第二节）。由于此时仅秦桧与王次翁任职宰执，秦桧一系列收兵权的重要工作，遂皆由王次翁负责主持。正如史书所言：“时韩世忠与刘光世，张俊与锜皆不相能。御史中丞王次翁言曰：臣闻世忠之与光世因言议而有隙，俊之于锜因措置有睽。窃恐锜保一孤垒，光世军处穷独，俊与世忠不肯急援。愿遣使切责。（中略）时诸将骄而次翁弹击不避。”（《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庚午条）他与赵鼎属下的王庶一样，强烈地想将家军收归国家统制。
这种意图使战斗部队自立、分离的构想，进行地极为隐秘，恰如《齐东野语》卷十三“秦会之（桧字）收诸将兵柄”所记：
始诸将苦斗，积职已为廉车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鞭挞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可自结和，人人便宽善。共命报应已略定，三人（世忠、俊、飞）扰扰，未暇问也。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挂兵权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官尔。诸公今为枢庭官，顾不役属耶。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岳飞军向以统制严格知名，由于王次翁观察到，他的严格统制正是促使将校群自立的契机，也是建立皇帝禁军的基础，故不致重蹈张浚的覆辙——战斗部队将校层反对收兵权并加以抵抗。
从政治面来看，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的收兵权工作厥为收买、分化，至于军队制度本身又是怎样的状况呢？《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二十六日）条载有诏书：
是日，诏宣抚司并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统制官已下，各带御前字入衔，令有司铸印给付，且依旧驻扎。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
这份诏书的重点有六项：（1）废宣抚使制——家军体制。（2）今后调发军队皆须秉承皇帝意旨。（3）带兵官（统制官）加“御前”之名，以示其为皇帝直辖，并给付官印。（4）部队驻屯地点不变。（5）今后无论是物资的调发、人员的补充，皆由三省枢密院，也就是由中央主持。（6）各带兵官可依职位高下，顺序入朝谒见。因着措施（1）以往武将专横以及由此而来的地方军、家军体制得以全面废除。措施（2）则将作战命令及军事指挥权全部收归皇帝所有。而措施（3）与措施（6），则使得全部战斗部队皆成为皇帝的军队，直属于皇帝。五月三日，以诏书赐给原本的三宣抚司统制官，其文曰：
朕延登秉钺之元勋，并任本兵之大计。凡尔有众，朕亲统临，肆其偏裨，咸得专达。尚虑令行之始，或堕素习之规，其各励于乃心，以务肃于所部。（《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五月庚子条）
这明白表示，将由皇帝直接统御并指挥、命令各部队。至于措施（5）既不许各部队随意调配物资，也就意味着将由国库负责军队的开支，以往任各家军自由制造、贩卖酒类，经营质库等商业活动皆须中止，并转归于国家。五月四日，在楚州、建康府、鄂州之韩世忠、张俊、岳飞等营地设置总领以总理军马钱粮，就是与措施（5）相配合。值得注意的是，此军马钱粮官“各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职馈饷云。总领官正名自此始”（《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五月辛丑条）。于是身为文官之总领官不独主掌军中财政，也参与军事。尽量分割官职，以期相互监察、相互规制，原是宋朝统治机构经营的一大原则，这里不过是再次翻版而已。总之，地方驻屯军队也被纳入文职财务官员的监视、规制之下(7)。
接下来，当讨论第三点，也就是如何成功地策动三大家军中势力最大的张俊。早在赵鼎、张浚计划收兵权时，就已设想着该如何让诸大将转任枢密使职、使战斗部队自立等有关措施，但都未能成功。秦桧之能以此为计而得成功，一因其把握了柘皋战后借口论功行赏的最佳时机；同时还进行政治工作，策动三大将之一的张俊，让他率先表示愿归还兵权。秦桧对张俊所作的政治工作，也分化了诸将间的一致性，既是怀柔、笼络，也是收买，这次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关键正在于张俊之归还兵权。前面提到，张俊、韩世忠、岳飞等一起被秦桧与王次翁设计，“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齐东野语》卷一三）；事实上，只有张俊早已稍知高宗、秦桧意向，同时秦桧也曾热心地游说张俊。《宋南渡十将传》卷六《张俊传》称：“拜枢密使，俊觉朝廷欲罢兵，首请纳所统兵。诏奖谕之。”又陆游作《德勋庙碑》也以张俊此项提议为收兵权之关键：
而一、二重将，未还宿卫。论者咸以为非长久计，公则率先请罢宣抚使事。奉朝请，章再上，引义恳款，于是议始定。士大夫咸谓：其得大臣体。而高宗亦每谓之腹心旧将，又曰：从来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与他功臣相去万万。（《渭南文集》卷十六）
于是，“时俊与秦桧意合，故力赞议和。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上从其请”（《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条）。可见一般皆认为，秦桧与张俊已先在和议问题上取得一致性。
不过，这时秦桧并不能确定张俊是否为主和论者。张俊虽非岳飞、韩世忠者流的强硬对金论者或主战论者，但其如何看待宋、金共存关系则不甚明白。秦桧对张俊所下的工夫，恐怕还是应该从让他独掌兵权这点来考虑。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张俊罢枢密使职，《要录》记其事曰：“初，太师秦桧与俊同主和议，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及诸将已罢，而俊居位岁余，无请去之意。桧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论其罪。”（《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条）和议云云者姑且不论，秦桧约以张俊一人掌兵，应该才是使他愿将兵权奉还皇帝的理由。
如上所言，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间，悬宕已久的收兵权问题——解散家军体制，整编皇帝直辖部队等基本部分，在秦桧、王次翁、范同、张俊等人努力下，一下子就实现了。同年冬十月，高宗曰：
艰难以来，将士分隶主帅，岁久未尝迁动，使植根深固，岂是长策。尝令互易，如臂指可以运掉。才过防秋，便当为此，则人人可以指踪号令矣。（《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条）
这固然显示家军体制并未完全绝迹，然延至绍兴十二年底，“上谓秦桧曰：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条），就已是一副夸耀兵权已完全收回的口气了。
在史臣秦熺（桧之养子）笔下，对于绍兴十一年四月的收兵权过程与其最终目的，还有高宗、秦桧等当事人的官方看法是：
既班师，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凡有号召，多托故不至。于出师之际，又不能协力徇国家。恐有缓急，必致误国大事。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一日，大廷宣制，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帅为枢密使、副。由是天下兵柄尽归朝廷矣。然是举也，孰不以为善。前此独无敢睥睨者，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今一旦悉屏听命，如玩婴儿于掌股之上，销祸于未然。既已协诸军之公愿，谓自此愿尽死力。远近欢呼，切叹睿断英果，措意弘远，知敌不足忧，而太平可指日待也。（《要录》卷一四六，绍兴二年八月己丑条）
南宋政权的收兵权工作不但是众人的期望，也是集权国家为确立其自身而必须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的课题。不过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这个时点本身所具有的个别性、历史性意义也不能等闲视之。从这点来看，史臣的记述——即所谓官方看法——如“恐有缓急，必致误国大事”，或“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等语，虽一味强调当防范军阀、家军之反乱于未然。即将北宋以来皇帝集权主义的复活，视为是收兵权工作的首要目标。全未提及绍兴十一年二月柘皋战后的景况，也就是对金战争最紧要时刻的状况。但我们仍可以推测：秦桧等人于绍兴十一年四月进行此事，乃是因收兵权在对金战争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兴圣政》所引“史臣曰”有如下见解之事亦不能轻忽：
《中兴圣政》史臣曰：（中略）乌珠求和，畏我之强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势重，将帅之权轻。（《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九月己丑条附注）
史臣认为，南宋政府收兵权并解散家军，可以强化南宋军事实力，有利于对外。与此看法一致的，是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高宗闻知金提议和谈时所言：“始谓将帅各自为家，莫相统一。今闻尽归朝廷，纲纪既立，军政必修，望风畏惧。”（《要录》卷一四一，绍兴十一年九月戊申条）总之，收兵权——解散家军体制与编成单一的皇帝直辖军队——乃是“我之强也”的根据，也是形成“朝廷之势重，将帅之权轻”的缘由，这与秦桧的战争构想与战争指导方针恰相符合。绍兴十一年夏收兵权的历史意义，除了封锁家军造反的可能性，也使对金战争更趋近秦桧所拟想的防御战。如后所言，和议与收兵权的连贯性、岳飞之死的超历史性，皆与绍兴十一年四月收兵权工作的历史意义有着无可置疑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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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山軍治：《熙宗皇統年間における宋との講和》，《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第316、334—342页。
(2) 陶晋生：《完颜昌与金初的对中原政策》，《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43页；又氏著《女真史论》第三章《政治汉化：一一三五至一一六一》，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41—43页。此外又可参看陶晋生：《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1分，1971年。
(3) 关于第二次宋金战争的开战日期，各书所载不一。《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六》与《要录》卷一三五，皆称五月丁亥（十四日）南京（应天府）陷落；《宋史》高宗本纪与《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三，皆谓己丑（十六日）西京（河南府）陷落。可是开战——毁盟之日与东京城陷之日则不一致。《宋史》本纪言：五月己卯（六日）“叛盟，兀朮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十二日）“兀朮入东京，留守孟庚以城降”。《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则道天眷三年五月丙子（三日）“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己卯（六日）“命都元帅宗弼以兵自黎阳趋汴”。又《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三，记五月乙酉（十二日）“金人叛盟，分四道入寇”。关于开封之陷落，《会编》卷二〇〇与《中兴遗史》皆称五月十一日，《日历》作十二日，张戒《默记》则为十三日，《要录》乃言“诸书不同”（《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条）。由于开战之事系由金主导，故据《金史》取五月三日。至于东京陷落之日，则从《要录》之五月十三日之说。
(4) 《要录》其他刊本有一“不”字，又《（中兴）遗史》亦作“朕虽亡国，不复见张浚”。“不”字恐有脱漏。
(5) 关于其所弹劾事项——受岳飞赠金五万贯，赵鼎曾有辩解，详见《忠正德文集》卷九，弁诬笔录。
(6) 绍兴四年十一月的宣战理由，是指称金之傀儡政权——齐为“逆臣”，“大逆不道”。绍兴十年六月发动的对金战争，宣战理由则止于对金将宗弼个人的攻击。南宋在诏书、檄书中明确表示与金全面对决，始自绍兴三十一年八月的战争。在那份诏书中，历数金之占神京（开封），强掳两帝致其崩殂，望“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躯报国，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复之图”。檄文则言“不与贼以俱生”。高宗也对宰执谈到“神怒人怒”，“庶几恢复神州，以复两朝之耻”。这是基于复仇论、失地恢复论，采取全面对决的态势。（《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庚子朔及甲辰条）
(7) 关于总领所制度与南宋史一般性的讨论，参见内河久平：《南宋総領所考——南宋政権と地方武将の勢力関係をめぐって》，《史潮》78、79合并号，1962年，第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