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1142）是南宋史或南宋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年。总结前述各政治过程来看，南宋政权当系于此时方才确立。建炎元年（1127）诞生的赵氏继承政权至此始成为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权力体。南宋政权的确立，一因对外方面已与金成立盟约，再者在对内方面亦经由以下政治过程而完成。此即：（1）绍兴五年以镇压钟相、杨么为终结，完全平服了全国各地的叛乱、对抗势力；（2）多达数百起的叛乱势力中，一直不曾有当时居政治主体的士人参加，换句话说，这些叛乱活动都只停留在个别行动，并没有结构性地形成全面否定继承政权的运动，士人层——地主阶层的绝大多数仍是支持继承政权的。
高宗曾于绍兴十一年（1141）冬“谓大臣曰：人主之权在乎独断”（《要录》卷一四二）。又说：“礼可以立国，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要录》卷一四三）这表现出他已克服摇篮期，具备了身为一人专制君主的自信与权威。他早已不是过去曾下“罪己之诏”的高宗，自责：“一曰昧经邦之远图，二曰昧戡难之大略，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谕天下，使知朕悔过之意”（以上，《纲目》卷二，建炎三年（1129）六月下罪己诏条；《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辛酉条）；也不是哀告金将、中止远征的高宗，“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条）。建炎三年（1129）是南宋初建时最不安定的时期，经过十余年后的绍兴十二年，继承政权在其新划定的领土上已拥有稳固的权威与权力。
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的政治过程，其历史意义并不止于以高宗为中心的政治权力体的确立。我们应该注意到，以后的一百五十余年间，贯穿南宋朝的基本架构与国家营运大纲，都已在绍兴十二年前的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整备完成。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对于南宋政权基本特质具有根本影响力的外部环境，也就是南北均衡共存的状态至此已然确定。南宋人叶适以为：“绍兴十一年之前，中原之号令犹或可接，后始截然矣。”（《水心别集》卷一五，终论六）即以绍兴十一年和约为分界，宋与华北、中原的关系完全断绝；而“自绍兴十一年之后，不惟我之所欲者，专在和好，而女真之族类亦皆以和为利”（同前，终论四）。同为南宋人的吕中也说：“绍兴之和者二十年，隆兴之和三十年，嘉定之主和者三十年，亦享成功而无后患。”（《中兴大事记》，中兴规模论）宋或金虽也曾破坏和约，但在蒙古族崛起之前，南、北（宋、金）双方基本上都维持着均衡共存的状态。这点是绍兴十二年南宋政权得以确立，并决定其基本特质的一大根据。
其次，出现于此时，亦堪称是南宋国家体制者，即其军事编制，也就是四屯驻军、总领所体制。南宋将北宋以来的禁军——殿前司军、侍卫司马军、侍卫司步军之三衙军体制——调整为四屯驻军制，这些远比三衙更为重要，是南宋军事力量的根干。四川、湖广（鄂州）、淮西（建康府）、淮东（镇江府）等四屯驻军的设置经过，其实就是绍兴十一年（1141）前收兵权的经过，也就是原有各军事势力为家军所吸收后，家军被编组为三宣抚使军，三宣抚使军又被解体重整后成为御前军的全部过程(1)。在地理位置上被隔绝于一边，独立色彩浓厚的四川军暂且不论，李心传曾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八“绍兴内外大军数”条下，就其他三屯驻军的隶属变化予以整理：“由是三衙外，但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军。今镇江大军，韩氏部曲也，建康大军，张氏部曲也，鄂州大军，岳氏部曲也。（中略）故东南惟以润（镇江府）、昇（建康府）、鄂三军为根本。”三宣抚使军转换为三屯驻军后，为调度军粮、维持军团，并参划军政、监察武将诸事，乃于绍兴十一年四月在镇江、建康、鄂州之地设置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所。四川利州则于绍兴十五年十月设四川总领所，四屯驻军、四总领所的体制自此确立，直到南宋灭亡。
于南宋政权确立时期出现，并沿为南宋一代国家体制的第三点即财政制度。《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癸丑条曾综括绍兴时期的国家财政称：“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两税之收入）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
南宋叶适曾上奏请减轻或撤废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附加税，他认为皇帝若有救天下苦难之意，“必先罢去经、总制钱之半。（中略）罢去其半，稍稍苏息天下，然后州县之月桩、板帐罢矣”（《水心别集》卷一五，终论一）。通南宋一代，这种附加税本身，以及基于此税赋而建立的国家财政，曾遭多人反对，但始终无法有所改变或予撤废。至于积极推动此一办法者，即前述之吕颐浩、孟庾、朱胜非等建炎三年至绍兴七年间的宰执（大臣）。综而言之，凌驾于正税——两税之附加税、加值税、专卖收入等，得以成为南宋国家财政收入重点——这也是国家敛夺体系——其规模在绍兴十二年（1142）以前已然完成。
绍兴十二年（1142）不但是南宋政治权力体的确立时期，也是南宋国家大纲预备时期。以下即先就历经此过程始得确立的南宋政权基本特质稍作讨论。事实上，南宋政权的确立确实与此政权基本特质的决定、南宋政权历史个性的形成有着极深的关联。南宋政权是北宋的继承政权，单从其标榜“中兴”，即可理解其基本特质中必带有北宋政权的色彩，这不能从理论或抽象层面分析，必须用历史的方法考虑。
与朱熹同时期的叶适，曾历述自北宋末至绍兴十二年的历史过程：“自是宣和之末至绍兴十年之后凡二十年之间，中国实无溃叛之形也。然终不免于罢兵增币，分裂南北以和寇仇，大则无东汉戡复之勋，小则无晚唐羁縻之政。”（《水心别集》卷一五，应诏条奏六事）就叶适看来，自北宋政权崩溃以至南宋政权成立的二十年间，是一段中国本身无叛乱，却失去华北、中原控制权，与金形成共存局面的历史过程，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民虽不为变，而终以分裂，（中略）虑事不尽，使百七十载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处江浙，以为南北之成形”（同前，卷一〇，始议一）。其端的则是“爱虏而不敢爱中原”（同前，卷一五，应诏条奏六事）的政治过程。于是原本应该“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尽天下之势”（同前，卷一〇，取燕三）的宋朝，虽仍得人民信服，却放弃了中原，放弃作为民族护卫者的任务，以及代表全体的自我定位。继承政权是以中国南北分裂为当然，再据此自我定位而出发，这是与北宋政权极大的不同，南宋政权的基本特质之一于此显现。
此外，叶适也指出，宋政权的基本特质乃是彻底的集权主义。“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正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同前，卷一二，法度总论二）(2)这种性格完全为南宋所继承，叶适继前文续论道：“况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堤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同前）这种对集权主义的继承，一方面支持秦桧收兵权，一方面则反对李纲等人行藩镇政策。“而秦桧以为，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故屈意俯首，唯虏所命，以就和约。废诛诸将，窜逐名士，兵使一归御前。督府结局，收还便宜，使州郡复承平之常制。”（同前，卷一四，纪纲四）又论称：“夫徒鉴五代之致乱，不思靖康之得祸，故李纲请裂河南为藩镇，范宗尹尝割边面为镇抚，皆随以废格。陛下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同前，卷一五，上殿札子，淳熙十四年）总之，以克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状态为目的的北宋集权主义，亦为南宋所继承，并成为南宋政权的基本特质之一。
就叶适看来，南宋政权虽然继承了北宋的集权主义、君主独裁体制，但是北宋政权中基于民族整体，与北方民族相对抗的汉族主义，非但未为南宋所继承，而且被全然地放弃了。
对于五代之后周与北宋等政权而言，对抗契丹之民族保卫战，实与克服割据分裂之集权工作无可划分，二者的关系既是目的与手段，也是互补的(3)。后周与北宋虽然对于“先北后南”（对契丹战争当先于内部统一战争）或“先南后北”（内部统一战争结束后再对契丹作战），有着不同的选择(4)，但宋太宗“恢复旧疆（五代后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此朕之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条）之语，正是后周、北宋共有的国策与基本方针。因此，若从北宋的建国理念来观察南宋，则南宋政权已然放弃防卫民族整体的自我角色定位，单只继承了集权主义的部分。南宋时期的集权主义本身就是目的，集权主义的自我目的化，使得其整体性为之稀薄化，结果使得特定政治势力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政治权力的组成遂更为狭隘。
如前所言，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李纲曾主张将标榜“怀土顾恋，以死固守”（《大金吊伐录》卷二）的在地地主自卫团体予以组织，但遭到排斥；高呼“中原地尺寸不可弃”（《宋史）卷一二四《岳飞传》）的岳飞则被赐死；在江南、四川等地负有声望的领袖人物如李光、张浚，又因权力斗争而被逐出权力中心。拥立高宗、占据初期南宋政权中枢、掌握主导权的势力，乃是自北宋末延伸而下的权门系官僚，黄潜善、吕颐浩及其所起用的实务、财务官僚，多出于北宋末权门如蔡京、王黼者流。关于这点，下章讨论自绍兴八年（1138）起在政治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秦桧时，将再作处理，此处仅就必要者加以说明。促使李光被罢的郑亿年之父郑居中，系徽宗朝宰相，他曾极力推荐王黼，史称：“（王）黼因投郑居中党中，而居中前后数于上前称荐黼有宰相才。”（《会编》卷三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条引《宣和录》）秦桧妻王氏为神宗朝宰相王珪孙女，据称其叔父王仲嶷受到蔡京并北宋末权臣童贯之庇护，史言其“久依（童）贯，闻是而自诣。（中略）贯大喜。故王氏于政和以后恩数及褒诏悉贯之力。大抵不轨凡若此”（《会编》卷五二，靖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条）。又秦桧之妻王氏祖王珪的从子王仲闳亦是朱勔系得力之实务官僚，他在平江府“济其恶，空竭县官经常，以为应奉，类以亿巨万计”（《东都事略》卷一〇六《朱勔传》）。
秦桧与北宋末开封权门的关系颇深。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北宋权门之中心人物，虽然随着北宋政权的崩溃而消逝，其体系内之官僚群与政治势力，却在政治斗争中胜过了在地地主系势力，占据了政权中枢，在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和北宋政权相比，南宋政权失去了民族整体性，只继承了集权主义；不以一定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北宋末权门势力，借着拥立高宗掌握政治主导权的事实，其实正与此相呼应。寄生性的中央权门势力排除了地方性的在地立场与论理，稀释了民族整体性，使之沦为次要的意义；而以中央支配地方、收括地方财富的集权主义为当然。由此看来，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确实是北宋末政治过程的延长。
保卫民族整体的想法淡薄，之所以会成为南宋政权基本特质之一，实与南宋政权确立之时，需要金之支持、协助，取得金之谅解有关。追根究底，金确实是南宋政权的一大支柱。王船山就一语道破宋、金两国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说：“是则宋之为宋，一女真也，女真之为女真，一宋也。”（《宋论》卷一一《孝宗四》）只要想到高宗的权威来自金的支持，应该就会同意王船山的意见。相对于北宋政权立于其支持基础的自我完结性，南宋政权则必须靠着金的支持，以补足其支持力的弱质性、有限性与狭隘性。在这种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南宋政治史的开展过程具有以下诸形态：相对于以集权主义为自我目的的权门，以及有赖金间接支持之权门；在确立过程中被排斥的在地地主系势力则要求恢复民族整体性，主张收复故地之对金强硬论，并且要求实行反集权主义的政策。这正是源自于前述之历史经过与结构。要言之，绍兴十二年（1142）确立的南宋政权，乃是由北宋末之权门势力掌握了主导权，得到金之支持与谅解，放弃了北宋的民族整体性，却继承其集权主义的政权。与北宋政权的固有性质相对照，其反动性极强，而其政治权力体由特定政治势力组成的情况也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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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内正博：《南宋建国期の武将勢力に就いての一考察——特に张、韓、劉、岳の四武将を中心にして》，《東洋学報》38-1，1955年。
(2) 又叶适也说：“国家（宋）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水心文集》卷一〇，始议二）。
(3) 参见寺地遵：《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説》，第三节《契丹族の台頭と中国の対応の倫理》，收入今堀誠二编：《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その歴史的展開》，劲草书房，1983年。
(4) 这个问题尚可参看吴泰执：《宋辽金史：“关于宋初专制皇权重建的历史作用及宋太祖的历史功过问题”》，《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又可参照徐规、方如金：《又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宋史研究论集》，1984年。
第二部 秦桧专制体制的建立与变迁
——维持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政治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