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严后来以尚书令受遗诏辅政，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李严何以得骤居此职，陈寿未作交待，它书亦无说明。据知前此孙吴曾以周瑜为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李严中都护之任略当孙吴之周瑜，而顾名思义，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的职任更重于中护军，近于魏晋常见之都督中外诸军事，例为武力权臣所居。我疑李严素有实力，他奉诏来永安，或有率所领兵以守峡道任务，成为夷陵倾败以后蜀国安危所赖的重镇，因而有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的任寄。后来诸葛亮北伐时调李严离永安、江州，欲得其兵以镇汉中，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就是由于有此背景。
李严辅政以后，处境有些特殊，与诸葛亮的关系也颇为微妙。李严不得入成都，只是居永安为外镇，实际上无法起到刘备原来许诺于他的辅政作用，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也成为具文。他退而求其次，力图在江州扩大实力，巩固分陕之势。《华阳国志·巴志》：李严在江州“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按州即洲），求以五都（按当作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13)《水经·江水注》略同。《李严传》则直谓李严“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华阳国志·后主志》还说李严欲效法魏国陈群、司马懿所为，要求开府，以与其时开府、领益州牧的诸葛亮等列。种种迹象表明，李严是想使巴、蜀“分陕”的局面合法化，长期化，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这当然是诸葛亮所不能容许的。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在酝酿中，不知哪一天将要爆发。
李严拥有实力和地位，自视甚高，一贯表现与诸葛亮相颉颃的态度。据《李严传》，严致书于由蜀降魏的孟达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按指受遗诏辅政），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亦有书与孟达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按李严字正方）性也”，史谓“其见贵重如此”。按诸葛亮致书孟达，是以执政地位，在北伐出师之前引孟达为外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严以都护屯驻江州而与孟达为境外之交，炫耀自己与诸葛亮相伯仲的地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李严还劝说诸葛亮受九锡，晋爵为王，动机何在，值得琢磨。诸葛亮复书谓“若灭魏斩睿（魏明帝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亮以“并升”为词以尊李严，可以想见他委屈求全于李严的用心。
诸葛亮通过委重李严以表示对旧人的尊崇，暂时缓和了旧人新人的矛盾，但并不能消除这种矛盾。最先挑起矛盾的是廖立。廖立，武陵人，是刘备在荆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诸葛亮器重。《廖立传》，亮谓“庞统、廖立，楚之良材，当赞兴世业者也”。刘备死，廖立为五校之一的长水校尉，并没有被安排在足以“赞兴世业”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李严郡吏出身，长于文法而短于学术。廖立“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所指当包括李严在内，主要就是李严本人。廖立发难，新人旧人一时关系趋于紧张。诸葛亮表上后主，说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亮表还说：“陛下即位之后，普增职号，立随比为将军，面语臣曰：‘我何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按此字疑误）当在五校。’臣答：‘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为卿也。且宜处五校。’自是之后，怏怏怀恨。”廖立被废徙汶山为庶民，导火线在于坐自贵大，不服李严。
从旧人方面爆发矛盾，始于来敏。来敏，义阳人，东汉功臣来歙之后，司空来艳之子，出自“荆楚名族”。来敏仕刘璋，为璋姻亲，在旧人中颇有地位。《来敏传》注引《诸葛亮集》亮下教曰：“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按即刘巴）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宋书·王微传》：“诸葛孔明云：‘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后主即位，来敏为虎贲中郎将领宿卫兵。刘巴本是刘备“宿昔之所忌恨”的人，来敏既于成都初定之时即为刘巴所援引，其对待刘备的态度可知。“乱群”是诸葛亮处置官吏时习用之词，表废廖立，曾说“羊之乱群，犹能为害”云云。(14)“乱群”之语，盖指在群僚中制造事端，特别是导致新人旧人纠纷。诸葛亮在筹划北伐、安顿后方时，对于东宫旧人、掌领宿卫而好“乱群”的来敏，是不会不作处置的。所以，诸葛亮请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使他离开后主，随同自己北伐；而在所上《出师表》中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以代来敏。这件事，引起了来敏的激烈反应。诸葛亮教谓：“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耶？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来敏所称“新人”，即指董允。董允是董和之子，董和虽是刘璋旧属，但与诸葛亮长期共署左将军府事，“终始好合”（《董和传》），在政治上与新人一体。董允年少，刘备时始起家为东宫官属，与刘璋没有什么关系。这也许就是来敏不认为董允是刘璋旧属而认为他是“新人”的缘故。来敏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屡被废黜，又以其耆宿学士，东宫旧臣，屡废屡起，但也只是职在闲散，没有大用。这种处置似乎是留有更大的余地，与对廖立有所不同。
诸葛亮废徙廖立，左迁来敏，目的是惩罚和防备发难闹事的人，以求维持平衡和安定。但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新人旧人矛盾问题的办法。最终的办法已经在诸葛亮思考之中，要等待有利的时机才能实现。
三 诸葛亮废黜李严的原因及其结果
建兴八年（230），关中魏军有三路进攻汉中的态势。诸葛亮借此理由，命李严将二万人赴汉中，并以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李严抗命不欲北行，筑江州大城，求置巴州为刺史，并求开府诸事，已见前述。诸葛亮表废李严时追叙这一段事情说：“臣当北出（按指建兴八年出师防备魏军之事），欲得平（按李严改名李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亮以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完全是作为促使李严北上，也就是调虎离山的条件而安排的。李严既然不得不离开长期盘据的江州，那末，诸葛亮进一步解决李严问题，就只是早晚的事情了。
建兴九年，李严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诸葛亮废李严，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据《李严传》，李严之表现为：一，喻后主指，运粮不继，呼亮军还；二，又诘亮粮足何以还军；三，并表上后主谓亮军退盖以诱敌。亮以严反复如此，乃出严前后手笔为证，表徙严于梓潼为民。《李严传》注引诸葛亮公文上尚书，谓严“横造无端”；《季汉辅臣赞》据亮所言，亦谓严“造此异端”。但是这里所说的李严举动毕竟过于乖谬，不符常情，丝毫不像一个素来“以才干称”、“有能名”、被誉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在蜀国地居分陕的人所当为，颇疑其间另有文章。废徙李严，是解决新人旧人之争的关键，是当时的一件政治大事。陈寿所上《诸葛氏集》二十四篇十余万言，其中有《废李平第十七》一篇，可见关于此事的文书资料是不少的。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当是据《诸葛氏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象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
李严被废徙，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季汉辅臣赞》注谓：“都护李严性自矜高”。(15)《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江表传》：“诸葛亮表都护李严，严少为郡职吏，用性深克，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这个材料，是陈震向诸葛亮提供的。陈震是刘备旧属，随刘备由荆入益，与李严的人事背景不同。《陈震传》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谓“孝起（按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按陈震与李严均南阳人，故知乡党所论如此。震使吴在建兴七年，早于李严被废二年）。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由此可见，李严人多巧诈，桀骜不驯，难于共事，而且还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更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线。
李严所为“苏、张之事”，具体情节没有记载。《通鉴》太和五年（231）胡注曰：“谓苏秦、张仪捭阖其说以反复诸侯之间，今李平复为之。”这一解释，可以与《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正议》所说“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的用语相印证，(16)应当可信。李严所行“苏、张之事”，当指其纵横捭阖于旧人新人之间，肆其诡靡之说，挑起新旧不和，所以诸葛亮要假借理由加以消除。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由于涉及新人旧人问题，关系重大，不便独自处理，所以诸葛亮表废李严，联署者包括旧人新人在内，竟有二十余人之多。
解决了李严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江州地区的问题。李严驻永安时，江州入旧人之手。(17)费观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而费观是刘璋的女婿，李严的参军。费观以后是李严，李严以后是李丰。李严被废徙后，诸葛亮立即“夺平子丰兵，以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见《华阳国志·后主志》。这样，江州的军政权就转移到诸葛亮掌握中了。《李严传》记载亮与丰教，说到“若都护（按指李严）思负一意，君（按指李丰）与公琰（按蒋琬字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这本是诸葛亮对李严的一个姿态，李严于徙所信以为真，“冀亮当自补复”。但是李严的希望并未实现。
廖立以不服李严被废，而李严又以不服诸葛被废。在这看来是两不相涉的孤立事件中，却包含蜀国历史上的一段公案，贯串于其间的是新人旧人问题。史家每每把这两件事作为诸葛亮执法公平的重要佐证而并提。习凿齿论及这两件事，谓亮如水如镜，至平至明，“可谓能用刑矣”，见《李严传》注引。《三国志》以廖立、李严同传，陈寿并谓其“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以此作为二人同传的理由之一，从历史的表面看来，这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廖立、李严招祸，导源于新人旧人之争；诸葛执法，也是要表现持平态度于新旧两造之间，这一历史深层的联系，陈寿似乎没有予以注意。
李严被废徙后，旧人中敢于继续公开反抗的，据知只有李邈一人。李邈，广汉郪人，刘璋牛鞞长。成都初定，李邈正旦行酒，面责刘备“取鄙州甚为不宜”。有司将杀邈，诸葛亮为请得免。亮死，邈疏上后主，谓“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18)臣常危之。今亮陨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下李邈狱，诛之。(19)李邈被杀事，是新旧矛盾的余波。大体说来，新旧矛盾以严废亮死而告结束。紧接着出现的是魏延、杨仪争权，酿成砍杀的重大事件，而魏延、杨仪都是刘备阵容的人，属于新人之列，他们的矛盾，不再属新旧之争。
四 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是诸葛亮用人的核心问题
诸葛亮以法治蜀，是他受到后人推崇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法治蜀，主要表现在用人上。《诸葛亮传》陈寿《上诸葛氏集表》，谓亮辅幼主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陈寿又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张裔传》裔谓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这些资料都是世所习知，论诸葛亮者常加引用的。乱世创业君臣，执名实刑赏以驭天下，强调循名责实，信赏必罚，以立威权。名实刑赏，是他们巩固团结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这是东汉末年群雄争竞以来具有时代特点的现象。诸葛亮以法治蜀，也是如此。
世乱纷争，不得人者不得势，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道理。所以三国之主皆以善用人著称。《廿二史札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曰：“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赵翼所言三国用人特点，偏重于手段和情意，即“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赵翼所见是一个方面。我们从魏、蜀、吴各自的历史条件分析，还可以看到其他方面的特点。这就是，曹操在创业阶段对抗大族，反对单纯遵循世家大族的道德标准，而以“惟才是举”取人。在这方面，曹操获得了成功。孙权在建安年间，力图把他父兄所依以起家的淮泗文武，同他自己后来所依靠的江东大族的利益协调一致，使这两种力量共同支持孙吴政权。在这方面，孙权也是成功的。刘备入蜀后，遇到的情况同曹操、孙权有所不同。刘备在益州完全是外来人，而且是后到的外来人。先来的外来人把后到的外来人视为客，视为新人，同他们画开距离。这样，诸葛亮当政后，其用人策略首先就是要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协调新旧关系以求安定，并进一步消灭新旧界线。在这方面，诸葛亮同样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诸葛亮用人的核心所在，是他以法治蜀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国情况各不相同，益州有很大的地方特点。以诸葛亮和曹操相比，他们在用人方面碰到过一些相同现象，其后果却不尽一致。魏国是大局面，蜀国是小局面。同样是清议之风，魏国有强大的、深具影响的大族阶层鼓煽其间，蜀国则没有，所以魏国轩然大波迭起，蜀国只有小风小浪。“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这只能视为诸葛亮的忿激之言。实际上孔融在魏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区区来敏所可比拟的。而且孔融影响遍及南北，并不局限于魏国境内。许靖也是一个南北知名的人物。许靖在蜀，如同在北方一样，喜好臧否人伦。他见到王商，称之曰：“设使商生于华夏，虽王景兴（王朗）无以加也。”（《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他见到张裔，又说裔“干理敏捷，是中夏钟元常（钟繇）之伦也”（《张裔传》）。但是蜀国毕竟不是中原，许靖在激扬清浊、进退人物方面，丝毫发挥不了当年汝南“月旦评”的作用。来敏、许靖能够把中原的清议风尚带到益州来，但是他们却无法带来中原的社会条件。所以来敏乱群问题虽然有重要意义，但并未在蜀政中构成一件大事，诸葛亮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因而也鲜为后世史家注意。
《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诸葛亮答法正之言曰：“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诸葛亮认为，“累世之恩”造成了刘璋部属这样一个利益集团，而过度的宽纵又破坏了刘璋与他们之间实际上的君臣关系。刘备、诸葛亮接纳了这个集团，也接受了他们所带来的这一份颓风弊政的遗产。这种颓风弊政，又使新人旧人关系容易失去控制，处于紧张状态。面对此情，诸葛亮知道像刘璋那样专靠恩泽来维持是不行的，必须“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前引诸葛亮以法治蜀的世所习知的资料，可以看作是对这段话的具体说明。诸葛亮以法治蜀，核心内容是不论亲疏远近，刑赏一统于法，力求“用心平而劝戒明”。而所谓亲疏远近，其主要尺度，实际上就是新人旧人——臣僚以新旧为分。新人旧人有了共同的刑赏准则，差别日渐泯灭，蜀国统治才能巩固。诸葛亮对于影响安定、滋生事端的人物十分留意，因而有废徙廖立、罢黜来敏之举，而廖立为新人，来敏为旧人，这自然是为了保持新旧平衡的缘故。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历史上备受赞誉的诸葛亮以法治蜀，主要表现在用人方面；用人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消除亲疏远近差别以安新旧人心。旧人中足为代表的是李严，所以李严成为诸葛亮表现其用人策略的主要对象，而李严的兴废，大体上也就是诸葛亮以法治蜀的始终。
蜀国统治者中的矛盾，并不是只此一端。以廖立为例，他所攻击的主要是李严，但也触及刘备、关羽，所以诸葛亮说他“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对滋生事端的人，也并非一概严惩，如李邈面责刘备而诸葛亮为请免罪。新人旧人的地位也可能发生变化，如董和本来是旧人的主要代表，而他的儿子董允实际上却被视为新人。旧人中有些地位尊贵、影响较大的人，虽然不满诸葛，但毕竟能超然于新旧斗争之外，避开了纠纷。如《刘巴传》，刘巴“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卒全其高士之名而获令终。
诸葛亮以法治蜀，并非完全真正一统于法，无懈可击。《法正传》法正为蜀郡太守，“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列举法正引刘备入蜀大功，曰：“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自然，这种威刑不肃的情况出现在创业之始，是权以济事，毕竟不是常情。而且对法正这样特殊人物，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严格说来，李严兴废也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用人与用法，毕竟不是一回事。《梦溪笔谈》卷二五：“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颜氏家训·音辞》：“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所谓“近己之好恶”，即指以己之好恶而定去取。这种师心自用的枉法行为，可信诸葛亮是没有的。不过所谓“度外”，可以是理度以外，更可以是法度以外。所以要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完全体现出用法精神，使两者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
诸葛亮在思想流派方面是儒是法，论者非一，本文不置论。诸葛亮以法治蜀，主要不是出发于他个人的某种思想理论信念，而是着眼于蜀国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这是本文立论的主旨所在。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所撰著名对联，其下联曰：“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深思。”所谓“审势”，不知赵藩所指。但就诸葛亮用法的背景而言，“审势”首先应当着眼于解决新旧之争，这大概是诸葛亮掌握宽严标准的关键所在，可以与本文内容印证。
——原刊《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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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2)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以下见于此传及《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的引文，一般都不出注。
(3) 赵为巴西安汉大姓，见《华阳国志·巴志》。同志另有安汉赵颖，颖为韪之误字。
(4)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谓李权为临邛长，《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谓王咸为巴郡太守。
(5) 庞乐，《三国志》及《华阳国志》均作庞羲，误。庞羲为河南人，不得称之为“州中诸将”；他地位高，亦不得在诸将之列。而庞乐、李异二将共杀赵韪有功，故此处“恃功骄豪”的“州中诸将”必为庞乐、李异。又，吴有将军李异，疑即此蜀将之降吴者。
(6) 《华阳国志·蜀志》及《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所载郪县世掌部曲的高、马家高胜、马泰（一作马秦）的叛乱，属于土豪问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等所载益州郡大姓雍闿叛乱等事，又涉及民族问题，均与本文所说益州在官地主有所不同，当别论。
(7) 《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8)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9) “客主之义”，《通鉴》建安十九年胡注：“以亮等初至为客，益州人士则主也。”这与上引黄权、法正之说是一致的。
(10) 《义门读书记》卷二七。
(11) 诸葛亮早已留意用蜀中旧人以协调新旧关系，在委署太守时也很明显。《杨洪传》谓犍为太守李严辟犍为杨洪为功曹，严未去（去字据《通鉴》，意谓去官，本传误作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太守；蜀郡太守杨洪举有才策功干的门下书佐蜀郡何祇为郡吏，洪尚在郡而祇已为广汉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何祇，蜀郡人，见《张嶷传》。
(12) 分陕而治，也是相对言之。其时统属于李严的永安都督陈到，是随刘备入蜀，“名位常亚赵云”的“新人”，见杨戏《季汉辅臣赞》、《华阳国志·巴志》。陈到驻守永安，对李严不能不是一种重大的牵制力量。
(13)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渝州巴县条：“先主（按当作后主）令都督李严镇此，又凿南山，欲会汶涪二水，使城在孤洲上。会严被征，不卒其事，凿处犹存。”《华阳国志》“使城为州”，“州”乃“洲”之本字。《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卷一《巴志》谓汶涪二水即长江与嘉陵江，李严盖欲自今浮图关凿通二江，使全城如岛。
(14)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刘备斥责刘巴，也说过“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
(15) 杨戏《季汉辅臣赞》赞费观，注：“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观年少严二十余岁，而与严通狎如时辈云。”又，赞辅匡，注：“辅元弼，名匡，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巴郡（按《华阳国志·巴志》作巴东）太守。”按费观，江夏人，刘璋母为观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观，建安十八年参李严军，拒刘备于绵竹，与严俱降。上举李严亲费观而不亲辅匡，恰恰就是亲刘璋旧人而不亲刘备新人，似乎其“性自矜高”中也自有偏向在。
(16) 诸葛亮此处所用“苏、张之事”，系贬意无疑。但三国时人亦有用为褒义者。《吴志·吕蒙传》孙权赞扬鲁肃，谓“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又《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周瑜语蒋干，亦有“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云云，亦无贬意。
(17) 蜀汉之初，巴郡太守人选的改易，显示旧人、新人在巴郡力量的消长。《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成都，列署官守，“费观为巴郡太守”，此为蜀汉巴郡首任太守。费观为旧人，疑本为刘璋署置，刘备暂仍其旧。《杨戏传》载《季汉辅臣赞·赞辅匡》，注曰：“益州既定，为巴郡太守。”此为第二任。辅匡为新人，当是刘备旋以辅匡代费观，巴郡入新人之手。同传载《季汉辅臣赞·赞费观》，注曰：“既定益州，拜为裨将军，后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此为第三任。当是李严为中都护驻永安，巴郡为永安后方，费观遂复任巴郡太守。此后巴郡都由李严、李丰掌握，直到李严废徙。
(18) “五大不在边”，《左传》昭公十一年申无宇对楚王之言。《疏》引贾逵云：“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五大，还有它说。《正义》谓“专盛过节则不居边城”，得“不在边”之义。
(19)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季汉辅臣赞》赞李邵，注引《华阳国志》载李邈事，文字略异。
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辨误
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诸葛亮集》，于卷一中收有诸葛亮“与兄瑾书”九件，其中一件题为《与兄瑾论白帝兵书》，文曰：
兄嫌白帝兵非精练。到所督，则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
这件书札出于《太平御览》卷三四一。今据中华书局影宋本《太平御览》复校，文内“先帝”作“先主”，“嫌其少也”作“嫌其少者”，题作《诸葛亮与瑾书》。
诸葛亮写给诸葛瑾的书札，魏晋之际有不少存世。陈寿上《诸葛氏集》，所列二十四篇目录中有《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一篇，不悉件数多少。明人张溥所编《百三家集》中的《诸葛丞相集》，收有诸葛亮“与兄瑾书”九件，其中之一即此件书札。清人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清人张伯行辑《诸葛武侯文集》，清人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文集》，都因袭《百三家集》，收入诸葛亮“与兄瑾书”九件。中华书局的《诸葛亮集》，系根据张澍所编上述《文集》点校而成，所收“与兄瑾书”也是九件，一仍张澍之旧。由此可见，从北宋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开始，经过明张溥，清严可均、张澍，直到现在，一千年来，这一书札都被认为是诸葛亮致诸葛瑾书，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至于李昉以《诸葛亮与瑾书》为这件书札的题目，是否还有所本，今天已无考了。
核之史实，这件书札有明显的可疑之处。
这件书札，作书人没问题是诸葛亮，受书人则决不可能是诸葛瑾。亮兄瑾仕吴，与蜀国关系较多。他的儿子诸葛乔，一度出继亮后，随亮在成都和汉中。这个时期，瑾、亮书札往还当然是很方便的。但是问题在于，瑾、亮分别为吴、蜀重臣，各在一国，郊境有防，他们在往来书札中，有所干碍的话是不能说的，这一点，不论诸葛亮还是诸葛瑾，都不会不明白。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诸葛瑾建安二十年为孙权使蜀时，“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后来诸葛瑾为吴南郡太守驻公安时，与蜀为与国，相交以磊落闻，深得孙权信赖，亮、瑾于书札往还中决不会言及郊境军事秘密。既然如此，诸葛瑾何得于与亮书中妄论蜀国军务，对白帝蜀兵既嫌其不精，又嫌其少？诸葛亮又何得因瑾之言，而暴露“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这种军事秘密？蜀国白帝之守，主要是为了备吴，而吴将诸葛瑾居然越俎代庖，给蜀相诸葛亮指点白帝兵守事宜，这样的事难道是可能的吗？
《太平御览》称此信为《诸葛亮与兄瑾书》，直观的根据是书之首句尊称受书人为兄，而诸葛亮又确有不少与其兄瑾的书信曾经长期存世，因而误以其所尊称之兄即诸葛瑾。在《诸葛亮集》中，编者又以其所议为白帝兵事，因而进一步误标此书为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既然此书不可能涉及诸葛瑾，不是致诸葛瑾之书，那末，受书人究竟是谁呢？
据《三国志·蜀书·李严传》等资料判断，可知受书人是蜀国都护李严；书札中说到的“到”是护军陈到；作书的时间是建兴四年（226）诸葛亮筹划北伐出军之际。这一书札，与诸葛瑾没有任何关系。
李严，南阳人，少为郡吏，后历事刘表、刘璋、刘备。章武二年（222）刘备诏李严诣白帝城永安宫，拜尚书令。翌年，李严受遗诏副诸葛亮辅少主，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诸葛亮还成都后，李严留镇永安，转前将军。诸葛亮出军汉中，李严当知后事，建兴四年，严遂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守永安，统辖于严。上述书札就是诸葛亮此时所作，用以回答李严所提关于永安驻军的问题。
据杨戏《季汉辅臣赞》及注，陈到，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赵云，俱以忠勇称。建兴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将军，封亭侯”。《华阳国志·后主志》：“（建兴）四年永安都护李严还督江州，城巴郡大城（按江州为巴郡首县，今重庆市），以征西将军汝南陈到督永安，封亭侯。”《李严传》系年同此。陈到督永安，一说在建兴初，一说在建兴四年。这或是一事的误记，或是说前者指陈到随李严初镇永安之年，后者指李严赴江州而留陈到独守永安之年。《华阳国志·巴志》巴东郡：“以尚书令李严为都督，造设围戍。严还江州，征西将军汝南陈到为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将军南阳宗预为都督。”陈到卒官，宗预代守，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谓在延熙中，若尔，则陈到守永安前后历二十年左右。
此件书札经李昉误题以后，张溥以下长期因袭其误而未发觉，如前所述主要是由于作书人诸葛亮在其中称受书人为兄之故。亮称瑾为兄，例见《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但不能因此断定凡诸葛亮称之为兄的人就是诸葛瑾。友朋之间称兄道弟以示亲密，也是常情，不必真为兄弟，也不必有年岁长幼之分。何况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遗诏，关系特殊，自然可以兄弟相称。《李严传》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亦有书致孟达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李严字）性也。”史谓“其见贵重如此”。李严生年，史无明文。《季汉辅臣赞》谓费观于建安十八年（213）参李严军事，观年少严二十余岁。《华阳国志·先主志》谓费观于建安十九年为巴郡太守。若以费观始居巴郡太守之年为二十岁，其时李严当在四十以上。诸葛亮此年则为三十四岁。李严既年长于诸葛亮，亮以兄称之，更是合情合理的事。
书札谓“白毦，西方上兵”。《御览》卷三四一引服虔《通俗文》：“毛饰曰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刘备“性好结毦”。所谓“结毦”，说的是以髦牛尾“手自结之”，以为饰物。可知髦牛尾可以称毦。《御览》“毦”在兵部。古代军中符节以髦牛尾为饰，如《御览》同卷引《汉魏故事》：“与外国节皆二，赤毦一，黑毦十，异于常节。”据此可知，“毦”又可作军中符节之代称，所谓“旄（髦）节”是也。又，《后汉书·西南夷传》“青衣道夷与徼外三种夷赍黄金、旄牛毦，举土内属”。注，“顾野王曰：毦，结毛为饰也，即今马及弓槊上缨毦也”（按，今本顾野王《玉篇》无毦字）。《御览》同卷《庾翼与慕容皝书》：“今致襦铠一领，兜牟白毦自（百？）副。”兜牟即兜鍪，白毦与兜鍪连言，当为头盔之饰可知。综上所引，“白毦，西方上兵”的白毦，或指以白髦牛尾饰其符节的西方之兵，或指以白髦牛尾饰其弓、马、头盔的西方之兵。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均以白毦即白髦牛尾为饰，是无疑义的。
蜀国西部羌中出产毡毦。据《华阳国志·蜀志》，毡毦为蜀国一宝。《御览》同卷，诸葛亮曾以白毦赠孙权。《三国志·蜀书·王嗣传》，羌胡以马牛羊毡毦等资姜维。所谓“白毦，西方上兵”，又当指蜀国的羌胡兵以白毦为饰者。蜀国有羌兵和胡兵，前者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所谓“青羌五部”和《后出师表》中所谓“叟青羌”之青羌等是；后者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夷陵战中吴兵所斩蜀军胡将沙摩柯和《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后主伐魏诏令中所谓月支、康居胡侯奋戈先驱等是。这些出自蜀国西土及北境的羌胡兵，比较精练，战斗力强，故被视为“西方上兵”。他们本来是刘备的帐下兵，刘备死后则由陈到率领，戍守永安。陈到得以统率刘备帐下精兵，那是由于陈到本为刘备豫州旧部，又以忠勇见称，可以信托之故。
根据以上情节，我们可以断定，这一书札，就是诸葛亮回答李严的问题，说明驻守永安的羌胡兵非不精练。至于书札中“嫌其少，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云云，意思是说永安防军本来统属于都护李严，李严既移驻江州，自可用江州兵去补充增援。
陈寿所上《诸葛氏集》，其目录中除有上述《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一篇外，还有《废李平第十七》一篇。李平即李严。陈寿可能以此札列于《废李平》篇内。陈寿《诸葛氏集》不传，诸葛遗文编次遂以错乱，后人才会把诸葛亮致李严书札列入致诸葛瑾书札之中，贻误千年之久。
附带说及，各书所辑诸葛亮致兄瑾书九件之中，除此件外，还有几件也不像是致诸葛瑾书，兹不一一辨析。
——原刊《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
〔作者跋语〕 这篇短文结尾说：“陈寿《诸葛氏集》不传，诸葛遗文编次遂以错乱，后人才会把诸葛亮致李严书札列入致诸葛瑾书札之中”云云。这话不够准确，须要订正。案陈寿《诸葛氏集》凡二十四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五卷，又云梁二十四卷，大抵以陈寿所录写者每一篇为一卷而或有所增析。《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十四卷，可知五代、北宋所见，仍同陈寿录写之旧，并无变化。《宋史·艺文志》始著录此书为十四卷，盖沿《中兴书目》而来，是此书旧本二十四卷者散佚在南渡以后，不在北宋太平兴国以前。不过当北宋李昉等人于太平兴国年间编纂《太平御览》之时，《诸葛氏集》旧本既在，诸葛亮之言教书奏单行别出者亦复不少，例如《御览》所附《经史图书纲目》之中就有《诸葛亮书》等多种。这些书出于众手，随意钞摘，准确性是难于保证的。考虑到亮集流传的这种具体情况，我估计《御览》误题诸葛亮致李严之书为致诸葛瑾之书，有两种可能。一是陈寿录写编次之本已误，但这种可能性较小；一为单行别出之书之误而为参与编辑《御览》之人所沿袭，这种可能性较大。迨二十四卷旧本在南宋时散佚，后来编纂诸葛遗文的人无复旧本可依，收录此信札时就径袭《御览》之误，以迄于今。
蜀史四题
——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
十年前草成《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以下简称《李严》文），从李严个案论及诸葛用人背景，认为其时蜀国臣僚中的政治纠纷是由“新旧”、“客主”分野之势演化而成。“旧”和“主”，指刘璋部属；“新”和“客”，指刘备由荆入蜀所领人物。刘备占领成都，喧宾夺主，主客地位颠倒，蜀史中一大公案，由此产生。刘备虽然谨慎处理新旧问题，但在用人方面仍然风波时起。刘备死后，诸葛亮用以治蜀的臣僚，主要是分化刘璋旧属，或吸收，或排抑，使随刘备入蜀居于少数地位的人，同刘璋旧属居于多数地位的人，即所谓新旧两方，逐渐熔融而成。在这一过程中，个别地位特殊、由于利害冲突而可能滋生事端的人，被诸葛亮绳之以政纪法纪，构成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李严是其中重要的一人，此外还有廖立、来敏等。李严、来敏属旧人，廖立属新人。李严废徙，这一新旧冲突过程始告结束。
上举《李严》一文写作时，曾发现蜀史中还有一些孤立事件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者，似也可以从上述新旧关系中试求解释。但自觉资料有限，思虑未周，唯恐失之于固，失之于凿，迄未写成文字，只留下一些案头碎纸。近日翻检，始得整理成篇，用《蜀史四题》之名，公诸同好。
《蜀史四题》可以说是《李严》一文的续篇，四题不相连缀，但都与新旧问题有关。每题又都涉及诸葛亮，可以与拙文《〈隆中对〉再认识》参看。四题皆以剖析李严个案所形成的思路来剖析其他问题，其中有的论断自觉尚能言之有据，有的迄无强证，只能视为推测而已。蜀史问题同好者多，行家烂熟故实，如能引起商榷，是异是同，都有益于史学，这是我所企望的。
一 关于举刘备为汉中王《上汉帝表》
章学诚《知非日札》提出《上汉帝表》的一个问题。(1)他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群下推先主为汉中王，上表汉帝，乃以马超冠首，许靖、庞羲、射援诸名皆列于诸葛亮前，殊不可解。”《日札》为章氏晚年读书所记，多有心得。他提出此问题而未作答者，盖以断言为难，这显示了他的严谨学风，大家风范。不过我觉得章氏此处似有所蔽，这就是他只是根据诸葛亮的历史名望，断定刘备进爵汉中王理应由诸葛冠首上表，而忽略了《上汉帝表》时蜀中文武的复杂情况，以及诸葛在其中尚未取得领衔地位的事实。(2)
《上汉帝表》，广汉李朝所作，见《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李氏兄弟多人，历仕刘璋、刘备。李朝为刘备别驾从事。此人当谙悉蜀中政治状况和人物背景，所以他在此《表》所列人名次第，当是斟酌再四，考虑周详，而且必经刘备或诸葛亮过目首肯，决非造次所就，是可以断定的。
刘备以宾客之分而得益州，地盘、营垒骤然扩大。但是作为核心、作为基干的刘备嫡属，尚不足以稳居主导，控制局面。因此，急待形成一个稳定、有序、有实力、有权威、得到各方面认可的班底，始能得心应手地处理有关名器的诸多事务，以完成权力升格的程序。这样的班底，在魏早已有了，在蜀则远未组建成功。所以我们在《表》中见到作为显示政治规模的领衔人，竟是临时凑成的、了无业绩誉望可言的马、许、庞、射辈。他们虽各具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合而观之毕竟显得猥琐，不如诸葛响亮。不过诸葛等嫡属在蜀既然尚未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也就只好仰仗马、许、庞、射辈以取一时之用，特别是在刘备进爵为王这样的名器大事上更必须如此，因而出现了章氏所疑的问题。
刘备称汉中王，是他跻身政治高层以与曹、孙抗衡的决定性的一步。刘备不王于成都而必于下汉中后始王，除了取汉中以保障成都这样的军事和地理原因以外，从政治上说，一是等待曹操先王，后发制人；一是欲步刘邦后尘，为先王汉中后称汉帝预设地步。相对于曹、孙已成局面而言，刘备起步晚了许多，因此没有沿着权力阶梯逐步上升的充分时间。他跨出的第一步就是决定性的一步，必须得到各方面人物尽可能多的支持。所以上《表》领衔者名称虽然不够响亮，却也都是蜀中实力方面或名望方面可数的人物。刘备取得汉中王名号，再上升就比较容易，无须有太多的张罗。所以今见《劝进表》题名和黄龙甘露残碑题名，(3)其人数之多和阵容之规整，反而远逊此《上汉帝表》。
《表》文值得注意的，是说到更始时河西五郡“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因而共举窦融为元帅事，并以此证明共举刘备为汉中王之必要。这表明由于刘备没有汉室所予的特别名号，蜀中人士与他处在“位同权均”地位，本来是“不能相率”的。只有刘备晋位诸侯王，位居方面，他们与刘备之间的君臣关系才能成立，巴蜀汉中才算稳定。刘备做汉中王，成为一方之主，号令专一，日后是尊崇汉帝，还是自帝抗曹，可以视情况变化而应付自如，不患掣肘。反过来说，刘备只有得到马、许、庞、射辈的共举，才能有资格晋爵为汉中王。汉中王之立，对于马、许、庞、射辈是名分攸关的大事，他们必须郑重其事地表明态度。至于对早已委质定分于刘备的诸葛亮辈而言，汉中王之立算不了甚么问题。所以诸葛辈列名，本来只是充数陪位而已，名次在后是当然之事。何况此时蜀政自刘备出，诸葛亮只是偶见画策而已，并无后来独断蜀政的地位，所以也无须由他充任上《表》的领衔人。
马、许、庞、射辈虽然人物猥琐，分量似轻，但他们各有特点，所以由他们领衔上《表》，表示共举，还是有理由的。马氏是西州之豪。马超父马腾，于兴平初在关中联络刘焉之子、仕于汉室的刘范谋袭长安，以诛李傕。刘焉自蜀“遣叟兵五千助之”，(4)战败，刘范及弟刘诞并见杀。《蜀书·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璋〕拒绝之。”据此可知，刘焉、刘璋父子与马腾、马超父子早有稀疏交往，但无牢固关系。刘备围刘璋于成都之时，马超曾率轻军助刘备，未旬而成都降，在关键时刻起过军事威慑作用。马超有汉爵，在汉中地区又有影响，也是他在《上汉帝表》中列名冠首的重要条件。许靖汝南名士，是士人阶层的当然代表。他虽老朽无能，但仍为北国所知。庞羲望出河南，东汉议郎，刘焉通家，曾将刘范、刘诞诸子入蜀，为刘璋姻亲，在刘备营垒中足以代表刘璋旧属，起承前启后作用。射援来自三辅，有名行，兄射坚曾为刘璋长史，射援本人则仕于刘备幕府。射氏在蜀不明其特殊背景。据知南阳及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被收为东州兵，是一支重要武力。刘备抬高射氏地位，或者是为了得三辅人心，并利用射氏兄弟关系以周旋于新旧之间之故。《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刘备遗诏赐刘禅，谓“射君到，说丞相叹卿志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云云。此射君即射援，时为丞相从事中郎，自成都来永安。看来射援与刘备、诸葛亮都很亲近。马、许、庞、射四人，马超爵都亭侯，位在刘备宜城亭侯之上，最有资格领衔上《表》。而许、庞、射三人官职为左将军府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依次正好是刘备佐官的一、二、三位，也应当排在诸葛亮之前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