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许、庞、射虽领衔于《上汉帝表》，但在此后的蜀政中都未能起到团聚各类旧人以佐刘备的作用。马超实际上是穷蹙来归，力量不厚，而且未几即死。许靖有虚誉而无实能，居职充位而已，亦旋死。庞羲在刘璋时就恃功骄豪，刘备不会信任他，加上他此时年事已高，与射援都无闻于后。真能起固结蜀士之心而为刘备看重的人是董和。再后几年，李严就脱颖而出了。
概括言之，章氏所疑不由诸葛而由马、许、庞、射领衔于《上汉帝表》，是由于刘备在益州根基未固，而诸葛亮属于新人，在蜀政中尚未居于优势，起不了主导作用，无充分的资格以领衔于《上汉帝表》。马、许、庞、射各有特殊背景和社会影响，他们领衔上《表》，表达了共举之意，切合一时需要。但他们人才猥琐，反映蜀中局面狭小；他们在蜀政中都是匆匆过客，未曾起到绥抚旧人的实际作用。所以后来史家对于他们领衔于《上汉帝表》的原因，也就不甚了了。
二 刘封与孟达
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分别治今陕东南、鄂西北的安康、竹山、房县。三郡本是益州汉中郡的三县，建安末年改郡，是魏、蜀、吴的交界地区。《华阳国志·汉中志》谓其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三郡之间山道崎岖不便，但其北境有汉水可以通航。西城郡城在汉水边，上庸、房陵郡城则分别有堵水、粉水北连汉水。三郡未入蜀时，蒯祺为房陵太守，其人当出自南郡中庐望族。上庸太守申耽，与弟申仪本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与张鲁、曹操往来，是割境自保的土豪。三郡迤南之地汉蛮错居，更为闭塞。
魏、蜀、吴三国都企图对三郡地区施加影响，迭有军事行动。蜀从南方，魏从北方，曾先后占有三郡之地，但都未越过三郡，入侵对方其他郡县。吴军最盛时亦涉足江汉间地，有时也插手三郡事态。
建安十六年刘备入蜀，留孟达屯江陵，受诸葛亮节制。孟达，扶风人，少与同郡法正入蜀，仕于刘璋，事迹主要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及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及注。《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谓孟达“恃才好术”，《晋书·宣帝纪》谓孟达“言行倾巧”。这说明其人富于机智权谋，与法正相似。刘璋以孟达副法正，各率二千部曲，赴荆州迎刘备。刘备入蜀并于建安十九年得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刘备为汉中王，命孟达领部曲四千，从秭归北攻房陵，杀蒯祺。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自汉中遣刘封率军顺汉水而下，与孟达会师上庸，以统孟达之军，并显授刘封以副军将军之职。申耽降蜀，为上庸太守，弟申仪为西城太守。刘封、孟达以及申氏土豪势力彼此牵制，相持不下，当是刘、孟不助关羽攻襄樊的客观原因。下年孟达降魏后，申耽被征徙南阳，申仪则直至魏太和二年为止未离西城。《晋书·宣帝纪》谓申仪“久在魏兴（按即西城郡，曹丕时改名），专威疆埸”。又，《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有建安二十四年冬陆逊遣将攻房陵太守邓辅之事，邓辅疑为孟达所署用。
刘封，出于罗侯寇氏，长沙刘氏之甥，刘备养子。《刘封传》：“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刘备得蜀，刘封在左右为副军中郎将，甚受尊宠。刘禅渐长，被立为汉中王太子，刘封以养子身份而地处疑逼，境况复杂起来。
刘封下统孟达之军，在三郡地区形成了一个敏感的小局面。因为，就历史背景而言，孟达本刘璋部属，刘封则刘备所亲；刘备以刘封统孟达，无疑是以亲统疏，以新统旧，明显地触及了蜀政中的新旧纠葛。
刘封与孟达忿争，并夺孟达鼓吹，这是由于刘封武夫，又有所恃，一味裸露矛盾而不懂得待时而发的道理，使深刻的政治势力的消长问题表现为一方恃权侵凌另一方的个人关系，造成孟达叛蜀投魏的后果。《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数年后诸葛亮致孟达函还说：“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其实真正导致三郡局势恶化的人，并不是刘封而是刘备自己，是他命刘封下统孟达之军而启事端。诸葛亮建议刘备杀刘封，一在一劳永逸地解决刘封地处疑逼问题，一在谢蜀人而图平衡新旧势力。
诸葛亮平衡新旧的手法，曾重复使用过。廖立废徙，主因是不服李严，废廖立所以安李严之心。廖立与刘封一样，是新人；李严与孟达一样，是旧人。刘封、孟达纠葛，与廖立、李严纠葛，具体情节不同，但从一个特定角度加以观察，却可见其相通之处。当然，从事件整体考虑，处理新人与处理旧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唯其如此，诸葛亮维护新人统治而不枉法以袒新人之短，即《三国志·蜀书·张裔传》所谓“罚不阿近”者，是诸葛亮的高明处，使他在处理复杂的新旧之争中仍然立于主动地位。
孟达在蜀居官治绩，史籍记载很少。《刘封传》注引《魏略》载孟达降魏时发布《辞先主表》，说到自己“列次功臣，诚自愧也”，所指一是迎刘备于荆州，一是拓境土于三郡。我疑孟达是列名于《上汉帝表》的一百二十人之中的。《辞先主表》还引历史上申生、伍员、乐毅、蒙恬有功而见疑忌诸事，曰：“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在大臣失节，荆州覆败之时，孟达孤立房陵、上庸，复受刘封侵凌，处境艰难可想而知，只有降魏之路可走。这是刘备不得不处置刘封的原因之一。不过也应当看到，在刘备无法跨有荆益的情况之下，不论是刘封还是孟达，都不能为蜀坚守三郡之地，是可以肯定的。孟达见疑求存而降魏，刘封被逐归蜀而赐死，都是关羽覆败的结果，是蜀国弃荆州之守的插曲而已。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延康元年魏王曹丕闻孟达来降，致书孟达夸说北国安定曰：“……保官空虚，初无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疏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按其时曹丕在谯）。”不难想见，孟达部曲四千余家，是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孟达不会轻易放弃。曹丕在易代纷纭之际也宁愿把他们安顿在三郡边地，而不愿调动他们，以免造成事端。这与此年申耽降魏而徙南阳，稍后黄权降魏而诣洛阳为官之事相比，孟达的部曲势力为魏所重，是很清楚的。《水经·沔水注》载孟达逐刘封后登上庸白马塞“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音韵哀切，有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申耽失上庸，指刘封抵上庸排挤申耽而据之之事；刘封失上庸，指孟达降魏后与魏军及申氏兄弟共逐刘封之事。此时孟达居新城太守之任，为魏封疆吏，其基本力量就是他原来拥有的部曲四千余家。这支力量使他得以入主上庸而作上堵之吟，得以在复杂的三郡地区存在数年之久。而他依仗这支力量草率从事，又终于在蜀魏纷争中遭灭顶之灾。
孟达一生主要活动，都在荆州，前八年中无可称述。《先主传》二十四年“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攻上庸事《通鉴》系于二十五年。李平为李严建兴七年改名，事在攻上庸九年之后，而蜀史中又无另一李平，所以史家对这条史料皆不置信，弃之不用。但我认为，史传偶见以李严后来之名来记叙他较早的事，出于史臣的一时疏误，并非全不可能，还当从情理上细作考察。《李严传》李严曾为刘表出宰秭归，秭归是上庸、房陵南通长江的出口，所以李严应当熟悉或者打听过秭归通向房陵之间的道路情况。孟达攻房陵，即由秭归出发。李严宰秭归的这一经历，是李严参预攻上庸军事行动的有利条件，也可以作为上述李平即是李严的旁证。据上引《先主传》文意，李严受命同攻上庸，当在孟达已得房陵之后，但李严似未成行。这次刘备所考虑的三郡军事配置，是一个新旧搭配的人事组合：实力兼用旧人，孟达、李平是；统帅之权只能在新人之手，刘封是。李严拥有军事实力，观其本传于建安末年连连用兵于犍为、越嶲等郡之事可知。《先主传》叙“遣刘封、孟达、李平”三人为一事，实际上是时间地点均有参差。看来李严这次未曾直接介入三郡的新旧之争。李严与孟达发生关系，当在数年之后。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陈寿所定《诸葛亮集》目录，凡二十四篇，包括《与孟达书第十六》一篇在内，可知西晋时所存诸葛亮与孟达关系的资料还有不少，后来陆续失传。诸葛亮与孟达书，今天能见到的只有《三国志·蜀书》李严、费诗二传所录二件。孟达与诸葛亮书，也只有见于《太平御览》的馈赠纶帽、玉玦、鸡舌香的短函二件，以及见于《华阳国志·汉中志》、《晋书·宣帝纪》谈司马懿来攻军情的短函二件。又《水经》沔水“又东过西城县南”，《注》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所有今见这些来往书札都是简短节文，时间都在孟达降魏为新城太守之时，很可能集中在孟达有意归蜀至司马懿擒斩孟达的短时间内。分析这些书札的内容，诸葛亮以新旧关系为背景来处理孟达事件的心机，隐约可见。由于有此背景，所以在诸葛亮与孟达联系中不时有李严的身影出现。李严毕竟是新旧问题中的关键人物。诸葛亮在解决孟达问题时发挥了李严的作用；而在孟达败死之后，解决李严问题的任务也终于提上了诸葛亮的日程。
《李严传》中载有诸葛亮与孟达书及李严与孟达书，皆截取原件数语而已。此书札似未见他人解释，过去我对此的理解也未能得其要领。现在把它们放在孟达问题的背景下来思考，始有豁然贯通之感。
诸葛亮与孟达书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李严字）性也。”这是诸葛亮调遣李严由永安移屯江州以知后事以后所作，时间当在建兴四年春后至建兴五年春前。此书的表面意思是称赞李严高超的从政能力，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此年孟达为归蜀事已与诸葛亮取得直接联系。诸葛亮其所以要把对李严的信任和委重说给异国疆臣孟达听，我想是为了向孟达传递一个信息，即孟达与李严均蜀旧人，孟达如果此时翻然来归，同样可以得到信任和委重，同李严一样。
与此同时，李严也有书致孟达，从另一个角度说话。他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云云。李严此书也是话里有因。我以前认为李严以其并受遗诏地位自恃，他奉调进驻江州而与孟达为境外之交，是他欲与丞相诸葛亮相颉颃的表现。现在看来这条资料还有更深的含义，不止说明李严自视甚高而已。李严之意，重在向孟达传递与诸葛亮函意向相同的信息：李严表示受遗诏辅政，权责甚重，并非虚有其名；他甚盼孟达归来，以为“良伴”，共营蜀政。把上述二书放在蜀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虑，就不难看出二书的根本目的相同，主要不在于诸葛标榜李严和李严自我标榜，而在于用李严在蜀处境顺当之例，策反孟达。李严之书如果不是诸葛亮授意，就是诸葛亮知情。而策反孟达这一点，与《费诗传》载较早时间诸葛亮致孟达书的内涵是一致的。
《费诗传》载诸葛亮致孟达书，明显地表露了策反之意。原来，建兴三年冬诸葛亮在南征归途中，有魏国降人李鸿来诣，说及数事：一，李鸿在孟达处遇见原为李严部将后来降魏的王冲；二，王冲对孟达说及往年孟达降魏后诸葛亮欲诛其妻子，刘备未听；三，孟达未信王冲之言，认为诸葛亮必不如此，并仰慕诸葛不已，云云。诸葛亮此时正筹思北伐之事，因而萌生了引诱在东三郡的孟达以为外援之念，而有《费诗传》所载诸葛策反之书。书中说到：
往年南征，岁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度量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5)
书中有“往年南征，岁末乃还”之语，知此书作于建兴四年，比上引诸葛亮、李严分致孟达之书早一个年头。《费诗传》说“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云云，与诸葛亮欲结外援的初意正合。上引《李严传》诸葛亮、李严分致孟达书，正是与孟达作深入一层的意见交换，暗示孟达归蜀以后可以得到好安排。但是临到事发之时，却出现了大的转折，诸葛亮的措施并不是着眼于促使孟达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晋书·宣帝纪》曰：
〔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乃以书喻之曰：“……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郭模，《晋书》仅见此处，《华阳国志》记其事有裁截，《三国志》不录。但其事详见于西晋司马彪《战略》一书中。《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引《战略》曰：
……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言玉玦者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
看来郭模诈降事不似无稽之谈。《战略》所记当即《晋书》、《华阳国志》所本。孟达赠玉玦事甚确，《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战略》所举孟达遗诸葛亮各物当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馈赠者，葛、孟联系亦可知非常频繁。(6)
孟达败死，在太和二年初春。《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记孟达在魏情况，曰：
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晋书·宣帝纪》记司马懿率军自宛倍道兼行千二百里，八日到上庸城下，即孟达当年作《上堵吟》处，擒斩孟达。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次有名的快速反应战役。不过我在此处所注意的，不在军事方面，(7)而在政治方面，即诸葛亮在关键时刻对待孟达的态度。
《费诗传》曰：司马懿讨孟达，“亮亦以达无诚款之心，故不救助也”。观前引诸葛亮恶孟达反覆，虑其为患而遣郭模泄谋之事，可知诸葛亮本心有甚于此，不但是不相救助，而且是促其败死。郭模陈述诸葛亮之言，以玉玦寓已决，于古义有征；但以织成寓谋成，以苏合香寓事合，则属罗织成罪。(8)至于以此故意泄之于申仪，更是借刀杀人。看来诸葛亮在对待孟达态度上，心态的诡谲超过了通常的“兵不厌诈”权谋。《三国志》叙此事只及“不救助”而不及郭模诡谲事，只能解释成陈寿为贤者讳了。
《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还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有疑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刘、葛，特别是刘，但于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关羽传》卢弼《集解》引黄恩彤论及其时措置乖张之处，但是一闪而过，以为“非千载下所敢臆度者矣”。其引姚范之论，则以为“蜀之谋士当不若是之疏，陈寿或不能详耳”，连陈寿一起都在讳中了。这些都是欲言又止之例。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9)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至于诸葛亮对孟达问题的心态，《费诗传》卢弼《集解》引亮与孟达书“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诸葛亮处理非常之事而用非常手段，诡谲之处文献不止一见，史家当究其原因而作解释，不当避忌了之。
以守正见称的诸葛亮，却借司马懿的兵力以除来降的孟达，我认为除了虑其反覆之外，还别有原因。第一，孟达问题不是一般的降人问题，而是数年前东三郡刘封、孟达纠葛的余波，是新旧问题的再次泛起。诸葛亮思用孟达以制魏，又恐新旧问题有灼手之处而出此策。第二，约降孟达事恰在诸葛亮调遣李严赴北以图解决李严问题的关键时刻，孟达之来于此有碍；而及时除掉孟达则将有助于迅速解决李严问题。这两者在蜀政中同具深层意义。
诸葛亮筹划北伐，并因李鸿来谈而萌生诱降孟达之念，在建兴三年之冬。李严奉命向刘备旧将、名亚赵云的陈到移交永安防务而改驻江州，(10)在四年春。诸葛亮出军北伐，孟达与诸葛亮议定叛魏归蜀，以及李严致孟达“思得良伴”之书，诸葛亮致孟达褒赞李严之书，皆五年事。司马懿平孟达，在六年之初。诸葛亮调遣李严赴汉中战场督运，在八年。诸葛亮表废李严，在九年。从这一时间表中，可知诸葛亮处理李严问题，与处理孟达问题同步而略后；二事之间的潜在联系与诸葛亮的心机，也都隐约可见。
从李严、诸葛亮分致孟达之书的内容分析，直到建兴五年，李严还在诸葛亮的摆布之中。李严自愿或者是并不自愿地以自己在蜀经历现身说法，劝孟达来归；诸葛亮则向孟达表明自己对李严的尊重和信任，以为诱饵。这酷似一幕双簧。孟达败死以后，事情更明朗化。据我推测，李严对孟达之死，不能无动于衷。所以他举止渐失常态，与诸葛亮的不协也频频暴露。《李严传》诸葛亮表废李严说到李严在这几年的表现，曰：
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
根据前面的考叙，大体可以将废李严《表》的内容以及孟达之死和李严之废的关联之处解释清楚。《表》叙李严在永安事，只是略带而过。下云“臣当北出”，“北出”指五年春亮北屯汉中事；“当北出”则指北出前筹划之时。所以四年春李严还驻江州，即是诸葛亮“欲得平兵以镇汉中”的第一步，而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牴牾就开始了。李严求为江州刺史，以与益州分陕，并筑江州大城以自固，(11)均在此时。但李严毕竟还是做了与诸葛亮合诱孟达之事，可见矛盾犹未至决裂程度。《表》下叙“去年臣欲西征”，指七年征凉州，其时孟达问题已经解决。李严既没有继续拒调不赴汉中的力量，只有提出要求，稳保退路，作为应调条件，此即所谓“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诸葛亮乃再用李严为中都护以“主督汉中”，(12)并以李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以保证江州仍在李严之手。诸葛亮在解决孟达问题的同时，以强制与安抚并举的手段完成了对李严的调虎离山行动，造成了解决李严问题的有利条件。李严到汉中，一切全受诸葛亮直接节制，因而诸葛亮得以假借口实，轻而易举地废徙李严。废李严口实之不足信，我在前举《李严》一文中已作分析，无须赘叙。李丰江州都督一职，亦在李严废徙之年为涪人李福取代。孟达死，李严废，蜀政中新人、旧人纠葛问题至此结束。
通观此题所论诸事，刘封统孟达军酿成孟达降魏，早于李严辅政四年；孟达归蜀不成而死，早于李严废徙三年。这些是孤立无关的事件，却又错综复杂地粘连在一起。孟达、李严在蜀史中同具某种属性，孟达是比李严先出场又先退场的角色。他们两人在历史上都无足轻重，但是使用他们又消灭他们，却又是治蜀的大事，值得我们注意。
三 黄权降魏索隐
《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曰：刘备夷陵败后，“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三年“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条《集解》卢弼曰：“……然则黄权之不得西还者，或水道为吴所阻，陆路为魏所制，进退失据乎，不然，刘、葛‘推诚相信’，何竟不战而降也？”历来史家说到黄权降魏事都作如是观，未曾见有它说。(13)但我疑此事还有隐曲，试作探索。
据前引《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入成都，对各类新旧人物“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这是一次因政治形势变化而进行的规模较大的人事安排。其中被安排者中的一类人物是“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这说明他们，包括黄权在内，都是刘璋旧属集团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他们安排得当与否，关系到蜀士的归心和蜀政的安定，刘备是不会等闲视之的。他们三人的名次先后，当反映他们在刘璋旧属人物中地位的高低，刘备也当明白。董和重用最早，他被署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成为刘备政权中旧人的政治代表。李严则拜犍为太守，并有军号。刘备病笃时，李严一跃为尚书令，副诸葛亮受遗诏辅政。其时董和当已卒官，刘备政权中旧人的政治代表这一特定政治角色，就由李严代替了。何焯《义门读书记》曰：“董和并署，李严并托，皆所以慰蜀士大夫（按此指刘璋旧属而言，非指籍贯）之心。特幼宰（董和）端良，正方（李严）倾邪耳。若使黄公衡（黄权）不因丧败隔绝，则受遗当属斯人，不伤昭烈之明矣。”何焯看出董和、李严分别在重要时刻不次擢升，是为了“慰蜀士大夫之心”的道理，这是他的卓识。他认为黄权本来地位在李严之上，也是对的。但是他以黄权若不降魏则必当受遗诏之任，我期期以为未必。
刘备用董和，以其清约殷勤而无愆失。刘备用李严，以其有志操干略。何焯就李严经历立论曰：“荆土归操，严独西奔，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干略亦优，是故取之。”不过，李严还有取得刘备信任的其他原因。他在犍为太守任内以武阳赤水黄龙见而称祥瑞，并于建安二十六年（按刘备有意沿用汉献帝年号，表示不承认曹丕代汉）即章武元年于武阳立庙作碑。(14)这是李严向刘备效忠的突出表现，也是他得以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李严“腹中有鳞甲”(15)问题，此时尚未显露出来，或者尚未为刘、葛注意到。至于黄权，他历来以守正不阿、恪遵臣道而获名誉，但并不具备为当局特别重视的从政条件。《黄权传》注引《汉魏春秋》引用他在魏所说的话“臣与刘、葛推诚相信”，只是就他降魏动机的解释而言。相反，黄权执着而不苟同的立身之道，只能使刘备对他敬而远之。当刘备初处董和、李严于显任时，《黄权传》谓只是“假权偏将军”而已。裴注引徐众《三国志评》曰：“先主假权将军，善矣，然犹薄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所以我认为黄权未必由于是位在李严之上的刘璋旧属，而自然地成为受遗诏辅政的合适人选。他终于背蜀降魏，可能与他身为刘璋旧属而又不时与刘备抵触，颇有关系。
刘备东伐孙吴，黄权阻谏，请为先锋以当军锋，被刘备拒绝。刘备以他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是对他疏远而非借重。他在江北不闻有落脚之点以资屯驻，与刘备主力隔江相对而无所策应，实际上是孤悬江北的一支游军。江北魏师，主要是降将孟达与土豪申仪，布列于东三郡（其时合称新城郡，旋又于西城另立魏兴郡，申仪守之）之地。黄权所当的上庸、房陵之地，都是孟达防区。此外，魏国朝廷委夏侯尚以方面之任，加强了对南方的控制。《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文帝践阼，……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尚奏：‘刘备别军在上庸，山道险难，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潜行，出其不意，则独克之势也。’遂勒诸军击破上庸，平三郡九县。迁征南大将军。”此所谓“刘备别军”，指刘封军；其所“勒诸军”甚杂，包括徐晃的魏军，孟达的降军，可能还有作为声援的申仪的土豪军等各种不同的武力。时在黄初元年冬，即孟达降后数月。这是魏国南疆的一次重要的整顿。在此略后，夏侯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蛮夷多服从者”，扩大了魏国南疆的控制面，加强了统治地位。
在上庸、房陵以南的三峡地区，这个阶段情况比较复杂。建安二十四年冬，吴军进入三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陆逊传》：“逊径进，领宜都太守，……〔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陆逊又遣将“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16)大破之”，又讨破“秭归大姓艾布（一本作文布）、邓凯等”。以上这些，都是吴取关羽前夕之事。陆逊驱逐了刘备于峡中所置宜都太守，也就是封锁了三峡，迫使蜀军向西龟缩，无法下长江接应关羽。吴师擒关羽后，据《潘璋传》，孙权“即分宜都巫、秭归二县（按巫字原误作至，标点本已出校。此处指分出宜都郡之巫县及秭归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于吴荆州部分固陵郡，据前引事考曰：“今考《华阳国志》，先主改巴东为固陵郡，是时宜都属先主，故以宜都之巫县移入固陵。二十四年关侯败后，巫县当入吴，还属宜都。故是年权分巫、秭归二县，与蜀对置固陵也。及章武元年先主伐吴，复得巫、秭归二县地，似吴之固陵当以是废。二年猇亭之役，吴复有二县，宜又还属宜都。”可见三峡地区自吴部署攻关羽以后以至夷陵之战之中，在吴、蜀二国间曾经易手数次。控制三峡的一方有时从三峡派军北上，图取房陵、上庸，如刘备遣孟达自秭归攻房陵，陆逊遣将攻房陵等是。这就是说，三峡局势牵动着东三郡局势。黄权师出江北，孤悬于三峡与东三郡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三峡与东三郡的军事动态，都影响着这支军队的处境。
黄权出师江北至降魏的几个月中，军队动向不明。其时江南蜀军攻吴，是主力；江北蜀军防魏，是接应之师。黄权受命督江北之军，《通鉴》系于黄初三年二月，时刘备正在秭归，并以此为大本营，可知黄权之军自秭归出。《水经·江水注》：秭归城，“古老相传，谓之刘备城，盖备征吴所筑也”。自秭归北出，逆今香溪河谷，越山岭，可接近其时堵水、粉水（均汉水支流）上源，顺水道傍河谷可分别通向上庸、房陵郡城。这是蜀魏之间的另一通道，不久以前刘备遣孟达自秭归北取房陵、上庸，即循此路线。黄权降魏，以通过这条路线而至上庸，由孟达引致，最为可能。
这里有一个问题，须要略作考察。自从襄樊之败，亦即《后出师表》所谓“关羽毁败，秭归蹉跌”之后，刘备除出峡攻吴之时一度据有秭归以外，秭归一直在吴军手中，蜀人无法使用秭归这一蜀魏交通的中转之地，但是由巴蜀至上庸的交通线却一直维持着，未曾中断。《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典略》说到曹操死后刘备遣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云云。同传注引《魏书》略同，但谓“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此事涉及曹刘政治关系，史家有议，本文不论。可注意处是韩冉目的地是洛阳而却道出上庸这一交通路线问题。韩冉可以自成都北出汉中，乘沔东下上庸，但这太迂远了。如果韩冉得达汉中，自可以其使臣资格，取道长安而达洛阳，无须绕道上庸。所以他自成都经汉中至上庸的可能性甚小。我想其时蜀、魏交通，必有代替秭归作为中转以达上庸的近便地点。《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注引《魏书》载黄初四年王朗致许靖书，(17)有“道初开通”语，这一初开之道，我估计就是韩冉所利用的以及以后双方降人来来往往的路线。如下所述，永安有降人奔于上庸，上庸也有降人回归巴蜀，他们熟悉这一地区交通路线，必取最近便之道。我推测这条通道很可能还是在秭归至上庸路线的不远之处，因为近便之道莫过于此。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六篇《山南境内巴山诸谷道》，(18)根据唐以后资料，指出由上庸溯堵水至今四川万源东境城口地区，再取今明通盐井，沿前江跨越大巴山，有道可通，但是相当迂远难行，似非汉末通行之道。严著又指出，出巫县，北越山岭，沿今九道梁河（唐代称微江）东北行，有小道至房陵、上庸（参看严著图一五）。以其时军事形势度之，并根据该处地理形势（我曾检核过这一区域的精确地图），推测蜀使韩冉东行至上庸，以及蜀魏双方降人往来，以出巫县经今九道梁河为便。巫县在蜀军所守的永安之东，与永安比邻，而巫县越岭至九道梁河一带，当时是蜀、吴、魏接壤的三不管区域，山岭虽险峻而距离较近，蜀、魏小股人员由此往来，当不致出现阻碍。所以我疑王朗书中“道初开通”之道，即是指此。但是这些毕竟是据后代资料立说，缺乏强证，不能完全落实。
与黄权相对的孟达，此时境况如何呢？我们知道，监临孟达的是夏侯尚，他与魏文帝是布衣之交。《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载文帝诏夏侯尚，称他是“腹心重将，特当任使”，可以“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夏侯尚权寄虽然如此之重，但孟达处境尚不艰难。因为，如《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所说：“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按阶官尚书令）、夏侯尚亲善。”估计此时孟达还能自主行动，未受限制或限制不严。夷陵战时，孟达自然是十分关切战情，密切注视军事动静，对于接近三郡防区的黄权的动向，更当格外留意，远斥候，警疆埸，尽可能捕捉关于黄权所率蜀军的信息。
黄权之降，距夷陵之败只有两月。黄权居方面主帅之任，所部未经战斗，当属完整。其时也不见有来自吴军魏军的强大压力，情况还不是十分紧迫。黄权是长于审时度势的人，按情理言他在出降前必有反复权衡和周详筹划。特别是部众当如何安排，是不能不思之再三，以求稳妥的。《文帝纪》黄初三年注引《魏书》载黄权诣荆州刺史夏侯尚降时，所领不过是“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而已。这当然只是官员之数。至于部曲士众多少，如何安顿，则全无消息。我推测，魏国对黄权部曲士卒已经过了一个处置过程。黄权部曲肯定是被削夺了，所以他与孟达不同，只有孤身归诣洛阳的路好走。
黄权将降未降之间，在孤军悬隔又无战事的条件下，要判断降魏的得失，要做好投降的各种准备，要传递投降的意愿并获得对方的反应，据我推测，唯一便当的途径是与驻在房陵、上庸的同为刘璋旧属的孟达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据《费诗传》，魏国降人李鸿来蜀之前，曾在孟达处见到蜀国降人王冲。我们知道孟达的基本士众，是他和法正各自从益州带出来的部曲，合共四千家。李鸿来降前曾诣孟达，可知李鸿即是孟达部曲，原籍益州，所以降后在诸葛亮南征归途的汉阳晋谒诸葛亮，时在建兴三年冬。汉阳在今贵州威宁，此处或即李鸿籍贯所在，否则李鸿不会不守候诸葛亮于成都，而必远道跋涉至汉阳求见。李鸿所见到的王冲，据《费诗传》附传，广汉人，为牙门将，统属江州督李严，惧罪降魏。按此云“江州督李严”，当为“永安都护李严”之误。(19)王冲降魏，当自永安驻地东奔孟达之所，所经路线当即永安—秭归—上庸。由此一事例可以考见，蜀国降魏者奔于孟达之所，魏国降蜀者来自孟达之所，他们还在孟达之所聚首，交谈所知蜀国情况。所以孟达驻地房陵、上庸，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南北信息传递的枢纽。孟达在蜀在魏关系均多，加上他所具有的恃才好术的个人特点，和三郡地处三国之间的居中地位，都是形成这一联系渠道和信息枢纽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在黄权降魏前已经具备，所以我推测黄权之降魏很可能是孟达居间联系促成。孟达在蜀在魏均有地位，又与黄权有故旧之谊，所以我认为这种推测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孟达确实起过居间作用，那么他对黄权施加影响也是意料中事。孟达根据个人体验，向黄权分析刘备营垒中刘璋旧属的艰难处境，坚定黄权降魏决心，也颇符合情理。反过来说，黄权以其“刘璋之所授用”的政治背景、遇事不苟同的个人特点以及夷陵战后的狼狈境况，接受刘璋旧人、先期降魏的孟达劝降也是顺理成章的。孟达有宠于魏文帝，见信于居中的桓阶和居外的夏侯尚，也理当起这种作用。因此我认为，黄权之降和孟达之降，表面无任何关系，但从某一角度看来，两者又都是从蜀政中的新旧纠葛衍生出来的。黄权被迫降魏，这一点刘备清楚，所以他说：“孤负黄权，黄权不负孤”；降问至，刘备也未杀黄权妻子。
黄权在蜀史里只是一个夹缝中的人物，而且还是贰臣，于蜀于魏都说不上有甚么建树。但是历代论史者却无不褒奖他的为人。陈寿《三国志》评黄权曰：“弘雅思量。”杨戏《季汉辅臣赞》赞黄权曰：“镇北敏思，筹画有方，导师禳秽，遂事成章。偏任东隅，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袁宏《三国名臣颂》颂黄权曰：“公衡冲达，秉志渊塞。媚兹一人，临难不惑。畴昔不造，假翮邻国。进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纷纭，人心将变。鸟择高梧，臣须顾眄。”《华阳国志·巴郡志》谓黄权“应权通变”；同书《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列黄权为“雅重”。(20)陈寿为黄权作了一篇佳传，通篇无一贬词，与对待孟达大不一样。黄权不同于孟达，不是恃才好术者流，降魏后仍然是不苟且，无反覆，终始不易其性，得事君之体。这是古代众多史家褒奖他的原因。在这众多的史家中，据我所见，只有何焯把握了黄权的角色特点，把他放在董和之下，李严之上的人物系列中来衡量其价值，而不是只从个人品德着眼。本题索隐之作，也从何焯启发而来。由于书阙有间，直接证据搜寻不到，不敢信为定论，只能说是推测而已。(21)
四 刘备托孤语
关于刘备托孤语，拙文《〈隆中对〉再认识》中附带有所考释，意犹未尽，现在试作进一步论证。
刘备夷陵败后，于疾笃之时托孤于诸葛亮，有刘禅“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语。古人论此事，大多赞其君臣相得之深，并取鱼水之喻以相印证。也有个别人认为这是刘备的“乱命”，或者认为是对诸葛亮的“猜疑语”。这些评论虽有不同，但多是揣度心性以成其说，并无深度论证，难于确断。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刘备托孤语”条，推崇桂馥《晚学集》卷五《书蜀志诸葛亮传后》之说，谓刘备“盖自叹大业未就，又无克家之嗣，与其拱手以让敌，何如使能者制敌而有之之为快”？桂馥仍从赞美英雄的角度立论，并且相信刘备真有许诸葛亮取帝位之意，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桂馥之论也有特点。他以“制敌”的需要来解释这一公案，较之纯以心术情性为言者要胜一筹。只是刘备“制敌”之“敌”究何所指，似乎仍值得推敲。
刘备兵败病危，虑不及远。按情理言，其所思之“敌”当指吴国，拱手让“敌”亦指让吴。这是合理的推测，桂馥之意当是如此。但是此时吴国山越不宁，没有余力向外进攻；而魏军压境的形势日趋紧迫，濡须、江陵陆续发生战事，吴国已感穷于应付，更不可能再有攻蜀的可能。陆逊深知吴国夷陵之捷只能是战略防御的胜利，而非战略进攻的胜利。所以当徐盛、潘璋、宋谦等将领竞相上表请攻刘备于白帝时，陆逊“决计辄还”，作防魏准备，而不曲从诸将之计。刘备也曾想利用吴国有困难的机会恫吓陆逊。《陆逊传》注引《吴录》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陆逊曰：“贼（按指魏军）今已在江陵（按《通鉴》作江汉），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否？”陆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事果如陆逊所料，蜀吴未再构衅，荆州前线恢复了相持局面。战后当年冬，吴使郑泉聘蜀，蜀使宗玮聘吴，蜀吴关系已缓和了。所以，要说刘备疾笃之时只是由于惧吴入峡来攻，没有其他考虑，而遽然作此托孤之语，是不尽符合情理的。
客观看来，刘备托孤之时，蜀国真正的祸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刘备不会不想到此点。如前所论，蜀国臣僚中潜伏着新旧纠葛，是蜀政中最大的隐忧。刘备处董和、黄权、李严于显位，意在固蜀士之心。孟达降魏，蜀士不能无动于衷。赐刘封死，原因之一当在于平蜀士之怨忿。所以刘备称帝，基础不能说牢固；夷陵倾败，刘备病笃，蜀国更有动摇之虞。诸葛亮、李严并受遗诏辅政，亮正严副，这种安排显然包含着尊重新旧双方利益，安蜀国文武之心，以图共度难关的用意。刘备既深知新旧问题是蜀国大事而作过许多安排，难道他在托孤时就不为此而焦虑吗？
从来帝王霸主托孤，都是着眼于稳固遗孤的法统地位和实力地位，如果不是为形势危殆所迫或有其他特殊隐衷，决不会对顾命臣僚作出相机自取神器的许诺，否则易启窥窃之心，后患无穷。孙策迫于形势而作的托孤语，是刘备托孤的重要参考，可以比较。
建安五年孙策临死，以弟孙权托于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22)史臣谓孙策作此语，是由于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之故。(23)士民“颇有同异”，是含蓄之词，意谓他们离弃或反对孙权。东晋孙盛论孙策死时孙氏在江东，“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磐石之固”；袁宏则谓“桓王之薨，大业未纯”。(24)这些议论都婉转地说出了时局艰难之所在。严峻的形势使孙策临终时担心孙权无力撑持江东危局，才允诺张昭“自取”以固其势。孙策甚至还担心，即令张昭等淮泗文武取代孙氏，也未必能在江东稳操胜算，故而再退一步，说出“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的话来，意思是万一张昭取代亦无法立足江东，就径归淮泗，另谋出路。孙策虑江东事业难成，缺乏信心，乃有此托孤之言。这正是刘备托孤的殷鉴所在，也正是我们理解刘备托孤隐衷的关键之处。
蜀史中未留下刘备托孤的相关资料，发微显隐比吴史难。而吴史的启发确实不少。孙权以张昭为长史，以周瑜为中护军，这样的文武格局，与后来蜀国丞相诸葛亮、中都护李严的文武格局，岂不是很相似吗？北魏孝文帝曾对兄弟辈言及：“我后子孙，邂逅不逮，汝等观望辅取之理，无令他人有也。”(25)这虽不是孝文帝正式托孤之语，但可据以了解，孝文帝知道有心怀觊觎的“他人”存在，才不得不于虑及身后事时作权衡“辅取之理”的嘱托。以此观察孙策、刘备托孤之语，其所反映的危殆之感，岂不是相同的吗？
在蜀国文武臣僚中，论潜在力量，李严一方即刘璋旧属居于多数，不弱于诸葛亮一方即随刘备入蜀居于少数地位的新人。刘备倾覆刘璋，把新旧之间本来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了。刘备寻思万全之策以巩固新人的统治地位，绝不能让已被颠倒了的主从关系在他自己死后出现再颠倒。这就要尽可能使旧人不生异动之心，万一出现事端也要能立即加以处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刘备死前不可能不想到这一点。起用李严，就是适应此种需要。但是权力赋予李严以后，李严既能起维系旧人以事刘禅的作用，也有凭借威望促成旧人异动的潜在可能。因而又要有控制李严这一关键人物的办法才行。新立的幼主刘禅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唯一可以付托的人只有诸葛亮。诸葛亮在受遗诏辅政方面，与李严是并受，是同列，因此，李严的地位相当尊显。在保障蜀国政权不出现新旧之间的再颠倒方面，诸葛亮还须要被赋予特别的权力，使他能够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掣肘。所以我认为刘备作此托孤遗言，正是为了在并受遗诏的李严面前巩固诸葛亮的独特地位，预防旧人另有图谋。如果不测事端突然出现，连伊尹、周公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诸葛亮还可以走向前台，自取帝位，以应急需。
